本历年(本历年有什么讲究吗)

我国出生人口：1987年2500万、2011年1600万、2020年、1200万人

生育数量是生育意愿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指人们对生育孩子数量的期望和需求。其中总和生育率通常被用来衡量生育数量水平，总和生育率在2.1是维持社会人口正常更替的水平。

在全世界范围内，总和生育率经历了从传统社会较高到现代社会较低的生育率的转变。我国的生育水平和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也大致经历了相同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类政策的影响下，我国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1982年以来，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现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在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的过程中，我国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迅速走低。

人口进程发生了本质性转变，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出生人口从1987年的2500万下降到了2011年的1600万左右，在经历小幅上升后又继续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达到极低值。

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带来各类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且低生育率存在自我强化机制，长期内会形成“低生育率-老龄化严重”的双向循环。整体上生育率仍在不断下降。为什么生育政策的放松没有带来生育率的上升、生育率总体上仍呈下降趋势？

自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以及生育政策放松以来的数年中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经济在高速发展，社会也在快速变迁。

从古典社会理论家如涂尔干、滕尼斯等到晚近的亨廷顿、英格尔哈特等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大致共通的命题即经济发展、现代化转型会带来社会规范、民众观念的不断变化，由此会对民众意愿及行为产生长期动态的影响。

生育限制政策放松后生育率和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仍然不断下降，表明在这个阶段生育限制政策并不是影响人们生育数量偏好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尽管政策得以放松，但在生育限制政策之外的其他因素发生了某种变化而影响了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因而对生育数量偏好变化的解释，可能需要考虑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转型对其带来了怎样的动态的影响。

在已有研究中，人口统计学因素及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对生育数量偏好的影响已形成充分的讨论，但其大多讨论单一或几个因素与生育行为或数量偏好之间的静态关系，的目的是探讨中国现代化转型对生育数量偏好的动态影响机制。

社会制度变革与生育数量偏好

（1）经济发展与生育数量偏好

社会变迁体现在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对其的考察往往涉及到市场化、城市化、人口流动、人口代际更替、社会流动、中产阶级兴起等因素。

其中，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是衡量社会变迁激烈程度，也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综合性指标。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起步，市场化转型、经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一方面，经济发展程度是刻画社会变迁程度尤其是市场化程度的结果性指标，同时经济发展也是制度转型和文化价值观变迁的驱动性因素，在市场化改革不断加快的过程中，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因而在本研究中，以经济发展作为刻画社会变迁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关于经济发展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在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主要形成了两类看法。

其一认为经济发展会带来生育数量偏好的提高。生育成本是决定生育意愿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中既包括生育所带来的直接成本，也包括抚养教育后代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研究表明个人所拥有的能力和资源会影响生育的计划和决策，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增加会直接带来物质条件的改善，并减轻生育所造成的家庭负担，进而可能会提升人们的生育数量偏好。

其二认为经济发展会降低生育数量偏好，经典的收入-成本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的增加，边际孩子收益会降低，进而家庭的生育数量会随之减少。

同时，现代社会养育一个“高质量”的孩子所需投入的时间、精力、财力和物力等成本大大高于传统社会，使人们对孩子数量的偏好逐渐向质量偏好转变。此外，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人们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导致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提高，进而会导致生育数量偏好的下降。

（2）社会制度性变革与生育数量偏好

社会变迁过程也是制度变迁过程，刻画制度变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以输入端进行刻画，比如某种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二是以制度变迁的结果即输出端进行刻画，即社会制度变迁形成了怎样的经济社会后果由于输入端的制度变迁难以进行量化刻画。

故而以输出端来刻画制度变迁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打破了传统的大锅饭体制，造成了民众收入的分化形成了区域、行业之间的发展差异，由此会影响民众对社会公平程度的判断与感知，因此社会公平感是刻画社会制度变迁程度的一个结果性指标。

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原来的社会结构会逐渐打破，社会制度不断变迁，社会分工深度不断深化，社会异质化程度会不断增强，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型为“陌生人社会”，由此会改变原有的社会信任状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因此，社会信任也是刻画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结果性指标。

在传统的同质化社会中，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严重，系统性的社会流动机会匮乏，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中，市场化发育程度低，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都缺乏系统性的社会流动机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打破了原有的固化的社会形态，就业渠道、职业类型不断增多，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寻找打工、经商的致富机会。

城市居民也获得了横向流动及各种经商机会，社会出现了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但在不同的民众之间社会流动机会存在差异，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的民众获得了更大的社会流动可能性，因此，社会流动预期是一个刻画制度变迁的结果性指标。

此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养老制度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初步建立了社会养老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变迁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安排。

上述的各类社会制度性因素也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制度安排特性如公平性、效率和制度的可信赖性等是影响人们生育数量偏好的重要因素。

公众对制度安排公平性的判断可用社会公平感来衡量，它反映了人们对资源占有和分配公平程度的总体评价和感知。社会公平感能显著增强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更具体而言，在中国，教育、住房、公共服务等资源是影响生育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些资源的分配不均将会显著降低民众的生育数量偏好。

另外，社会资本对生育数量偏好也有重要影响，并通过社会网络、信任等要素来发挥作用。信任意味着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性，高社会信任会强化人们的集体归属感和身份感，因而会提高人们的生育数量偏好；相反，社会支持和归属感的缺乏会导致生育数量偏好的降低。同时，高社会资本也会降低生育成本进而提高生育数量偏好。

社会流动预期是影响生育数量偏好的另一重要因素，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广的社交网络，可以为养育子女提供更多的资源。这类群体有能力将更多的富余资源用于扩大家庭规模，因此社会流动预期更高的群体相信自己未来会拥有更多的资源从而生育数量偏好更高。

同时，研究者也认为向上的社会预期流动能够通过开放的、平等的流动机会带来更加积极的社会态度，从而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参与社会养老保险会冲击传统的“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观念，并会削弱人们生育男孩的偏好。

古代人是如何结婚的？六礼缺一不可

从古至今，婚姻乃大事，尤其在古代，婚嫁的礼俗十分重要。婚俗礼仪积淀了繁杂悠久的历史因素，一定程度上渗透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相比现在的结婚流程，古代的婚姻六礼是怎样的？对当代的影响有多大？一起来看本期人民论坛读史。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的迎亲队伍

壹

婚姻六礼指的是什么？

聘娶婚由六礼组成，分别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纳采是男方派人向女方家求亲；问名是女家同意后，把女儿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告诉男方媒人；纳吉是男方将两人生辰八字占卜得了吉兆，双方互通婚书；纳征是男方向女方赠送一定的聘礼；请期是男方派媒人到女方家商定结婚日期；亲迎是新郎在傧相陪同下到女方家迎新娘回家成亲。在传统社会，男女双方必须经过这六道程序才能结成夫妻，否则就是礼不备。

聘娶婚是父系社会从夫居的产物。母系氏族时代男不娶、女不嫁，基因传承主要通过野合婚和走访婚的形式，男女之间没有经济上的往来，子女也属于女方家族所有。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出现了从妻居的对偶婚，但是不管男子在女方家生活多长时间，创造了多少财富，生下几个孩子，他死去之后也得归葬本家。进入父系社会以后，男娶女嫁的从夫居成为婚姻主流，女子的生育与劳动成果都属于男方家族所有。为了弥补女方的损失，聘礼便出现了。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资料显示，几乎每个实施从夫居的民族娶妻都要交纳聘礼，聘礼多寡通常根据家庭条件而定。如果没有足够的聘礼，男方也可以先入赘女方家，三年之后就可以带妻子回家，这叫服役婚。总之，由从妻居转变成从夫居，男方需要给予女方一定的补偿。这就是聘礼的由来。

在中国，据说黄帝时期已经有了聘礼。杜佑的《通典》写道：“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五帝驭时，娶妻必告父母；夏时亲迎于庭；殷时亲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年，定婚姻之时，六礼之仪始备。”其实，商代始有议婚，礼仪并不完备，因而被周讥为“礼不备”。周公制礼，也仅有聘(问名)、纳（纳采）、逆（迎亲）、送（送亲）四礼，六礼是陆续完备的。周代实行等级制，不同身份的贵族男子可以娶数目不等的女子为妻，其中聘者为嫡、媵（陪嫁）者为妾，所以又叫媵妾制。为了保持贵族血统的纯正，嫡室和媵妾都必须是贵族女子，而且尽可能是同姓女子。《左传》记载：“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为什么一定要以侄娣陪嫁？何休解释道：“必以侄娣从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继嗣也。”不过，媵妾制只在周王和诸侯中通行，卿大夫士虽然也实行聘娶婚，但没有媵妾。

因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聘娶婚只通行在贵族阶层，庶民结婚则比较简单。《周礼·地官》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着不禁。”奔即是私奔婚。《诗经》中的很多诗篇，如《郑风》中的《山有扶苏》《狡童》《褰裳》和《卫风》中《木瓜》等，描写的都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情景。《吕氏春秋》所载“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也是私奔婚。此外，庶民中也存在通过抢、买卖和收继的方式形成事实婚姻的情况。

贰

纳征之礼的本意是什么？

婚姻六礼中对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纳征之礼。虽然纳征之礼只是六礼中的一道程序，但却是决定婚姻是否达成的关键。《唐律疏议》即曰：“婚礼以聘财为信，……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只要行了纳征之礼，婚姻就算敲定，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都不能悔婚。若男方悔婚，则不能索回彩礼；若女方悔婚，则必须退回彩礼。纳征之礼意义重大，千百年来久传不衰。

《仪礼·士昏礼》记载：“纳征，玄纁束帛、俪皮。”玄纁束帛指的是黑色和浅绛色丝帛各一束，俪皮是一双鹿皮。纳征用玄纁束帛与古老的抢婚习俗有关。抢婚通常在黄昏举行，大地已经隐入黑暗，天空尚有晚霞的余晖，玄纁两色则象征着黄昏，所以“婚”古写作“昏”。鹿是古人狩猎的主要对象，射艺是男子必须掌握的本领，故纳征以俪皮代表着男子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上层贵族聘女除了玄纁束帛、俪皮之外，还要加玉。《周礼》记载：“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此，诸侯以聘女。”玉是诸侯朝见天子所执之挚，同样是玉，谷圭要比璋高贵得多，这是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

玄纁束帛和俪皮、圭璋虽然贵重，但对贵族来说并非稀罕之物，显然，先秦的纳征礼体现的不是金钱的意义，而是男方对联姻的态度，即郑重诚信与承诺。《礼记·郊特牲》就讲道：“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币必诚，辞无不腆，告之以直信。”正因为如此，议婚过程根本不谈钱，纳采、问名、纳吉和请期均以雁为挚。在先秦，人与人相见要带礼物，称“执挚”。议婚执雁体现了古人“不以挚，不敢见”和“自卑而尊人”的原则。

秦汉以后，古礼渐行渐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上层贵族的生活日渐奢侈，婚礼也开始铺张起来。汉惠帝刘盈纳后，除纳采、雁、璧、乘马束帛外，又以黄金两万斤、马十二匹作聘礼。上行下效，民间聘礼也以钱财为重，无钱财则不能娶妻，汉相陈平未发达时便是借钱娶妻的。唐代财婚盛行，南北朝时代旧士族之家很受市场欢迎，“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李唐王室试图用礼法规范婚姻，天子聘后用玄纁、六马、谷珪，官员纳征用币，并按品级递减，却收效甚微。宋代变六礼为四礼，意在简化程序，财婚的性质则丝毫未变。赵宋宗室王纳妃，除羊、酒、锦绮绫罗、金银珠宝等各种物事外，还“赐女家白金万两”。民间富贵之家聘礼在财物之外则特别讲究“三金”，即金钏、金锭、金帔坠。故纳征在宋代以后叫下财礼。明清社会，聘礼水涨船高，民间多有贫而无力娶妻者。两汉以后的论财为婚不但使纳征之礼偏离了本意，也使聘娶婚沾上了买卖婚色彩。

叁

迎亲礼俗有哪些？

亲迎是六礼的最后一项，也最热闹的一项。迎亲那日，新郎将新娘接回家举行婚礼。先秦的婚礼很简单，只有共牢与合卺，象征着夫妻二人结为一体，从此荣辱共享。故《礼记·昏义》曰：“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因为“婚礼不贺”，既不设酒宴，也无闹洞房之说。第二天一早，新娘妇拜见公婆之后便正式成为夫家的一员。秦汉时结婚，众人前往夫家祝贺，后者则设宴招待，宾客“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近世之闹新房之所为者”。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经过民族大融合，婚礼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六礼程序未变，但迎亲和拜堂仪式却繁复多样。《封氏闻见记》记载：“近代婚家，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卜地安帐，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庶民，莫不皆然。”

障车之俗出现于南北朝，流行在隋唐。古礼新郎亲迎，新妇登车后，新郎需驾车原地转三匝，谓之“御轮”。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新郎则骑马绕婚车三匝。婚车即将出发，女方家人拦车以示不舍之情；为赶吉时，男方就得掏银子，这就是障车。至唐代，障车成为迎亲礼仪中的一个小高峰，场面非常热闹。但在某些地区，城市恶少、乡里无赖借障车之俗勒索钱财，为了不耽误吉时，婚家往往任其敲诈。“裴惟岳代摄爱州刺史，贪暴，取金钱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郎要障车绫，索一千匹，得八百匹，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

下婿与催妆都出现于北朝。游牧民族有“拦门”习俗，新郎迎亲被拦在门外，女方家人调侃新郞，增添喜庆色彩。南北朝时期，上层社会妇女悍妒之风盛行，“拦门”习俗被发扬光大，迎亲的新郎大都会受到女方亲属的戏弄，甚至杖打，连皇帝也不能免俗。唐代下婿还闹出了人命。据《酉阳杂俎》记载，一新郞官迎亲，被女方亲属关于箱柜中，众人笑闹，一时忘记，结果新郎被憋死了。拦门刁难之外，新娘还借口梳妆未完而迟迟不出，男方为赶吉时，则要大声催促，唐代改念催妆诗。最有名的当属陆畅为顺宗女所作的《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曰兄怜赐花。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听到迎亲队伍大声念催妆诗，女方父母才以布幔蒙在女儿头上，送女儿出门登车。

新娘来到男方家门口，脚不能着地，必须踏毡席而行。毡席以锦绣制成，由下人交替而换，引导新娘来到青庐前。这是转席，祝愿新婚夫妻传宗接代、前程似锦。白居易有诗曰：“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青庐前有一马鞍，新娘要从上跨过，寓意平安，这本是鲜卑族婚俗。青庐即帐蓬。青庐拜堂也是北方民族习俗，汉魏以后传至中原，北朝时极盛。《酉阳杂俎》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於此交拜。”唐代则在住宅的西南角择一“吉地”设帐幕，新娘与新郞在此间行交拜礼。拜堂之后，新婚夫妻入洞房，依次有撒帐、观花烛、合卺、却扇等仪式。整个过程，来宾不分长幼，争拾钱果相戏。洞房之外则大摆宴席，款待贺喜的亲友。宋以后，新娘出嫁改坐花轿，拜堂仪式移至厅堂举行，很多习俗被传承下来，仅在细节上有些变化。亲迎礼仪的繁琐，一方面使婚礼增添了喜庆色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结婚的费用。

纵观古代的婚姻，纳征本是诚信的象征，代表着男方对婚姻的承诺与责任，婚礼仪式也象征着夫妻一体、荣辱与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上层贵族率先打破礼仪制度，以厚给聘礼的方式彰显财富和权威，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攀比，结婚开始论财，聘礼水涨船高且愈演愈烈，遂使聘礼带有了买卖婚的色彩。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又使传统结婚仪式变得热闹喜庆，花费也随之增加，但夫妻好合始终是婚礼仪式的核心，表达了人们对婚姻生活的期盼与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