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干(劳动法2023年新规定辞退补偿)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胡适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巨，可谓有目共睹、世所公认。郭廷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早期开拓者，近年来也不时受到学人注目。郭廷以并非胡适及门弟子，两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无私交。在郭廷以出任“中研院”近史所筹备主任问题上，胡适究竟观感若何，尚有若干争议。虽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概况（1955-1996）》曾有“院长朱家骅、总干事周鸿经及胡适、蒋廷黻、罗家伦诸位先生力赞设所”的论述，但缺乏来自胡适方面材料的佐证，并非不刊之论。当胡适荣膺院长新命之后，“中研院”甚至传出郭廷以可能被借机辞退的传闻。由于缺乏来自胡适方面直接材料的印证，始终停在谣言层面上。

二人关系究竟若何，海内外学界长期未有充分论证。既有论述不乏猜测之词，距离真相实有相当距离。刘敬坤认为郭廷以不能到执教台湾大学主因是遭到傅斯年阻挠，即与史实南辕北辙。傅斯年至少两次邀请郭廷以加入史语所，一次邀请加入台湾师范大学。三次均未成行原因，即是郭廷以婉言谢绝。王萍亲身参与福特基金补助申请经过，晚年一度猜测“福特补助所外学人”系受李济等人压力，实则郭廷以、胡适及福特基金会均有此意，并未受到李济分毫压力。与之相反，郭廷以却登门向李济咨询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史语所之具体办法，“承坦诚相告，可供参考之处颇多”。有鉴于此，下文广泛征引“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所藏“胡适档案”及《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郭廷以口述自传》，尝试通过对双方交往的长时段勾勒，俾对此一问题另作新诠。

郭廷以

郭廷以中学时期的胡适印象

在1954年之前，郭廷以与胡适并没有直接的私人来往，仅仅停留在神交阶段。早在河南省立第二中学求学之时，郭廷以即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折服，对《新青年》《每周评论》爱不释手，并从中汲取新知，迎接新思潮的洗礼，逐渐成长为一名“新青年”。从这个角度言之，郭廷以或许可视作胡适自由主义精神的忠实追随者。1920年春，由于保守派学生的攻击和谩骂，郭廷以与刘芸林、关蔚华等几个自称“新派”的朋友离开了开封。起初意欲赴法勤工俭学，无奈遭到祖父强烈反对，转而想要转学上海浦东中学。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原本只是到南京探访旧友，顺便欣赏一下七朝古都的古风余韵，不成想却被在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读书的乐焕文的劝说，径直选择留在南京就近入学。

1920年7月，郭廷以插班至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三年之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保送东南大学。初到南高附中，他继续涉猎《新潮》《星期评论》《建设》《学灯》等杂志，并仔细研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的《尚志学会丛书》、陈大奇的《心理学》等著作。外在环境的变化，往往不经意间会带来眼界的拓宽。郭廷以不甘心仅从课本中汲取新知，经常到东南大学聆听学术讲座。

至于首次见到胡适，发生在1922年7月31日。当天上午七点半，胡适莅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演地点原本预定在大会场举行，不意当日突下大雨，临时转移至大礼堂。一代文化巨子莅临南京，不少青年学子跃跃欲试，亟欲前往现场观瞻，郭廷以自然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学术盛宴。据胡适当天日记所载，他主讲的题目是“研究国故的方法”，总共讲了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结束之后，不少学子围在胡适身边，或虚心求教，或约之签名题字。当时大礼堂甚为拥挤，郭廷以一瞻神交已久的胡适风采之后，并未近距离向其请益。尽管此前对《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趋新杂志赞不绝口，对胡适“暴得大名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亦钦佩无似。但对于此番讲演，郭廷以实有意犹未尽之感。兹据《郭廷以口述自传》所载：“胡适先生亦来南高演讲过，慕名去听的很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听的时候很是舒服，讲的很有条理，很浅显易懂，惟内容深度不够。”

错过了中学时期的首次面对面交流，郭廷以再与胡适见面之日，已是三十二年之后了。在这三十二年时间里，郭廷以已从先前的趋新学生、革命青年，渐次成长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已在商务印书馆和中正书局相继出版了《太平天国历法考订》《近代中国史》《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台湾史实概说》等四本专著。不过，胡适对他却一直印象不深。从现有文献来看，胡适最早知道郭廷以，可能从弟子罗尔纲那里。1948年6月，罗尔纲有意转任“中大”史学系，奈何“清史近代史已经有了郭廷以教授，用不着请外面的人了”。如果猜测不谬的话，胡适彼时大概不会特别留意。

1954年的两次短暂接触

众所周知，胡适向来怀有浓重的北大情结，不仅在三十年代为北大复兴鞠躬尽瘁，而且亦在战后短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过，北大为胡适带来的不仅有荣光，还有后半生的愧悔。1948年12月15日，目睹北平即将被解放军攻克，胡适与陈寅恪、毛子水等人一起登上派来的专机，直飞南京而去，做了“一个不名誉的逃兵”。彼时胡适的心中异常懊丧，私下曾对胡颂平透露：“我现在住在这里，这座房子，这些煤，都要国家花钱的。像我这样的人，还要国家花钱招待吗？”在这种极度愧悔心态驱策之下，胡适一连十六日没有心思续写日记，只能通过与傅斯年多次对谈，采取借酒浇愁的方式掩盖内心的沮丧。当读到陶渊明《拟古》诗中“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时竟泣不成声。1949年1月8日，邀胡适共餐，席间劝其到美国“散心”。这样劝他：“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1949年4月6日，胡适在上海搭乘President Cleveland号轮船，于22日到达美国。此次是胡适的第六次出国，与前几次不同的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已是大厦即倾。仔细翻阅胡适在1949年的日记，不难得知他虽在大洋彼岸，但密切关注国内政局的走向。当从报纸上看到北大的新闻，哪怕对自己的严厉指责和肆意，胡适均一一寓目，并亲自剪切、粘贴到日记里。随着军队在战场上兵败如山倒，胡适再也没能重返大陆。虽不想在美国久居，然并未立即前往台湾。1954年2月，胡适应之邀，赴台参加所谓“国民大会”。3月，“中国历史学会”在台北成立，胡适、罗家伦、朱家骅、姚从吾、董作宾、郭廷以进驻主席团。此前与胡适没有交集，郭廷以在9日、17日两次登门拜访。由于二人均未留下片言只字，现已很难稽考所谈为何了。代理院长朱家骅正在忙着筹设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机构，欲邀郭廷以主持。如果增设新所，必须通过院士评议会开会讨论方可进行。

郭廷以前来造访，或与此有关（朱家骅可能是引荐人）。尽管无法详知胡、郭的交谈内容，但胡适对郭廷以了解甚少，确是有迹可循的。胡适在1957年致赵元任的信中表示：“‘中研院’新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筹备主任郭廷以，最好能够出来走走。但我不知道他的学历。”张朋园认为“似乎有点看不起郭的意思”。若以温情与敬意度之，似乎也可解读为胡适对郭廷以寄望尤殷，希望他能与美国学界建立广泛联系，俾能有助于近史所跻身国际史林。盖因彼时胡适尚未入主“中研院”，与郭廷以也无半点交情，且胡适向以谦谦君子著称，不至于发展到“看不起”的地步。

“中研院”任职期间的短暂交汇

1955年2月，在史语所或明或暗的反对声中，郭廷以经由再三思忖，最终接受朱家骅一纸聘书，出任近代史研究所筹备主任。在朱家骅及代理总干事周鸿经鼎力支持之下，郭廷以相继致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与苏俄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美国太平洋学会等机构联络，将近史所成立情形详情见告，表达合作之意。

彼时郭廷以跃跃欲试，亟欲一展身手，将近史所打造为一个在海内外学术界颇具影响力与话语权的学术重镇。不过，好景不长。“中研院”内部的一次重大人事调整，让他在个人去留问题上产生了急剧动摇。1957年8月，临时起意到“中研院”视察。适值周末，且逾下班时间，院内空落无人，对之没有高规格接待。深感堂堂“最高学术机关”竟然如此懒散，稍作停留之后，即坐车扬长而去。几日之后，朱家骅以生病为由主动请辞。胡适颇为不平，直言“此次骝先去职，实等于被迫去职。海外有六个评议员，都很愤慨”。

鉴于院长职务不可长期虚悬，“中研院”紧急召开评议大会，商议院长继任人选事宜。为诉诸对的不满，胡适不仅去信朱家骅表示安慰，并请亲自致书王世杰，请其代为投票。而其所拟定的投票人选次序分别是：朱家骅、李济、李书华。由此不难看出胡适追求学术独立、反对官方干涉的文人傲骨。不过，胡适大概没有想到，院长一职竟然落到自己头上。得知被圈选为院长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欣然领命，而是与朱家骅一样，同样来了个“因病请辞”。不过，没有应允，反以大义相责。无可奈何，胡适只得接下这个烫手山芋。鉴于自己不能即刻赴台就职，胡适提议由李济暂摄院长一职。

1957年11月，李济正式代理院长职务。两个月后，全汉昇出任代理总干事。这两个消息对郭廷以而言均不啻为晴天霹雳。李、全二人与之不和在当时早已众所皆知。据石璋如晚年回忆：“（当时史语所所长是董作宾）若是李济先生管事，近史所就不太可能成立。”而“中研院”新编院史——《追求卓越》也未对李、郭紧张关系有所曲笔，直称“郭廷以来往台北与南港之间，若有李济同车，还免不了遭李济白眼挤对”。

事实上，李济对近史所的杯葛由来已久。1955年3月19日，北美院士谈话会在纽约举行。出席者除胡适、李济、李书华等在美十二位院士之外，尚有全汉昇、劳干、董同龢等三位史语所学人。朱家骅因身体不适不克前往，遂提前致信在美院士，提议“以公告报到的院士实有人数为现有人数的全体人数，如果大家不能亲自出席选举新院士和评议员的会议，则可利用委托或通信投票方式参与表示意见”的权宜之计来完成创设新所的法定程序。而胡适给李济的信中却轻描淡写地声称“纯属是一个老朋友会面和聊天的聚会”，“没有什么要在会上处理的公事”。恰在此次谈话会上，近史所筹备处成立议题备受各方关注。李济对成立近史所啧有烦言，遂联合在场的全汉昇、董同龢等人，以近史所筹备处的设立不符规章制度为由暗中抵制，并质疑郭廷以的筹备主任资格。胡适在3月26日给朱家骅、董作宾、周鸿经信中直言：

近代史研究所一个问题，似曾引起台、港两地最多的注意。我们也曾与济之及劳、全、董三位细谈，似史语所同人多数不满意于筹备员的人选。又考虑到不经评议会决议，外间反对更易有所借口。……我与济之及史语所有关诸人所最顾虑的一点，是筹备近代史研究所而不能取得史语所多数工作者的支持与合作，那是最不幸的事。故此次我们鉴于此一事的建议，用意只是要请骝公（朱家骅）与彦兄（董作宾）借此机会，多征求史语所同人的质直意见，免得将来发生更大的困难。

在胡适看来，“此信很不好写”。他在日记里特别记称：“所以引起谈话会的建议，实因‘中研院’筹办近代史研究所而不能得史语所同人的支持与合作，是最不幸的事。”

近史所酝酿成立之初，朱家骅面临各方压力。不仅香港《自由人》杂志撰文批评，时任史语所所长董作宾并不积极。朱家骅曾召集史语所学人座谈，董作宾疲虚与应付。碍于与郭廷以私交甚笃，故未明确表示反对，只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策。纵然朱家骅、周鸿经极力避免让郭廷以知道史语所反对内情，但郭廷以依然有所默察。

正当研究院变天之时，郭廷以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访问。1957年11月，他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开启首次美国之行。首站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洽谈合作事项。在萧公权、戴德华、梅谷等人支持之下，近史所最终获得远东学院为期两年、总计八千美金的资金补助，用于编纂中美关系史料及中苏关系史料。客观言之，郭廷以与远东学院的合作讨论大体顺利，但当合约文本传至台北之后，不意却忽生枝节，“原则上院方已同意，惟经费分配尚有意见”。李济主张立即签约，并“建议”补助费分配办法。显然，李济的所谓“建议”，不啻给郭廷以出了一道难题。而总干事全汉昇“似对近史所有其一贯成见”，故对近史所与远东所签订的合约内容、参加人员挑剔再三。郭廷以压力陡增：“知总办事处对近史所参加工作人员有挑剔，合约尚未核准，颇怪余办理欠妥，（陶振誉）并辞代理所务事，即覆函解释敦劝。万一真不核准，亦惟有听之，余亦准备摆脱一切。”在此之前，郭廷以已从妻子那里得知“研究院当局对于近史所保管外交档案，曾向‘外交部’有所拨弄”。

执掌近史所之前，郭廷以对研究院内部的人事纠葛知之甚详。最初接到来自朱家骅的邀请函之时，内心也是纠结不已。早在1945年，郭廷以即与朱家骅结识，一见如故。三年之后，又在朱家骅盛邀之下，短暂担任边疆教育司司长。而郭廷以与周鸿经私交甚笃，情逾兄弟。如果不是朱、周再三邀请，郭廷以或许根本不会答应出任近史所筹备主任。如今朱家骅卸去院长职务，至交周鸿经因病辞世。倏忽念此，郭廷以不免有恍如隔世之感，认为自己“本不长于作事，目前研究院情势大异，以后更不易处，不如就此告一结束”。“某君素不满近史所，尤不愿近史所有所成就”，不妨“随时准备解脱”。

1958年4月10日，胡适正式接任院长。7月，郭廷以去纽约拜访新任上司，明确表示“实不适宜于主持近史所”。胡适深谙处世为官之道，遂以“任何人均有其短长，甚少完人”作覆。郭廷以对胡适观感若何，虽未在日记中明言，但几度转述了他人对胡适怀有“门户之见”的批评，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足可代表其心中顾虑之所在。何廉曾与郭廷以论及学术界情形，“深不以胡适之先生之作风为然，谓其门户之见太深”。

近史所成立初期，研究员仅有四位，分别是郭廷以、陶振誉、胡秋原、杨绍震。为了扩大近史所的学术声誉，郭廷以拟聘请蒋廷黻、何廉、房兆楹等知名学者担任通信研究员。蒋、何很快通过，而房兆楹的提议并不顺利，“一以房先生声名不及蒋、何之著，二以史语所出席之全汉昇、董同龢等有意为难”。此时胡适夹在史语所与近史所之间左右为难，主将此事暂时搁置，寻机再议。胡适之所以如此选择，并非源自对房兆楹的学术水平不信任之故，实则早在1943年即对其参与美国学者恒慕义主持之《清代传记》编纂工作钦羡无已，“房兆楹兄为最努力”，“其所得训练之益当亦最大，甚可羡也”。胡适一度对清史兴趣甚浓，曾请房兆楹推荐阅读书目。房氏购置全套《大清历朝宝录》，亲自搬至胡适家中。据悉，胡适曾向郭廷以承诺，“尽可能为近史所邀聘通信研究员，并说及房兆楹之性格，谓其个性颇强”。二人曾当面商定聘房兆楹夫妇为通信研究员，“将来房氏夫妇赴台，尽可能予以方便”。

由于房兆楹已将个人珍藏约一百八十册图书无偿赠予近史所，故胡适在聘请房兆楹一事上的态度从先前的“尽可能予以方便”变成现在的“暂时搁置”，如此巨大的反差，委实让郭廷以难以向房兆楹交代：“本想撤回，恐胡先生或疑余对房先生意有不诚，即听胡先生议付表决，同意者六人，反对者二人，弃权者四人。依法应可作为通过，而胡先生则主暂搁，殊不可解。”

事实上，郭廷以的“不解”远不止此。1961年文化交流会议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召开。在胡适、钱思亮拟定的最初参会名单之中，郭廷以并未名列其中。碍于萧公权、戴德华再三建议，胡适临时主张将郭廷以列入参会名单。能否顺利成行，郭廷以颇表怀疑，“将来如何，尚不可知”。1960年4月30日，郭廷以接到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郑宪来信，不禁对胡适印象大跌眼镜，直称其“高深莫测”：

接经之两函……华盛顿大学盼余参加，曾向此间提出，而胡适之、钱思亮先生送去名单，始终未将余名列入。公权力再商华大当局设法。实则余对于参加与否毫无所谓，所可怪者，本月五日胡先生尚以此事征余同意，并将有关档见示，而送出名单则不予列入，真高深莫测。

郭廷以虽对胡适的某些举措略有微词，但多数情况下两人均对于彼此敬重有加。对于郭廷以的勤奋踏实及任劳任怨，胡适委实看在眼里。当郭廷以1959年在台湾发起口述历史采访计划之时，胡适亲自出面为之联络人选，并自掏腰包宴请受访者。当台湾大学教授吴相湘一度为“海防档”事件向其投诉，意欲逼迫郭廷以辞去近史所筹备主任之时，代之以蒋廷黻之时，胡适选择视而不见。1958年5月，当岛内舆论批评海防档中有批评洋人之语，胡适亲自写信向叶公超解释道：“学术机关印行档案似应以保留原件真相为原则。”

面对史语所与近史所的分歧，胡适虽有意或无意的偏袒史语所，时不时采取一种“和稀泥”的态度。这并不能视为胡适对郭廷以的排挤，至多只能看作胡适面对史语所多年的老熟人李济、全汉昇等人的面子，未能积极介入调解近史所、史语所之间的矛盾罢了。不过，当近史所聘用的档案管理员被总干事全汉昇否决时，胡适亦在郭廷以的“压力”之下多次出面调解。他曾向全汉昇规劝道：“我们（你和我二人）对于各所所长负责提出的人选，如非确知其有不妥之处，都不宜加以否决。否则无人肯做负责任的所长了。郭量宇兄此次提出的（某君）是有学术资格，可以做档案工作，并且可以训练年青的人，似应该照准。”几日之后，胡适再度告诫全汉昇：“我是为保护你，所以把公事退回给你，你无论如何是不应该批了的。你的任务是调和各所的有不同的意见；你对这件事有相反的意见，你应该拿来给我作最后决定。”

固然胡适与全汉昇交谊匪浅，但并不代表他可以一味容忍全氏过于执拗的脾气与行政做法。嗣后，全氏不仅对近史所事多有阻挠，而且亦对史语所多有为难，引致胡适、李济诸多不快，不得不主动递上辞职函，假借赴芝加哥大学讲学之机离开台湾。而总干事继任人选问题，胡适亦征求郭廷以意见，嘱其相机物色合适人选。

虽然郭廷以有时对胡适的某些举措难以苟同，对其“北大派”领袖的地位与过往门户之见的作法也知之甚详，然学派之间的区隔并未影响到二人的交往与合作。盖在胡适内心深处，郭廷以的办事能力足以令其刮目相看。近史所成立伊始，可谓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为寻求宽广的生存发展空间，郭廷以多次商请亚洲协会、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机构申请资助。凭借韦慕庭、费正清等人的大力支持，近史所才能如愿申请到福特基金为期五年、总计十五万三千美金的巨额资助。这在台湾不可谓不是一个创举。对比同时期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申请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两年三万美金的资助。

郭廷以千辛万苦申请到福特基金会的资金补助，但由于外间批评太多，其不堪受辱，亟欲离职他就。胡适并未应允，并对胡颂平透露表示：“这事是他一手和福特基金会初步接洽的。现在咨询会还没有正式成立，这时候怎么可以摆脱呢？他也曾对我说过，等这事办妥之后，他要辞职了。这时求去，给外人也不好看。当初量宇和福特基金会初步接洽时，就有人写信去破坏他，真怪，真怪！”

1月6日，胡颂平奉胡适之嘱前来慰问，同意郭廷以辞去近史所主任，拟以张贵永或刘崇鋐接替，仍望继续参加福特补助咨询委员会。郭廷以极为不满，“答以对于前者，极表感谢，对于后者完全谢绝，此后决与近史所断绝一切关系，即请胡颂平代为转达胡先生，下周起，不再到所”。朱家骅急访胡适，“胡未作明确表示”。下午，王聿均、张存武等五人至郭廷以家中慰留，未果之后即去台大医院向胡适请愿。1月12日，胡适亲自写信挽留：“别人对你的批评，从来不曾减少我对你的支持”，“无论如何，在你和我没有能够从容考虑上说第二问题的时候，你千万不能摆脱所务，请你务必照常办公”。就这样，郭廷以暂时打消辞意。

斯人已逝，友谊长存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召开第五次院士会议选举。原本是研究院的一大喜事，一代文化巨子胡适却在酒会上突发心脏病离世。郭廷以在当天日记中记有：

“中研院”举行院士选举会，中午胡适之先生设宴招待，余与王雪艇先生谈近代史所工作，胡先生亦参加，并云经半日会议并无不适之感。午后二时饭毕，余以疲倦，返家休息。四时再去南港，五时胡先生酒会招待。胡先生主席讲话，凌鸿勋、李济、吴大猷继之，历时四十余分钟。胡先生继起讲话，约十余分钟，因李济之曾提及最近台湾言论为中西文化问题对胡先生之批评，胡先生称之为“围剿胡适之”，自谓四十余年来不断受人攻击诋毁，竟不为意。声调激昂、情绪紧张。六时三十五分会散，不两分钟，怦然倒地。经台大医学院长魏火曜施行人工呼吸，并施用氧气。七时二十五分医生自台北赶到，诊断后宣布已于十余分钟前逝世！事出意外，在场人士同为震惊！胡先生于去年二月二十五日以来，心脏病连发三次，此次为第四次，在医院治疗四十余日，迄未康复。今日既过分劳，说话尤多，心情复太激动，竟至不治！然于胡先生亦可谓死得其所。

看到自己的老上级倒下，郭廷以五味杂陈。虽然此前一度对胡适的某些举措不以为然，但斯人已逝，加之生前曾给予自己莫大安慰和鼓励，郭廷以随守至八时三刻，并参加善后会议。后因体力不支返家，感伤不已。

胡适去世之后，遗体暂时停放在殡仪馆。待公祭结束后，再移至研究院。由于各方沟通不畅，停灵何处一度争吵不休。据《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3月1日所载：“上午为胡适之先生灵柩停放地点及检阅胡先生遗物事，杨树人与李先闻颇有争执，不欢而散。经李先闻、凌纯声及余与李济之相商，停灵处改为胡先生旧居。复以该处狭窄，凌、杨主改用近史所口述史办公室（即会议室），商之于余，免允之，免再启误会。如胡先生有灵，恐未必以此种措施为是。”

郭廷以不知如何是好，后在贾廷诗劝说下，最终同意将胡适棺木暂放近史所。3月2日，台湾学界公开祭奠，下午移灵南港。胡适去世之后，生前住宅最初作为纪念馆保存。孰知入土不及两日，新任院长王世杰试图充之为办公室，遭致院内外强烈指责，“胡适之纪念馆问题舆论抨击颇力，研究院内同人八十人联名发表宣言，不以王雪艇、阮维周之主张为然”。1964年，美国学者史代（Starr）向胡适纪念馆捐赠两万五千美金，王世杰拟移作他用，引致江冬秀极为不满。郭廷以颇为不平：“王雪艇不与有关者相商（starr原指明由研究院院长、各所长商定），自行分配，分拨史语所、经济所。胡夫人表示异议，报纸亦多指摘。经两个月之讨价还价，王雪艇终于全部吐出，形式上则经过所谓院务会议，可谓自取其辱。”

胡适辞世之后，郭廷以多次前往灵前拜祭。斯人虽已逝，友谊却长存。胡适固然摆脱了研究院的杂务缠身，郭廷以在近史所并非完全顺遂己意。面对台湾日益兴起的白色恐怖氛围，郭廷以因与费正清交好，一度深陷“出卖档案风波”漩涡。为了兑现早年与罗家伦、蒋廷黻二人合写中国近代通史的君子之约，最终于1969年9月离开台湾，在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力支持之下，撰写一部后来被南港学派引以为傲之皇皇巨著——《近代中国史纲》。此后再也没有重回台湾，直至六年之后在纽约溘然长逝。

（本文系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豫籍赴台史家郭廷以与台湾史学发展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号：2022-ZDJH-00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