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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边境口岸二连浩特搭国际列车一路向北,目的地是700公里以外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一座对于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这片曾经的国土寄托了中国人复杂的情感,我们熟悉他的历史远胜于当下,强大的蒙古帝国曾横扫欧亚、一统中原;清代鼎盛时期的疆域图也频频出现在课本上;它百年前的独立更如一块隐藏的伤疤,令很多人久久无法释怀。如今关于当代外蒙的报道新闻也许是邻国中最少的,很多人对蒙古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中古时代,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旅行去探访与我们同一时空的真实的蒙古,哪怕仅仅冰山一角。
河蚌绘·蒙古地形图。
从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的铁路为蒙古纵贯铁路的一部分,它南起内蒙古乌兰察布,北至俄罗斯乌兰乌德,修建于1947至1955年,连接了中、蒙、苏(俄)三国,向南可以抵达北京,向北与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通往莫斯科。现在蒙古段通勤的列车车厢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从德国进口的,已行驶了半个多世纪,木制的窗户和雕花隔断,取暖和热水都靠老式燃煤锅炉提供,过道上堆放着很多煤块儿,车厢中弥漫着浓重的烟味,颇有旧时代的烟火气息。火车驶入蒙古境内后一直在戈壁上行进,车窗外一直是连绵不断的大漠和丘陵,黄昏荒凉而寂寥,直到四野完全漆黑。地图上标示这片广袤区域为蒙古的东戈壁省、南戈壁省和中戈壁省,一直绵延到乌兰巴托南端。
克鲁伦河。
中国古籍中称这里为“瀚海”或“大漠”,并由此将蒙古分为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漠南蒙古与中原腹地较近,对中原文化接受较深,清代以来已逐步由游牧改为半农半牧,与农耕经济互为依托并建立起许多定居城镇,这与今日的情形类似;漠北蒙古历来远离中原,过着单纯的游牧的生活,保持着蒙古民族的本性,这种天然的离心力成为外的内因。夜幕降临后,车厢开始腾起熟悉的泡面气味,车上中国人占了大半,坐在对面的一对夫妇是四川达州人,和老乡一起去乌兰巴托做装修工程。他们说现在乌兰巴托正在大规模城市建设,室内装修在那边是个新兴市场,在这方面蒙古人完全没有竞争力,绝大部分项目都是中国人承包。
俯瞰乌兰巴托市中心。
乌兰巴托的前身大库伦与哲布尊丹巴转世系统历史上的蒙古民族似乎也是这样,元代中原地区的重大工程几乎全部由汉人或阿拉伯人设计建造,而外蒙地区一直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地标,他们更习惯于可移动、可拆卸的建筑。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蒙古佛教领袖扎那巴扎尔在距离乌兰巴托420公里的后杭爱省境内建造了一座流动的寺院,寺院由毛毡帐篷组成,称为“大库伦”,汉语译为“大营地”,山西与河套一带有时也写作“圐圇”,这即为乌兰巴托前身“库伦”的雏形。早期的大库伦营地位置并不固定,通常随着季节的变化和草木荣枯而移动,曾有二十五次沿着鄂尔浑河、色楞格河和图勒河迁移,最终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移动到今日乌兰巴托的位置。
清代中期疆域图。
扎那巴扎尔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明崇祯八年(1635年)他被蒙古喀尔喀诸部认定为“哲布尊丹巴”,意为“尊胜”,法名罗桑丹贝坚赞。之后他赴西藏学法,师从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清顺治八年(1651年)五世罗桑嘉措承认其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顺治十四年(1657年),罗桑丹贝坚赞回蒙古传法,驻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之额尔德尼召,汉语称为光显寺,逐渐成为外蒙古各部的政教领袖。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铜像。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外蒙喀尔喀诸部受噶尔丹攻击,康熙皇帝率军亲征,在多伦诺尔击败噶尔丹,罗桑丹贝坚赞率喀尔喀三汗部众臣服于清朝,这就是著名的“多伦会盟”,从此蒙古全境纳入清朝版图。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册封其为呼图克图大喇嘛,统管外蒙古喀尔喀诸部宗教事务,按照惯例该活佛系统的传承需受到清朝皇帝的册封和西藏的认可才具有法律效力,自此清代四大活佛转世系统基本成型。
雍正皇帝敕建的庆宁寺,位于色楞格省,至今保存完好。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在库伦修建庆宁寺,此后哲布尊丹巴转驻于此。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设立乌里雅苏台将军,为正一品,与地方总督品级相同,驻乌里雅苏台,负责掌管唐努乌梁海和喀尔喀四部及所附厄鲁特、辉特二部军政事务。有清一代,外蒙古的实际首府是乌里雅苏台,库伦仅是作为经济和宗教中心。乾隆帝在位期间,哲布尊丹巴每年必须向清朝政府进贡八匹白马和一头白骆驼,称为“九白之贡”以彰显友谊。乾隆还进一步规定,哲布尊丹巴的转世也必须在拉萨大昭寺金瓶掣签决定。
乌兰巴托甘丹寺。
老城区的未来,正在史无前例的城市化第二天一早醒来,火车已然接近乌兰巴托近郊,窗外出现了成片的草原和丘陵,在朝阳下呈现出金属般的光芒。接近市中心的时候,楼房开始增多,但大都疏落落的立在丘陵与草原间的草地上,几乎没有任何配套设施。乌兰巴托火车站为前苏联风格,站台一侧的草地上停着一辆老式的蒸汽机火车头,在俄罗斯远东铁路沿线的每个主要车站,几乎都是这样的布置,候车大厅为俄式建筑,站名乌兰巴托由西里尔字母拼写,一时让我恍然有再次置身俄罗斯远东的感觉。
乌兰巴托火车站。
乌兰巴托车站为开放式,进出站没有安检,也没有检票口,来去自由,在我们身后,许多蒙古人拉着推车或扛着货物进进出出,这些货物全部来自中国,有些包装上还写着“新发地特菜批发大厅”、“烟台苹果”、“可口可乐”,甚至肩扛的编织袋上都写着“化肥尿素”。站前是一片宽阔的广场,车辆绕广场而行,一眼望去路上跑的是各国的二手车,左舵右舵全有,颇为神奇。乌兰巴托正规出租车很少,大多数私家车都可载客,招手即停,谈好价钱就走。我们打到的是一辆右舵的日本车,10000图格里克到旅馆,这五六公里路程相当于三十块钱人民币,之后几天我们知道这次被多要了至少一倍的钱,被蒙古人坑了一道。
市中心成吉思汗广场,之前叫·苏赫巴托尔广场,可以看到两人的铜像位置。
我们的住处位于乌兰巴托中心城区西部,距离甘丹寺不远,是一座三层小楼的家庭旅社,虽是十月初的天气,但乌兰巴托已开始供暖,屋里暖气烧得火热,干燥异常。从窗户向外望去,发现这里原本是个山坡,街巷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旅馆下面的居民区都是由木板围起来的院子,院里的主建筑是木板房、土坯房、砖瓦房等等,通常在院落一角支着一顶传统蒙古包。当地住户告诉我们,这片最早就是牧民的冬季营帐,很多牧民夏天去北部草原放羊,到秋后大部分牲畜都卖掉后,就来首都附近扎营过冬,虽然乌兰巴托冬天也能到零下三四十度,但比茫茫大草原还是强多了。在山坡上找好位置以后,首先挖一个深坑作为厕所,然后用木栅栏把四周圈起来,中间支起蒙古包就可以了。
乌兰巴托帐篷区。
清代乾隆年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既要延续蒙古传统习俗,也要分割管理,加强中央的控制力。距离内地较近地区设立了61个旗,由中央委派大臣直接节制;偏远地区设201个旗,由理藩院监督。每个旗设札萨克一名,意为执政官,由朝廷册封为亲王、郡王、国公等爵位,在固定区域内活动,若干旗组成一盟,由札萨克推选一名盟主,再由中央批准。盟旗制度使蒙古人的游牧范围大大缩小,成吉思汗时期一个部落纵马就能从东北西拉木伦河跑到欧洲莱茵河,这在清代已经不可能了。
河蚌绘·传统蒙古包。
从短期看,清廷推行的轮牧制度逐渐废掉了蒙古人的游牧传统,但从长远看,这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欧洲和近东地区的游牧传统也在近百年中消失殆尽,这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人口数量增加有很大关系。随着乌兰巴托的城市扩大,很多牧民都定居下来,临时院落中盖起了房子,外来户变成了本地住户,新来的就在更远处山坡上建帐篷,体现出首都的号召力。现在外蒙古有三百多万人,其中一半以上人口都在乌兰巴托定居,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向往城市生活,纷纷在城里找了工作,不愿再像他们的先辈一样风餐露宿、逐水草而居,游牧文明的时代终将一去不返。
温都尔汗酒店提供的蒙古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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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2)·老城清代寺庙和苏俄风格的成吉思汗广场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3)·兴仁寺建筑群和山西风格的博格达汗宫
在蒙古高原的东部板块中,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是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人的龙兴之地,虽然因为战略安全以及游牧帝国平衡东西两大地缘板块的考虑,没能取代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成为整个蒙古大草原的政治中心,但却凭借优质的草原牧场以及衔接大兴安岭西侧的“草原走廊”,而成为蒙古高原中仅次于色楞格河流域的重要板块,留下了“”欲征伐中亚中原,必先统蒙古高原,欲统蒙古高原,必先下克鲁伦河。的箴言。
欲征伐中亚中原,必先统蒙古高原,欲统蒙古高原,必先下克鲁伦河。
于是我们不禁好奇,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的地缘中心又在哪里?克鲁伦河全长1264公里,源头在肯特山(即狼居胥山)东麓,先是向南奔流出肯特山支脉之后,转而一路向东注入呼伦湖,从额尔古纳河流出,成为黑龙江的南源。克鲁伦河下游有一处号称中国最美的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虽然这里的草场更为肥美,但也更靠近游牧与渔猎的界限大兴安岭,也远离草原帝国的政治中心—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所以在游牧看来,呼伦贝尔过于边缘的地理区位,注定是难以担起东部板块中心的重任。
在游牧看来,呼伦贝尔过于边缘的地理区位,注定是难以担起东部板块中心的重任。
当然,在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东胡尽占其地后,其中一支逃入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山隐藏,一直等到匈奴被汉朝击溃西迁远遁之后,才再次现身,最终成为蒙古高原第二任王者。没错,说的就是鲜卑。所以作为管辖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的匈奴左贤王,其很有可能会定期驻牧呼伦贝尔草原,因为这里的草原着实诱人,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匈奴帝国的边陲,也需要时刻保持在这里的武力存在,以防止东胡部落死灰复燃。
边界是存在诸多不安定、不安全因素的地带,且缺乏足够广阔的防御纵深,出于防卫的考虑,不会成为政治中心。
但在边界建立牙帐作为统治中心,确实不现实,不是任何草原帝国或者农耕王朝都能像明朝永乐大帝那样将国都设立在边界一侧。因为边界是存在诸多不安定、不安全因素的地带,且缺乏足够广阔的防御纵深,出于防卫的考虑,往往被任何的政治中心所远离。况且永乐帝虽然迁都北京城,但是在北京城外的燕山山脉上设置了两条全长一千多公里的内外长城,从秦皇岛到张家口以西呈弧形展开,像两条手臂将北京城环抱其中。
北京城外的燕山山脉上设置了两条全长一千多公里的内外长城,从秦皇岛到张家口以西呈弧形展开。
内外两道长城均配备有边墙、卫所、军堡、关隘、烽燧、军驿等不同设施,彼此串联最终结成完整的北京城防线。
况且内外两道长城还均配备有边墙、卫所、军堡、关隘、烽燧、军驿等不同设施,其中卫所下辖军堡,军堡负责用来屯兵和具体线段的防卫,军驿负责传递军情,相邻军堡首尾相连,彼此串联最终结成完整的北京城防线。而对于管辖克鲁伦河流域的左贤王而言,将牙帐放置在呼伦贝尔草原就需要配套庞大的防御措施,这是不现实更是不划算的。
克鲁伦河是一条典型的草原河流,河水流量不大,支流不多,一年中若遭干旱偶有断流。
既然克鲁伦河下游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不合适,那么只能再往上游巡查。但克鲁伦河是一条典型的草原河流,河水流量不大,支流不多,一年中若遭干旱偶有断流,所以中游也并不合适。此外蒙古人有句谚语:“宁在杭盖当牛马,不在戈壁滩做人。”而杭盖便是山麓森林边缘的牧场,也就是说克鲁伦河上游,更靠近肯特山麓的地方,即有高大山脉在后,同时又有河流穿过的丘陵盆地才是最有可能成为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的地缘中心。
克鲁伦河以圆弧形掉头向东奔流,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曲,河曲的终点处便是蒙古帝国都城大斡耳朵。
参考克鲁伦河的流向,从肯特山汇集而来的水流并没有直接向东奔腾到呼伦湖,而是先向南流淌了240公里之后,转而以圆弧形掉头向东奔流,形成一个巨大的河曲,河曲的终点处的北岸便是蒙古国东部的畜牧业中心--温都尔汗。这个地方学过历史的中国人应该都比较熟悉,是林帅的殒身之地。不过在蒙古帝国时代,这里有另外一个名字:大斡耳朵。
1206年铁木真击败克烈部、乃蛮部统一蒙古高原之后,便在温都尔汗西南建立了蒙古帝国的第一个都城。
所谓“大斡耳朵”,在蒙语中意为宫帐或宫殿,是游牧民族大汗所居之宫帐。1206年铁木真击败中、东部的克烈部、乃蛮部统一蒙古高原之后,便在温都尔汗西南建立了蒙古帝国的第一个都城,成吉思汗时期共有四大斡耳朵,分属4个皇后,此地是第一个,也是成吉思汗原配弘吉剌·孛儿帖的所居之地,之后大斡耳朵由“幼子守灶”的四子拖雷继承。
弘吉剌部游牧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部落没有勇士,但有无数以面貌秀丽、肤色光洁著称的美人和智者。
这里延伸介绍一下教育出蒙古四大汗国创建者的弘吉剌·孛儿帖,本是弘吉剌部人。弘吉剌部游牧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草原上一个十分奇特的部落,这个部落没有勇士,但有无数以面貌秀丽、肤色光洁著称的美人和智者,所有的蒙古部落男子都以能娶到弘吉剌部的女子为荣。凭借这一优势,弘吉剌部通过与草原上有实力的部落首领联姻,而保持一种超然的地位。
孛儿帖为人端庄、聪慧贤明,在成吉思汗最难之时,不离不弃嫁给他追随他,辅成吉思汗奠定蒙古帝国基业。
铁木真9岁时,在其父也速该带领下与弘吉剌部德薛禅的女儿孛儿帖定下婚约,返程途中被宿敌塔塔尔人毒死。孛儿帖为人端庄、深明大义、聪慧贤明是一个才情兼备的美貌女子,在成吉思汗最难之时,不离不弃嫁给他追随他,辅成吉思汗奠定蒙古帝国基业。当然她也是最受成吉思汗信任、敬重、得宠的结发妻子,年迈后亦是如此。1214年成吉思汗还与弘吉剌部结为世代姻亲:“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世世不绝。”之后蒙哥汗以及元朝历代皇帝的皇后皆源自弘吉剌部。另外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也是弘吉剌部人。
温都尔汗所在的位置正是肯特山地与草原相交的杭盖地区,南侧奔流的便是克鲁伦河。
言归正传,其实从自然环境来看,温都尔汗所在的位置正是肯特山地与草原相交的杭盖地区,而且成吉思汗所在的乞颜部原驻牧地便是斡难河源头,也就是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之间的上游河谷地区,温都尔汗正处于两河之间的南缘,所以成为蒙古高原东部的地缘政治中心并不奇怪。2013年蒙古国将温都尔汗更名为成吉思汗市。
随着蒙古帝国疆域的扩张,以及平衡高原中西部的需要,政治中心从温都尔汗迁到了杭爱山南麓的哈拉和林。
不过,后来随着蒙古帝国疆域的扩张,以及平衡高原中西部的需要,1235年蒙古帝国的二代目窝阔台汗便将政治中心从温都尔汗迁到了杭爱山南麓的哈拉和林(距乌兰巴托市西南365公里),使这里成为了13世纪中叶的世界中心,罗马教皇的传教士、南宋朝廷的使节团、波斯商人的驼马队、高丽王国的进贡者…都汇集到了这里,而且哈拉和林及其周围景观与2004年成为蒙古国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1260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夺得蒙古帝国汗位后,政治中心南迁到北京,哈拉和林成了元朝岭北行省的首府。
不过1260年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夺得蒙古帝国汗位后,政治中心南迁到北京,哈拉和林便成了元朝岭北行省的首府。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上期回顾:鄂嫩河-克鲁伦河:不只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人的龙兴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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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提供的无偿援助,蒙古开始实施了肯特省“温都尔汗机场重建更新项目”。
蒙古国肯特省从1950年开始具备飞机起降条件,现用的“温都尔汗”机场距首都乌兰巴托302公里,距省城西南方向3.6公里处。飞行跑道规格为1960米×50米,砾石跑道,机场等级为3C,每小时运送旅客量为50人。
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提供35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将完成15个建筑施工和设备工程。其中,包括7座建筑,8套设备。目前,施工进度为52.5%,2021年6月竣工。
建筑设施:
1.飞机起降土面跑道2200米×30米
2.旅客服务大厅1440平方米
3.机场围栏7公里
4.飞行活动指挥塔
5.锅炉房32平方米
6.地面服务飞机库520平方米
7.警卫哨17平方米
技术设备:
1.机场照明系统
2.飞行交通管制设备
3.供暖房和设备
4.户外变电站
5.通讯系统
6.X射线设备
7.客运,货运和地面服务设备
8.提供必要的办公用品。
文/黄 瑶
衡宝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某部解放宝庆 (今邵阳)后,继续前进
第三次较量:衡宝战役越过兵团和军直接指挥一三五师
9月10日,四野各部结束休整,中旬按既定部署兵分三路对中南地区军发起强大攻势。东路军由江西直指南粤,西路军由湘西南进,切断白崇禧退往贵州的道路。10月2日,中路军又分三路向衡(阳) 宝(庆)地区白崇禧部展开攻击:四十一军向永丰以西至宝庆以北地区,四十五军向永丰以东至蒋市街地区,四十军向蒋市街以东的新桥、白果地区攻击前进。当日,四十五军一三五师的先遣支队已经急行军插到永丰、青树坪之间,俘虏敌军200人,缴获汽车5辆。这正是50天前四十九军遭白崇禧伏击的地方。该师主力没有停留,一口气又推进40余公里,10月4日,从水东江突破衡宝公路继续南下。
白崇禧原来是准备撤回广西的。但是,他盯住了孤军深入的一三五师。他火速调集七军、四十六军、九十七军等部共13个师于衡宝一线,准备再来一个青树坪,抓一把,然后再撤。获悉后于10月5日致电各部:“目前敌之企图不是撤退,而是与我决战。”“在此情况下,我军应集结兵力进行充分的准备,然后待命攻击。”“目前已突过衡宝公路之我军,则应在水东江、宋家塘以南地区集结,在公路以北者暂勿南进。”
用兵一贯谨慎的此时过高估计了白崇禧。如果所有部队都按照原计划继续前进,白崇禧的部队可能迅速被围歼。
幸而一三五师没有接到这个命令。他们连续行军80公里,突破衡宝公路后,于5日14时到达灵官殿地区。这时,他们架设起电台,才知道友邻部队都停留在衡宝公路以北,他们已经孤悬敌后了。
立即对这个师投以极大的关注。此时的形势同50天前已经完全不同了。50天前,部队正在休整,大规模的行动还没有准备好,一四六师便成为真正的孤军,吃了亏。如今,部队经过兵强马壮运动,正准备对白崇禧集团采取行动,一三五师便成为深入敌后的楔子。于是,便越过兵团和军直接给一三五师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发电报:“你们暂时归我们直接指挥,望告电台,特别注意联络我们。”并规定,师、团电台不离人,随叫随到。兵团和军对一三五师电台只能收听,不得指挥。
与此同时,命令中路军一线各部队迅速前进,命令西路军三十八、三十九军向东推进,与中路军对白崇禧部形成夹击之势。这一决定并不违背关于远距离迂回包围的决策。因为这一决策并不排斥符合战场实际情况的战术性的迂回包围。因此,对于决定用5个军靠拢作战,以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于7日凌晨2时来电表示同意。
10月6日,等致电丁盛、韦祖珍:“盼你们以少数部队迟滞水东江方向之敌,主力即向湘桂路前进,必须不顾一切艰苦和危险,坚决迅速破坏湘桂路,求得翻毁数十里和炸毁桥梁,使敌不能下决心南退。只要敌人不退,则能全歼桂军,使战争提前结束。”
这一计划十分美妙。如果把湘桂铁路炸掉一段,在衡阳的白崇禧和他的指挥部就回不了广西了。但是,一三五师一时到不了湘桂铁路。因为白崇禧也盯上了这个师,并以主力4个师合围过来,连续向进占牙场冲、关帝庙、灵官殿、荷公殿的一三五师发起攻击。一三五师扼守上述各地的山头阵地,同敌人展开激战。一三五师深入敌后同白崇禧集团的战斗,为大部队合围白崇禧集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一三五师发现当面之敌是第七军时,立即向总部报告。等随即复电:“你师已被敌四个师包围,你们立即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安下钉子,进行环形防御,振作士气,下定决心,准备抗击绝对优势敌人的围攻,将敌吸引住,以便我各路主力围歼敌人。”
等又致电十二兵团和各军首长:“桂敌调动甚速。因此,我各部亦需能及时应付。野司对密息能及时了解,因此,在目前时期,我四○、四一、四五、四六、四九、十八等各军行动,暂时由我们直接指挥。故各部,特别是先头各师,应特别与我们保持电台联络,随时报告敌情与位置,以便根据密息,及时调动,配合行动。”
被白崇禧当作一块肉的一三五师变成了一个硬钉子
白崇禧本来是打算要吃掉一三五师的,但是当他发现解放军已经压过来后,立即决定撤退。7日,他给第七军参谋长邓达之打电话说:“长官部和第三兵团部决定今日晚撤出衡阳,回广西去。第七军为后卫,原地掩护长官部和第三兵团部撤退。第七军到明日9时方可撤走。这个任务很艰巨,撤退时不论有任何牺牲,都不要停留。纵然后卫部队有的撤不下来,也就算了。”
第七军是白崇禧的命根子,此前他是轻易不使用的。但是而今竟然用它来断后,并准备将其像壁虎断尾一样甩掉,这说明这一次他因为贪图吃掉一三五师,耽误了时间,要撤已经很困难了。
7日晨,获悉白崇禧集团准备全线撤退,立即命令中路军的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军进行追击;西路军的三十八、三十九军阻断白集团的归路;东路军的四十六、十八军向南挺进,命令一三五师截击南撤的白崇禧集团第七军和四十八军,并配合主力聚歼该部。
此刻,曾经被白崇禧当作一块肉的一三五师已经变成了一个硬钉子。第七军为了突围,发了疯似的向一三五师阵地左冲右突。一三五师英勇抗击,同敌人纠缠了两昼夜,终于为主力合围敌人赢得了时间。
9日8时,要求一三五师“设法堵住石珠桥、铜锣坪之敌南退道路,配合我其他各军歼灭该敌”。对这几天的战斗,丁盛回忆道:“四○三团的两个营,我带的两个团,在石珠桥打一七六师和一七二师。实际上一七二师是跟着我们走,所以当时我们打了这么多的部队。它想迅速撤退很不容易的。我们成了牛皮糖,黏住它了。白崇禧想走走不掉,想打又打不成,攻我们攻不下来。我守着一个地方……你白崇禧不可能打下来。他的部署一下就给搞乱了。东走一下,不行;西走一下,也不行。这里碰一碰,那里也碰一碰,到处碰到我们的部队和他打。……这样,我们黏了敌人6天,10日,在黄土铺把它歼灭了。”
9日,等致电各兵团、各军首长:“在追击运动战中,野司根据密息,只能规定各部行动的方向,但各兵团、各军必须以机断专行的精神,加强对各师的具体指挥,不可以一切等候我们的指示,以免失掉机会。”
遵照这一指示,各部队发扬主动进攻的精神,追歼桂军。至11日上午,白崇禧集团4个师,除一三八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4.7万人悉数就歼。
四野参谋长萧克在回忆录中写道:“衡宝战役共歼敌主力4.7万人,是进军中南的大胜利。虽然曾一度被白崇禧以进为退的临时部署所迷惑,延误了歼敌时间,但由于一三五师没有接到停止命令而深入敌纵深,并奋勇抗击,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撤退行动;还由于发现敌人撤退,立即追击,得以将其全面包围,并全部消灭,沉重打击了白崇禧集团,为以后进军两广,全歼中南地区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12日,等发出表扬在衡宝战役中有功部队的电报。13日,将这份电报批给在北京出席开国大典的程潜一阅,并写道:“被歼灭者是七军两个师及四十八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七军、四十八军苦战四天被歼干净。”对白崇禧来说,这恐怕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1948年底,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灭,对促成傅作义走接受和平改编的道路起了促进作用。如今,白崇禧的第七军已经步三十五军的后尘,准备对白崇禧作最后的争取。原的立法委员、白崇禧的朋友黄启汉,由北京转道香港到达桂林。白崇禧非但拒绝了黄的争取,并且将黄软禁在象鼻山附近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私宅内。李知道后,嘱咐程思远去营救,并送去路费,黄启汉才得以脱险。
:我认为白崇禧是军将领中最有才干的一个
衡宝战役以后,率四野前线指挥部到达衡阳。这时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对进行了采访。他问对白崇禧的评价。回答:“我认为白崇禧是军将领中最有才干的一个,而这句话可以说并非过奖。他不用说有多年的军事经验,他的指挥也比其他军将领高明,可是因为他的军队现在是非常明显而且公开地在与人民为敌,而作为一个政党的已经四分五裂,而且军事上的形势各方面也对他完全不利。因此,白崇禧那一点或多或少的军事才干,实质上在这里也就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
退据台湾后,与有矛盾、且由于种种原因又不能留在大陆的将领,有的定居香港,如张发奎、卫立煌;有的远走美国,如李宗仁。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白崇禧却于1949年12月30日由海口飞抵台北。
由于1948年12月24日和30日,白崇禧发出“亥敬”“亥全”两电,建议重开国共和谈,促下台,同已经结下梁子。但是,1949年12月10日,却派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和前上海市长陈良到海口见白崇禧。罗奇是广西容县人,是白崇禧的老乡。他带来一封给白崇禧的亲笔信,要白到台北共商大计。罗奇还说,蒋要白当“行政院长”。陈良则带来一些金砖,说是给华中部队的经费。其时白崇禧已无多少人马。白崇禧收到这一份厚礼,仍将信将疑,又派李品仙到台北探听蒋是否真要他组阁。李品仙到台北后,对白函电交驰,说要白组阁“出于至诚”。此前,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曾劝告白到台湾要谨慎,但是白在罗奇、陈良和李品仙等怂恿下仍然去了台湾。他去台湾,还有自身的原因,即他有一种的情怀。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家中逝世。1971年9月13日,座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失事,、叶群、林立果等8人无一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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