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蔡(管蔡世家)

读《史记》——元圣周公之痛：管蔡之乱，兄弟相残

周公旦辅佐武王伐纣克商，辅佐成王治理天下，制定礼乐制度，交给成王一个和平安定的大周王朝。应该说，周公的人生是很完美的，以其“才德全尽”享受后世“元圣”“儒学奠基人”的美誉。但在周公的心底有一件事会常常刺痛他的心，使他的心在滴血，这件事就是“管蔡之乱”。

《管蔡世家》载：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厓季载。

武王发、周公旦与管叔鲜、蔡叔度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武王克殷纣后，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

辅佐纣王的儿子武庚，管辖商朝的遗民。

为了安抚殷商遗民，展示周的宽柔仁义，巩固，周武王把纣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商故地。但周武王对武庚并不放心，就由管蔡监国，提防武庚作乱。非常完美的部署，因武王崩而打破。

《周本纪》载：“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叛周。”

《鲁周公世家》亦曰：“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管蔡世家》载：“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

这三则记载说明两件事：

1.周公代成王摄政当国；

2.管蔡怀疑周公对成王不利。并在全国散步流言，败坏周公形象。而且与武庚一起造反叛周。

周公没料到要面临这样的局面。管蔡也应该是文王的好儿子，武王的好兄弟，否则文王怎么能提拔他们，武王怎么能委以重任呢？

但周公来不及细想，因为刚刚建立的新周就要面对多股势力的绞杀：

武庚的灭国之痛使他时刻不忘复国的野心，殷商旧地东夷的反周情绪也很高涨。

管、蔡以及武庚与东夷地区的叛乱，严重地威胁了周王朝的安全。

《鲁周公世家》对这场兄弟间的残杀一笔带过：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

《管蔡世家》载了蔡叔被流放的场景：

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

蔡叔度后来在流放过程中死亡。殷商的馀民分为两部分分管：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周公的九弟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

周公又用三年的时间进行东征，彻底消灭了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扩大东方境土。周公加快营建东都雒邑和封建诸侯，稳固了周王朝的基业。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兄弟离心，骨肉相残。周公诛杀管叔，流放蔡叔（“既迁而死”），后人多指责管蔡叛周，但实际上是“管蔡叛周公”。

如前所说，管蔡之乱的原因是周公代成王摄政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

对周公的这一行为有意见的不止是管蔡及诸弟，还有二公：太公、召公。《鲁周公世家》载：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

事前并没有与家中兄弟、朝中辅臣商量。如果武王崩后，周公召集太公、召公，三哥管叔、五弟蔡叔及群弟开一个“常务委员会”。陈明周朝面临的局势，成王年幼，自己想暂代处理朝政，等成王成年后归政。我想那时三哥管叔也不会有意见的。

但实际情况时周公自己不解释，不商量，大摇大摆地坐在朝堂以天子自居，对王公大臣、兄弟发号施令，这才是管蔡之乱的主因。

《鲁周公世家》载，周公旦的独断专行使成王都对他产生严重的误解，至到周公死后成王看到密藏的周公情愿自己死也要为武王续命的祷告词，才消除了这一误解。那么管蔡及群弟的误解就可理解了。

想来周公对诛杀三哥，流放五弟并导致其死亡的后果是后悔的。管叔无后，无以补偿。但周公见蔡叔之子胡贤，先让他当了鲁卿士，又上报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算是保住蔡叔一脉，也使周公心中有所慰藉吧。

“元圣”周公虽然对武王、成王恩重如山，对周王朝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在处理兄弟关系上有大亏。印证了一句名言“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

《谏太宗十思疏》中“竭诚则胡越为一体”之“胡越”再辨正

昨晚，蒙Y先生微信上指教，结果我兴奋过度，竟至于失眠。

有关“胡越”，《中学文言难句析疑》P430这样写道：

胡越。《旧唐书魏征传》作“吴越”。“胡越”谓胡地在北，越地在南，相距极远，竭诚则南北两地亦可结为一体，可通。然不如作“吴越”，于义为长。吴越，世仇邻国，世仇若能亲如一家，则与下文骨肉至亲却形同路人，意思正好相反。可见“吴越为一体”对“骨肉为行路”，更加工整、贴切。

此说甚有理。但此处“胡越”毕竟不是“吴越”，是否还有更合适的解释呢？

以下是Y先生的原文：

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胡越为一体”，课本解释为“胡和越结成一个整体”，似可商榷。联系上文“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这两句表达的不是“胡”与“越”的关系，而是“胡越”与“元首”的关系。这是一个省略句，完整的句子是“（元首）竭诚（待下）则胡越（与之）为一体”。应该译为“君主竭诚对待群下，那么即使像北胡南越这些边远地区的人民也会和君主团结一心，成为一个整体”。

下句“傲物则骨肉为行路”也应是“（元首）傲物则骨肉（与之）为行路”的省略。有一个佐证，《资治通鉴唐太宗轶事数则》转述了《谏太宗十思疏》大意，它概括的是：“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再有，此句化用的是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意思是：(人主与臣下)思想感情一致了，即使胡人和越人也可以成为兄弟，由余和子臧就是这样的；思想感情不和，亲骨肉也会成为仇敌，朱、象和管、蔡就是如此。

看到他给我的解释，我瞬间睡意全无，说：

这一句的补充省略，看得我茅塞顿开，真想和您喝一大杯酒！没有比这个解释更好的了。

我深深感觉到：今后读书，必须时时不忘主语是什么！很多时候之所以读糊涂了，一般都是因为承前省略主语，尤其是一大段文字中的主语省略。作者省得过瘾，但一不小心，读者就迷糊了。慎之，慎之。

重译这一段：

原文：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

试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而保住天下困难吗？（帝王）过去取得天下尚有余力，如今保住天下却力有不足，为什么呢？（帝王）如果处于深重的忧虑，必定竭尽诚心来对待臣民；（帝王）实现志愿以后，就放纵性情来轻视他人。（帝王）竭尽诚心（对待臣民）那么胡人越人（也能与他）成为一个整体，（帝王）轻视他人那么（他的）至亲之人（也与他）成为路人。

字以代言，言而成教。码字成文，文以传道。斯道存矣。

时已夜半。今天早些睡觉，就这样。

以上。

这就是盗跖眼中的孔子

盗跖对于子路从学于孔子，认为是孔子以巧辞谬说使子路拜于门下，从而导致子路身死于卫东门。

孔子自身并没有什么可贵之处，要不然怎么会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

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

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

子路从学于孔子，这是个人的意愿，一个徒弟认准一个老师，这是徒弟自身的一个抉择，因此盗跖此番言辞是故意压制别人，让子路不从学于孔子，显然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且子路有勇气，力大无穷，而从学于孔子，并非孔子巧言令色，而是孔子本身的智能与心胸所在。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靠力量压制别人，让别人表面服气，是因为别人力量没有你大。而以德性来让别人打心底里服气，才是真正的服气。

可以说盗跖就是仗着自己力量比较大，戾气重，觉得任何人都无法辩得过他，这就是一种以武力来压制别人使别人服气，别人的服气只能是表面的，因为他说的全是歪理。

而孔子之所以会穷途，是否是说孔子的道不足贵。穷通只是一个人的命运所在，但对于穷通背后，有一个使命所在，这个使命便是道义所在，“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君子会遭遇穷途，但不意味着君子就此没落，沉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只是一个外在遭遇所致，并不代表道义穷，从道义的层面来说，永远没有穷通，只有隐显，你把道义显现出来。

现实上是穷，那你还是通达的，现实上通达，你依旧是通达。就看个人能否显出来自身的道义所在。所以孔子的道是通达的，尽管现实上的道义不能显现，这不能归咎于孔子，这只是那个时代的普遍问题。

盗跖无法理解孔子所做的事情。只能以表面的穷通去看一个人，说明盗跖这个人实在可怜，内心苍凉，只能以此挖苦别人。

社会上有很多人会以这样的情况去挖苦一个英雄，他们却无法看到英雄所做的事情，所秉持的信念的可贵，遂而以恶语相向。只能说他们的生命只能承受轻，而无法承受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