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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排队打饭(梦见排队打饭吃是什么预兆呢)

时间:2024-01-30 22:19:35 作者:行尸走肉 来源:互联网
八字精批2024运势命中贵人八字合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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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忆旧 | 那些年我们吃过的食堂

经常会做一个梦,梦见抬着口缸去食堂打饭,依稀仿佛是很大的空间,有长长的队伍排着,各种香气扑鼻的食物盛满了大盆,总是在掏菜票 ……

食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暴露年龄的时代烙印,也是须臾不会忘的记忆,从我们蹒跚学步到上学伊始,食堂就没有离开过我们。

那个时候,人人都需要有一个单位,而单位应该都有食堂,在那个时刻需要努力工作还要随时进行政治学习的年代,个人的闲暇时光不会是那么轻松,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吃饭这事上,所以食堂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我们很小就知道一种叫做饭票的东西,虽然这个词现在已经引申为一个有钱的老公或者老婆的意思。

印象中父母的工作日是很少有在自己家煮早点的,父母所在的单位是学校,又是所带班级的班主任,早上总是匆匆招呼我们一声起床,径自就去操场监督学生出早操或者去教室看学生早读。我和弟弟自己起床穿衣、洗漱完毕,自己拿个口缸或者大碗就去食堂打早点,是的,你没看错,去食堂购买的东西一律用“打”这个词,打饭打菜或者打汤……大概因为厨子单手使菜勺舀菜和你交换菜票,这个动作像极了你来我往的拳脚动作,所以“打”这个词形象地融入了我们的一日三餐,甚至,连开水都是要打的!

食堂的早点一般都是面条或者米线,总有一个巨大的铝盆,盛满了从锅里捞出来的面条,连汤带水的一大盆,面条煮的大半熟,泡在汤水里最后都泡软了。人们排队鱼贯而来,递菜票饭票给大师傅,一般说剩二两或者三两,大师傅熟刷地用大筷子挑起适量的面条,一伸一拉就装在递过来的口缸或者饭盒里,你再往前移一步,第二个师傅就舀一勺汤,汤色一般呈酱油色,略有漂汤油,同时顺手用一把更小的圆勺舀一勺帽子(浇头),这种所谓的炸酱帽子一般都是深褐色的酱肉,但是肥肉居多,一到汤里就全部漂白飘起来,我这个从小就不吃肥肉的人可以倔强地把每一粒眼睛能看见的肥肉粒都挑走,最后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粒和瘦肉丁在碗里。

我记忆中的初中阶段,在那个偏远的滇东北小镇,大部分时候早点都是吃面条,吃米线的时候很不多,到吃米线那天就像过节一样,一般头天下午的晚餐时间就会问问大厨明天的早点,然后第二天就起得特别早,一伙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半大娃娃揉着眼睛去食堂排队,免不了互相推推搡搡打闹一会,大厨嫌烦就用铁勺在盆边敲敲打打震慑一下。

午餐大部分时间都是吃食堂,毕竟父母是双职工,等下班回家来现煮饭肯定是来不及,食堂成了当仁不让的选择。我放学就回家,会比父母稍微早到一点,于是拿上个三层的鼓子或者两个大碗去食堂打菜回家,一家四口人的米饭往往也就是打一斤半左右,然后是一荤两素的简单搭配,父母回来后烧个汤或弄点咸菜就可以吃饭了。印象中在食堂吃的最多的是青椒炒肉和回锅肉之类,偶尔也会有红烧肉,毕竟那个时候已经是83、4年,经济条件大有改善啦。素菜往往都是炒白菜或者炒洋芋丝之类,我最恨的就是清炒茨菇或者清汤茨菇,那种面吐吐的口感我实在难以下咽,哪怕到今天我都不喜欢吃。

晚餐一般都在家里做,不吃食堂,不过也有例外。学校有时候包场电影,那就等不得慢条斯理地煮饭炒菜了,全家都在食堂吃饭,吃完喝点米汤,抹抹嘴就可以去看电影了。

逢年过节或者开学代会、三干会啥的,食堂一般会整点硬菜伙食犒劳大家。说起来食堂大厨的厨艺其实根本不如广东那种村宴流水席的大厨,所谓的大菜硬菜也不过是用大蒸屉蒸出些粉蒸肉或者千张肉之类的肉食,或者就是清汤羊肉、红烧牛肉、油炸肉圆子之类的。年代久远实在回忆不起来了,但类似于现在的黄焖鸡或者酸菜鱼之类的菜式就根本没有见过。

某一年食堂里新添了一个新玩意——远红外烤炉,这样就可以烤制一些点心,各家职工家还可以自己带着面粉请食堂加工,只用出一点加工费就可以了。我们家里就趁机烤了很多面包,有多少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有一段时间的早点天天都是两个干面包,滇东北的冬天天寒地冻,面包轻易不会腐坏,而且冻得僵硬,早上去上学就揣着两个面包边走边啃,那面包确实很坚硬,完全像多年的冻土一样,以至于后来看保尔柯察金冬天修铁路的那一段说他们吃的面包坚硬的象岩石,我深以为然,感同身受。

从小在学校食堂吃饭,教职工的窗口是另外开设的,感觉食堂的规模也不算太大,三两个窗口,一顿有五六个菜就算是花样比较多了。及至长大后考上大学,见识了大学的食堂,才觉得天壤之别,毕竟大学的食堂是有国家补贴的,别的不说,规模就比中学的大多了。吃饭时分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在十几个窗口或者档口,每顿饭三五十个菜品看的人眼花缭乱,只恨手中饭菜票太少。一个净荤的小炒不过5-8毛,贵的时候也不过1元左右,素菜也就是2-3毛,一顿饭不过2元左右就吃的很不错了,同学间互相打趣都是说“哦哟,又整小炒啦”,同窗之间偶尔相互打赌,赌注常常也是一个小炒,其社会地位就像今天美国监狱里面的老干妈辣酱一般。

随着学生生涯的结束,食堂似乎也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来了,一来是离开了那种固定的生活状态,二来是街上的大小餐厅已经多起来了,从盒饭档到大排档再到奥灶馆、酒楼餐厅,慢慢地,我们都忘记了还有食堂这种玩法,偶尔去体制单位办事,对方说在我们食堂吃吧,往往都委婉推辞:还有事还有事,其实潜台词就是食堂么就算了。

嘟小妹上学后,每周有一天要做值日,等扫地完了出门刚好是晚高峰,路上就特别堵车,回到家里吃完饭就太晚了,写作业的时间也就越往后拖。后来我发现离他们学校不远的滇池学院食堂还不错,于是托朋友办了一块食堂的饭卡,等她下课值日完了我们就去滇池学院食堂吃饭,这样错开路上的晚高峰,等吃了饭悠悠回家路上也不堵了。

嘟小妹第一次去大学食堂见识了几十个窗口上百个菜品,禁不住一阵欢呼,眼花缭乱都不知道吃啥好了,现在的食堂,菜品的丰富程度是我们三十年前上学时候所不敢想像的,每顿饭我们都是四五个品种的菜一字排开,嘟小妹还要弄块炸鸡排啥的,吃得不亦乐乎。学生们吃食堂也进化了,很少有人自己带餐具,都是直接打在纸饭盒里,或者用食堂提供的餐盘,连汤都是封装在奶茶杯里,刷卡带走即可。至于菜式的品种,不得不说太令人意外了,一般的小馆子估计都比不赢,煎炒烹炸自然不必说,各种网传的暗黑料理也常常见,面点花色繁多、煮品同时供应,居然还有烧饵块、炸油条、炸洋芋等小吃类,然后还有小火锅、涮菜、酸菜鱼之类的网红美食,不夸张地说,一两个星期不停歇地换着吃都不会重复。

最近两年,感觉食堂又开始盛行了,正规体制单位基本都有食堂,完全就是福利,我曾经在某国企的食堂吃过,刷内部的一卡通只要三元钱,荤素由己挑选,吃完还有盒装饮料和一个水果,要按街边的标准,没有二十元是根本吃不下来的,这种食堂完全就是来拉仇恨的。

街头流行的盒饭档口也开始更名为XX大食堂,包括某些街道社区都有类似的机构,十元左右就吃的饱饱的,一抹嘴就走人,确实也方便。对于写字楼里的小白领、满街跑的出租车、商场的促销员……等人群来说,干净卫生可口管饱就是王道。

本地比较有名的是南屏街这里的大头食堂,分时段优惠引导人们错峰午餐,据说每天都有四五百人次在这里吃饭,一个青花瓷大碗,最贵15元吃的饱饱的。南亚第一城楼下的熊记粉蒸肉实际就是有主打菜式的公共食堂,粉蒸肉做的地道,每餐二十多个新鲜菜式都是小锅现炒的,热乎味道好,一到饭点时间人就川流不息,偶尔去吃一趟,感觉还挺不错的,关键是省事,特别是家里只有一两个人懒得开伙,来这种便民食堂是确实快捷方便。

这两年常跟医院打交道,也在医院食堂吃过,很多医院的食堂其实都是社会化的营养配餐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做的餐食不敢说太好,但胜在方便快捷,到饭点还给你送到病房来,省了不少事。家里有老人住院,偶尔还是在食堂打了吃,省的跑来跑去,回家做饭还要送来。

现在的食堂味道越来越趋于标准化,实际上是应付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而出现的,实际上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补充,和当年那些纯粹为了解决温饱的生活必须是完全不一样的。

江湖忆旧 | 那些年我们吃过的食堂

经常会做一个梦,梦见抬着口缸去食堂打饭,依稀仿佛是很大的空间,有长长的队伍排着,各种香气扑鼻的食物盛满了大盆,总是在掏菜票 ……

食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暴露年龄的时代烙印,也是须臾不会忘的记忆,从我们蹒跚学步到上学伊始,食堂就没有离开过我们。

那个时候,人人都需要有一个单位,而单位应该都有食堂,在那个时刻需要努力工作还要随时进行政治学习的年代,个人的闲暇时光不会是那么轻松,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吃饭这事上,所以食堂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我们很小就知道一种叫做饭票的东西,虽然这个词现在已经引申为一个有钱的老公或者老婆的意思。

印象中父母的工作日是很少有在自己家煮早点的,父母所在的单位是学校,又是所带班级的班主任,早上总是匆匆招呼我们一声起床,径自就去操场监督学生出早操或者去教室看学生早读。我和弟弟自己起床穿衣、洗漱完毕,自己拿个口缸或者大碗就去食堂打早点,是的,你没看错,去食堂购买的东西一律用“打”这个词,打饭打菜或者打汤……大概因为厨子单手使菜勺舀菜和你交换菜票,这个动作像极了你来我往的拳脚动作,所以“打”这个词形象地融入了我们的一日三餐,甚至,连开水都是要打的!

食堂的早点一般都是面条或者米线,总有一个巨大的铝盆,盛满了从锅里捞出来的面条,连汤带水的一大盆,面条煮的大半熟,泡在汤水里最后都泡软了。人们排队鱼贯而来,递菜票饭票给大师傅,一般说剩二两或者三两,大师傅熟刷地用大筷子挑起适量的面条,一伸一拉就装在递过来的口缸或者饭盒里,你再往前移一步,第二个师傅就舀一勺汤,汤色一般呈酱油色,略有漂汤油,同时顺手用一把更小的圆勺舀一勺帽子(浇头),这种所谓的炸酱帽子一般都是深褐色的酱肉,但是肥肉居多,一到汤里就全部漂白飘起来,我这个从小就不吃肥肉的人可以倔强地把每一粒眼睛能看见的肥肉粒都挑走,最后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粒和瘦肉丁在碗里。

我记忆中的初中阶段,在那个偏远的滇东北小镇,大部分时候早点都是吃面条,吃米线的时候很不多,到吃米线那天就像过节一样,一般头天下午的晚餐时间就会问问大厨明天的早点,然后第二天就起得特别早,一伙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半大娃娃揉着眼睛去食堂排队,免不了互相推推搡搡打闹一会,大厨嫌烦就用铁勺在盆边敲敲打打震慑一下。

午餐大部分时间都是吃食堂,毕竟父母是双职工,等下班回家来现煮饭肯定是来不及,食堂成了当仁不让的选择。我放学就回家,会比父母稍微早到一点,于是拿上个三层的鼓子或者两个大碗去食堂打菜回家,一家四口人的米饭往往也就是打一斤半左右,然后是一荤两素的简单搭配,父母回来后烧个汤或弄点咸菜就可以吃饭了。印象中在食堂吃的最多的是青椒炒肉和回锅肉之类,偶尔也会有红烧肉,毕竟那个时候已经是83、4年,经济条件大有改善啦。素菜往往都是炒白菜或者炒洋芋丝之类,我最恨的就是清炒茨菇或者清汤茨菇,那种面吐吐的口感我实在难以下咽,哪怕到今天我都不喜欢吃。

晚餐一般都在家里做,不吃食堂,不过也有例外。学校有时候包场电影,那就等不得慢条斯理地煮饭炒菜了,全家都在食堂吃饭,吃完喝点米汤,抹抹嘴就可以去看电影了。

逢年过节或者开学代会、三干会啥的,食堂一般会整点硬菜伙食犒劳大家。说起来食堂大厨的厨艺其实根本不如广东那种村宴流水席的大厨,所谓的大菜硬菜也不过是用大蒸屉蒸出些粉蒸肉或者千张肉之类的肉食,或者就是清汤羊肉、红烧牛肉、油炸肉圆子之类的。年代久远实在回忆不起来了,但类似于现在的黄焖鸡或者酸菜鱼之类的菜式就根本没有见过。

某一年食堂里新添了一个新玩意——远红外烤炉,这样就可以烤制一些点心,各家职工家还可以自己带着面粉请食堂加工,只用出一点加工费就可以了。我们家里就趁机烤了很多面包,有多少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有一段时间的早点天天都是两个干面包,滇东北的冬天天寒地冻,面包轻易不会腐坏,而且冻得僵硬,早上去上学就揣着两个面包边走边啃,那面包确实很坚硬,完全像多年的冻土一样,以至于后来看保尔柯察金冬天修铁路的那一段说他们吃的面包坚硬的象岩石,我深以为然,感同身受。

从小在学校食堂吃饭,教职工的窗口是另外开设的,感觉食堂的规模也不算太大,三两个窗口,一顿有五六个菜就算是花样比较多了。及至长大后考上大学,见识了大学的食堂,才觉得天壤之别,毕竟大学的食堂是有国家补贴的,别的不说,规模就比中学的大多了。吃饭时分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在十几个窗口或者档口,每顿饭三五十个菜品看的人眼花缭乱,只恨手中饭菜票太少。一个净荤的小炒不过5-8毛,贵的时候也不过1元左右,素菜也就是2-3毛,一顿饭不过2元左右就吃的很不错了,同学间互相打趣都是说“哦哟,又整小炒啦”,同窗之间偶尔相互打赌,赌注常常也是一个小炒,其社会地位就像今天美国监狱里面的老干妈辣酱一般。

随着学生生涯的结束,食堂似乎也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来了,一来是离开了那种固定的生活状态,二来是街上的大小餐厅已经多起来了,从盒饭档到大排档再到奥灶馆、酒楼餐厅,慢慢地,我们都忘记了还有食堂这种玩法,偶尔去体制单位办事,对方说在我们食堂吃吧,往往都委婉推辞:还有事还有事,其实潜台词就是食堂么就算了。

嘟小妹上学后,每周有一天要做值日,等扫地完了出门刚好是晚高峰,路上就特别堵车,回到家里吃完饭就太晚了,写作业的时间也就越往后拖。后来我发现离他们学校不远的滇池学院食堂还不错,于是托朋友办了一块食堂的饭卡,等她下课值日完了我们就去滇池学院食堂吃饭,这样错开路上的晚高峰,等吃了饭悠悠回家路上也不堵了。

嘟小妹第一次去大学食堂见识了几十个窗口上百个菜品,禁不住一阵欢呼,眼花缭乱都不知道吃啥好了,现在的食堂,菜品的丰富程度是我们三十年前上学时候所不敢想像的,每顿饭我们都是四五个品种的菜一字排开,嘟小妹还要弄块炸鸡排啥的,吃得不亦乐乎。学生们吃食堂也进化了,很少有人自己带餐具,都是直接打在纸饭盒里,或者用食堂提供的餐盘,连汤都是封装在奶茶杯里,刷卡带走即可。至于菜式的品种,不得不说太令人意外了,一般的小馆子估计都比不赢,煎炒烹炸自然不必说,各种网传的暗黑料理也常常见,面点花色繁多、煮品同时供应,居然还有烧饵块、炸油条、炸洋芋等小吃类,然后还有小火锅、涮菜、酸菜鱼之类的网红美食,不夸张地说,一两个星期不停歇地换着吃都不会重复。

最近两年,感觉食堂又开始盛行了,正规体制单位基本都有食堂,完全就是福利,我曾经在某国企的食堂吃过,刷内部的一卡通只要三元钱,荤素由己挑选,吃完还有盒装饮料和一个水果,要按街边的标准,没有二十元是根本吃不下来的,这种食堂完全就是来拉仇恨的。

街头流行的盒饭档口也开始更名为XX大食堂,包括某些街道社区都有类似的机构,十元左右就吃的饱饱的,一抹嘴就走人,确实也方便。对于写字楼里的小白领、满街跑的出租车、商场的促销员……等人群来说,干净卫生可口管饱就是王道。

本地比较有名的是南屏街这里的大头食堂,分时段优惠引导人们错峰午餐,据说每天都有四五百人次在这里吃饭,一个青花瓷大碗,最贵15元吃的饱饱的。南亚第一城楼下的熊记粉蒸肉实际就是有主打菜式的公共食堂,粉蒸肉做的地道,每餐二十多个新鲜菜式都是小锅现炒的,热乎味道好,一到饭点时间人就川流不息,偶尔去吃一趟,感觉还挺不错的,关键是省事,特别是家里只有一两个人懒得开伙,来这种便民食堂是确实快捷方便。

这两年常跟医院打交道,也在医院食堂吃过,很多医院的食堂其实都是社会化的营养配餐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做的餐食不敢说太好,但胜在方便快捷,到饭点还给你送到病房来,省了不少事。家里有老人住院,偶尔还是在食堂打了吃,省的跑来跑去,回家做饭还要送来。

现在的食堂味道越来越趋于标准化,实际上是应付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而出现的,实际上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补充,和当年那些纯粹为了解决温饱的生活必须是完全不一样的。

1顿早饭吞12种药的女校长,曾想提前预支丧葬费:我要亲眼看着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

7月4日凌晨5时15分,张桂梅在一间学生宿舍中醒来。这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平时,她和一名学生赵思翎(化名)住在这里。

一睁开眼,张桂梅就感到全身僵硬、头疼欲裂。她没敢发出声音,用手示意宿管员过来,从床上捞起她瘦骨嶙峋的身体。她穿着一件十几块钱的土黄色外衣,黑色裤子,十根手指的关节和手腕处贴着膏药,痛苦地抱着额头。

过了一会儿,张桂梅摸出枕头边的黑框眼镜戴上,又稍微整理了下头发,艰难地扶着墙离开了宿舍。18岁的赵思翎睡得正熟。还有两天,赵思翎就要奔赴高考考场。

63岁的张桂梅是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兼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华坪女高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建校12年来,已经有1645名女孩考上了大学。

张桂梅从来不用“贫困”二字形容自己的学生,因为贫困也是一种隐私。她叫她们“大山里的女孩儿”。

“女孩子如果有文化,她可以改变三代人。” 张桂梅说。

“周扒皮”、“老大”、“张妈妈”

赵思翎是一个圆脸,戴着眼镜、性格安静内向的女孩。她出生在华坪县一个偏僻的村落,11岁的弟弟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身亡,父亲终日酗酒、打骂母亲。

张桂梅知道这些情况时,赵思翎已经试图自杀过好几次。她把赵思翎的父母叫到办公室大骂了一通,然后让女孩搬着床褥跟自己睡一间宿舍。丈夫早逝后,张桂梅一生再未结婚,无儿无女,每天住在女高,与学生同吃同睡。

这间宿舍原本还住着几个女学生。被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严重骨质疏松、神经鞘瘤、高血压等17种疾病缠身的张桂梅有时疼得夜里呻吟,她担心学生害怕,叫她们搬走,只留下了赵思翎帮她叠被子、收拾内务。

赵思翎想考到东三省的大学。“我们那个村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小孩、干农活了。只有靠学习、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在这所女子高中,有贫困或者单亲的学生,也有家境良好却冲着学校的名声来的。在这里,相继考出了浙大、厦大、川大、武大等众多双一流高校的学生,2019年的一本上线率是40.67%,本科上线率82.37%,排名丽江市第一。

张桂梅既是后勤,也是保安。她的脸色枯黄干瘦,眼角、额头和腮帮布满皱纹,头发稀疏碎落,额前的刘海遮盖着一个拇指大小的肿瘤,由于长期病痛,身体几乎瘦成了骨架,但说起话来却语速疾厉、逻辑清晰又不失幽默。

每天起床后,她总是佝偻着身子,双手扶着楼梯栏杆,费劲挪动着关节变形的脚,负责照料她生活的学校职工准时等在宿舍楼下,骑着摩托车载她去教学楼。趁着学生没起床,张桂梅摸黑一个个打开教学楼的灯。

凌晨5时30分,天空露出一丝曙光。张桂梅提着喇叭来到教学楼的三楼,“姑娘们,起床了!”楼下已经有零星的学生揉着眼穿行,她催促道,“傻丫头,快点呗!”涌入教学楼的学生越来越多,她提高了声音,“ 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有的学生冲进来和她撞了个满怀。她轻轻拍了下学生的肩膀,“别怕,灯都打开了,我走过了一遍,很安全。”20分钟后,等到每间教室传来了读书声,张桂梅再把整座教学楼的灯一个个关掉,查一遍早课。

早上6点40分,张桂梅回到校长办公室,手上提着从各个教室搜罗的垃圾,用黄色塑料袋装着,堆放在地上。儿童福利院的人员每天定时来取,能卖十几块钱。他们同时也给张桂梅送来早饭,一碗绿豆粥和两个包子。

正在吃早饭的张桂梅,这是她难得的清闲时刻。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这是张桂梅难得的清闲时刻。她坐在椅子上,缓慢地喝着粥。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校长办公室陈设简陋,放置了四张办公桌、一排书橱、用来会客的两个长木椅和一张方桌。墙上挂着装裱仔细的书法,“天下为公,为天下母;赤子好学,女子好学。”

伴着这顿早饭,张桂梅吞下了12种药物,包括颈痛片、骨疏康胶囊、风湿定胶囊、六味地黄丸等。她小心地把包子里的肉剔出去。以前她不舍得吃肉,省下工资塞给学生,这几年,一吃肉她便会呕吐。

对她来说,进食是为了吃药。这些药物更多是为了止疼。手上的止疼膏药一天能用掉2盒,为了省钱,她只好白天贴,晚上不贴。胳膊上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瘤只能强忍着,脚上、背上就抹痛风型凝胶。

在学生面前,她小心地隐藏起重疾缠身的一面。她依旧是那个凌厉、蛮横的老太太,学生们叫她“周扒皮”、“大魔头”,也有人喊她“老大”、“张妈妈”。

女中的墙上没挂过校规校纪,制度却“残酷”至极。比如,女生们一律齐耳短发,身穿红色校服,每周只能洗一次衣服,有3个小时能外出。为了不让学生有情绪,女老师们也不能穿裙子,不能浓妆艳抹。

学生们每天的午饭时间只有10分钟,需要完成从打饭、吃饭、刷碗的整个流程。张桂梅坐在食堂里计时,为了不让她们把时间浪费在聊天上,张桂梅用大喇叭放红歌,声音几乎震裂了食堂。

吃完饭,学生们捂着耳朵跑出去,回到宿舍午休。张桂梅站在宿舍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晚上下了自习,张桂梅再次清点一遍人数。离高考越来越近,一个学生腹泻请假去医院,她坐在楼下等了40分钟。一个高三班主任说,班里11个学生请假回家了。她立马发了火,“明早6点不回来,把她们的铺盖收拾出来,让她们滚蛋。”

每年的这个时候,张桂梅总是吊着一颗心。她逢人就念叨,如果能培养出一个清华或北大的学生,她死也瞑目了。高一、高二的学生每次做课间操,就在教学楼下齐声大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

“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张桂梅说。当记者问她,那您要付出的是什么?她的泪直直地掉下来,“我们几乎付出的是生命。”

“我有一个梦想”

张桂梅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8岁跟随姐姐来云南支边,后与丈夫在大理喜洲镇第一中学任教。

年轻时,她生活平淡。上课时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喜欢穿紫色裤子、红色上衣。丈夫买她最爱吃的杨梅罐头,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以补贴家用。

1996年,丈夫因病去世。张桂梅申请外调,独自一人来到金沙江畔深度贫困的华坪县,担任民族中学教师。

彼时,民族中学贫困生多,许多女生中途辍学。张桂梅跑去家访,发现自己的学生已经被嫁走了。她拿出全部工资,交了她们的书费,又把女孩们领回了课堂。

2001年,张桂梅开始兼任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建院第一天收了36个孤儿。“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我是做不到了,那些大山深处的可怜女孩,我只想着能救一个算一个。”

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对新京报记者回忆,2003年,张桂梅向他提出,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解决低素质的母亲、低素质孩子的恶性循环。杨文华觉得,她的想法很幼稚,“办一所学校太难了,钱少了根本不行,我劝她还是放弃吧。”

后来,在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对此投了反对票。一是办女子高中,与时代相悖;其次是全免费的高中投入太大,县里不具备财政条件。

张桂梅没死心。她带着劳模证书等获奖材料,到昆明的街上募捐。很多人以为她是骗子,向她吐口水,放狗咬她。有一次她在一家单位门口靠墙睡着了,被叫醒后,面前站着省妇联主席,给她拨了2万元。

2007年,张桂梅作为丽江市两名十七大代表之一,到北京参会。她破了两个洞的牛仔裤引起记者的注意,随后,对她的访谈节目《我有一个梦想》在电视上热播。女高的项目也最终启动,云南省、市、县各级政府在硬件设施上先后投入6000多万元,用于校舍、运动场、食堂、教学设备等的建设。

丽江华坪女高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项目启动同年,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他回忆,由于资金筹措困难,项目分五期建设,前后持续了7年,直到2015年才最终落成。

2008年9月,女高第一届的90多名学生入校。这时的女高才建了4个多月,投资180万元,只盖好了一栋教学楼。没有大门和围墙,也没有食堂、宿舍和厕所。慕名而来的外地老师,一个学期后,走得一个也不剩。

女高的一名教师罗梦华回忆,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10个男老师住一间,11个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由于招生来者不拒,学生的基础很差,数学考9分,一道题讲8遍,学生还是听不懂。“老师看不到前途,学生看不到希望。”备受打击的张桂梅私下对杨文华说,估计学校撑不下去了,希望他能帮助分流一下师生。

当时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两个人都在心里作了最坏的打算。

杨文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张桂梅,“教学质量提不上去,你所谓的初心,就是让山区的女孩白吃白住三年,最后拿一个高中毕业证。如果仅此而已,社会不会答应(掏这么巨大的成本),你也无法赢得更多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未来政府的支持。”

这些话,张桂梅听进了心里。她决心,总有一天不但要让穷苦的女孩们全部考上重点大学,还要培育出清华、北大的学生。

11万公里的家访路

女中从没召开过家长会,取而代之的是,12年间张桂梅的11万公里家访之路。

每次去家访,张桂梅总是带上馒头、面包和矿泉水,为了不给学生添麻烦,从来不在他们家中吃饭。有一次去傈僳族学生的家访途中,车子穿行在悬崖峭壁上,到了学生家才知道,这个女生是全村第一个高中生,入学那天全村人为她送行。

女孩的爷爷告诉张桂梅,如果孙女能上大学,自己就是死了也安心。张桂梅保证,她一定让女孩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如今,她们的村子已经走出好几位大学生。

每天早晨查完课,张桂梅返回校长办公室仔细记录。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在丽江市永胜县光华乡家访,大山横亘,下车走了三公里山路,才到了洼地深处的一个学生家。从学生家里出来,张桂梅已经无法再在六十度陡坡上行走。

于是学生爷爷把自己的马牵出来,随行的三个老师将张桂梅抬上马背。这是她唯一一次骑马,一颠一颠地走上陡坡,星斗阑干。

在这条无比艰难的家访之路上,张桂梅摔断过肋骨、迷过路、发过高烧,也曾昏倒在路上。有的学生家在山顶上,仅有一条用锄头挖出的小路,左边是陡直的悬崖,右边是万丈深渊,下了摩托车,张桂梅脸色苍白,腿都站不稳。

“张老师真正走到了贫困的背后,她最懂山里人的渴盼,最懂这片山。”女中办公室主任张晓峰说。

2011年,第一届华坪女中的毕业生参加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我们当时的副省长来调研,他落着泪说,女中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女中的入口极低,只要你想读书,就来者不拒,没有分数限制。”杨文华说。

“真的无法想象,张校长和其他老师,在这三年究竟付出了多少,女中完全做到了低进高出、中进优出。”

教师罗梦华回忆,2017年女中学生高考的一本上线率,比县一中高出10-20个百分点,并走出了全县文科和理科的第一名。“我们10多个高三老师跑去打了一场篮球。”对他们来讲,这已经是最奢侈的庆祝方式。

2019年,女高118名毕业学生中,109人上了本科线,9人上了专科线。“我们付出的不是一般老师能付出的。男老师结婚,仪式办完了马上回来上课。女老师做肿瘤手术,能穿衣服就回来。孩子们拼命刷题,我们只有这个办法。”张桂梅说。

“女高的成功经验是学生苦管、老师苦教、学生苦学。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根本措施是教育。人的素质不改变,永远是扶贫不扶志。在这方面,张老师坚持了12年。女高精神也带动了我们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杨文华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

周云丽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穿着一身利落的西服,头发仔细地束在后面。她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8年后,她成了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

她不到一岁时,母亲因患癌症去世,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把姐妹俩拉扯长大。2008年,周云丽和姐姐同时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向亲戚借了钱,也远远筹不齐六、七万的学费。

不久后,姐妹俩得知女高免费招生的消息,报名后很快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入学第一天踏进宿舍,床褥已经铺好了,每个床位的边上贴着同学的名字。周云丽看着那张纸条,捂着脸痛哭。

周云丽曾经梦想赚大钱。从女中毕业后,她又改变了想法,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女高的教师,负责一个高三毕业班和一个高二班的数学课程。

她有时会想,如果当年没有女高,她也许早早就辍学嫁人,背着好几个孩子,一辈子走不出贫穷的乡村。

“当年要是没上女高,我不会成为一名警察,可能成了警察的执法对象。”丽江市永胜县民警陈法羽是女高的第二届毕业生,初中毕业后,因没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劝她回家务农,找个人嫁了。

“我不敢相信迎接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痛苦而漫长的人生。”她开始后悔初中打架、喝酒的经历。收到女高录取通知书后,陈法羽改掉了所有的不良习惯。在她的印象里,张桂梅是个很凶的老师,“有时梦见被她骂,吓醒了一身冷汗。”

2012年,陈法羽考上了云南警官学院。

张桂梅监督学生们做课间操。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至今,张桂梅还会对人喋喋不休地吐槽她见过的差劲父母。有的父亲不让女儿点灯复习,怕浪费电。“我真想砸死她爹。”她恨恨地说。还有的爷爷奶奶,自从孙女出生后,没理过她一次。直到女孩毕业,父母也没来过一次学校,他们甚至不知道孩子的学名。“如果不读书,她们的人生就死掉了。”

7月5日,家住四川广安的23岁女孩袁苗苗从打工的地方,独自一人坐大巴车找到了华坪女高。她站在校门外守了两天,终于找到机会见了张桂梅。

2013年读完高一,袁苗苗就辍学了。七年间,她做过直播、流水线工人、饭店服务员、KTV服务员,卖过车,卖过衣服,卖过化妆品……终于存到1万块钱。

袁苗苗哀求张桂梅,让她进入女高读书,未来有机会能参加高考。“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了。我如果不读书的话,每天都感觉世界是很空虚的。我还是一张白纸,我希望上面有一幅美丽的画,文化的画。”

待到山花烂漫时

这两年,体育老师谭艳华发现,张桂梅在操场上晕倒了三、四次。有一次,她扶着楼梯就晕了过去。还有一次,她在食堂维持秩序,突然栽到在地上。

去年的一天,学生们做完课间操,发现后面没了校长用大喇叭大喊的声音,回头一看,她已经没有知觉地躺在地上了。喂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后,张桂梅苏醒了过来。老师们想送她去医院,被拒绝了。还有两个星期就高考,她想再挺一挺。

张桂梅每年都亲自把高三学生送到考场,考试结束了再送回来。女高从来没有毕业典礼,高考结束了,她就赶紧把学生们打发走。“离开的那天,也和平常一样。”

她唯一的执念是,余生能培养出北大、清华的学生。

“她是在和时间赛跑。”杨文华有时撞见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在木椅上蜷缩成一团,奄奄一息。他难受地咽下了眼泪,故作轻松地和她开玩笑,“你是梦想没实现的人,任务没完成,放心死不了,马克思不要你。”

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宿舍里同住的学生,赶紧给她打止疼药。一个小时后,她被送往县医院抢救。

县长庞新秀也赶来看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张桂梅拉着县长的手说,“我想提前预支下丧葬费,我要亲眼看着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

张桂梅也想过,她死了以后,就随便一火化,扔哪里都行。“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就行了呗。”

她收养的一个孩子说,那我们想你的时候看不着。张桂梅说,你在哪个地方想我,我就在你的身边。

听到张桂梅病重的消息,她曾经收养的儿童福利院的孩子,24岁的张惠华急忙赶到了医院。

张惠华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华坪县做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张桂梅与儿童之家的孩子们。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他在病床旁一刻不离地守了5天,眼睁睁地看着老妈瘦了20斤。

儿童福利院的所有孩子,都称呼张桂梅“老妈”。即使每天女高的工作再忙碌,下午6时30分,张桂梅总是准时回到儿童之家。

“我要回家了。”每到此刻,她似乎卸下了所有的疲惫,总是轻松地笑起来。

在儿童福利院,张桂梅简单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躺着睡会儿觉。一个多小时后,她就提着包,又返回了女高。有的孩子哭闹着不愿意让她走,她就哄着,“老妈要去上班挣钱,给你买汉堡包了。”

2018年的那次病重,张桂梅最终挺了过来。她又回到了女高,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拿着大喇叭在学校里转悠。

2020年春节,她到昆明体检,病历上的17种疾病增加到了23种。“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现在还能动,我想做点事。我的病我知道,是没有办法治了。如果把最好的时光留给治病,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7月5日上午9点30分,女高的学生们跳起了鬼步舞。这是女高课间操的一种,张桂梅专门请了一位舞蹈老师,教了学生们一段时间。她是个偏心的人,城市里的女孩们会跳的最流行的舞步,大山里的女孩儿也不能落下,不能比她们差。

这一天,女孩儿们跳得很开心。张桂梅缓缓地穿梭在她们中间,有点失落,“也许我这辈子都跳不了鬼步舞了。”

课间操结束后,女孩们齐声朗诵了一首诗,是张桂梅最喜欢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新京报记者王昱倩 实习生卓曼曼 编辑 胡杰 校对 柳宝庆

君之所诚信 即何所为6

车站里充满尿臊味和酸腐的啤酒味。影子钻进一部计程车,告诉证机去机场。他还告诉司机,如果他能安静开车不说话,就多给他五美!小费。二十分钟后他们到达机场,司机一路上果真一句话都没说,

影子磕磕绊绊地走过机场候机楼灯火照明的大厅,他有点担心自己的电子机票,机票上的日期是星期五,不知道能否改签到今天。影子变得,任何电子的东西似乎都带有不可思议的魔力,随时可能消失无踪他喜欢自己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

三年来,他的裤袋里第一次装着钱包,里面有几张过期的信用卡和一张VISA卡,他惊喜地发现那张VISA卡的有效期到明年一月底。他有一个机票的预订号码。而且他还意识到自己有一种很确定的感觉:一旦回到家,所有一切都会重新正常起来的。劳拉又会安然无恙。也许这是他们为了让他提前出狱而耍的阴谋诡计。或者事情搞混了:在高速公路上撞车死掉的,是另外一个叫劳拉·莫恩的女人。

透过玻璃幕墙,机场外面灯光闪烁。影子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屏住呼吸,仿佛在等待着什么。远处传来轰鸣的雷声。他终于吐出一口气。

一个看上去很疲倦的女人站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后面,凝视着他。“你好。”影子冲她打招呼。你是我三年来,第一次面对面说话的活生生的陌生女人。“我有一个电子机票的预订号码。我本应该在星期五搭飞机的,但我今天有事必须提前飞。我家里有人去世了。"

“很遗憾听到这么不幸的消息。”她敲打着键盘,盯着电脑屏幕看,然后又敲打几个键,“没问题,我把你安排在三点三十分的那班飞机上。不过飞机可能会因为暴风雨延迟起飞,所以请注意看屏幕上的通知。要托运行李吗?”

他举起自己的背包给她看。“这个不需要吧?”

“不用,”她说,“可以带上飞机。你有没有带照片的身份证明?"

影子掏出驾照给她看。他向她保证,没人让他带炸弹上飞机。她给他一张打印好的登机牌,他穿过金属安检门,背包也通过了X光机。

机场并不很大,但还是有不少人正在无所事事地四处闲逛。影子觉得相当有意思。他注视着人们随随便便地放下自己的包,注意到他们随随便便地把钱包塞进口袋里,看着他们把行李放在椅子下面。根本不费心照看。这一切都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了监狱。

距离登机还有三十分钟,影子买了一片比萨,嘴唇不小心被上面的热芝士烫到了。他拿着零钱,走到公用电话,给筋肉健身房的罗比打电话,接通的却是自动答录机。

“嘿,罗比。”影子说,“他们告诉我说劳拉死了,还让我提前出狱。我在回家的路上。”

因为人们总是会犯错,他见过这种情况,所以他给家里也打了个电话,然后听到劳拉的声音。

“嗨,”她的声音在说,“我现在不在家,或者暂时不能接电话,请留下口信,我会及时回复。祝您愉快!”

影子无法对着机器留下任何口信。

他坐在登机口前的塑料椅子上,双手紧紧抓着自己的包,把手都抓痛了。

他在回忆自己第一次遇见劳拉的情形。那时他甚至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是奥黛丽·伯顿的朋友。当时他和罗比坐在奇齐餐厅的椅子上闲聊着什么,大概是在聊某个健身教练宣布说她要创办自己的舞蹈室。劳拉跟在奥黛丽身后走进来时,他发现自己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她有一头栗色长发,双眸如此湛蓝,以至于影子以为她戴着一副彩色隐形眼镜,她点了一杯草莓代基里鸡尾酒,而且坚持要影子也尝一口。他听话地喝了之后,她开心大笑起来。

劳拉喜欢和别人一起分享她喜爱的食物。

那天晚上,他和她吻别,互道晚安,她嘴唇上还带着草莓代基里鸡笔酒的甜味。从此他再也不想吻其他女人。

个女人走过来,告诉他开始登机了,他坐着的那排是最先被通知他坐在凰暗的机舱内,旁边是一个空座位。外面的暴雨击打着飞机他但象那是无数的小孩子正在天上往下撒干豌豆。飞机起飞的时候,他睡着了。梦中,影子置身黑暗之中,有个长着水牛头、毛茸茸,吴烘燃的鱼物静静地看着他,它有一双湿漉漉的巨眼,身体却和人类的一样,肌胎柔滑,充满光泽。

“变革即将来临,”水牛头嘴唇不动地说着,“必须做出抉择。"湿润的洞穴岩壁上,闪烁着点点火光。“我在哪里?”影子问它。

“大地之中,亦在大地之下。”水牛人说,“你在被遗忘者等待之处。”他的眼睛仿佛是流动的黑色大理石,他的声音仿佛来自地下的雷鸣,他的身上散发出潮湿的牛的味道。“相信,”雷鸣般低沉的声音继续说下去,“若要存活,必须相信。”

“相信什么?”影子追问道,“我必须相信什么?"

水牛人瞪着影子,他的身体迅速增大,眼睛里燃烧着火焰。他张开喷出火焰的嘴巴,他的身体里、地表下,熊熊烈火正在燃烧。

“一切。”水牛人咆哮着。

周围的世界开始倾斜、旋转。影子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机舱内,但倾斜的感觉并没有消失。机舱前部,一个女人正在没精打采地尖叫着。

外面,闪电在机身四周炸裂。机长通过广播安慰大家,说飞机正在拉高飞行高度,脱离风暴云层。

飞机开始摇晃颠簸。影子冷淡地袖手旁观,思考自己是否就要死了。他觉得虽然很有可能,但是几率不大。他凝视机窗外,看着闪电照亮地平线。

然后他又开始打瞌睡,梦见自己又回到监狱里,洛基在排队打饭的时候对他悄悄耳语,说有人开个了价,想要他的命。但影子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原因。他再次醒来时,飞机正准备着陆。

伦跌跌撞撞地走下飞机舷梯,眨巴着眼睛,清醒过来。

很久之前他就觉得,所有机场看上去都差不多。你到底在哪里无所调,反正是在机场里:同样的地砖、走廊和休息室,同样的登机口、报纸聚和劳光指示灯。这个机场看起来的确是个机场,但麻烦的是,这并不是他要到达的机场!这是一个规模更大,旅客更多、登机口也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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