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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只在每年正月十三至十六举办的黄山歙县汪满田村“嬉鱼灯”,而今已既不局限于徽州地区,也不再只是传统年俗活动。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汪满田村的鱼灯表演队先后“嬉”进深圳的商场和苏州的景区。他们对这种表演熟门熟路,自2021年村里成立鱼灯表演队后,已多次受邀到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表演。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后,汪满田村鱼灯成了商业社会集聚人气的一个“流量密码”。
能成为“流量密码”,再一次印证了汪满田村鱼灯的火爆。2021年,一部名为《年年有余之鱼灯》的年俗贺岁片上线;2022年,一场非遗鱼灯表演惊艳亮相大会开幕式;2023年初,一款热门游戏的新春短片聚焦鱼灯故事……这些频频“出圈”的表演和短片,故事原型都是汪满田村鱼灯。
颇具美感的鱼灯造型、有特殊仪式感的非遗年俗,让汪满田村鱼灯与互联网传播更容易同频共振,也让这个徽州地区传承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传统年俗名声大噪,几乎成为歙县甚至黄山的一个文化符号和地域标签。
与现代的碰撞、融合让汪满田村鱼灯游出大山,游向更开阔的天地,迸发出传承和发展的新动力,然而碰撞所带来的冲击力也使这项古老的活动经受着更多考验。
这个国庆长假,汪满田鱼灯参加了苏州石湖景区的手作艺术节
兴衰
汪满田村,距离黄山市中心有60公里。出发之前,黄山本地人与记者反复确认是否晕车,在排除晕车隐患之后,还不忘加一句贴心提示:“最好不要在车上看手机”。这样的提醒确实很有必要,进村需要翻过几座山,汽车在狭窄的山路上慢慢地盘上山,再慢慢地盘下山,晕车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事实上,这种晕车的体验还属新鲜事。汪满田村地处偏僻,长期交通不便,2015年村里才通公路,至今还未通公交车,出入主要靠两条腿。如今汪满田村汪氏祠堂中央伫立着的高大的毛主席雕像,据说是“农业学大寨”时期,全村青壮年硬生生走了3.2公里山路,从山外扛进来的。
或许正是因为地理上的闭塞,历史的痕迹在此凝固。在村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标语斑驳可见。祠堂里挂着的“七世同居”匾额隐含着一个明朝时“子孙不分居,同锅吃饭”的故事。而“嬉鱼灯”的起源,则来自一个古老的传说:村中民房由木板或竹子建造,容易引发火灾。西山降有一块大石头,平滑如镜,被认为是火灾的祸根——火镜。村民便取“水克火”之意,每年正月十三至十六夜,用鱼灯游村祈求平安,不嬉不行,非嬉不可。传习至今,这项民俗活动已有600余年历史。
随着“嬉鱼灯”的名气越来越大,今年元宵节前后,小小的汪满田村涌来超过1.8万客流,比去年增加40%。闪烁的鱼灯成群列队,其中大鱼灯长约7米,高约3米,内点100多支蜡烛,鱼嘴有喷火装置,需要十多个壮汉抬游。在黑丝绒般的天幕下,灯光摇曳,婉若游龙。
然而,这一让游客啧啧称奇的景观,在很多村民眼中不算什么。“小时候更热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汪军华是汪满田本村人,今年45岁,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的鱼灯不光更大,需要30多人抬游,而且种类也多,除了常见的鱼灯,还有十多米长的带鱼灯、带有独特舞步的虾灯,他和小伙伴们负责跟着鱼队一路敲锣。“吃过晚饭就要出发,否则根本抢不到位子。”
现在回想起来,大约从2010年开始,汪满田村的大鱼灯越做越小了。长度从十多米逐渐缩到10米左右,再减至现在的六七米,带鱼灯、虾灯更是再也没有出现过。
鱼灯的大小,背后关联着村子的兴衰。汪军华介绍,汪满田村一共有2400多人,从2000年开始,村中青壮年陆续走出大山,如今有将近1000人在外工作、学习,这几乎囊括了村里所有的壮劳力。很多人忙得过年不回家,村里人气不旺,“嬉鱼灯”的规模和鱼灯的大小只能越缩越小。
直至汪满田村鱼灯“出圈”,村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才得以一挽颓势,止跌回稳。
汪军华拿着鱼灯接受采访
失衡
当听说这个时节记者要去汪满田村时,不少黄山当地人颇为惊讶,“现在能看到啥?”言语之间似乎是,一过正月十六,汪满田村就如同深夜12点以后的灰姑娘,再次回到冷清和寂寥。但其实这座古老的村子正升腾出新力量。
这两年,村里冒出了3家民宿。最近,村民汪来红家正在大兴土木,花十多万元改造了3间客房。此前,他家已经装修了3间客房,但在今年元宵节前后,3间客房根本不够用,更多的客人只能介绍给周围的邻居。“这个国庆假期,村里来了一些游客,比去年多。”谈到最近的生意,汪来红有些兴奋。
今年73岁的汪笃胜也忙得脚不沾地,除了侍弄自家的五六亩菊花地,他还要抽空帮儿子汪成峰扎鱼灯。汪成峰原先在杭州打工,2018年因腿伤回家,向父亲学习扎鱼灯技术。之后,汪成峰一边在歙县开发区打工,一边瞄准小鱼灯的线上销售。“销量还是可以的。”汪成峰透露,今年到现在为止,他的小鱼灯的销量已经超过去年的总和,鱼灯的收入与他上班的工资基本持平,而占用的时间还不到上班的1/3。这一业绩让汪成峰心中有了全职做鱼灯的想法。
30岁的村民汪春燕正忙着转型。此前她是短视频平台上小有名气的娱乐网红,今年6月,汪春燕在歙县开设了名为“一盏鱼灯”的工作室,并组织了多个研学活动。但汪春燕的志向不止于此,她希望接下来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鱼灯和汪满田村土特产的展示、传播、销售上,并以此带动村里更多人增加收入。
汪满田村 摄影:解明旗
显然,鱼灯“出圈”的溢出效应为村民带来了红利,但与此同时,也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村庄原本的运行规则。
“明年可能有困难。”当记者问起汪成峰是否要当明年的“鱼头”时,汪笃胜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
汪满田村现有6个鱼会,每个鱼会有一位“鱼头”,也就是鱼会的总指挥,负责筹款、采购,组织村民制灯、抬灯、修缮等工作。从1999年开始,汪成峰已经当过三次“鱼头”,最近一次就是今年。
事无巨细,“鱼头”都要亲力亲为,最难的是召集村民帮忙,以往遇到“请不动”的情况,发根烟、哄一哄,总能请动,但这两年,这一项工作变得更为艰难。
“有一部分人嬉鱼的积极性在锐减。”汪成峰解释了他父亲所说的“困难”。“有些人,往年我一喊马上就出来帮忙,今年喊三次、五次都不愿意出来。”汪成峰清晰记得当时的那种窘迫感,“太累了,喊人喊不动,指挥也指挥不动,一点办法也没有。”
怎么回事?汪成峰私下打听,有人甩出一句:“你去叫赚钱的人帮忙。”
村里人都看在眼里,鱼灯成了门好生意,一些人心里就有了小九九。比如村里组织的表演队,每次出去演出包吃包住,还有钱拿,挑谁不挑谁?是不是一碗水端平?比如“嬉鱼灯”时,有些人卖鱼灯、开民宿赚钱,我去抬鱼赚不了钱,变相倒给卖鱼灯的、开民宿的打了广告,是不是吃亏了?这些疑问,看起来都是小事,但越积越多,倒成了一些人心上难以迈过的坎。
往深里说,这是大批游客进村后产生了新的利益,村民遵循的价值体系也在发生变化。以往,汪满田村“嬉鱼灯”时,村民们都是自发主动地参加活动,提供的帮助也不计较报酬,但现在,短期的成本和收益成为人们进行判断和决策的另一个衡量标准。
汪满田村嬉鱼灯 摄影:江夏友
力量
“太令人震撼,我流泪了。”上海市集品牌“早春乐事集”主理人小君念念不忘今年元宵节在汪满田村看到的场景:大鱼重达150公斤,十多名村民齐心协力,在狭窄的弄堂里抬游向前,当天暴雨如注,鱼皮被水浸过后出现破损,村民们马上修补后继续抬起上路。
“我感觉这就是一部没有经过商业化的沉浸式话剧。黑夜里,一条条大鱼在烟火中穿梭,既有极致的浪漫,又有令人感动的齐心协力。”采访中,小君不断提到“齐心协力”这个词,“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众人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呈现心中美丽愿景与信仰的场面了。”这种“齐心协力”打动了小君,在他的运作下,这个国庆长假,汪满田鱼灯参加了苏州石湖景区的手作艺术节。
能让小君感动到流泪的“齐心协力”,对汪满田村意味着什么?
2010年,上海人解明旗和他女儿解修远在汪满田村拍摄纪录片《不嬉不行》,他是摄像师,女儿是导演。最近,他们又在汪满田村拍摄《不嬉不行2》。解明旗考证,歙县县志上曾经记载了正月十五左右举办的四大民俗活动,但现在这四大民俗活动都已消失,连当地的老人也没印象,只剩下县志里没有记载的“嬉鱼灯”一直延续到现在。
为什么汪满田“嬉鱼灯”能流传至今?汪满田村的老祖宗设立“嬉鱼灯”这一活动的初衷究竟是什么?这些年,解明旗始终想解开这些问题。现在,他有了一些眉目。
回到历史中,汪满田村有三姓,除了汪姓,还有程、叶两姓,虽然汪姓占了大多数,但也是分三批迁入的,因此这个封闭的小山村天然地成为一个利益割据的小社会。“小社会怎么团结?”解明旗问记者,但显然心中已有答案。“如果我们两家有矛盾,但我出来做‘鱼头’,跑到你家,递根烟、说说话,再一起扎鱼、抬鱼,是不是矛盾就很容易消解了?所以‘嬉鱼灯’是一年一度的矛盾消解活动,消除隔阂,保证了村子内部的团结,这是汪满田村老祖宗的智慧之处。”
解明旗举着嬉鱼灯时用的薄刀旗
解明旗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姑且可以算是一种假说。而汪春燕切身感受到的是“嬉鱼灯”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一种精神力量。
今年正月初二一早,从歙县县城返乡的汪春燕抢先“请了鱼神”,在祠堂门口贴上鱼灯会筹备的喜报,成功抢到了“鱼头”。其实,早在13年前,16岁的汪春燕就当过一次“鱼头”。当年她性格内向,看见陌生人就躲,却有些不服输的劲头。依照村里的老规矩,“鱼头”只能由男性担当,但汪春燕不服气,靠着这股劲,她成为汪满田村第一位女“鱼头”。为了磨炼14岁的弟弟汪天宇,今年汪春燕再次抢到了“鱼头”。汪天宇出生后,就被母亲带到广东生活,对鱼灯了解不多,过年回乡时看见生人也是躲。“这不就是小时候的我吗?”汪春燕认为,当“鱼头”能改变她,也能改变她的弟弟。
汪春燕在画鱼灯 摄影:解明旗
汪春燕在工作室画鱼灯 摄影:陈抒怡
正如解明旗所分析的那样,整个“嬉鱼灯”的过程是一项集体活动,每个人都在集体中找到了位置,集体内部团结协作的凝聚力得以巩固。只是现在,随着社会变迁,原来的组织结构和价值体系不可阻挡地发生变化时,汪满田村鱼灯还怎么更好地嬉下去?
一种解法是既然村里很多人已经走出大山,那么也可以让山外的人走进村里。“我们也在探索,汪满田村鱼灯的发展不能只靠村里的力量,应该让更多的力量参与其中。”黄山歙县文旅体局副局长王晓鹃说,目前县里有两所职业学校,期望以此为抓手培养本土非遗人才,目前职校的学生们已经组织了一支鱼灯表演队。与此同时,歙县也希望能吸引更多设计、创意人才,共同振兴鱼灯产业。
在歙县非遗展示馆内,网名“歙县小潘潘”的潘敏已投身鱼灯文化产业。她不是汪满田村人,但喜爱鱼灯制作。2021年,潘敏拜师学艺,传承鱼灯技艺,开设了鱼灯民俗课堂,通过短视频平台传播鱼灯文化。
这种交流也是双向的。前不久,汪军华跟着镇上的考察团去义乌考察文创产品,希望为鱼灯文创找到一条出路。最近歙县文旅体局也计划去杭州考察学习,寻找更有创意的设计方向。
当大鱼游出大山,游向更开阔的天地,一定会遭遇风浪。这时唯有依靠智慧,齐心协力,不断创新,才能寻找到新的平衡。汪满田村鱼灯的故事也就在这里,拉开新的序幕。
栏目主编:孔令君
来源:作者:陈抒怡
处暑已过,南京今年的暑期气温还真不算高,雷暴雨和出太阳的天数可算是对半开了,昨晚上后半夜我都没有开空调,也能安然睡了。前天跟着一位视频博主,学了剥石榴的方法,确实好用,瞧着剥出的一碗石榴籽,莫名喜悦,顺手还写了一首诗。
昨天完成工作之后,偶然刷到了一个单向空间与腾讯视频合作的一期旧节目,这一期十三邀视频访谈的时间发生在2017年,当时的访谈对象是华大基因公司的老总汪健。看完之后,不禁慨叹一个型文化人与一个真正生意人之间的对谈确实碰撞出很多火花。这一期节目最让看客觉得有趣的地方在于:与当下2023年时空背景中的生活产生了一种讽刺感的交错,这种讽刺感并非刻意讽刺他人,而是在警醒每一个不论处于哪种社会阶层,从事任何工种的人,都有必要意识到“无常”真实的存在,同时能保持“谦卑”的心态又是何等重要,因为2023年的时空背景已经让我们深刻地在现实层面体会到“人定胜天”似乎是人类自我膨胀的痴心一种,而越来越加剧的人际摩擦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先调伏自己的焦灼心境,再去面对他人,避免不必要的暴力冲突,而后又追悔莫及。
回到这个访谈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位汪姓老总真乃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能在这样一档公开性质的访谈节目中发表以下的个人观点,也源于2017年的时空客观大环境支持,我们都知道2017年--2019年是民营企业高速增长期,而华大基因也属于人体生物科技的高科技商业领域研发集团,在那个前新冠疫情时代,整个政策、资本,包括已经过上一些丰衣足食好日子的普通阶层都在热烈支持着这股潮流,所以作为企业实权和创始人,华大基因的汪老总当然也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概念营销,那他在当时环境中的言论诸如:今后的发展趋势就是“万物生长不靠太阳、立体农业不靠土壤、人的痛苦来源于穷、要靠基因改造来延续生命,要像三皇五帝一样活得久才有意义,不要和我谈什么人生理想,人生就是吃喝玩乐,你痛苦就是因为穷。”这些带有明显紧扣人性特点的营销性质的语句显然也是为了一个草莽式企业发展盈利而准备的。我们大陆本土国人确实也就从九十年代初,才过上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好日子,这一切来之不易,我们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赶超西方百年的科技发展进程,所以我们的心会更累,更容易焦虑、倦怠,然而又很难真正地躺平,目之所及,不论中高低收入阶层,真正摆烂的人其实并不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依然努力工作的人们,即使只是跑外卖、做环卫工、安保、家政、摆个地摊,甚至在家带孩子的也是一边拍视频一边带货挣点外快。坐拥几十亿身价私企公司老总和底层勤劳的老百姓本质都是在“讨生活”,既然是讨生活就需要吃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现实来说,底层老百姓的小确幸感却又是实实在在的,而真正有钱人的痛苦是在另外一种层面,因为富贵险中求,每一笔巨额的进账都伴随着极大的人身风险。所以那句”你痛苦是因为你穷”,明显带有草莽创业者的气质,也是极大迎合大众普遍人性而已,如果听者真得以为事实如此,而没有洞察到痛苦的真正来源在于“攀比”,估计就总会被割韭菜了。
我曾听复旦退休哲学教授王德峰老师在讲《坛经》时,有如下一说:
“谦卑不是美德,是信仰的前提,是认识自己存在根本有限性以及面对虚无的有效武器。”
对于这句话,我深感受益,谦卑绝不是故作姿态的谦虚,以博得他人好感,它本质上源于我们作为人类一员中的脆弱无力感,在面对宇宙最高的力量时,尤其是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到今天至多是让预警措施加强,受灾范围减少,而无法真正改变自然运作的法则,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根本有限性,因此在这个底层前提下,一切的狂傲言说都显得苍白无力、欲盖弥彰。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相对于地球也是如此,如果按照华大基因老总的企业文化观;“世界属于活得更久的人”,那从目前在后疫情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看来,我们也只能把它当作一句营销口号,一笑而过。对于认同其观点并愿意为其买单的客户来说,它也许就是正确的,毕竟此类商人在商言商,他只需要服务迎合于他的消费顾客群即可。不过一旦一间公司做大了,可能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无论是富贵险中求,还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些都只是在个人价值观驱动下的方,一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物质回报,从而改善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这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如果人人想飞黄腾达,估计这就不仅仅取决于努力勤奋或精明能干的个人能力,现实的状况是各种因素交叉的,复杂的。还有一个终极原因即所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还有,我们真得需要通过做有意义的事来抵抗虚无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做所谓有意义的事,只不过也是生存的一部分,即使我只是一个菜场卖菜的摊贩,但是我能抽空支起一个画架,随手画画,来愉悦自己的心情。我们不需要把生存和诗意分开,最好的诗也许就在眼前:
饮冰在夏
傍晚金色的花丛
蝴蝶翩跹
石榴籽
吃一嘴的红宝石
仿佛化身一只饕餮
“已经很不错了,又活了一天”
这一句蔚然成风
游荡赛博的戏语
几多无奈,自嘲
蝉鸣,装裱了
一柄折扇边缘
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夜,
以风为被
未有凉意
一切留在风中
处暑的当日
隐藏尾巴
做一个人
需听自己的静谧
和世间的杂音
2023/8/24
一.姓氏介绍:
汪姓起姓于安徽的汪芒氏的汪姓和山东以邑为姓的汪姓,是我国早期历史上汪姓在南北方繁衍的中心地带。其中北方的山西省境内发展成了一大望族。东汉末年,汪文和迁居新安(今安徽歙县),发展成为新安一带望族,唐代汪华封越国公。世居今安徽歙县,家族甚旺。宋代以后,汪姓迅速繁衍起来,成为我国南方的一个典型大姓。
二.姓氏来源:
源流一: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君主成公姬黑肱次子姬汪后裔,属于以国名为氏。汪芒国,取自姬姓鲁国汪氏二世祖汪挺次子汪芒之名,这在除改姓汪氏外的所有汪氏宗谱中都能得到印证,后讹为夏、商时期的汪罔国名。汪芒国与汪罔国毫无瓜葛。周武王姬发灭殷商后,封叔叔周公旦于鲁国。后因周武王早逝,即位的周成王姬诵年幼,才十二岁,因此周公旦需要留在都城辅佐周成王护朝,他便派长子姬伯禽出任鲁国国君。鲁国传十三代十五君至鲁成公姬黑肱,生长子姬午后为鲁襄公,而次子因出生时两掌有纹,“左王右水”,因而取名为姬汪,是为公子汪,因名封爵为汪侯,食采颖川,世称“颖川侯”。这在史籍《姓氏考略》、《姓氏寻源》及《汪氏缘起考》等中皆有记载。
源流二:出自夏王朝时期古诸侯汪罔之后裔,属于以国名为氏。汪罔,古国名,被后世讹为汪芒国,国君防风氏。据史籍《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书辨证》及《国语·鲁语下》等记载:夏、商王朝时期有一古汪罔国,国君名防风氏。后来防风氏被大禹所杀,国人迁居湖州的深山里,称汪罔氏。汪罔国后为楚国灭之,国人避之于安徽歙县,改称汪氏。防风氏,是远古夏王朝前期古防风国的创始人,又名汪罔氏,是天下汪姓的始祖。
源流三:源于地名,出自古代汪水,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汪,古河流名称,亦称潢水。在史籍《水经注》中记载:“潢水一名汪水,与洈水合,至沛入泗。”汪水,不是今辽宁省境内的西拉木伦河,而是中原地区民间自古就俗称的“小黄河”,源出今湖北省的麻城五脑山,东流经河南境内,最后汇入淮河。西拉木伦河在古代亦被称为“潢水”,但没有“汪水”之名。在汪水流域的住民,很早就以河流名称命氏,称汪氏,世代相传至今。
三.点睛起名参考:
1. 汪华新:皮日休《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
2. 汪静思:《诗经·国风·柏舟》——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3. 汪继泉:郭周藩《谭子池》——金出继灵泉,湛若清琉璃。
4. 汪浩博:陆游《答刘主簿书》——德者前辈之学,积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无,以所能问于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该极百家,而不可涯矣。
5. 汪流川:张孝祥《菩萨蛮》——白头人笑花间客,客间花笑人头白。年去似流川,川流似去年。
6. 汪博霆:李流谦《送张汉州赴召》——胸中深博布河汉,舌底霹雳降霆雷。
7. 汪定安:寒山《诗三百三首 二六五》——下有栖心窟,横安定命桥。
8. 汪孝宸:张孝祥《进芝草 其一》——上瑞应诚虽绍至,宸衷思孝益增虔。
9. 汪迟客:张嵲《题画扇二首其一》——津亭方迟客,远来何处舟。
10. 汪翌勤:廖文锦《路史节读》——三辅九翌,为世亿龄。
11. 汪明月:《易经》——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12. 汪锦书:李清照《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13. 汪佳期:贾岛《送友人游塞》——少结相思恨,佳期芳草前。
14. 汪月阑:骆宾王《咏怀》——太息关山险,吁嗟岁月阑。
15. 汪临喻:王羲之《兰亭集序》——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16. 汪以宁:《诗经·大雅·文王》——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17. 汪星晢:《陈风·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晢晢。
18. 汪文灿:文天祥《题周山甫锦绣段》——上有双凤凰,文彩何灿灿。
19. 汪知远:《中庸》——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
20. 汪政清:杨公远《呈许使君二首》——韩柳言同妙,龚黄政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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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汪曾祺
因一篇《受戒》,天下尽知汪曾祺。其时汪氏已年届花甲,时人盛赞“大器晚成”。近日有编辑赠我一套她责编的《汪曾祺小说全编》,今年付梓的增订本,上中下三册,迄今收汪氏小说最为齐全。上册作品四十余篇,近三十万言,呈现了时期汪曾祺小说创作全貌。原来,数十年前年轻小说家,短短几年,小说数量已经达到他一生创作的三分之一。出水粉荷并非只是尖尖一个小角,早香气四溢,怕要动摇流行的“晚成”说法。
汪曾祺“晚成”以后出的第一本小说集,特意编入少作《复仇》,又冠于篇首,《自序》称,《复仇》“可作为那一时期的一个代表”。一位与汪曾祺颇多过从的评论家言之凿凿,“汪曾祺是从现代派小说而进入士大夫文本里”;著名文学史家吴福辉先生记述,汪曾祺“刚开始写小说,他不是立即就进入老师(指沈从文)的风格,而是在当时的风气影响下做了现代主义的尝试”(见吴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所证也是现代派色彩甚浓的《复仇》。学界便接受了这印象,汪曾祺由现代派登上文坛,今日大家熟悉的汪的小说风格,俨然“衰年变法”所致。此说或是误会,以讹传讹。
为数可观的这本早年作品集,确有部分属《复仇》一类,意识流、心理分析,几乎应有尽有,汪氏特有的文字魅力为起步不久的中国意识流小说添了几分光彩。只是,它们一味地意识流动,淋漓有余,节制略欠,如《绿猫》。爱听故事的中国读者,对之未免审美隔膜了。唯《复仇》,尚存故事框架,意识在框架里流动,比较成功,所以成了“一个代表”。不过,通览汪那一时期的数十篇小说,更多而且更早的作品,实非现代派之类。《复仇》前一年的几篇,最早的《钓》,接踵而至的《翠子》《悒郁》,和翌年初的《寒夜》《春天》,及至后来的《灯下》《河上》,皆中国味极浓的文字,可谓京派中废名、沈从文一流的余脉。汪曾祺认《复仇》为“一个代表”,是指曾经尝试现代派创作这一个方面的代表。其实同时尝试的还有其他方面,非现代派的。晚年第一本集子还选入另外三篇少作,《老鲁》《落魄》《鸡鸭名家》,均中国作风,大概作另一方面代表的。他出版于四十年代末的《邂逅集》,共选八篇,除《复仇》,余皆与现代派无甚关系。做书名的《邂逅》篇,乡土韵味十足。与其说汪曾祺由现代派转入传统写法,不如说年轻作家赶过一回时髦。或因年轻,于现代派艺术消化不良,日后放弃了《复仇》路子,确认并坚持此前已经开始的传统文风的小说创作,再经晚年大大发扬,铸就了广受读者喜爱的汪曾祺作家形象。
汪曾祺自述“我是个旧式的人”,年轻时便以“名士派”自居。旧式、名士云云,归根是个传统文人,突出表现就是,强烈地眷恋家乡,终生如故。负笈昆明时,才离乡土几个年头,小说取材,全都关乎故乡记忆和昆明现实,以故乡为多。至于后来定居北京、下放张家口,写农科所写京剧团,比较起来,还是以家乡题材最见特色、最具成就。顺便插一句,不只个别评论家称道汪曾祺擅写“江南水乡”,其实他笔下的水乡,地不处江南。高邮属苏北,那里一马平川,河荡密布。与苏南以至浙江的崇山峻岭,潺潺溪流,秀丽大致相仿,细品起来到底不太一样。大淖风光和水渚土庙,江南见不到的。自离家起始,汪曾祺乡土情结萦怀不去,故乡风土和那里的芸芸众生,他写了一辈子。八十年代小说里的英子、李三、公、侉奶奶、薛大娘……都在四十年代作品里登过场。有些篇章,虽是时过半个世纪的再度创作,前后渊源却不难察觉,如《庙与僧》之于《受戒》,《最响的炮仗》之于《岁寒三友》,《灯下》之于《异秉》,不必说原题重写的《异秉》《职业》《戴车匠》了。恋土情结注定他弃《复仇》趋《受戒》。
年轻的汪曾祺宣称“放浪不理政事”,而政事必定理上中年汪曾祺,他无辜当了右派。纵然所处逆境不算惨烈,“另册”滋味终究很不好受,下放农科所改造的那份“思想汇报”,字里行间处处惶恐。然而,汪曾祺并未像知交从维熙那样,撕心裂肺倾诸小说,他涉及罹难题材唯《寂寞与温暖》一篇。在汪曾祺看来,“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这么写,在他不是绝无仅有。昆明那几年,国难,内战,社会负面素材比比皆是,单说个人,他一度困顿,营养不良,饥饿由昼至夜,“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可种种不如意,他未肯形诸笔伐,作品仍浸润着温暖。《除岁》描述隆隆炮声中商人们年关窘境,笔墨淡淡,小说收尾一行依旧落到了温暖:“父亲和我的眼睛全飘在墨渖未干的春联上,春联非常的鲜艳。一片希望的颜色。”温暖是汪曾祺一生创作的主题,也是藉以表现人性总主题的艺术途径。写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自然如题目不乏暖意。更早,题目就背离暖意的《悒郁》,内容竟是怀春少女于悒郁中的甜蜜。汪曾祺早期小说,矛盾、斗争,一概摒弃,宁愿从冷酷中寻取温暖。暖意本为生活原来所有,哪怕多么黑暗的岁月,总存在星星点点的亮处,不然如何活得下来。汪曾祺刻意表现温暖,决非强颜欢笑,算不上粉饰太平。汪曾祺只注视生活中的暖意,作家当然有这个选择的自由,也正凸显了他的创作个性。可说来说去,他的“社会责任感”无涉政治,依旧说到了:“关心人,感到希望,发现生活是充满诗意的。”并特别提到,不赞同有作家关于文学要和生活“同步”的主张。他最后几年,写了几个造反人物,也都不着眼政治,就人论人罢了,用墨在他们的人性扭曲。人性是汪曾祺小说的总主题,不论善的恶的,或褒或贬。
比之题材,比之题旨,读者更加容易感知汪曾祺的艺术追求。他晚年若干小说观念,年轻时差不多均已见端倪,而且付诸创作实践。那时他就对友人说:“向日虽写小说,但大半只是一种诗。”他也写诗,新体旧体都写,旧体尤富于韵味、意境。当代小说家鲜有吟咏旧体诗的,少数附庸风雅,往往五、七言,四、八句,平平仄仄,徒具外壳。汪曾祺本质乃诗人,他的小说皆“抒情的现实主义”,以后又常说“抒情的人道主义”,都强调“抒情”,抒情是诗人天职。写小说头一年,《钓》《翠子》《悒郁》,哪篇都不妨读作一首小诗,这样的“小诗”每年源源不断。二十四岁的汪曾祺宣布:“我的小说里没有人物,因为我的人物只是工具,他们只是风景画里的人物,而不是人物画里的人物。如果我的人物也有性格,那是偶然的事。而这些性格也多半是从我自己身上抄去的。”他甚至不喜欢小说家大谈“性格”这个词,刻画性格会妨碍他抒情。他的小说,真正的人物该是作家本人,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最后一个士大夫”(鄙意“士大夫”说似可斟酌)。
汪曾祺的创作谈不少,谈语言最多,最细,多予人启悟。他有个自己的概念——“语态”,追求语态。不仅摹写人物对话如此,作家的叙述语言亦是如此。领悟了“语态”,方能深入鉴赏他的语言魅力。看他早期小说的叙述:初生情愫的少女银子,那点隐蔽心绪不敢自己点破,“说怕人知道,也怕自己知道”(《悒郁》)。微不足道的盲人,“我们似乎忘了他是个瞎子,像他自己已经忘了不瞎的时候一样”(《猎猎》)。整天捆在药店的店员到晚钟敲过八下,才“把自己还给自己了”。“离第二天还远,也不挂在第一天后头”(《异秉》)。本来平平常常的叙述,叙述得一点不平常,烙上他独特的语言风格。“看似寻常最奇崛”,亦即李渔说的“浅处见才”。这样的语言,堪称人人笔下所无,这样出才,愈发不易!
汪曾祺在上海(1940年代)
当年沈从文认汪曾祺为高足,汪曾祺竟毫不谦让,说:“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不说沈从文慧眼,汪这般才华,明摆台面上的,容不得你视若不见。沈从文高足,第一数他,不数他轮得上谁?二十岁那年汪曾祺写出了《翠子》,他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年,第二篇。清新,俊逸,蕴藉,有诗有画,已然一派汪氏风格,置于他晚年作品中亦无愧上乘。同等水准的作品还有《最响的炮仗》,淡雅纯正中融入少许沉郁。《翠子》近《受戒》,它近《异秉》。
个人时运不济,社会天翻地覆,汪曾祺失去适宜他创作个性的土壤。蛰伏了半生,“复出”时许多读者以为冒出个年老的新秀。复出的汪曾祺其实就是原来的汪曾祺,当然较当初成熟、老到。当年曾经位占一方的京派小说,到《受戒》《异秉》问世,竟被视作绽放异彩的奇葩。说新奇,更应说复旧。汪曾祺小说很美,很独特,是永远的,随时代前行,他的读者将越来越多。他自信会上文学史的,果然上了史册。
着眼历史评价的话,要为汪曾祺惋惜。他酷爱唐诗,尤爱绝句,小说写成一首首绝句。美则美矣,气象毕竟有限。单凭“轻舟已过万重山”,若没有“直挂云帆济沧海”;单凭“两个黄鹂鸣翠柳”,若没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哪里成就得了光焰万丈的李白杜甫。汪曾祺自报,“我的小说受了明代散文作家归有光颇深的影响”。另一处进而说:“我的某些作品和归有光是颇为相似的。”汪曾祺小说,成,在此;未能大成,亦在此。归有光不能比肩韩柳、比肩欧苏。汪曾祺的追求突破自我的话,怀抱兼济天下鸿志,那么文学史上的汪曾祺,有望出乃师之右。汪曾祺很强调他幼时是个“惯宝宝”,晚年何尝不还是个“惯”顽童。沈与汪,成长环境、人生阅历太不同,又气质迥异,如何能缘木求鱼于汪。话再说回来,归有光自有其特色,且不可或缺。一部文学史,全是李杜、韩柳欧苏,岂不单调、逊色了些。有个归有光,有个汪曾祺,值得庆幸。
喜爱汪曾祺的读者不妨读读他年轻时的小说。
于汪曾祺诞生百年之际
作者:陈学勇
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