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耗时近20年主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从周威烈王写到五代后周世宗,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据说这书被读了17遍。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历史地位有多么崇高。
这么长的一部书,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读全文的话,可以看看这12句浓缩了整部巨著的精华,值得一读。
1.口有蜜腹有剑。
——《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元年》
【译】口头上温和亲近得像蜜一样甜,内心里却刁钻歹毒得像剑一样利。
【感悟】这句是唐人对奸相李林甫的形象概括。《资治通鉴·唐纪》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已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嘴巴像蜂蜜样甜,心计像利剑样狠,多么形象地刻画出阴谋家阴险奸诈的嘴脸。从此“口蜜腹剑”成了形容阴谋家和嘴甜心毒之辈的专门用语,长用不衰。
2.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资治通鉴·唐太采贞观元年》
【译】使用人就如使用器物一样,各取其长处而使用。
【感悟】使用器物要按照器物的特有功能来使用,任用人才也要根据各人的长处来使用。能扬长弃短,量才而用,不但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也有用不完的人才。如果看不到人的优点,只看到人的短处,那么世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唐太宗能成为一代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出现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与他的开明的人才观和他的知人善任的用人方法不无关系。
3.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
——《资治通鉴》
贤能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磨损他们的志气;愚蠢的人,如果财产太多,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况且富有的人,往往会成为众人怨恨的目标,我既然没有教化子孙的才能,也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而落下怨恨。
4.忍小忿而存大信。
——《资治通鉴·唐纪八》
【译】忍住个人小的忿怒,而坚持法律大的信用。
【感悟】李世民当了皇帝,听说应选入官的人很多是假冒上代的余荫,便下令让这些冒牌货自首,否则一经查出就要杀掉。后来果然查出一个假冒者,李世民要杀他。大理少卿戴胄犯颜直谏说:根据法律,这样的人应当充军。李世民说:我说过这种人要杀头,你却要按法律,不是叫我失信于民吗?戴胄说:诏书出于一时的喜怒,而法律则是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应忍了小的忿怒,而根据法律来判决,坚持大的信用。戴胄不怕杀头丢乌纱,敢于犯颜执法,精神可嘉,值得效法。他认为当权者应该“忍小忿而存大信”,即摒弃个人好恶而维护法律的尊严,不以权代法,不以人治代往治,的确是高明之见。这一原则,后人也当坚持。
5.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资治通鉴·唐纪》
大丈夫答应别人一句话,即使许以千金也不会改变。
6.英雄无用武之地。
——《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译】虽是英雄,却没有使用武力的地方。
【感悟】赤壁大战之前,诸葛亮对孙权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今操芟夷大难,略以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后来人们进一步引申其意,常用来比喻空有才智和本领却无处发挥。
7.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译】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能明达事理;听信片面的意见,就会愚昧糊涂。
【感悟】此名句是魏征劝告君王纳谏的著名格言,王符(汉)《潜夫论·明暗》就曾说过:“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简洁精警,发人深省。两句从“明”、“暗”两种不同效果,说明应“兼听”,不能“偏信”。只有兼听,才能全面了解情况,明辨是非,作出正确判断;而偏听偏信很可能会上当受骗。尤其是对于不同意见,更应认真听取,这样才能免于失误。可用以劝诫人们特别是领导应广泛听取意见,克服片面性。
8.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誊日损而祸至。
——《资治通鉴·晋纪》
【译】常常听到别人说你的过失,过失就会日益减少而福气就会来到;常常听到别人对你的称赞,声誉就会日益受到损害而灾祸就会降临。
【感悟】闻其过则过改而福至,闻其誉则过生而祸临。我们千万要多听逆耳的忠告,而不要被溢美之辞冲昏了头脑。当然,这里的“祸”、“福”应理解为人事而不是指天命。
9.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
——《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十二年》
【译】富贵会产生骄奢,疏忽会导致祸乱。
【感悟】富贵虽然不一定产生骄奢,而骄奢则必然产生于富贵,因为富贵给骄者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这是富贵者不可不警惕的。疏忽大意,漫不经心,往往会对灾祸的苗头视而不见,使其由小而大,最终导致灾祸发生,这是必须警惕的。这两告诫人们富贵时要特别注意戒骄奢,处事要时刻注意戒疏忽。
10.币厚言甘,人之所畏也。
——《资治通鉴·晋纪》
【译】厚厚的钱币,甜甜的美言,这是人所应当畏惧警惕的东西!
【感悟】社会生活中,当权在位的人常常会遇到甘言和厚币。对此,廉清奉公的人自会清醒地辨别甘言的企图与厚币的来路,采取正确的对策;而贪赃枉法的人则会欣然接受,来者不拒。“为看芳饵下,贪得会无筌”,殊不知厚搭搭的人民币,甜蜜蜜的奉承话正是别有用心者投下的“劳饵”,见利忘义,利夸智昏的人只贪图芳香的鱼饵,不见捕鱼的竹器,结果是自寻网罗,被人捕捉。
11.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功而遂。
——《资治通鉴》
做事把重点和精力放在难点上,只要把难点解决了,简单的自然也就解决了;做人要取长补短,只要把自己的短板解决好了,自己的长处自然也得到了加强。
12.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
——《资治通鉴》
【译】知道自己的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是难的;说好话并不难,做好事才是难的。
【感悟】认识自己的错误也是很难。人们经历中的种种判断形成自己固有的经验,从这个“己见”中审视我们周边的事物总是带有自己的观点。有些观点和判断是正确的,有些错误,怎么办?最好的方式就是放下“己见”,多听别人意见,如果认为某个人的意见不靠谱,那就多听听几个人的意见,当了解到多数人的意见和自己相左了,那就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判断,做出相应的调整。
图文来源于儒风大家,仅限学习交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新技能 —
喜欢书画半亩吗?喜欢就把“书画半亩”置顶咯!
书画半亩
传统文化、书画名家、艺术品收藏、茶道、天籁琴音
插花艺术、旅行摄影、养生美食
我在系列文章中,解析了晋国末期,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四大家族间斗争的故事。一路领先,实力最强的智氏,在最后时刻,被团结起来的韩赵魏三家反杀。智伯被斩首,智氏家族被诛灭。是为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前奏。
名著《资治通鉴》,恰恰从此段历史入手开篇。司马光在写完这段历史后,有一段有关智伯失败原因,以及用人识人的精彩阐述。今天我们节选重要部分来分享一下。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司马光认为,智伯的灭亡,在于智伯其人才能胜过德行。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能之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司马光认为,才能和德行是有区别的,但是世俗很难分辨,将才和德都称为贤。因为不能清楚的分辨二者,致使看错人。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聪慧,明察,刚强,坚毅这是所谓的才,正直,公道,平和待人这是所谓的德。才能,是德性德辅助;德性是才能的统帅。
德才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才德兼备得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大于才是君子,才大于德是小人。用人的方法是,首选圣人,其次君子,宁可用愚人,不要用小人。
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司马光解释道:君子有才能,用来做好事;小人有才能,用来做坏事。愚人想做坏事,能力不足,可以被轻易收服;小人做坏事,有勇有谋,如虎添翼,防不胜防。这就是上文说到,用人先后顺序得原因。
夫德者人所严,而才者人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让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的人,往往会选出那些有才能的人,而遗漏有德性的人。自古至今,那些国家的乱臣,家族的败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国家颠覆,家族灭亡的多了去了,又何止智伯一个?
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现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所以说,治国治家的人,如果能够仔细审查才与德的区别,知道用人的先后顺序,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这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针对智伯身死族灭,分析其原因,并阐述了自己对人才的划分,以及选人用人的顺序。
司马光的看法,您认同吗?我有几个疑问:
才与德的划分,真的可以采用如此简单的二分法吗?
这么简单的划分,有什么弊病吗?
万一分错了怎么办?
真的有人愿意用愚人而不愿意用小人?
君子得到重用,才能又比不过小人,能服众吗?
小人没有得到重用,就没事了?不会造反吗?
您有什么观点吗?
海波随笔
看人物,不止于人物
陈海波
上半年看了许多西洋艺术绘画展,不得不说,这几年随着上海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步伐,家门口就可轻易看到的海外大展愈来愈多,大家对西方绘画、名家的熟悉度也越来越高。不过与此同时,我也常想到我们的中国画,它们虽一点也不比外来艺术逊色,又和我们的文化血脉深深相连,但如今许多中国人却看不懂中国画,甚至兴趣也颇小。显然,我们应当对此予以关注,视野需做必要的前推,也需要更多能够深挖自身文脉的本土大展来提振这方面的文化自信。
程十发美术馆的“因心造境——上海中国画院院藏明清人物画研究展”刚开展不久,是近来绘画展中难得的“中国风”,于是趁着周三得空,便迫不及待的前往观览。来自上海中国画院院藏的40余件珍品,还是相当有分量的,陈洪绶、丁云鹏、曾鲸、华喦、黄慎、高其佩、罗聘、任伯年等明清名家的作品,涉及写真、高士、仕女、道释等不同题材的人物画,其中不仅有鲜为面世的,还有首次展出的佳作,向观众呈现了彼时明清人物画具有意义的突破和独到之处。
“因心造境”,这个主题,让我想到了我最喜欢的中国哲学家之一,王阳明。“心即是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这11个字,既阐述了君子之道的新形态与新境界,也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画坛生出新气象。事实上,阳明心学对中国绘画美学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正是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一批追求思想与个性解放的文人、画家出现了。由此,绘画思想从注重外在形式向写神转变,也促使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勇于抒发内心情感。也正如此,才有了陈洪绶高古奇骇的变形人物画风,有了徐渭开创的泼墨大写意花鸟,有了八大山人的极具个性……
展览以“因心造境”为名,集“俗世纷呈”、“与古为新”、“道释瑞彩”三大板块。丰富的人物画类型题材和表现方法、情境意趣都具有深深的时代特色。笔端刷却尘间土,在“俗世纷呈”中的《陈玉璞像》《清代人物写生》等作品,从不同角度描绘了时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与俗世情感。“与古为新”板块中的《东山丝竹》《簪花曳杖》《抱剑仕女》等作品,展现了画家们追慕先贤,追寻传统文人画的价值理想。“道释瑞彩”板块中的“钟馗”“铁拐李”等神仙人物,从洒脱纵横、泼辣有力的笔法中寄托着俗世情怀与超然象外的内心表达。
陈玉璞像,曾鲸、张翀,38×167.5cm,1633年
清代人物写生,任伯年,35×36cm,1882年
这些画作笔墨表现精湛精深、矫健遒劲,或生动奔放、意趣超然,或放纵粗、水墨淋漓,或意境内蕴、充满韵味格调。群贤毕至、大师云集,这些作品所折射出的精湛的造诣、开放的理念、变通的精神、睿智的开拓,反映出在那些时代背景下,于绘画笔尖崛起的创作理念,体现了中国人物画的丰富性,呈现出一幅充满生命力和时代气息的历史画卷。它们不仅翻开中国人物画的新篇章,更在中国艺术史上承载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钟馗图,黄慎,170.5×102cm,1757年
陈洪绶,自然是这场展览的重头戏。事实上,他也是明清人物画中的重头戏和里程碑。我常常有感于他的人生历程。从展现出极高的绘画能力、到心怀功名壮志,从寄情山水到最终为僧离世。他的人生,他的才华,他的纠结,他的彷徨与压抑,是那么让人惋惜。虽然他留名千古得后世敬仰,并得“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之评。但在那个朝代更替动荡的当下,他显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这种不快乐,让他在精神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突破传统束缚,否定所谓的正统,不愿同流。他借绘画与笔墨遣兴畅怀,抒发强烈的感情、张扬的个性,那呐喊声是多么强烈。
簪花曳杖图,明 陈洪绶,69×41cm,绢本设色立轴
有关于陈洪绶,我最关注的是其拜入明末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刘宗周门下,成为其入室弟子的这段。放到如今社会,我们已经很难听到一位艺术家拜到一位哲学家门下的事了,好像画就只是画,与笔有关,与技有关。与心性的联系,与学识的联系却都越来越小。没有博古,便难以通今,因此哪怕是临摹,也总是空有其形,不见其神。我也想到,如今每逢到高考前夕,也是许多学业成绩不佳的孩子才更为考虑从美术方面寻出路,他们中当然也不乏一些在画画上充满天赋或为此极其努力者,但要从中出大家,要让中国画出大家,这样的路径显然又窄又坑。
达摩,明 陈洪绶,95×52cm
有时,错的方向,便注定了终点在南墙。几百年前,渴望入仕、屡考不中的陈洪绶何尝不是一个这般的案例。工匠与士大夫的阶层之差,自我定位与社会定位的矛盾,让这位天才画家竟感叹自己“乞与人间做画工”。如今的我们或许已能旁观者清,那个充满八股教条的科考,怎么可能筛选出如陈洪绶这般的与众不同。可是我们真的旁观者清吗?我们不仍然在为孩子的教育,为应试教育,为社会人才的选拔和工作而苦恼吗?
簪花曳杖图细节,明 陈洪绶
我们仍然在探索,希望解开这道跨越时空的难题。我们或许已然知道这道题的答案,便在于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找到真正的自己,找到自己应有的价值并自洽,但正如阳明心学所言,若知而不行,便仍是不知。而或许错不在我们,亦不在时代,许多事,最后只得归于时势造人,因为也正是那样的时势,才造就了陈洪绶。多么矛盾,多么讽刺啊。
无量寿佛第一躯,任伯年,112×45.5cm,1872年
如果说看陈洪绶,是享受中带着点伤感,那么看到任伯年时,心绪则稍能开朗起来些。我喜欢陈洪绶,自然对任伯年最是偏爱。这次展览中他的这件《无量寿佛》,便让我驻足许久。这位无量寿佛,不同于常见的老者结跏坐于上的形象,而是描绘了一位卷发老者,裸足合掌而立的新颖形象。金石笔法入画,用笔顿挫。中国画讲求以线造型,线条不只是单纯抽象的符号,而是充满的和生命力的灵魂所在。任伯年寥寥数笔便刻画出了人物慈眉善目又气度宏大的神态,画面充满内在的力度和灵动感,形神兼备,堪称经典。
东山丝竹,任伯年,135×61.5cm,1886年
作为古代书画的收尾,“海上三任”亦是近现代的开端。海派的大气正在养成,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充满期望的崭新的时代正迎面走来。我们从此看到人物画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峰,在继承中国画优秀传统的同时,沿袭着陈洪绶等先辈从心出发的创作理念,更紧跟时代发展且尊从自身心性感受,师古而不泥古,展开各种丰富的、充满变化的创作。这使得我们眼前的人物画,不仅是画,也成为了记载时代故事的重要文献和点燃燎原的薪火。
墨趣纵横、高古奇骇、富于个性,而至雅俗共赏。明清人物画的艺术魅力便在于这从画中显现的“心性”、“志气”。当人们将目光从高大雅正转向了狂怪奇崛,从优美典雅转向了高古奇骇,一种新的艺术面貌拔地而起。但我们应该深刻理解到,这种变化并不是随意为之的。
这也让我不禁想到如今当下,高速信息化的时代中各种信息爆炸式传播,流量为王的环境让不少创作者总爱依靠面上的标新立异来博人眼球。他们求新求变却流于表面,以为前无古人的绘画方式或效果就可抢人耳目,但缺少内涵,更却缺少真情实感,终究是无法耐看和长久的。
一直以来,人物画在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长河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纵观其间,变化发展不断,每朝每代都有着独特的艺术面貌和风格,而成大家者,无不是与时代同呼吸者。因而,中国画的发展,离不开对时代的思考,否则便难出震撼时代的大家与名作。看人物,不止于看人物。因为画人物者,亦应从不止于画人物。
陈海波简介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
图文由作者提供
特别鸣谢瓷海新波公号支持
我在系列文章中,解析了晋国末期,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四大家族间斗争的故事。一路领先,实力最强的智氏,在最后时刻,被团结起来的韩赵魏三家反杀。智伯被斩首,智氏家族被诛灭。是为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前奏。
名著《资治通鉴》,恰恰从此段历史入手开篇。司马光在写完这段历史后,有一段有关智伯失败原因,以及用人识人的精彩阐述。今天我们节选重要部分来分享一下。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司马光认为,智伯的灭亡,在于智伯其人才能胜过德行。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能之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司马光认为,才能和德行是有区别的,但是世俗很难分辨,将才和德都称为贤。因为不能清楚的分辨二者,致使看错人。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聪慧,明察,刚强,坚毅这是所谓的才,正直,公道,平和待人这是所谓的德。才能,是德性德辅助;德性是才能的统帅。
德才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才德兼备得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大于才是君子,才大于德是小人。用人的方法是,首选圣人,其次君子,宁可用愚人,不要用小人。
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司马光解释道:君子有才能,用来做好事;小人有才能,用来做坏事。愚人想做坏事,能力不足,可以被轻易收服;小人做坏事,有勇有谋,如虎添翼,防不胜防。这就是上文说到,用人先后顺序得原因。
夫德者人所严,而才者人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让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的人,往往会选出那些有才能的人,而遗漏有德性的人。自古至今,那些国家的乱臣,家族的败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国家颠覆,家族灭亡的多了去了,又何止智伯一个?
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现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所以说,治国治家的人,如果能够仔细审查才与德的区别,知道用人的先后顺序,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这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针对智伯身死族灭,分析其原因,并阐述了自己对人才的划分,以及选人用人的顺序。
司马光的看法,您认同吗?我有几个疑问:
才与德的划分,真的可以采用如此简单的二分法吗?
这么简单的划分,有什么弊病吗?
万一分错了怎么办?
真的有人愿意用愚人而不愿意用小人?
君子得到重用,才能又比不过小人,能服众吗?
小人没有得到重用,就没事了?不会造反吗?
您有什么观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