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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清明》(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注释:
⑴清明:二十四节气之一,在阳历四月五日前后。旧俗当天有扫墓、踏青、插柳等活动。宫中以当天为秋千节,坤宁宫及各后宫都安置秋千,嫔妃做秋千之戏。
⑵纷纷:形容多。
⑶欲断魂:形容伤感极深,好像灵魂要与身体分开一样。断魂:神情凄迷,烦闷不乐。这两句是说,清明时候,阴雨连绵,飘飘洒洒下个不停;如此天气,如此节日,路上行人情绪低落,神魂散乱。
⑷借问:请问。
⑸杏花村:杏花深处的村庄,位于安徽池州贵池区秀山门外。受此诗影响,后人多用“杏花村”作酒店名。
译文:
江南清明时节细雨纷纷飘洒,路上羁旅行人个个落魄断魂。
借问当地之人何处买酒浇愁?牧童笑而不答遥指杏花山村。
赏析:
这一天正是清明佳节。诗人杜牧,在行路中间,可巧遇上了雨。清明,虽然是柳绿花红、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也是气候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常常赶上“闹天气”。远在梁代,就有人记载过:在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往往有“疾风甚雨”。若是正赶在清明这天下雨,还有个专名叫作“泼火雨”。诗人杜牧遇上的,正是这样一个日子。
诗人用“纷纷”两个字来形容那天的“泼火雨”,真是好极了。“纷纷”,若是形容下雪,那该是大雪,所谓“纷纷扬扬,降下好一场大雪来”。但是临到雨,情况却正相反,那种叫人感到“纷纷”的,绝不是大雨,而是细雨。这细雨,也正就是春雨的特色。细雨纷纷,是那种“天街小雨润如酥”样的雨,它不同于夏天的如倾如注的暴雨,也和那种淅淅沥沥的秋雨绝不是一个味道。这“雨纷纷”,正抓住了清明“泼火雨”的精神,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
这“纷纷”在此自然毫无疑问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形容着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行人”不等于“游人”,不是那些游春逛景的人。“魂”不是“三魂七魄”的灵魂。在诗歌里,“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绪方面的事情。“断魂”,是极力形容那一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比方相爱相思、惆怅失意、暗愁深恨等等。当诗人有这类情绪的时候,就常常爱用“断魂”这一词语来表达他的心境。
清明这个节日,在古人感觉起来,和今天对它的观念不是完全一样的。在当时,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是主要的礼节风俗。除了那些贪花恋酒的公子王孙等人之外,有些头脑的,特别是感情丰富的诗人,他们心头的滋味是相当复杂的。倘若再赶上孤身行路,触景伤怀,那就更容易惹动了他的心事。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给行人就又增添了一层愁绪。这样来体会,才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在这当口儿要写“断魂”两个字;否则,下了一点小雨,就值得“断魂”,那太没来由了。
再回到“纷纷”二字上来。本来,佳节行路之人,已经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丝风片之中,纷纷洒洒,冒雨趱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纷乱了。所以说,纷纷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绪;甚至不妨说,形容春雨,也就是为了形容情绪。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一种绝艺,一种胜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问题也发生了。须得寻求一个解决的途径。行人在这时不禁想到:往哪里找个小酒店才好。事情很明白:寻到一个小酒店,一来歇歇脚,避避雨;二来小饮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湿的衣服;最要紧的是,借此也就能散散心头的愁绪。于是,向人问路了。
诗人在第三句里并没有说出是向谁问路的。妙莫妙于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在语法上讲,“牧童”是这一句的主语,可它实在又是上句“借问”的宾词——它补足了上句宾主问答的双方。牧童是否答话了不得而知,但是以“行动”为答复,比答话还要鲜明有力。比如《小放牛》这出戏,当有人向牧童哥问路时,他将手一指,说:“您顺着我的手儿瞧!”是连答话带行动——也就是连“音乐”带“画面”,两者同时都使观者获得了美的享受;如今诗人手法却更简捷,更高超:他只将“画面”给予读者,而省去了“音乐”。
“遥”,字面意义是远。但切不可处处拘守字面意义,认为杏花村一定离这里还有十分遥远的路程。这一指,已经使读者如同看到,隐约红杏梢头,分明挑出一个酒帘——“酒望子”来了。若真的距离遥远,就难以发生艺术联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无尽的兴味:妙就妙在不远不近之间。《红楼梦》里大观园中有一处景子题作“杏帘在望”,那“在望”的神情,正是由这里体会脱化而来,正好为杜郎此句作注脚。《小放牛》里的牧童也说,“我这里,用手儿一指,……前面的高坡,有几户人家,那杨柳树上挂着一个大招牌”,然后他叫女客人“你要吃好酒就在杏花村”,也是从这里脱化出来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这只需要说明指往这个美丽的杏花深处的村庄就够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营造作之痕。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美、兴味隐跃。诗由篇法讲也很自然,是顺序的写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转”,然而也就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而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艺术上,这是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谓高潮顶点,却又不是一览无余,索然兴尽,而是余韵邈然,耐人寻味。这些,都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也就是值得后人学习继承的地方。
作者简介: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诗人。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唐朝大文学家杜牧有一首诗叫《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有人别出心裁,突发奇想,说这首诗虽好,但可以缩写而丝毫不减原诗的本意。第一句可把“时节″去掉,它与前面的“清明″重复,“清明″即是节气又是时令,二句中“路上″可去掉,因“行人"肯定是在“路上″的。三句“借问″可去掉,因“问"路可以是任何人,末句“牧童″可去掉,同样的,任何人都可“遥指″。这样原文就变得更简捷(但显得节奏没那么顿挫、流畅,有点突丌感)。
再看另一首李白的诗,《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哈哈,这不,又有人说这首诗仍可缩短而不失本意,一句的“中断″可减,因“楚江″冲开了天门山,自然“中断″了。二句“东流″可减,江水本就向东流,多余。三句“两岸″仍旧多余,“相对″当然是在“两岸″,四句“一片″可减,“孤″与“一"同意,重复。
天门楚江开,碧水至此回。青山相对出,孤帆日边来。
也感觉少了一点韵味,少点优美。
【文学争鸣】
署名杜牧的《清明》,究竟属唐属宋,笔者2021年偶遇机缘参与讨论。迄今发表了两篇小文:《杜牧〈清明〉是宋诗吗》(《光明日报》2021年5月24日13版,以下简称《杜牧〈清明〉》)、《文献辨伪的歧路与杜牧〈清明〉的追踪认证》(《江汉论坛》2022年第3期,以下简称《追踪认证》)。近来有幸读到谢海林教授对拙文《杜牧〈清明〉》的质疑文章:《〈清明〉诗的作者是杜牧吗》(《光明日报》2022年5月30日13版)。鉴于目前情况,有必要续写一文,对这一知名度极高的传统大众文化产品,进行事实确认。三文一以贯之并渐次推进的观点与结论是:《清明》是“戊辰年”(848年)杜牧“泊秦淮”之后,在“清明时节”游历古都金陵所作。并非谢文所维持的陈尚君教授的前后主张:“南宋后出现于民间”的“南宋诗说”和“写于宋代”的“宋诗说”。本文将力争多述事实,无事实不推论,无逻辑关系不征引。
《清明》宋诗说的悖论
《清明》宋诗说存在一个悖论:如果因为清代学者所编的《全唐诗》未收此诗,《清明》就是伪唐诗的话,那么,现代学者所编的《全宋诗》未收此诗,《清明》也是伪宋诗吗?可见《全唐诗》与《全宋诗》收或不收《清明》,都不能作为《清明》属唐属宋的依据。
事实也有反转。虽然挂名“康熙圣祖仁皇帝”的《御定全唐诗》没有收录杜牧《清明》,但后来同样挂名康熙帝的《御选唐诗》卷三十“七言绝句”类“杜牧”名下,补收了《清明》。末句清人注释引《童子诗话》:“朱陈村有杏花一百二十里。”又引《池州府志》:“府城秀山门外杏花村,杜牧诗即此。”不过,注文里的两个杏花村,在确认上是相互否定的。
金陵杏花村与杜牧《清明》的因果逻辑关系
谢教授说:“罗文又紧扣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昇州所记‘杏花村在(江宁)县理西,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这也并非无懈可击,因为杏花村的属地与《清明》必为杜牧所作,二者不存在因果逻辑关系。假设《太平寰宇记》所载为真,也只是记录杜牧沽酒杏花村,而未引用《清明》诗。”谢文误读了:《杜牧〈清明〉》只是强调“‘杜牧沽酒于杏花村’的传说产生在‘五代前’”。
现在特别重申:“杏花村”+“相传”+“杜牧之”+“沽酒处”,足以证明《清明》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在当地早有流传,而且首度表明是杜牧诗篇。首先,“沽酒”之人可以是任何人,为何偏偏是诗人“杜牧之”?“沽酒”之地可以是“张村”“李村”“桃花村”,为何偏偏是“杏花村”?其次,谢文所谓“杏花村的属地与《清明》必为杜牧所作,二者不存在因果逻辑关系”,不对,因为引文抽掉了“沽酒”亦即《清明》诗中的“酒家”。一旦“杏花村酒家”与“杜牧沽酒”连为一体,“《清明》必为杜牧所作”就存在因果逻辑关系。再次,乐史没有引用《清明》原句,不等于没有包藏《清明》。以北宋末何应龙的《老翁》诗为例:“杏花村酒家家好,莫向桥边问牧童。”不仅没有直接引用《清明》的原句与原题,更没有点出杜牧之名。可是南宋末此诗却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编者的评语:“翻‘借问酒家有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语意。”《老翁》诗的“杏花村酒、家家、问牧童”9字,见于《清明》。既然《老翁》尽管没有《清明》的原句与原题,但却包藏《清明》,那么,乐史之记的“杏花村”+“相传”+“杜牧之”+“沽酒处”,包藏《清明》的“酒家何处”+“杏花村”+作者“杜牧之”,因果逻辑何处未能成立?
早在《太平寰宇记》之前,小杜牧约33岁的韦庄,其诗《柳谷道中作却寄》的“马前红叶正纷纷,马上离情断杀魂。晓发独辞残月店,暮程遥宿隔云村”,已有“纷纷、断、魂、遥、村”六字三韵,且其顺序与《清明》完全同步。“遥宿隔云村”也与“遥指杏花村”即投宿杏花村命意相同,甚至“马前红叶”“隔云村”也与杜牧《山行》的“白云深处有人家”、“霜叶红于二月花”所述高度一致。如果不承认韦庄此诗存在杜牧的影响,显然是相当不明智的。同理,如果“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是宋诗或南宋诗,南唐的江宁民间会流传杏花村“为杜牧之沽酒处”一说吗?
杜牧确定无疑游览过古都金陵(今镇江唐时亦称金陵,本文不涉及):《泊秦淮》说“夜泊秦淮近酒家”、《江南怀古》说“戊辰年(848年)向金陵过”、《江楼晚望》说“山凿金陵万仞空”,是民间传说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杜牧沽酒于金陵杏花村的事实,是否发生在“清明时节”呢?《江楼晚望》云:“初语燕雏知社日,习飞鹰隼识秋风。”低飞的燕雏初语于春分前后的春社之日,高翔的鹰隼已经见识了去年的秋风。“社日”的信息,完美地解决了同一个金陵春天的4大问题:1.春分之后15天是清明,杜牧已在清明之前到达金陵。“泊秦淮”时“烟笼寒水月笼沙”,烟汽弥漫,月色朦胧,空气湿度特别大。农谚云:“扑地烟,雨连天。”“早晚烟扑地,苍天有雨意。”预兆近期将有连天春雨,符合“清明时节雨纷纷”。2.公元848年春分是夏历二月初十,清明是二月二十五(王怀双《中华通历》隋唐五代卷)。二月雨天,气温骤降,符合“路上行人欲断魂”。3.江南二月,杏花已开,“杏花村在(江宁)县理西,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村名与村景皆符合“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4.杜牧沽酒于杏花村虽然也涉及金陵之外的某些地区,但一律没有早于《太平寰宇记》旧稿的记载,更重要的是抚州籍的乐史在金陵担任过南唐秘书郎,属于非金陵籍的金陵官记金陵事,排除了为桑梓争光的私心与动力。
韦庄诗的六字三韵,为何能与杜牧《清明》完全同步?《追踪认证》也没有找到最佳答案。现在考虑3种可能:1.韦庄、杜牧同在杜陵樊川有旧居,韦庄《过樊川旧居》云:“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韦庄可能已在少年时代的某个清明时节接触过当地口传版的《清明》。2.韦庄与杜牧志向性情相近而喜爱《清明》。杜牧《郡斋独酌》说“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韦庄《关河道中》说“平生志业匡尧舜”。宋祁《新唐书·杜牧传》说杜牧“不为龊龊小谨”,北宋《宣和书谱》卷十一称韦庄“不以小节自拘”。3.杜牧写有《台城曲二首》,韦庄则有七绝名篇《台城》。证明韦庄有意追寻杜牧的金陵游踪,并在金陵接触到“杜牧《清明》”。南宋诗人万俟绍之,曾在七绝《金陵郊行》中选用了《清明》的诗体、诗意与诗韵:“快提金勒走郊原,拂面东风醒醉魂。好景流连天易晚,来朝更过杏花村。”《金陵郊行》的选择,应该是源于《太平寰宇记》涉及杜牧《清明》的民间传说。但韦庄并没有将《清明》视为杜牧诗极品,后来编唐诗选本《又玄集》,收杜牧诗5首,七绝1首为带有家国兴亡感慨的《秦淮》,即《泊秦淮》,而非个人风雨旅途体验的《清明》。《清明》后来举国传诵,一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一节令气象的广泛存在,得到了南北大众的一致认同。二是一年一度“清明时节”的节日氛围,周期性刺激了爱诗民族的重复传诵。三是诗人个体的真实体验,激发了历代读者群体的想象体验。四是牧童遥指杏花村酒家的远景画面,温情而美丽。《清明》独有的身心冷暖与艺术魅力,轻松俘获了既讲究精神追寻又不舍弃世俗欢乐的国人之心。
乐史之记与宋祁之词的释疑
谢文说:“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昇州所记‘杏花村在(江宁)县理西,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笔者查核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宋本太平寰宇记》和中华书局2007年王文楚点校本《太平寰宇记》,亦一无所获……可见,罗文以乐史《太平寰宇记》来推定北宋初年已将《清明》归于杜牧,难以令人信服。”关于《太平寰宇记》的版本差异,《追踪论证》已有较为详尽的考辨,不赘。“杏花村……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正文见王文楚点校本第四册第1780页,校勘记见同册1802页。谢教授“一无所获”,是否浏览太快?
谢文又疑:“若《锦缠道》为宋祁所作,情理上也讲不通,因为宋祁于1061年去世,田槩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编定《樊川别集》,如果宋祁见过《清明》,而于《锦缠道》下阕化用为:‘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同样博闻强识且编有《京兆金石录》的田槩焉能不知?”此疑未说田槩和宋祁的公私关系达到了什么状态。只有具备一个前提:田槩对《新唐书》主笔宋祁有关杜牧的全部资料了如指掌,更对宋祁的全部创作一一过目,“田槩焉能不知”方能符合逻辑。宋祁(见上图)括李商隐《无题》基于偶遇佳丽的趣味欣赏与情景需要,(见上图)括杜牧《清明》则是基于清明春游的趣味欣赏与情景需要。宋祁涉及清明春游的《锦缠道》“醉醺醺”6句,12字见于杜牧《清明》。南宋时期,刘过《村店(其一)》的“一坞闹红春欲动,酒帘正在杏花西”、马子严《归朝欢·春游》的“听得提壶沽美酒,人道杏花深处有”、张炎《杏花天》的“不教枝上春痕闹……谩遥指、孤村自好”,以及《风入松》的“却笑牧童遥指,杏花深处人家”,都一再将含有“杏花”“孤村”“深处”“酒”的《锦缠道》,视为关联“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宋祁词。当然,宋祁(见上图)括杜牧《清明》的《锦缠道》,传奇色彩与艺术质量,远远不如他本人(见上图)括李商隐《无题》的《鹧鸪天》。艺术上的整体平庸,应该是《锦缠道》没有出现在“宋人选宋词”之中的唯一原因。
依据前述并参阅《追踪论证》,从杜牧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到韦庄诗的六字三韵,再到晚唐五代金陵民间的“杏花村……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宋祁的“醉醺醺、尚寻芳酒。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秦观的“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米芾的“牧童错指是孤村”、谢逸的“杏花村馆酒旗风”、何应龙的“杏花村酒家家好,莫向桥边问牧童”。始于晚唐,终于北宋,《清明》诗语的传播踪迹班班可考。关于秦观《满庭芳》词韵的“纷纷、村、魂”袭用杜牧涉及“杏花”的《清明》诗韵,除了《追踪论证》的证据之外,杜牧另诗七绝《杏园》可作新证:“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秦观《画堂春》则云:“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杜牧身份就包藏在秦观的相关词语之中。
关于《清明》的诗题、作者及文本传播
谢文说:“罗文以为诗题《清明》可能是由首句的前二字‘清明’摘录而成……众所周知,唐代诗人对诗题拟定已有高度自觉,更不用说宋人。”奉答如下:
1.诗题涉及作品原态以及作品在不同渠道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异、增殖、耗损、记录、处理等问题,题为《杏花村》的可能性,《追踪认证》已有解释。这里稍作展论:作为可能纸本传播和口头传播并行的《清明》,可能题为《清明》(《千家诗》),也可能题为《杏花村》(《锦绣万花谷》),也可能有诗无题(《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也可能同一个编者同时听到或见到两种诗题而选择其中一种。例如《河岳英灵集》所载李白名诗《将进酒》传到敦煌,就被记录在三件手抄本上,两件题为《惜罇空》,一件无题无作者。韦庄弟韦蔼也在《浣花集序》中说韦庄诗文迭经兵火之后,“唯余口诵者”。谢文所谓“哪有前人依据后人‘将《清明》的诗题改作《杏花村》’之理”,显然不够了解唐诗流传的多样形态,只将可能多向度、多载体传播的《清明》,理解为纸质孤本的A传B、B传C的单线定点无文本变异传播。
2.谢教授的下述观点也与文献流传有关:“从诗选文献学的角度来推导出《清明》的作者归属,无疑是最令人信服的正道。”问题是:诗选之外没有唐诗流传了吗?“从南宋初期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到之后林清之的《唐绝句选》、柯梦得的《唐贤绝句》,均无《清明》的身影。”再请问:后二书是诗选,能囊括所有唐诗吗?南宋初洪迈之书未收,能证明早于洪迈的韦庄、乐史、宋祁、秦观、米芾、谢逸、何应龙、王铚对《清明》借鉴与化用的,事实一概不存在吗?从逻辑上说,选不选某诗是价值判断,某诗存在不存在、由谁创作是事实判断。宋人《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与《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均载“《清明》”作者为“杜牧之”、《锦绣万花谷》载此诗“出《唐诗》”、《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载“《清明》”出“《古选诗》”、南唐乐史说金陵杏花村相传是“杜牧之沽酒处”、晚唐五代韦庄有诗完全步武《清明》的六字三韵及其出现次序,以上皆为事实。如果说《清明》是宋诗,期待论者开列出属于事实判断的证据清单,以飨读者。
3.拙文《杜牧〈清明〉》说:“诗题《清明》可能是由首句的前二字‘清明’摘录而成……例如李商隐的一些诗篇包括极其著名的《锦瑟》就是这样命名的。”李商隐是这样,杜牧也不例外:杜牧七绝《兰溪》的首句是“兰溪春尽碧泱泱”、《青冢》的首句是“青冢前头陇水流”、《屏风绝句》的首句是“屏风周昉画纤腰”。可见小李杜制题时虽然没有“高度自觉”,但上举作品“由首句的前二字摘录而成”确是事实而非反事实。
杜牧《清明》的时代特征与私人特征
三篇拙文的整体逻辑思路是这样呼应展开的:既然杜牧是晚唐的著名诗人,《清明》宋后才被热传为杜牧名诗,那么,《清明》从吉光片羽到全息展示,就必须符合下述条件:1.《清明》具有某一类中晚唐诗共有的时代特征。2.《清明》具有杜牧诗独家呈现的私人特征。3.《清明》诗语从晚唐至北宋,具有在本集之外不时显露的分身漂泊痕迹。4.杜牧《献诗启》曾说“篇成在纸,多自焚之”,所焚之篇是否含有《清明》,已不可考。参考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作者与读者、当时读者与后世读者、后世编者与后世作者,彼此之间的价值判断并不完全相同,差别大就会存在采录不采录、(见上图)括不(见上图)括的选择。5.判定《清明》诗属于杜牧独有,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杜牧诗语(自带杜牧身份)+《清明》诗语共存一诗,缺一不可。
时代特征解决《清明》的“晚唐诗”问题,私人特征解决《清明》的“杜牧诗”问题。“清明时节雨纷纷”,作为时间概念的“清明时节”,晚唐已经多有出现。《杜牧〈清明〉》指出:“一旦‘清明’指代以清明为中心的一段时间,‘清明时节’的说法就会……成为晚唐五代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个时间概念。”所以“清明节”和“清明时节”,是两个不完全等同的时间概念。王兆鹏教授等在《〈清明〉作者究竟是不是杜牧》(《大众日报》2021年8月28日第7版)一文中,也认为《清明》的押韵“完全符合中晚唐诗人邻韵相押的特点”。又发现在《樊川文集》中,有11首诗首句押邻韵,“符合杜牧写诗的习惯,完全有可能出自杜牧之手”。我的思考是《清明》以及杜牧11首诗首句押邻韵,只是证明了《清明》具有晚唐诗的时代特征,不能证明《清明》具有杜牧诗的私人特征,因为同时代诗作的首句押邻韵现象,并非杜牧独有。
《追踪认证》指出:杜牧七绝《闲题》的“借问春风何处好”、《寄杜子二首》的“若问使君何处去”,与七绝《清明》的“借问酒家何处有”,显示出独家构思的强力惯性,是杜牧独有的七绝第三句的言说方式。综合前述的众多外证,尤其是《泊秦淮》与《清明》在时空上的连续与对接、杜牧《清明》+杜牧《山行》与韦庄《柳谷道中作却寄》的高度相似,再以此处“杜牧诗语(自带杜牧身份)+《清明》诗语共存一诗”的内证标准来检验,《清明》作者,杜牧之外,难觅他人。那么,是否杜牧好友许浑呢?《追踪认证》的相关结论是:“许浑下第返回自家的乡间别墅杏花村,熟悉的道路熟悉的村落熟悉的乡邻,与《清明》描述‘路上行人’他乡问讯寻找寄宿之所的‘借问酒家何处有’完全不类。”
(作者:罗漫,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晚唐大诗人杜牧的《清明》一诗,家喻户晓,它曾经在1990年被香港文化机构评选为“十佳唐诗”第二名。不过从古至今,一直有人认为:这首诗写得非常糟糕。
明代《四溟诗话》的作者谢榛认为:这首诗“宛然入画,但气格不高”。现代学者黄永玉也认为它写得叠床架屋,十分拖沓。
还有一些人说,这首诗根本不像是杜牧的作品,甚至都不像是唐朝的作品,而更像是宋代的诗作。追溯《清明》这首诗最早的源头,是来自南宋末年的《锦绣万花谷》。
后来,这首诗被收入了《千家诗》,因此流传非常广泛。其真实的作者,不能确定是不是杜牧。但是,诗作本身影响却很大,通常认为作者就是杜牧。
尽管这首诗按某些人的标准来说,的确存在一些“瑕疵”,但贵在章法自然,清新不造作。因此它的遣词造句,完全无损其美学价值。因此历代诗评家“热心”修改,只能是浪费表情了。
一、《清明》诗的“啰嗦”之处《清明》——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杜牧的这一首七绝,如今俨然已经成为了清明这个节气,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诗作。每年清明节临近的时候,都有人把它翻出来,作一番争论。
有的是争论“杏花村”的具体地点在哪里,有的则是争论这首诗本身的含义。因为第二句中有一个“欲断魂”,就有人提出:“断魂”是一种酒的名字,而不是写作者当时的情感状态。
还有一些人,则对这首诗的创作水平提出了疑问。比如明代大诗人、诗评家谢榛就认为:这首诗写得不好,“气格不高”。同时,他还认为这首诗的废话太多、太啰嗦。
当然,谢榛并不是第一个质疑这首诗的人。早在他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人提出《清明》这首诗的行文很啰嗦了。
第一句的开头“清明”二字,在标题已经叫“清明”的情况下,再写“清明”就重复了。一首绝句拢共就28个字,头两个字就浪费掉了,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接着,质疑的人又指出:“行人”已经说明人在路上了,那么为什么在第二句的开头还要写一个“路上”呢?
同理,在第三句里,既然已经问出了“酒家何处有?”何故还要废话“借问”呢?第四句“遥指杏花村”,还规定让牧童来指,更加没有必要了。
因为在中国诗词里面,诗的意象越模糊,意境就越宽广。于是,一些批评者就把这首诗给删改成了:
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
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
这么一看,这首诗的确是非常地紧凑。同时,谢榛还提到了另外一首《清明》改诗,直接是将《清明》的后两句改为“酒家何处是,江上杏花村”。
然后,他又亲自挽着袖子下场,改成了:“日斜人策马,酒肆杏花西”。完了谢榛还补充了一句:这个叫不问自答,情景自现。言下之意,颇为自得。
但是,读惯了《千家诗》的小朋友们纷纷表示,你写的我们根本看不懂,我们还是喜欢原来的那一首《清明》。
二、《清明》不像是唐诗关于清明这首诗的作者,其实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了。得出的结论是,这首诗没有被收录进杜牧自己的《樊川集》中,而且在《全唐诗》里也找不到它的遗迹。
八十年代的时候,有学者发表文章说,这首《清明》事实上最早见于挂名刘克庄的一本《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但是它并非刘克庄之作,而是一个南宋福建书商弄出来的。
学者再往上溯源,就发现了它真正的出处,是一本叫《锦绣万花谷》的类书。最开始是没有作者名字的,后来它被福建书商加上了杜牧的名字。
然后,又被收进了谢枋得的《重订千家诗》。因为这本诗集是蒙童读物,所以在民间影响力特别大,在宋朝以后的传播非常广,于是就“走红”了。
《清明》的诗风,表达方式完全不像是杜牧的风格,更像是白居易的作品。明代的谢榛认为它“气格不高”,也是实话。
但是,诗歌的审美是多样化的。尤其是在民间,对于诗歌的审美,并不会按照文人的那一套理论来判断。普通人只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评价一首诗。
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气”,大概是曹丕所讲的那类“气”,以及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讲的“风骨”。这就是一首诗所反映出来的,诗人本身的格调。
诗歌意象折射出来的,是一种精神力量。“风骨”就是刘勰所推崇的“建安风骨”,那是一种洒脱豪迈,象罡风一般的气韵。
谢榛认为诗必定要有这种感觉,所以他才弄出了一个“日斜人策马”,非要无中生有地给《清明》这首诗安上一派英雄气概。但是,他改写的这个诗,明显有些强行“拼凑”的感觉。
但是,事实上这种“阳刚”的诗学的审美,的确是汉唐时代才有的,和《清明》这首诗本身所追求的细腻的个人情感,完全是两种东西。
所以,不能说《清明》这首诗写得不好,只是当中没有谢榛喜欢的那种东西罢了。至于明朝人嫌弃《清明》写得啰嗦,也是有原因的。
明代的文人写诗不太行,但是诗学理论却很发达。他们在研究前人诗歌之后,总结出来了一套写作方法,对于行文重复杂沓的容忍度极低。
白居易写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里面第五、六句的“古道”、“荒城”也因为“合掌”被骂成“诗家大忌”。何况是《清明》诗这种,四句诗中每一句都有“啰嗦”的用词呢!
不过,这些严格的理论,基本上是明代以后形成的。对于艺术创作而言,理论并不是不能够被打破的金科玉律。
明代文人很喜欢改前代的诗,所以改《清明》自然也就不在话下。而且,他们还改过诗仙李白的《静夜思》、《将近酒》等等,以及一些别的唐宋诗词。
有一些诗词改了,也就被后世接受了,但是个别诗人对《清明》的这种改动,最终还是没能和后世的读者达成共识。大家喜欢的,依然还是原来那一首署名杜牧的《清明》。
结语明代的诗人和学者认为《清明》这首诗写得不好,主要还是因为在他们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好诗”的标准,他们把这个标准强行加到了前人的诗上面。
谢榛以“气格”的高低来判断一首诗的优劣,他认为写得好的诗,就应该是像唐诗一样格局宏大,气象万千。非要有横刀立马,扬威天下的豪迈的气格,才能算得上好诗。
但是,《清明》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个人的小苦闷和小烦恼而已。这些东西在谢榛看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至于还有人所说的,《清明》这首诗存在用语重复,叠床架屋的问题,其实在民歌类的诗词与《诗经》里面,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
所以,不是《清明》这首诗写得不好,而是它不符合这些人的“审美”罢了。同时,这些人还在用后世的“审美”标准,去审查前人的作品。
《清明》这首诗经过《千家诗》的传播之后,拥有了极广泛的群众基础。读惯了它的人,再来看明代理论家的修改,反而觉得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