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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于2016开始解放第二个孩子。一年来,效果明显:2016的人口总数在一年内达到1786万人,比2015年的人多出191万,是2000年以来出生的最高年份。
但最近,一篇关于“人口雪崩”的文章已经在媒体上流传,相信即使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开,也不会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人口状况是真的吗?
首先,为什么人口问题如此重要?
经过长时间的改革开放,中国年均GDP增长率超过10%。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的奇迹。这一奇迹主要是由于我国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积极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其次,在人口红利期,家庭储蓄率的上升是因为家庭负担的下降,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很高,基本上40%的GDP和50%的高储蓄。利率必然会导致高积累和高投资,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第三,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背景下,收入增长的市场容量是无法与其他经济体相比的。在许多行业中,规模效应可以迅速形成,并且可以超过许多领域。
在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小编认为“刘易斯拐点”并不奇怪,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2010-2011年“刘易斯拐点”开始,人口红利开始下降。
从抽样统计数据2005年到今天,中国的15-39岁人口比例(中青年劳动力)是一个峰值在2011年,约占总人口的39.92%。从那以后,它开始逐渐下降,在2014年的时候下降到37.23%,在2015年下降到36.57%,在2016下降到35.87%。
人口红利的减少将导致内生增长动力的减弱。为了揭示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采用了宽口径的工作年龄标准:15~64岁(男性)。
可以从下面的图表中看到,有两个向下的拐点在中国的经济总量从2000—2007年年中,它与次贷危机密切相关,但在这一时期,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仍在增加,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仍在。此后,15—64岁人口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进入下游通道。所以,2010-2011年已成为公认的“转折点”时期。
生育政策的调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政策层在2016年宣布了第二个孩子的开放,这是值得肯定的,不仅表现出政策层的勇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是“新动能”下经济复苏的有力保证。
2018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实施“双子政策”的报告。报告显示,两个孩子的数量在2017年, 1万人中增加到883万人,比2016年多出62万人,两个孩子占出生总人口的51.2%,比2016人增长11个百分点。这是自2016年实施全面的二孩生育政策以来,第一次生育两个孩子的人数已经超过50%个,出生人数超过一个孩子。
根据令人满意的人口统计数据,“人口雪崩”理论似乎并没有“买”。认为“二胎”政策可能无法在中国保存的人口状况。尽管生育政策自由化,生育意愿却不强。
2017年,中国的出生率为12.43‰。与2016年的12.95‰相比,有轻微的下降。
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2015年是月羊年。根据黄道带的“禁忌”,年出生率略低,次年出生率(2016)提高。但生肖禁忌只是一个短期因素,是不可持续的,2017年的出生率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是2017年的两个孩子的数量增加,而儿童的数量比前一年减少了249万。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有很多的夫妇拒绝生。根据国家卫生计划委员会关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2015年、74.5%、61.1%和60.5%都不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因为经济负担、能源过剩和无人照料。
第三,传统的父权制观念导致男女比例失衡。2016年的育龄妇女总人数下降了500万。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生育政策来解决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深化,中国的高储蓄和高投资不能持续。
不同年龄结构的居民具有不同的消费特征。理性的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终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储蓄和消费,使个人的总收入等于消费总量。人的生命周期划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
一般而言,中年人的储蓄率最高,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储蓄率最低。当一个国家的中年人口比例较大时,群体消费倾向相对较低,储蓄水平较高。同样,当老年人口比例较高时,群体消费倾向更高,社会总储蓄水平较低,导致投资下降。
下图显示了老年人口的变化趋势,在中国可以看出,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不断深化,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和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增加。
小编认为,“人口雪崩理论”的论点是正确的,但却存在“片面”的错误,只关注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劳动年龄的增长率),而忽视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效率,资金的使用。
尤其是传统的“房地产”和“大汽车”的下降。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年轻人比中年人和老年人更需要购买住房和汽车。婴儿潮一代促进住房销售和增加新住房的数量,然后促进经济发展。在老龄化的趋势下,消费者对住房和汽车的需求也将减少。
劳动力的增长是影响GDP的关键因素。在过去很长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在早期劳动力的快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在人口负增长已成为一种现实面临严重危机。在老龄化趋势下,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二零二三年出生人口跌破八百万意味着什么?
一位网友这样分析道。许多专家预测今年出生人口将跌破八百万。许多人可能没有概念,但八百万已经是历史新低,与时期的一九三六年相当。
现在我们来分解一下八百万以下的出生人口比例。全国共有三千零三十二家妇产医院,其中省级26家,地市级377家,县区2554家。
如果出生人数不到八百万,即使按最高值八百万计算,八百万除以365天除以3,032家医院,平均每家医院每天只能分配到七个新生儿。如果一家医院有设备齐全、满是妇产陪跑的医生,每天只有七个新生儿,那就太可怕了。这七个新生儿要支撑这个科室的运转可能有点困难。
·首先,近年来,民营妇产医院和国营妇产医院的关门速度非常快。接下来,育婴产业将面临倒闭,从早教到幼儿园再到教育链、小学初高中甚至大学,未来五年都会出现雪崩的情况。一位学者直接指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出生人数不足八百万的情况下,不能用人口衰退来形容。
·说完生育,我们再来谈谈死亡人口数据。按照50-60年代的人口数量计算,如今中国的平均寿命为78.2岁。未来两年,中国的死亡人数预计将超过1600万,五年后将再次超过2000万。如果没有任何变化,三十年后全国人口数量将降至5700万。
·还有一件惨淡的事情,今年的五二零结婚登记数据如下:江苏省的结婚登记数为11,156,暴跌25.6%。广东省的结婚登记数为24,540,暴跌40%,接近腰斩。四川省的结婚登记数为16,073,暴跌36%。福建省的结婚登记数为6,270,暴跌38%。贵州省的结婚登记数为6,873,暴跌53%,直接腰斩。湖北省的结婚登记数为9,455,暴跌46.6%,接近腰斩。湖南省的结婚登记数为4,576,暴跌74%,接近退市。
·一边担心每年八百万的出生人口不够用,一边每年有1000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所以到底需要多少人真的是个谜。因此,你会考虑未来生孩子吗?
为了缓解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国家卫计委在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胎。实施一年来,效果明显:2016全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比2015年多出生191万人,成为2000年以来最高的出生人口年份。但近日一则关于“人口雪崩论”的文章在媒体传开,认为即便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也无助于改善我国人口形势。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人口问题为何如此重要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较长时间里保持了平均每年10%以上的GDP增长率,无疑是世界上的奇迹。这种奇迹主要得益于我国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有以下几方面的正效应: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第二,在人口红利期,由于家庭负担的下降,家庭储蓄率不断上升,我国国民储蓄率居于高位,基本是GDP的40%-50%,高储蓄率必然导致高积累与高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背景下的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市场容量是其它经济体不可比的,在很多产业发展上可以迅速形成规模效应,很多领域可以弯道超车。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显然功不可没,而人口红利不是一成不变的。相信大家对“刘易斯拐点”并不陌生,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2010-2011年度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开始减退。从2005至今的统计抽样数据来看,中国15-39岁人口(青壮年劳动力)比例在2011年是一个高峰,约为总人口的39.92%,此后开始逐渐下行,2014年降至37.23%,2015年36.57%,2016年降至35.87%。
人口红利的减退将导致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弱化,为了展示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笔者采用宽口径的劳动适龄标准:将15-64岁(男性65岁退休)都考虑在内。从下图可以看出,2000年至今我国经济总量一共出现过两次下行拐点。一次是2007年,与次贷危机关系密切,但此时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比例仍处上升通道,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犹在;另一次是2010年,与前期不同的是,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也出现了拐点。自此,15-64岁占总人口比例和经济总量一期进入下行通道。所以,2010-2011成为学些公认的“拐点”时期。
图: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与GDP
刘易斯拐点引致的人口红利消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担忧,生育政策急需调整。终于,政策层宣布在2016年放开二胎,这一做法值得肯定,既展示了政策层勇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魄力,又可成为“新动能”下经济复苏的有力保障。
2018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实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全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是自2016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出生数占比超50%,并超过一孩出生数。
二、“人口雪崩论”的观点和依据
针对可喜的人口统计数据,“人口雪崩论”似乎并不“买账”,认为“二胎”政策未必能挽救我国人口形势。
第一,生育政策虽有放开,但生育意愿不强。
2017年我国出生率为12.43‰,相比2016年的12.95‰有小幅下降,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2015年是农历羊年,基于生肖“避讳”考虑,当年出生率略低,而次年(2016)出生率提升。但生肖避讳只是短期因素,不可持续,2017年的出生率下降就验证了这一点。二是在2017年二孩数量增加的同时,一孩数量比上一年减少了249万人。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夫妇连一胎都拒绝生育。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60.5%。不愿生,生不起,仍对大多数家庭构成困扰。再次,传统观念重男轻女,导致男女比例失调,2016年育龄妇女总量下降500万,这一问题不是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
第二,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深,我国高储蓄、高投资不可延续。
根据莫迪利安尼和布伦贝克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处于不同年龄结构的居民拥有相异的消费特征,理性的消费者会根据其一生的收入合理安排自身的储蓄与消费,使得个人一生的收入总量与消费总量相等。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一生时期分为少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时间阶段,一般来说个人在中年时期储蓄率是最高的,在少年和老年时期较低。当一个国家中年人口所占比例较大时,群体消费倾向会比较低而储蓄水平比较高;同理,当老龄人口比例较高时,群体消费倾向相应变高,社会总储蓄水平变低,进而导致投资下滑。
下图展示了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我国老龄化问题在不断加深,老年抚养比上升,劳动力人口经济负担加重。
图:出生率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
图:中国及主要经济体国民储蓄率(2016年以后为IMF预测)
三是总需求的下降,特别是传统房地产和汽车等“大件”的下降。主因人口结构带来消费需求的改变:青年人相对中老年人更需要购买住房和汽车,婴儿潮推动住房销售和新开工住宅量的增加,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在老龄化趋势下,住房和汽车的消费需求也将随之下降。
四是整体经济增速的放缓。认为劳动力增长情况是影响GDP的关键因素,中国经济过去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早年间快速的劳动力增长,这意味着一旦人口负增长成为现实,中国经济增长将会面临严重的危机。在老龄化趋势下,劳动力增速呈放缓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上述“人口雪崩论”的论据固然正确,但却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只关注劳动适龄人口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忽略了全要素生产率和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对人口红利的再认识
上述“人口雪崩论”的种种顾虑,都可以归结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了进一步讨论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有必要对人口红利进行“再认识”。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
“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就中国而言,从上世纪70年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然而,青壮年占比多,就一定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占优”吗?答案是否定的,劳动力供给收到多重因素影响,最主要的两点是就业形势和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即便青壮年比例占多数,但就业形势严峻,依然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社会负担,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也会制约人口红利的实现。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劳动报偿也相对较低。曾有测算,当时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可见,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因此,在判断劳动力供给的时候,不能仅仅考虑劳动适龄人口比例,还要考虑就业率和劳动力素质问题。中国的高教育素质人口红利正在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高等教育人才和教育机构数不断攀升,根据2016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596所,比2000年增长了150%;201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约759万人,而2000年仅有不到95万人;2016年共有硕士毕业生50.9万人,博士毕业生5.5万人,连年创新高。高教育背景人才的累积为中国“工程师红利”创造了雄厚基础。
图:全国高等教育情况
第二,我国有效专利数量增加迅猛。截止到2017年12月,我国国内有效专利数141.4万件,而2011年初仅为26.1万件;国外有效专利数67.1万件,2011年初为30.9万件;国内实用新型专利有效数为356.3万件,国外4.0万件,而上述两个数据在2011年初分别是86.9万件和0.9万件。
图:国内有效专利情况(件)
第三,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积极踊跃。截止到2016年末,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共计8289.5亿元,2000年仅为353.4亿元;2016年末,大中型高技术产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2437.6亿元,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3000.4亿元,分别较2000年提升了2096%和2447%;大中型制造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7973.1亿元,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8748.6亿元,分别较2000年提升了2368%和2208%。
传统人口红利向“高端人才红利”的转化,会挽救我国劳动力供给形势:与我国经济“新动能”相伴随的,是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演进,在传统劳动密集型社会生产下,青壮年劳动人口比例直接决定了社会总生产力,而知识密集型社会生产依靠的不是“体力”,更多需要的是脑力贡献与科技创新。因此,即便传统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下降,但“高端人才红利”仍能为“新动能”下的经济增长护航。
人口因素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人口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人口增长不能说明社会面貌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但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有促进和延缓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既反对人口决定社会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资产阶级观点,也反对忽视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人口年龄结构的负向变化不一定会引起社会总储蓄的下滑。
前面提到,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一生时期分为少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时间阶段,认为个人在中年时期储蓄率是最高的,在少年和老年时期较低。当一个国家中年人口所占比例较大时,群体消费倾向会比较低而储蓄水平比较高;同理,当老龄人口比例较高时,群体消费倾向相应变高,社会总储蓄水平变低,进而导致投资下滑。但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因此老龄化的初期阶段可以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不仅如此,受到贫富分化和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影响,新步入老龄化的群体究竟能够带动多少资金从储蓄变成消费,也尚无定论。
四、对“人口雪崩论”的反驳
笔者对“人口雪崩论”的反驳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劳动人口比例下降是否一定意味着总产出的下滑;二是人口红利与社会总投资是否是线性关系;三是总需求一定下降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老龄化问题并非是影响人均产出的唯一因素,社会产出广泛受到就业率、科技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尤为重要。在科学技术不断突破创新的当代,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与经济增速并非是线性关系。正如前文所讲,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供给上,而伴随着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社会的转型,传统的低技能、低成本劳动供给也在向“高端人才红利”转型。
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首先应该做的,就是科学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从两个方面抓起,一是在劳动力供给问题上,配合新型城镇化进程,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积极配合职业教育,同时注重产业升级过程中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二是在生产性企业方面,进一步淘汰“僵尸企业”,鼓励效率更高的民营资本,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对于第二个问题,总储蓄与总投资固然相关,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一大问题。特别是在金融泡沫膨胀,资金“脱实向虚”的背景下,高储蓄也难以带动高投资。只有抑制金融泡沫,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才能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三,人口老龄化也不一定意味着总体消费能力的下降,而仅是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前文提到,“人口雪崩论”之所以唱空消费,主因老龄化社会对住房和汽车的需求相对减弱,并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需求走弱(如装修)。但老龄群体的消费需求不客视而不见,特别是实现小康社会以后,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不断提升,养老产业市场前景十分广泛。而且现代人的消费观念也比较前卫,“新”的老年人对应着更激进的消费需求。
五、新希望
或许,正如经济的“去产能”一样,中国的人口红利目前也在经历一个“去产能”过程。与经济“去产能”不同的是,人口的“去产能”绝不是落后劳动力的淘汰,而是通过职业教育和高端人才培养进行劳动力的“再升级”,使人口红利连同经济“新动能”一起,步入一个重“质”而轻“量”的时代。
近日,应急管理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对2023年1月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据了解,1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低温冷冻和雪灾为主,风雹、地震、地质灾害、干旱和森林火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13.98万人次受灾,因灾死亡32人,一般损坏房屋1300余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4.5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79亿元。
1月份全国自然灾害主要特点有:
一、寒潮天气影响范围广,西藏林芝雪崩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月份,我国共出现4次冷空气过程,较常年同期略偏多,且前3次过程均达到寒潮级别,其中,13-16日为全国型寒潮过程,降温幅度大、影响范围广。受寒潮引发降温、大风和雨雪影响,福建、江西、云南等多地遭受低温雨雪和风雹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14.4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79亿元。1月份,除华南和西南部分地区外,我国大部地区出现降雪天气。1月17日,西藏林芝市派墨公路多雄拉隧道出口处发生雪崩,部分车辆和人员被埋,因灾死亡28人。
2023年1月,西藏林芝,救援人员在翻倒的汽车上工作。 视觉中国 截屏图
二、地震活动总体平稳,四川泸定发生5.6级地震
1月份,我国大陆地区共发生4级以上地震10次,其中5级以上地震2次。最大震级为1月30日新疆沙雅6.1级地震,震中附近区域为人口稀疏的沙漠地区,未造成人员伤亡。1月26日,四川泸定发生5.6级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此外,1月28日,山西柳林县发生黄土崩塌灾害,造成4人因房屋倒塌埋压死亡。
三、西南地区有零星旱情,全国森林火灾形势稳定
1月份,全国大部地区土壤墒情总体适宜,西北东部、西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等局部地区土壤中度以上缺墒,重庆、云南局地有零星旱情。截至1月底,黄河累计封河长度约969公里,封河和凌情平稳,未造成严重灾害损失。此外,1月份全国发生森林火灾24起,主要发生在广西、湖北、云南、湖南、河南、贵州、广东;未发生草原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