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靖江一名女子在网上爆料,当她准备和老公要孩子时,公公发话了:如果生的是男孩,奖励10万块钱;如果生的是女孩,她就得和老公离婚,带着女儿回娘家。对于这种“霸王家规”,有网友吐槽:非男孩不生的家庭,你家是有江山需要继承吗?
女子曝光公公“霸王家规”
虽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但也有人像这位公公一样,希望靠男孩传宗接代。受此影响,各种“教你生男孩”、“孕期判断男女”的小妙涌现出来:碱性体质生男孩,生男生女看肚子,酸儿辣女,清宫图预测男女……
这些“小妙招”到底妙不妙呢?
多吃碱性食物生男孩?“酸碱体质论”认为:男性的X染色体耐酸,Y染色体耐碱,如果想生男孩,就需要想办法创造适合Y染色体生存的环境,让女性变成碱性体质,增加Y染色体受精的概率。
很多女性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在怀孕前狂吃碱性食物、喝苏打水、柠檬水等碱性水,想让身体变得偏碱性,更容易生男孩。据扬子晚报报道,一位婆婆为了抱孙子,甚至拉着儿媳去医院注射碳酸氢钠针,而这种针一般只用于治疗酸中毒的人。
食物改变人体酸碱度是个伪命题决定人体酸碱度的体液有平衡的pH值,偏酸或者偏碱都会引起中毒,所以,所谓的“酸性体质”和“碱性体质”的并不存在,决定生男生女更是无稽之谈。
人体的体液包括细胞内液、血液、组织液、胃液、汗液、尿液等,不同的体液酸碱度有所不同。例如血液的pH值在7.35~7.45之间,呈弱碱性;胃液的pH值在1.5~2之间,为强酸性。
健康的机体具有强大的调节功能,不仅可以调节不同的体液,使身体各部的pH值维持在稳定范围内;而且当摄入较多酸性或碱性食物时,也会通过肺、肾脏等器官以及碳酸盐、磷酸盐等缓冲物质加以控制,排出多余的碱或者酸,保持体内环境的稳态。
因此,碱性食物并不能改变人体的酸碱度,长期吃同一类食物还可能导致营养不均衡,影响内分泌,甚至导致不孕不育,得不偿失。
肚子尖生男孩?有些人认为看孕妇肚子的形状可以判断胎儿性别,肚子尖是男孩,肚子圆是女孩,并称预测得很准。这种方法真有那么神吗?
妇产科医生表示,孕妇肚子的形状受到胎儿的、孕妇的体型、骨盆的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生男生女并没有关系。
正常胎位是枕前位,胎儿的后脑勺和背部朝外,贴着妈妈的肚皮,这时肚子就会偏圆;有些胎儿是枕后位,脸、胸、肚子向外,背靠着妈妈,这时肚子看起来就会很尖。值得注意的是,枕后位的胎位并不利于胎儿生产。
就体型来说,如果孕妇怀孕前体型较宽、骨架较大,肚子多为圆形;相反,如果孕妇体型瘦小,当胎儿逐渐长大,孕妇肚皮的横向发展就会受到体型的限制,这时胎儿只能向前顶,使妈妈肚子变尖。
此外,骨盆浅窄的孕妇,肚子看起来更尖;骨盆宽深的孕妇,肚子形状比较平坦。
酸儿辣女?与“生男生女看肚子”一样,“酸儿辣女”的说法也广为流传,即通过孕妇的口味判断胎儿性别。
对此有网友调侃:如果喜欢吃酸辣粉,岂不是要生个龙凤胎?
事实上,受到激素分泌的影响,孕妇的食欲和饮食习惯发生变化很正常,“酸儿辣女”没有科学依据。
女性怀孕后,胎盘分泌绒毛,抑制胃酸分泌,从而降低消化酶的活性,这不仅影响孕妇的消化功能和食欲,也是孕吐反应的主要原因。
酸性食物能够刺激胃酸分泌,促进肠胃蠕动,缓解恶心、呕吐的症状,因此很多孕妇爱吃酸。也有一些孕妇觉得嘴里没味道,会吃一些些辛辣的食物刺激味蕾,促进食欲。
清宫图可以预测胎儿性别?
除了上述方法,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预测胎儿性别的方式:清宫图。
相传清宫图是从清宫时期流传下来的预测生男生女的表格,它来源于周易,按照阴阳、八卦、五行的公式推算而成。清宫图由两部分组成,纵轴18~45代表孕妇的虚岁年龄,横轴1~12代表孕妇怀孕的农历月份,横纵轴的交叉点就是胎儿的性别。
网传2018年的生男生女清宫图
对此,生殖科医生表示,用清宫图预测生男生女并不靠谱,之所以有人认为非常准,是因为生男生女本身就有50%的机率,这才给所谓的“偏方”可乘之机。
医学上可以通过做B超,或者提取孕妇毛细血管血液,利用细胞形态学判断胎儿性别。但是这些检查的目的是为了判断胎儿是否有与性染色体相关的遗传病,不是单纯地为了鉴定男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在我国是违法的。
生男生女的决定因素:染色体专家指出,决定生男生女的关键是性染色体。
正常人的染色体数目是23对,其中22对为男女共有,为常染色体,另一对为性染色体,男性为XY,女性为XX。在受精时,卵子和随机结合,当卵子和含有X染色体的结合时,受精卵含有两条X染色体,胎儿发育为女性(XX);当卵细胞和含有Y染色体的结合,受精卵含有XY染色体,胎儿则发育为男性(XY)。
因此胎儿性别取决于和卵子结合的携带的性染色体是X还是Y,也就是说爸爸的决定了胎儿性别。此外,由于卵子和结合的随机性,正常情况下,生男生女的几率都是50%。
所以,当你再看到影视剧中丈夫指责老婆肚子不争气、生不出儿子时,就可以会心一笑:这纯属娱乐,并不科学。
你还听过哪些不靠谱的预测生男生女的方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非常荣幸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对罕见病的浅显见解。
其实对罕见病最开始的认知还真得感谢张学院士。当年我们一起做千种单基因疾病时,张学院士在讲怎么去找一个好的方法把外显子往两边扩,然后找到那个基因,这些是非常有意思和有启发的,让我印象很深。
然后陈万金副校长,其实您前面提的5万元做一例外显子,当年我们可以做到3.5万一例,但那时我们用的还是国外的设备,没办法更低。今天我们的核心工具自主可控,肯定不再是那个样子了。
张抒扬院长今天非常了不起,因为罕见病最重要的其实是连接,不光是一个技术上的事。如果光是技术就能解决,罕见病也就没那么难了。
我想说,没有人是完美的。
大家看霍金,罹患渐冻症,但他了不起吧?然后林肯,大家推测他大概率是马凡综合征。再比如以一己之力祸害整个欧洲王室的维多利亚女王,患血友病。当时还搞不清楚伴性遗传,所有的公主嫁出去了,嫁一个王室就多了一个传男不传女的疾病,人们一度认为是一种诅咒。梵高,为什么看到的颜色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怀疑他是卟啉症,铜代谢异常,他看到的绿和我们看到的绿就不一样,所以所有人都喜欢梵高,除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李白也是这个样子的,死去100多年后才开始火。
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个罕见病的时候,一直在厘清相关的概念,其实罕见、遗传、发育这些是在一起的,所以它有过去、有现在,而我们更想看一看它的未来会走到哪去。
“罕见病”其实在1645年就有了,最早由孟德尔记录了一个“双拇指”的案例,这个时候清朝刚刚建立。
刚才大家也都讲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研究人的时候也要去研究“非人”。比如说手指最多的动物是什么?蝾螈有8根手指,8、7、6、5、4、3,这些不同的手指数量本身就是基因组的调节。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动物上的常见型别恰恰是人身上的罕见型别。换言之,人身上出的“问题”,恰恰是很多动物在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反复组或者错配现象,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
二战以后,英国在伦敦建了第一家遗传咨询诊所。
1952年,G6PD,也就是葡萄糖-6-磷酸酶缺乏症被定义了出来,这是大家今天做新筛都会知道的一个疾病。
1953年,我们开始知道可以通过饮食来干预和调节一部分疾病。
1959年,唐氏综合征正式被Down定义。
1977年,澳大利亚先出了第一本罕见病的药法。
1983年,美国出了孤儿药法案。同年,亨廷顿舞蹈症成为第一个基因被定位的遗传病。
1990年,全世界第一次基因治疗出现了,当时治疗的是一位腺苷脱氨酶(ADA)缺陷的4岁女孩,由于种种问题,病人不幸去世,所以被叫停了很长一段时间。
2009年,二代测序逐渐走到市面上,大家可以对各种各样的基因进行广泛的测序。2010年,用二代测序就发现了新的、米勒综合征的致病基因DHODH。所以陈万金教授刚做二代测序的时候,这个技术也刚出来,价格确实很贵。
2011年,我们已经可以借助全外显子组测序来进行对应的药物治疗了。
2013年,第一个基于高通量测序的IVD试剂获批,用来检测白种人中高携带、高发病的囊性纤维化。
2014年,全球第一个基于NGS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这是华大注册的。在此也再次感谢大家,基本上当年中国所有的产前诊断专家都给了很多帮助。
2015年,中国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因为基因编辑引起一次小小的波澜,不算大,毕竟这是一个放弃的胚胎。黄军就教授当时尝试用CRISPR去修复地贫缺陷基因。
2016年,韩春雨找到了另外一种独立于CRISPR的基因编辑技术,当时大家在是不是造假的问题上讨论了很多,到今天依然有学者认为这个技术有潜力。不过,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基因编辑远远不止CRISPR或者ABE,古细菌当中能看到的基因编码方法就有很多。
2018年,出现了一个大家提起来都很头大、争议也特别大的事,贺建奎直接编辑了人类的生殖细胞,也直接推动了《生物安全法》的出台。
这个事前前后后被讨论了三年,一直到华盛顿人类基因编辑(HGP writing)会议上写计划时大家还在讨论,一部分人认为基因编辑就得做,总要有人去吃螃蟹,一部分人认为就算总得做,也应该讲清楚怎么做。今天我们能接受的伦理学边界是可以编辑体细胞,但不能编辑生殖细胞。这有点像潘多拉的盒子,一个技术其实并无好坏,但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CRISPR/Cas9,这就是说一个技术还是会动态的进步。同一年,CRISPR已经可以经过静脉去治疗hATTR这样一个蛋白质疾病了。
2022年,第一个治疗B型血友病的疗法Hemgenix、类似于基因药物开始上市。
今年上半年,华大的子公司禾沐基因和云南一家医院合作,用腺病毒载体修复了全球第一例α-地贫,它不是一个点突变,而是一段、是一个结构变异,现在输血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其实再往后,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基因编辑技术出来,至少到这一刻有26种基因治疗获得了批准。目前还成立了国际罕见病研究联盟(IRDiRC),他们预测,按目前的速度看,到2027年估计会有1000种罕见病疗法问世。刚才我们看到协和已经有大量的药物,同时也能看到大量基于基因编辑、基因疗法的临床也在涌现。
另外,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关心一下这个文件。今年的3月23日,白宫发布了《美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的明确目标》,提了几个明确的点:
• 收集多组学数据,在20年内,开发1000美元的多组学分析工具实现这些目标。
• 扩大规模,在20年内,扩大细胞疗法的生产规模,以增加生产方式,并将细胞疗法的生产成本降低10倍。
• 在20年内,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AI/ML)纳入国家资源实验室网络设计新的生物治疗药物,将新药发现和生产的速度提高10倍。
• 在5年内,进一步开发可供临床使用的基因编辑系统,以确保能够在几乎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治愈10种已知遗传疾病:在20年内,加强生物制造生态系统建设,每年生产至少500万剂治疗性基因编辑药物。
实际上,这也是继奥巴马政府后,拜登政府对于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提出的精准目标。它不光说了美国要干啥,还说到多少年要做到多少例、成本要降到多少,里面还有大量关于合成生物学等一系列的内容,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所以这一段我想说的是,所谓技术,过去异想天开,今天勉为其难,未来习以为常。
1978年,爱德华兹做出第一例试管婴儿时,大家都骂他是“恶魔”,到2010年,已经有320万个孩子因为这项技术问世,32年的时间也让他从一个“恶魔”变成一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这过程中什么变了?实际上是技术被接受的程度变了。什么没变?医者仁心没有变,他不是沽名钓誉,只是想为这些无法生育的家庭带来希望。这是我们医者的本心。
已知圈越大,未知圈更大,我们不能唯技术论,但要相信技术,要确保技术向上向善,切记举头三尺有规律。在做技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明白,要有伦理、法律、道德、宗教等这样一个边界。
我一直讲,在这个领域我们经常感到的是,没有科技的人文可能是愚昧的,但没有人文的科技一定是危险的。特别是当我们能编辑基因了,肯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障碍,但当你看到很多罕见病病友时,又会觉得,如果有了这个技术而不去帮他们,似乎也是另一种罪过。
这就是所谓的大医精诚。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何能够去跟患者更多地共情、如何确保技术向上向善,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我想聊一聊罕见病的群防群控史,或者可以把它理解成遗传病。
首先,遗传病是可以被消除的。
最典型的就是犹太民族,群体不大,很多人可能是近亲结婚,出现家族性遗传泰伊-萨克斯二氏病(TSD),一种致死性的黑蒙病,基本4岁前就会死亡。但通过大概40年的努力,包括做各种婚前的筛查、检测,特别是病友会、犹太教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共同推动,再加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策略支持,到2003年的时候,尽管北美还有10例TSD患儿出生,却已经没有任何1例来自犹太教家庭了。
换言之,这有点像我们前几年抗击新冠疫情的群防群控。当我们在对一个case、一个家系的时候,它可能是这一家人的问题,但当我们集体预防一个遗传病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多方合作的情况。
当时他们有这么一张照片,在庆祝这一民族摆脱“诅咒”。当然,过去理解的是诅咒,而今天我们知道,这其实就是一个基因上开的“玩笑”。
同样的,比如说地中海贫血。塞浦路斯(就在地中海边上)通过13年时间使地中海贫血出生率几乎降至0%。虽然这个病的名字叫地中海贫血,但实际上地中海附近已经没有了,中东、东亚(包括中国)的发病率却还很高。
所以,我们能看到不管是塞浦路斯,还是伊朗、沙特,他们都用各自的方法来做一级预防,在孕前、婚前进行对应的诊断,如果有问题,就做产前诊断或者转到试管婴儿来解决。
其次,发育病其实也是可以控制的。
比如说唐氏综合征,这是我们在妇幼筛查体系中非常关心的一个疾病,临床发病率约在六百到八百分之一,而且35岁以上怀孕会极高比例地增加,各个种群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不是遗传病,唐氏儿大概率是没有孩子的,也都是正常妈妈生的。它是在减数时出现了问题,所以关键就在于要让每一个妈妈能够做得上这个检测。
我们在深圳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到2018年,能看到当检测率上去的时候,唐氏儿的活产率就下来了。同样,河北前后已经做了4年、150万例的唐氏综合征的筛查,活产唐氏儿最后只有2例,基本上在河北实现了“天下无唐”,最重要的是它的投入产出比非常高,大于1:10,一会我还会有一个详细的报告。
关于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实际上这个问题刚开始张院长、张院士都讲过了。
啥叫罕见病?我觉得这个概念太复杂了,各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我们今天知道的罕见病种类很多,但实际上在欧洲的发达国家,有很多不错的医学实验室,像丹麦,人口大概也就560万,一年几乎生出5万个孩子,它能遇到多少罕见病病例?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多国家交换病例的体系,它既遇不到病例,也很难做出一个精准判断。
但欧洲几代人的随访信息做得很强,它的病例活检做得很强,像荷兰的奈梅亨医学中心,本身就是这方面的老牌机构,服务人群差不多涵盖了北欧地区,地位接近于北京的协和、山东的齐鲁等大医院。
如果从GARD收录的数据来看,到2022年9月,有不到6000种罕见病。当然,我相信这不对,因为今天大概还有40%的人类基因连功能都不知道,所以1万种可能也远远不止。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基因一个病,我们2.2万个基因,至少也对应2万种疾病。从大概率上讲,每一个基因至少能出错一次,这是件很正常的事,更不用说一基因多病、多基因一病、多基因多病,这就更复杂了。但目前人类的认知可能就到这了,OMIM数据库里面看到的、分子机理明确的疾病表型也就7424种。
人类现在的科研文章大都停留在关注少数几种罕见病,囊性纤维化、神经纤维瘤这两个有2万多篇文献,其他的就非常少了。也就是说,8000多种罕见病里可能只有80种是我们研究得比较多的,绝大多数我们都还不太清楚。
从1983年到现在,FDA一共批准了610种孤儿药物,但不都是治遗传的,还有治肿瘤的、治感染的。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的药物开发越来越多、我们对疾病的认知越来越多,但还是只有5%有办法、95%没办法。
我们在讨论罕见病的时候,大家首先会考虑遗传的问题,慢慢地会明白有罕见肿瘤、罕见感染,还有因为环境和过敏引发的暴露组学下的罕见病。因为如果从发病率的角度来看,它未必是遗传的,可以是条件致病、环境致病,也可以是其他任何的耦合致病。所以整个罕见病的体系建起来非常有意义,就在于提醒大家,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关心这一部分。你要不管他,这样一个群体就没人管了。
这个问题刚才几位大咖都讲过,我们国家现在一共有多少种“法定”罕见病?207种。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收录121种、第二批收录86种,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觉得进目录有什么好处?很多时候人们是要算商业账的,进了目录的疾病国家就管了,药物、诊断试剂就会有绿色通道。所以等于说能进目录和不进目录有着天壤之别。相信各位专家为此已经费了很大劲,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有一个目录就是比没有目录要好。
2018年,我就在琢磨渐冻症进目录这个事。但渐冻症是一种病吗?现在至少几十种病都被归到渐冻症里面,是一类大病。所以在第一版目录出来时,有专家认为不完美,但是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咱们国家是第一个以目录形式来管理罕见病的,这是我们从公共卫生医疗支出负担的角度来给出的这样一个定义。
2023年9月20日晚上,因为要来参加这次会议,我突然发现这个目录出来了,仔细看了一下六七种病,好像都能治,我明白了,整体原则是可诊可治,这个就要感谢张院他们牵头做的NRDRS(罕见病登记制度),当然还需要鼓励大量地去登记。
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偶发事件,如果都登记上就不一样。肢端肥大罕见病病友会的负责人海宁讲过一句话:“纳入目录最大的意义在于被看见”。
刚才讲的疾病,如果今天您不是做这行的,基本很难知道我们在说啥,这个领域它跨度太大,很多罕见病医生几乎都是全科医生,哪一个系统的问题都要去管,从遗传诊断到各种影像学、活检、多个系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所以罕见病的关键是要呼吁更多人关心。
我也总结了一下当前罕见病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现在无药可用,未来无药在研。
这样的疾病很多,怎么办?交给AI。大家要相信今天的量子物理+AI制药,不仅可以根据大数据进行归纳,还可以演绎、直接计算,这就叫“先算后验”,很了不起。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有家公司叫薛定谔,中国也有家在深圳的公司叫晶泰科技,帮助辉瑞把抗逆转录病毒药物Paxlovid算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修正,大幅减少了药筛时间、保证了成功率。以前我们是做分子的药筛,现在它叫virtual screening,虚拟研发、虚拟筛选。
第二个问题,海外有药,国内无药。
全世界目前大概有2600种成分在研,中国差不多占1/10,300多种。海南博鳌乐城就先走了一步,允许先行先试,不需要出国。现在讨论深港合作,在深圳福田的河套,也要搞这个政策,因为香港是可以同步用欧美已经上市的药物,而且海外医生可以直接同情用药的。中国目前的体制还不支持,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个,当下有药,即将无药。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灵魂砍价”很重要,但它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很多药厂因为价卡得太低,走了。比如治疗黏多糖贮积症的药,2024年5月将要退出中国,我们现在又没跟进,怎么办?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另一个14万元、用于治疗中度或重度神经营养性角膜炎(NK)的眼药水,也面临同样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种利益、研发经费和以患者为中心之间的平衡怎么做,是值得讨论的。并不是越便宜越好,如果都便宜到了没有钱去做研发也不行,都太贵了可能也不对。
所以可能解决窘境的方法,第一个,能不能在丙类目录当中列出一部分药,高价值的量力而为,医保报销多少,剩下的大家自费。上海7月份已经出了一个医保加商保的支付政策倾斜,这也是全国首例。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创造了一个多元化支付的可能。
《我不是药神》当中唯一没有演出来的,就是原研药研发的困难。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懂了:福特公司请斯坦门茨去修一个电机,最后很简单,多缠一圈线就完了,收多少钱呢?1万美金。怎么收的呢?换这条线就1元,知道这个线在哪要花9999元。
换言之,很多小分子药研发花了10个亿,制造成本可能就1毛,但你不能要求他1毛钱卖,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账。归根结底,我们还是需要利润来支持研发的,所以你看国际大药厂是赚钱再做公益和慈善,这可能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路径。
吉德林法则说的就是这个事:“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把问题清楚地写下来,就已经解决一半了”。
网上经常会看到这类故事:吃了三个月维生素B2,纯红细胞再生障碍贫血就好了。我们有时候也特别怕这类媒体,原来说需要骨髓移植甚至化疗,现在3毛9就好了,但这背后你得做测序,发现这是一个SLC52A2的变异,导致维生素B2紊乱。那个药就3毛9,但为了找到这个病因需要一个高年资的医生,还得做WES甚至WGS。在媒体那,我们发现问题的这部分完全就不讲了。这需要在全链条、全成本中进行普及,让大家互相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未来该怎么办。
今天的基因检测,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的解读跟不上。现在我们的解读拿到的都是一维数据,那叫“测量”,然后给它翻译成“译量”,还得让老百姓能听得懂,那叫“悟量”。这个过程中我们缺大量的遗传咨询师,或者叫基因组咨询师,这是我们共同要解决的方向。
最后一个问题,最大的失败不是研发失败,而是研发成功,大众却负担不起。
最典型的是2023年美国价格前10的药物,最贵的350万美金一剂,最便宜的84万美金一剂,全是罕见病用的。网上总在讨论,出来了跟没出来好像也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不出来。不出来,大不了我就忘了,出来了,你有钱不给我治,这多尴尬。
中医讲的一句老话,“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因为做诊断、做治疗大家都是专家,我想说解决上述问题还有一条路,防大于治。一定要把整个罕见病、遗传病的预防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去,比如说天花我们治不了,通过全民接种疫苗,中国1960年就远离了天花,世卫1979年才远离天花。同样地,如果我们可以把基因检测做到极便宜,做到一级、二级、三级预防,就有机会远离这些治不好、治不起的遗传病、传染病、晚期恶性肿瘤。当然,这也要求我们的诊断越来越精准、检筛查越来越精准。
《柳叶刀》上有一篇我当时看了特别自豪的报告——《中国妇幼健康70年报告》。上面提到,我们的母婴死亡降幅超过97%,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
中国今天出生缺陷率是5.6%,大概在全球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最低的法国接近4%,最高的苏丹接近8%。
如果单纯从产前这个角度进行干预,包括都上三级预防,不管是单基因疾病、染色体疾病、畸形或超声异常,这5.6%我们还能降到多少?我们做了个估算,按照今天的技术极限看,大概是2.8%,只能解决一半。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疾病,不是单纯的基因就到表型了,过程很复杂,特别是我们在这里写了一句话,像核磁共振这类设备到底能不能在孕妇上用?
这里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个新技术,全球第一台移动核磁。原来核磁得用到超导,但用液氦做不了移动式的,这个是用稀土永磁体做的,叫科大福晴。这是在中科大安徽做的第一台设备,装到车,就可以到偏远的地方做核磁了。如果腔体做大,是可以给孕妇做检查的。在很多结构异常、超声看不清楚的时候,核磁就能发挥作用了。
我想说的是,我们真的要多找合作伙伴,多去看哪一个领域会有黑科技冒出来。我是做基因的,但也需要影像,如果移动车能下去,大家就不用跑到大医院才能看了。
再比如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故事。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地贫,它是可防可治的。最早我们想做地贫就从华大总部所在的盐田开始,2010年开始用高通量做,2014年开始报专利,2015年开始文,开始大量地提供中国位点,开始定义自己的标准,到2016年已经有很多的民生筛查项目了。
2017年我们成立了公益基金开始救助,2018年我们终于把新技术纳入指南,2019年技术开始获得整个行业认可。2021年我们开始启动基因治疗,2022年我们终于拿到了IPA认证,到2023年我们已经开始批量地去治疗对应的患者。
这其中很多是以公益的方式来做的,从最开始到今天做了15年。有多少家公司能坚持15年?有多少个合作伙伴能一起陪你走15年?罕见病真的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但大家一定要有信心,这条路一定能走得下去的。
再比如说唐氏综合征,最开始我们提出来时候,孕妇外周血就能查到孩子的游离DNA有没有变化,它是不是一个染色体非整倍体异常,很多人都不信。但今天我们看到,在河北基本上已经实现了。
我总结了以下5件事:
第一个,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第二个,强有力的政府组织;第三个,正确广泛的科普宣传;第四个,多方参与的科研合作;最后一个,公共卫生同步评价。
这5件事都进去,这个事才能做到。北京今天查一个唐氏一千多元,河北现在才352元,为什么河北能做到这么便宜?60万新生儿一起做就可以这么便宜,全国一起做大概200多元,它就跟核酸检测一样,是一个量和价的问题。
所以,不是说这个问题是公司单方面降价就行,政府也得进去,宣传也得跟上,这些都很关键。
我也特别想和大家聊聊这背后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NIPT),它为什么如此重要?又到底是什么?
1947年,法国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外周血里有游离DNA。1997年,卢煜明教授发现,原来怀孕时孩子的DNA也能进到妈妈的血管内。那么从技术发明上讲,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一种测序的方法,可以把血液当中的游离DNA一网打尽。从原来的测不起,到后来能测得上,已经是2010年的事了。
产业发展上,从2010年华大开始建第一例临床样本,到现在一共发了93篇论文、拿了86项专利,还定了6个标准,这都是一边走、一边做的,才有了今天河北的352块钱一例。
NIPT是2023年除了新冠以外的所有体外诊断试剂中单一最大销售品类,因为它覆盖面广,中国1,000万新生儿的时候覆盖率大概是40%~50%,也就是说每一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厂家口径)能做到25.3亿元,产业上也做到了可循环。
在此一并感谢历届产前诊断专家组,特别是协和的边旭明先生。1997年他率先引进了血清学筛查,后来又把产前诊断带进去了。
这个技术从2012年推到现在,整整12年了。虽然边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然而饮水不忘掘井人。我坚信张院长今天做的事情也终将会为罕见病掘一口非常甘美的井。
华大到今天做了1,370万例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全世界一共做了4,300万例,总的阳性率大概是1%,我们帮助13万家庭预先知情了可能的出生缺陷。后来的临床结局大家自己选,当然要结合影像、要配合到今天的筛查系统,不是说就这一个检测就行,但这个检测很有用,不然以前要做羊水穿刺,我们没有这么强的能力,保证大家都可以安全地做这样的检测。
而更重要的,我想讲这张图,NIPT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只测6兆的reads,大概600万条序列,接下来测2,500万条序列,然后加上双端分子标签目标区域捕获,再加上目标区域两个区域捕获的测序,就从只能看染色体的非整倍数异常,逐渐可以看结构变异、拷贝数变异、单基因疾病,一步步上去了。这是一个典型的、随着数据量增加,在临床上发现的更多的案例。孕妇给我的还是一管血,我的成本也仅仅就是测序量的增加,但这个过程中我的发现更大了。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引发大数据的进步?我们甚至还可以加大测序深度,组装出母亲基因,但不需要,因为我们知道游离DNA不是白细胞,白细胞里有完整的核基因组。
当然,我们证明测序量大了以后,只测妈妈的游离DNA也能组装出妈妈的基因组,它跟从白细胞里提出的核基因组一致性可以达到98%以上。也就是说,把孩子的诊断测完以后,妈妈的基因组也给装出来了。这其实没有多收一分钱,只是在这一网撒下去的时候,所有的鱼都被捞了上来。逐渐地,当我们可以把DNA、RNA、蛋白、代谢,包括外源的微生物,这一多组学检测都跟上时,就可以看到一些发育性疾病,比如说妊高征、先兆子痫等。
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我们找到一个孕妇,她不是一条染色体异常,也就是说她的孩子不是21三体或18三体,而是多条染色体都异常了,重测序还是这个结果,到了三遍依然重复出一样的结果,我就知道不是我们的实验错了,可能是有些信号在告诉我什么。妈妈得肿瘤了,肿瘤是特殊的胎儿,大家这么理解一下,它一样会把游离DNA给到妈妈的血内,所以在一网打尽的时候,我既测到了妈妈的cfDNA、胎儿的cfDNA,还有肿瘤的cfDNA,这件事情就变成孕期肿瘤了。
我们做了193万例的时候,发了一篇文章,每6000个孕妇当中有1例既怀着孕又得了肿瘤。如果在做产检的时候,有这个现象就要告诉临床医生你应该怎么做,可能要去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如说肿瘤标志物就行了。这类就是大数据能看到的。
再比如,我们今天看耳聋基因的携带北高南低,地中海贫血的携带南高北低,也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跟某地妇幼做的一个项目,蛮有意思的一个回顾性验证。48万正常孕妇做无创的回顾,发现26%的孕妇都带300K以上的一个CNV,我们以前认为100K以上就有问题,300K以上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这里面发现了38个45,XO特纳综合征,有6个是完全型的,教科书上说这样的女性不能生育,但她们都是当了妈妈的。这就提醒我们,很多以前的因果关系可能要重新修正。以前只查了病人,然后就以为是因果,其实它是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我们看到有了大量的回顾验证,我们会重新定义正常的情况。其实每个人的基因组,后来被发现都是嵌合的,大概37万亿个细胞里面有一小部分,即便同一个人的不同组织器官也是不一样的,这是蛮有意思的事。
我特别想讲一句,做无创时,我们有两条路线,要不“钓鱼”,要不“捞鱼”,我们可以做目标区域捕获或者PCR,也可以做全基因组低深度的覆盖。
国际上不同厂家的路线是不一样的,但到今天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讲,如果一开始做“钓鱼”,当然便宜,但是错失大数据,少了很多机会。比如说能做WES的,你非做目标区域捕获,能做WGS的,你做了WES,就少了一些东西。“捞鱼”开始贵,但是成本是会下降的,技术进步,每条鱼的单位成本就越来越低,甚至可以涸泽而渔。就像刚才陈校长说的,我一网打尽了,这个时候各种多组学的结果也跃然纸上,这是技术进步所带来一个福祉。
现在全球有20个国家启动了国家基因组项目,WGS的样本有多少?已经有300万了!这种大规模筛查一定会带来大规模发现。比如说这个540万人的荟萃分析,就把基因跟身高的关系讲得比较清楚了。
这是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做的民生项目,1万个新生儿全部做WGS,发现247例新生儿有遗传上的有害位点,其中男性146例、女性128例、38个基因、十大类疾病。
讲一个大家能听得懂的,或者说觉得有用的,当地老百姓问我们到底能干啥?比如说有氯吡格雷慢代谢型,它在该地的新生儿中频率中高达0.3,60岁后要用药就知道了,这是一个人的药物基因组,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大家总问大数据有啥用?
其实人类基因组就是个大数据计划。我们开始做人类基因组的时候也没有想明白它凭什么能跟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大科学工程,后来奥巴马说,人类基因组投了38亿,最后的收益是8000亿。
如果生命是一个语言,就四个字母“A、T、C、G”。我自己总结测序就是读,转基因就是引用,基因编辑就是改,合成生物学就是创,基本现在所有做基因领域的研究就在这几个方向上去做。但归根结底今天还逃不开1958年克里克从DNA到RNA、到蛋白质的中心法则,这是自然语义的一个处理。
刚才张院士也讲了,今年的拉斯克奖就发给了AlphaFold,帮助大家预测蛋白质折叠。同样的,前面嘉宾提到的AlphaMissense,把AlphaFold的模型改了一下,第一次帮助大家解决临床意义不明的突变(VUS)。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今天临床上不能当证据用。这种全局预算对我们的循证医学提出了巨大挑战,因为每一个位点按照ACMG的标准,要两篇以上的文献、一大堆的法则,再确认它的等级强度。我们能看到的,就在于这个处理速度实际上是非常快的,它是7,100万个位点,用人是做不完的,所以未来我们做遗传咨询或基因组咨询,一定会很好地跟AI配合在一起。
华大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所谓的在基因组领域的GPT,它真正能够赋能医生。当然,我们永远替代不了医生。病人看医生要的是信任,而不是你给我讲的那个道理,但我们能帮助医生去把这种自信提上去。
可以看到,平台-数据-模型这个良性循环的时代正在到来。既要有平台,又要有数据,还要有模型,我们的整个诊断和解读就会越来越好。
大家经常会听我做科普,为什么要做科普?实际上,每一个技术真正普及,不管是地中海贫血,还是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都需要成本可控、渠道可及、认知正确。否则,大家都不来做检测,这也是不行的。
所以,改变从了解开始。罕见病的目录提出来,就让大家看见,我们开始关心,这就不一样了。
网上最常见的说法“罕见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听名字就知道了”,其实,“中国不低于2000万”的说法已经非常保守了,实际可能6000万甚至更高。
第二个,我也听过很多专家讲,“祖上八辈都没得过病,肯定没事,你们俩放心结婚”。是这样的吗?实际上我们都明白,罕见病患者都是“正常人”生的,但他们几乎没有后代。每个人都至少携带了7个有害突变,看似正常,就怕有相同突变的两个人碰到一起。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误解,如果讲不清这个道理,很多人就不愿意做对应的检查,真的生出孩子来,那太惨了。
我见过一家连生三个孩子都是地中海贫血,就是不愿意提前查一下,这不就是科普没到位?
再说说公益。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很多公益项目,但我特别想说,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不一定要出钱,你能帮着摇旗呐喊、帮着转一转,都是一种公益。
这么多年,华大还是做了非常多的公益项目,特别是在援助地中海贫血上,包括一些HLA的配型等等,都是这么做过来的。
再给大家讲一个华基金诞生的故事。这是我们永久免费为中国患血液病的孩子做HLA配型的项目,所有的钱都是华大高管捐的。最开始我们发现中华骨髓库的库容很高,但每次要配型就得从别的国家弄,甚至好多时候要从台湾弄,为啥?一问,虽然我们入库样本多,但都是低分辨率的,需要高分辨率才能直接做。为什么不能用高分辨率?因为贵。2009年一份低分辨率就450元,高分辨率3800元,成本覆盖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能不能用低分辨率的价格来做高分辨率,今天做到了。去年我们就是用高分辨率的来做,一份不是450元,而是260元,有8.25万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批量上来了,价格就能下去。
你看我们今天临床的收费,1个位点还是会收800元,5个位点就要收4000元。如果有白血病、地贫、镰贫等血液疾病,要做配型的,直接到华基金,连快递费都省了。
我们现在已经提供了差不多2万例,惠及6000多个家庭。这件事情就让很多家庭在配型上省下钱了,如果能配上型、再去做骨髓移植,就比较有靶向性。很多人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配上,第一步的钱就不想出,而且这不是一个人4000,一般要测3个人,所以是那1.2万不想出。但实际上,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做,这样的公益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
还有大家可能知道的,我最近玩命地帮蔡磊先生做的渐冻症,这是一位都快离开人世的先生,他还在努力地呐喊。我刚刚和他完成了第一批渐冻症样本,测了177个样本、74个家系,有一点点让人高兴的是,文献显示用其他方法测的渐冻症新发突变只有10%,我们现在发现是31%,但还在做验证,马上就会启动第二批。也许这个事情还要再做几百个家系,我们才能稍微往前走一步。
我相信蔡磊这样一个让我深深感动的灵魂,就像我相信今天所有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灵魂。
冯岚前几天在湖南罕见病大会讲了这么一句话,“例如基因检测公司华大基因免费为渐冻症患者做全基因组这个序列测序,产业界和学界要一起去发现渐冻症的发病原因,如果不知道这个原因,先进的基因疗法都不知道从何而去。”这真的要大家一起来做。
科学上,我们现在对罕见病的认知永远在路上。比如说每个人都携带有害的位点,我身上有7个,只要保证我老婆没有跟我一样的,这事就不怕。
第二个,很多我们认为携带致死突变的人,都好好的,没事,然后还有天然存在很多的基因敲除人,比如说CCR5-delta 32,就是不得艾滋病的,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为人类奉献的群体。包括我们以前耳聋筛查GJB3,后来发现GJB3跟耳聋没关系,但这个项目发现时已经是做了几百万以后,回顾性验证时我们才会发现这样一个结果。
还有单亲二倍型,两条染色体都来自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个,有没有问题?以前认为有,但现在看大概没什么问题。
所以科学上对于什么叫正常人的概念并没有那么“清晰”,特别是基因上是没有人完美,我们还是要继续去做。
关于技术。现在测序技术是人类历史上成本下降最快的一个技术,今天一个人的全基因组测序不再是第一个人的38亿美金了,99美金的试剂成本就能全部做完,大概2000元人民币就能覆盖掉我们的成本。
这是华大智造的测序仪T20,它把中国的基因检测拉到了全世界最便宜的价格。这是我们的实验室,也欢迎大家以后来深圳的时候到我们这看一看,就是都不是大家想到的瓶瓶罐罐和试管了,而是用全自动的方式来做的,我们现在唯一的限制步骤是解读。100万样本一个月就能给你测完,但是解读还不行,我们也在快速地提升这个能力。
我想说,显微镜告诉我们微生物学,测序仪告诉我们今天的基因,华大又出来了新的时空组学技术,这是什么呢?
大家看中间的图,这是一个小鼠的胚胎,今天华大的技术可以把一个哺乳动物的细胞按照500纳米的分辨率看,也就是一个细胞20×20、400份地看。我们能看到基因、细胞核、细胞质、跨不跨膜,包括还能实现DNA和蛋白的联检,这个技术对罕见病的病理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交流讨论。这个实际上是可以去做好多类似的研究,相信一定会有全新的突破和发现。
我也吐槽一个最近的烦恼。大家看华大去年发的几篇文章,包括刚发的这篇——时空组学做的猴脑图谱,测了1亿个细胞,一篇文章的数据量是300TB,所以今天我最烦的是买硬盘,已经没有这么多硬盘来存数据了。我相信很多地方将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储买不起,因为这个数据量都大,一个人的基因组就100GB,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但这是第一次,因为生物的迅猛发展为IT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还想再提几点。
第一个,数据必须共享。
我必须多次强调这句话,不仅仅是病友,正常人也是一样,人类基因组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三句话,“共有、共为、共享”。
如果我们不能共享数据,大家都形成了数据孤岛,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我还是要去呼吁,如何在保护个人安全、去隐私的条件下进行国际上的分享,这也是确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科技不脱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希望成果共享能够健康普惠。
不管是美国、英国或者是欧盟,包括中国,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遗传资源管理法,但是我们要去找它的最大公约数,数据库对罕见病来讲就是最大的科学。我觉得罕见病登记就是把这个建起来,太重要了。
另一个,大规模人群基因组是研究精准医学的基础。
不得不说今天我们用到的数据中,97%要不是美国、要不是英国等发达国家做的。在中国已经公开的全基因组数据里,千人基因组的时候是301个,炎黄计划的时候是1个,复旦最近那篇有争议的文章里是34个人,可能一共就400个左右,而新加坡在最近一项基因组研究当中就公布了2780个华人的数据。我们都是业内的,千万不要去讨论什么公布中国人的数据会如何如何,进而引发所谓的阴谋论,这实际上是一种网暴。
关于病友会,我也说一句。因为我们帮了各式各样的病友会做了很多的事情,原来大家就是一个线下组织,现在已经变成数字化的患者社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建一个生态,我这里就说一个,要建区块链体系,来确保每一个病友的数据授权是他自己的,但成果又可以共享。
这件事情2018年我们跟天津血液所就已经用到了,可以保证每一个病友贡献自己的数据后,万一未来数据形成产业转化了,还能把钱分给他,来实现了一个协作。举个例子,我用了你的位点,卖了10万元,你位点贡献多少,我就给你分多少钱,这样的话就把大家捧起来了。
我们不能指望看病都是遇到了大专家,让每一个人也能算算自己的小算盘。
关于未来,医学的本质很少被治愈,有时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人类基本的神性,是相信相信的力量。所以这一刻我们聚在一起就是给患者以希望,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些先进的治疗罕见病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不管是今天的粪菌移植还是基因治疗都是大热的,但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快速的突破,给到很多的期望,另一方面我要明白,不管怎么发展,我们永远有解决不了的事情。这就如同“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要用它去寻找光明”。
今天的会议是因为举了一盏灯,大家凑在一起了,希望我们可以许一个没有罕见病的世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谢谢各位!
来源:尹哥聊基因
“他很完美。”在给我两周大的儿子做完首次检查后,儿科医生这样对我说。我因为喜悦而脸涨得通红。一个惴惴不安的新手妈妈在听到这句话后该是多么宽慰啊!然而,他说错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基因突变。事实上,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发生约60个新的基因变异或者改变。
\r\r有的基因突变比较明显,有的会引发问题,有的则不会。常言道“没有人是完美的”,基因更是如此。
\r\r2007年,当我怀了第三个孩子时,一次例行的超声检查显示我女儿正在发育的大脑里有个囊肿。我平躺在漆黑的房间里,肚子上涂着超声波耦合剂,整个人呆住了。要和听起来就不祥的“囊肿”相抗衡已经很糟了,更何况还把这个东西和我宝宝的大脑——她那小身体的指挥中心联系在一起,真是太可怕了!我听医生说,这样的气泡会自然消失,但也可能是18-三体综合征的表现,这是一种会扼杀新生儿的疾病。我可以选择医生所说的“观察等待”,在孕期通过超声波对囊肿进行密切观察;或者我也可以选择羊膜腔穿刺术,把一根羊膜腔穿刺针插入子宫,从羊水中漂浮的胎儿皮肤细胞里提取DNA。在娴熟的外科医生手中,流产的概率非常低,但风险并不是完全没有。我要怎么选择呢?
\r\r我是个信息控,所以我的选择很明确,我和丈夫径直去了做羊膜腔穿刺术的专家办公室。手术进行得很快,手术中我的腹部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可以想象,做完手术的第二天我是多么担心自己会流产,怀疑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选择。然后,在一月份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的第二个孩子两岁生日那天,实验室那边打来电话,告诉我初步结果显示胎儿所有的染色体均正常,让我放心。我一下子就倒到沙发上,把一身紫色天鹅绒长袍、留着一头金色小卷发的小寿星茜拉搂进怀里。我着实松了一口气,眼泪也啪嗒啪嗒掉了下来。
\r\r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我几天之后从邮递员那里收到自己索要的实验室报告后有多么困惑:羊膜腔穿刺术确实排除了18-三体综合征,但它又碰巧发现了我孩子的另一个问题——第9号染色体倒位。因为某些原因,染色体的顶端部分落在了底部,本来应该在底部的那段染色体却被迁移到了顶部。所有遗传相关的信息都在那儿,但却倒了个儿。这就像把你的内衣放在了装袜子的抽屉里,把袜子放在了装内衣的抽屉里。你依然可以找到那些袜子和内衣,它们还排列得很整齐,只是没待在该待的地方。
\r\r据我所知,这是一种最常见的遗传错误。实验报告驳回了其相关性,专业的技术语言宽慰了我,用实验室的话来说就是“与临床方面不相关”。但我很快发现,这种染色体颠倒的报告会影响人的情绪:我女儿有一条染色体倒位了,我能不担心吗?更重要的是,我或者我的丈夫很可能有同样的染色体倒位,因为实验室的报告指出,这一颠倒多被认为是“正常的家族变体”。
\r\r为了消除我的恐惧,我选择了一条不怎么明智但又不得不走的道路,一条大多数人在面对不熟悉的、与健康相关的情况时会踏上的路:我搜索了谷歌医生,找到了一项小型研究的进展,它说染色体倒位会增加精神的风险。时至今日,当我的女儿奥利发脾气或者无理取闹的时候,虽然这在大多数学龄儿童中并不罕见,但我还是会特别紧张。
\r\r尽管如此,我并没有为这个吓人的遗传发现做好准备,无数遇到类似情况的父母也一样。然而,我们越来越依赖不断扩大的基因检测库,以期更了解孩子最基本的细胞水平,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我很高兴我知道了这一点,因为如果现在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奥利这样的遗传错误和某种疾病有关,我就会密切关注这一研究,看看我能为此做点什么;如果可能的话,就可以降低她生病的风险了。多年来,我将关于奥利遗传异常的信息通通收集起来,把它们和我那爱玩网球、痴迷熊猫的小女儿联系在一起。我不能说每天甚至每周都能想到她的染色体异常,但这件事时不时就会从我脑海里蹦出来,有时候我会想:“要是实验报告出错了呢?”
\r\r早在2011年,我就注意到基因检测在儿童健康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时,我一直在为《时代》杂志报道生育以及儿科相关的问题,还收到了来自美国儿科学会官方杂志《儿科》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提到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这项研究讨论了人们对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检测的渴望,这些检测超越了基因疾病日益增长的需求范畴,在全国各地医院进行的常规“新生儿筛查”也包括在内。这项研究很有意思:在一个大型实践健康计划中,有219名家长为自己检测了与8种相当普遍的成年发病风险相关的遗传变异:心脏病、高血压、高胆固醇、II型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结肠癌、皮肤癌和肺癌。在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让自己未成年的孩子进行同样的检测时,父母们普遍认为这些检测的好处大于风险,因此都愿意让孩子接受检测。他们的兴趣似乎源于一个信念,即检测可以证明他们的孩子身体是非常棒的。
\r\r事实上,研究人员劝说过这些父母,告诉他们目前这些检测并未发现对健康有什么益处(事实上,没有孩子接受检测,研究人员只是想了解家长的意愿),但父母们却意志坚定。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孩子(平均年龄也就10岁)会得到一个清楚的健康账单。然而,与父母被筛选的8种疾病相关的15种基因功能是如此广泛,以至于任何一个小孩都可能在这8个突变检测中呈阳性。
\r\r“什么?真的吗? !”我对科琳·麦克布莱德(Colleen McBride)惊叹道,她是该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NHGRI)社会和行为研究部门的负责人。直到那一刻,父母们,包括我在内,似乎都对基因在我们身体里低语或呼喊的事情貌似一无所知。然而,越来越多的基因检测正在被引入,越来越多的基因作为潜在的麻烦制造者被挑了出来。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的基因组、遗传密码,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对一些基础信息知之甚少。正如麦克布莱德在接受我们《时代周刊》杂志采访时描述的那样:“他们(父母们)自我感觉越好,就越想接受检测。”事实上,这些父母也许会收到坏消息。他们孩子的基因都会有一些健康风险。那他们怎么办呢?
\r\r这个问题就是本书的核心。对基因的了解会使人强大还是会让人恐惧?父母们总是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基因检测的结果,而对基因的了解是否会加剧他们已然过多的焦虑?它会让父母们更努力了解孩子的健康状况,用西兰花取代布朗尼,给孩子涂上大量的防晒霜吗? 面对它,父母们是会被压力压倒,还是会变得更加老练?
\r\r没有迹象表明父母们对遗传信息的热情正在消退。事实上,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新晋父母对基因检测是支持的。在这项研究中,有514名家长在孩子出生后48小时内被询问是否有兴趣给孩子做基因组测序,愿不愿意破译孩子们的DNA密码并扫描出可能与疾病相关的错误。37%的人说他们“有点”感兴趣,28%的人表示“非常感兴趣”,18%的人表示“特别感兴趣”,也就是说83%的人都愿意给孩子做测序。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似乎并没有对父母的意愿造成影响:有五分之四的人认为,给他们的孩子做基因测序似乎是非常明智的。
\r\r即使是对很多事物都漠不关心的青少年也想参与进来。当282名辛辛那提的初中和高中生被问及是否想知道不会对他们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的基因检测结果时,83%的人说:“好啊,来吧。”
\r\r在科技世界里我们已经习惯于收集孩子们的数据。有一些应用程序可以追踪宝宝的睡眠情况,以及他会多久吃一次东西,他需要多久换一次尿布等。但是,计算基因突变远胜过追踪脏尿布的数量。
\r\r在这样一个人人被迫全天候与外界相联的信息时代,我们不再需要跑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大英百科全书来查找信息。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我们自己就是百科全书。但是,所有这些信息也会令人不安。当我谈到我的工作时,我发现人们要么对知道的信息感到不知所措,要么对可以预测他们以及子孙后代的命运一事感到震惊。即使是那些在学术领域从事这项研究、把它从理论变成实践的科学家,也在犹豫是否要知道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所爱的人的基因信息。在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儿童医院里,我采访过的一位遗传专家曾自豪地说,他的基因组测序已经完成;另一位遗传专家的办公室离前者的不远,说句话彼此都能听得清楚,他直言不讳地批判这一趋势,认为这是妄自尊大,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r\r尽管人们的观点不同,但毫无疑问,遗传学正在重塑女性怀孕和所有人童年的历程。在此过程中,它改变了为人父母的经历。
\r\r不久前,生孩子还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当一对夫妇决定生孩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扔掉避孕药。但是过去没有验孕棒可以让女性在家里测试,人们很难判断是否成功怀孕了。
\r\r第一代家用早孕检测试纸——一种每年被美国400万孕妇习惯使用的诊断工具,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开发出来。几个世纪之前,妇女们依靠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所谓的“谷物测试”(这种方法还被认为有判定性别的额外功效),来检测怀孕与否。一张公元前1350年的埃及莎草纸解释了孕妇在小麦和大麦种子上撒尿验孕这一行为背后不那么科学的理论:“如果大麦发芽,那怀的就是男孩。如果小麦发芽,那怀的就是个女孩。如果两个都不发芽,孩子就生不下来。”
\r\r1971年我母亲怀上了我,她是因例假没有按时来去看医生才知道的。她没有接受基因检测,也没有利用超声波看她即将到来的女儿在肚子里失重翻滚,她根本不知道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她不知道我能不能健康地长出10根手指头和10根脚趾头,更不用说是不是拥有正确的染色体数目了。她在等待,她对所有可能出错的事情都没怎么在意。
\r\r四十年时光匆匆而过,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颇得信息助益,当我们想要小孩乃至为人父母时,我们对信息的渴望也是无以复加的。我们在一个陌生如同异国的世界里小心翼翼、蹒跚学步,争相购买与怀孕有关的书籍,并努力记住那些孩子成长的关键期。连相关术语的用词都是舶来品——妊娠剧吐是什么?相互咿呀又是什么?当我们仍努力在这个陌生的新地方站稳脚跟时,肚子里的细胞群就已经在接受检查了。
\r\r的确,孕妇第一次产前检查时就要卷起袖子让实验室的技术人员迅速抽几小瓶血液出来。不久之后,会有更多的测试——超声波和其他血液抽检,提取胎盘组织和羊水样本,由此获得的信息之深奥,在一代人甚至十年前科学家们都还无法理解。不仅如此,母亲肚子里的胎儿也要接受诸多测试。
\r\r在美国,父母带着新生儿离开医院之前就已经让孩子接受了新生儿筛查网站的“婴儿第一次测试”,当然,这不是要给婴儿做基础知识问答。这个第一次测试不怎么需要婴儿参与,只是会用针刺婴儿脚跟提取几滴血液。这些血液被涂在特制的滤纸上,然后送到州立实验室,在那里进行罕见遗传和代谢状况筛查,如果不提前检查出来,这些问题可能很快就会要了孩子们的命。
\r\r自1963年起,新生儿检查一直是公共健康的支柱。当时,马萨诸塞州成为第一个把筛检婴儿苯丙酮尿症(PKU)作为常规检查的州,苯丙酮尿症是一种遗传性代谢紊乱,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脑损伤。苯丙酮尿症之所以特殊,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基因疾病更具破坏性,而是因为如果及早发现它是可以治愈的,而且微生物学家罗伯特·格思里(Robert Guthrie)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廉价高效的检测方法。这一检测带动了其他遗传病检测的发展,而公众健康措施的初始检查项目也由苯丙酮尿症扩大到了十几种疾病的检查。
\r\r毫无疑问,新生儿筛查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每年,这类检查都能筛查出5000多名患有严重且通常致命的遗传疾病的婴儿。筛检呈阳性的婴儿会接受进一步检查以便确诊,检查结果被用于治疗时的参考。
\r\r新生儿筛查项目是政府资助的安全网,旨在确保新社会成员的健康发展。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遗传学部门的前负责人罗伯特·努斯鲍姆(Robert Nussbaum)评价说:“新生儿筛查享有特权地位,它比其他基因检测接受的审查要少一些。新生儿筛查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
\r\r这是一份许多父母都不知道的契约。尽管从技术上来讲,是否接受新生儿筛查是由自己决定的,但父母们往往不记得被征询过意见。在孩子出现症状前,检测出患病婴儿对成功生育至关重要,因此并没有特别征询父母的同意。大多数新生儿筛查是在出生后24~48小时内完成的,这段时间婴儿的酶和代谢水平还在可测量的、规定年龄范围之内;医院外出生的婴儿则由护士、助产士或儿科医生进行检测。“这种模式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娜塔莎·博诺姆(Natasha Bon-homme)说,她是“婴儿第一次测试”这个联邦政府资助的信息和教育资料交换所主任,该机构管理所有州新生儿筛查的信息和教育资料,由健康倡导组织遗传联盟(Genetic Alliance)监管,“人们都觉得这个检查非常重要,而当事人只管去做就对了。”
\r\r不断增加的产前、产后,甚至孕前检测则并非如此。选择的增加意味着父母在孩子第一次呼吸之前就要开始操心,开始为孩子做出选择。父母们被劝导不要听天由命,要尽早多做一些检测以掌握孩子的命运。
\r\r现在,大多数父母不仅提前知道育婴室该涂成什么颜色,而且技术还会告诉他们,他们那正在发育的细胞群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或者是几年前尚无法被检测到的细小基因缺失。那些有可能增加患各种疾病风险的基因突变也可以被识别,考虑到这些状况,这些检测无疑就像双刃剑。比如,早发性老年痴呆症就不能治疗,要是没有什么治疗手段,知道有患上这种疾病的风险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关于后代的信息交换通常发生在妊娠中期,甚至是在胚胎植入之前,而父母们面对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还不得不做出决定。拥有信息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数字时代。但是信息有没有可能太多了?
\r\r劳拉在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张检测桌上平躺着,裤子已脱下,上衣推上去,露出怀孕的肚子,银色的高帮鞋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格外闪亮,有多少家长像劳拉一样真的想知道孩子的未来呢?
\r\r劳拉33岁,来找哥伦比亚大学母胎医学部主任罗纳德·威普纳(Ronald Wapner)做绒膜绒毛取样(CVS)检查。威普纳会将一根针通过腹部刺入她的子宫收集足够的胎盘组织(胎盘组织的基因组成反映了胎儿的DNA状况),以确定她的孩子是否健康。威普纳套上透明的乳胶手套,轻拍并用聚维酮碘擦拭着她的肚子,赞美她闪闪发亮的鞋子,同时警告说,她即将感受到“一种非常奇怪的压迫感”。劳拉做了一个痛苦的表情。威普纳插入了穿刺针,几秒钟后,当他把针取出时,注射器里已经灌满了漂浮着白色斑点的清澈的粉红色液体。白色斑点是胎盘细胞,看起来像鹅绒,粉红色液体则是组织培养液。“这个过程再简单不过了。”威普纳对劳拉说。
\r\r没有人会说花几分钟时间接受绒膜绒毛取样检查令人愉快,但如果你想做这项检查,找发型狂野、魅力无穷的威普纳就对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早孕测试就问世了,正是威普纳把这项测试推向了主流,并且成为全美做此类手术最有经验的人。这项检测通常被用来诊断唐氏综合征和其他主要的染色体疾病,主要依据染色体组型或者染色体基数来判断。但在过去几年里,威普纳一直走在全美产科的前沿,致力于扩大这一技术的检测范围。2012年在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杂志上的一项关键研究中,威普纳展示了通过绒膜绒毛收集的组织也可以使用一种名为染色体微阵列分析的技术进行仔细研究。微阵列可以分析无数其他不明显的基因问题,如一小段DNA片段被添加到了不该去的地方或者丢失了,从而揭示出以前无法在产前检测到的基因小问题。其中一些变化是毫无意义的,另一些则可能与自闭症或罕见的疾病有关,比如迪乔治综合征(DiGeorge syndrome),表现为患有心脏病和有大约25%患上精神症的风险。
\r\r诸如微阵列或胎儿基因组测序这样的检测非常灵敏,以至于对于检测结果没有人能完全理解,这是生殖遗传学的最前沿技术。“我们应该给胎儿做什么检测?”威普纳说,“我并不是在暗示它不好,但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我们要如何运用这种能力。这项技术太棒了。但是,获取信息越容易,我们就越有可能对自己所寻找的东西放松警惕。”
\r\r在过去几年里,随着基因检测的范围不断扩大,众多检测被转而用于孕检和其他领域,微阵列只是其中一种。在试管内受精时,结合更有针对性的分析,使得女性在试图怀孕前就可以清除不健康的胚胎,让父母们可以改写他们的家族病史:他们可以阻止某种遗传性疾病出现在家族中。在孕早期女性显怀之前,基于血液的测试可以确定唐氏综合征和其他主要的染色体错误,尽管阳性结果仍然需要通过羊膜腔穿刺术或绒膜绒毛取样进行确诊。基因组测序——DNA分析的新黄金标准,揭示了一个孩子的遗传蓝图,从易感体质到疾病都展示得清清楚楚(对于那些因病而无法获得诊断的患儿来说,这项检查尤其有用,测序有助于解决医学上的难题)。
\r\r然而,告诉父母们这些基因发现有什么用呢?比如,在孩子六个月大的时候发现了一种增加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的基因,而这种基因可能在几十年内都没有影响。给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检测增加患乳腺癌风险的基因变异,像许多生物伦理学家说的一样,这种检测剥夺了她未来的种种可能,算不上是好的医疗方法,这样做的父母更算不上是好父母。
\r\r另一方面,不让父母知道这些信息,尤其是在一些新的预防性治疗措施必须在儿童期开始实施方显有效的情况下,是不是不道德呢?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家长或正打算生孩子,想象一下你有幸成了安吉丽娜·朱莉,会怎么样?2013年她让乳腺癌的遗传易感性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位女演员宣布在检测到BRCA基因突变阳性后,她就进行了预防性切除术,因为BRCA基因突变会增加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r\r朱莉有三个亲生的孩子,她一定想知道自己是否将基因变异遗传给了孩子。如果你是她,在你的女儿甚至都没开始发育前,你会想知道她会因基因突变而面临更大的患乳腺癌的风险吗?
\r\r社会正在努力应对不断变化的局面:现有检测技术迅速被更新、更全面的版本取代,即使是专业的遗传咨询师也很难跟上步伐。就在劳拉进行绒膜绒毛取样检查之前,威普纳的遗传咨询师之一安娜·诺韦斯(Anna Norvez)说:“检测的种类,哪怕是去年的和今年的都非常不一样。有太多不熟悉的地方了,但我们都已越来越适应这种不确定性。”如果你要提供这些检测,就必须适应这一点。
\r\r在隔壁的房间里,威普纳正在口述图表,他忍不住大声地说:“你每天都要面对不确定的事情!”
\r\r上司的爆发并没有影响到诺韦斯。威普纳很容易情绪激动。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很好的老板;他对研究的投入让诺韦斯和她的同事们非常熟悉遗传学上的最新进展。而且他还很大方:几乎每天,威普纳都会给大家叫午餐——我在的那天吃的是那不勒斯比萨,都是威普纳买单。
\r\r“我知道。”她朝他喊了一句,又回头跟我说,“数据库更多了,所以我们更容易让家长了解胎儿的状况是好还是不好。显然,你还是不能完全确定。所以,要取决于病人对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如果他们的承受力很低,他们可能会选择终止妊娠。如果他们有很高的承受力,他们可能会说:‘我尽量不去想,但如果孩子有问题,至少我知道它可能是什么。’”
\r\r在绒膜绒毛取样手术之前,劳拉告诉诺韦斯,她的目标是让头脑放松,确信她的孩子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第三次怀孕在18周时就流产了。她说:“我想把这一切都搞定,确定我肚子里的孩子没问题。”
\r\r诺韦斯点了点头,说劳拉可以选择微阵列,这种检测会比她预想的更深入地窥视了解胎儿的DNA。劳拉对此感到不安。她告诉诺韦斯:“作为一个病人,我觉得这样的信息或许让人难以招架。”
\r\r诺韦斯并没有试图说服她。“这就是有人选择不做的原因,”她说,“你说到点子上了。说到底,这取决于你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如果我们发现了未知的东西,你能受得了吗?”
\r\r“你说的是哪种疾病?”劳拉问。
\r\r“我们会筛查和唐氏综合征一样严重或者更严重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做吧。’”诺韦斯解释说。
\r\r劳拉说:“要是我得到的初步结果挺好,那我当时感觉会很好,可以好好睡觉了,但两三周后你又打来电话说这儿或那儿有轻微的偏差怎么办?这就是我担心的问题。”
\r\r和许多(大约十个咨询者里有四个)在诺韦斯那儿咨询过的女士一样,劳拉决定用有限的光谱核型分析而不是更全面的微阵列检测;不过,她的组织被保存了下来,以防她改变主意。
\r\r“如果你觉得对你来说知道得太多并不是一件坏事,”诺韦斯总结说,然后她又冷着脸幽默地说,“我们就喜欢用信息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r\r确实如此。更多的信息能启发人,也会迷惑人。如果孩子有特殊需要,它可以让父母早做准备。它也可以让女人在显怀之前终止妊娠。这本书并不提供正确或错误的答案,讲述的是一些极其个性化的和私人的考量。本书并不是在讲一个前景黯淡的故事,而是在审视不可思议的技术进步。知识终归是力量。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可以深入了解自己是谁,尽管我们需要小心翼翼,需要遗传咨询师(面临严重短缺)的建议。我们选择检测什么、放弃什么,以及基于检测结果做出何种选择都会对我们的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r\r\r有一女同胞怀疑自己的老公在外有人,但又没有抓住证据。于是来找测字先生测字。测字先生说:“请写一个字来。”女同胞写下一“未字。先生端详了一会,说:”你老公是个好老公啊。一点也不花心。“女同胞说:”请大师明示。“先生说:”就你写的未字来看,上面是个土字,证明你老公是个土性实诚之人。未字像米字,米也无花。“说着将女同胞写的未字倒了过来。说:“你看,现在未字是倒过来的,这么看是土上有根有两根枝,但这枝上并无花蕾,所以你老公人很好,也很爱你,但小争小吵总会有的,因为未可拆成二人,之间还有一竖相隔,你要好好与老公勾通,小日子会过得很好的。”
过数年,果如测字先生所说。
有一小三,自己是单身,情人有家室。小三总想着上位。但又觉得心里不踏实。看见路边有测字摊子,就想测测能不能心想事成。
小三写一“天”字,说:“我想测测自己的丈夫。”先生一看,说:“天字拆开为二人。应是两人天合,男女相爱之意。但天字不出头就不是夫字,你说的丈夫应是有实无名。你现在应还没成家。”小三说:“先生看看我什么时间名副其实呢?”先生说:“再写一字来看看。”小三又写下一个“口”字。先生说:“你那位所谓的丈夫是姓吴吧?”小三大惊。“先生如何得知?”先生说:“这很简单呀,天字上加一口不仅是个吴吗?但你要上位很难,你看看,两人上面有一口,这一口不正是他的老婆吗?“
小三心灰意冷而去。
一已婚妇女来测字,上写一”解“字。对先生说:”先生,你能不能看出我想问啥?“先生说:”解,有分开解脱之意,解还有一读音为谢。同邂,邂逅。所以你想问的是你的外遇问题。“妇女脸色通红,说:”不瞒大师,确实是外遇问题。我想摆脱。大师既然如此之神,能不能看出我外遇的那位是做什么工作的?“先生说:”解有杀牛与押送到意思。从这上面看,你外遇的对象是有权利使用武器的人,应该是个警察。“
妇女说:”我一下子解脱会有麻烦吗?“先生说:”我们还是从解字看吧,杀牛的原因是牛没什么用了。春夏秋都是要用牛刀季节,杀不得。但到了冬天,牛没什么用了,此时可杀。所以,你的事到冬天就自然解脱了。“
后还真的与先生说的一样。
一位男士在测字摊前写下一”嬲“字。对先生说:”看看能否看出我想算什么?“先生说:”这个容易,从这个嬲字看,两男共一女。这女的呢,就是你的妻子了。两个男的,一个是你,另一个就是奸夫了。你的那个奸夫正领着你妻子在前面跑呢。“
那位男士气冲冲回家找老婆算账去了。
有一女因夫妻关系不好。写下一”肉“字求测。先生一看,说:”肉可分成门与两人。有一人偷偷将头伸出门之外,鬼鬼祟祟的,是男女偷情的情况。你老公在外沾花惹草了。“
后那女的果真抓了老公与野女人的现场。
汉字博大精深,朋友们总没见过用英文测字的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