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以食为天(一生只以食为天什么生肖)

知青杂记之以食为天

岳西白帽河一景，网图

前注：如果问我那些年知青生活中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吃饭，或者说吃饱饭。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对于我们插队知青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吃饭问题关乎的不仅是我们这些知青的健康和成长，而且还有生存。想一想就知道，一群十多岁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如果老是吃不饱又会怎么样？现在看来，是到了该好好说一说知青吃饭的时候了。

1968年秋插队时，我刚满18岁，我妹妹16岁，石岭知青组的其他三人也是16-19岁不等。这个岁数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或者，正是需要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营养滋润的时候。但遗憾的是，风暴将我们抛到了岳西贫瘠和穷困的大山里面。而我们在合肥的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何安身立命？也就是说，如何吃饱饭以达到自己照顾自己并能在这块偏远贫瘠的山区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目的？这便成为了我们知青面临的最大问题。

196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也即我们刚到石岭村安顿下来的第二或第三天吧，生产队长就和几位村民挑了两担白萝卜进了小祠堂，说是生产队分给我们当过冬蔬菜吃的。山里农民每年都要种一些白萝卜，收获后一般都是放到地窖里（村民一般都在自家房屋附近山坡上挖有1-2个地窖，以放置和储存萝卜或红苕这类的植物块茎，作为过冬的主要蔬菜或口粮之一，洞口则多用石板盖上并封上泥土——作者注），或切片晒干后抹上盐装坛子腌起来。而这些白萝卜及其腌制品，再加上夏天腌渍的辣椒和豇豆角，几乎就是当年白帽山区农民整个冬天的主要蔬菜或就饭小菜了。

可我们知青刚到山乡，没有地窖，也想不到腌渍萝卜，更不知道这两担萝卜对我们今后一个冬天生活的重要性，所以也想不起来找个地方挖个地窖以放置这些萝卜。于是我们就找来几块土坯和石块，在堂屋一角的地上垒了个一尺高的挡坝，请村民们将这些白萝卜倒在那里。队长见状摇了摇头，临走前就说了一句话：冬天就靠这些萝卜了。你们要保存好。我们听了无不点头称是。

但是队长他们一走，我们也就忘记了他的忠告，甚至都没有明白他说那话的意思。放在那里的萝卜，头几天还每天拿几个做菜吃，但十来天过后我们忽然闻到一股霉烂味，这才发现腐烂味是从那堆萝卜里散发出来的。我们过去一翻，发现除了上面还有若干好萝卜外，堆在下面的几乎全部烂掉了。而且烂萝卜的水已经淌了一地。没办法，我们只好找来两个簸箕和一把铲子，将那些烂萝卜铲装在簸箕里再挑出去倒到山涧里去了。就这样，那种烂萝卜的腐臭味在小祠堂的堂屋里还留存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堆萝卜在时，我们几乎没人在意它，无非每天拿几个烧着当菜吃。但当那堆萝卜不在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就饭吃的菜没有了。何况饭不够时瓜菜代，也总得有瓜有菜才能代吧。那时天也开始冷了，整个白帽山乡本来也没有一个可以自由买卖的菜市场，哪里还能买到蔬菜？

那时国家还给我们每月8元钱和30斤米的补助粮（初时说补助半年，后又增加了半年，一共补助了一年——作者注）。每次我们都是下山走到白帽公社粮站去买米，带了一个从房东那里借的粗细如面口袋、长约三尺的布口袋，买上70-80斤糙米，装进袋子里，几个人轮流用肩膀扛，走上七、八里公路到了石岭山下，再爬山回到石岭山上。

每月30斤米，平均一天1斤米，煮成干饭也就是稍大碗的两碗干饭吧，如果有肉有菜，这些米饭让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吃上三顿也许勉强够。但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干农活，有的还是重体力活，如担土，打土坯，还有起猪圈，挑红苕等，体力消耗很大，即便有肉有菜，这点粮食也显然不够吃。

我年轻时饭量很大。其他例子不说了，就说我20多岁时在安徽凤阳县一家干校劳动，有两个月时间是挖塘挖渠，兴修水利。那段时间劳动量很大，整天一身泥水的，我的体力消耗也很大。好在那时有若干女同学愿意省下饭票给我，吃饭管饱。那些天我每天都要吃掉4斤多粮食，即早晚各5个二两馒头或1斤左右蒸米饭，中午则要吃掉2斤左右蒸米饭，即那种在长方形不锈钢蒸饭盘中蒸熟，每盘蒸三斤米，分隔后每条米饭为三两的那种。两斤大约是6-7条蒸米饭。就那样吃，我那时居然还感到强烈的饿意，干校劳动结束后我的体重还瘦了足足10斤！

可我们插队那时遇到的问题是：每人每天只有1斤米，既没有蔬菜（队里给的一些萝卜还给我们浪费了一大半），更没有肉，而且我们都才十几岁，正是需要营养长身体的时候。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知青组只有一个女知青，即我妹妹。她一个人少吃一点粮食也不够我们四个饿汉子塞牙缝的。可以想象，我们那时的饥饿感有多强烈了吧。

没有萝卜后，就开始不煮干饭了，因为中午的半斤米也只能煮出装满一个稍大碗的米饭。饥饿的我们只要紧扒慢刮地吃上几口，那碗饭也就吃光见底了，而这时我们的肚子可能还是空的。而剩下的半斤米我们还得吃上早晚两顿！到石岭插队后不到一个月，我们组里每个人每天都是饥肠辘辘的了。

米少煮干饭不够吃，我们就多放水煮稀饭，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吃上两大碗了，但那是稀饭呀。每人连汤带水两大碗进肚子，当时似乎喝饱了，但几泡尿一撒，肚子也就瘪了下去，人感到更饿了。这该怎么办呢？

饥饿逼着我们去想办法。于是我们便开始扫视周围所有可以充饥的东西。第一个被我们瞄上的居然是左邻右舍家从队里分到萝卜后割下来、摊开晾晒在门前地面上的萝卜缨子。

有意思的是，除非饥年，山里农民一般不吃萝卜缨，而是拿它们去喂猪。萝卜缨子有点苦涩，猪也不大喜欢吃，但村民们不愿意浪费掉，就每次在食料里放上一些切碎的新鲜或晒干的萝卜缨子当猪菜给猪吃，猪吃起来也没得挑捡，只好吃。所以，萝卜收获很长时间了，村民各家似乎还存有不少萝卜缨子，但大多也已经晒得比较干了。

那天，我看一个村民家没人，门口地上就摊着不少萝卜缨子在那里晒，觉得这玩意村民们是用来喂猪的，他们既然不吃，我们何不拿些来当作蔬菜做些可以充饥的菜烂饭吃？这恐怕不叫偷吧？于是我就顺手抱了一捆晒得还不算太干的萝卜缨，然后溜进了祠堂里天井旁边的我们知青组的小灶间里。

记得大饥荒那几年，我家虽在合肥城里，父亲甚至还能在省政府小食堂吃上小灶，但因兄弟姐妹多，肚量都大，平时也缺乏油水，粮食严重不够吃。那个时光我们家也经常是瓜菜代，吃过很多萝卜和萝卜缨的，包括胡萝卜。那时母亲就是将萝卜缨子切碎后放在米里面一起烧，做菜烂饭给我们吃的，印象中味道还不错。于是我就想如法炮制。

在灶间，我们用缸里的清水将半干不干的萝卜缨子在盆里泡了一会，再洗得干干净净，切得细细碎碎的，待水米在大锅里烧开，仔细淘洗，漾过米中的碎沙，将碎萝卜缨子与半开花的米粒一起倒入锅里，充分搅拌均匀，然后再将滗下的米汤再倒回锅里，稍加上一点儿水，盖上盖子继续熏蒸。二十分钟后，一大锅香气扑鼻的萝卜缨子菜烂饭也就烧好了。

那天，在萝卜缨子烂饭还在锅里熏蒸，结锅巴的响声和菜饭的香味开始飘逸时，我坐在灶洞前，将燃烧的柴火用炉灰压住使之变成炭火后，因为知道很快就有能让我们吃饱的菜烂饭吃了，一时高兴，便随口吟唱出自己用著名的俄罗斯歌曲《红莓花儿开》旋律改编的“菜烂饭之歌”。歌词是这样的：

红莓花儿开在，我家的锅台上。

大锅里的菜饭，蒸得扑鼻儿香。

要想吃菜饭呢，又怕菜饭儿烫，

只好坐在锅台旁，等着菜饭儿凉。

只好坐在锅台旁，等着菜饭儿凉。（最后一句重复唱）

每次唱到最后一句时，我都特意将最后一个字“凉”唱得很重。因为那时的我们真的都是饿极了，好像唱的“凉”字的声音大一些就能快点将菜烂饭吃到嘴似的。

其实这个“菜饭之歌”歌词也不完全是我的独创，我的一位中学老同学对此也做出过贡献（原改编“菜饭”两字处是“馒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石岭知青对这首改编歌曲的喜爱。因为它实在太契合当时饥肠辘辘地围坐在灶间等着吃锅里蒸的萝卜缨子菜烂饭时的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情了。

《红莓花儿开》是俄罗斯的一首爱情歌曲，原词表达了少女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这首歌也是电影《幸福生活》的插曲，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上中小学时都看过这个电影，当然也都熟悉这首歌原本就很上口的曲调。可没想到的是，多年后我们这些知青居然将其改编成一首期望尽快吃到锅里蒸的菜烂饭的歌曲，而且还唱得同样深情款款。显然，这与知青中普遍存在着的饥饿感不无关系。

当组里其他几位知青也都先后拿着自己的碗走进狭小的灶间，加入这个歌曲的大合唱时，锅里的萝卜缨子菜烂饭也最终烧好了。揭开锅盖时，满屋子蒸汽还未消尽，我们就急忙放入一大筷子买肉时熬的猪油和一些碎盐，用锅铲在萝卜缨子菜饭里面拌一拌，然后就一人盛上一大碗，端在手里走到祠堂小天井走廊上就大口地吃起来。现在想想，那种拌了猪油的萝卜缨子菜烂饭的味道确实很香，也很解馋，因为吃完后的那种饱腹感和满足感对于我们来说早已久违了。

　　当年岳西山里人烧饭有一个可能很不好的习惯，那就是漾沙后滗下来的米汤，人不吃，而多是拿去喂猪。山区的稻米总是混有一些细沙，所以人们在烧饭开锅时总得用一个葫芦瓢漾沙。

所谓漾沙也就是用一个葫芦瓢将烧开的米水，连米带汤从锅里舀起来一些，然后平端着葫芦瓢，微斜地摇晃着，在此过程中浮在上面比较轻的米和米汤便被从瓢里漾了出来，落在一个竹篦子上，米留在竹篦子里，而米汤则被滗到篦子下放置的一个瓦盆里。

这样用葫芦瓢漾到后来，瓢里的米和汤都被漾光了，瓢的底部就剩下一小撮或几粒细沙了。此时便将瓢里的细沙倒掉，在锅沿上磕一下葫芦瓢，然后用磕干净沙子的葫芦瓢再从锅里舀上一瓢米汤重复之前的程序——漾沙。

待锅里米和汤全部这样一瓢又一瓢地漾好后，就将漾掉了细沙的那些堆在竹篦子里的已经烧得半熟的米倒回大锅里，然后再将篦子下面瓦盆里的米汤也倒进大锅里，再放上一瓢或半瓢清水，盖上大锅盖子，灶膛里加一把火烧开后便用炭火熏，直到听到锅底噼里啪啦地响声并散发出足够的锅巴香味时，饭就烧好了。

将滗下的米汤也倒进大锅里与米一起再次熏蒸的烧饭方式是我们知青的做法，当年的岳西山民却不这样做。也不知何故，他们只将漾过沙子的米倒进大锅里，加水盖上锅盖继续烧饭，而那些滗在瓦盆里的米汤却多是留下来当作猪食喂猪。

　　那种撇掉了米汤的米饭烧出来一粒一粒的，虽然少了米饭本来应有的粘性，口感却比较好。不过，山里人因人长期不喝滗出来的那瓦盆里的浓浓的米汤，而是将其拿去喂猪，使得他们日常主食米饭的营养少了一大截。我们当时就知道这种习俗肯定不科学，因为米汤含有很多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至少有米油和维生素等（现在知道米汤含有烟酸、维生素B、磷铁和脂肪等营养物质——作者注），甚至认为当年山里人之所以大多长得那么瘦小，兴许就与这种不吃米汤的不良饮食习惯不无关系。

有意思的是，我们将烧饭要吃米汤是因为米汤有营养的这个道理跟好几位村民说了，可他们都不在意。队长甚至还说，米汤喂猪了吆，也没浪费。就你们懂人（岳西方言，聪明的意思）？也不知现在村民们烧饭是不是还不吃米汤？

萝卜缨子菜烂饭很好吃，但终究是没打招呼就从村民家门口拿回来的，心下总有一个疙瘩。那天傍晚看到那个村民邻居回家了，我就上门主动承认自己拿了他家一些萝卜缨子并表示谢意。

他问，你们下放知青要萝卜缨子干什么？我答曰：烧菜烂饭吃呀。邻居村民听了大吃一惊说：那萝卜缨子苦苦涩涩的，你们也吃？我笑着说，可以吃呀。要不，我们上山去割一些猪草跟你家再换些萝卜缨子，如何？他则慷慨地笑着说，换么子吆？家里还有一些，你们知青要，就都拿去吧。

结果仅这家村民的萝卜缨子就让我们吃了好多天菜烂饭。连吃了几天萝卜缨子后，有人开始不适应，反胃，吐酸水，我们也就停了几天没吃，只吃白米饭（也许是为了回味旧日时光，现在我还常吃萝卜缨子，即从菜场里以很便宜的价格买来（一般一捆萝卜缨子1-2元）或要来一些菜农不要的新鲜萝卜缨子，将其焯水后摞掉萝卜缨汁液后加上盐、糖和麻油凉拌吃，不反酸，味道也真不错——作者注）。但我们很快就又饿得不行了。

这时已到11月下旬，各家的萝卜缨子也都先后喂猪喂光了，我们就是再登门去讨也讨不到了。不得已之下，我们的饥饿眼光又盯上了另一种猪食——红苕（山芋）藤子。

那时的白帽山乡农民几乎不种小麦和大麦，也不种玉米和高粱等旱地粮食作物，只种水稻和红苕，即山芋。农民的主食就是稻米，但因人多田少，高寒水冷，耕作方式自然粗放，生产效益和稻米产量都低，一般年成亩产只有400多斤，也只够混个大半年饱，其余的就要靠在一些坡地上种些山芋以补主粮稻米之不足了。

　　岳西山区也种黄豆，而且种黄豆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因为土地少，村民便在插秧前后，把田埂上的草锄得干干净净，再用锄头舀起田泥将田埂敷涂得光光滑滑的，然后就在这些泥糊的田埂上用根棍子隔两拃距离就捣一个洞，点种一些混合了草木灰的黄豆。秋收时，那田埂上的黄豆与田里的水稻共生，长势也挺好。收获的黄豆，村要用来榨油吃或点豆油灯。那时煤油比较贵，煤油灯虽然亮，但农民们点不起。

为了储存食物，山里村民每家每户都挖有几个地窖，有的在屋前屋后，还有的地窖就比较远，甚至在山路边，主要储存队里分的山芋和萝卜等这类块茎类植物，以便于多吃上一段时间，躲过来年夏秋青黄不接的日子。

我们插队时，因有国家补助粮，虽然我们也参加挖山芋劳动，偶尔也在劳动现场生吃几个山芋，但生产队每次收获的山芋因为算是粮食，却不分给我们。加上当地没有市场，也没人买卖山芋，更没个价格，我们想吃山芋一般是吃不到的。因为村民家的稻米大多也不够吃，就只能依靠山芋去弥补主粮之不足。

可他们分到手的山芋大多也不丰裕，为此我们也不好意思去讨要或购买村民们窖藏的山芋。所以，即便我们粮食不够吃，也吃不上可以充饥的山芋。那时在石岭山上如不想挨饿，我们就只能另外想办法。

在石岭山上，萝卜是10月份收获，山芋收获则是11月份。跟萝卜缨子一样，山民家的山芋藤子也都是用来喂猪的，但不同的是，收获萝卜时的萝卜缨子大多是新鲜的，不老，山民偶尔也吃一点尝鲜，而山芋收获后的藤子则大多比较老，即纤维比较粗糙，口感不好，就只能给猪吃，人是从来不吃的。

如果说，我们知青吃些萝卜缨子让村民感到有点惊讶但其心理上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当我们饿得没办法可想而不得不吃起了山芋藤子时，村民们感到吃惊并当笑话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天，也就在我们饿得一筹莫展时，我们石岭知青组来了一位熟客，是山下桥梁大队年畈生产队跑到石岭山上玩（蹭饭的另一种说法）的一位知青朋友刘生（也就是知青杂记前面几篇文章中提到的刘海彬先生）。为了待客，做饭时我将米缸里的米全部舀上来，发现也才有两碗米。这点米供3个人吃一顿恐怕都不够，而那天等饭吃的却有6个人。那可怎么办呢？

那时到山里插队的合肥知青比较团结，均有浓厚的思想，欣然待客是题中之义。纵是前门迎人，后门借米，也绝无冷脸对人的。何况还是一山上下的老同学。但是，米不够，也没菜，那请他吃什么好呢？

刘海彬先生插队那年只有16岁。那天他看我舀米时的表情就知道结果了，于是便出门去转。这时他突然发现了我们另一个村民家放在门前木桶里面泡着的干山芋藤子，就顺手连木桶也拎了过来对我说：山芋藤子能吃，三年大饥荒时我家吃过，味道还行。

我那时虽然没有吃过晒干了的山芋藤子，但听他这么一说，而且也知道农民泡这些干山芋藤子不是人吃而是拿来喂猪的，便觉得可以试试，于是便弯腰抽出一根，用手一掐，居然掐断了，心想：这玩意还不算老，可以吃。

于是我就将桶里泡的山芋藤子全部拿了出来，堆在一个盆里，海彬和组里几个知青学着我，动手将藤子的粗硬部分掐掉，保留了那些能掐得动的部分，然后又像烧萝卜缨子菜烂饭那样，洗洗切碎，用两碗米烧了一大锅山芋藤子菜烂饭，每个人都吃了个肚儿圆饱。那天在大锅里蒸山芋藤子菜烂饭时，我们几个人又一次挤在灶间里合唱了那首自编歌词的俄罗斯爱情歌曲《红莓花儿开》。

谁知道，那位邻居村民回家后看到自家木桶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我们小祠堂的台阶地面上还堆有一小堆丢弃的老山芋藤子，就问我们这是不是他家的？我就老老实实地说：是的。对不起。我们米不够，就拿了你家泡在桶里的山芋藤子做菜烂饭吃了。

啊，你们知青还吃了红苕藤子？那是猪才吃啊！那个村民深感惊讶，并没有怪罪于我们，而是转身出了门去，对着门外的几位刚下工在那里抽烟聊天的村民突然大声地招呼起来：下放知青吃我家猪食咯，下放知青吃猪食咯——

那村民得知我们用山芋藤子当饭吃时的那种惊讶的样子就像看见了天下奇观似的，激越的呼喊声回荡在石岭山上。闻之，那几位村民便围过来进到小祠堂里面看热闹。我只想到没打招呼就拿人家山芋藤子吃不大好意思，但没想到那位村民会喊出去，想解释也来不及了，当时就涨了个大红脸。而始作俑者刘生则更显尴尬。他和我一样搞不明白：吃个山芋藤子又咋的了？

五十多年后刘海彬先生在他的博客上说到此事时还说，自己当时觉得“大跌了一回面子，不免十分狼狈。”（详见南山牧夫博客《山乡纪事》第51集）不过，我当时还安慰他说，那有什么？山芋藤子做菜烂饭不是很好吃吗？我们也都吃饱了。多谢你的推介，以后如果有山芋藤子，我们还吃。

　　我们认为人以食为天，吃饱饭为大，而且干的山芋藤子泡好后，捡摘一下还是可以做菜烂饭吃的，更重要的是山芋藤子菜烂饭的味道还是不错的。所以，后来一段时间，每当粮食不够吃感到饥饿时，也不管山里的习俗山芋藤子是不是只能给猪吃，我们还是厚着脸皮向村民各家陆续讨要了一些干藤子回家泡泡摘摘地吃掉了。只不过到那时，石岭村民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后来白帽村民们在评论知青时，还说石岭知青很能吃苦，连猪食都吃。

每当听到这类话语，我只能自嘲地笑笑，摇头叹息。那时我就知道曾有古人因“不食嗟来之食”而饿死。但我们是知青，不是那个古人。有东西饱腹总比饿肚子好。何况也有古人说过为人做事可“不拘小节”。

这种虽伤尊严却少饿肚皮的日子一直过到了来年开春。那年我们在回合肥过春节期间，都觉得我们知青组经常饿肚子的生活是要改变一些什么了。其中最急迫的是争取在石岭山上种上蔬菜。饭不够，瓜菜凑嘛。自己种菜当然最好。这个道理我们还懂。

于是我们就特地跑到合肥当时最大的农贸市场——中菜市去，找了一些所卖蔬菜看起来比较漂亮的菜农和一些专卖蔬菜种子的摊贩，问他们有没有好的蔬菜种子卖？几趟一跑，混得人头熟了，也就陆续买到了一些货真价实的好种子。

这些蔬菜品种包括四季豆、西红柿、黄瓜、辣椒、青菜、韭菜、苋菜、茄子和青葱等，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四季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合肥菜市场上四季豆好像也才上市没有多长时间，而那时我们在岳西白帽区的几个公社，除了长豆角，即豇豆，也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有村民或路边地里有种四季豆这种需要搭架子的蔬菜的。

夏天，石岭村民看到我们菜地上搭的野竹竿架子上四季豆长势喜人，硕果累累，都感到新奇。采摘时我们也尽量分一些四季豆给那些来看热闹的村民并告诉他们怎么烧好吃（要焯水等），他们也都觉得这种菜好吃，口感不亚于豇豆。所以，那年秋天留种时我们便特地多留了一些品相好的四季豆，然后也分了一些给那些感兴趣的村民了。

不过，我近些年几次去岳西，看到很多乡镇都在大面积种植四季豆这种豆类蔬菜，而且还以高山蔬菜名义卖到了安庆和合肥等地。心下有点小私心的我便问了一些岳西农民，你们是从哪年开始种植四季豆的？得到的答案都是：不晓得，很早就种了呀。我也问了个别乡镇干部，他们也搞不清楚当地是何时种植四季豆这种蔬菜的，只知道很早岳西就有了这种蔬菜。

当然，尽管我迄今不知岳西后来所种植的四季豆是不是我们石岭知青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首先带到山里种植的，或者说，是不是我们在石岭山上留的种所开的花，但在看到现在很多岳西农民都在种植这种蔬菜而且销路也越来越好时，心里还是很感欣慰的。

令人高兴的事也来了。开春回到石岭，还没等我们张嘴，队长就告诉我们说，社员们看我们知青没有蔬菜吃，老是吃萝卜缨子甚至山芋藤子等猪食，很不过意。生产队也商量了，准备将小祠堂东面的一块比较平缓的山坡（坡地平整后，约有二分地那么大——作者注）划给我们知青组作为菜地，还鼓励我们说，你们今年多种些菜，米不够吃，也可瓜菜代嘛。得知这个消息，就好比一个困得睁不开眼的人刚想睡觉，就有人将一个大枕头递了过来，我们焉能不高兴？真是一个好队长！

后来一段时间，我们便在队里有经验的村民帮助下，每天下工后就去平整细翻那块坡地，然后根据合肥卖种子摊贩说的那些种子各自的播种和育苗时间，陆续将这些蔬菜种子都种了下去。接着便是浇水、锄草和施肥，很快地，那些菜种都发芽了，再后来那些蔬菜又长高长大了，于是便又浇水、锄草和施肥（与村民一样，种菜所施肥料除了灶膛里的草木灰，多是从自家厕所粪缸沤过的粪肥，详见知青杂记第一集《厕所革命》里提到的那个新厕所——作者注），然后又是插竹竿和搭架子。再后来到了那年春末初夏，辛勤劳动开始有收获了。

从初夏到秋天，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从这块小小的菜地里摘上一篮子红黄青绿，颜色各异的蔬菜。我们吃饭时，原本空落落的饭桌上也开始摆有几个大菜碗了，不是炒辣椒，就是烧四季豆、茄子或豆角，而黄瓜和西红柿则一般都是平时当水果洗洗生吃。我们也送了一些蔬菜给左邻右舍或上门瞧新鲜的村民尝尝鲜（前述的那些蔬菜除了辣椒、豆角、茄子和葱，印象中石岭村民都很少种）。

饭桌上有了充足的蔬菜之后，饥饿感开始缓解了，我们脸上的颜色也不再像以前那几个月那样干巴巴的缺乏维生素和纤维素等营养的样子了（《知青杂记之广佛庵的故事》一文里所说的送给释昌意大和尚和尼师们一口袋蔬菜就是产自于我们这块菜地——作者注）。饥饿问题得以缓解，我们在这个偏僻山乡生存下去的信心也开始树立了起来。何谓安身立命？也许这就是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写过一首五言古风诗就专门说的这事儿。具体如下：

五言

《菜地》

薄薄两分地，洋洋蔬菜畦。

苋豆韭黄瓜，辣椒西红柿。

早晚勤耕作，四季繁不稀。

入土身上汗，收获心中意。

这首古风诗虽没什么格律可言，文词也有毛病，但却是我们当年在石岭山上勤劳种菜的真实写照。所以还是一字未改就挂出来给读者欣赏吧。

说到种蔬菜，我们还曾有过一个意外之喜。也是那年春，2月底或3月初吧，即我们刚从合肥回到石岭，队里在给我们那块菜地同时，可能怕我们一时种不了菜，错了农时，队长就给了我一包豇豆种子，叫我们先去种豇豆。

那天，隔壁那位老房东拿了一把锄头，要我和孔君等人带上那包豇豆种子，再从厨房炉膛里刨出一木盆炭灰带着，就领着我们走到田坝对面那座山头背面的一个窄窄的只有一米多宽、长约二十余米，但土壤似乎已经翻过的地段说，就在这块地上种吧。

于是，他在前面走一步，用锄头刨一个深约半尺的坑，要我抓一把炭灰放进去，另一个人再放入3-5粒豇豆，后面的人则用脚将浮土盖上。然后他再走一步，再刨坑，我们就再次如法点豆。就这样，老房东领着我们大约只干了一个时辰不到，那包豇豆种子也就点完了。那段窄窄的山地也正好种到头了。然后，我又回来从房东家借了一副水桶挑子，去溪里用瓢舀了两桶溪水，挑去那块地里，将点过豆子的土坑都浇上一瓢水。这活儿也就干完了。

谁知道我们这几个人都健忘，回来后不是忙于队里的农活，就是一心忙着平整小祠堂后面山坡上的菜地，居然把在对面山坡背面点种过一块地豇豆的这件事儿都忘了个干干净净。两三个月时间里，孔君等和我谁也没有想起来。但是，惊喜也就蕴含在其中了。

那是1969年6-7月份吧，也就是那场特大暴雨袭击岳西之前的一天，有位村民跑到小祠堂来说，你们知青种的豇豆再不收，就全烂到地里咯！

一听之下，我猛然想起春天我们确实跟着老房东在对山种过豇豆，但一直没有打理过，既没锄过草，也没施过肥，更没有支过竹架子，那现在还会怎样呢？但村民这么说了，还是得过去看一看。

当我们几个知青走到对山那个山坡地头时，全都惊呆了：那块窄窄长长的坡地上因没有插竹竿撑着，杂草丛中几乎全都铺满了细细长长的豇豆角！一簇一簇地，有的已老得几乎干枯了，有的则给虫吃了一段一段的，幸好近期没有下雨，没有烂在地里的，大多数居然还是青绿色的。

见状，惊喜不已的我们连忙跑回家去，拿了一根扁担和一个箩筐，再次来到对面山坡那块地里捡拾匍匐在地上的那一簇簇长得嫩老不一的豇豆角，没多久就装满了一大箩筐，然后两个人哼哧哼哧地抬回家，又回来拾，再抬回去，那天抬回来整整三大箩筐、足有二百斤的豇豆角！

回来捡摘了一下，发现除少量被虫吃了的或老干瘪了的外，那些豇豆角几乎都能吃。于是我们先给队长和老房东家各送去一大篮子豇豆角以示感谢，然后又给附近几户曾经送我们萝卜缨子和山芋藤子的村民各送去了一大捆聊表心意，剩下的就开始自己享用了。

那些天我们每天都用长豆角烧菜吃，其间还专门去白帽公社买了几斤五花肉烧豆角吃，杀个馋。经过萝卜浪费事件，我们汲取了教训，还同时买了一个大坛子抬了回来，将余下的豇豆角洗洗晾干后几乎都腌渍了起来，还放了一些红辣椒进去。那年的冬天也就有咸菜吃了。

其实，我们在石岭的日子里并非都是吃素的，也有打牙祭的时候。除了买过一只山羊自己杀了吃之外（详见《知青杂记之人与自然》一文），夏天在水田里薅草时，有时还能抓住几条黄鳝或泥鳅的，但由于太少，还不够几个人塞牙缝的。

于是我们也不时下山去白帽公社镇上买它一刀肉，一般都是3-4斤，大多是买比较肥的五花肉。回来先将肥肉在锅里炼一点猪油，盛一个瓦钵里，平时吃菜烂饭时少不了的。剩下的还有两三斤肉就切成块放到锅里，学着村民年前杀猪宴的做法去烧那种不出油的红烧肉（详见《知青杂记之山乡男人》一文）。因为那种烧法，虽然简单，但出的油较少，肉好吃，也杀馋。

还有一次我们开了一次意外的洋荤。一天我们上山砍柴时，发现了一条胳膊粗、两米多长的大蛇。那条蛇身呈灰黑色，每隔1-2寸许有一个半寸宽的白环，正盘在前面的小路上对着我们吐着蛇信子，很是吓人。当时我们就知道遇到的是一条剧毒的银环蛇，立即紧张起来，但好在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担柴的冲担或柴刀，而我手里还拿着一根近两米长、粗细如同镐把的黄檀木棍子，虽然有点害怕，但还是互相给个眼神，然后吆喝一声分别上前，一顿乱棍将这条大蛇给打死了。

我们用手拿起那条黑白相间的死银环蛇，感觉很沉，至少有十来斤重，想到了传说中的广东人喜欢吃蛇，蛇肉味道想来应该不错。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呢？何况我们那时天天吃素，已多时未尝荤腥，正馋得慌。于是就将这条死了的大蛇用绳子捆起来，挂在冲担的铁头上很神气地扛下山了。

一路上很多村民都看到了。他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们知道石岭山上有这种剧毒蛇，而且称呼其为白花蛇，也都怕它，见到就跑开，还觉得晦气，因为这种蛇咬人后不疼不痒，但不过一个时辰人就会因心脏麻痹而死。现在看到我们知青居然在山上打死了这么大的一条平时他们都害怕的白花蛇，也都过来看热闹了。

我们在祠堂门口场地上将这条大蛇从七寸处将头割下来，然后将其倒挂在一棵树上，在其尾部排泄口处环切上一刀，就用手一点一点地往下捋，一会儿，那条黑白相间的大蛇的皮就逐渐地被剥了下来，里面露出了雪白如玉的蛇肉！围观的乡邻中也发出了“啧啧”的声音，还有人说：“下放知青真有一吆（真行的意思），还吃蛇。”

我们先将剥了皮的蛇肉剖开肚子，掏出内脏，与切下的蛇尾和蛇头一起埋在屋后山坡上，然后将那条还有一米多长、胳膊般粗细的雪白蛇身拿回灶间，用刀在案板上斩成小段，足有一大盆，洗干净倒进大锅里，再添上几瓢水和一把从屋后一株小茴香树上摘回来的茴香叶，点火煮将起来。很快那个蛇肉的特殊香味就溢满了小灶间并飘溢到天井里，让多时未尝肉味的我们不免食指大动，口水也多了起来。

那顿银环蛇肉我们每人都吃了一大碗，确实很好吃，肉细味美，狠狠解了一次馋。不过，当我们盛了一大碗蛇肉无论是送给老房东还是队长家或是其他村民时，他们都急忙推手，坚决不受，还婉拒道：表、表（表示不要的连读）。都嚇死人了，哈格敢吃？

吃了白花蛇肉，还心有不足。我们还想将那张粗圆筒状的黑白相间漂亮的银环蛇皮做成蛇皮鼓或二胡琴口的蒙皮，于是将很多粗米糠装入蛇皮筒里以吸附里面的水分，想等蛇皮干燥后再用石灰处理防腐问题。然后，我们将灌满了米糠的蛇皮筒盘绕并栓在在堂屋的那根大房梁上，也好晾干。谁知道百密一疏，当天晚上好端端的一个蛇皮筒就被老鼠们啃得千疮百孔，里面的粗糠也撒了一地。没办法，那张原本很漂亮的蛇皮最后也只有扔掉了。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曾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中国人来说，这句话就是真理。可以说，我们到岳西山区插队那两年的头等大事也是一个字——吃。比如，我们从刚下乡时的整天饥肠辘辘到来年种了蔬菜后才初步消除了饥饿，度过了饥荒，这对我们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可没有多久，我们的吃饭又遇到新问题了。

1969年秋，国家给知青一年的粮食补贴终于结束了。但那年10月初石岭生产队秋收的稻谷并没有分给我们，直到了11月份，看到国家补贴粮真的没有了，又经公社和大队催促，生产队这才想办法暂以抵扣工分方式匀了一百多斤稻谷分给我们知青组当口粮。从这时起，我们吃饭就不再是去供销社买现成的米而是得自己舂米了。

当时，石岭山上，包括山下的新建大队都没有碾米机，白帽公社好像也没见过。山区农民都是用跷跷板踩踏式的舂椎和石臼来舂米吃。所谓舂臼，也就是在一个棚子地上埋个大石臼。那石臼口直径约一尺、深约1-2尺或更深。在石臼上方以跷跷板方式架了一个硬木做的圆形木锥，锥头上还包了一层厚铁皮以增加锥头重量。锥头正对着石臼口。

舂米的人则站在木锥的另一头，扶着一个圆木架子，不停地用一只脚踩踏着一根支撑着木锥的锥尾桩。锥尾桩下是一个深坑。舂米人将锥尾处的木桩踩到深坑里，锥头就高高抬起；当舂米人抬起那只脚时，舂锥的锥头就凭着自重砸向石臼里事先放入的稻谷，以达到用冲击力让稻谷脱壳的目的。人们每次踩踏锥桩和松开锥桩让锥头砸入石臼中都会发出较大的“啪—咚”的声音。

我们在石岭村常用老房东家那个踩踏式舂臼舂米，一般一次可舂4-5斤或更多的稻谷，按75%出米率计，约3-4斤米。但舂一次米须一个人站在踏板上用脚踩踏锥桩不下上百次，中间还得时不时停下来，或蹲或跪在石臼口地面上，用手将石臼底部的稻谷翻到上面来，再舂。全部稻谷舂好后（舂米人不时得捧起石臼里舂过的稻谷，用手搓一下，再用嘴吹一吹看有没有全部脱壳，如果最后发现稻米和稻壳都是分开了，那就算舂好了；否则还要继续舂下去——作者注），还得又挖又扫地将臼里舂过的米、稻壳和稻糠等全都弄到一个大的圆簸箕上。然后就是另一个技术活——簸米了。

所谓簸米，就是一个人用两只手端着一只稍小一些的簸箕，略为倾斜地用手不停地左旋右转，以扬起簸箕里的米、米糠和稻壳，让重量相对轻飘一些的稻壳和麸皮随风（此时风不能大，适当的微风最好）飘落到放在地上的另一个大簸箕里。这样的簸米动作至少得有几十下，直至将簸箕中的米糠和稻壳都簸到地上的大簸箕里，手里簸箕上最后剩下的才是可以烧饭吃的白米了。

带稻壳的稻糠还得再筛簸一次，以将粗糠，即稻壳与细糠分开，后者喂猪，前者一般都烧掉作草木灰即钾肥使用了。

在山乡，无论是舂米还是簸米，都是一个标准的技术活。但对于几辈子都是这么吃米的村民来说，尤其是那些堂客或婆姨们，也不算什么。从拎着一口袋稻谷上舂米棚到分别用布口袋和圆簸箕盛着稻米和稻糠回家，他或她们只需要大约半个时辰就行了。而且，那些婆姨们簸米的动作优雅而简洁，配合着扭动的腰肢和带着微笑的脸神，那美妙的姿势就像舞蹈一样，引人入胜。

遗憾的是，我虽然很快就学会了舂米（因为那是一个以力气为主、技术为辅的活儿），但总是学不会簸米。那个大簸箕拿在手里横竖都不顺，不是旋转了半天稻糠和米还在簸箕里，就是把稻米连着稻壳也一起簸掉了。我一直到两年后离开岳西山区都没有学会簸米。真是一个笨人。

好在我们组其他知青的水平也大抵如此，谁也不讥笑谁。所以，我们都是舂好米后，再去请乡邻或其堂客来帮忙簸米。当然，那时没有养猪的我们每次都是将簸筛下来的米糠送给帮忙的村民以作酬谢。

开始需要自己舂米吃饭时，我们还不大适应，因为有好几次都准备煮饭了，才发现灶间的米缸里只有稻谷没有米。结果下工时，村民们家里烟囱里都冒出炊烟时，我们才慌里慌张地拎着一口袋稻谷跑到邻居家的舂米棚里去舂米。怎一个狼狈可说！

说到吃饭，我还想将一件印象很深的山乡往事写出来，因为它对于我很重要，也让我对山乡农民有了更深的感情。那是1969年12月中下旬之交的一天，我突然收到生产队长带给我的一份电报，说是我母亲病危。队长将电报递给我时说，快回去看看吧？

在那前几天，我们组的知青不知为何好像都不在石岭，要么回了合肥（我妹妹在岳西那场暴雨前为了照顾被长期批斗折磨得身心俱疲、沉疴在身的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弟弟而先回肥了——作者注），要么就到哪里闲逛去了，石岭小祠堂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那几天不知为何我还拉肚子，拉了四五天了，也没药，人都几乎虚脱了。但看了电报，我没有选择，只能立即回肥。于是，我给组里其他知青留了一个条子，将一些换洗衣服装进一个细帆布口袋，用背包带稍捆了几下背在身上就从石岭动身去县城了。

那时，因1969年7月份的一场特大暴雨（具体情况可详见《知青杂记之人与自然》一文），岳西境内所有公路全部被毁，所有汽车停驰。人们无论到哪里去就只能走路。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远足。以前最多是走到附近有同学插队的公社，如东边的河图或西边的余河等地转转，来回也不过走它三五十里路，而且多是几个人一起。而这次，我是一个人走。我心里明白这段路很长，而且没有了长途汽车，我一个人可能要独自走上一百二十多里路才能到县城，而且还得再走上一百多里路可能才有长途汽车。

但是我太想念母亲了。母亲在中被批斗、游街，饱受折磨。我那年春节回家，我家所在院子里外的墙上以及楼梯间都被刷满了用红黑墨水排笔写的打倒母亲的标语，看了心里堵得慌。1968年秋我们下乡插队前父母亲曾与我们拍过一张全家福，照片中可以看出，原来身材窈窕丰腴的母亲那时虽然还不到五十岁，就已瘦削衰老得不忍目睹。我很心疼。我得回去看望病危中的母亲。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回家。

岳西白帽区河图公社（现在是河图镇）往东，即通往县城方向的山势，山路就夹杂在其中。摘自岳西网

为了赶路，我走的是小路，从石岭往东经河图公社那个大峡谷去县城，一路都得下山或爬山。那天很冷，还是阴天，不时地下着小雨，山路上没人，路也湿滑。我没有伞，只能冒雨前行。到了河图公社，我又沿小路往东翻了两座大山，走了约五、六十里，身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又累又饿又冷，天又快黑了。因我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之前又拉了几天肚子，湿漉漉的衣服贴在汗津津的身上，一点热气也没有了。人也筋疲力尽了，

这时我突然发现山路边一户村民家门口屋檐下放有几个大小不一的南瓜，但门口没人，屋内没灯。这时饥寒交迫的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一个小点儿的南瓜，用手使劲擦掉上面的泥土，然后就直接用嘴啃了起来。

半个南瓜下肚，人也清醒了一些。可此时天黑透了，周围的山景渐渐模糊起来，暮色笼罩了山野，小路也看不清了。于是我又改从还能看得见路面的公路走，只是经常遇到被泥石流或倒塌的山体冲断或覆盖的路段，那时就得绕着从山坡上爬过去。

也可能是后半夜了吧。那下肚的半个南瓜的热能早就消耗殆尽，我整个人也已虚弱疲乏得似乎麻木了。已腹泻多天的我那时在想，就这么走下去？我能行吗？还要继续走吗？这一百多里路怎么这样长啊！但是如果我不走，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天这么冷，又黑得像罩了口锅，什么也看不见，我将在哪里过夜呢？这荒山野岭的，遇到豺狗又怎么办？我手里可连一根棍子也没有啊！（前一年冬我们在石岭山上就遇到过一群豺狗袭击了石岭村，咬死了很多畜禽。详见《知青杂记之人与自然》——作者注）

可是没办法也得走。但越走越感到肚子饿、没力气，走不动了，那时人就想能吃点东西。可哪里有东西吃呢？正在此时，我突然发现公路前方有灯光，比较亮，惨白的，是当年那种建筑工地常用的煤油汽灯。可能是修路的工棚吧？我当时作如是想。于是似乎又有了动力：到那里可能就有的吃了。

果不其然，那汽灯亮处就是一个修路工人住的工棚。我挪着脚步走到那里，看到一个亮得耀眼的汽灯挂在棚外柱子上。我还没进棚子大门，就被一个披着棉袄的胡子拉碴、年约四五十岁的中年农民模样的修路工人挡住了。他轻声问道：你是下放知青？我说是的，同时反问他：大叔，有没有吃的？我付钱和粮票。

那民工说，你进来吧，里面暖和，但要小声点，大家都睡着了。于是便将我迎进了工棚。啊！里面真的很暖和。逐渐地，我几乎冻得发抖的身体也开始缓解过来。不过透过昏暗的光线，我看到那个大工棚足有二三百平方米，靠里面两侧的大通铺上都铺着厚厚的稻草，睡满了民工。

那位中年民工走到工棚中间点燃的一个炭火盆旁，拿起土坯上放着的用一个大海碗盖着的大碗，拿开海碗，原来是一大碗米饭，上面还有一些腌豇豆和辣椒，递给我轻声地说：这是我们值夜班的夜宵，干净的，我没动过。你吃吧。

米饭？夜宵？看到这碗还冒着热气的米饭，我也又冷又饿得顾不上说谢谢了，就连忙双手接过碗来，立即拿起旁边放的筷子就大口地吃了起来。那位中年民工坐在旁边微笑着看着我吃。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吃相肯定很难看，但太饿了，那里顾得上它？

不到一会儿，我就把那一大碗米饭和腌豆角全部吃下了肚子。这时身体感到暖和了，又冻又饿得有点糊涂的脑子也清醒了过来。我放下碗，擦了擦嘴，从口袋里掏出五毛钱和半斤粮票递了过去，也压低了声音说：谢谢大叔！这个是饭钱，请收下。那位大叔推着我的手说，不要，不要，一碗饭还收什么钱吆？你们下放知青也不容易呀。

看他不收钱的态度坚决，我也不知咋办之际，忽然感到自己的鼻子很痒，想忍住但没忍住，结果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一根寸许长的带着辣椒味的腌豆角居然从我的鼻子里冲了出来，砸到两米远的地上，还弹了1米多远。（这个细节的印象太深了，迄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因太饿而吃得太快，居然出了这种洋相，真不好意思——作者注）

这时看见有睡觉的民工被惊醒了，在那里翻身嘟囔，我也只好不再坚持给钱了。那位大叔又低声地跟我说，你到最里面我的那个空铺上睡觉去吧。我还得值夜班。那时的我也真是太疲劳了。肚子饱了，困意也更大了，于是我也就随着他的指向，拎着那个小细帆布背包找到工棚最里面的一个空铺位，爬上去，倒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被一声巨响所惊醒，发现整个偌大的工棚一个人也没有了。我连忙拎着背包走到工棚门口，看到远处山口对面的公路上正在放炮炸山修路。这时一块手掌大的石块突然砸到我前面几米处的泥土里，啪地一声，泥浆四溅。此时我看到对山修路处有人拿着红旗在那里对着我喊：工棚里怎么还有人？危险！快跑！

我知道这里炸山放炮，真的很危险，绝非久留之地，又给那块砸到身前的石块吓了一跳，于是便立刻拎着帆布背包就顺着公路朝炸山的反方向，也就是县城的方向跑着走了。走了两里路，转过一个山坡，我才开始想起昨夜的遭遇：

那位值夜班的中年民工，在我最饿，最疲乏，也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将他的夜宵给我吃了，铺位也让我睡了，但他却拒绝收我的钱。而我居然也就忘了将应该给他的钱和粮票给他了，而且连那位大叔姓甚名谁都没来得及问。这也太那个了吧？

后来我想，下次从合肥回岳西白帽时一定路过这里，再当面向那位民工大叔表示感谢吧。想到这里，心中稍慰，于是便继续沿着公路往岳西县城走去了。当然，到了县城天堂镇还没有长途汽车，我还得继续朝南走上百余里路出了山区才可能有汽车。记得那趟长途跋涉我是走到了靠近安庆方向的源潭铺才终于坐上了开往合肥的长途汽车。

那是一饭之恩，而且是在我青少年时代，甚至是在我一生中最饥寒交迫的时候。我怎么能忘记呢？但遗憾的是，等我安排好不久去世的母亲的后事和家里弟妹们的生活之后于1970年3月重返岳西白帽时，县城到白帽的公路已经修好，通车了。

印象中那个工棚可能位于岳西县城西边六十余里路的来榜镇附近，但是过了来榜还是没到来榜却记不清了。第二年春从县城乘车回白帽的路上，我曾想是否运气好能看到那位大叔所在的修路工棚？如果见到我一定请司机停车，我得下车去找到他，当面向他表示谢意。但结果是什么也没有看到：县城至白帽公路上所有的工棚都没有了。直到今天，我有时还在想，那位胡子拉碴的大叔民工后来怎么样了？多么善良的山里人。老天爷也一定会保佑他并给他好报的。

说到这里，我的这篇题为《以食为天》的有关石岭知青吃饭的话题也就说完了。虽然还有很多值得一说的有关吃饭的故事限于篇幅没有说，但是，那个饥肠辘辘的知青时代也早就过去了。我希望那种日子永远不要再来。

这里将一首写于几年前的七绝作为此文的结束吧：

七绝

《山乡旧事》

人生似水逝如斯，好在凡今志未移。

为问何从评旧事？蹉跎可叹少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