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快乐红包封面序列号(微信生日快乐红包封面序列号)

微信红包封面序列号，生日红包吉利数字怎么发？

·

生日发红包应该是表达祝福的理想方式，因为每个的实际需求不一样，直接送礼物有时候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发红包，多少都是心意，用上好的数字，合理的文案，以及动感的封面是非常加分，下面以朋友生日发红包为例。

①：生日红包吉利数字。

中国人都喜欢谐音的数字，例如6，8，9等，不管是电话号还是车牌号，大家都喜欢用这些数字，那么生日发红包也可以这样参考，

1.68、16.8、168——一路出发

1.78、17.8、178——一起发。

1.88、18.8、188——一直发发发。

0.66、6.6、6.66、66.6、66.66——顺顺顺顺、一帆风顺。

0.88、8.8、8.88、88.8、88.88——发发发。

0.99、9.9、9.99、99.9、99.99——天长地久。

②：文案。

生日发红包，除了数字吉利外，那么添加一些动感的文案也是得分的选项，不要觉得肉麻，人都是情感动物，不感动他/她的是你用情不够深而已，那么我们可以用：句子控，找到一些合理的句子，作为发生日红包的文案，让你的红包更加分。

③：生日红包封面。

传统的生日红包也是有封面的，大吉大利。生日快乐等，都是大家平时经常用的，但是现在电子支付比较普及，很多人选择线上红包，那么线上红包封面也是有的，关注公众号：封面序列哥，回复关键词：红包封面，进入，找到生日分类即可。

生日发红包，数字+文案+封面都是加分选项，弄好了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下期讲表白红包怎么发，喜欢点赞转发。

比红包还难抢的红包封面：赚麻了！日赚百元很轻松，有商家卖封面年入百万

连微信都没想到，2022年了，比红包还难抢的，竟然是红包封面。年轻人为了抢到红包封面不惜定闹钟拼手速，甚至花费真金白银购买。

为了方便用户抢红包封面，微信甚至特意做了一个叫做“红包封面闹钟”的小程序，甚至有商家通过出售微信红包封面年入百万。

红包封面为何那么难抢？

红包封面比红包还难抢

封面右侧，山岳之间祥云浮动，点开后，大幅代言人照片闪过，仙鹤仙鹿竞相飞出……“哟，这么好看！”女儿生日当天，小陆收到表姐发来的微信红包，与以往普通静态长方形红包相比，这个红包显然被精心设计过，还加上了动画效果，免不了让人多看几眼。

临近虎年春节，围绕微信红包的花样正逐渐升温。诸多品牌商家纷纷推出各自定制的微信红包封面，以期赢得网友欢心。微信甚至设立了“新年红包封面”专场，网友可提前查看多个品牌所定制的红包封面款式，选择心仪封面，按照发放时间点击领取。

但是，红包封面可不是那么好抢的。

为了抢到带有偶像照片的红包封面，饭圈女孩小李甚至征用了自己姥姥的手机，她为全家五部手机都上了闹钟。不仅如此，这几天她收藏了知乎、小红书、抖音等多个平台的多个帖子，都是为了更方便地抢到微信红包封面，她甚至还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不少商品，以便取得该商家发放的印有偶像照片的封面。

就此，不少网友感慨红包封面比红包还难抢。

已有近百家品牌发布红包封面

微信推出的红包封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

在那年的微信公开课上，腾讯副总裁、微信创始人张小龙放出了当年的彩蛋，由于官方设限，只有经过企业认证的微信号码才能有资格定制派发红包封面，慢慢权限放开，从单纯面向企业、媒体等组织，到逐渐支持个人创作者定制。

去年，微信红包首次接通视频号，个人用户开通视频号并发布一条内容，获得10个点赞，便可制作个人红包封面(定价1元/个)。就这样，红包封面很快成为了一门生意。

其实，它之所以能成为生意的背后，是另一端海量的需求。

带有自身爱好或属性的红包封面，让使用者在发红包时成为醒目的存在，甚至还可以吸引到兴趣同好交流。在社交媒体上，#微信红包封面#微博话题阅读达到13.5亿，讨论量52.9万，#微信红包封面序列号#阅读也达到了3.3亿，足见用户的热情。

如今，红包封面已经不再是一张简单的海报设计，而是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近百家品牌发布红包封面，参与品牌涉及各个行业，既有迪奥、万宝龙、巴黎世家等奢侈品牌，也有腾讯、顺丰、京东等知名大厂。

红包封面背后的链条

早在去年，微信官方就明确表示过，微信红包封面是微信推出的、供定制方在定制并购买微信红包封面后，无偿向用户发放的一款创意产品。自推出之日起，定制方不得因为微信红包封面而以任何形式，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

与此同时，针对向用户有偿销售微信红包封面的行为，微信将进行以下处理：涉及到该等违规行为的定制方账号，已通过审核的微信红包封面将被下架，已被领取的红包封面将无法继续使用，尚未发放的微信红包封面将无法继续发放；且该等定制方在一个月内将无法通过微信红包封面开放平台定制任何红包封面。

但仍然有人可以绕开微信的禁令，从红包封面的生意上分到一份羹，这其中的生意可谓是无处不在。

首先，由于微信严格准入了发放红包封面的要求，企业想要发放红包封面，不仅要申请公众号，还需要提供一系列认证手续，个人则需要开通视频号还要积攒100个有效粉丝，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不少商家提供了灰色“代刷”服务，协助企业认证，帮个人刷粉，最终达到开放权限的目的。

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微信红包封面权限”的字样，便可以获得海量的商品，价格从40元至100元不等，店家均表示，付费后将快速帮助创作者开通权限，“包审核通过，包设计满意。”

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购买不同企业发放的红包封面的序列号，这样可以快速获得红包封面，价格不贵，便宜的仅有1.5元人民币，电商平台显示已有超过4万人付款。

红包封面的序列号，其实就是面对平台方的监管，不少店铺玩起的擦边球，消费者购买的是壁纸或者表情包，但是最终拿到的是微信红包封面兑换码，可谓 “买椟还珠”。

除此之外，内容设计者，也可以通过设计红包封面获得不菲的收入，有媒体透露，某动漫自媒体博主，通过销售微信红包封面，预估总销售额高达1亿元人民币。在节日氛围，和用户需求的推动下，本来一元钱的营销工具成为了一本万利的产业。

不少工作室聘用了大量的兼职画师，就突击这一两个月，同样可以获得收益。

微信红包封面催生灰产乱象

据官方信息显示，目前企业认证公众号和个人用户均可注册、发放红包封面。如果是个人用户，需要注册开通视频号并有100粉丝基础。虽然相较2020年底的“至少达到1000粉丝”有了大幅简化，但若视频号粉丝连100个也没有，又想定制红包封面，该怎么办呢？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记者以红包封面、创作权限等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网络平台上出现了不少宣称可“创作者权限认证”的商家。一位卖家表示，个人定制权限需要提供姓名、身份证号、邮箱以及视频号，收费100元，会在48小时内开通。事实上，“权限”的奥秘非常简单，即卖家替个人视频号“充粉”以达到100个粉丝的最低要求。

如果已有个限，提供图片，卖家也可封面定制后续步骤，一张图片收费50元。该店铺月销量显示“1000+”，意味着即便全部以50元的最低售价计算，卖家月收入也妥妥超过5万元。当完成注册和定制步骤并通过审核，用户即可向微信官方交费下单。每个红包封面价格1元，使用期限为3个月。

企业出于宣传推广考虑，愿意自掏腰包制作封面，免费发放给网友使用。而不少人自行定制红包，则是奔着售卖去的。

在网购平台，红包封面相关商品琳琅满目。记者购买了一款小老虎图案的封面，标价5.8元。下单后卖家发来一个序列号，发送红包时将该序列号进行添加，封面即进入到可选图案列表中以备使用。

大部分静态图案的封面售价在5-10元之间，动态视频封面则可卖到近20元。较之付给官方的1元费用，转手间便可轻松赚取几倍到十几倍的利润。

此外，在亲自售卖红包封面之余，还涌现了不少更加“外围”的生意，即招募替自己卖红包封面的“代理”。在多个社交平台上，都可以很容易找到招募红包封面代理的帖子和信息。一些帖子中还标注“日赚百元很轻松、日进千元不是梦”等字样。

就此，“微信珊瑚安全”公众号发布提醒称，“最近发现有不少网友在购买红包封面时被骗，骗子谎称自己有大量红包封面序列号出售，定价不贵、花样N多。有人前来问询，骗子便以几元到数十元不等的价格叫卖。交易时骗子又会避开平台，称序列号是虚拟商品，买家必须先款后货。而一旦收到钱，骗子便会发去虚假序列号，或者干脆拉黑删人。”

红包封面热背后，是年轻人对过年仪式感的坚持

红包封面热，背后虽然有庞大的需求和产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仍然是年轻人对过年仪式感的某种执拗的坚持。

和老一辈人不同，年轻人对于如今的春节，早已不满足于“穿新衣、戴新帽、吃鱼肉、放鞭炮”等传统年俗，同样也不愿意使用“通宵麻将、欣赏晚会、走亲访友”等形式，更多年轻人希望在享受一个难得假期的同时，仍然让新年有着与众不同的仪式感。

红包封面正是其中之一，通过围观、抢封面到使用封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仪式，这个仪式的开始代表着新年将至，而这个仪式的结束代表着“假期归零”，完整的过程和密集的使用频率，让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产品有了更高的期待期许。

“仪式感足、美观、单价低、可以满足集邮欲望……”这些便是红包封面爆红的内在逻辑，乍一看这样的逻辑与盲盒的逻辑类似，事实就是如此，年轻人的购买力和购买行为，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

红包封面会不会是“口红效应”？这个源自美国的，因经济萧条而导致口红热卖的一种有趣的经济现象，确实值得思考，红包封面是“廉价的无用品”么？

这可能还是要看红包的最终使用环境和频率，从目前看，线上支付越来越边界，非春节期间人们使用红包的频率同样在上升，目前看，只要使用频率不下降，红包封面仍然有生存的空间，数字社交的故事不完结，讲故事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综合中新经纬、北京日报客户端、央广网等

国庆节忙着参加婚礼 “份子钱”成沉重负担

国庆节忙着参加婚礼 “份子钱”成沉重负担

五千元出头的月工资都不够“随份子”

“良辰已定，吉日待访；吾有薄酒，以谢良友。敬备喜宴，随候尊驾！我和××的婚礼定于今年10月6日中午在××酒店举办，诚邀您见证我们的幸福时刻。”

9月下旬，收到初中同学发来的喜讯，安徽省宿州市的张杰（化名）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这意味着，近期他又要掏一笔“份子钱”。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国庆节期间要参加5场婚礼，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似乎不够。

“我之前已经答应同事10月6号参加他的婚礼，初中同学的婚礼肯定无法抽身参加，但人不去，‘份子钱’也得出呀。”张杰颇为无奈地对《法治日报》记者说，最终，这个国庆节他“随份子”总计支出6100元。

“去年国庆节‘随份子’随了4000元，今年6100元，而我的月工资才5000元出头，都不够‘随份子’的。”毕业工作4年的张杰忍不住吐槽道，“为什么‘份子钱’越来越高了？”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张杰有相似经历，为“份子钱”而烦恼的人不在少数。

近期，“妈妈坚持让女子婚礼随2千”“大学生蹭酒席随礼100元被指太少”等话题引发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们那里给关系不是很近的人随礼都要上千元了”“随礼100元都不好意思坐下来吃饭”“国庆8天假期7个朋友结婚，工资直接打到他们卡上吧”“十一一到，一月白干”“一月工资不够国庆参加婚礼的份子钱”……

从贵州来北京打工的李登（化名）告诉记者，几年前他和亲朋好友都默认“份子钱”为200元，但这几年水涨船高，“份子钱”涨得比工资快多了，300元成了基准线，而且大多时候已经拿不出手，一些人都五六百元的随，自己囊中羞涩，一到节假日压力巨大。

《2022职场人国庆长假调查》数据显示，职场人在国庆期间给出的“份子钱”，人均高达2369元。其中，给出1001元至3000元的职场人最多，占比33.6%。

亲朋遇喜事，“随份子”本应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祝福方式，如今为何变成了“甜蜜的负担”？不少人抱怨：这样的“份子钱”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但按照风俗习惯，不给“份子钱”又不切实际。“不随礼，等于把亲戚朋友都得罪了，背后指不定怎么议论你，以后有事也不会出手帮你。”张杰直言。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看来，“随份子”具有合理性，从文化角度来讲，“随份子”有两层含义，一是表达情义，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需求；另外“随份子”一般是遇到婚丧嫁娶等特定事件，完成这些大事需要支出不菲的费用，对一些家庭而言未必能独立承担，亲朋好友之间的“份子钱”具有帮助和互惠的功能。

“抱怨‘份子钱’压力大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正处于亲戚朋友婚丧嫁娶比较集中的阶段，而自己往往刚开始立业，没有太多经济积累，因此觉得‘份子钱’成了负担。”吕德文说，此外，“份子钱”表达情谊的功能相比之前在减弱，而功利性的考量在增加，有些人还想着靠办酒席多挣点钱回来，“随份子”变味了，人们的情绪就不太好了。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也发现，有些地方的“份子钱”变味严重，金额越来越高，甚至形成一种互相攀比的趋势，“比如你随礼1000元，回礼的时候我要给1200元甚至更多，你再随礼的时候金额又得增加，双方抬来抬去，价格越来越高，也就成了负担”。

实际上，国内不同地区“份子钱”的数额也有差别。网上流传一张“全国婚礼红包地图”，浙江和上海以1000元的红包水准领跑全国，河南500元，广东非常低调接地气，结婚只需要随礼100元。网友笑称：请广东人民把“份子钱”打下来！

然而，把“份子钱”打下来，并非易事。

2021年4月，民政部将广州市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之一。通过出台实施方案、强化宣传引导等有力举措，文明简约的新式婚礼成为新风尚。比如在广州市从化区的一个村，当地结婚“随份子”钱不超100元。

2022年河南省民政厅同意将开封市、焦作市孟州市、商丘市永城市等20个地区确认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在河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农场班村，除了倡导“零彩礼”外，村委会还倡导，除了亲属外，乡亲们随礼不要超过50元。

但有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很多人并没有按照倡导在做，有的人觉得50元、100元的拿不出手，有的人之前收的礼金较高，别人有喜事自己不可能降低“份子钱”，甚至还有人在想方设法摆宴席收“份子钱”。

9月26日，有网友在重庆网络问政平台发布求助帖，梁平区铁门乡“无事酒”盛行，大人娃儿过生日也要办酒，有村民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把女婿、外孙弄回铁门来办生日酒，还有村干部的父亲是明年周岁生日却改到今年办酒……

据公开报道，有些地方的“无事酒”纯属无中生有：抓头猪要办，麻将输了要办，考上高中要办，什么都可以当作由头。

吕德文说，因为“份子钱”有互惠的关系在，所以它是循环的，付出的“份子钱”，之后因婚丧嫁娶又回来了。“份子钱”100元、200元还好，如果再低可能连酒席成本都回不来。如此，可能送礼的人不想送，收礼的人也不想收，但为了赚回此前投入的“沉没成本”，便不得不加入循环，成为其中的一环。

“‘份子钱’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不管哪一个时间节点，总有人办了酒席成本可能收不回来要吃亏，而‘随份子’是一种习俗，不应用法律强制规定随多少合适，只能通过倡议倡导，对于党员干部可以采取组织条例增加约束力，但对普通民众约束力很低。”吕德文说，建议通过倡导或用村规民约等形式，降低不必要的酒席频次，有效减轻“份子钱”负担。

孟强认为，虽然约束力较低，但还是应当坚持倡导，潜移默化地让人们形成“份子钱”太高不好的观念，遏制“份子钱”不合理上涨的趋势。此外，“份子钱”越涨越高也可能和红白喜事的铺张浪费有关，花的钱多了收的礼钱自然就高了。因此，很多地方都倡导红白喜事简办，这对于“份子钱”改革也有很大作用。

“不管是送礼物，还是‘随份子’，大家最后都逃不过这份人情往来。如果平时走动比较多，联系比较紧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大家互相帮一下，这时候收获的亲情友情，可能比‘份子钱’更能够体现人和人之间的美好情感。”孟强说。（记者 张守坤）

来源：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