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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航再战网约车江湖，曹操出行能写出不一样的故事吗？

作者丨劢历

编辑丨张硕

出行范儿原创

终究还是意难平，在时隔5年后，易到创始人周航再次回归网约车，担任曹操出行董事长。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周航第一次以职业经理人身份负责一家企业。

周航离开易到这五年，网约车市场依然热闹。

收购快的、合并Uber中国后的滴滴一家独大，成为移动出行市场绝对的霸主；Uber于2019年5月在纽交所挂牌上市，以820亿美元估值创造了网约车的神话；

滴滴去年6月底上市后被监管调查、App下架，网约车市场又掀起新的争夺战，包括曹操出行、美团打车、T3出行、高德在内的新老玩家纷纷加大乘客和司机补贴额度，伺机扩大市场份额；

更早期的玩家神州专车、首汽约车尽管存活下来，但已不再活跃；而易到更是早已“名存实亡”，目前仍面临超3万人“排队”提现。

在成功、失败各一次的创业经历和5年的投资人身份加持下，重回网约车江湖的周航，这一次能行吗？曹操出行能弥补周航折戟易到的遗憾吗？

01

从“网约车鼻祖”到“创业不能太周航”

从成立时间来看，易到算得上“网约车鼻祖”。

2010年5月，易到成立。5个月后，Uber才在以打车难著称的旧金山上线第一版App（事实上，Uber2009年已经成立） 。用周航的话说，“彼时，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易到是完全的原创”。之后成长为出行巨头的滴滴，开始推出打车业务时已经是两年后的2012年底。

周航曾经很自豪地说过：“2014年以前，整个中国叫车领域都是我们的，其他人都是跟在我们后面才做起来的。”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内，易到没有竞争对手，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先发优势。一直到2013年底，易到一直保持着80%的市场份额。

不过，这样的先发优势并没有让开创者持续保持领先。在滴滴、快的以及Uber中国掀起的补贴大战中，拒绝补贴的易到直接导致市场流失。不仅如此，资本也开始转向新玩家，融资储备不够的易到不得不开始裁员。

到2015年9月，乐视入股前一个月，易到的日订单量只有2万，而彼时的滴滴合并快的后已经占据超过80%的市场份额，日订单超过700万。这一年，也是周航“最痛苦的一年”，面对竞争弹尽粮绝，“已经依稀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直到2015年10月乐视以7亿美元入股，获得易到70%股份。

据了解，易到在2015年与优步中国和神州专车都谈过合并计划，但因为估值分歧未能达成一致。“外界总觉得我是在N多选择中，做了一个失误的选择。其实那会儿明知道它（乐视）不够好，乐视也是我最不愿选择的，但是其他人没有选择我，我也没得选择。”周航将乐视视为当时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当初，我一定是做了我认为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当时“最好的选择”也成为易到命运的转折点。

既是从濒临死亡到重生的转折，也是走向万劫不复深渊的转折。

因为乐视，易到一度重回高光时刻。凭借“100%充值返现”等一系列补贴活动，易到的日订单在2016年6月已经突破100万。也正是因为乐视一系列资金危机，易到成为了被“处理的股权资产”不得不再次易主。

周航，在失去控股权后也逐渐淡出管理层，直至易到被曝出司机提现难、乘客无车可打。2017年4月17日，周航在一则公开信中称乐视挪用易到13亿元资金、喊话贾跃亭妥善处理，彻底将双方矛盾激化。而乐视否认挪用资金，指责周航“恶意诽谤”，并表示这是“农夫与蛇的现实版”。

双方的“口水仗”更像是互相推卸责任。随后，周航与易到两位联合创始人杨芸、汤鹏发布联合声明，宣布辞去易到所有相关职务。

周航的这次创业以失败告终。在当时的创业圈，甚至开始流行一句话：“创业不能太周航”。

两个多月后的2017年7月，新的接盘侠出现，易到作价40多亿元抵债给韬蕴资本。此后的易到陷入长期的司机提现难困境，并逐渐从主流网约车市场淡出。

02

易到做错了什么

创办易到之前，周航与哥哥曾有过一次成功的创业经历，两人创办的天创数码据称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专业音响公司，作为一个创业公司赢得了与大中电器、万科两个强大对手的竞争。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创业者。

但是易到这段创业经历让周航严重受挫，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什么也没做好”，甚至“自己的战略能力是不是最差的”，“那种失败和过度否定自我的情绪始终笼罩着我”。

易到的失败，是诸多因素共同导致的，外界总会首先归因于乐视，包括周航自己也称易到“最后的结果其实是被乐视拖下水的”。

对于乐视作为股东到底给易到带来了什么，周航在2017年8月一次公开论坛上称：都是负面的，乐视就是一个“没有信誉”的代名词。

周航同时提到“如果没有乐视注资，易到会有不一样的命运”。他还补充道，“如今网约车行业也有了变化，神州专车、首汽约车等都回到了易到早期的轨道上来，他们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命运会有本质的不一样吗？如果没有乐视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操作，如果当时有其他资本方愿意伸出援手，易到就能沿着“小而美”的路线一直走下去吗？

答案似乎也不是肯定的。

在乐视入股之前，易到已经严重掉队。对于当时的易到来说，某些失败的因子已经刻在了创始人和团队的DNA里。换个角度来思考，易到又是怎么走到要选择被乐视接盘的地步？

在易到早期投资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的建议下，周航深度剖析了这次失败的创业经历，并在2018年10月出版成书《重新理解创业：一个创业者的途中思考》，“把自己的每块伤疤揭开给别人看”。

相比成功的说教，失败的探讨往往更有价值。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易到如何从一个先行者一步步被市场淘汰。相比一年前刚离开易到时的心有不甘，当时已经成为顺为资本投资合伙人的周航，在见识了越来越多创业者和创业项目后，对易到的复盘更加理智和深入。

其中最不能忽视的一点，周航在书中提到，“易到A轮融资的时候，一个投资人跟我们谈过，当时签了投资意向书，可还是没投。后来他评论说，易到所做的事情和我这个人的特质不太匹配。当时我听了不太服气，现在我必须得承认，他说的是对的”。

注重细节、追求完美、有情怀又很文艺的理想主义者，这些特质都集中体现在周航身上。作为一个创业公司的负责人，身处当时野蛮生长的移动出行行业，这也直接导致了易到在战略定位、融资、面对竞争时不能做出正确选择。一位易到早期高管也提到，“周航是那种宁愿优雅地输，也不想狼狈地赢的人”。

比如融资，作为一个先行者，易到在2015年之前一直是被投资人追捧的对象。2014年上半年易到的C轮融资，原本可以拿到3亿美元，这也是当时非上市公司融资中最大的一笔。但周航最终只要了1亿美元，全球私募史上最大一笔融资反而落到风头正盛滴滴头上。

2014年9月，风头正盛的滴滴获得7亿美元D轮融资，投资方包括GGV纪源资本、腾讯投资、DST Global等。之后，整个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航回忆，“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game over（游戏结束）了。”

周航反思，易到没有趁着好时机融进足够的资本，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没有想清楚融资的钱用来做什么。虽然我知道要这笔钱用来补贴用户、发展业务、投放广告，但并没有仔细地算过到底要花多钱，更没有预见竞争环境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

从这个角度来讲，易到并不完全是被竞争者拖垮的，本质上，易到压根儿没有正面应对竞争。从摇摇招车、大黄蜂，到后来快的、滴滴相继成立，出行领域的竞争早在2012年就开始了。而易到一直声称“自己做的是专车”，别人做的是出租车打车，看似是差异化竞争，实际是以“鸵鸟心态”回避竞争。

有了出租车业务的积累，当滴滴从零开始做专车时，只用三个月就超过了易到。

对于出租车业务，易到“三上三下”，成立初期，易到就上线了一键呼叫出租车的产品——“打车小秘”，半年后被叫停，因为周航不看好出租车的商业模式。2013年，易到再次上线“打车小秘”，由新的独立团队专门负责，不过已经无法抵御快的和滴滴的补贴大战。周航决定还是专心做好专车，“打车小秘”再次被下线。

正如雷军对周航把易到做失败的回应：“本质上是你没有看穿，没有看穿这件事情（移动出行）的本质。”

这或许才是周航遗憾收场的核心。

03

曹操出行如何写出新故事

周航在《重新理解创业》书中的最后提到，“创造使我快乐，我依然想再次创业。如果我再创业，应该能从上一段创业中学到些什么，自己在认知和心态上也会有所改变”。

令外界没有想到的是，周航没有选择再次创业，而是选择曹操出行，担任董事长。

在去年6月结束顺为资本投资人生涯后，周航一定有很多选择，重新回到曾经失败过的网约车战场，终究还是心有不甘吧。即便在当时，网约车也不是周航最想做的创业项目，成立易到之前他还考虑过移动支付、电子阅读、基于通讯录的社交等，“只不过通过理性地判断，在想干、能干和可干之间，我找到了一个交汇点”。

相比创业时期的易到，或者一个新的创业项目，如今的曹操出行也许更适合周航的特质。

曹操出行是吉利汽车旗下的出行公司，成立于2016年（当时命名“曹操专车”），由当时吉利新能源板块负责人刘金良带队内部孵化。2019年“曹操专车”升级为“曹操出行”，业务线也从专车扩展至出租车、顺风车、同城配送等业务。截至2021年年底，曹操出行已经覆盖了全国超过60个城市，拥有超过60万注册司机。

去年下半年以来，曹操出行高管层出现多次变动，据悉原创始团队基本全部离职。企查查工商信息显示，曹操出行主体公司杭州优行科技有限公司近期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周航为董事长、张权为董事，原董事长刘金良职位变更为董事，原董事李东辉则退出董事职位。

《出行范儿》了解到，去年12月底，刘金良已经离开曹操出行，出任吉利旗下公司出资设立重庆幸福千万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千万家”）董事长。“幸福千万家”定位聚合平台，打造出行运力服务生态，为司机群体从业提供培训、考、车辆销售、车辆租赁、车辆维保、金融解决方案、订单赋能、能源补给、餐饮生活等一站式服务。

此外，曾在滴滴负责过代驾、专车、区域网约车业务的龚昕，已于2021年5月加入曹操出行，出任CEO。

无论是周航，还是龚昕，都在网约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前者参与了网约车市场的萌芽和发展，后者见证了补贴混战中成长起来的滴滴如何一家独大。这对于后滴滴时代急于抢占市场的曹操出行，无疑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自去年7月滴滴App下架以来，曹操出行的订单量有了明显提升。去年9月，龚昕透露，仅三个时间时间内曹操出行订单量就翻了一倍，在一些较大城市，曹操出行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20%。

不过，曹操出行承担的使命不仅仅是占领更多市场。特别是在各地加强网约车合规化进程，交通运输部对网约车平台抽成比例等行业问题进行整治的背景下，野蛮无序扩张已经不是关键词。

对于吉利来说，曹操出行是其“新能源汽车共享生态”的重要战略之一，吉利曾对外宣称将以全球领先的车联网、自动驾驶技术以及新能源科技，创新应用于共享出行领域，全方位赋能曹操出行。

在稳步扩张的同时，进行服务、体验的提升和商业模式、技术的创新，才是曹操出行接下来的重点。

这正是周航的强项。

事实上，易到曾经做过很多创新，比如试驾，比如通过网约车平台探索汽车电商。再比如跟汽车产业链的合作探索，包括跟海尔金融成立海易出行，跟奇瑞合资成立易奇汽车，生产、开发电动智能的共享汽车。还有车上读书、跟河狸家合作搞美甲车等创意营销。这些想法和举措在今天看也非常有价值，当然大部分已经被滴滴实现了。

不过对于当时的易到来说，这些都是锦上添花、不紧急也不必要的事情。周航曾经反思，（一个新点子）如果只是把事情从9分变成了9.5分，这就是花很大力气去做小数点以后的事，没什么太大用处。

而现在的曹操出行，正是走到了需要不断去丰富小数点以后的时期。

就在4月13日，曹操出行在重庆举办了“曹操出行N³战略落地暨产品升级发布会”，“N³”（N立方）分别是指New Car（定制车）、New Power（新能源）、New Ecosystem（生态体系）。

从这个新战略以及“幸福千万家”的成立不难看出，接下来的曹操出行会将重心放在司机端，围绕车辆和运力布局产业生态。

二次创业失败，周航遗憾离场；投资人周航是否按其预期做到了“卓越”已经不再重要。重新出山的周航，解锁了“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而且是在自己惨败的领域。

“那些杀不死你的，使你变得更加强大。”

属于周航和曹操出行的故事将开启新的篇章。期待一个不一样的网约车案例。

“不失其赤子之心”——汪曾祺写作对我的影响与启示

作者：张闻昕（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编者按

在新冠肺炎肆虐之际，不少人都向往以往的平常生活。“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成为美好的祝愿与心中的期待。这个温暖人心的句子，出自作家汪曾祺。

汪曾祺照 资料图片

总体上说，汪曾祺的作品，紧贴着生活的本真面目，充盈着烟火气的质感与色泽，他在生活现场记录、捕捉、回望、酝酿，他在用心地打量周遭的人、事、物、情，再用素朴的文字，抵达人性深处，给人心以宽慰，让汉语的韵味绵延。

3月5日，是汪曾祺百年诞辰纪念日。我们特地刊发两篇文章。王澄霞教授主要聚焦汪曾祺对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写作风格的承继与拓展，写出了文脉的传承。张闻昕是在读研究生，也是青年作家，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汪曾祺作品的熟稔与青睐，思考也颇有见地。“我多愿意再走走汪先生的路。”收尾的这句，道出了文脉的传承有了新生力量。

汪曾祺说：“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事实上，将这一句话当作汪曾祺创作生涯的注脚，也是很妥帖的——当我还是位小读者时，我这么想。后来我成为一名创作者，仍然这么想。

我喜爱汪先生的作品，最初是出于对他笔下可亲世界的向往，及至我自己踏上写作的道路，落了笔，才发现他对我影响至深。我究竟向他学习了什么？是技巧？是思想？或根本是作品中托付出的一颗赤子之心？也许我应该循着他的步子，从头看起。

所有的创作，都起于作家对生活永远留着那双好奇的眼睛

开启一次创作，试图“无中生有”，对大多数写作者而言，都不算是一件简单的事。且不论灵感迸发不常有，更何况如刘勰所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要表述得完全亦非易事。搜索枯肠之余，我从汪先生的文章中求索，毕竟他总有那么多生机勃勃的人物与故事。一回，他借小说主角之口，说出他这个“写小说的人”的本心：“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

他确实对所有人都感兴趣。女儿汪朝写他上早市，出门前先揣两根烟在口袋里——那是给卖鸡人抽的，递根烟，聊聊家常，他也就了解了对方的生活。对生活拥有一份持续的好奇，原是孩子的天性，等孩子长大成人，这天性便逐渐地丧失了。然而作家不能这么干，作家得永远留着那双好奇的眼睛。

因为所有的创作，无论之后如何雕栏画栋，都起于最初捕捉到的那点激动和惊奇。而要达到创作的自由，按照汪先生的想法，非得对生活熟悉到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并且这种熟悉不能局限于与所写题材相关的生活，连题材之外的生活也要照顾。你瞧，对生活缺乏兴趣的人断做不到如此。

他的平淡像一粒米，一口饭，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衬百味

会看，不一定会写。将目中所视、脑中所思誊到纸上，又是一道关卡。汪先生的答案倒简单：“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说是这么说，“准确”表现在文章里，到底是个什么劲儿呢？

在许多人眼里，写作是场围猎，要描述的对象是一只能跑会跳的兔子。作家用尽可能多的描写充当猎人，面面俱到，不断接近，从各方面包围猎物。运气好，那只兔子便收入囊中；运气不好，则既丢猎物，又失方向，整部作品处于云蒸雾罩之中。

我想汪先生对这种做法是不会满意的。他要准确，是要人写如击蛇七寸的句子，一下就着。为磨炼出这一句，首先需在平日用功，养成时时观察的习惯，用明晰的语言将印象固定住。积累的文字多了，再去找、去选择，层层过滤出看似浑然天成的“准确”。用汪先生的话说，比起“妙手偶得之”，他更相信“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提到汪曾祺的文字，有人会说，“平淡”。自然此平淡非彼平淡，汪先生的平淡更像一粒米，一口饭，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衬百味。这里头是藏了心思的。他意识到，仅仅把握平淡，文字会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迹象，他还不太服老。有句诗可陈述汪先生的理想境界：“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用最普通的字词，写让人耳目一新的句子。这对小说家提出要求：别醉心于一套自己过于熟稔的语言模式，上句还没完，下句就黏糊过来，连读者都摸得门儿清。还是要和自己的语言保持距离，在写每一句话时，都要像第一次学会说这句话。留着时间去打量它，在与变换的新语言反复熟识的过程中，再挖掘与埋藏“言外之意”。

读者们都知道，沈从文对汪曾祺影响巨大。沈先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句教诲：“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打架！”说的是汪先生初学写小说，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太漂亮，太“玄”。让农民说大学生才会说的话，人物显得虚，立不住。再后来，汪先生就明白“贴到人物来写”，甚至“滚到里面去写”了。写谁，就成为谁。垂暮老人与缤纷少年眼中的夜色是不同的，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虽都有奔忙的人，他们的前方又怎会是一样的风景？要是用无关人等的目光去看，《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多傻！何必去尝那辛骚的尿碱汤呢？十一子也不会因此苏醒过来。可是巧云要尝，她心爱的男人奄奄一息，是为了她，她尝一口有何不可？这只装着尿碱汤的碗，不是汪曾祺塞给她，要她尝，而是巧云自己想尝，她把碗抢过去，汪曾祺根本拦不住她！汪先生就是这样实践着沈先生的教导。

语言不仅要向老师学。别人的话里，民间曲艺里，现代作品里，古代作品里……作家对语言的学习是随时随地的。街头巷尾，汪先生留意散落在生活中的好词字：“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如此每日集几句，作家的语感逐渐被澄清，写起来就干净、有力，余味悠长。

中国作家之所以为中国作家，不要否定或放弃自己的立身之处

下笔的轻重缓急，我已从汪先生处偷师不少。然而同时兼具青年与写作者两个身份，我更迫切的疑问是，时至今日，我立身于何处，又该如何面对生活？

这些问题也许听上去稚气，因为在这个激流滚滚的时代，题材俯拾即是，要描写的并非不够，而是太多。但正因为如此，我愈发感知到自己有在纷纷扬扬中迷失自我的危险。

汪先生至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中国人。他不止一次地说。他的答案奇怪又不奇怪。汪曾祺是中国人，这毋庸置疑。20世纪40年代写着“洋味”十足的现代派小说的汪曾祺，到了80年代，却回过头写很古典、很中国的小说，甚至被冠以“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名号，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他用“中国人”的身份来为自己正名，分明是要表现一种态度。公正地说，他后来并没有完全抛弃现代主义手法，在80年代的一批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见现代主义手法的一点薄影。但汪曾祺意识到，“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永远不会写得和西方作家一样，因为你写的是中国的人和事，你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式的，你对生活的审察的角度是中国的，特别是你是用中国话——汉语写作的”。

西方很难理解东方语境下的所谓“文气”，安排语言，词与词，句与句，也如王羲之的字，“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同理，西方语境中，也一定有东方难以理解的参照之处。在当前这个讲求合作的氛围下，也要理解，不能跨越的不一定是隔阂，还有可能是需要共存、需要分享的不同。中国作家之所以为中国作家，汪先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否定或放弃自己的立身之处。

他的小说总像一潭静静的水，静静地流，在光下显出活色

至于该如何面对生活，这关乎我自己在写作中遇到的窘境。技术革新使得曾经遥不可及的地方被信号串联在眼前，作家似乎拥有了更多做梦的空间。然而与此而来的海量信息，让人疲于应付，却无法抗拒，愈来愈多人从信息流中“选择”，毕竟“选择”比“思考”要省力得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选择了某一方，即选择了对手，不可避免地将迎接一场对抗。当类似的对抗激增，不仅可能淹没真正值得倾听的呐喊，还平白无故地增添许多戾气。我该如何描写它们呢？我应该描写它们吗？毕竟在我读过的众多作品中，大部分都描写了两个世界剧烈碰撞后的尘土飞扬。

迥异于其他作品，我似乎很难在汪先生的作品中找到尘土的痕迹，即使他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冲击的状态。他的小说总像一潭静静的水，静静地流，在光下显出活色。后来再读，再想，我慢慢明白，他的作品根本不缺乏撞击：《子孙万代》里，傅玉涛再在小古玩店见着他那对核桃，却只能无奈割爱时，唱着“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难道他心中是一派平和的？肯定不是。只是汪曾祺更看重对冲突世界的弥合，而非冲突本身。他的作品在提醒，也叫人思考，但他没有尖刻地冷嘲。他虽然痛心，但他的心是热的，是有感情的。他不愿叫人绝望，“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大淖记事》中，巧云挑起一副担子，养起了伤重的十一子。《岁寒三友》里，三位老友历经艰辛，仍能在大雪天里共醉一回。他要给人们继续生活的信心。写出这样的作品，何尝不需要勇气呢？

今年是汪曾祺百年诞辰。浩浩荡荡一百年，世界已发生太多的变化。回过头去看，当年面对众多的路，汪先生是选择了最古老、最朴素的那一条——诚实地描摹人物，真挚地相信生活。路难走吗？也许难的。可不应该因为难而不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汪先生在这条路上走了一辈子。

我多愿意再走走汪先生的路。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26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