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灵的用照片诅咒仇人(很灵的用照片诅咒仇人把照片放在鞋里)

巫蛊之术“扎小人”。切勿有害人之心！

巫蛊之术“扎小人”。

大家在看宫斗剧时，经常会看到嫔妃们互相嫉妒，于是就制作一个巴掌大小的人偶，并在上面贴上对方的生辰八字，然后用针扎以诅咒对方。

因此，很多人都会感到疑惑：扎小人真的有用吗？在21世纪的日本，也有一些人从事“扎小人”的工作。据说，诅咒成功的案例不在少数。据统计，约有70%的委托者认为诅咒是有效的。这种诅咒需要提供对方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照片等信息。施咒的过程就是用五寸竹钉插在稻草人的中间，然后用锤子反复敲打，同时要一边敲一边喊出“打倒某某某”的话。这种仪式每天做10分钟，持续一周即可。

尽管咒术师的“诅咒”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尚不得而知，但它或许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口。然而，这种诅咒别人的心态还是有些扭曲的。诅咒别人的同时，你怎么知道是否有一把钉子正瞄准着你的心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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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小时候和伙伴们闹矛盾，当场打不过的时候，会狠狠丢下一句话“你等着......”

或许会真的去搬救兵为自己助力，但或许也只是一句大话，因为找不来那个能帮助自己的人，撇下一句话，为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同时也是明目张胆地断交。

年少时的人，大都是直接的，因为没有经历过社会的熏染，脑回路也没那么多。

不过这样解决问题，也会有一时的畅快淋漓。只不过，再看到对方身边有其他孩子的时候，自己想参与进去时，又会有一丝的尴尬。

但磨着磨着，也就释怀了。早时的豪言壮志不复存在，毕竟孩子们能有多大的仇啊。

不用特意握手言和，也不用刻意寻找契机，在一起就是重归旧好了。

比起来，成年的人世界就要复杂得多。再喜欢一个人，或许都不敢说出口。再讨厌一个人，也不敢明白地表现出来。

有时候，你明明对某个人很生气，但是权衡再三，你说出来的话却如和风细雨。

你知道，你得罪不起，因为你的工作，你的薪水，你的......可能都要受制于他。你不得不在心里骂着，表面上却一副乖巧的模样，甚至还有几分讨巧。

成年以后的人生，有谁过得不憋屈？但是成年人的世界，有的是残忍，不对自己狠一些，又如何在社会上立足？

明知道对方是仇人，可以你的能力无法反转局面，所以你只有怀恨在心，暗暗地诅咒对方遇到倒霉的事情，但是哪里就那么巧？

你在别人的手下讨生活，不得不言不由衷，说着一些违心的话，做着一些违心的事，还在心里暗暗地发誓，等到有一天......我一定要收拾你。

可是，这话也只是在心里说说，发泄一通，缓解暂时的情绪。

你在心里放置了许多无法宣泄的负能量，你觉得似乎整个世界都与你为敌。

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你错了。

你做不到孩童时那样，一笑泯了恩仇，可是你也没有足够强大到把你的敌人都干翻，所以你一直活得很痛苦。

在这种情绪纠葛中，饱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折磨。

你大可以不必如此。要知道，内心仇恨的种子越多，你越难过得如意。

因为仇恨会让你变得面目全非，忘记了你本来的模样。

甚至到最后你有能力复仇，但你终究也难以真正的快乐。

所以，放下仇恨的执念，换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许解决不了眼前的困局，但你一定会比现在过得更开心。

要知道，报复别人的方式，从来都不是想方设法地攻击对方，费尽心思地查找对方的软肋，或者在对方遇到难处的时候落井下石......

你若是以这样的方式，不但活得比别人都累，还要处处受怕受惊。

倘若你懂得，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强大，才是打倒敌人的最好办法，你就会释怀了。

报复别人，不是以打倒对方为目的，而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让对方不得不承认你的成功，不得不抬起头来看你，你便达到了想要的结果。

别不相信，到那个时候，你才会发自内心地笑出声音来。

这一生，无论在生活中，工作上，亦或感情里，都可能会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挫折。

有时候，别人负你，有时候，你负别人。

当你被别人抛弃，成为别人的垫脚石时，一定记得，你要做的不是盯着别人的生活，伺机去打击报复，这样的你，只能是一个失败者。

生活在仇恨里，不是最好的活法。

你若能懂得把仇恨转化成动力，从而在自己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不断地提升个人的能力和内在，你其实已经打赢了对方。

到那个时候，你还会纠结吗？

笑在最后的那个人，才能笑得最甜。而这份笑，也能让你发自内心地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END.

关于斩首的恐怖实验

利维坦按：姜文《鬼子来了》里的“含笑九泉“以及郭德纲相声中于谦脑袋落地后等红绿灯的段子当然只能算作帮闲性质的笑谈，但其实仔细想想，人头落地的那一瞬间，大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自然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做这种实验，但对于斩首之后大脑的意识问题却存在久久不能释然的疑问——于是，如你所想，在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有些人决定拿那些被行刑不久的人来做实验。

文/Mike Dash

译/南海水手

校对/苦山

原文/mikedashhistory/2011/01/25/SOME-EXPERIMENTS-WITH-SEVERED-HEAD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1848年2月18日的清晨，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到位于布鲁塞尔阿尔门（Porte de Hal）前的广场上，黎明之后这里将会进行一次公开处决。他们三人去那儿是为了一项开创性的科学研究，在比利时刑事当局的事先许可下，他们得以爬上绞刑台，在断头台旁边的位置目睹两位死刑犯的头颅掉进血红色的麻袋里。

《断头台下的头》（Guillotined Head），作者：安托万·约瑟夫·韦尔茨（Antoine Joseph Wiertz），1855年，收藏于布鲁塞尔安托万·韦尔茨博物馆。

这一行人之中其中一个男人就是安托万·约瑟夫·韦尔茨，彼时他已经是比利时的知名画家，同时也是一位不错的催眠实验对象。和他一同前往的另一名男子是他的朋友D先生，一位著名的催眠师，也是这次实验的见证人。在那个冬日，韦尔茨要完成一次独特且非同寻常的实验。

长久以来，“刚落下断头台的头颅是否还存在意识”这个问题一直牵动着韦尔茨的好奇心，他同意通过催眠让自己自以为是那个因谋杀罪而即将被处决的犯人。

按计划，韦尔茨需要“跟随死刑犯的思想，体会他的感受，并且将他的感受大声表达出来。他还被下暗示要格外注意自己在斩首过程中的精神状态，以便在人头落入篮子的那一刹那他可以看穿大脑、描述出它最后的想法” 。

尽管这一切在我们看来似乎难以置信，但事实是他的计划奏效了——说真的，有点太过于奏效了。拉着死刑犯的车刚一出现，韦尔茨就开始恐慌了。“在画家看来， 断头台的刀刃正在切割他的肉。它压碎了他的脊椎，撕裂了他的脊髓。”直到刽子手登上绞刑台，韦尔茨才基本恢复状态，他“请D先生帮我和断头建立起联系，无论用哪种他觉得可行的方式都可以……他做好准备，我们带着一丝兴奋，等待着一颗人头被斩下” 。

然而，在大量围观群众等着观看这一致命时刻的时候，画家显然把自己与其研究对象的极端境地联系得太过紧密了。韦尔茨“几乎立刻进入了状态，并且展现出极端痛苦的样子，压迫感让他难以承受，他开始央求催眠师停止催眠。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铡刀落下来了”。

布鲁塞尔的阿尔门，曾是城墙的一部分，后成为监狱，1848年韦尔茨断头实验的发生地。

我们稍后再回到安托万·韦尔茨和他被砍掉的头上。首先，让我们先勾勒一下这个不幸的死亡故事发生的背景。目前我们所知用于斩首的不同形式的断头台已经存在了几百年，至少在16世纪20年代就存在了，也有争议提出其实早在14世纪初就出现了。在那段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与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医生（Joseph-Ignace Guillotin）的名字产生了不可抹去的紧密联系，自那时起，人们就开始揣测这项发明到底有多无痛，有多快能致人死亡。

可以说——至少在少数对这一主题进行了一定思考的人看来，他们一直怀疑，头颅被斩断后会保持一段时间的意识，即使这段时间可能非常短暂，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此几乎是确信的。早在 1796年，一本名叫《斩首轶事》（Anecdotes sur les Décapités）的法文小册子就讨论过这个话题，后来约翰·威尔逊·克罗克（ John Wilson Croker）也在他的《断头台史》（History of the Guillotine，1853）中提出这点。

大多数医生坚持认为，铡刀落下的震动会立刻导致人失去意识，大脑失去血液供应则会在几秒钟之内导致实际死亡——曾有一个心脏病专家这样说：“当心脏停止跳动后，如果这个人是站着的话，他的大脑4秒钟之内会死亡；如果是坐着的，8秒钟之内；如果是躺着的，12秒钟之内。”这说明砍头后眼睛或嘴唇的任何动作“都是痉挛性的运动，而大脑是感受不到的”。但是，多年来，少量可疑的证据积累起来，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在少数情况下，被砍掉的头仍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图源：Paris Review

不可否认，这种可怕的想法有种令人生厌的不可抗拒感，其恐怖程度堪比活埋。它有着令人感同身受的感染力，人们会想：“天呐，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尽管吉约坦医生的目的只是想提供一个比勒死或斧头砍死这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方式更为人道的处刑方法（和毒气室、电椅一样，这个装置纯粹是设计来杀人的，这点也让它在其机械精巧性上和绞刑架一样可怕，但这也不是好医生的错），不可否认，这个装置仍然因为它的成功饱受诟病。它是如此迅速，如此干净，如此血腥而无可转圜，以至于那些习惯了受绞刑者漫长煎熬的绞刑观众很难相信一个生命会如此迅速地被完结。

在整个19世纪，有关“被砍掉的头是否存在意识”这一问题在全法国引起巨大争论，到处可见模糊而缺乏证据的谣言。类似的言论也可以在当代互联网上不太可信的角落里找到。至少两位死于断头台下的名人身后都有不少传说：1794年，化学家拉瓦锡（Lavoisier）和他的助手约定好在头被砍掉后，他会尽可能地眨眼。据他的助手描述，拉瓦锡以平均每秒一次的速度，眨了15到20下眼睛。

同样，据一位苏医生（Dr Sue）所述，当刽子手提起因刺杀马拉（Marat）而被处刑的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的头颅，并用力掌掴她的脸颊时，她满脸通红，并显示出了“明显的愤怒”。不过这两则故事都没有在当时的文献中找到原始资料的记载。

由画家让-雅克·豪尔所描绘的夏洛特·科黛。作画于处刑前数小时。图源：维基

此外，尽管人们很早就展现出了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但依然很难找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发生的几起事件的明确信息来源。人们普遍认为，在这几次事件中，医生都做了可怖但有一定启发性的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二手文献中，像这样的实验故事能找到不少，比如理查德·扎克（Richard Zacks）在那本很有影响力的反主流文化经典《地下教育》（An Underground Education）中曾提到一些，而多数文本则都提及了在一个叫做普鲁尼耶（Prunier）的癖身上做的实验，又或者是一个不知名的医生把一只活体解剖的狗的血液泵入了一颗无名者的头颅。

图源：AbeBooks

文化历史学家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剖析了几个这样的故事，他认为这些故事不过是建构了一种“基于疯狂猜测和病态好奇心的顽固的反话语体系”——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然而，深入探究的结果最终揭示，在1879年至1905年的法国，确实有过至少三次断头实验，尽管实验结果并不是那么耸人听闻。由于这些案例与安托万·韦尔茨的实验形成了对比，因此在这里对它们进行简要概括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1879年11月13日，一对父子E. 德凯纳医生和G. 德凯纳医生（Drs E. and G. Descaisne）目睹了普鲁尼耶（Théotime Prunier）因在法国博韦并杀害一名老妪后被处死刑的过程。1879年12月13日，一篇在《英国医学杂志》 （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的报告中提到，医生得到许可随时接触到凶手的头部，并对其进行了某些实验，报告总结道：“我们已经尽一切手段确定罪犯的头已经不具备任何感知的迹象，眼睛也失去了视觉能力，这颗头颅在事实上已经没有生命特征了。”

后来，在《巴黎医疗公报》（Gazette Médicale de Paris）上刊登了一篇更全面的报告，其中记录了医生们对死者头部进行的一些检查：对着死者的耳朵大喊他的名字，捏他的脸颊，将一把被氨水浸透的刷子他的鼻孔，用针刺他的脸，以及把点亮的蜡烛放到他的眼球前。由于二手文献总是强调这些实验都是在普鲁尼耶的头被砍掉之后立刻进行的，因此头颅完全没有任何回应可能可以视作传统医学观点的一个很好的证据，即突然的冲击造成了意识的立即丧失和死亡。不过，这个案例的关键是在《英国医学杂志》中报道的一个细节：医生是在“处决五分钟之后”才接手了死者的头部。这就意味着实验是没有定论的，即便是对“砍掉的头颅依然能短暂存活”这一实验结果最积极的拥护者也表明意识最多只能持续不超过15秒或20秒。

号称展示了1905年6月亨利·朗格耶（Henri Languille）处决现场的伪造照片。

一年后的1880年9月，据一位具体信息不详的达西·德·利聂尔医生（Dassy de Lignères）说，他对一名叫做路易斯·梅内斯克鲁（Louis Ménesclou）的恶名昭著的杀人犯进行了头部实验。梅内斯克鲁，19岁，有“智力缺陷，常有性变态行为”，他用一束紫罗兰引诱一个小女孩进入他的房间，并杀害了她，然后他肢解了女孩，在他口袋中发现的尸体局部证明了他的罪行。显然，在这个案例中，利聂尔医生在处决三小时之后才拿到了头颅，他宣称自己把头的主动脉和静脉跟一只活狗的血管相连，以供应血液。25年之后，当这位医生接受法国报纸《马丁报》（Le Matin，1907年3月3日）采访时，他说当时死者的脸上立刻有了血色，嘴唇也膨胀了，死者生前的样子清晰了起来。也许吧。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利聂尔坚称“在输血的过程中，突然，有大概两秒钟的时间，死者的嘴唇抽动着，像要说什么，他的眼皮也开始颤动，整张脸表现出惊讶的神色。我确信……就在那两秒钟，他的大脑在思考”。这看起来要么是一项非常劣质的研究，要么是医生和报纸在博人眼球。

朗格耶斩首时的真实照片。

1905年6月30日，加布里埃尔·博里厄（Gabriel Beaurieux）医生获准参加亨利·朗格耶的公开斩首，他曾经是“称霸博斯（Beauce）和加蒂奈（Gatinais，坐落在巴黎和奥尔良之间的卢万河峡谷）地区的强盗”。他的报告指出，朗格耶在斩首后还保持了某种意识，长达30秒钟：

“当头被砍掉之后，脖子的截面触地，所以我不必像当时所有的报纸媒体都在不遗余力重复的那样把它拿起来，我甚至不必触碰它、把它立起来。我运气很好，得到了想要的观察机会。

“以下是我在斩首之后立即观察头颅得出的结论：大概有五六秒的时间，死者的眼皮和嘴唇无规律地抽动着。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在场人士都看到了这个现象……

“我等了几秒钟。死者面部的痉挛停止了。他的脸松弛下来，眼皮没有完全合上，能明显看到结膜的白色部分，就像我们每天在工作中接触到的那些垂死的或者刚刚死去的人一样。然后就在这时，我大叫一声：‘朗格耶！’我看到他的眼皮慢慢地抬起来，不是抽搐的那种（对此我坚信不疑），这是一个很平稳的动作，非常清楚和普通，就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睡梦中被叫醒或沉思时被叫回神时那样。

亨利·朗格耶生前的照片。

“接着，朗格耶转动眼睛和我对视在一起，然后瞳孔聚焦了。我与之对视的不是我每天都能看到的垂死之人的麻木无神的眼睛，那无疑是一双活人的眼睛。

“几秒钟后，他的眼皮又缓慢而平稳地合上了，他的头部恢复到我没有大喊他之前的样子。

“这时我又喊了他一次，他又慢慢地抬起眼皮，没有抽搐，像活人那样与我对视，比第一次的眼神更加有穿透力。接着再次合上眼皮，但是没有完全合上。我试图第三次唤醒他，但这次没有反应了，他的眼神停留在死去后那种呆滞的状态。

“我刚才严谨地向你描述了我所观察到的一切。整个过程持续了25到30秒。”

这是最好的，事实上也是唯一明显可信的、在医学上能够证明砍掉的头颅在某程度上还存在意识的证据，所以当那个在“断头台”网站（Bois De Justice）上对断头台历史做出杰出研究的匿名作者质疑，所谓的朗格耶实验是否真实发生过时，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是值得重视的。

现在至少有两个原因让人对这次处决的说法产生怀疑：第一，一张广为传播的照片（右上角所示）里，朗格耶站在断头台旁边，实际上，那个人是一个画上去的人像；第二，当时的报纸上并未提及这位医生的存在，博里厄医生的说法和当天拍摄的照片并不一致，照片中，头颅在掉进准备好的水桶之前不可能掉到任何水平面上。要想进行实验，医生需要用手把头从水桶中拿出来。

记住这些互相矛盾的结果，让我们回到1848年2月布鲁塞尔的阿尔门前（你会发现韦尔茨的实验早于上面提到的三个法国实验）。根据韦尔茨的传记作者所述，他的实验对象是一个名叫弗朗索瓦·罗塞尔（François Rosseel）的愚蠢恶贼。前一年9月，他和他的同伙吉勒姆·范登普拉斯（Guillelme Vandenplas）闯入罗塞尔的女房东埃文波尔小姐（Mlle. Evanpoel）的公寓，为了几百法郎把她和她的两个女仆都打死了。这起案件使整个比利时为之恐慌，韦尔茨一直在报纸上密切关注案件的动态，说明他想以杀害埃文波尔小姐的凶手作为实验对象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埃文波尔小姐谋杀案

弗朗索瓦·罗塞尔

吉勒姆·范登普拉斯

总之，当罗塞尔的头颅滚进他身前的麻袋时，被催眠的韦尔茨被要求进入濒死的大脑中。后来艺术家绘制了一幅三联画来描述这段经历，以下内容正是选自他给这幅画的配字，后来这段文字以彩绘铭文的形式被印在天花板的错视画中，还列入了他的第一版作品目录。这段描述相当长，并且很紧张，文字中一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因为韦尔茨将这些思绪视作罗塞尔本人的临终思考。在这里我已经对文字稍作缩减，尽力把几种版本里大相径庭的描述进行了结合。

D先生拉住我的手，带我走到正在抽搐的头颅前，问我：“你感觉怎么样，看到了什么？”强烈的情绪波动让我无法立即回答他的问题，过了一会儿我非常害怕地大喊：“太可怕了，那颗头在思考！”就好像一场压抑的噩梦把我困在其中，那颗被砍掉的头在思考，在看，在承受着痛苦。我看到了他看到的，思考着他思考的，感受着他感受的痛苦。持续了多久呢？他们告诉我大概有三分钟。那个被斩首的男人一定觉得这像是300年一样漫长。

以这种方式被杀掉的人，他所承受的一切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所表达。我在此仅打算复述当我自认为和断头同为一人时回答的那些问题。

安托万·约瑟夫·韦尔茨：极端通灵学守护神自画像

第一分钟：绞刑台上

可怕的嗡嗡声，那是铡刀降落的声音。死者认为他是被雷电击中的，而不是斧头。

令人吃惊的是，当头颅落在绞刑台下之后，它还以为它在上面，还以为自己仍然是身体的一部分，还在等待着一记重击将它砍掉。

可怕的窒息！无法呼吸。窒息的感觉太难受了。那种感觉彷佛来自非人类、超自然的手，像一座大山压在头和脖子上……哦，更可怕的痛苦就在他面前。

一团火飘过他眼前。一切都是红色的，一切都在闪烁。

第二分钟：绞刑台下

就在这时，被斩首的男人想向垂死的头颅伸出他那抽筋颤抖的手。正是这种本能驱使我们用手捂住绽开的创口。他这么做是为了把头放回躯干上，保留一点血，维持一点生命。

癫狂使他的力量加倍。

在他的想象中，他的头颅似乎在燃烧着，在令人眩晕的旋转着，宇宙崩塌，随之转动，一种发出磷光的液体像漩涡一样在四转，与他的头骨融为一体……下一刻，他的头颅扎进了永恒的深渊。

但是，难道只有身体在断头台带来的极度痛苦中翻滚和哭喊吗？不，还有心智和精神上的痛苦。心脏仍在胸腔中跳动，大脑的生机仍未止歇。

就在这时，大量的画面汹涌而来，一个比一个恐怖，它们涌入被不可名状的滚烫痛苦鞭笞的灵魂。被砍掉的头颅看到了他的棺材，看到了他的躯干和四肢瘫倒在地，他即将要被封禁在一个木盒子中，那里会有数以千计的虫子吞噬他的肢体。医生将用手术刀的尖头去探索他颈部的组织。每一刀都彷佛火焰在烧灼。

他看到了审判官……他们坐在桌子边，服侍周到，安静地谈论着工作和享乐。

精疲力竭的大脑看到了他最小的孩子在他身边。哦！他喜欢这个。他金黄而卷曲的头发，脸蛋肉嘟嘟、粉嫩嫩的……也就在这时，他感觉大脑继续下沉，更尖锐的痛楚袭来。

第三分钟：在永恒中

还没有死去，头颅还在思考和承受着痛苦。

忍受着火焰的灼烧，忍受着匕首切割身体，忍受着中毒般的绞痛，忍受着四肢被锯掉，忍受着内脏撕裂，忍受着肉体被践踏，忍受着骨头在热油中翻滚。即使这一切痛苦加起来都无法表达出被砍头的人所经历的感受。

这样一个想法把他被吓得僵硬：

他已经死了吗？难道他从现在开始将一直承受这种痛苦吗，也许直到永远？

不，这种痛苦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上帝是仁慈的。所有属于地球的一切都在消失。他看到远处一抹微光，像钻石一样在闪烁着。他感到一丝平静掠过他的身体。他可以安睡了，多么愉快啊！

人类的存在从他身边消失了。他仿佛慢慢地成为了黑夜的一部分。现在眼前是淡淡的薄雾，它慢慢淡去、消散、消失了。一切漆黑一片……这个身首异处的人死了。

三联画：被砍掉的头最后的所想和所见，1853年

我们很难决定如何恰当看待韦尔茨的诡异证言，也不确定他那不寻常的经历有多少是当时记录下来的。直到事件发生五年之后的1853年，画家才创作出那幅名为《被砍掉的头最后的所想和所见》（Dernières pensées et visions d’une tête coupee）的古怪三联画，所以他有大量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去回顾1848年的那段经历，也许频繁的回忆让这段记忆被扭曲、被浪漫化、被夸大、变得不可信了——当然，这段经历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靠的。

韦尔茨的印象也是如此，太过鲜活、太过戏剧化，不难相信，他并非透视了垂死的大脑得到的这些印象，实际上那种感觉是在他病态的想象深处产生的。总之，这位画家凭借其作品让同时代的人们感到震惊，但在今天已经少有人知（在原来画家工作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布鲁塞尔韦尔茨博物馆，现在平均每天只有不超10个游客参观，“里面大部分还是学校组织参观”）。

画家的其他作品也揭示了对于死亡的痴迷，它们包括：《两位年轻女士》（Two Young Ladies），画中一个年轻的美女正在凝视一副骨架；《提早的葬礼》（Premature Burial），画中展示了一个痛苦的人从地窖中的棺材里冲出来。也许在这些夸张的作品中最夸张的要数《侵犯一个比利时女人》（Ravishing of a Belgian Woman），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在这幅作品中，韦尔茨用一位配备了手枪（但不着寸缕）的女性形象打破了世俗常规。她在一名士兵侵犯她的时候及时击中了他的头部，韦尔茨描绘了头部爆裂时血腥的细节。”

《被砍掉的头最后的所想和所见》幸存至今，但它的保存状况令人堪忧，它实验性的艺术风格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获得一席之地。近距离观看这三幅画，你会发现它们所描绘的内容都与韦尔茨在布鲁塞尔断头台上的那次经历非常一致。在画中，罗塞尔被砍掉的脑袋滚落在中间一幅的右下角，在三联画的第三即最后一幅，对死者坠入永恒的描绘也清晰可辨。

安托万·韦尔茨《被砍掉的头颅》，未注明日期的研究

如果说韦尔茨的开创性实验只不过是一次神秘而特异的现象，他本人也早已被人遗忘，但至少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还有一个有趣而讽刺的事件。在他去世的前几年，正是他名利的巅峰时期，韦尔茨写信给比利时政府，要求用他的220幅巨大又花里胡哨的画作交换一间由国家赞助的“宽敞、舒服、光线充足的工作室”。不可思议的是，时任内政部长真的答应了他这个自以为是的要求，不过政府并不愿意把韦尔茨安置在首都中心最豪华的地段。

相反，画家在地价低廉和荒凉的郊区得到了一处工作室，但他仍然乐观地预测这里总有一天会成为“庞大而富裕人群的中心”。韦尔茨可能是个糟糕的画家，对催眠的看法是错误的，也完全没有能力从事实验通灵学研究，但他至少在这方面预言成功。如今，距离那间客流量很小的韦尔茨博物馆20米开外就是欧洲的中心——欧洲议会那闪闪发光的塔楼。那这座巨大建筑的地址在哪儿呢？欧洲议会就在韦尔茨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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