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求贤解签(王莽求贤解签姻缘)

曹操颁发著名的“求贤令”，背后深意是什么？大家真的读懂了吗？

历史上，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各自都搞了一次著名的人力资源改革，曹操的改革是颁布了“求贤令”，曹丕的改革便是推行了“九品中正制”。

在电视剧《潜伏》中，老谋深算的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与市井但却精明的夫人商量副站长人选时蹦出的一句经典台词“人事即政治”。那么，可想而知，曹操父子各自的人才制度改革背后都牵涉到了很复杂的政治因素，只是其背后的政治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曹操颁发历史上著名的“求贤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背后究竟有什么深意？也许大多数人都会直观地对这种求贤若渴的人才观和人事制度有天然的好感，认为这是公平公正的体现。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也许，又是颠覆常规认知的时候到了。

曹操南下打赤壁之战那一年是53岁，53岁在古代虽然也不算是什么绝对的高寿，但到了这个年纪，谁也没有把握自己还能活多少年。

而且，在南下取荆州之后，曹操这一辈子的功业基本上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北方的袁绍和公孙瓒，南方的刘表，东南的袁术和陶谦，都先他一步而提前谢幕了。他还能有所作为的地方只剩下西边的关中、汉中了。可以说，此时的曹操已经达成了他百分之八九十的事业目标。

那么，一个功成名就的老头子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什么问题呢？一般都是“永垂不朽”、“千秋万代”的问题。曹操也不例外，他觉得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抓紧时间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曹操此时的职位、头衔是大汉的丞相，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无形之中已经干下了一个开国之君的功业。本来他只是想在大汉公司混口饭吃，却不料自己养活了大汉公司的所有人。

这种情况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曹操自己，也包括曹操最得力的助手荀彧等人，还包括同时代所有的竞争者。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只认为曹操是大汉的裱糊匠之一，却不料人家曹操却干出了洗筋伐髓的效果，他用20年的时间，几乎打趴了所有的军阀。

此时的曹操是一个权倾天下、地辖九州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权力、成就、地位、名声这些东西，总会在悄然之间改变一个人的心态。20年前，曹操唯袁绍大哥马首是瞻，他只想做一个能够东征西讨的将军，能光宗耀祖、扬名立万他就心满意足了，若当时有人说他能当上已经削掉很多年的丞相，他绝对会特别感激你对太抬举了。但现在他真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了，他的心里却并不一定会满足。

欲望永远是无止境的，只是每个人都会评判有没有机会和能力去实现而已。

赤壁之战后，遭受当头棒喝的曹操想明白了，南方这一辈自己应该是拿不下了。但这次南下也没有白跑一趟，至少控制住了南阳和襄阳，尤其是合肥之后再得襄阳，如此一来，两座南北大闸都控制在了曹操手里，他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虽然我暂时没有拿下南方，但是我随时可以南下，而你们想北上却会异常艰难。

既然处于一种高枕无忧的状态，曹操曹先生便开始思考关起门来过日子的事情了，但决定要好好巩固一下自己奋斗了大半生的劳动成果。自己一把年纪了，活不了多少年了，万一哪天自己双腿一蹬，自己老曹家一不小心又回到解放前怎么办？自己是大汉集团的总经理，可咱儿子却不一定能干总经理呀，因为这个总经理没有世袭权。所以，他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曹操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两个字“过户”。你们老刘家的大汉集团已经名存实亡了，就别再占着茅坑不拉屎了，干脆把大汉集团过户给我们老曹家吧。

但是呢，曹老板内心里的这点小九九其实并不容易落地。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当下的一些公司改制就知道了，每一块招牌、一个品牌后面都牵涉到了无数的利益链，那些大汉集团的老员工很多就不会答应。天下已经跪拜刘姓皇帝400年了，你突然要大家都跪拜你们姓曹的，这种急刹车、急转弯是很容易翻车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大汉的忠臣遗老不会同意外，还有很多有同样想法的野心家们会坚决抵抗。就这么一个桃子，被你曹操给摘了，我们摘什么？

曹操也是一位资深的历史爱好者，他回顾了一下历史，感觉到比较失落的是，自己要干的事，似乎古往今来只有王莽一个人干成功了。而且王莽虽然成功了，但结局不大好，脑袋都被人当球踢了。

曹操深感此事不大好办之余，把自己这一生再认真地梳理了一下。他也明白自己真正的腾飞是从196年“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始的，讲白了，自己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汉献帝那块金字招牌，这个独一份的商标拽在他手里，他收拾谁都有打击盗版的优势。

如果没有汉献帝这块金字招牌在后面给他撑腰，他根本就没有跟老大哥袁绍打擂台的机会、泰山臧霸等地方武装就不一定会接受他的招安、荆南四郡就肯定不会在关键时刻帮他拖住刘表、老谋深算的贾诩就不一定会在关键时刻选择站队到他那一方……

你曹操确实也牛逼，也确实很能耐，权势滔天、风头无两，但不管怎么说，在世人眼里，你就是大汉集团的职业经理。你得搞清楚有多少人是因为支持你背后的招牌和平台，有多少人是完全因为你的个人魅力和实力？

之前大权独揽的霍光也废帝过，但是人家没有把皇权过户到自己家，人家只是在老板家换个人辅佐，这说得过去。

那么，去复制王莽的经验，可行不呢？对曹操来说也是不可行的。因为王莽篡位主要是得益于几乎全体阶级助力，而曹操同志这些年干过不少缺德事，什么敲寡妇门、刨死鬼坟、屠城数十、徙民数十万等应有尽有，再加上他阉宦之后的出身，很多人自始自终就不大认可他。

但不管怎么样，曹老板利用完汉家的四百年老匾，在基本上大局已定之后，依然毅然决然要忘恩负义了，因为他实在太不甘心了，自己打下来的江山，却非得别人来当皇帝，凭什么？

于是，公元210年春，曹操颁布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是最著名的《求贤令》。历史上各种《求贤令》层出不穷，为什么说曹操这一份最著名呢？因为曹操把求贤工作做到了最极端，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偏激的概念“唯才是举”。

“唯才是举”不是一件好事吗？怎么就变得偏激了呢？这些我们后面再来详细剖析。

前面说了，曹操的“唯才是举”实际上是相当偏激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必须限定一定的场景和条件的，不加限制的唯才是举，确实后患无穷。比如曹操在《求贤令》中就明确提出，只要有才，即便是像盗嫂受金的陈平那样的人，我曹操也能用。要知道，这可是国家级文件，能这么去引导吗？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大灾难都是那些有才无德的混蛋干出来的。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曹老板这份《求贤令》是啥好事，真要这么干，那将是一场史诗级的大灾难。但是，曹老板为什么要这么宣传和引导呢？人精般的曹老板有他自己的小九九。

曹操当时的既定官僚组织之中，几乎所有中层及以上干部都是世家大族的子弟。这帮人势力庞大且立场模糊，你不知道他是忠于大汉还是忠于曹家。曹操发出这篇《求贤令》的根本目的是表明了一个自己要立新山头了的态度，以前大汉约定俗成的那一套人事制度不管用了，现在是我老曹想用什么人就用什么人了，不换思想就换人，新山头上必须都是我的人。

曹操这么做的本意，并不是要把那些世家大族全部赶下去，而是要争夺人才的话语权。以前的人才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世家大族呀！谁可以举孝廉，谁可以举茂才，谁的家世清白，谁的品德高尚……全是世家大族说了算。曹操的阉宦之后，袁绍的四世三公，这样的标签不都是世家大族贴上去的吗？这些东西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曹操说了不算。但是，如果按照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就不一样了，这玩意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拥有最终解释权。你是不是人才，我曹操说了算。

所以，归根到底，曹操的《求贤令》，其实仅仅是一个政治表态。就是通知大家，以后你们是不是人才、能不能继续留在体系里，都是我说了算，都特么给我机灵点，要主动向我靠拢。再抱着以前的顽固思想不放，小心我说你有德无才来卡你编制。

另外，曹操这么宣传和引导还有一个潜在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就是招降、策反其他势力的人才，尤其是那帮不受重用的人才。这种广告词一经传播，会让人家感觉，自己公司全是职场潜规则，而曹老板的公司是公平公正地靠能力水平吃饭，咱们得想办法到曹老板那里混生活去。

解释了这么多，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了曹操《求贤令》背后的逻辑？咱们再从头到尾来梳理一下吧。

曹老板在大汉公司上班，一不小心因为能力和业绩太突出了，慢慢不再甘心做一个高级打工仔了，他想自己当老板，这样他的功业才可以名正言顺地传承。可是，公司换法人是很不好操作的，要是原来的法人不同意转让，你这就是强抢。跟特么一样的，尽管你特么养了某个女的一辈子，但你没经过她同意，就想彻底把她变成你的女人，她就可以告你。

那怎么办呢？先必须要尽量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呗。

可怎么去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呢？公司有很多老员工都是适应了原来的企业文化，都是原来的招聘体系招进来的，你知道谁和你一条心？所以得换企业文化，得换招聘体系，通过这些去暗示广大员工，以后什么人能干什么事是我曹操说了算，你们都给我识相点，要么以后死心塌地地跟着我混，要么早点给我滚蛋。

这玩意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重新立规矩，在新规矩之下重新布局。也是常见的套路之一。

很多朋友觉得，曹操的“唯才是举”即便是一种政治套路，但也体现了公平公正，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一桩。奉劝大家不要这么天真，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公正，也没有绝对的是非得失。

“唯才是举”真的好吗？其实并不见得。随便举几个历史上的例子。秦朝的李斯有才不？但是他为什么最后变成了秦朝的掘墓人了？汉朝的酷吏张汤有才不？他为什么会逼得满朝文武一心想置他于死地？宋朝的秦桧有才不？他为什么让南宋一朝一直都直不起腰杆子？

其实，“唯才是举”最大的风险在于大家同样耳熟能详的四个字，叫“德不配位”。你特么把一个有才无德的人提拔上去，那简直就是在挖坑埋自己。有才无德的人祸祸起来，那就没有普通人什么事了。所以，慎重地奉劝大家，大家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交友识人之中，一定要“德”字当头。一个品性端庄但才能平庸的人，他虽然不一定给提供多大的助力，但最起码不会给捅多大的篓子，这种人最起码让人放心。但是，一个有才无德的人，那就真变成了能力越大祸祸越大，你就等着他把你那一亩三分地祸祸得一地鸡毛吧。

所庆幸的是，曹操并没有真的“唯才是举”，所谓的《求贤令》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政治幌子。当然，相信以曹老板的水平，他也不会干那么没水平的事。

首先解释一下，并不是说大力提拔人才不好，免得有些爱抬杠的朋友又口诛笔伐的，那太没意思了。“唯才是举”实际上坏就坏在这个“唯”字上，这太极端了。在我们当下，也有很多的逻辑和思想是与之类似的。譬如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耗子就是好猫、业绩就是免死金牌、只要是好看的小姑娘我就想要等等。

我们当下很多朋友对于“唯才是举”这样的口号或者政策很难有什么抵抗力和辨别力，其实也是很能够理解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支撑他们生活下去的核心点其实是希望和出路，也就是满足欲望的可能性。他们往往会因为生活的各种不如意，而极度渴望现状的对立面。

举个例子，就大学毕业包不包分配这件事情来说，大家谁能说包分配就一定好，不包分配就一定不好呢？如果包分配，好工作都被那些有家庭背景的人捞走了，大家有没有怨言？不包分配，大家至少还可以凭能力去自主争取一下。对这些制度不满的，一定是那些没有享受到制度红利的人。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自然希望毕业包分配，被分配到了自己不满意的工作单位的大学生一定会希望能够自主择业。

所以，凡事都有两面性，关键取决于大家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待它。譬如，那些不管你包不包分配他都能找到好工作的人，他们就一定不会觉得包分配和不包分配孰优孰劣。

有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对于历史的理解过于停留在那些打打杀杀或者风花雪月上了，而缺少一些深度的思考，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像历史这样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都琢磨不明白，那么可想而知，生活之中那些变化多端的新鲜事能琢磨得明白吗？

有些公司在人才招聘时，到处宣称零门槛，上岗之后全看个人本事，大家觉得这是好事吗？可能听着挺得劲的。但是大家仔细去看看，这样的公司一般都是什么发展状态，他的人力结构究竟如何？

有很多事情，我们不一定生来就懂，但一定要学会去观察，去对比。

19世纪英国著名的学者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 在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四种威胁。第一种是强人对于权力集中的极度渴望；第二种是穷人对于财富不均的怨恨；第三种是无知的人对于乌托邦的强烈向往；最后一种是没有信仰的人随意地把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这一段话真的值得大家去反复品读。其实我们一直向往的公平、自由等绝对美好的东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从来都不存在的。所以，千万别听到或看到什么自己觉得还挺不错的人和事，就轻易地上头。

取悦他人，本身就是一种套路，或者叫做一种方法。它和公平、自由没有必然联系。比如说“唯才是举”，那些因为没有背景或其他原因而混得不怎么样的人自然是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这给了他们希望和出路。但是反过来，对于那些家境优越、人脉广泛的人来说，这对他们公平吗？别说他们靠家人、靠朋友，人家的家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人家的朋友也是需要维护成本的呀。

最后，基于这些年搞企业不大好搞，所以给那些搞管理、管人事的朋友提一条建议，就是前面说的“人事即政治”。当你想打造一个新的局面却又不知道从何下手的时候，优先考虑从人事下手，一般是不会错的。

为什么很多单位的一把手一定会牢牢掌控人事权呢？为什么掌握人事权的人在单位里不管呆在什么岗位，说话都比较好使呢？为什么很多新官上任三把火之中有一把火一定是人事变动呢？

咱们做企业、搞管理，一定要善于通过人事变动去传递自己的战略声音。你用什么人就代表你要干什么事，你怎么样去改革人事制度就代表你的规划和方向，你如何调整岗位就代表你对现状的意见和对未来的期待……

像曹操颁布《求贤令》一样，他突然来这么一出，是个傻子都知道他是对他下面的官僚机构的配合态度不满意了撒。不然求个屁贤，那些跟着他几十年的老部下难道没才吗？没才人家能陪他一路淌过那么多风风雨雨？

总而言之，希望大家能够活学活用，不要过于固执于自己的已知世界之中，遇到啥事，多思考、多借鉴，不要急于自行其是。

王莽打一手好渗透战，循序渐进托古改制，最终取代汉朝建立了新朝

王莽在汉朝的时候算是外戚一流，只因为他的姑母王正君是汉元帝的皇后，而他的家族在当时也是非常有权势的。不过与其他王氏家族的子弟相比，王莽起码外表上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臣子。就因为长期以来表现良好，所以成功骗过了他的姑姑王正君以及朝中一干臣子的眼睛，在汉代频繁更新换代之际，这位权臣最终向太后提出摄政的要求，一步步蚕食汉朝的江山，最终取代汉朝建立新朝。

实际上王莽能够一步步走到最后，全赖他早年打的一手好渗透战，循序渐进走进了众人的视野，广受好评，最后利用古人封建迷信的弱点托古改制，成功取代了汉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

1、汉元帝以后外戚干政的现象日渐严重，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以外戚干政著称的一个朝代，吕氏，窦氏，卫氏，霍氏等等，到了韩平帝的时候，当时的外戚就是王家，因为王家的一个女子成为了汉元帝的皇后，也就是王正君。

汉元帝去世之后，王氏对朝政的把控就愈加严重。

王氏对于朝政的把控是王莽能够培植自己势力的一个外在条件之一，另外一点和汉朝后期的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也是有一点关系的。

就说一个有才能的君王治下的国家，如果治理好的话，一般来讲社会矛盾都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每一个朝代到了后期的时候，社会矛盾会变得尖锐是一定的，这也就给了那些个外戚培植自己的势力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毕竟就势头浑水摸鱼谁都喜欢。

2、王氏家族本身在朝中有一定的话语权

王正君成为皇后之后，王家的势力在朝中进一步扩散开来，也就是外戚的势力进一步影响了汉朝的朝政格局。王莽本人也是一个有本事的，当年汉元帝在位的时候，王家的势力就已经比较强势了，加上汉元帝柔仁好儒，所以导致汉室的皇权更加大权旁落。

所以，王莽出身王氏，在朝中本身就有一定的话语权，所以，这就是王莽能够逐渐培植自己势力的外在硬性条件之一。

并且在往后几任皇帝统治期间，王家开始变得更加权势滔天，王莽本人也几乎成为了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人物。

1、王奔本人能够做到礼贤下士，惯会收买人心，逐渐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势力

豪门出人才，但是豪门其实也出败类。王氏家族的权势滔天下孕育出来的子弟有王莽那样天生的政治家，自然也生产了不少斯文败类，仗着家族的势力背靠大树好乘凉。

王家的很多子弟在家族的庇护下，变得十分骄奢淫逸。

但是王莽与他们不同，他长成了一个不管在外人眼中看来，还是在家里人眼中看来形象都是非常优秀的。他虽然出身豪门，但是却能做到为人恭俭，雅好儒术并且礼贤下士，所以很多人都愿意追随他。

而除此以外，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收买人心，他还推行了一系类的优惠政策，上到宗室、达官贵族，下到身处底层的穷困人民都有照顾到。

他自掏腰包，救济贫民，投资教育，扩充太学等等措施，都得到了很多的民心。

要知道办教育是最容易招揽人才的，所以这样一个会表现会收买人心的王莽，逐渐的就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势力，这为他后期取代汉朝建立新朝建立了基础。

2、时机一到，托古改制，就此取代汉朝

王莽在历经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以及最后的汉平帝四帝统治期间，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成为摄政王，逐渐成为了朝中说一不二的大人物。

但是如果想要就此取代汉朝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当时天下的主人依然还是刘姓。

如何做才能达到兵不血刃取代汉朝建立新的呢？王莽一方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们搬出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假装对方有下达过让王莽取代汉朝的旨意。像“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也在各个场合多次出现，一切似乎都寓意王莽取代汉朝其实是在顺应天道。

而王莽在这些人的大肆吹捧下，名正言顺地取代了汉朝，建立了新朝。

总结：

汉朝最终堙灭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任何朝代一直以来都是会经历一个盛极必衰的过程，而王莽不过是给这个滚滚转动的齿轮加了一把力气罢了。

但也正是因为王莽能够以外戚的身份取代了汉朝，所以在后世，人们对于外戚干政的事情变得更加警惕，对于类似于王莽之流的人也是抱有十足的戒备心理。王莽也算是给后世的皇室留有一份警醒了：你不好好干，就会有人来取代你。

参考资料：

《汉书》

曹操为求贤才，写下了一首表明心志的诗，开篇就是家喻户晓的名句

在很多时候，人们对于自己的看法，以及他人对于自己的看法，是有着很多不同的，比如说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曹操。绝大多数人在想到曹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臣”，而在很多的京剧等文艺作品中，他更是成为了“奸”的代表人物。

但其实在曹操心中，他始终是一个忠于汉室的臣子，这从他的经典代表作《短歌行》中就可见一斑，这首诗是他为求得贤才，也为表明自己心志而写下的，开篇就是家喻户晓的名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䜩，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前面说的是人生短暂，那一些过往的岁月流逝得如此之快，可是那一些岁月里的忧愁思虑，却总是难以忘怀，怎么才能够忘掉呢？只有这杯中的美酒佳酿啊！可是美酒虽好，也总有酒醒的时候，若是想要真正彻底解决那一些烦闷忧愁，也就只有得到贤才的帮助才可以了，这一段讲述的是“求贤”。

后面说的则是自己为何要求贤，也就是“述志”，因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人，莫非王臣”，求贤这个事情通常是天子才能够做的，曹操想要求贤是不是也想要做天子呢？他就在这首诗中说，事实其实并不是那样，他想要做的并不是天子，而是像周公那样的人物。

“心念旧恩”说的是心中念着汉室的恩德，并不会有篡位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曹操一生之中都以汉臣自居，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那就更加明显了，说的是由于汉家天子年幼，所以自己就效仿周公辅佐成王的做法，求得贤能之士让王朝更加发展兴旺，自己所求的只是一个“贤臣忠良”之名，要做的不是王莽而是周公。

曹操的这首诗简洁有力，开篇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句，只是他本人固然没有当王莽，却将权力都给移交到了自己儿子的身上，最终还是上演了曹魏篡汉的故事，不免令人感慨唏嘘。

新朝开国皇帝王莽生平概况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新都哀侯王曼次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之侄、王永之弟。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即新始祖，也称建兴帝或新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位。

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共在位16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很短命的朝代之一。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前45年），父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1]

扶摇直上

王政君

公元前22年，王莽24岁入中枢开始做官，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叔父王商上书汉成帝，愿把自己封邑的一部分分给王莽，朝中名望大臣，也上表推荐王莽，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汉成帝建始十一年（公元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后其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当时朝中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即王莽30岁时，被封为新都侯(今河南新野)，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而王莽的伯叔父王凤、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汉成帝（刘骜）之世，王氏为侯者九人，为大司马者五人。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王莽的表兄、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发迹在先，地位超过了王莽，而且他善于阿谀奉承，又曾为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出过力，深受汉成帝信任，很快升为卫尉，掌管皇宫的禁卫，成为九卿之一。这时大司马王根准备退休，很多人认为淳于长应继任大司马。王莽为了扳到他仕途上的竞争对手，秘密地搜集了淳于长的罪行。然后王莽利用探望的机会告诉王根，淳于长暗中为接替担任大司马已做好了准备，他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了；同时又说出淳于长与被废皇后许氏私通之事。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王太后让成帝罢免了淳于长，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将其杀死。

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举荐王莽代替大司马之位，在淳于长死后，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王莽执政后，克己不倦，招聘贤良，所受赏赐和邑钱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倒更加俭约。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穿着十分简陋，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他的外戚——他祖母定陶国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家族开始得势。王莽只得卸职隐居于封国（封地）新都，遂闭门不出，安分谨慎，其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地责罚他，且逼王获自杀，得到世人好评。王莽隐居期新都期间，许多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但没有恢复其官职。

大权在握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两人于是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他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于是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事事务。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

元始一年（公元1年），大臣们向王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大臣们不断向太后建议，王莽在假意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始终拒绝接受封给他二万八千户食邑俸禄；此外，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

王莽为了继续获取民心，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折叠

代汉建新

相关画像

王莽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家族会瓜分他的权力，于是将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封到中山国，禁止他们回到京师。王莽长子王宇怕平帝日后会怨恨报复，因此极力反对此事，但王莽又不听劝谏。王宇与其师吴章商议后，想用迷信的方法使王莽改变主意，于是命其妻舅吕宽持血酒撒于王莽的住宅大门，然后想以此为异像，劝说王莽将权力交给卫氏。但在实行程中被发觉，王莽一怒之下，把儿子王宇逮捕入狱后将其毒杀。然后借此机会诬陷罪名诛杀了外戚卫氏一族，牵连治罪地方上反对自己的豪强，逼杀了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等朝中政敌。事件中被杀者数以百计，海内震动。王莽为了消除负面影响，又令人把此事宣传为王莽“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壮举，甚至写成赞颂文章分发各地，让官吏百姓都能背诵这些文章，然后登记入官府档案，把这些文章当作《孝经》一样来教导世人。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48岁，立长女王嬿为汉平帝刘衎的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王莽逼自杀，牵连数百人，王莽之同党即上书说，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作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先是四十八万余民众，以及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请求加赏于安汉公王莽，再是公卿大臣九百人请求为王莽加九锡。于是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接着，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先是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考察，回朝后大加赞颂天下太平，彰显王莽宣扬教化之功。其次通过重金引诱的政策，使匈奴等外族遣使来归顺朝贺，王莽遂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贤良圣人。

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王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病死。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避免年长的新皇帝登基，使自己不能任意操纵政局，遂立孺子婴（即刘婴）为皇太子，只有两岁，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改年号“摄政”

此时王莽51岁，值公元6年，年号称为居摄元年，次年，东郡太守翟义及槐里人赵明、霍鸿起兵反莽，声势浩大，王莽遂派王邑平息，称帝之心浮现。此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次日莽则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国号“新”，称始建国元年（农历公元8年腊月），王莽时年54岁。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

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发难安众侯刘祟，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

推行改制

王莽改制时的钱币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

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族因此拒绝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边境战乱不绝。

反莽浪潮

王莽掌权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拥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王莽进京时曾召请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为国师，被孔休杜门谢绝。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禄大夫龚胜，太中大夫邴汉等也请求乞骸骨，谢官归里。以后，在他专权期间，一面大封其亲信，多达395人，一面将刘氏宗族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废黜，其代汉野心逐渐暴露。因此，刘氏宗族及贵族官僚相继起兵反抗是必然的。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百余人攻宛，因人少失败。居摄二年（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打出 为国讨贼，以安社稷 的旗号，起兵十余万，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三辅二十三县十余万人起而响应。王莽闻讯后，连忙派关东甲卒前往镇压，闹得首都周围十分紧张，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将翟义等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密谋劫杀王莽，拥立楚王，事发后被诛杀。新朝建立后，反莽活动仍没有停止。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率数千人起兵。真定人刘都等密谋举兵造反，事泄被诛。这些反莽活动，开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继镇压下去，但却表明，刘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与王莽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与此同时，下层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动也此伏彼起，层出不穷。

王莽改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由于他兴师动众讨伐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例如征句町时，王莽发吏民二十万，因 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人。人祸加上天灾，使土地荒芜，物价腾贵，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

到王莽末年，更达到了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 的惨状史不绝书。面对这种现象，王莽无计可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这种悲惨的生活，怎么能使百姓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呢！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各地百姓苦于新莽频繁的征发，相继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其中并州（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一部）等边境地区尤甚。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今包头市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百姓不堪北征匈奴士卒的骚扰，数千人起而造反，捕盗将军孔仁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才将盗贼平定下去。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后， 天下愈愁，盗贼起，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在这一年，瓜田仪在会稽长洲（江苏苏州）率众起义，坚持长达数年之久。同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 将军 ，出没于海上，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女领袖。天凤五年（公元18年），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率众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活跃于徐州等地，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在北方，也出现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在南方，有张霸在南郡（今湖北江陵东北）的起义、羊牧在江夏（今湖北云梦）的起义、秦丰在南郡的起义、王州公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的起义。这些义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其活动范围往往跨州连郡，活跃于广大地区。

在国都附近的“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数。地皇二年（公元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盗贼出没，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 。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成为农民起义的主流，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失败被杀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了王莽的尸体。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为政举措

改制

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内容

（1）“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用恢复井田制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

（2）改奴婢为“私属”，亦不得买卖。

（3）实行“五均六管”，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管理物价，征收商税，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泽税。

（4）改革币制。

（5）改革中央机构，调整郡、县划分，改改官名、地名。

（6）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折叠

措施

王莽钱币系列

第一、王莽不切实际地废除了五铢钱，盲目推行各种新币制，使货币的流通和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使财政经济陷于瘫痪。王莽的币制改革本意是削弱豪强大族的经济实力，但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造成了民间物价的不稳定。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

第二、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汉末土地兼并带来的的危机，但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使他们开始厌恶王莽的统治。由于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使他们也失去了信心。侥幸分到土地的人也不满意仅仅得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王田”。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在朝野的压力下，宣布恢复土地自由买卖。

第三、禁止买卖奴婢并没有改变奴婢的身份，也未获得民众支持。实际上官僚地主暗中进行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以重罪者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激烈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

第四、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管通管）。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管，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五均六管政策的内容看，如果认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的。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

第五、王莽食古不化，认为改制后－切都要符合古义。于是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几乎都进行了修改，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此后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难以记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频繁的改名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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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

第一、王莽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

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

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第二、改革过急过速，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

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

第三、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

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就难以禁止盗铸私钱。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但是，政策强制对于经济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匡，廉丹等数战不利，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灭亡。

人物评价

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王莽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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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代替汉朝成为皇帝，被古代多数封建儒士所否定。

班固在《汉书》中云：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2]

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

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熙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蒙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

杨慎（1488年-1559年）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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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胡适

他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像胡适一样，也有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3]

翦伯赞

翦伯赞认为“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中国史纲》）何兹全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王莽》，《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葛承雍认为“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是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我们以西汉末年社会的实际条件。来衡量王莽的改革措施，不能不承认大多数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切中时弊。”（《王莽的悲剧》，《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韩玉德也认为，“王莽是一位饱读古文经，坚持以经治国的大经学家，大政治家”。（《关于王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1983年第1期）

黄仁宇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列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乐成

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则评论他说，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吕思勉

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

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

崔瑞德及鲁惟一

剑桥大学史学家崔瑞德及鲁惟一在《剑桥中国秦汉史》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能升为摄皇帝。又他代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待，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著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政府，在长安建都。

也有一些人对王莽的评价持谨慎态度。如范文澜说：“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中国通史》第二册）胡寄窗认为“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者”，“他绝不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王莽只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封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萧立岩说：“王莽在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皇帝。”（《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

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回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东汉朝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可见一斑。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并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王莽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

近代仍有不少史学家对王莽持否定态度。李鼎芳说：“王莽和他的党羽是一个地主贵族大商人集团”，“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决不能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王莽曾经实行过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论王莽》，《新史学通讯》1954年第7期）李晴说王莽是个手段毒辣的“伪君子”（《东方的吉诃德老爷——王莽》，《人物》1950年第9期）。张志哲等人认为王莽改制“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纯粹是出于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他们将其改革内容概括为四种情况：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的；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的；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王莽又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郭廷康等人则说王莽是“复辟奴隶制的总代表”，“王莽的‘托古改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奴隶主阶级复辟事件。”（《论王莽的托古改制》，《文史哲》1976年第1期）。郭沫若《中国史稿》称王莽改制为“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朱绍侯主编的大专教材《中国古代史》写道：王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造成了经济混乱和政治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和痛苦。

观音灵签 第七十二签

【签诗】

弄蜂须要求他蜜　只怕遭他尾上针

虽是眼前有异路　暗里深藏荆棘林

【智慧】

此签有“寄人篱下”之意，提醒当事人凡事忍耐则吉。我们常常有“人在屋檐下”之叹，总觉得抱负无法伸张，或不得不为某些情况折腰。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换个角度审视，心境就能改变。在现实环境受限时，不要在此刻做任何草率冲动的决定，保持轻松的心情，别轻易被周遭的人事物影响，坚守岗位做好份内之事。

【典故】王莽求贤

王莽（前45年-23年）字巨君，魏郡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人。新朝开国皇帝、政治改革家。西汉时的王莽家族，可以说是豪门世家。他父亲虽然早死，但他的几个伯父、叔父在汉成帝时，一个个出将入相、封侯受赏，王氏一门可谓显赫至极。

但王莽本人的小家庭却是寒微之极，父亲早逝，只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亲戚周济生活。但也因为如此，让王莽从小就练就一套为人处世的本领。无论心中多么难过或气恼，但在亲戚长辈或外人面前，他都表现出十分平和的样子，因此颇为宗族众人赏识。

有一次，他的大伯父病重，他得知后守在病床前端药送水、守夜看护，一连几个月衣不解带，蓬头憔悴的样子简直比病人还“病人”，比亲儿子还“亲儿子”。对此，合族上下无不夸赞，纷纷上书，为他请求封赏。于是汉成帝封他一个新都侯的称号，并命他任宫中侍卫。

地位高了，权力大了，但王莽从不露出半点骄矜懈怠神色，反而益发谦恭有礼。一方面广为结交公卿将相、名士大儒；一方面又赈济穷贫、轻财好施。而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不常吃荤菜，更不穿长袍大袖的礼服，于是朝野众人一致以一个“贤”字称赞他。

后来，他的叔父大司马王根病逝，临终举他以代，皇帝及众大臣都认为最适当不过。于是仅仅38岁的王莽，便做了掌握全国最高军权的大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