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时(后时代真相)

《后真相时代》讨论的是“后真相”还是“真相”？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本人被《后真相时代》吸引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谣言、误传、10万+、阴谋论、带节奏、病毒营销……剧情总反转，频繁被打脸，真相何在？”看到出现在封面的上述介绍，我当然很有兴趣从这本书中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

但不幸的事实是，《后真相时代》和“后真相时代”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说得再明白点，本书根本无意于讨论什么“后真相时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或许，这口锅，不该让本书的作者来背。实际上，本书原标题的意思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因此是可以纵的。所以，本书更应该被翻译为“真相”，而不是“后真相”。

何谓“后真相”？“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词典》评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后真相”是指“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的一种情形”。也就是说，公众不是不清楚或不明白“后真相”不等于“真相”，而是更愿意相信他们在情感上相信的“事实”。

由此可见，本书的主题——真相是怎么样被塑造出来的——和“后真相”当真没有多少关系。虽然在宣传语中赫然写着“当真相纵、利用，我们该如何看、如何听、如何思考”，可事实是，本书连最基本的传播学概念也没能搞清。用一种有哗众取宠之嫌的策略来进行自我推荐，让这本《后真相时代》显示出令人哭笑不得的“自黑”色彩。

《后真相时代》

在强调图书营销的今天，这并不是不能被理解。不过，《后真相时代》留给我们的思考远不止于此。

翻开此书，总给人以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本书将“真相”分为四类，即片面真相、主观真相、人造真相和未知真相。其理论基点就是，如今出现在各类媒介上的“真相”都是控的真相，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总有人想要误导公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可无论作者的分类是否正确，这一结论都算不得新鲜。问世于上上个世纪，至今还不断被人念叨的《乌合之众》就曾指出，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简而言之，民众是盲从的。

《舆论》

李普曼的《舆论》讲述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即公众接近真相并不容易，会受到重重限制，而舆论和是能够被引导的。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李普曼希望成立一个独立于任何机构之外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以此来保证信息的客观和公正。可是，“后真相时代”的出现，或许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李普曼的设想，还是带有太多乌托邦性质。

不难看出，时光虽然在流逝，但新近出版的《后真相时代》（或许更应该被叫做《真相》）并没有在理论建设方面更进一步。在本书中提出的“竞争性真相”“复杂性”等概念，多少显得似是而非或者说是浅尝辄止。我们当然明白，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任何信息都带有复杂性，某种简单的语义重复并不能消解读者的忧虑。要知道，左拉的写实主义都摆脱不了对材料加工、剪裁的嫌疑，何况是新闻呢？

一言以蔽之，《后真相时代》说得或许不无道理，但本书和时代的脱节和疏离才是更要命的问题。提到“后真相时代”，就不能不提到新媒体的诞生和影响。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认为，报纸、广播、电影和电视都是“思想工厂”。而大规模制造出来的标准化的“事实”，经过“思想工厂”的加工，源源不断地流向千百万消费者。可是，新媒体已经完全颠覆了这一传播格局。

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新媒体拓宽了公众接受信息的渠道，增加了表达意见的方式。信息传播不再是“一对多”，而是“多对多”的复杂局面。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李普曼、勒庞等人担忧的问题，只是新媒体时代众多复杂议题中的一个。今天的公众，虽然仍有纵、引导之虞，但相对的，他们也不再是完全被动的群体。

那么，公众通过新媒体主动参与和加入到信息传播过程，能否如杜威所设想的那样，增进信息的化和自由化？至少从目前来看，情况并不乐观。社交媒体提供的多元化信息反而加强了公众的认知偏差。“回音室效应”的存在，并没有让人们走向开放和包容，反而促使其愈加封闭。简而言之，人们更愿意接受和相信和自己既有价值观相近的观点。

某自媒体的文章，常常被指为“贩卖焦虑”，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其作品又是迎合公众情绪、需求的结果。作者能在文章中大爆粗口、大走极端化路线，无非是因为，这就是部分读者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越是剑走偏锋，粉丝越是感到“爽”。这些人不过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知该如何说的话。

也就是说，现象级的10万+，绝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受众与作者共谋的结果。两者关系之复杂，恐怕远不是“传播——接受”这一传统理论框架可以解释的。毋宁说，如今，谣言、误传、阴谋论、带节奏等现象，都不是靠单一力量可以炮制出来的，也不是靠某一方就可以操控的。

且不论《后真相时代》的学术价值几何，其并没有触及到“后真相时代”的核心问题，才是最令人失望的地方。作者麦克唐纳，正如本书的介绍所言，是一位“说故事大师”。但读者更希望得到的，可能不是他所提供的“故事会”，而是更深刻、更新颖的理论框架。

《真相》

在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合著的《真相》一书中，作者重申了在新媒体时代信息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把关人”的重要性，也肯定了社交平台为公众提供平等交流的优势。或许，将二者叠加，就是在“后真相时代”获取真相的出路？

但现实情况是，不少曾经的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向某种“新媒体”画风靠拢。所谓客观、公正、中立，越来越成为“后真相时代”的稀缺品。因此，任何过于乐观的预测，都是不足取的。至于麦克唐纳所提到的解决办法，在信息面前保持冷静、克制，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则更像是天方夜谭，或者说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而已。

由此观之，《后真相时代》给读者留下的最深刻启示倒是，在传播技术不断升级、传播方式不断革命的今天，相关新闻理论研究应该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如何在重述经典问题的同时，深入新闻制作、信息传播的一线？麦克唐纳洋洋洒洒写了一本书，却已经被“后真相时代”远远抛在了身后，这才是“后真相时代”最可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