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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都是乱世出英雄,在三国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出现的名人将士也非常多,其中诸葛亮被称为神人,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深得刘备的信任,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历史上,刘备孙权5万联军在赤壁迎战,当时曹操带领80万大军,这在数量上的确不占优势,但是诸葛亮周瑜使用火攻之计登七星坛借东风,再配合总统的连环计,差点让曹操大军葬身于火海。曹操在战败以后就赶紧仓皇出逃,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力再使用南征之罚了,也奠定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在历史上赤壁之战也成为了以少胜多的经典,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也被后人所歌颂,甚至还有人把它写作的诗歌,被广为流传。
其实在借东风来之前,还发生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周瑜突然疾病复发,于是诸葛亮来到周瑜的病榻前并且拿来纸笔,其实也就是让周瑜下决定让诸葛亮来承担这次对抗曹操的计策。诸葛亮同时也表明,自己知道曹操的病根也能够对症下药,这几句话也说到了周瑜的心坎里,不得不佩服诸葛亮的才能。同时诸葛亮还写下了几个16个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时候周瑜才说出自己发病的缘由,在这场战役发生在冬天,这个时节只有西北风哪来的东风?想要借东风用火攻破曹操,简直是痴人说梦,可是大战在即自己又没有法子,所以最后导致急火攻心突发疾病。诸葛亮在周瑜的安排下,登上了南屏山的七星坛,以祭坛的方式以求东风,要知道诸葛亮是辅佐刘备的,而周瑜也是军事家,同时也是政治家,他们二人都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而诸葛亮就是周瑜铲除刘备的绊脚石,所以他也想趁机把诸葛亮铲除。
于是周瑜就派士兵去打探诸葛亮的消息,而诸葛亮上坛三次,下坛三次,自然也会被周瑜知道,当时他也不理解,可是他等不及了,于是就说诸葛亮可能是诓骗耽误时间。过了好久还没有看到东风,要拿诸葛亮兴师问罪,这也是拿下诸葛亮的最好时机,可是当他派去的人到的时候,诸葛亮早已下了七星坛,并且跟接应的赵云从小船远离那个地方,这也是周瑜没有想到的事情。
其实诸葛亮在坛上的作为,不过是在拖延时间,也是在等一个人就是赵云,在当时心里也很紧张,这无疑是在赌命,他上下三四坛只不过是想看赵云来接应了没有,只要赵云一来风声一起,立马就撤离脱离虎口。这也是周瑜万万没有想到的,毕竟是技高一筹!
你感到一阵阵的眩晕。
你站在七星坛的第三层,手托桃木宝剑。
你已经在这里站了两个时辰,长时间举着的手臂已经在微微发抖。在这一层共有四人,其他三人有的手捧香炉,有的手执长竿。
诸葛先生已经借风完毕,早就下坛去了。此时东南风已起,供桌上的供品、蜡烛、天书等等东西被吹的东倒西歪。
你不知道还要在这里站多久,诸葛先生并没有和你们交待,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
突然,一位将军急急得赶来,大声问你们道:“诸葛先生在哪里?”有人答道“刚才已经下坛去了。”“嗨!”将军懊悔一声,急急忙忙的追下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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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8年(东汉建安十三年),曹操领大军80万,战将千员,兵进赤壁,想要把江东连同“大乔小乔”一起据为己有。
时任东吴水陆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率众将坚决抵抗,并与诸葛孔明定计火烧曹魏战船。怎奈当时正值隆冬,用火攻尚欠东南风。幸得诸葛亮幼年习得奇门遁甲之术,在南屏山修建七星坛,借得东南风三日三夜,又有黄盖诈降,阚泽下书,庞统巧献连环记,助周郞火烧曹军,一战成功。
是日,南屏山上,周瑜调拨五百精壮士兵修筑七星坛,取东南方赤土,以一夜之工建造完成。
只见这七星坛:“方圆二十四丈,每一层高三尺,共是九尺。下一层插二十八宿旗:东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氏、房、心、尾、箕,布苍龙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女、虚、危、室、壁,作玄武之势;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娄、胃、昴、毕、觜、参,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红旗,按井、鬼、柳、星、张、翼、轸,成朱雀之状。”
七星坛如此布置,当然是要掩人耳目了,确切的说,是要掩周瑜的耳目。
诸葛在七星坛借来东南风,其实是观察了天象,熟知节气变化的规律而已,周瑜却以为诸葛亮有夺天地造化之功,誓杀之以绝东吴后患,以至最终被诸葛亮气死在巴丘,英年早丧,不禁令人唏嘘。
这七星坛,是按中国五行五方之位建成,每层高三尺,共九尺,是取“九”的极数之意。东西南北四面旗色,是按五行之法排布,东青木、南红火、西白金、北水黑、中黄土,所以东面青旗,北面皂旗,西面白旗,南面红旗。又有四方四兽镇守,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后来成为镇守四方之四神兽。下层插二十八宿旗,这二十八宿,指每个方位由七只星宿组成。
上古时代人们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和位置,把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二十八组,俗称“二十八宿”。这七星坛上的卦旗,也是按此排布。
虽然这七星坛,只是小说中一个临时搭建的建筑,却是属于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一个大类,也就是礼制建筑。
什么是礼制建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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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礼制建筑中为“祭祀”而设的特殊建筑,比如效丘、宗庙、社稷,或是为宣传、教化大众而设的建筑,比如明堂辟雍、学校等。什么是明堂、辟雍?咱们后面会讲。
此外,在住宅或宫殿建筑里面,因礼制的需要而产生的建筑元素,比如阙楼、钟楼、鼓楼、华表等等,这些存在于其他建筑类型中的部分,也是礼制建筑,或者说叫作建筑上所需要的“礼器”。
在“祭祀”这件事上,中国人和西方有不同的理念。中国人的“祭祀”,更多的是“礼”的需要,是一种祭拜的礼仪,而非对神的崇拜。而西方在早期文明中,包括埃及、希腊,甚至印度、西亚等地,都是塑造出主宰天地万物的神,为了祭拜这些神,建造了很多巨大的神庙,更有宗教的味道。
中国古代很少有非常巨大的庙宇,而是建造了不少满足人们举行仪式的地方,用来表达人与天地的至诚关系,所以诞生了很多参照“天圆地方”等对天地的崇敬之态而建筑立的礼制建筑。
中国古代很早就在效外设坛,用来祭祀天地。
《广雅》里说:“圆丘大坛,祭天也;方泽大折,祭地也。”《周书》也写道:“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农量,先王皆与食。”
这里的"圆丘”,指圆形的坛,“方泽”,指方形的坛。也就是《周礼》中说的“夏至祭地于泽中之方丘”。
祭祀这种事,一般都是在室外进行,《周官》曰:“苍壁礼天,黄琮礼地”,就是说面向着天祭天,面对着地祭地,所以才有“坛”这种高大的室外台式建筑。
祭祀时,人是在高高坛上,会觉得自己离上天更近,在坛上举行祭天的仪式,会更有“天人合一”的感觉。所以在郊外设立高高的坛——“郊丘”来祭祀天地就成为古代皇帝们的必选项。
我们以前聊中国建筑的高度问题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坛”,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礼制建筑。
这种建筑形态,是中国古代建筑往高空发展的一个结果,它是举行重大的祭祀、庆典的地方,比如誓师、拜将、封禅、盟誓等等。
单从建筑设计上来说,这种建筑形式也是很适合举行大型集会活动的,主要因为它有宽大平整的场地,本身就具有舞台化的效果,又是居于高处,似乎天生就是为了这种集会而生的。另外,从技术上看,建立一座“坛”的技术难度,似乎也大大低于建立一座礼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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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历代王朝的礼制建筑,就不得不提起一处,那就是北京的天坛。看,也是一座“坛”。不过,天坛可不是那个有圆圆顶子的三层圆建筑,天坛实际由三组建筑组成,圆形三层大殿是祈年殿,再往南的圆形小殿是皇穹宇,皇穹宇的南面,才是那个“天坛”,也就是圜丘。这里才是真正祭祀所在的地方。
我们聊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时,多次说到“左祖右社”,这个“右社”,就是指社稷坛。《孝经纬》中说:“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址,以报功也。稷,五谷之长也,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也就是说,“社”和“稷”在古代是两位神,社是土地之神,稷是五谷之神。祭祀这两位神,为的是五谷丰登,人民安乐。
祭祀这两位神,自然要用到“坛”这种建筑形式了,所谓“天坛”,就是指祈年殿南边的那个三层的圆形平台,也就是圜丘了。而祈年殿,则是谷神之庙,也叫“官稷”。
天坛是中国建筑中非常独特的建筑,天坛的建筑有非常多的象征意义,比如四根柱代表四季,十二根金柱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十二根檐柱代表一日十二个时辰。”圜丘“的坛面、台阶、栏杆所用石块全是九的倍数等等。这种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建筑上也是一种独特的特点。
《周书》上说,“诸侯受命于周,乃建立太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焘以黄土”。壝[wéi],就是指祭祀建筑四周的矮墙;焘[dào],是覆盖的意思;骊土,就是黑色的土,“骊”原意是指纯黑色的马。
看明白了吧,这就是说“社”这种祭祀建筑,是按五行五方来设计的,东青木、南红火、西白金、北水黑、中黄土。不知这是不是最早将五行应用于建筑上的例子。
在《三国演义》的小说中,著名的赤壁之战中,诸葛亮在南屏山借东风时用的七星坛,就是一种礼制建筑。
书中写道:“...方圆二十四丈,每一层高三尺,共是九尺。下一层插二十八宿旗:东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氏、房、心、尾、箕,布苍龙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女、虚、危、室、壁,作玄武之势;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娄、胃、昴、毕、觜、参,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红旗,按井、鬼、柳、星、张、翼、轸,成朱雀之状。”
这里面不单有五行五色,还有五行方位,也就是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并且又牵扯到一套更复杂的古代天文系列,即“28星宿”,也就是组成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的28个星宿。
这一说可就多了,我们就不展开了,你也可以回忆一下《西游记》里的奎木狼、娄金羊、房日兔、亢金龙这些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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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说了“社稷”是古代两位神仙,但“稷”神似乎要比“社”神出现的晚。周朝已经“建立太社于国中”,而到了汉代,才为“稷”神设庙。《汉书》里说“社者,土也。宗庙,王者所居。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又写道:“‘...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也就是说,在汉代,官社制度已经稳定成熟之后,才有的官稷制度。
如果我们今天来看汉长安城的遗址平面图,会发现官社和官稷都建在长安城的南面,还有宗庙、辟雍等十多处礼制建筑,这都是当时考古发掘工作的重大发现。
汉长安城平面复元图
据考古发现,最先完成的是明堂和辟雍,完成于汉平帝元始四年,也就是公元4年。同时还兴建了官社、官稷,最后又在这两组建筑的中间,修建了王莽宗庙,也就是平面图中面积最大的那些方格的地方。
礼制建筑除了祭坛,还有一个组合,或者说体系,就是宗庙、明堂和辟雍。
《释名》说:“宗,尊也;庙 ,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这么看来,宗庙的主要作用,就是用以祭祀祖先。《礼记》中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可见,祭祀的规格也是规定好的,有数量上的不同。
王莽九庙
这里的“昭”和“穆”,指的是先祖的辈份,二世、四世、六世居于左,谓之“昭”;三世、五世、七世居于右,谓之“穆”。
上面说的“王莽九庙”,实际上是12个庙,这里取“9”的极数,所以叫“九庙”。那么为什么“天子七庙”,而王莽的宗庙却有十二个之多呢?这个解释起来就复杂极了,简单的说,就是王莽宗族人数庞大,代系复杂,光王莽的始祖就有五个,这宗庙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宗庙、明堂和辟雍在性质上是差不多的,都是祭祀祖先用的礼制建筑。
民间的“宗庙”是祠堂,而皇帝家的“宗庙”就是太庙、明堂辟雍这些建筑了。实际上,明堂辟雍指的是一组建筑,明堂是建筑,辟雍是在明堂外环绕一圈的环水,所谓“环水为雍”,意为圆满。“辟”就是“璧”,是一种圆形的玉,专为皇帝所有。
东汉蔡邕的《月令章句》说:“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之明堂,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就是说,明堂,是皇帝的太庙,也就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夏代叫“世室”,商代叫“重屋”,周代才称作“明堂”。
古代的明堂,除了祭祀之外还有多种用途,可以用来大宴宾朋,也可以当作学堂,或用作选拔人才的地方。其实对于皇帝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小型的政治中心了。
明堂辟雍
《白虎通》里说:“天子立辟雍,行礼乐,宣德化,辟者像璧,圆法天;雍之以水,像教化流行”。东汉桓谭《新论》里也说:“王者作圆也,如璧形,实水其中,以圜雍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转王道,周而复始”。这个天子所立的“辟雍”,可以“行礼乐,宣德化”,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和宣扬皇家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中央宣传部。
清代的辟雍,在国子监内。由于宣传教育的工作越来越多,辟雍就发展出太学、国子监等其他单位,总之也是为了宣传国家思想。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校”,就是由此而来。
《汉书》里说:“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这个“校”字的含义已经存在了四千年。看出来了吧,这祭祀祖先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宣传教育的时机,古代人都不会放过这个时机,更别提聪明的现代人了。现在很多乡村的祠堂,还在被当做学校来使用,进行教育和宣传,这就是起着“明堂辟雍”的作用。
我们今天聊的礼制建筑,功能上是用于祭祀,有和神明对话的意味,但实际上是出于礼法和制度而存在。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形式主义”,只是中外文化的不同。
这次就聊到这儿吧,感谢你在文章开头的友情出演。下次见。
(完)
参考文献:《华夏意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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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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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遵古法酿造技艺,引领酱酒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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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强调,年轻干部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做到科学决策,首先要有战略眼光,看得远、想得深”。所谓战略眼光,就是看问题具有全局、长远的视角。年轻干部如何培养战略眼光?
(一)增强战略思维能力
培养战略眼光,首先需要增强战略思维能力。战略思维是站在全局高度,以长远的角度来观察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解决的是组织发展的方向性、长远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其目标是指向组织的长期运作。
年轻干部坚持战略思维,才能在谋划工作时全盘考虑,着眼全局,才能在全国总的战略指导下制定自身工作的发展战略,同全国总体战略保持一致。年轻干部有了“战略思维”,就能够做到原则在握,宏观在胸,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
同志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具有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
在国民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同志分析革命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中国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战略思维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
2014年8月,总书记在纪念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战略眼光也是年轻干部成长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同志早就在七大的结论中告诉我们:“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领导,就得有预见。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就不能叫领导。预见,就是战略眼光。
(二)审时度势,着眼全局、考虑长远
前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这前一句话说的是全局性,后一句话说的是长远性。目无全局的将军,即使是暂时争得了一城一地,最终也难免陷入失败的境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者就是因为不懂得着眼全局、考虑长远的大道理,主张“不丧失一寸土地”,反对一切必要的退却,结果造成了全局的失败。而同志懂得“审时度势,着眼全局、考虑长远”这个大道理,因此,他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西安事变”释放,就是审时度势、着眼全局、考虑长远的一个经典案例。
审时度势,着眼全局,考虑长远,要求年轻干部在决策时能仔细、认真地观察、研究现状,正确地估计事物的发展变化趋势,站在全局的高度,以前瞻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
我们强调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重要,并不是对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否定。这里有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全局和局部、长远和眼前关系的问题。
全局,指事物的整体及其发展的全过程;局部,指构成事物整体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
全局是由一个个不同层次的局部所组成,全局制约局部,而局部又影响全局。在局部与全局发生冲突时,要果断地舍弃局部,抓住重点,保证全局。这就是同志所讲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小道理为什么要服从大道理?因为大道理是纲,小道理是目,纲举目才能张。汉朝人桓谭在《新论》中说:“举网以纲,千目皆张;振裘持领,万毛自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打渔时,抓住网上的大绳,网眼就张开了;整理皮袄时,抓住领口一抖,毛就理顺了。
“大道理”就是渔网上的“大绳”,皮袄的“衣领”。纲举目才能张开,持领毛才能齐整。决策中,只有用“大道理”管住“小道理”,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决策的宏观方向。
当然,在局部利益可能导致全局利益失败时,决策者又要高度重视局部利益。
因此,年轻干部在决策时,做出的决策既要能体现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既要考虑局部利益,又要考虑全局利益;既要考虑近期目标,又要考虑长远规划。
年轻干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三)着眼长远的科学预见
预测,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预先准备应对各种可能性的对策。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法国未来学家H·儒弗尔有言:“没有预测,就没有决策的自由。”
决策如何预测,按照《吕氏春秋》的概括,决策时预测的任务主要有三点:
第一,“知始”。就是要预测事情的可行性如何。事情如果可行,怎样开始;如果不可行,及时中止。
第二,“知终”。就是要预测事情的最后结果如何。
第三,“知中”。就是预测事情发展的全过程如何。估计在什么阶段会发生什么新情况,以便预先准备好对策,来确保预定目标的实现。刘备江东娶妻时,诸葛亮给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知中”的最好阐释。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火烧赤壁的故事。故事中,火烧曹营是决策的目标,连环计、苦肉计、反间计则是具体的途径。
要说这决策目标不错,三条计策的途径也非常好。但是临作战的前几天所刮的西北风却不利于决策目标的实现,因为曹营在江北。所以,目标再具体伟大,途径再巧妙也于事无补,必须运用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
诸葛亮的借东风就是对策问题。后人曾作诗评论说:“七星坛上卧龙登,东风一夜江水腾。不是孔明施妙计,哪有周瑜呈才能。”
可见,即使决策目标正确,途径措施无懈可击,但缺少必要的对策,也往往是功亏一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科学预测不是算命先生。它是建立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知识、深入的调查、缜密的分析判断基础之上的。
预测要能见微知著,见一叶而知秋,要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所获得的决策相关信息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
《韩非子·喻老》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楚庄王准备讨伐陈国,便派使者前去侦察陈国的情况。使者侦察后回来报告说:“陈国是不能讨伐的,因为它城墙高,护城河深,积蓄的财物多。”大臣宁国听了他的话,却认为,可以攻打陈国。他向楚庄王分析说:“陈国,是个小国家,而它积蓄的财物却很多。这表明它的赋税重,老百姓一定对国君怨恨不满了。城墙高,护城河深,力肯定疲惫不堪了。此时派兵攻打它,一定能够大获全胜。”庄王接受了宁国的建议,遂夺取了陈国。(原文:楚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其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宁国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焉。)
这里,信息情报相同,但由于见识的高低深浅不同,便得出了截然相反的决策意见。可见,收集的信息要准确、全面,但全面、准确的信息还需要正确的分析。只有正确的分析,才能去伪存真,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出科学的决策来;否则,偏听偏信,或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决策就会失误。
同志堪称预测伟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同志在科学分析敌我力量对比的基础上,科学预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将是属于中国的。他指出:“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同志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是战略的战。
同志对抗日战争所作出的科学预测,为夺取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指导思想基础。(本文节选自《新时代年轻干部必备的七种能力》)
《新时代年轻干部必备的七种能力》
ISBN:978-7-5166-5449-1
刘玉瑛 著
新华出版社 2020年11月
定价:4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