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三十一日(二月三十一日长佩)

大唐奇诡多变的“时世装”，有哪些美妆传奇？

原文作者丨孟晖

摘编丨安也

眉如远山，双鬓似蝉翼一样轻透，一身衣裙也许是锦绣绚烂，也许是轻纱薄罗，但头上花翘微颤，流苏晃荡，配着同样悄荡不已的长佩、裙带、飘带锦帕、荷包……这样的描述往往令人心生向往。在史书中，记录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女性对“美”的仪式感追求。正月戴葫芦，元宵戴灯笼，春天戴花篮，端午戴符袋……武则天的一日妆容变化、林黛玉也着迷波希米亚风的服装混搭。更不要说还有唐代才女的文青之道、宋代后宫的制香秘辛。

古代女性如何营造美的氛围，打造美的风仪？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研究者孟晖说，古代的中国女性深深领悟，美，以及魅力，不仅来自精致的五官与倩丽的形体，不仅借助巧妙的化妆与华美的衣裙，更取决于一个人所能创造的风仪、韵致、氛围，换用今天流行的概念说就 是—气场。韵致，气场，又如何能够形成？古代女性的要旨是，通过暗示，通过施加给视觉、嗅觉、听觉的感受，在旁人的心理上熏洇印记。最值得称道的还有发型，比如唐代崇尚奇诡多变的“时世装”，鬓样的形态也是肆无忌惮，异想天开。

以下内容节选自《美人图》，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美人图》，孟晖 著，中信出版·大方 2021年4月版

梅花妆与辞岁小葫芦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梅花仕女图》，相信任何人看到都会被画面上奇妙的情节打动：在傲寒的梅枝下，一位年轻女子亭亭玉立，一手持镜照向自己的面容，另一手的食指点向她额间的一朵五瓣梅花的花影。如此清雅的画面，可能很难让人想到，它正是一幅用于正月悬挂、喜庆新春的主题绘画。

这幅画巧妙地采用了脍炙人口的“梅花妆”故事：在某一个“人日”——即正月初七，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含章殿的庑檐下小睡了片刻，结果居然有一朵梅花落下，恰好坠至公主的额头上。待公主醒来，却发现这朵落花居然贴在了自己的额头，拂拭不去，直到三天之后才被洗掉。奇迹轰动了整个皇宫，妃嫔宫女们都觉得眉心有梅花影迹的公主实在美丽，于是纷纷用绢罗剪成小花片贴在各自的额头上，由此形成了“梅花妆”。

元佚名《梅花仕女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画的作者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古代职业画家，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一个故事，呈现了正月与二月的固定主题一“春游仕女”与“梅”。此外，故事发生于正月初七，这就更为具体地将画中的时光定位在“春节”。这位画家还在树畔填画两簇水仙，此般娇美花卉是春节时的典型风物，同样给观看者“过年”的暗示。画中还有一个小细节，现代观众很难注意到，也就不容易理解创作者当初的用心一仕女的耳上挂着一只小葫芦耳环。

元始出现了小葫芦形耳坠，并且广为流行。到了明代则形成固定风俗，每一年从腊月二十四日起，女性们都会佩戴各种样式的小葫芦耳环，另外，无论男女，插冠、挽髻的簪钗上也都要挂个小葫芦作为垂饰。葫芦谐音“福禄”，也象征长寿、多子，因此，年年岁末，大家都要佩戴小葫芦做的首饰，或者穿着带有“大吉葫芦”纹样的华衣，以此寄托祈福纳祥的心情。

不过，小葫芦垂饰不管多么精美，也只能佩戴到正月十三日。一旦元宵节来临，耳坠、钗坠都要改为各式小灯笼。所以，对于明清人来说，一看到小葫芦耳坠，就会自然联想到辞旧迎新的日子。

明金玉葫芦形耳坠，上海博物馆藏(摄影：动脉影)

韶光悄随玉步摇

古人喜簪花，是往昔时光的美好记忆之一。然而，不仅鲜花，玲珑小巧的水果也一样会构成女性的鬓边风情。新果初熟之时，选一对并蒂果，亲手做成步摇的垂坠，在唐宋时代，曾是闺中饶有情致的风气。

当一位中国古代女性将形形的头饰装点上云髻之时，步摇是绝对不可缺席的主演明星。东汉刘熙《释名》如此定义：“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也。”因为簪头垂有珠子串成的挂络一或称流苏、挑牌，会随着插簪人的行动不停轻摇，于是名之为“步摇”。历代艺术表现与出土文物中，带有串珠流苏的花簪现影的频率极高，这些步摇在造型、纹样组合乃至寓意上的缤纷多变，灵活无定，显示出中国古人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以及创造上的高度自由、不受拘束。

晋花树状金步摇辽宁省博物馆藏，（摄影：动脉影）

步摇中，最常见的造型为钗头嵌接一只金、玉、水晶的凤、鸾、雁等飞禽，呈展翅翱翔之姿，鸟喙里垂下珠串流苏。金或玉的花朵、云头昂起在钗端，其下悬吊坠饰，也是广受喜爱的流行款式。不过，古代的簪钗取材广泛，简直没有任何约束，匠人们兴之所至，几乎能将一切物件转化成钗花的主题。

唐银凤鸟形簪，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摄影：动脉影）

其中，采用戟、钺、锤等兵器之造型的花簪，大约尤其衬出我们今人在饰物设计上的缺乏胆量，如《儿女英雄传》里就写道，安太太“戴着一枝方天戟，拴着八颗大东珠的、大腰节坠角的小挑（即小珠串）”。此外，僧人使用的带环锡杖，仪仗中使用的挑杆，甚至龙头拐杖、竹杖，也一一化成秀簪，飞上女性们的乌髻。明代定陵甚至出土了以金铸、玉琢的乌龟为钗头花饰的步摇，显然是寓意长寿，乌龟的龟甲以宝石或圆珠嵌就，口内衔着宝石串成的短挂络，憨态可掬。

至于吊在这些千姿百态的步摇钗下的流苏，那就愈加的随心所欲，活泼多趣，成了人们尽情挥洒才气的舞台。突出佳例为现藏首都博物馆的一件清代累丝凤鸟纹步摇，凤喙所衔竟是一只金质鹦鹉笼，笼架上立有鹦鹉一只，足扣金链，甚至不忘将一对鸟食罐分置两旁。试想一位女性的髻侧始终有个袖珍的鹦鹉笼不安分地悄晃，任谁看在眼里，也要被逗得莞尔。

同样迷人的乃是朱家溍《故宫退食录》中所记往事：他的夫人赵仲巽有一位被下人呼为“五老爷”的女性长辈，善于培种袖珍葫芦。有一次结得了一个长仅三分多的小葫芦，赵仲巽就出主意，到玉作坊定制一根竹杖形的碧玉簪，然后由金店打一条赤金绦带，一端以圆环套在小葫芦的腰处，另一端挂于碧玉簪头，由此形成一个带小葫芦坠的独特玉步摇，将苏东坡“杖头惟挂一葫芦”的诗句予以形象化的再现。这则记载可谓显示了传统“高级定制”的雅与奢，顾客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让玉作坊、金店打造只此一件、别无重复的首饰。店家会有各种现成主题提供给顾客，如以飞雁为钗头花，意味着“雁塔题名”，适合夫或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女性主顾。不过，文化修养高、富有艺术才华的人士往往自行设计步摇的纹样与寓意，然后交由珠宝工匠依式巧造。

并且，女性们也不肯完全依赖匠人。她们擅长女红，心灵手巧，所以时常利用各种成本低廉、宜于操作的材料，自己动手串制吊坠，缠挂在簪、钗头上，这样让鬓边风光不断更新，永不呆板。如果一位女性祈求早日生子，往往会将金、玉乃至犀角、玳瑁材质的花钱1挂在钗头，据说这种花钱有“宜男”之兆。清时，北京的花市出售一种红丝球，茶杯大小的球体内涵有一个小铃，女性们就非常时兴买入这种红丝球，然后亲手将其吊在钗头。于是，艳红的球儿在半空晃荡，映得粉面愈加娇艳，同时球中的小铃轻轻发出清响，女性那样行来的时候，一定别有一番风韵。

清簪子，山西民俗博物馆藏（摄影：动脉影）

莫琼树与蝉鬓

在中国古代，女性的妆容中，双鬓曾是极受重视的焦点之一，传统观念认为，造型轻灵娇俏的乌鬓足以最鲜明地传达女性的性感，唤起异性的注意力与兴奋情绪。

因此，女性们也就格外着意于双鬓的塑造，漫长的历史中，乌鬓的形态因而多种多样，幻化灵奇。如果仔细观察古代艺术中保留下来的相关线索，其实很可以为今天的时尚设计增添灵感。

著名的《列女仁智图》便展示了一种奇特的假鬓，是末段为方头的长长一条，大约是绢帛制成，犹如一对飘带轻垂在颊旁，长度约略至肩部而止。妙的是，这一条飘带式垂鬓在向外一侧采用发丝的乌黑色，向内一侧却呈现为截然不同的浅色，故意要让旁人看出这是人工制物。随着女性的动作，这一对垂鬓会晃荡飘飞，于是，内侧的浅色一面时时翻转过来，显露在外，大概就是在刻意寻求如此双色不断变动的游戏感。

到了《女史箴图》中，这种假鬓转变为长长的一缕乌丝，下垂过肩，末段往往形成分绺。《列女仁智图》与《女史箴图》相传为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作品，但原稿的创作年代其实更早，出现于东汉到魏晋时期，因此，这两卷伟大经典中呈现的，乃是东汉时期一直延续到西晋的鬓发时尚。

唐代崇尚奇诡多变的“时世装”，鬓样的形态自然也是肆无忌惮，异想天开。如传为张萱所画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展示了一种不对称的鬓式，即，脸庞的一侧梳出半月形的蝉鬓，另一侧的鬓角则只有短短一绺。不过最奇的当属晚唐到五代时期，从这一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陪葬俑上可以看到，女性流行一种硕大的假鬓，就像一对鸟翼一样对称地撑开在脸庞两侧。其中一些顶部还向后翻卷，令人联想到《妆台记》中曾提到的“翻荷鬓”。如此的假鬓是用何等的材料制成，实在很难猜测。从这种鸟翼式假鬓又发展出一种“丛鬓”，就是将这种假鬓加以缩小，但要做出两三层，如山峦叠嶂一般堆在额头两侧，在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的浮雕加彩绘画面上，可以最为清楚地观察如此“丛鬓”的具体样态。

（传）唐张萱《虢国夫人春游图》细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女性时尚史上，最具生命力的鬓式无疑为蝉鬓，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出现，流行一阵。据传说，蝉鬓最初是由三国时代魏文帝的一位宠妃莫琼树发明，她刻意将鬓发梳成蓬张开来的状态，并且疏薄到半透明，“望之缥缈如蝉翼”，所以得名“蝉鬓”。顾名思义，蝉鬓就是接近蝉翼一样的视觉效果，一方面如同舒展的鸟翅一样，在脸庞两侧撑张成半片轻云，一方面发丝疏朗，让双鬓变得如纱似雾，透过鬓影可以隐约看到其后的景物。因其轻而透的特质，也被称为“云鬓”“雾鬓”“轻鬓”“薄妥鬓”等。

清佚名《仕女图》局部，中央美术学院藏

实际上，时代不同，蝉鬓的样式也变化不定。如传为张萱所作《捣练图》中反映出的中唐蝉鬓式样，就是下垂的末端呈椭圆形。

明清时期的蝉鬓则更为夸张，近乎三角形，斜张开去，当真宛如鸟儿起飞时扬开的双翅，对于这种鬓式，当时有个很形象的称呼，叫作“挑鬓”。

要梳成蝉鬓的形状并且令之定型，当然要靠发胶。古代女性运用生活智慧，从自然界中寻找到多种可以制作发胶的天然材料，可惜见诸文献记载的只有零星线索。例如，可以把白芨添加到头油或水中长时间浸泡，由此让油或水带有黏性。另外，据说明代宫中曾经流行将桑叶捣出汁液，再加入香料，凭之梳理鬓发。

不过，在明代，最为流行的方法是用鹿角菜自制发胶。鹿角菜其实是一种海藻，饱含胶质，将其投入热水之内浸泡一阵，即可融化成粘胶。所以，明时，售卖女性梳妆用品的商铺或货郎都会备有鹿角菜，女性买下之后，将其浸于热水中，就能很简便地制出发胶。梳发时，则以理鬓专用小刷“抿子”蘸上鹿角菜胶，刷到鬓发上：“四个铜钱替我买条红头绳札子个螺蛳，饶星鹿角菜来刷刷个鬓傍。”（明代吴地山歌《烧香娘娘》）到了清代，普遍以“刨花”代替了鹿角菜。所谓刨花乃是指由榆木或桐木上刨下的木质长条，也是由售卖女性用品的商铺或货郎供货，女性买得刨花，自行用水浸泡，便可获得用于梳发整鬓的粘浆“刨花水”。

无论是蝉鬓还是其他鬓式，女性都喜欢在其上粘贴金箔或彩色绢、纸剪制的小花片，让双鬓更加惹人注目。据说，北魏时，高阳王元雍的宠姬艳姿就“以金箔点鬓，谓之'飞黄鬓'”（元龙铺《女红余志》），而一直到了《金瓶梅》的年代，也还曾“拖着一窝子杭州攒，翠云子网，露着四鬓，上粘着飞金”（第二十七回）。宋人笔记中记载，北宋宣和年间曾经流行“鬓撑金凤”的形式；明代宁献王朱权《宫词》中咏及当时宫廷内的妆容风格，也有句云“笑贴鬓钿双飞燕”，可见，贴于鬓上的花饰会制成凤、燕等形象，轻巧玲珑，足以让着意梳就的乌鬓加倍吸引目光。

随着现代生活的开始，中国女性在形象塑造上产生了与历史截然断裂的改变，双鬓的消失便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现象。实际上，东亚女性的眉眼比较细巧，在脸颊两侧塑造一对轮廓分明、造型奇幻的乌鬓，会让旁人在感觉上以为迎面看到的女性面容更为醒目，由此也就更加受吸引，不由自主地加强注意力。因此，古人认为女性的双鬓是性感的最强劲象征之一，自有值得重视的道理。

作者丨孟晖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宫照华

校对丨卢茜

二月二 龙抬头 七百年前的一场误会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都是“龙抬头”的日子，老北京人流行吃春饼，吃炸糕，吃饺子，吃细面。人们还给这些面食取了几个跟龙有关的别名：管春饼叫“龙鳞”，管炸糕叫“龙胆”，管饺子叫“龙耳”，管细面叫“龙须面”。

如今国力强盛，国潮振兴，传统节日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很难给二月初二这个日子安排一个合适的席位。

那么二月二到底属于什么节呢？这就需要我们翻开历史，从这个节日的根儿上捋一捋了。

二月初一的中和节，是唐德宗硬安排出来的节日

我先说我捋出来的答案：二月二最初跟龙抬头没啥关系，该节日萌发于唐朝，设立于宋朝，在元朝碰巧撞上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气，然后才有了“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换句话说，二月二是宋朝就有的节日，龙抬头则是元朝产生的误会。

您要不信，听我慢慢掰扯。

唐朝前期，正月有上元节（正月十五），三月有上巳节（三月初三），四月有浴佛节（四月初八），五月有端午节（五月初五），六月有庆阳节（六月初一），七月有中元节（七月十五），八月有中秋节（八月十五），九月有重阳节（九月初九），十月有下元节（十月十五），十一月有顺圣节（十一月初五），十二月有岁除节（腊月二十九或腊月三十）。一年到头，每个月都有节，唯独二月没有。

唐朝人重视寒食，把冬至过后的第105天定为寒食节。在个别年份，寒食会出现在二月，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事实上，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只有少数几个年份的二月过了寒食节。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二月二十九那天碰巧寒食，白居易还写了一首诗：“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而在此前和此后的几年里，寒食都是在三月里过的，二月通常碰不上寒食，也碰不上其他节日。

别的月份都能过节，二月却很少有这个机会，公不公平？不公平。放到今天，我们一般不会把这个问题当成问题，唐朝前几个皇帝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儿，可是到了唐朝第十个皇帝唐德宗那里，问题就大了，他决定给二月安排一个节日，一个全新的节日。

这个全新的节日并不是二月二，而是二月初一。翻开《旧唐书·德宗本纪》和《旧唐书·李泌传》，我们能找到唐德宗将二月初一定为节日的经过。那是贞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89年，唐德宗在朝会上宣布，要在没有固定节日的二月设立一个固定节日。宰相李泌建议，该节日不妨定在二月初一，取名“中和节”。唐德宗大喜，让李泌帮忙制定中和节的习俗。然后呢，李泌就制定了如下风俗：

第一，休假一天，皇帝赏赐群臣适合在春天穿的单衣，君臣共同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名曰“中和宴”；

第二，百姓用青布做荷包，把往年收获的一些谷物装进去，互相馈赠节礼，然后聚餐喝酒，名曰“中和酒”；

第三，百官向皇帝献农书，百姓祭祀农神，既表示重视农耕，又祝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对于以上建议，唐德宗全部接受。次年（790年）二月初一，他在长安城郊的曲江之畔赐宴群臣，中和节正式开始。多年以后，白居易写诗怀念唐德宗，其中有这么几句：“节表中和德，方垂广利恩。悬知千载后，理代数贞元。”意思是赞扬他设立了中和节，此节将来传承千年，后人都要感谢德宗皇帝。

中和节有没有传承下去呢？答案是肯定的。有没有传承千年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和节确实从唐朝传承到了宋朝，却又在宋朝衍生出一个更新的节日，宋朝人更加看重这个更新的节日，却把中和节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所谓“更新的节日”，指的就是二月二。

宋朝人觉得二月初一不吉利，就改到了二月初二

我们来看宋朝文献是怎么记载的。北宋风俗宝典《岁时杂记》写道：“皇朝中和节唯作朝假，不休务。”宋朝君臣过中和节，只是不上朝，百官还要照常办公。南宋风俗宝典《武林旧事》也写道：“二月一日谓之中和节，唐人最重，今唯作假，乃进单罗御服，百官服单罗公裳而已。”唐朝人最看重二月初一中和节，而宋朝仅停止朝会一天，皇帝和百官在这天换掉冬装，改穿春装，以此度过此节。

在宋朝，中和节只是象征地过一下，到了次日二月二就不一样了，过得非常隆重。有多隆重呢？《宋史·礼志》《宋会要辑稿》《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多种文献都有描述：首先，地方高官和臣服于大宋的各个藩国都要向皇帝进献“金银挑菜器”；其次，后宫嫔妃集体去御花园里“挑菜”，然后皇宫里会举办一场规模宏大的“挑菜宴”；最后，市民集体出城“挑菜”。

什么是“挑菜”呢？其实就是挖野菜。什么是“金银挑菜器”呢？就是用黄金和白银打造的小铲子、小剪子、小刀子，这是群臣和藩国献给嫔妃们的挖野菜工具。至于“挑菜宴”，则是宋朝皇帝、皇子、嫔妃和皇族亲贵们在二月二晚上举办的野菜宴会和有奖竞猜——皇帝将野菜标签摆出来，让大伙猜席上的佳肴分别是用哪些野菜做的，猜中有奖，猜不对则受罚。

跟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相对富足，皇家和普通市民都没有沦落到要靠挖野菜充饥的地步，而举国上下之所以要在二月二这天“挑菜”，主要是图个乐呵。大伙都在屋里憋一个冬天了，好不容易春暖花开，野菜青青，挖野菜等于放风，吃野菜等于尝鲜。于是在宋朝，二月二被称为“挑菜节”，这是一个通过挖野菜来狂欢的盛大节日。

除了挖野菜，宋朝人在二月二还有别的活动。成书于元朝的生活手册《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记载，宋朝方士提出“本命日”概念，像一月初一、二月初二、三月初三、四月初四、五月初五、六月初六、七月初七、八月初八、九月初九这类日子，都叫做本命日，都是适合祭神祈福的日子。二月二既是挑菜节，又是本命日，所以挖完野菜正好祭神。怎么祭呢？用荠菜的嫩叶做菜吃，用不能吃的荠菜梗烧成灰，撒到床底下，撒到院子里，据说这样就能防止蚊蝇滋生，防止蛇鼠猖獗，防止蜈蚣和蝎子出来蜇人。

说到这里，聪明的读者朋友可能已经联想到，现代人过二月二，曾经也有类似的仪式。北京民谚有云：“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二月二那天用蜡烛照房梁，希望能赶跑毒虫。而在我的老家豫东平原，二月二要用棍子敲打房梁，要把草木灰撒到房子四周，前者是为了灭老鼠，后者是为了赶走蛇虫鼠蚁，保佑全家平安。我们不难推想，这些仪式是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朝。

问题是，唐朝已经把二月初一定为节日，宋朝人干吗不在二月初一挖野菜和赶毒虫，干吗非要选择二月初二呢？这又跟宋朝的历法和星相学有关。宋朝不仅有阴历（也就是今天说的“农历”），而且有阳历（类似于通用的“公历”），前者根据月亮圆缺周期推算，后者根据太阳运行周期推算。在阴历中，宋朝人特别讨厌“朔日”和“晦日”，也就是农历每月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为啥？因为这两天不可能看见月亮。用《宋史·天文志》的说法：“是为阴胜阳，其变重，自古圣人畏之。”阴气最重，胜过阳气，对人不利，自古圣人都畏惧。二月初一是什么日子？朔日。朔日阴气重，所以不宜过节，所以改到二月初二再庆祝。

那么问题又来了，正月初一也是朔日，为啥可以在这天庆祝新年呢？因为这是早在西汉就已经定型的传统，历朝历代都这么庆祝，宋朝不可能再改。但在庆祝新年的时候，为了祛除所谓的阴气，宋朝人不得不放鞭炮、贴门神、贴春联，钉桃符（桃符是钉在大门口的两根桃木橛子，并非春联，也不是春联的前身）。他们过除夕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除夕都是在腊月最后一天，属于晦日，阴气也很重。

现在我们可以做个小结：二月里本来没有节日，唐德宗将二月初一定为节日；宋朝人觉得二月初一不吉利，所以把节日改到了二月初二。这就是二月二的来历。

不太明白历法的元朝人，把二月二跟龙抬头画了等号

二月二，龙抬头，这“龙抬头”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其实，龙抬头原本只是古人对惊蛰的俗称，跟二月二没关系。

二十四节气，惊蛰排第三，属于春天的节气。用公历推算的话，惊蛰非常规矩，每年不是在3月5号，就是在3月6号。如果用农历推算，惊蛰就会跑来跑去，有时候在正月，有时候在二月，有时候在三月。但不管在哪个月，古人都认为惊蛰这天非常重要，认为它是阴气衰落、阳气上升、春雷乍动、万物复苏的日子。惊蛰一到，那些在地下冬眠的动物就会苏醒，传说中的龙也会苏醒。所以，惊蛰就等于龙抬头。

苏东坡的好朋友刘敞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是“池上龙蛇惊蛰起”，意思是龙和蛇在冬天沉睡，直到惊蛰才会抬头。南宋前期，诗人张元干也写过一首诗，专门说惊蛰：“老去何堪节物催，放灯中夜忽奔雷。一声大震龙蛇起，蚯蚓虾蟆也出来。”意思是那一年惊蛰在正月中旬，元宵节的花灯刚挂出来，恰好惊蛰，春雷一声，万物复苏，龙啊蛇啊蚯蚓啊青蛙啊就都跑出来了。

苏东坡晚年有一个死对头，名叫刘挚，在二月二挑菜节写了一首诗：“江乡春值闰，二月似深冬。雪湿妨挑菜，雷寒未起龙。”那一年是农历闰年，闰正月，春天特别晚，到了二月还像冬天，野菜没有露头，惊蛰没有来到，二月二无法挑菜，沉睡的龙尚未抬头。您瞧，当时二月二并没有龙抬头，惊蛰才是龙抬头的日子。

二月二到什么时候才跟龙抬头划等号呢？得等到元朝。元朝文献《南村辍耕录》有记载，至元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294年，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半都碰巧赶上了“本命日”：正月初一立春，二月初二惊蛰，三月初三清明，四月初四立夏，五月初五芒种，六月初六小暑，七月初七立秋，八月初八白露，九月初九寒露，十月初十立冬，十一月十一大雪，十二月十二大寒。正是因为这年二月二碰巧惊蛰，所以元朝人碰巧在二月二这天庆祝了龙抬头，这就是二月二跟龙抬头画等号的开始。然后呢？对历法半懂不懂甚至一窍不通的绝大多数元朝人就误会了，误以为二月二就是龙抬头。这样一来，用不着推算节气，用不着去查每年的惊蛰到底是在哪一天，只要到了二月二，就说龙抬头，简单粗暴，相当省事。

坦白讲，用简单粗暴的固定日期来代替繁琐的历法推算，并不是元朝人的专利。举例言之，汉魏隋唐时期都重视上巳节，上巳本来是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可是老百姓不懂什么天干地支，很难算出三月上旬的哪一天才是巳日，所以从魏晋开始，官方干脆直接将三月初三定为上巳。再比如说，宋朝官方将立春过后第五个戊日定为春社日，让老百姓在这天祭祀土地神，这就更加难以推算了，怎么办？北宋后期，北方百姓干脆自己规定三月初三就是春社日，而南方百姓则将二月十五定为春社日。

我们继续说元朝。前面不是说嘛，正因为公元1294年惊蛰碰巧撞上二月二，所以元朝人就将二月二与龙抬头捆绑起来，从此一直都在二月二庆祝龙抬头。关键是他们怎么庆祝呢？元代北京风俗宝典《析津志》有记载：“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二月二那天早起，各家各户来到公共水井旁边，用石灰画白道，一直画到自己家里。

看到这段记载，我想起我小时候在豫东农村，二月二也是起一个大早，去村里南街那口大井边画线，一直画到我们家院子里。不过我们用的不是石灰，而是草木灰。父母说，井就是龙睡觉的地方，二月二龙抬头，龙要醒了，把龙气引到家里，就等于把财气引到了家里。

全中国的二月二，节令食品天差地别

我是河南开封人，明封也有一本风俗宝典，名叫《如梦录》。据该书记载，明朝开封人到了二月初一要祭拜太阳，到了二月初二要庆祝龙抬头。庆祝方式是这样的：“延客，吃龙须面，节礼送面及果品肉菜之类。”家家请客，以龙须面为主食，互相馈送龙须面、干果、肉和蔬菜。

关于明代二月二的习俗，另一本文献《五杂俎》记载更详细，北方人除了吃龙须面，还要“以灰围室，云辟虫蚁，又以灰围仓，云辟鼠也”：在房子外面撒一圈草木灰，据说可以杜绝蚊虫和蚂蚁，在粮仓外面也撒一圈草木灰，据说可以杜绝老鼠。

再看清朝。清朝末年，满洲亲贵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描写北京风俗，对二月二的论述如下：

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

富察敦崇当过大官，但学问不精，错把二月二当成了中和节。实际上，中和节是二月初一，并非二月初二。但他后面几句比较靠谱：清代北京人过二月二，要吃春饼和细面，将春饼叫做“龙鳞饼”，将细面叫做“龙须面”；女生在这天也会停止针线活儿，以免不小心扎到刚刚睁开的龙眼睛。

中国很大，历史很长，在不同的时空里会衍生出不同的习俗。都是过二月二，节令食品天差地别，有的地方吃春饼，有的地方吃卤肉，有的地方吃龙须面，有的地方吃荞麦面，有的地方吃龙蛋（红皮鸡蛋），有的地方吃龙糕（年糕），有的地方吃芥菜米饭，有的地方吃火煨粽……在我目前居住的城市开封，则流行吃炒凉粉儿：将红薯凉粉切成小块儿，配蒜苗和豆瓣酱同炒，完了用烧饼夹着吃。

如今开封有一句民谚：“二月二，吃凉粉儿。”用北方儿化音去读，挺押韵的。但是细究起来，这句民谚的产生时间恐怕很晚。红薯并非中国原产，它是明朝后期传入中国，直到清朝后期才传入河南，而要到最近几十年，炒凉粉儿才成为开封街头的常见小吃。英国史学家Eric Hobsbawm写过一部史学名著《被发明的传统》，此书考证发现，许多看似悠久的传统，都是在不久以前被少数人发明出来的。所以我一直怀疑，二月二吃凉粉儿的开封传统也是不久以前被发明出来的，发明者可能就是卖炒凉粉儿的小贩。

传统是被发明的，这话听起来很不“政治正确”。但是回头再想想，已经消失的中和节不就是在唐朝发明的吗？仍然兴旺的二月二不就是在宋朝发明的吗？二月二龙抬头不就是七百多年前因为元朝人的一场误会而偶然发明出来的吗？

前人发明，后人享用，即使我们知道二月二原本和龙抬头没啥关系，也不影响我们继续在二月二庆祝龙抬头。没别的，图个热闹、开心而已。

文并供图/李开周

【原耽推文】长佩| 都市年上甜宠小说《纯真丑闻》by卡比丘

书名 : 《纯真丑闻》 作者：卡比丘

状态:已完结 视角: 主受

内容标签: 都市 年上 甜文

徐升(攻)*汤执(受)

推荐指数: ★★★/(满分五星)

剧情梗概:

攻和受初认识是因为攻妹妹​臆想受是自己多年男友并强烈要求要和受结婚，攻为了弥补妹妹便对受提出“只要你和我妹妹“结婚”(虽然是真结婚，但结婚后就把妹妹送去治病只是为了完成妹妹愿望)，我就帮你妈妈翻案”的条件，受为了可以和妈妈在外面团聚就同意了攻的要求。

两人对彼此的初印象都不好，攻看受长的绮丽就认为受轻浮又便宜，受则觉得攻高傲自大。两人的交际并不多前面只是单纯你拿钱我办事，直到受和攻妹妹结完婚的第二天妹妹在去医院的路上出了车祸连同攻的助理也受了很严重的伤，攻身边无人可用攻舅舅又想往攻身边安插人手，攻紧急之下便让受充当自己的助理，两人也因此有了多的相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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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处时攻有许多看不上的受的地方，可目光却又总被他吸引。在一次醉酒后两人发生了关系，攻还脑补出受深爱着自己，但这其实只是受为了母亲的顺从。攻想着受对自己的喜欢也忍不住对受关心起来，而受逐渐也在攻的关心中喜欢上了他，可因为攻之前的行为让受不敢信攻是喜欢自己的只认为自己是他的消遣。从此两人开始漫长的“我觉得你喜欢我，我不敢喜欢你”的暧昧阶段，直到攻意外听到受和他人的谈话攻才意识到受其实是不喜欢自己的，攻很伤心可他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攻虽然知道了受不喜欢自己，可他又控制不住想受的心便多次找借口和受见面，最终在受问他的订婚问题的时候两人才解开误会，知道了两人其实是彼此相爱的。

本文有女配，攻​前面遵循外公的意见和家世相同的女孩相亲订婚，在相通自己爱上受后取消了订婚。

【乌云评】本文是真·慢热文，两人进度那叫一个迟缓，尤其是临近结尾的地方 明明是彼此喜欢的却都不说看的我着急死了。不过也真是因为慢热，本文逐渐加深两人的感情所以当两人在一起后有种水到渠成的感觉。总的来说作为一个恋爱小甜饼它在我这儿是够格的，含糖量也刚刚好，推荐还没有看的姐妹去看看～

三星原因​: 本文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展开写，结尾也结的猝不及防，尤其是攻的妹妹那儿我真的十分想知道她最后怎么样了。

对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本文有的对话/内心活动中 主角都​说自己的名字而不是说我，所以在看的时候稍不休息我就会读错意思了。

↑​以上只是个人想法仅代表自己，欢迎姐妹们在评论区说自己的想法呀

穿越时空的文化图谱，195件禁止出境文物系列（4）朝代篇（下）

文博时空 作者 刘畅等 “文明”形成于文化的发展，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一的幸存者，具有延绵不绝的历史和文化，这从耳熟能详的《朝代歌》就可以看出：

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195 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独有千古，将 19 个朝代“收进”博物馆里，陈列在中华大地上；将历史沿革和文明辉煌记录在文字里，书写在国人记忆中。

三足鼎立·三国

（公元 220 年－公元 280 年）

分为曹魏、蜀汉、东吴三个。公元 220 年，曹丕篡汉称帝，定都洛阳，国号“魏”，史称曹魏。次年刘备称帝，定都成都，史称蜀汉。公元 229 年孙权称帝，定都建邺，国号“吴”，史称东吴，至此三国正式鼎立。三国时期的“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等代表性文物，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朱然墓出土漆木屐

三国 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三国争雄，时局动荡。相对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中原地区，江东（今长江下游江南一带）的环境显然更加温和。有利于文明的保存与发展。东吴大将朱然的知名度并不算高，且其有过“擒关羽”的故事，人们出于对关公的信仰导致对其故意贬低，因此朱然在后世演义小说中的形象也不太正面，《三国演义》甚至虚构他在夷陵之战中被赵云一枪刺死。但实际上，朱然却是吴国后期最为德高望重的将军，一生屡立战功。他出身东吴豪族，少时曾为孙权同窗好友，北抗曹魏，西拒蜀汉，最终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在东吴军界是仅次于陆逊的二号人物。朱然于赤乌十二年（249 年）去世，享年 68 岁，孙权为之素服举哀。朱然墓受过盗墓者的盗扰，但依然保存了 140 多件随葬品，包括漆器、木器、青瓷、陶器和大量铜钱。

木屐于汉代、魏晋时代盛行于中国。比如登山之际，李白为了追慕东晋大文学家谢安，便穿着谢公屐登山，谢公屐说的就是此种质地坚硬的木屐。在三国孙吴漆木屐没有出土以前，一般认为漆木屐是日本人最早发明的，此物的发现向世人展现了 1700 年前中国木屐的实物，也证明了中国 2 世纪前后就已创造了发达的漆工艺。日本人引以为国粹的“木屐”根子在中国。

朱然墓出土贵族生活图漆盘

三国 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漆器在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并在上层社会中流行，这件作为陪葬品的贵族生活图漆盘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食器，其为木胎制成，色彩为黑红二色，盘上共绘有 12 个人，有骑马人，有对镜梳妆人，有宴兵图，还有跪坐宴饮人。文物专家称赞，工匠用笔简练，以流畅的线条描绘出贵族生活的闲适惬意。盘中用色讲究，层次清楚，完美地表现了三国时代吴地漆器彩绘的高超工艺水准。

吴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

三国 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漆盘中所描绘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北方时，过齐国时遇到喜欢自己所带剑的徐君。季札归来时，望着的逝去徐君的坟墓，空有良剑，不见故人，为解思念之苦，于是系剑亡人树上，仿佛冥冥之中，地下的徐君已与他共享了拥有良剑的快乐。无名的漆工用独特的技艺将这段深情默然的故事，描绘得活灵活现。

吴皮胎犀皮漆鎏金铜釦耳杯

三国 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

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犀皮漆器实物，鎏金铜釦的装饰，又进一步添饰了它的奢华度。在古代，耳杯也被叫作“羽觞”，在东晋永和九年(353)的兰亭雅集中，王羲之、谢安等六朝风雅的顶级代表在赋诗时所采用的工具，便是这小小的羽觞。把羽觞放在流动着的弯曲水道中，大家各自席坐于水畔，载着酒的羽觞飘到了谁的跟前，就由谁来作诗一首，这就是所谓“曲水流觞”了。上巳节曲水流觞习俗的出现，大概是在东汉至西晋之间，在此之前的羽觞耳杯，往往被用在颇为正式的宴乐场景之中，与黄钟大吕之声相伴。把盛酒羽觞放在曲水之中，如同小舟一般随波漂流，让微风与水流两大自然之力，去协同决定轮谁赋诗喝酒，是魏晋之世方能达致的风雅与不羁，也是魏晋之世在一番乱离之后，方能悟彻的觉醒与超越。

吴“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

三国 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5 年于江苏省南京赵士岗吴墓出土。其实当时在发掘该墓的时候还出土了其他随葬品，这件虎子并不亮眼。可在专家们清理这批文物的时候，却发现了它的亮点。它的身上刻了“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等字样。“赤乌十四年”这是东吴大帝孙权的第四个年号，师袁宜是当时的制陶名家，他技艺高超，瓷制品卖价高昂。

《词源》中关于虎子有 3 个解释：一是指很勇猛的儿子，二是夜壶，三是盛水的容器。专家认为应是盛水的容器。虎子上的铭文清晰告诉我们它不仅是目前纪年铭文古瓷中时间最早的器物，而目还是当时的名家制作，文化价值非常高。

吴“永安三年”款青釉堆塑谷仓罐

三国 故宫博物院

这件谷仓罐的肩部塑贴灵龟驮碑，碑上刻“永安三年时富且洋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万岁未见英”24 字。其中“洋”即\"祥”，“意”即“亿”，“英”即“殃”。“永安三年”即三国吴永安三年(260 年)。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浙江绍兴三国墓出土。东汉时期流行厚葬，三国时江南受战争影响较小，孙吴一直受到豪强大族牵制。世族用逐步成熟的青瓷来模仿人间的庄园，将他们的幸福生活微缩到谷仓罐上。东晋后，随着大批中原士族迁入南方，中原墓葬礼仪取代了当地习俗，谷仓罐也就退出了历史。因此，谷仓罐是汉晋时期浙瓷最具有代表性的器型之一，故宫的这件谷仓罐就充分展现了 1700 多年前江南吴地的庄园场景。

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

三国 南京六朝博物馆

1983 年，南京市雨花台区长岗村建设施工时发现一片六朝墓地，墓主人不清楚。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市博物馆于 1983 年至 1985 年配合施工进行考古发掘。其中五号墓保存最为完整，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即出土于此墓。

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彩绘中的异兽、羽人、飞鸟等均与中国古籍《山海经》和《抱朴子》记述的怪异有关。这些神话传说中的大量奇闻异事、神兽怪物，不少也是道教徒崇拜的对象。该双系壶所处的东吴末期，正是佛教东传，渐入中原大地，传播日盛，道教影响渐微之时，道教在未完全失势的情况下，尽力扩展自身在社会的影响，反映了“登正”、“灵魂升入天堂”的思想。

旧时王谢·晋朝

（公元 266 年—公元 420 年）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统一后占有蜀汉、孙吴疆域。东晋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北界主要在秦岭淮河一线。晋朝为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方面有新的发展。两晋文化走向多元发展，是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

西晋神兽纹玉樽

晋 湖南省博物馆

1991 年出土于湖南安乡黄山头林场南禅湾西晋刘弘墓，是东汉玉雕工艺的代表之作。刘弘(公元 236-306 年)，字和季，西晋名将。一身正气，学识渊博，有治世之才，颇有威名，官封荆州刺史、侍中、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车骑大将军，爵封宣城公。为官期间，力举贤能、重修水利、体恤下情，深受百姓爱戴，死后谥号“元”，给予最高的尊崇，并追赠新城郡公。

樽是温酒器，最早为青铜制造；两汉时期主要制作玉樽，仿青铜樽式样。东汉开始，道教盛行，人们崇尚神仙道术，祈求长生不老，一些玉器也以此为背景创作而成。

陆机《平复帖》卷

晋 故宫博物院

《平复帖》是西晋时期文学家、书法家陆机（261 年－303 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札。友人的身份说法有三，一说是帖子里提到的“彦先”，即贺循，二说是亲友顾荣，三说是华亭同乡。因信中有“平复”二字，所以称《平复贴》。陆机写此信时正值寇乱之际，朝代更迭、政治混乱、兵祸连年；信中提到朋友夏伯荣因寇乱阻隔，没有消息。

《平复帖》在历史上流传有序，入过宋内府，卷前有宋徽宗赵佶用泥金笔书“晋陆机平复帖”书签；也曾被民间藏家家藏，有清代书画收藏家安岐鉴藏印记；后入清代皇族流传，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䜣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溥儒为筹集亲丧费用，将此帖待价而沽；张伯驹以巨金购得，1956 年捐献给国家。

西晋青釉神兽尊

晋 南京博物院

1976 年，西晋青釉神兽尊出土于江苏宜兴县（今宜兴市）周墓墩 4 号墓，它是西晋平西将军周处的家族墓群，周氏是西晋江南大门阀士族，4 号墓有永宁二年(302)年号和“关内侯”铭文砖，可能是周处父周鲂墓。系明确纪年墓出土。同年入藏南京博物院，是南京博物院十件国宝级文物之一，为浙江越窑的产品，1993 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西晋青釉神兽尊的器底外部所刻“东州”二字，罗宗真先生认为可能是地名（或窑名），但不敢肯定。“东州”二字虽尚需深究，但此青瓷尊文物考古界普遍认为是宜兴本地烧造，代表了当时最高的青瓷工艺水平。

王珣《伯远帖》卷

晋 故宫博物院

王珣（349 年－400 年）是东晋书法家王导之孙，“书圣”王羲之的远房侄子，从小耳濡目染练习书法。晋孝武帝在位期间（372－396 年），谢氏家族中谢玄、谢安是当时的权臣，王珣作为谢家的女婿，官场颇受庇佑，仕途一帆风顺。后来王谢二族交恶，谢安想将王珣调至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赶出都城南京。王珣心中十分郁闷，写信给当时任临海（今浙江台州）太守的堂兄弟王穆（字伯远），向他倾诉自己心中愤懑和不满。这就是《伯远帖》的由来。

此帖流传有序，曾经北宋内府收藏，原有宋徽宗赵佶题签和宋代章清题跋，但已在明清之际被人割去；后经过明清时期民间收藏家递藏，清乾隆十一年（1746 年）收入清内府珍藏。1911 年以后至 1924 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带出宫，后流散在外。1951 年从香港购回，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民族融合·南北朝

（公元 420 年—公元 589 年）

西晋灭亡以后，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羌、氐、羯。十六国其实有 20 多个国家，其中实力比较强劲有 16 个。十六国之一前秦瓦解后，曾经被前秦所灭的代国（拓跋鲜卑）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 420 年，刘裕篡夺东晋的帝位，以宋为国号，史称“刘宋”。南北朝对峙的格局由此开始。

南北朝时我国与中亚、西域诸国往来较多，关系比较密切，因此，西域的一些装饰图案如联珠纹、忍冬纹等就出现在织物上，成为一种常见的纹饰，西域人物也成为常见的装饰题材，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我国中原地区和西域少数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背景。

竹林七贤砖印模画

南朝 南京博物院

1960 年 4 月在江苏南京西善桥宫山大墓出土。关于制作者有三种说法：一说认为是顾恺之的原作。该画与摹本《女史箴图》《洛神赋图》风格相似，且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顾恺之生前曾画过“七贤”，还画过“阮咸”和“荣启期”画。

一说认为是戴逵的原作。戴也曾画过“七贤”，而且还得到顾恺之的好评，顾说戴画“嵇生一象佳，其余虽不妙合，比以前竹林之画莫有及者”。

另一说认为是陆探微的原作。《宣和画谱》卷一中说“陆探微平生所画者，多爱图古圣贤像，不为无意”。而且陆生活的年代约在东晋末、南齐永明三年（485 年）以后，与南京西善桥墓和丹阳墓的年代相接近，画风也相似。

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

魏 山西大同市博物馆

1965 年冬，山西大同的石家寨，几名村民在打井时意外发现了一块块刻着文字的灰砖，于是连忙将此事向上汇报。随后考古队对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可当众人挖开墓道后，专家们却惊讶地发现，古墓竟然有盗墓贼留下的痕迹。抱着沉重的心情，众人走进了墓室，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石床，雕饰精美，极为华丽。就在这时，有专家突然指着地面惊呼道：“怎么有血？”众人小心翼翼地走近一瞧，才知这些鲜艳的红色，是一面面木质的漆画。

漆画上面绘有多幅人物故事画反映了当时北魏的社会生活。从保存较好的两段看，彩绘人物故事大多取材于汉代刘向所著《烈女传》等文献，可见作为朝廷重臣的司马金龙死后仍将帝王、忠臣、孝子、烈女等相伴左右，不忘喻世教民之责，他以晋室之国姓而眠于北魏御河之畔，其错综复杂的身份背景之下是魏晋民族大融合的炽烈火焰，而这一抹灼热的鲜红色也的确完好无损的保存了 1600 多年，至今仍在漆屏光亮如新的表面上跳动。

北魏刺绣佛像供养人

魏 敦煌博物院

这件文物是北魏王族供奉在佛祖前的正方形经幡，最早存于北魏前期都城平城的家庙中，后来被带到了敦煌，供奉在莫高窟的某个佛像前作为施主的供养品，同时也用作进行讲经说法等宗教活动时的用品。大约在盛唐时期，刺绣因年久而损坏。当时莫高窟第 125、126 窟正在修建，按处理损旧佛教用品的传统，人们将残损刺绣塞入山崖的石缝中，并用土埋上，后来这件刺绣又被流沙所覆盖。

1965 年考古人员在敦煌第 125、126 窟前进行清理发掘，终于这些刺绣残片得以进入今人视野。根据刺绣最下方的供养人名讳和发愿文——“广阳王慧安（元嘉）造”判断该绣品年代为公元 487 年。

鸭形玻璃注

周 辽宁省博物馆

1965 年，鸭形玻璃注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冯素弗，长乐信都（今河北省冀县）人，是鲜卑化的汉人，十六国时期北燕宗室大臣，其兄为北燕天王冯跋。尽管北燕只有 28 年的历史，但冯跋是位贤明的君主，冯素弗是位称职的宰相，一人主政时，勤俭节约，一心为民，在他们的带领下，北燕一扫前朝颓势，发展十分迅速。

冯跋眼光长远，在位期间注意到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便将女儿乐浪公主嫁给了柔然首领斛律，建立了稳固的和亲关系，从而使丝绸之路上得来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北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件来自古罗马的鸭形玻璃注经丝绸之路来到北燕皇宫，被冯跋视若珍宝。

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

北齐山西博物院

娄睿墓以及墓内壁画的发现颇具戏剧性。该墓早年曾被盗掘，且墓主人被误传为斛律金。

1971 年，当地村民为改扩良田，一度将娄睿墓挖开，后叉填埋好。1979 年起，考古专家和文物工作者对该墓进行的发掘清理，证实为北齐东安王娄睿之墓。这幅壁画所描绘的就是娄睿出行时的盛大场景，整幅图画面层次分明，构因新颖，人物生动，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技法娴熟，堪称中国绘面史上的精绝之作。

娄睿（531-570 年）是当时东魏北齐间的权臣、怀朔镇勋贵，其人才能平平，又贪图财色，时评不佳，但是依靠元勋功臣和姻亲关系成为当时的显贵，官累至一品，位于官僚体系的最高层，又短暂地掌握过“尚书并省”的至高行力。

娄睿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南郊区王郭村西南，发掘于 1979 年至 1981 年。娄睿墓的墓道壁、甬道壁和墓室壁上均绘有壁画，共有71幅，壁画色彩鲜艳，绚丽多姿，内容丰富，绘画技术精湛。墓内出土随葬品丰富，制作精美。娄睿墓墓主明确、纪年清楚，是研究北齐历史、文化、绘画的重要标尺。

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

北朝 河南省博物院

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为北朝安阳相州窑所烧，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白瓷器之一。1971 年春，河南省博物馆对当地群众在农田基本建设时发现的一座北齐武平六年（575 年）范粹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为出土文物之一。

范粹（549-575 年），字景纯，边城郡边城县（今河南省光山县）人。北齐将领，征战四方，颇有功勋，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北齐武平六年，病逝于邺城天官坊，时年二十七岁，追赠东雍州刺史、太仆卿。

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

北朝 中国国家博物馆

1948 年出土于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封氏墓群共有四件莲花尊，有两件为北齐或隋初随封子绘夫妇入葬，另两件年代较早，可能为东魏甚至北魏末年入葬。封隆之（北魏、东魏大臣）、封子绘（北齐开国功臣）父子爵位相袭，且在高氏（高欢，东魏权臣，北齐王朝奠基人）政治集团中地位显赫，这四件莲花尊更可能是封氏父子而非其女眷的随葬品，即分别为东魏武定三年（公元 545 年）之后不久和北齐河清四年（公元 565 年）埋入的。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寨里窑可能是莲花尊的产地之一。

红地云珠日天锦

北朝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3 年出土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一号大墓封堆2号陪葬墓中，热水一号大墓因传说和外形被当地人称为“九层妖塔”。都兰在历史上曾是吐谷浑古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址，迄今都兰地区已发现有上千座至少有 1500 年历史的古墓，尤其都兰县热水乡内有一大型唐代吐番墓葬群，共有吐番墓 200 余座。除了红地云珠日天锦外，吐番墓内还出土了大量完好的丝织品。

红地云珠日天锦属唐代早期吐谷浑王室，样式新颖，生动地反映出了唐朝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吐蕃征服吐谷浑后，至少在 676 年之前设立军政机构“青海节度衙”，派驻吐蕃大论并联合吐谷浑王室，管理被征服民族，统辖进入该地区的各千户的行动，征发赋税、差役以及对外作战。吐谷浑王室直接参加甚至多次领导吐蕃的对唐战争。

日天，又作日神、日天子。佛教经典中，日天为观世音菩萨之变化身，居于日宫中。日宫为纯金之宫殿，能放身光照四天下。后世密教以日天为十二天之一。其形像为赤肉色，左右手各持莲华，着天衣，乘五马车，左右各有天后侍坐。此锦幡上日天图案，应是用来显示佛菩萨降魔之威德。

方格兽纹锦

北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上面的牛、狮、象纹样是富贵、吉祥和地位的象征。在佛教盛行的时代，它可能作为教徒的一件信物。

1968 年，北朝方格兽纹锦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 99 号墓出土。阿斯塔那古墓群占地约 10 平方千米，分属晋至十六国（高昌郡）、麹氏高昌、唐西州三个时期，依姓氏家族分区埋葬。在晚清之前，这里便有盗贼时常光顾，但规模较小。20 世纪初，阿斯塔那古墓群遭到英国的斯坦因、俄国人科兹洛夫、德国人勒科克、日本人桔瑞超等盗劫。

承前启后·隋朝

（公元 581—公元 618 年）

隋朝历时甚短，立国仅 39 年即亡，但它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大运河，任用异族人才等等为大唐盛世的开创打下了基础。在陶瓷史上，隋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隋以前烧瓷窑场主要都集中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北方的窑场极为稀少，入隋以后，南北方瓷业才开始了飞跃性的发展，窑场及其烧制的瓷器明显增多，各种花色、风格、样式的瓷器开始呈现，形成各竞风流的局面。至唐代，北方构成了以刑窑为代表的白瓷体系，南边则有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体系。

展子虔《游春图》卷

隋 北京故宫博物院

隋朝画家展子虔创作的绘画作品，绢本、青绿设色。画上有宋徽宗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该图入清后一直被收藏于清内府。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

该幅名画在末代皇帝溥仪出逃时流落东北民间，最后由张伯驹转让给了故宫博物院。

隋绿玻璃盖罐

隋 中国国家博物馆

李静训活着的九年是隋朝盛极的九年。彼时，隋朝完善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初步确立了科举制，减少管理层级，简化官制，建立了相应的奖惩制度，开创了被后人称为“开皇之治”的繁荣时期。李静训的外祖母名杨丽华，是南北朝时期北周宣帝宇文赟的皇后，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女儿。李静训的母亲宇文娥英是杨丽华的女儿，父亲则是光禄大夫李敏。李静训从小便深受外祖母宠爱，一直被抚养在宫中。大业四年夭折后（公元 608 年）厚葬葬长安城内的万善尼寺。

李静训去世的第二年杨丽华也因病去世，临终前向杨广嘱咐要善待自己的女儿宇文娥英。可是最终，宇文娥英和盛极一时的李氏家族还是死在杨广手里，在李静训去世后的十年，偌大的隋朝轰然倒塌。

墓葬石椁石棺雕制精美，随葬大量金银玉器和瓷器、玻璃器等，琳琅满目，宛如微缩的人间繁华，是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墓中随葬了大量珍宝，绿玻璃盖罐便是其中之一，供陈放香水专用。

隋绿玻璃小瓶

隋 中国国家博物馆

李静训墓发掘出土了 24 件玻璃制品，包括杯、罐、扁瓶、无颈瓶、管状器、卵形器、小珠等，器类较多，年代明确。隋绿玻璃小瓶以绿色玻璃制成，瓶虽不高，但器物壁极薄，晶莹玉润，色泽透亮，且不同部位深浅变化不一。

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

隋朝 现藏天津博物馆

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为隋代的盛水器。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这种器形是隋代新出现的，从南朝双柄单腹瓶变而来，造型华贵新颖，属贵族使用的上品，常在贵族大型墓葬中出土。双平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并。”由此得知，这个瓶子的名称应为“传瓶”。是隋代创新的器型，成为隋代稀有的瓷酒器精品。同时，单颈双腹，饰有捏塑双龙形柄的器型，体现出隋代的龙注重将龙的形象同器具的实用功能结合起来。自南北朝，佛教大兴。佛教以造像与图绘吸引民众皈依，通过感性的形象宣扬佛理成为一时风尚。用这一视角来看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传瓶中的两个瓶子空空相连，很似佛法，尤其是后来禅宗心心相传的状貌。

万国来朝·唐朝

（公元 618 年－公元 907 年）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代诗人王维曾纵情赞叹“万国来朝”时的华美景象：如同营建在九天之上的宏伟宫殿，缓缓打开层层宫门时，散落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派遣穿着精致华丽衣裳的使者，一同聚集在大唐的荣光之下。多元化的文化风貌造就了唐朝文物如星辰般璀璨、如骄阳般永续。仅以唐瓷器来看，唐三彩的雕塑工艺和彩绘技法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古代雕塑史和彩陶瓷的顶峰。

大唐气象绝非一语可概括，豪放与婉约、尚法与尚意、空灵与充实、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都皆是唐风，诗书画“三位一体”的文化审美传承至今，丰富着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卷

唐 故宫博物院

唐太宗李世民（599 年－649 年）深爱王羲之书法，得《兰亭序》真迹，奉为至宝，命朝中善书法者摹拓数本，广赐王公大臣，冯承素版便是临摹本之一。在传世摹本中最为精美，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艺术风神，接近原迹的唐摹本；且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

前隔水有“唐摹兰亭”四字标题，引首乾隆题“晋唐心印”四字。后纸有宋至明 20 家题跋、观款，钤鉴藏印 180 余方。其流传经过，根据各题跋、印记和记载，大致经过南宋高宗赵构、理宗赵昀内府、驸马都尉杨镇，元书法家郭天锡，明内府、戏曲作家王济、收藏家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清乾隆内府等。

欧阳询《梦奠帖》卷

唐 辽宁省博物馆

《梦奠帖》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557年－641 年）晚年创作的，推测写于贞观初年（627－640 年），是欧阳询行书成就的顶峰。欧阳询是虔诚的佛教徒，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晚年时期感叹生老无常、善恶有报，根据《礼记·檀弓上》中记载的孔子临终前的梦境创作《梦奠帖》。释文以“仲尼梦奠”开头，共七十八字，体方而笔圆，妩媚而刚劲；内容有佛教无常、报应之意。

卷后有宋末元初画家赵孟頫、元代书法家郭天锡及明代重臣杨士奇、清代诗人王鸿绪等诸多题跋，皆赞许备至。此卷流传有绪，南宋归内府收藏，元至元廿七年郭天锡购得，明时归杨士奇，后为收藏家项子京所得，清时康熙皇帝的近臣高士奇从昆山“传是楼”购得，后为清内府秘藏。

昭陵六骏石刻

唐 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昭陵六骏石刻是唐贞观十年立于陕西省礼泉县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的6块大型浮雕石刻，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

“太宗旨在振王业，王业艰辛告子孙。”唐太宗李世民在征战天下时，常骑骏马冲锋陷阵。为了告诉子孙自己创业的艰辛，同时也为了表达对与他共同征战的六匹骏马的怀念，建昭陵时，李世民亲自参与了昭陵的规划和设计。下诏将“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即为纪念六匹随之征战疆场的战马而刻制，传为当时工艺家阎立德、画家阎立本所作。

1914 年，法国人戈兰兹将“飒露紫”“拳毛騧”剥离开来准备偷运，不料被当地农民发现后拦住。然而这“二骏”又落入当地军阀之手，后来又运到北京被当时中国国内的古董商卢芹斋以 12.5 万美元盗卖到国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1918 年，美国人毕士博准备盗走另外四骏石刻，运输之前他令人将这四件石马碎成数块，但运输过程中被陕西当地民众发现并拦截。

国诠《善见律》卷

唐 故宫博物院藏

这份作品写于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廿二年（648 年）。唐代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皆笃信佛法，所以有着大量的经书需求，在印刷术不够发达的时代多手抄经书，便有“经生”职位的存在。经生国诠奉敕手抄小乘佛教律部重要经典《善见律》，四千四百多字，一笔不苟，整齐匀净。

今日所见唐人写经主要为百年前敦煌藏经洞发现，多出民间写手，且断烂残破；此卷是皇家珍品，千年传世，首尾俱全。它曾入南宋内府，钤有高宗“绍兴”、理宗“缉熙殿宝”二玺；元代曾归书法家赵孟頫、皇姊祥哥剌吉两大藏家；明代华夏、董其昌及清康熙年工部尚书王鸿绪曾藏；入清宫后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卷后宋末元初画家赵孟頫、冯子振、赵岩、邢侗、董其昌等大家的题跋相互辉映，为之增重不少。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1组)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在 1971 年，武则天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墓在陕西省乾县出土。尽管墓室主人章怀太子的一生有荣有辱，但乐观的唐人还是把一些快乐的事件和场面用壁画的形式留在他的墓道里。墓室中最吸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墓道西壁的《马球图》。如此栩栩如生的壁画，为我们再现了大唐时期最风靡的运动：打马球。

马球起源于古代波斯，后被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才开始盛行，而将马球变为“网红运动”的正是唐太宗李世民，他还常常举办宫廷联谊赛，邀请邻国参赛。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1组)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在乾陵的东南方向，有一座陪葬墓，它便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章怀太子李贤的墓葬。在墓道的东壁绘有一幅大型壁画《狩猎出行图》，这幅壁画于 1971 年陕西乾县出土。

在这幅壁画中，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一个无头人骑着一匹高头白马走在最前面，这应该是就是章怀太子李贤，但不幸的是，它的头部已经自然脱落，这不禁让人结合起章怀太子的凄惨生活。作为太子，李贤曾三次监国，并得到高宗褒奖和群臣拥戴，可见这个年轻太子堪当大任，是帝国合格的接班人。然而，当时正值他的母亲武后政治得意之时，母子二人因此互忌，颇多嫌隙。武后也多次以书信方式责备太子，宫中则流传着太子不是武后亲生的谣言，最终太子未能幸免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也正因墓主人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才造就了如此不受拘束，题材多样，非常写实的墓葬。

涅槃变相碑

唐 山西省艺术博物馆（纯阳宫）

涅聚变相碑画面突出涅聚与再生主题，并辅以弥勒三尊，最终达到宣扬弥勒降生的目的，“武周代唐”过程中以佛教为舆论工具，宣称武后为“弥勒佛下尘”，这通造像碑正是意在图解“武则天登基合乎天意”。碑的下端刻有年号——天授二年，这一年为公元 691 年，即武则天刚刚当上女皇的第二年。

武则天登基后，立即诏令全国各州郡修建大云寺，命僧人讲解，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建起了大云寺，广传《大云经》。因为《大云经》在其易世革命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武则天退位其子李显恢复唐制，第一件事就是诏毁大云寺，全国各州的大云寺焚毁殆尽，该碑流传至今实属不易。

唐人《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

唐 辽宁省博物馆

这份书法作品完成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 年），又名《万岁通天帖》，是武则天（624 年－705 年）命宫中画师勾填王羲之、王献之及其族人墨迹的唐摹本，共七人十帖该帖勾填完毕后，原本又退还给王方庆；可惜原十卷早已亡佚，现仅存此勾摹本。以勾摹之精，出处详明而倍受重视，为后世研究东晋书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卷有宋岳珂（岳飞之孙）题跋中记述本帖始末，又有元诗文家张雨，明书法家文徵明、明书画家董其昌等人题跋。钤有宋元明清诸多收藏印记。后入清内府秘藏。在流传过程中，曾两次遭火劫，一次是明代无锡华氏真赏斋大火，再次是清乾隆年间清宫失火，犹存火烧痕迹。重装后次序有所变动，致无法通读，至今犹袭未变。

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图(1组)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懿德太子墓是唐乾陵陪葬墓之一，发掘于 1971 年 7 月。由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与乾陵文物管理所联合发掘。在墓道入口处青龙、白虎以北，东西两壁各绘制一幅阙楼图，阙为三出形制。阙楼在唐墓壁画中不惟此例，但都是单阙或双阙，惟有懿德太子墓中的阙楼图为三重子母阙即三出阙。

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长子，也是中宗李显与韦皇后所生的唯一的儿子，大足元年被武则天处死，公元 705 年中宗重新即帝位后，追赠其为懿德太子，将其灵柩从洛阳迁到乾陵陪葬，并给予“号墓为陵”的最高礼遇。巍峨的红色阙楼图，无疑反映出皇家建筑的豪华气派和懿德太子生前的显赫地位。

唐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1组)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上世纪 60 年代，在陕西省关中平原的乾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几个村民在挖土时挖出了一堆碎木片，震惊之余几个村民合计挖一下看看，这一挖不要紧，竟挖出了一座千年古墓，随即立刻联系了文物局，在考古队的勘测下与挖掘下，这座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陵墓重见了天日。

李仙蕙(公元 684—701 年)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女，嫁给武后的侄孙武延基。公元 701 年李仙蕙和其兄李重润同被武后“杖杀”，年仅十七岁。原葬于洛阳，中宗复位后由洛阳迁葬长安与其夫武延基合葬，并追封为“永泰公主”，陪葬乾陵,并且空前绝后地特许她的坟墓尊称为“陵”，规格与帝王等同。墓长 87.5 米，宽 3.9 米，墓道及前后室两壁都绘有场面宏大的壁画。

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

唐 故宫博物院

这份作品成于神龙二年（706 年）左右，吴彩鸾写本，王仁煦撰。初制于唐天宝、重装于宋宣和、揭裱于明洪武年间。魏晋六朝以来，开始重视文字音律；尤其是文学的发展，辞赋逐渐变成骈文，陆续产生系列的韵书专著。隋仁寿元年（601 年），颜之推、陆法言等撰成《切韵》一书。王仁煦在原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增订而成《刊谬补缺切韵》，除对《切韵》加以刊正、补注义训外，还对本字俗体等加以辨析，增收文字，另增立两韵，并注明《切韵》与其他韵书分韵的异同，可供了解其分韵梗概和关系等。

卷首、末钤宋宣和及清乾隆帝诸玺。卷末有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跋。此书由宋内府递归清内府，清亡时被溥仪盗携出宫，流落民间。1947 年复为故宫博物院购得，仍完整无缺。与各书著录比照，宋徽宗泥金题签已佚，宣和 7 玺存 4，本幅上加钤了乾隆帝诸玺。欲得《切韵》原貌，唯赖此全本，同时还可赏其书法，考其纸墨装潢，堪称稀世之珍。

周昉《挥扇仕女图》卷

唐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画家周昉出身于豪门显宦，因此，他对于贵族阶层的生活非常熟悉。其仕女画不以烈女、贤妇、仙女等为表现对象，而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中贵族妇女的行乐活动，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表现了中晚唐时期大官僚贵族们的审美意趣。

该卷虽不以任何历史故事为蓝本，但却用了“秋风纨扇”这个意象。汉成帝时期，美貌的赵飞燕进入宫中，端正娇丽的外貌让汉成帝刘骜十分倾心，有人得宠便有人失宠，班婕妤便独居在长信宫中，由于深感处境的艰难与凄凉，借扇作了一首《怨歌行》。“秋风纨扇”就来源于此。她将自己比作纨扇。写照自己现今的悲凉与绝望。

该卷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作品，从《珊瑚网》记载里的《唐周昉仕女图》，详细地记载了仕女的人数，动作情态、服装色彩等等。1953 年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开幕时，这幅画陈列出来。详细地把原画的情节和书中的记载对照了一下，证明了这幅图就是书中记载的《唐周昉仕女图》。

常阳太尊石像

唐 山西艺术博物馆（太原纯阳宫）

出土于山西省运城盐湖区景云道观遗址，景云观自唐高宗弘道元年（683）“置观伊始”，至睿宗景云年间（701——711）竣工，历时28年。这尊石像是景云观建成后，于开元七年（719）刻造的。景云观在明朝嘉靖年间和清朝乾隆年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修缮，但在期间被付之一炬，只留下残垣断壁。

此像底座正面刻天尊像铭并序，左右两侧线刻弟子道士像和供养人姓氏：“观主赵礼上为并元神武皇帝皇后，下为七祖三师见存家眷及一切群生，敬造常阳天尊像一铺。”唐玄宗继位之后一改武后时期延续下来崇佛的种种行为，重新提振道教，接续推行自唐朝开国时期推行的崇道政策，提高道教的地位。道教至此在唐朝达到了全盛时期。

唐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

唐 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7 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该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南何村西北。据掘出的墓志记载，墓主鲜于庭诲为唐右领军卫大将军，葬于开元十一年（723 年），唐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为其随葬冥器，表现的是一个由西域胡人组成的在长安城巡回演出的小型乐队，胡乐、胡舞的题材新颖，釉色鲜明润泽。

韩滉《五牛图》卷

唐 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画作是唐朝韩滉创作的黄麻纸本设色画。相传为韩滉在出游时目睹田间耕牛图景所画，韩滉看到几头耕牛在低头食草，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逍遥自得。韩滉遂命随从取出纸笔，全神贯注地速写出一幅幅耕牛图景。后经过修改，终于绘出状貌各异的五头牛。

画卷上无作者名款，在拖尾的后纸上有赵孟頫、弘历、金农等自元及明至清十四家题记。《清河书画舫》《珊瑚网》《郁氏书画题跋记》《石渠宝笈续篇》等书均有著录。乾隆在画中的题诗是“一牛络首四牛间，弘景高情想象间；舐龁讵唯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

该画作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被劫出国外，而后被香港企业家吴蘅孙买下，在濒临破产时忍痛出售，后被国家以 6 万港币收回。名画虽然回归祖国，但画面伤痕累累，所以被送到故宫博物院进行修复，2021 年才对外展出。

怀素《苦笋帖》卷

唐 上海博物馆

《苦笋帖》是唐代僧人怀素（737 年－799 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全篇连同姓名只有 14 个字：“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意思是：“苦笋和茗茶两种物品异常佳美，那就请直接送来吧。怀素敬上。”文字虽少，书法俊健，墨彩如新，是可考的最早的与茶有关的佛门书法，也是禅茶一味的产物。苦笋与茶的性状，同佛道中人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怀素通过书法充分体现了茶与禅的种种缘分。

曾经北宋宣和、南宋绍兴内府、元欧阳玄、明项元汴、清书画鉴赏家安岐鉴藏，乾隆时曾入清内府，后又为清朝著名书法家爱新觉罗·永瑆、和硕恭亲王奕䜣及其子爱新觉罗·载滢等人递藏，均钤有印记。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 西安碑林博物馆

“大秦”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今土耳其、叙利亚一带）的称呼；“景教”是教一个流派，称聂斯托利派。这块碑石含 1780 个汉字及数十叙利亚文。详细记载了景教的教旨、仪式以及自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沿丝绸之路从波斯（今伊朗）到西域再到长安这一路线，东传入中国后一百五十年间的活动情况。

景教是从教的反对派开始的。景教，谐音。景教开山祖聂斯托尔任君士坦丁堡主教期间，力主圣母玛利亚不是“神之母”而是“之母”，从而遭到安提阿学派的排斥、放逐。480 年聂斯托尔死于流谪地埃及。聂的传人与信徒们为求生存与叙利亚教派相结合，成立了独立教会景教、摩尼教和袄教成为波斯帝国的三大宗教。并随着波斯文明辐射到中亚,后经粟特人传入中土。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立六十余年后，武宗灭佛，殃及景教，此碑被教徒埋入地下，自此沉寂 700 多年。明天启三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重见天日，置金胜寺中近三百年。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丹麦记者何乐模密谋盗碑，贿寺中老僧雇石匠，以同样石料同样尺寸重新刻制一碑，图以复制碑换出原碑暗中运往伦敦。安排搬运之际，消息走漏，政府及时制止，保住原碑；交涉后只允许其运走两吨重之复制碑（复制碑其后辗转运往纽约，最后为教徒购赠梵蒂冈）。原碑移置西安城内碑林护藏，以绝其觊觎。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镶金兽首玛瑙杯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1970 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根据原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的“租庸使刘震埋藏说”，其主人应为刘震，形成原因为泾原兵变。

建中四年（783）十月，奉命征讨反唐藩镇的泾原镇兵倒戈，回攻长安，拥立前幽州节度使朱沁为主，唐德宗被迫出逃。乱兵攻入大明官含元殿，争相进入宫中宝库劫掠，“运金帛，极力而止”。这一事件被称作“泾原之变”。在此期间，玛瑙兽首杯连同其他珍宝一起，被仓皇塞入两只陶瓮和一只银罐中，埋到了距皇城三坊之地的兴化坊一隅的地下。

杜牧《张好好诗》卷

唐 故宫博物院

《张好好诗》大约成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 年），是唐代诗人杜牧（803 年－852 年）所作五言古诗。诗的内容是对当时一位才华卓越，但一生遭遇非常不幸的歌妓张好好表示同情之意，并借此发挥作者的感慨之情。据载，大和三年（829 年），杜牧初遇张好好时，她是一个年仅十三、能歌善舞的女子；数年后又遇张好好时，她已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女子了。杜牧缅怀当年，感慨今日，于是就有了这一卷“感旧伤怀”的长歌《张好好诗》。共四十八行，每行八字不等，书法笔势放纵，风格雄健。

卷前有宋徽宗赵佶书签“唐杜牧张好好诗”，并钤有宋徽宗御府的诸玺印，保存着北宋内府装潢式样。兹后曾递藏于南宋晚期权相贾似道、明朝收藏家项子京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卷后元人诸跋尾，是从唐赵模书“千字文”后移来。该卷曾被清逊帝溥仪携出宫外，流散民间后归张伯驹所有，1956 年张伯驹将其捐赠给国家。

八重宝函

唐 法门寺博物馆

唐懿宗（公元 859-873 年在位）赐赠金银器，是供奉佛祖释加牟尼真身佛指舍利的一套盒函。1987 年 5 月 5 日发现于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收藏于宝鸡法门寺博物馆。在地宫出土的物账中有明确记载：“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

函内盛放着一枚供奉舍利，最外层是一个檀香木函，里面套装着三个银宝函、两个金宝函、一个玉石宝函和一座单檐四门纯金塔，但因最外层为檀香木银棱盝顶宝函出土时已残朽，故只见七重。

佛骨舍利，是佛祖释迦摩尼去世之后，弟子将其尸体焚化而得的遗物。法门寺中的佛指舍利共有四枚，三枚影骨、一枚灵骨。而放置在八重宝函之中的，就是三枚影骨之一。影骨并非真正的舍利骨，而是为保护舍利骨特意制作的。

佛骨盛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迎奉佛骨盛典，是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唐高宗为使佛教更符合中国的传统习俗及臻于中国化，为舍利铸造金棺银椁（即宝函），并按中国儒家的最高礼仪埋葬于黄土之下（即地宫）。李氏皇朝迎奉佛骨，队仪庄严浩大，沿途顶礼膜拜者由长安（今西安）延至凤翔（今宝鸡）三百余里，成为一时盛况。

咸通末年，唐懿宗从法门寺迎取佛骨舍利，是晚唐最后一次奉迎舍利的盛举，但佛骨尚未送还，懿宗逝世，新继位的僖宗匆忙将舍利送还封瘗塔下地宫之中，后来不到 30 年，唐王朝覆亡。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唐 法门寺博物馆

1987 年 4 月，封闭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神秘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

从铭文可以看出这枚锡杖是咸通十四年（公元 873 年）敕造的，这是唐懿宗执政时期，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其它文物一样，都是唐懿宗御赐，供奉佛祖舍利的。锡杖使用了黄金二两，白银五十八两，打造锡杖的工匠名叫安淑郧，还有几位负责人的官职和姓名都刻在上面。

孙位《高逸图》卷

唐 上海博物馆

此卷为孙位所作，又名《竹林七贤图》。这幅图所描绘的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故事。唐朝安史之乱后，上层建筑频败、一蹶不振，艺术的创造驱动力较低，而宗教的迫害又妨碍了寺庙的建设。故文人们为逃避现实又像当年的“竹林七贤”那样从酒、音乐、文学、宗教和哲学中寻求解脱，故出现了类似此卷的逸品。

孙位是唐末书画家，后改名遇，原籍会稽（今浙江绍兴），故又号会稽山人。唐僖宗广明元年末（881 年初），黄巢入长安，他自长安入蜀，居成都。孙位擅画人物、鬼神、松石、墨竹以及宗教人物，龙水尤为著名。

《高逸图》卷后有明朝司马通伯的题跋，图上钤有北宋内府“宣”“和”、“政”、“和”朱文连珠印记，“御书”、“政和”、“宣和”、“睿思东阁”、双龙朱文印记，并有清梁清标、清内府收藏印记。

此图在北宋晚期移入宣和内府，成为与世隔绝的皇家收藏。末代皇帝溥仪在出逃时将该卷带出后流落文物市场，被北京画商靳伯声收入囊中。1955 年，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经过缜密论证，确认此卷为孙位唯一传世画作，向上海市政府申请购藏。该卷因此到了上海博物馆。

唐越窑青釉褐彩云纹五足炉

唐 浙江省临安市文物馆

这尊唐代熏炉出土于吴越国开国之君钱谬的母亲水丘氏的墓中，为明确纪年墓葬出土，出土时熏炉内还有残存的香灰。墓主人是钱宽之妻、时任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镠之母水丘氏，系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母亲。其丈夫钱宽墓早年被盗，水丘氏墓尚完好，出土大量的金、银、铜、瓷、玉等器物。瓷器中有一批大型越窑瓷器。这些器物的出土，进一步证实了史籍中有关吴越国曾生产精美瓷器的记载。

唐青釉凤首龙柄壶

唐 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青釉凤首龙柄壶出土于河南汲县。唐代是中国瓷器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壶的造型吸取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特点，具有波斯及西亚文化因素，又与希腊酒神节有关，同时还融入了我国传统的龙凤装饰艺术。在瓶身雕刻了众多的人物，大多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胡人舞蹈形象，成为唐代文化交流一大成果。

唐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

唐 北京故宫博物院

1977 年，故宫博物院与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根据唐人南卓撰《羯鼓录》中有关“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赴河南鲁山段店窑遗址调查，并挖掘出了唐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残片，其特征与传世腰鼓完全一致，从而证实了这件黑釉花瓷腰鼓确系河南鲁山窑制品。

唐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是唐代社会习俗和风尚的一个缩影。根据有关图片和文字资料证明，这类瓷腰鼓采用动物皮作为鼓皮，所绷的鼓皮略大于腰鼓圆面，鼓皮周边等距离留孔，安装时用皮条拴系，是唐朝社会风尚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唐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

唐 扬州博物馆

1974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1959 年在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在唐代，因低温铅釉技术的成熟和厚葬之风的盛行，诞生了瑰丽辉煌的唐三彩。唐三彩骆驼载乐俑是唐一种陪葬明器，目前共出土三件，皆发现于开元年间的唐墓中。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人物纹壶

唐 郑州博物馆

1973年于湖南衡阳出土。

景云铜钟

唐 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景云二年（711 年），唐睿宗李旦（唐高宗第八子，武则天幼子，唐玄宗李隆基之父）巡游周至，夜宿行宫，梦见霞光满天，祥云缭绕，以为吉兆，遂下令铸钟以志。钟起初是被悬挂在刚落成不久的唐景龙观“行三重楼以凭观”的钟楼上，因此，称这口钟为“景云钟”，亦称“景龙观钟”。

明洪武十七年（1384 年）在唐长安钟楼旧址上建了一座钟楼，以保存这口富有神话色彩的“景云钟”，作为报时用。据说每天撞击报时的时候，全城都能听到清亮悦耳的犹如凤凰鸣叫的钟声。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 年）扩建西安城，将钟楼迁往今天西安钟楼的位置。

初年，景云钟曾在西安亮宝楼展出，后长期存放于此，供人参观。1953 年移入西安碑林。

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1970 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的一个金银器窖藏内。经考证，壶上舞马衔杯的形象，表现的是唐玄宗生日祝寿的场面。舞马是盛唐时期流行的一项娱乐活动，唐玄宗有数百匹训练有素的骏马，能跟着音乐起舞并衔杯祝寿，是玄宗生日“千秋宴”上的压轴保留节目。

唐玄宗天宝年间每逢“千秋节”都会在兴庆宫勤政务本楼下举行盛大宴会，接受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并以舞马助兴。据说一次舞马演出舞到兴处，马儿屈膝向皇帝祝寿，皇帝大喜，赐酒给跳舞的马匹，舞马以口衔住酒杯，一饮而尽，喝下去以后马就醉了。唐朝宰相、诗人张说的一首诗里就写道：“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这种形制的壶在辽金时代的古墓中常有发现，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但在唐代金银器中还是首次见到。这件银壶的出现，正是唐代汉族和契丹等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显证。

铜浮屠

唐 宝鸡法门寺博物馆

1987 年 5 月 10 日出土于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现在看到的铜浮屠，是经过拼装和修复的。铜浮屠是在地宫前室的汉白玉阿育王塔内发现的，当时铜浮屠的塔身和塔刹以及其他一些部件被拆分，塔身由丝绸包裹。

与秦始皇同一时代的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阿育王，以武力杀戮统一了全印度。后来，当看到自己的胜利使数十万人丧失生命、还有更多的人受伤致残的时候，惊愕的阿育王顿感忏悔，决心放弃暴力的侵占。有一和尚劝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育王遂生悔悟。从此，他皈依佛教，还宣布将佛教定为国教，派传道团去往周边许多国家传播佛教，佛教的声望因此而被提高。相传阿育王将佛祖释迦牟尼舍利分为 84000 份，在世界各地建塔供奉佛祖舍利。

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

唐 镇江博物馆

1982 年出土于江苏省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民工在丁卯桥附近的工地上发现了银质酒瓮 1 件，瓮内叠满各式银器，另发现有 2 件大银盒以及盆、钗等银器堆置于瓮的西侧。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即出土于此。

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是唐人饮酒时盛放酒令的筹筒。玉烛的座是银龟，龟是四灵之一，古人把龟视为祥瑞之物。以龟负玉烛为造型，是符合古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习俗。打开莲花形筒盖，可以看到里面藏有 50 根酒令筹，呈长方形扇骨状，每根酒筹的上端刻有《论语》的语句和饮酒的规定，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客五分”，意思即朋友来了，大家都高兴，酒筵上的贵客都喝半杯酒，而主人不用喝酒等。

故国破碎·五代十国

（907 年—979 年）

包括五代（907 年—960 年）与十国（902 年—979 年）等众多割据。五代依次为梁、唐、晋、汉、周五个。十国为吴、吴越、前蜀、后蜀、闽、南汉、南平、楚、南唐、北汉。五代文物生于乱世，躲过天灾人祸，幸运流传至今。五代绘画上承唐代古法，下启宋代新风，连接了两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乱世中的失败者不少，史书对他们的记录却不多。五代画家通过工笔与巧思讲述乱世的隐秘故事。

黄筌《写生珍禽图》卷

五代 北京故宫博物院

《写生珍禽图》是五代十国画家黄筌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图中画了鹡鸰、麻雀、鸠、龟、昆虫等动物二十余件，排列无序，但每一件动物都刻画得十分精确、细微，甚至从透视角度观之也无懈可击。

该画作左下方有一行小字款署“付子居宝习”，是黄筌画给儿子黄居宝作习画范本用的，黄居宝去世时还在后蜀时期，所以这幅《写生珍禽图》是五代时期的花鸟画作。

该画作曾经宋内府、贾似道及清内府收藏，《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

五代 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卷为五代周文矩所作。该卷描摹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会棋的情景。在君王的支持和带动下，该时期绘画艺术蓬勃发展，一时名家辈出，中后期君王还时常召集绘画名手，给君臣皇族的宴饮赋诗等活动画图作纪，《重屏会棋图》便属于这类描写帝王闲居享乐的纪实之作。

《重屏会棋图》完成以后，周文矩随即将它上呈给了中宗李璟，后来，中宗李璟病亡，他的儿子后主李煜即位，将《重屏会棋图》藏在了皇宫书画库内，好好保存。北宋时期，宋徽宗得到《重屏会棋图》后，视若珍宝，把它放置在宣和内府里，命人严加保存。现存的是流传下来的摹本，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该图无名款，只有“政和”“宣和”印玺，以证明为北宋赵佶内府所藏。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

五代 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家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关于《韩熙载夜宴图》的绘制，有说法为：韩熙载出自豪门，才能超群。眼看南唐政治江河日下，自己却无力挽回，因而“耻为之相，故以声色晦之”。后主李煜很想重用韩熙载，却闻其“放意杯酒间，竭其材，致娱乐殆百数以自污”，于是命顾闳中夜间遣至韩熙载府第，偷看韩熙载行乐的每一个场面，想借以图画劝告韩熙载停止夜夜歌舞升平的放荡生活。

宋代摹本在南宋时曾被内府收藏，流传至清代雍乾时期再次被收入宫禁之中。溥仪被逐出故宫时将其携出，二战结束后又流入民间。后来被近代绘画家张大千重金将其买下，珍爱有嘉。后来他将画带到香港，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祖国大陆，使瑰宝得以重归故宫。

胡瓌《卓歇图》卷

五代 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卷作者是五代胡瓌，胡瓌为山后契丹乌索固部落人。随李克用(856-908 年)入中原，定居范阳（治今河北涿县），生卒年不详。擅写北方游牧民族牧马、驰猎等生活，穹庐什器、射猎部属，纤悉形容备尽；尤工画马，骨骼体状生动有神。

这幅《卓歇图》，从画面上看，表现了南宋使臣随金朝官僚出猎时小歇的情景。南宋初期，宋廷为绥靖和善或刺探情报，大量派使团出使金国。入金后，按女真风习，必然将汉族儒士的右衽服改为左衽，并且要先随女真头领出猎数日后，方可商议政事。该作是史实性的人马画，惜无题记，难知其具体的历史故实。

该图引首有清代张照书“番部卓歇图”五字和乾隆皇帝题写的“卓歇歌”三字，后幅有元代王时，清代高士奇、张照的跋文。改卷曾经被《石果宝笈续编》著录，明代鉴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里说：“绢本胡番部卓歇图，尘垢破裂，神彩如生，明昌秘物也，今在韩氏。”清初画卷落到高士奇手里的时候，绢素已经碎裂得很厉害，经过了一次重装，后来为清宫所收藏，解放后藏故宫博物院。

董源《山口待渡图》卷

五代 辽宁省博物馆

《夏景山口待渡图》是五代南唐时期画家董源创作的绢本淡设色画作，描写江南夏天景色。五代时期迎来了历史上山水画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董源、巨然等人以江南山水为蓝本，创造出我中国山水画的第一个经典时代，《山口待渡图》毫无疑问就是这一时代的文化产物。

《夏景山口待渡图》曾入南宋内府、元内府，后相继为明代项元汴、清代耿昭忠、索额图和清内府收藏，民初被末代皇帝溥仪挟逃出宫，今藏辽宁省博物馆。

王齐翰《勘书图》卷

五代 南京大学

《勘书图》是五代南唐画家王齐翰创作的绢本设色画，此图绘一文士勘书之暇挑耳自娱的情景。

南唐后期形成了早期消极的人文主义思想，五代的人物画，在题材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一变前期的历史人物、释道人物和宫中贵人，而以士大夫为主要的描绘对象，该卷为此期人物画的代表。

赵佶在该图右上角用瘦金体书上“勘书图”字，又在画的左侧题有“王齐翰妙笔”。清末民初，美籍加拿大人福开森收藏过该图，后他将其捐赠给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在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该图现收藏于南京大学。

卫贤《高士图》轴

五代 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代画家卫贤，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南唐后主李煜朝(961-975 年)，为内廷供奉。初师尹继昭，后刻苦不倦，执学吴道子。长于楼观殿字、盘车水磨，能按比例“折算无差”，透视正确，构图严谨，刻画精细，无俗匠气，见胜于时，被称为唐五代第一能手。

此图描绘的是汉代隐士梁鸿和其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据传梁鸿年少孤贫时不与他人共食，有一次他的邻居先做好饭后，叫他用热锅做饭，省些麻烦，他却回答：“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遂熄灭了灶火重新点燃。成年后博览多通，娶同县女孟光，相貌丑陋而颇有修养贤德。夫妇共入霸陵山中咏诗书弹琴以自娱，后章帝闻其名欲召之，梁鸿又隐姓埋名。每归，孟光为他具食，总是举案齐眉送上，以示敬爱。梁鸿感之，遂居家潜心闭户著书。梁鸿字伯鸾，所以此图又名《梁伯鸾图》。

该画作宋代藏于内府，清乾隆朝入内府，清亡后散入民间，商贾几经转手后售与北平伦池斋主人靳伯声，后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卷

五代 故宫博物院

此帖书于后汉乾祐元年（948 年），是唐末五代时期官员、书法家杨凝式（873 年－954 年）草书代表作之一，内容是记述古代医学上一种健身的按摩法，文体近似口诀。杨凝式精于道教养生，写此书法时高寿 76 岁；从华阳焦上人尊师处得此口诀，乾祐元年冬残腊暮，在纸本上写下。笔法劲逸，转侧多变。

有宋、元、明、清人的题名及释文、题跋、印鉴。后纸有宋米友仁（米芾之子）、元散曲家商挺、明末清初作家张孝思题记及无名氏行书释文5行。卷前右下角有明收藏家项元汴“摩”字编号。卷前后及隔水上钤有宋“绍兴”、“内府书印”，明朝初年重臣杨士奇、明代绘画家陈淳、明代收藏家项元汴，明末清初作家张孝思、清内府等鉴藏印。此卷最早为宋高宗内府之物，后入南宋晚期权相贾似道手中，至明代曾经“江阴葛惟善收藏”（都穆《寓意编》），《清河书画舫》又称“郡人王氏所藏”，明代为著名鉴赏家项元汴所有，至清代乾隆时进入内府。

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

五代 辽宁省博物馆

1971 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水泉1号辽墓。关于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的烧造地点，艺术界尚无定论。虽然器物出于辽墓，但是辽没有专烧青瓷的瓷窑，从传世或出土的辽青瓷来看，辽几乎没有可能烧出工艺水平如此之高的器物。从器物的造型、釉色、制作工艺等各方面分析，龙鱼形水盂很可能出自中原的耀州窑或南方的龙泉窑。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一直被认为是文房用具水盂，但也有人认为是配合盏台使用的酒盏。

五代越窑莲花式托盏

五代 苏州博物馆

1956 年于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出土。1984 年在塔基东南角发现的“庚申岁羊日僧皓谦督造此寺塔”，表明虎丘塔始建于唐昭宗李晔光化三年，即公元 900 年。这件莲花碗是在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天宫被发现的，最初认为是青瓷。

到了 1987 年，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发现了《物帐碑》，这是一个记载供品的物品清单，碑文记载有“瓷秘色”字样，同时清理出 14 件秘色瓷，从而揭开了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的秘色瓷之谜，为秘色瓷的鉴定提供了标准器物。专家也因此确定了这件莲花碗不是一般的青瓷而是大名鼎鼎的秘色瓷。我国存世的秘色瓷只有 100 多件，唯有苏州市博物馆中的五代越窑莲花式托盏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

五代 陕西历史博物馆

又称青釉提梁倒注瓷壶，1968 年出土于陕西彬县。

极致美学·宋朝

（公元 960 年－公元 1279 年）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儒学复兴，形成程朱理学，科技发展迅速，政治相对开明。“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徽宗赵佶倾国之力追求极致艺术使得中国的美学遥遥领先西方并影响后世几千年。宋朝艺术在三百年间完成了审美趣味的变迁，融入臣民的四时生活。对于美的极致追求体现在笔墨诗书、精瓷细玉、金玉锦绣……每一种艺术形式都以美为范本，清澈素雅。以极简、极素、极拙创造世间大美，宛入空灵意境。

北宋刻开宝藏本《阿惟越致经》（1卷）

宋 中国国家图书馆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是历代汉文雕版大藏经之祖。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宋太祖赵匡胤（927 年－976 年）建国后，马上废止后周世宗的毁佛诏令，复兴佛教，并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宋太祖开宝四年（971 年）命人雕造佛经全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告成；因始刻于开宝时，后世遂称《开宝藏》。

北宋末年，金兵攻破东京汴梁，在城内外大肆劫掠，北宋政府收藏的典籍书板，包括佛经道藏，或被金兵烧毁，或为捆载北去；收藏《开宝藏》经板的显圣寺亦被金兵纵火烧毁，《开宝藏》经板从此不知下落。全藏本已无传，此卷是至今保存极为完好版，可为比较今日流传的译本提供重要参照。

据方广锠、李际宁编《开宝遗珍》著录，海内外目前仅山西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佛教协会图文馆等八家公藏机构保存十二卷，另有部分残片，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韩琦《行楷信札卷》

宋 贵州省博物馆

《行楷信札卷》是北宋政治家、词人韩琦（1008 年－1075 年）手书的楷书墨迹。此《札卷》为二通，前札系韩琦请欧阳修为自己新建的昼锦堂作文，即《乞欧阳修记书锦堂札》，欧阳公此文为后世传颂的《昼锦堂记》；此札为后札，即《记成谢欧阳修札》，又称《信宿帖》，是韩琦感激欧阳修为其作《昼锦堂记》的谢启。文人间惺惺相惜，以文会友，文词往来，不亦乐乎。

此卷流传近千年，几经辗转，曾收藏于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之中。有十四位文人的十三段题跋，诸如蔡景行、元末书法家泰不华、清代史学家高士奇等历代名人题跋。据载朱熹也曾在此卷上有跋，惜已不存。

北宋木雕真珠舍利宝幢(含木函)

宋 苏州博物馆

1978 年，住在苏州瑞光寺附近的三个少年，相约来到寺中游玩，他们在不经意间闯入瑞光寺佛塔的塔芯柱里面，机缘巧合之下发现藏在地板下的盒子，自此真珠舍利宝幢便重现人间。后经过专家鉴定，确认这座富丽堂皇的佛塔，就是专门用来装佛家高僧舍利的容器，并为它命名为真珠舍利宝幢。

瑞光塔历史相当悠久，始建于东吴孙权时期，北宋景德元年重建，是一座七级八面砖木混合结构的楼阁式宝塔。瑞光寺塔历经千年，命运多舛，前后经历了十几次战火，每次被焚烧后，又会被重建。清末时期，寺院被毁殆尽，仅剩一塔，真珠舍利宝幢就是因为藏在了此塔第三层塔心才得以幸免。

林逋《自书诗》卷

宋 故宫博物院

此作品写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 年），是诗人林逋（967 年－1028 年）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作。林逋满腹才华，很多人劝他出山做官，都被他婉言谢绝；他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只喜植梅养鹤，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

据卷上内容所记，《自书诗》是林逋应友人之请所写。诗友丁君，从沂前往福建，途经杭州，慕名探访林逋、交流诗词，将自己的诗作呈给林逋看后邀请林逋作诗几首。林逋虽在病中，因为丁君远道而来，不好意思回绝，便写了这卷诗稿赠他，并注明了时间、地点。共 5 首诗，除第 2 首是五言诗外，其余均为七言诗。书体瘦劲、秀逸，笔法厚重，风致绰约。

北宋元祐四年（1089 年），“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一的大才子苏轼到杭州作刺史，见林逋墨迹，为之动容，在卷后书七言诗《书和靖林处士诗后》，为罕见的苏轼传世佳作之一；两段名人书法相映生辉，珠联璧合。后纸有乾隆皇帝用苏轼原韵五题御制诗题记二则，又有明收藏家王世贞等人题跋。钤有“济阳文府”，清王鸿绪、清内府等鉴藏印。

王诜《渔村小雪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画家王诜（shēn）（约1048 年—约 1104 年），擅画山水，学王维、李成，喜作烟江云山、寒林幽谷，水墨清润明洁，青绿设色高古绝俗。

这幅《渔村小雪图》表现了江南小雪初霁渔夫捕鱼的情景，反映出作者向往山林隐逸的情致。该画作绘制于王诜被贬之后，在画家结束喧嚣的官场生活重返自然山水世界后，对“隐逸社会”的退避和对牧歌式生活的追求愈加强烈。因此，“不以平阳池馆为恋，而乐荒闲之野”的情绪贯穿了整个作品。

该画作曾经北宋宣和内府收藏，并收录《宣和画谱》。清代由年羹尧收藏，后因其获罪，没入内务府，后清高宗弘历钤诸玺，并著录《石渠宝笈初编》。初年，清末帝溥仪携带离开皇宫。1946 年，该卷流落长春。1950 年，惠孝同购得此画，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馆。

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摹韦偃牧放图》是北宋画家李公麟创作的绢本水墨淡设色画，是其摹古之作。全图共画 1286 匹马和 143 人，显示了大唐帝国的强盛，充分展现了原作者集群马成势的艺术能力。

《临韦偃牧放图》的母本系唐代韦偃的《牧放图》，可惜今已不存。韦偃是唐代画家韦鉴之子，他“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异石，笔力劲健，风格高举，善小马、牛羊、平原”，诗圣杜甫曾盛赞其所画骏马之妙。正因为如此，《牧放图》流传到宋代时，引起宋朝皇帝的格外重视，后命李公麟临摹一卷。

《摹韦偃牧放图》画好后，宋徽宗将其交由宫廷中的内府珍藏。后来韦偃的《牧放图》毁于战火。《摹韦偃牧放图》作为皇家收藏，一直被完好地保存在皇宫里。后来该卷后来落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的手里。乾隆也对其留下一段题跋。该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蔡襄《自书诗》卷

宋 故宫博物院

北宋皇祐二年（1050 年），北宋官员、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蔡襄（1012 年－1067 年）罢福建转运使，召还汴京修起居注，遂从福州一路北行，历时半年多。沿途见闻有感于怀者，皆成诗章，此卷所书五言、七言诗11首即是。书写时间当在诗成之后不久，蔡襄时年约 40 岁。

个人诗稿，无意求工，故笔致飘逸流畅，点画婉转精美，充分展示了蔡襄中年清健圆润的书风特色与纯熟的功力。卷尾有宋、元、明、清及近代共 13 家题跋。本幅第三首诗题下有小字批语“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北宋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杨时的题跋称，批语是欧阳修所书。鉴藏印记：“贾似道印”、“悦生”、“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保之”、“武岳王图书”、“管延枝印”以及梁清标、清嘉庆内府诸印。

北宋刻本《范仲淹文集》(30卷)

宋 中国国家图书馆

这份宋刻本大约成于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4 年）之后，宋钦宗(1100 年)之前；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989－1052 年）的诗文集，是现存最早的范集传本，也是宋版书之典范。

范仲淹的文章和诗词俱脱俗超凡，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范仲淹辞世两年后，范氏诸子开始整理范仲淹遗稿，期冀能将范仲淹的诗词文赋代代相传。宋代雕版印刷发达，较唐代更注重版式、书法，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早在明代，宋刻本已有“寸纸寸金”之说。现传世卷二至二十为宋刻原本（苏轼的序和卷一流失），间有抄配。

这份刻本一直是范氏子孙传递，后此书散出，为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所得。原缺序目及卷一，傅氏依乾道本按此书行格字数抄补配入。1984 年，中华书局影印，编入《古逸丛书三编》。

文彦博《三帖卷》

宋 故宫博物院

《三帖卷》约写于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 年－1085 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书法家文彦博（1006 年－1097 年）任职河南府时写的公牍批语，是一种正式的办公文书。此卷共三帖（护葬、定将、汴河）联装，中间有宋印骑缝，可推断宋时原装即此。三帖内容均是公事，《护葬帖》是关于郧王葬礼安排，《定将帖》是有关监河官员调动，《汴河帖》以元丰新旧党争为背景谈论汴河通行问题。文彦博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将入相五十年，被世人视为一代贤相。

文彦博书迹世所罕见，远学“二王”（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近师颜真卿、杨凝式等。全帖通篇率性挥毫，用笔爽健清劲，将篆籀（zhòu）笔意融入行草，墨色枯湿亦变化强烈。吴荣光《辛丑销夏记》有著录，但诸家藏印与荣郡王一跋均失载。

北宋汝窑天青釉弦纹樽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宋代汝窑烧制的工艺品。瓷樽始于宋，汝窑、定窑、龙泉窑均有烧造，是陈设用品。所见传世宋代汝窑天青釉弦纹樽只有两件，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以外，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亦收藏一件。

北宋官窑弦纹瓶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官窑瓷器。宋徽宗决定“弃汝兴官”，在开封自置窑口，创烧华贵端庄的瓷器。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有北宋、南宋官窑之分。北宋官窑存世年代为北宋后期宋徽宗政和年间，以烧制青瓷为主，窑址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后北宋官窑随北宋的灭亡而终结。雍正皇帝曾多次把玩北宋官窑弦纹瓶，特别钟爱这件弦纹瓶，曾在雍正七年（1729 年）诏命管理窑厂事务的淮安关监督年希尧仿烧此瓶。

北宋官窑贯耳尊

宋 吉林省博物院

北宋官窑贯耳尊造型仿春秋青铜器，贯耳尊是春秋时王公贵族玩游戏的一种投壶。公元 1111 年,北宋皇帝宋徽宗创立了官窑,窑口的属性为皇家御窑,主要目的是为皇家烧制礼器,以祭祀祈福之用。

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

宋 上海博物馆

此卷写于宋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 年），是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1021 年－1086 年）所书，摘录《楞严经》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一节。王安石一生起起伏伏，也幸有佛法可作依怙；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倾心佛禅、精研佛典，并且尤其偏爱《楞严经》。元丰八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归隐在南京半山园，和门人弟子一起过着著书立说、学佛参禅的生活；在此期间，他的妹夫沈季长送来一本《楞严经》，王安石便亲自校刊其文字，并书写了这卷《楞严经旨要》。正书中间有行书，淡墨疾书，笔画清劲，虽行次紧密，少有空白，然无缭乱之感。其用笔似不经意，却有闲和萧散之韵。

王安石的墨迹传世极少，评书者尤瞩目于此卷，论析详细。卷后有宋末元初官员牟献之、元末明初画家王蒙、明收藏家项元汴等人题跋。曾经元陈惟寅、明项元汴，清书画鉴藏家安岐、官员曹溶等人收藏。文物收藏家王南屏、房淑嫣于 1985 年将此书法作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米芾《苕溪诗》卷

宋 故宫博物院

《苕溪诗》卷书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 年），书法家、画家米芾（1051 年－1107 年）时年 38 岁。米芾将要从无锡去往苕溪，戏作苕溪诗呈给朋友们，并在卷首写下“松竹留因夏，锡山去为秋”说明离开缘由。他因喜爱无锡夏天的美好松竹，所以在无锡停留；如今为了领略秋天的美景，将前往苕溪遍赏溪山。自撰诗六首，宗法颜真卿又自出新意；字如其人，洒脱自然、豪放不羁，变化有致、逸趣盎然。

卷后有其子米友仁跋、明李东阳题，卷前右下角有项元汴《千字文》“独”字编号。钤宋“睿思殿印”、“绍兴”、元“鲜于”、“白几印章”、明陆完、吴宽、项元汴、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诸藏印。

此卷原藏清宫内府，溥仪出宫时携带到东北，后散失在民间。1964 年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当时“念”、“养心功”、“不厌”六字为人撕去，又半损“载酒”二字，少损“岂”、“觉”、“冥”三字，原有李东阳篆书大字引首和卷末项元汴题记，也都失去。后重裱时本幅根据未损前的照片将缺字补全，但东阳篆书和项元汴题记，已无所依，只能从缺。

黄庭坚《诸上座》卷

宋 故宫博物院

此卷大约写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 年），是北宋书法家、文学家黄庭坚（1045 年－1105 年）为友人李任道录写的五代金陵僧人文益的《语录》，全文系佛家禅语。黄庭坚十分赏识李任道，曾经赋诗赞美李任道，李氏虽然是一介布衣，却品格高尚，从不与世俗之人同流。元符元年（1098 年），黄庭坚被贬到戎州，后与同僚一起游赏锁江亭，缓解郁闷；结交李氏，甚是欢心；文人雅聚，吟诗歌赋，茶酒人生。

北宋时期禅宗兴盛，文人多受其影响，黄庭坚的书文创作同样带有这种倾向。《诸上座》卷师法唐代僧人怀素狂草体，笔意纵横，气势苍浑雄伟，字法奇宕，如马脱缰，无所拘束，尤能显示出书者悬腕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

卷前后及隔水上钤宋“内府书印”、“绍兴”、“悦生”，元“危素私印”及明书法家李应祯、明末清初篆刻家周亮工，清收藏家孙承泽、近代收藏家张伯驹等诸家鉴藏印。此帖初藏南宋高宗内府，后归南宋晚期权相贾似道，明代递藏于李应祯、周亮工处，清初藏孙承泽砚山斋，后归清康熙年工部尚书王鸿绪，乾隆时收入内府，初流出宫外，为张伯驹先生所得，后捐献给政府。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画为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制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

1101 年，《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后该卷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1945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溥仪乘飞机逃亡，混乱之中，有不少人趁机进宫“抢洋捞”，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后在通化被截获，存放于东北博物馆，后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绢本设色画。该作品以长卷形式，立足传统，画面细致入微，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江南山水图。

作为画家的宋徽宗，从不放任宫廷画家自由创作，他对宫廷画家在形式和趣味上，都有严格的要求。徽宗的审美情趣，即成为决定艺术风格的绝对标准，宫廷画家创作的艺术作品，在题材和表现技法等方面，都要符合其审美趣味和倾向。王希孟以宫廷画家的身份，创作了《千里江山图》。

年仅 18 岁的王希孟，曾在宋徽宗创办的培养绘画人才的学校——画学学习，宋徽宗觉得他是个画画的好苗子，还亲自给他指导。聪明的王希孟经宋徽宗点拨后，不到半年，就画出了这幅辉煌的巨作。

《千里江山图》自北宋末，几百年间不知辗转何处，清初时收入内府，溥仪出宫时携出该画卷，后流落民间，最后由国家购回。

赵佶《草书千字文》卷

宋 辽宁省博物馆

此卷作于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 年），是宋徽宗赵佶（1082 年－1135 年）40 岁书法大成时之作。横 1172 厘米，无一接缝；云龙纹生动规整，犹留唐人遗韵，对研究宋代造纸技术弥足珍贵。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作品中挑出一千个不同的字，命文学侍从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将这一千字编撰成一篇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即《千字文》。宋徽宗在书法上有较高的造诣，除自身创作瘦金体外，也喜欢书写《千字文》，一生写了多卷。现存有两件，其中一件是他 22 岁时创作的《瘦金书千字文》，现藏上海博物馆；另一件，便是该作《草书千字文》。

宋朝时，这份书法作品藏于御府；作品问世不过5年，北宋灭亡，该作被金人掳走，藏于金昌明内府；后来流入南宋权相贾似道手中。明朝时期，先藏于晋王府，后被项子京所得。清初被藏书家、文学家梁清标所藏，后为近代壮涛阁诸家递藏，并载之著录。

北宋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出自北宋钧窑，为宋代宫廷使用的典型陈设用瓷。

北宋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净瓶

宋 定州市博物馆

北宋至道元年（995 年）被施入定州净众院塔基地宫，该地宫建于北宋至道元年，坐北朝南，系砖质结构，呈方形，穹隆顶。南壁设门，门两侧有墨书题记：“至道元年四月八日记”。1969 年李家湾村民平整土地时发现。

宋登封窑珍珠地划花虎豹纹瓶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1962 年出土于河南登封县（今改发封市）曲河村登封窑遗址。

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芦汀密雪图》是北宋画家梁师闵（生卒年不详）所作的一副绢本设色画，描绘的是密雪覆盖着沙清丘岸的芦塘小景。宋代的山水画，发展了多种风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除去一些著名画家，一些不太有名的画家，他们创作的某些画作也是整个宋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取代，甚至独一无二的位置。梁师闵所创作的《芦汀密雪图》就是其中之一。

画卷有宋宗书“梁师闵芦汀密雪”七字题签，卷后有元赵岩、明朱标题跋。该卷历经北宋内府、清梁清标和高宗弘历等鉴藏，后为溥仪携出宫外。抗战胜利后为香港余协中所得，后流入美国。该卷传世有两本，另卷有宋徽宗题签及作者题款，犹保持宣和原式装裱，曾经《宣和画谱》著录，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祁序《江山放牧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江山放牧图》是北宋祁序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此图描绘江南水乡牧童牧放水牛情景。

牛是中国画中常见题材，各种牧牛图、斗牛图层出不穷。祁序就是北宋时期画牛的代表人物，曾创作过二十多幅关于牛的画作，而《江山放牧图》是流传下来独本。

该图无作者款印，卷前有金章宗完颜璟标题“祁序江山放牧图”七字。《江山放牧图》在金时已入内府，明末清初流入民间，至乾隆时复进内府。抗日战争时期，溥仪携至伪满，抗战胜利后此画曾散落东北，后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征集入藏。

宋人摹阎立本《步辇图》卷

唐 北京故宫博物院

《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公元 640 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

阎立本为唐朝宰相、著名画家，他的人物画首先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意义。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当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侧重描绘著名历史人物，用以警示后人，弘扬治国安邦之大业。

灵鹫纹锦袍

宋 故宫博物院

1953 年出土于新疆阿拉尔墓地，袍身用料为三枚左向斜纹纬棉，图案为宋代流行的毬路纹，纹内饰一对灵鹫相背而立，并以花树装饰。宋时丝绸、瓷器随同茶叶传到西域，商人返程时将西域的特产带回我国，西方的宗教、服饰、绘画也传入中国。

萨珊王朝（波斯第二帝国）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王国，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灵鹫纹锦袍的主人很可能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名丝绸商贩，因为该墓墓葬形式、随葬物品相对简陋，说明墓主地位不高，然而其中多样的织绣品和金鞍具又显得特别突出。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纸本

西夏 国家版本馆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共九册，是西夏时期文佛经纸本，是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也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它的发现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

1991 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发现。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一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包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四种经文，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共有 9 册，达 10 万字，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本西夏文佛经。

赵伯骕《万松金阙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卷是南宋画家赵伯骕创作的绢本青绿设色画，图中所画是临安皇城之北的万松岭，万松岭相当于宫城的后花园，在那里，有供皇室四季游玩的亭台楼阁。“金阙”是特指皇帝的宫殿。

赵伯骕是一位富有艺术情感的画家，他认为：“画家类能具其相貌，但吾辈胸次。自应有一种风规，俾神气悠然，韵味清远，不为物态所拘，便有佳处。况吾所存，无媚于世而能合于众情者，要在悟此。”所以，这是一位皇族画家在受到皇帝恩典后发自内心的无限感激和祈祝之后创作著录的绘画。

从该图钤印可知，该图历经清梁清标、安岐、乾隆帝、宣统帝收藏，初年被溥仪盗出宫外，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家收购，1953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图曾经《墨缘汇观》、《大观录》著录。

马和之《后赤壁赋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后赤壁赋图》系根据苏轼文学名篇《后赤壁赋》内容创作，形象地再现了赋文内容。画后接有宋高宗的草书《后赤壁赋》。

宋神宗元丰五年，苏轼被贬黄州时，曾两度夜游黄州赤壁，写下了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前赤壁赋》主要写真景实情，《后赤壁赋》较多虚境幻境。以《赤壁赋》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在苏轼同时代已经出现。历代赤壁赋图大致分为山水画和故实画两种形式，前者为单幅，于固定空间写东坡与客泛舟夜游赤壁情景。故实画是空间转换的连景长卷，分段展示故事情节，例如马和之的《赤壁后游图》。马和之的绘画风格与唐代吴道子相仿，当时有“小吴生”之称。

此卷曾被溥仪 1925 年带出宫外，后来与其他文物一起被送回故宫博物院，国宝失而复得，传为一段佳话。

宋拓西岳华山庙碑册(华阴本)

宋代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份拓本大约成于南宋后期，宋、元之间；所拓内容是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在今陕西华阴建立的华山庙碑上的文字。石碑书法精美，碑文末有“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名款；碑文记述历朝帝王封禅祭天地的祀典和当朝弘农太守袁逢主持重修庙碑的经过。宋末元初碑已毁，传世拓本罕见，可信者有四，此为其中之一，另三分别为长垣本、四明本、顺德本。华阴本浓墨精拓，附页存题跋、观款230余条。拓本流传有序，有朱锡庚跋详叙《华山碑》可考证。

明代藏于华州东肇商（字云驹）、东荫商（字云雏）兄弟家，明天启元年（1621年）归华州郭宗昌，清顺治元年（1644年）由华州王弘撰收藏。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上海黄文莲得于安徽歙县；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黄文莲赠予大兴朱筠；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长乐梁章钜在北京与洋商争购；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端方宝华盦，后归崇德吴乃琛收藏；1959年，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兼容并蓄·元朝

（公元 1271 年—公元 1368 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定国号为“大蒙古国”。忽必烈赢得汗位后改国号为“大元”。其疆域包括蒙古高原和现今中国大部分地区，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广大地区，台湾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的统治范围内。元朝进入中原后承袭中原正统文化，推行汉法，推进农耕经济发展。

元朝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重新建立贸易联系，景德镇湖田窑的青花瓷甚至销往远东、非洲。与传统瓷器含蓄内敛的风格不同，元青花突出鲜明、简洁与世俗。以其大气豪迈和原创精神，将青花艺术推向顶峰，确立了后世青花瓷的繁荣与长久不衰。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

元 南京市博物馆

1950 年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沐英墓。沐英是明朝开国功臣，自幼颠沛流离，八岁时被朱元璋收为义子。元朝制瓷工匠以典型的戏曲故事为题材创造青花绘画，以表现圣主贤臣的政治意义。1392 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被作为沐英的陪葬物长埋地下。沐英墓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1950 年属东善人民公社印堂村东的将军山南麓）。据出土墓志可知，该墓为沐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墓系砖石结构，由雨道、前室、中室、后室等部分组成，后室为三室并列，全长 18.28 米。尽管此墓追缴的随葬器物不多，但多属极为珍贵的精品。

1950 年沐英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也被盗。当时，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件梅瓶，被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民看到后一眼认出其为稀世珍宝，便出5根金条买下。两年之后他将此瓶无偿捐献给国家。

元蓝釉白龙纹梅瓶

元 扬州博物馆

人们对梅瓶的用途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容酒的器皿，二则认为“以口小只能插梅枝得名”。目前梅瓶的实物始见于宋代，似称为“酒经”或“经瓶”，是盛酒的谷器。宋人赵德麟《侯睛录》卷二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点。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共制小门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由此可证距宋代不久的元代蓝釉白龙纹悔瓶理应是继续用于盛酒的容器。

另外近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瓶》记载:“梅瓶口细而须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放名梅瓶也。宋瓶雅好作此式，元明暨清初，历代皆有斯制。”从而可以认为梅瓶作为盛洒容器,始于朱代到清代沿习数百年，才转变为插花陈设品的。

青花釉里红瓷仓

元 江西省博物院

瓷器上对联横批为“南山宝象庄五谷之仓”，表明其为其器谷仓，专应凌氏死后陪葬之用，在阴间地府用作凌氏五谷仓禀，保佑阳间在世的子孙。背面仓板上的长达 159 字的墓志铭记载死者凌氏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颖之孙女也，生而爨明，长而周淑，适同镇扬州路召伯大使刘文史男炳文。居仁都胡同，知女孙女壁。”。

凌氏生于前至元已年二月初九日成时，殁于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申时（即后至元四年，1338 年），享寿四十六岁，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

上述墓志铭的大意是，凌氏是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院长)的孙女，自小明理，贤良淑德，嫁给召伯大使，住在仁都胡同。邵伯船闸位于今扬州市江都区西北的邵伯镇，是千里运河线上最大的船闸，也是长江入运河第一闸。召伯大使主管召伯关闸，其权势与地位不可小觑。

器物铭文上所载的“长芗书院”，是景德镇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所书院，至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在江南地区有较大影响。该书院位于长芗都，南宋庆元三年(1197)，景德镇监镇季齐愈仿白鹿洞书院规制创建。元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欧阳玄来此讲学，用“圣朝无地非无教，院在长芗业已专”的诗句盛赞长芗书院。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也曾对长芗书院的影响予以肯定。

元“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龙钮玉印

元 西藏博物馆

玉质青色。扁方形，龙钮，玉质温润，印背精雕细刻有一对卧龙。印文为八思巴文，内容是“统领释教大元国师”的藏文译音，释教即佛教。整器雕琢而成，造型庄重古朴，是典型的元代官方重器。

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后八思巴为蒙古创立文字，被称为“蒙古新字”，现在一般称为“八思巴文”。关于此件青玉印的主人，目前还有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是八思巴所用。

八思巴文主要是官方使用，因此元朝灭亡后就被废止。今天学者研究八思巴文，主要是通过一些元代的碑刻、钱币、文书、印玺等等。

流光溢彩·明朝

（1368 年―1644 年）

元末民不聊生，爆发红巾起义，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明朝。近五十年后，明成祖时期迁都北京，此后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权力中心。明朝近三百年的时间跨度见证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文化扩张，人口几乎翻了一番，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贸易发达，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趋势。出土的瓷器、绘画、漆器和纺织品等创造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世界。由于文化成就和经济成就突出，明朝的奢侈品消费比以前任何时期都高。

九龙九凤冠

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

九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端皇后，原名为王喜姐，籍贯浙江余姚，1564 年出生于北直隶顺天（金北京）。万历五年（1577 年）正月，她凭借自身的聪颖、端恪，在礼部为明神宗选举秀女时，入选为淑女，后被册立为皇后。她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后，正位中宫共 42 年。但孝端皇后生前无子，结果引发了一场是立恭妃所生的长子朱常洛还是郑贵妃所生的三子朱常询为太子的“国本”之争，影响明未政局甚深，使万历朝成为明朝历史上由治转乱的转折期。

1957 年 10 月 20 日，北京明定陵地宫的最后一扇石门被开启，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摆在地宫里的三具棺木，分别属于万历皇帝、孝端皇后和后来被万历的孙子天启皇帝追封为皇太后的孝靖太后。其中万历和孝端的棺木保存较好，孝靖棺木因为是迁葬来的，已腐朽不堪。经过清理，地宫里的 29 个随葬储物箱里共出士了 2648 件精美的文物。

明曹全碑初拓本(“因”字不损本)

明 上海博物馆

这份拓本大约成于明初，所拓内容是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 年）年立的曹全碑上的文字。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完碑》，是东汉王敞等人为郃阳令曹全纪功颂德而立。在秦朝以前战争纷乱，各国丧葬文化皆有不同，无立碑习俗；到秦朝，秦始皇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百年后需要向后人彰显功绩，因此开启了立碑丰功的先河；到汉朝，统一汉字，立碑也在这时盛行。明万历初年，曹全碑在陕西省郃县旧城出土，因曾埋于渭水沙碛中，未经风雨的剥蚀，字画完好；万历末年，石碑受到狂风折断的树干重压，致使碑体断裂。1957 年移存于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已有较多损泐。

据沈树镛《汉石经室金石跋尾》所记，此碑出土时最初拓本“因”字未损，但此拓本极少见。相传在明末时碑石中断，亦有人认为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 年）后断裂，一般人们所见到的多为中断后之拓本。此为沈树镛旧藏“因”字未损本。目前存世有二，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

图片 | 刘畅等

排版 | 小谢

设计 | 子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