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李傕(爵)、郭汜(似)。笮(择)融。士燮(谢)。钟繇(瑶)。糜(迷)竺(竹)。秦宓(密)、甄宓(福)。麴(趋)义。陈祗、枣祗(知)。许褚(煮、楚)。卫觊(技)。臧(赃)霸、步骘(制)。夏侯惇(吨)。
荀(巡)彧(遇)、荀谌(臣)、荀顗、荀勖(续,之后还有名气更响的李存勖)。贾诩(许):其子孙贾疋(雅)。周鲂(房)。王颀(奇)逄(庞)纪。羊祜(沪)。朱儁(郡)。毌(冠)丘俭。潘濬、王濬(峻)。诸葛靓(近)。王垕(候)。
张郃字雋乂(俊义)。司马徽(挥)。全琮、刘琮(丛)。暨(即)艳。刘禅(善)。祢(靡)衡。何颙(yong二声)。丁廙(义)。蒯(快)良、蒯越。卞(辩)氏。郤(戏)正。乐(越)进。阚(看)泽。孙贲(奔)。
马日(蜜)磾(低) (西汉也有叫金日磾)。曹丕字子桓(环)。杜畿(击)。夏侯楙(矛)。韩暹(仙)。傅肜(戎)。张嶷(疑)。费祎(依)。王观(冠)。傅嘏(鼓)。华(划)歆(新)。董旻(民)。张悌(啼)。辛毗(匹)。桥蕤(蕊)。
泠(陵)苞。嵇(击)康。韩矍(爵)。傅巽(讯)。管辂(录)。刘璝(闺)。彭羕(样)。全怿(亦)。孔伷(昼)。曹髦(矛)。孙綝(称)。崔琰、蔡琰(掩)。马谡(宿)。昌豨(息)。王昶(畅)。
地名。葭(蒹葭,歌大致都听过吧?)萌。涪(服)县。猇(肖)亭(三大战役都在这)。下邳(批)。井陉(型)。犍(钱)为。冯(贫)翊(翼)。郯(谭)城。牂(赃)牁(科)。藁(稿)城。
乐(唠,辞海标注为勒)陵。解(骇,辞海标注的是谢)县。临朐(渠)。无棣(帝)。兖(演)州。东阿(e,一声)。鄄(卷)城 (《洛神赋》原名《感鄄赋》)。
浚(迅)县。渑(缅)池。荥(行)阳。中牟(目)。郫(匹)县。阆(浪)中。綦(奇)江。亳(勃)州。并(滨)州。芍(却)陂/摩陂(卑)。玄菟(徒)。缑(沟)氏。大宛(渊)。菀(晚)陵。猗(依)氏。挹(翼)娄。越嶲(悉)。
其他。假黄钺(岳)。斛(壶,计量单位)。掾(愿)曹。骠(漂)骑(其)将军。执金吾(狱)。殳(输,武器)。裴(培)松之。
初中玩“霸王大陆”还有“暗荣”系列,1同学常念:枸及、枸及。几十年过去了,他还是这么在喊。现在看“狗货”滥大街(仅限于身边人)以及“培林榨菜”。也没什么毛病。哈哈!
个人觉得,“容易读错”和“根本不会读”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有常用字作对比,“苟”和“荀”不分,可能读成“枸及”,而看见“李傕”、“朱儁”可能就是这是李啥、朱啥?所以,还记得初中语文《狗(荀)子劝学篇》的经典梗吗?
另,“甄宓”喜欢叫“真迷”,贾“诩”喜欢叫“甲鱼”。小时候分不清就管叫“小狗、大狗”。“诸葛恪(克)”喜欢念“猪哥哥”,确实是令人察汗。文内结合《词典》、《古代人名解构》和《世说新语》反复确认,想必是囊括完了。
需要注意的是: “甄”有人喜欢念成mi,虽然这字儿也念mi吧……钟繇。说现在读音还不能确定,也可以读有。实际上正确读音应该是“摇”。“有”的义项和使用方法不对。如果读“有”,至少不匹配钟繇的字:元常。
古代人取字,需与名形成关联。繇作yao时,意为“枝叶繁茂”。钟繇名、字见于《老子》: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是日复命,复命日常一句。取“勃勃生机更替永久”之意。另有注说:“芸芸者,华(花)叶盛”,可知“繇”与“芸芸”之意合。
《世说新语》也给出了旁证:晋文帝与陈骞、陈泰一起坐车,路过钟会家时,他们叫钟会也上车,叫完了就丢下他跑了。钟会后来赶到,他们嘲笑他,“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钟会之父名“繇”,与“遥遥”同音)。”
钟会反唇相讥道:“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德才兼备的人,为何强求自己和普通人合群呢?懿、矫、群分别指这3人的父亲:司马懿、陈矫和陈群。这样来看,很确定了吧?
个别有争议和混淆的。夏侯惇,我见过不止一个人读“纯”的,其中还包括某知名大学的副校长。泠(零)苞,看字不仔细,以前一直读成冷,后来发现是三点水。“靓”在古文里只有一个读音:“近”。
读“亮”是从现代粤语中传过来的。其实只有口语的几个词才会这么说。有一个肯定不知道,并州的并读一声(兵)。毌毋母,容易看走眼,其实毌就是“贯”字的上字部分。
许褚或读许 zhu,意思是装衣服的袋子。字仲康,意思是:中空,恰好可装衣服。《诗经小雅》酌彼康爵。《箋》康,空也。但读楚也不算错,毕竟绝大部分人都这么念,除非辞海哪次更新把读音校正了。
“嵇”康的读音也不是很确定,暂以比较靠谱的“鸡”为准。“渑”池(mian):我记得以前老师教的二声,后来挺多三声的,个人阅读习惯三声,也先改成三声了。还有沮(租)授,我一直读居授,今天看三国志,下面裴注写的:沮音菹(租)。
历代关于1个字读音确实存在差异,但现实问题是:没有人能确定裴松之所处的南北朝时的那个“菹”究竟是什么。还有,以前看老电视剧《关公》,里面叫郭泛。当时还想这水平不行啊这都能弄错。后来在哪儿看到还真有可能是泛非汜。
说“争论读音意义不大,三国时的汉语发音和现在不一样”的也有道理。但是很多东西总得在一个框架内有一个标准。这篇解答你可以理解为按照当代普通话标准总结的三国生僻字和易错字的读音吧。
最近,广东佛山市公安局公布了2018年户籍人口姓名之最。
微博上,网友对大众爆款姓名的投票。微博截图
其中,男孩取名最多的为“梓洋”。这意味着,约1000个新生男孩中,就有1个“梓洋”。第2-10名分别为“梓轩”“俊宇”“梓睿”“梓豪”“俊杰”“宇轩”“浩然”“浩宇”“子睿”。
女孩取名最多的为“梓晴”,该名字已连续3年排行榜首,约1000个新生女孩中有2人。第2-10名分别为“雨桐”“芷晴”“梓淇”“梓涵”“梓妍”“梓琳”“思妤”“晓彤”“思颖”。
网友发现,其中不少名字要么是“明星同款”,要么就是在言情小说、影视剧中看到过……
有人开始吐槽,这届家长是不是太“没文化”了,起个名字都能“撞车”。
但其实,这只是你不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暗黑”的名字。如果从历史维度考察中国人的姓名,这届家长很可能是最有文化的了。
微博截图
认字不够,数字来凑
事实上,近代以前,平民百姓大多只取小名,只是有身份地位才拥有大名。
今天人们能在史书上看到的名字,不是达官显宦,就是读书人。其中的名字自然显得颇有文化。
但如果将视线扩展到平民群体,你就会发现,古人的名字远不如想象中的美好。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资料图: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形象玩偶。 泱波 摄
流传下来的《明太祖实录》中关于他的姓名是这样记载的——“姓朱氏,讳元璋,字国瑞”。但“朱元璋”三个字只是发迹之后用的名字,早年的名字是朱重八。
为什么叫重八?这就涉及到当时民间取名的规矩。
宋元时期,民间无官者多不取名字,而是以数字代替。加之当时社会底层文化程度不高、识字不多,用数字起名大概也省去不少麻烦。
数字从哪里来?后世史家大概有这样几种猜测——或按出生时间的数字取名,或按出生时父母年龄相加的数字取名,或直接按兄弟排行起名。
有研究认为,“重八”也就是八十八,这其实就是他出生时父母年龄相加之数;当然“重八”也可能是按照兄弟排行所取的名字,毕竟有文献记载,朱元璋的几位兄长分别叫“重四”“重六”“重七”;而朱元璋的祖父名叫朱初一,则可能按出生时间取名。
不论朱重八属于哪种情况,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数字,在中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平民百姓的起名方式。
清代人俞樾在《春在堂随笔》记载了道光年间绍兴一带的取名风俗——“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
可见,及至清朝,民间仍沿袭这样的取名方式。
资料图。杨华峰 摄
不避俗不避丑
平民起名用数字好理解,今天的人们可能想不到,古代不少贵族的名字也是不避俗、不避仇。
很多人对春秋时期的印象是《诗经》《楚辞》,因此有人觉得当时人起名大概会参考这些书。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虽然生活在齐鲁大地的孔子总是把《诗经》挂在嘴边,但当地人似乎并没有在姓名上有所参考。
比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名叫“小白”。
如果说这样的名字今天看起来有点可爱、卖萌的意思,晋成公的名字就算是重口味了。
他姓姬,名“黑臀”。
这类名字还有:当时有楚公子名“黑肱”;郑庄公取名“寤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名叫“难产”……
事实上,这样的起名方式曾长时期在中国民间存在。还衍生出一套“讲究”——给孩子取个脏丑名字,不易夭折、好养活。
徐州丰县高达42.6米的刘邦铜像。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以名排辈的传统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并非都是“狗剩”这样的名字。纵观史籍,中国人的名字在很多时候起着排辈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本名刘季。而他的两位长兄,分别叫刘伯、刘仲。
《白虎通•姓名》载,伯者,长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按此说法,刘伯、刘仲、刘季,其实就是刘老大、刘老二、刘老三。
这当然是较为朴素的排行方式。随着历史发展,以姓名排行愈加复杂。
到明代时,本来只用数字取名的朱元璋给自己的子孙规定了颇为复杂的起名方式——不仅每一支子孙拥有固定的辈分字,名字中的最后一字还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固定了该字的部首。
例如,朱元璋长子朱标一支的辈分字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因此,朱标之字名为朱允炆。这里的“允”是辈分字,而“炆”的部首“火”与其父亲名字的部首“木”是五行相生的关系。
朱元璋四子朱棣一支的辈分字则有所不同,分别是“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因此,明仁宗叫朱高炽,高字辈火字旁;宣宗朱瞻基,是瞻字辈土字旁;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是祁字辈金字旁;宪宗朱见深,见字辈三点水……
资料图:一处保存完好的清代祠堂。杨艳敏 摄
事实上,这种起名方式,让朱家后代颇为头痛。每个人基本只有半个字是自己的,其余两个半字都规定好了。也因此,朱氏后人的名字中不乏生僻字。
以火字旁为例,周王系临安王朱勤烷、楚王系楚王朱孟烷、蜀王系永川王朱悦烯、岷王系安昌王朱定烷、唐王系唐王朱琼烃、伊王系伊王朱颙炔、郑王系郑王朱厚烷、衡王系玉田王朱厚烃。
金字旁的则有寿昌王朱均铁、封丘王朱同铬,秦王朱公锡,永和王朱慎镭,鲁阳王朱同铌,瑞金王朱在钠,宣宁王朱成钴,怀仁王朱成钯,长阳王朱恩钠,益阳王朱恩铜,沅陵王朱恩铈,长垣王朱恩钾,庆王朱帅锌,弘农王朱寘镧,蒙阴王朱帅钾,韩王朱徵钋,稷山王朱效钛,内丘王朱效锂,唐山王朱诠铍、其后朱效钯,新野王朱弥镉,伊王朱諟钒,金华王朱翊铕……
有文章就调侃,朱元璋的取名方式为后来的元素周期表做了巨大贡献……
姓名中时代的烙印
当然,从历史的维度看,名字终究是一个时代的表现。
例如,魏晋时期,玄学兴盛。“道”“玄”“元”“真”等字眼便常常出现在人名中;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北朝人起名随意率真,如赵黑、闾大肥、傅竖眼等等;南朝佛教兴盛,时人多取“佛”“慧”“法”“僧”等字为名。
资料图:400余名孔子后裔集体合影。 沙见龙 摄
近代以来,时代潮流在名字中体现愈加明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名字多用“军”“国”“兰”等字;“80后”中,“磊”“涛”“静”等单名盛行;“90后”则开始出现“琼瑶风”的名字……
甚至连用来排辈分的字都出现明显的时代烙印。
有文章引述了福建省福鼎县秦屿某村1977年重修的《太原郡王氏宗谱》的字辈谱。
新增的名行包括“青缃欣再起,理性有根源,玉树联生茂,三槐俊秀贤,彦才诚宝贵,硕士必优先,新时代,和平喜盈添,祖泽垂千载,教伦庆奕年”。
再来看看你的名字,其中大概也能读出这个时代的潮流。
汉字从远古走到今天,变成系统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甲骨文是殷商晚期的文字,大概是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的文字,文学作品《封神榜》描述的殷纣王所处的时代,就是甲骨文时代的末期,即便从那时候算起也有3300年的历史。三千多年来汉字发展遇到了什么危机?它是怎么突破的?怎么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象征?这就是我们今天讲演要涉及的内容。
黄德宽 文字学家、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
什么是“汉字”?
首先要说到“汉字”这个名称。
我经常被人询问:“汉字是汉代的文字吗?”“汉字是汉民族用的文字吗?”这些说法不完全准确。
准确来说,“汉字”是指记录汉语的文字或书写系统。其实在先秦时代,汉字并不叫“汉字”,它那个时候叫“文”“字”“书”“名”“书契”等,“文”和“字”连在一起称呼,是从秦始皇时始的,当时推行“书同文字”,这个名称一直延续使用到近代。近代因为中国人知道了有外国文字,所以把这个叫“中国文字”。到了现代,大家觉得中国文字除了记录汉民族语言的文字,其实还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字,因此把记录汉语的文字称为“中国文字”不太准确,就改称为“汉字”,所以“汉字”是现代才开始流行的概念。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
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汉字曾经经历过三次重大困境和危机。
首先,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构形危机。这个问题,涉及汉字的起源。
先秦时代,古人早就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但是一直没有说明白。例如先秦最有名的说法是仓颉造字说,也就是说当年黄帝史官仓颉受到动物鸟兽的足迹启发而创造了文字,这个传说没有办法证实。研究汉字起源真正有进展,要等到百余年来中国现古学发展以后,考古学家在地下挖掘出很多早期与文字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以科学的方法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线索。
例如,现在看到的最早的符号是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龟甲上的符号,那个符号像人的眼睛,它是不是汉字的前身?如果是,那可不得了,它距今有7500年,过去认为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资料比我们甲骨文早,如果这个能够得到判定,我们的文字很可能就比古埃及象形文字早了。但是目前,它还难以证实,但是,它确实为汉字起源探讨提供了线索。
距今五千多年的时候,西安半坡有个仰韶文化遗址(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是西北地区普遍的彩陶文化,彩陶文化上有很多刻画符号,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文物上有59个不同符号,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写文章对此进行讨论,像郭沫若就从仰韶刻画符号讨论汉字的起源,说汉字至少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
其实除了这些地方,在中国很多地方也发现了早期刻画符号,例如浙江良渚镇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公元前3300—前2200年),出土的玉器上有图形性的刻画符号,很复杂,有人说这与文字也有关。另外考古人员发现良渚文化中的陶器出现十个左右不同符号的组合,不同的符号连在一起很有可能是早期的文字,但是良渚文化是汉字的前身吗?如果是,那汉字的起源就提前到了五千多年前了。
除此之外,在山东半岛大汶口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公元前3100—前2600年),出土的陶器上也有组合性图形性符号,那也是距今五千多年左右。
其实这些早期的符号都不能肯定它与文字有直接的关系。与汉字直接联系的,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公元前2600—前2000年),这里发现了观测天文的遗迹,可以观察太阳的运行和季节的变化。这里发现的陶罐上出现了“文字”的“文”,这个字肯定是汉字的前身,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号。2017年《考古》公布了一篇文章,日月星辰的“辰”字也是在这个遗址发现的。这是公元前2600—前2000年的遗址,这样一算汉字历史就是四千多年,这个时代相当于史书记载中的夏代。只有从夏始才有完整的世系记载,这恐怕不是偶然,现在这个文字实物给我们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汉字在夏代已经形成的推论是完全可能的。
化解第一次危机:突破以形表意,走上“形声化”道路
从夏代再到殷商甲骨文,这中间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甲骨文是成系统的、完善的文字体系。
按照甲骨文来看,早期的汉字是以形表意,客观上有一个物象,把这个物象描写下来造一个符号,就是所谓的象形字,用许慎的话讲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把物象画下来随着物象的形状形成弯弯曲曲的线条。如果看到动物,就干脆画一个动物,例如“象”,一看鼻子这么长的动物就是大象的“象”(图①)。例如“车”字,一看就是一辆马车(图②)。
象
车
除了象形以外,有些不太好用象形表示。例如“上”“下”就无法用象形来表示。但是古人很聪明,“上”“下”是相对应的概念,画一横做一个参照,然后在长横上面画短横就是“上”(图③),长横下面画一个短横就是“下”(图④),长横可以写得弯曲一点。这就是指事字。
上
下
“本、末、朱”也是指事字,“本”是根本,是树的树根,所以“木”(图⑤)下面加一横就是“本”,现在讲根本、本原,就是树根引申出的意思。“末”是末尾,树梢,树的上部,就在“木”上面画一横。
木
“朱”,表示红色,树的心是红的,于是“木”中间画一横(图⑥)。
朱
有些字意思比较复杂,不那么好标记。例如涉水、过河,怎么涉?涉水用脚,两只脚跨一步,我们现在写的“步”(图⑦)就是两只脚,只是变形了,两只脚都跨在水上就是过河了,中间是水流,一边一只脚,现在“涉”写成三点水加一个“步”(图⑧)。
步
涉
这真是很奇妙,“见形知义”,有很多人说汉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用语言文字记载,还有很多符号没有办法画出来,例如我想表示我的脑子在思考,这个“思考”该画什么表现出来?画不出来。我们讲话的时候有很多虚词,“哼、哈”等,古人也有“之乎者也”,这些虚词也是画不出来的。完善的文字,要准确地记录语言,才能把事情记录清楚。
这就是汉字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表现,无形可象。造不出来字了,这个文字系统就不完善,如果找不到办法,这个符号系统就要走向灭绝。
面对困难,古人很聪明,想出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假借。思想的“想”造不出来,借同音符号替代;要表示大概、可能,甲骨文用“其”表示,“其”没法造出来,就借同音的簸箕的“箕”来表示,于是形成了一个方法叫假借。那么多符号本来有自己的用法,又用做别的用途,借来借去一团混乱,就分不清楚了。现在对甲骨文进行抽样统计,70%的字是假借。为什么现在破译甲骨文很难?除了一些字我们认不出来之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假借字还解决不了。
除了假借,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另一种造字方法,就是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再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把意义和声音合在一起就是形声造字法,例如“凤”字(繁体字“鳳”),是象形字,但是甲骨文中经常借作刮风的“风”,怎么办?改造它,在凤鸟上面加了一个“凡”声,就成了凤凰的“凤”(图⑨)。形声字一旦出现,汉字造新字就突破了原来的困境。例如“鸡”字(繁体字“鷄”),拿一个“鸟”字加上“奚”声就造出来“鸡”字(图⑩)。
凤
鸡
这类的形声造字法用起来非常便利,在西周时期就慢慢地发展起来。根据研究,西周时代80%的新造字是用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到春秋战国时代语言文字快速发展,春秋时代的新增字96%是用形声造字法,战国时代新造的字99%是形声造字法。这样一来汉字就突破了“无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庄大道,任何新词新语都可以用形声造字法,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方法造字,例如今天很多化学元素的字就是这么造出来的。
化解第二次危机:隶变突破古文篆体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
汉字突破了第一个困境之后,马上遇到第二个困境。
早期的文字,形象性很强,按照形象弯弯曲曲地去写。春秋战国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标识文字,于是追求简省,这种简省就改变了汉字早期的一些形态,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又进入到一个危机,即古体汉字书写效率低下,和当时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草率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战国时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现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专门考证就没有办法确认。写得很潦草,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突破就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在战国时期秦简上出现了早期的改变篆书曲线,变得平直方正的写法,这就是早期的隶书。例如青川木牍记载的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发布的一个关于田地的法律条文,其写法完全是隶书了。近年来发现的秦简,基本都是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小篆的简写,把小篆的弯弯曲曲变成平直方正,所谓“解散篆法”。
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隶书,但还带有点篆体的味道。一直发展到汉武帝时期,隶书成熟了,例如北大藏的汉简,就是成熟的隶书。到东汉像熹平石经、曹全碑,这是东汉的隶书,都很成熟了。
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和面貌,汉字的结构古今就完全不同了。形象性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看不到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着大象鼻子是“为”,是一个动作,是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样子,但是小篆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解释小篆“为”字时就不知道原意是什么了,结果他解释“为”是母猴也,说猴子喜欢用手抓,不断在动,所以“为”有“动”的意思,这是根据小篆讹变形体做的解释。到隶书以后,“为”字一点也看不出来和大象有关,当然也看不出和猴子有关(图⑪)。
“马”“为”“乘”三个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
正因为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因为当时的人们局限于文物材料,只看到大篆小篆,还不知道甲骨文。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鹤头燕尾,左右分背”,但是用笔“波挑”,写起来也慢,最快的办法是直来直去,到东汉的时候,进一步发生变化,直来直去的结果就产生了新隶体,从东汉开始,慢慢地就到了今天的样子,整个过程就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过程。隶、楷都是今文字,楷书只是隶书的楷正化,所以早期的楷书也叫隶书,我们现在把它们分开了,这就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这个转变最后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走出来,变得更加快捷。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但是前人又做了创造,觉得隶书不够快,于是汉代还出现了草书,草书就是隶书的草写,写起来随心所欲,从汉代的章草,进一步发展到唐代的狂草,又叫今草。草书为什么要草?最早还是为了追求书写便捷,但是太快速、太便捷写成一个轮廓,辨认起来很困难,规律性不强,走得太远了,所以过犹不及,就没有作为一种字体保留下来。但是发展下去发现很能表现自己的个性,写草书最能表现个性,最终成为审美对象。
比草书规范一点,比楷书又快一点的中间状态,就是行书。所以行书是“风流婉约”,写得很漂亮,最好的行书是王羲之《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行书、草书也体现了人们对书写便利的追求,但是最终成为一种审美的艺术,行书也是适用的手写体。
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就是从古文到隶书再到楷书,完成了一次古今转变,这一次转变确定了汉字的基本格局,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抽象的符号,到隶书以后汉字就从弯曲的线条变成点画的组合,组合目的是提高书写效率,牺牲的是汉字的形象性,以后再想通过字形去找汉字的字义,就比较艰难了,因此隶书以后,汉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
化解第三次危机:放弃拼音化道路,完成现代转型
汉代,儒家学说经典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的古书都变成了经典,把经典刻在石碑上让人抄标准版本。唐宋开始的印刷术,经书刻版印刷成书,文字就很稳定。尤其是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对汉字的稳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科举制度要读经书才能考取功名,这样的背景下,用以写经书的汉字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一个相当稳固的系统。
这个现象维持下来,好像汉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不然。18世纪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开始了现代化历程,实力增强,造出洋枪洋炮,蒸汽机发明后又开始远洋航行。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开始学习西方。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无法高枕无忧了,所以晚清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危机,随着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民族陷入危亡之际,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怎么办?有一部分人开始反思,要改革,要学习西方。
这时候,一部分反思者从文化层面反思,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教育不发达导致科技不进步。1902年吴汝纶到日本考察,回来以后建议要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教育,改革语言文字,统一国语。为什么语言文字跟现代化有关呢?他们发现欧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日本人学习欧洲,用五十音图,学习拼音文字很快,而汉字太难学,于是想从语言文字上进行改革。
尝试拼音文字,最早可追溯到明末西方的传教士。明末传教士利玛窦,比较早就利用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来拼汉语。这些东西也影响了当时的文人。有一部分人在此启发下开始创造中国的新文字,提出了形形的汉字改革方案,比较著名的有卢戆章的《切音新字》。还有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用汉字笔画做成拼音来拼北京话。
这个过程中,真正对汉字改革影响比较大的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运动。一些人觉得要学习西方进行拼音文字的试验,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思想观念要改变首先就要改变书写系统,要让汉字变成拼音文字,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和西方现代化接轨,学习西方的技术。这方面,最有名的是钱玄同,他说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当时汉字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社会上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支持拼音文字、废除汉字,这方面,蔡元培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另外像胡适、陈独秀、赵元任、黎锦熙、傅斯年、鲁迅等等,都支持钱玄同的观点要废除汉字。不过陈独秀和胡适还提出,把汉字废了也比较难,因为面临一个问题,中国各地说方言,如果用拼音文字,该拼谁的?是拼天津话、北京话、广东话、福建话还是四川话?所以大家觉得,要搞拼音文字,首先得先把语言统一起来,要加强国语。所以胡适提出文学革命,要学口语,“先有国语的文学”再有“文学的国语”,这样两者相互影响,当时的学者提出,以北方方言作为基础的民族共同语。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方案,例如赵元任等提出罗马字的拼写方案。
同时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创造了一个拉丁化的字母方案,并且还开了一个代表大会,这个新方案1933年前后传到国内,又有一部分人支持这个拉丁化新文字,也有很多代表人物签名,蔡元培、鲁迅他们都签名了,一共有681个名流签名表示赞同。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区、国统区都进行了推广,印了很多材料和读物,这个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方案。
可以说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想改变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提出了各种文字改革方案。这些方案中,有的是在汉字基础上的改造方案,有的是全盘学习拼音文字的方案,同时推进了民族共同语,统一国语这种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觉得发展成拼音文字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一下就变成拼音文字,于是使用了一个过渡办法即简化字,所以简化字在时期就推出了,也是钱玄同提出来的,胡适则建议说用老百姓使用的俗字就可以了,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后来没有推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国家建设初期即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郭沫若是关键人物。周恩来1958年政协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这三项措施基本上是继承了近代以来的语文现代化成果。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1956年《简化字方案》公布,在中国大陆推行简化字,2004年统计显示,大陆95.25%的人会用简化字,同时繁体字还在一部分小范围内使用。《汉语拼音方案》很快也推行了,并且成为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规范。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汉字繁简之争。前些年有政协委员提案要求恢复繁体字,有人开玩笑说,这样恢复还不够,要恢复到甲骨文才行。有人认为,繁体字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繁体字和保存中国文化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它早就不是原始状态了。
信息化时代,汉字会消亡吗?
最近还有人在说,汉字还要简,越简越好。还有人说汉字必须搞拼音化,跟西方的文字保持一致,这个汉字太落后、太古老了,写起来不方便,我们现在在电脑上打字,多数是用汉语拼音,省事儿。
我们怎么看这种争论?怎么看汉字近代以来走过的危机?今天汉字从危机中走过了吗?
其实,汉字是我们自己的文字,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废除汉字。如果把汉字废除了,我们就不能走向历史,文明就中断了。汉字已经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融入我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没有汉字,中国人的灵魂就没有地方摆放,因为汉字使我们变得丰富,使我们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那么,我们怎么和西方接轨?其实拼音已经解决了和西方接轨的问题,外国人翻译中国的东西,不能全用英文翻译,例如人名他只能音译,而汉语拼音就解决了这个音译的问题。如果没有简化字、普通话,我们的教育不会像现在这样普及,现在进一步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了不起的成就,简而言之就是语言文字实现了现代化,语言文字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其实无论是西方、日本,进行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都有一个语言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规范化、标准化,到了二十一世纪就是信息化。所以现在我们不会说把汉字废掉,因为它是废不了的。
回想三千多年来,汉字经历了三次大的困境和危机的化解,确实是了不起。可以说汉字文明是中华文明智慧的体现,也正好体现了一个精神,《周易》讲“《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总结文字的发展,这个“变”就是适应社会需要,适应应用是它的根本,构形危机的解决是为了发展应用,走出书写困境是为了应用,所以现代化转型也是这样,我想未来也会如此。
也许有人会说,二十一世纪了,信息化已经发展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了,我们现在不要写字了,我们想传递信息时只需要对着手机一讲,发一个语音,就完成信息传递了。文字不就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吗?那么未来,汉字会消亡吗?我相信,汉字在信息化时代一定会有自己的发展之道,一定会沿着它的历史轨迹走,因为文字是文明,是历史、文化、审美和人的心理结构的综合,中华文明只要能够持续发展,汉字仍然会存在。任何语言文字的发展,都是与其文化的强大、发展相关的,随着我们国力的提高,我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对汉字的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