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相人术(汉代的相人术pdf)

为什么魏晋时期美男层出不穷，并且男性外表趋于“女性化”？

说起魏晋，就不得不聊聊这一时期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美男子。有“掷果盈车”的潘安，有因美貌被围观群众看死的卫玠，还有“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的嵇康。在魏晋之前，人们的诗文大多描写的是女性之美。但是魏晋时期的文章，大幅的篇章是描摹男性之美。而且这一时期，多数男性以粉敷面，去除胡须，头戴鲜花，身着女装，男性外表趋于“女性化”。接下来我们聊一聊，魏晋美男层出不穷与外表趋于女性化的原因。

“人物品评”是中国古代能否做官的必要步骤之一。而中国古代社会基本都是男性占领主导地位，所以人物品评的对象也以男性为主。从魏晋之前的人物品评的标准的变化，可以了解到为什么男性的外表，逐渐被重视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首先出现人物品评的标准。《论语》这部著作里，其中有200多篇的内容都是在品评人物，总共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四十。他品评的这些人物包括贵族，士大夫，他的弟子和他本人。孔子人物品评的标准是德行与才能。孟子也提到“知人论世”，通过一个人的眼神来观察人品的的好坏。

从先秦开始，人物品评的标准开始注重人的容貌外在。当时，流行一种方术——相人术。指的是通过一个人的声音音色，骨骼形态，毛发的颜色等外貌特征，以及个人品性甚至到家族背景，来推测一个人的祸福吉凶，贫穷富贵和年寿几何。“相人”一词在《左传》一书出现了十五次，从客观上说明了人们开始把容貌纳入人物品评的标准里。

在秦汉时期，外貌对人物品评的影响逐渐加深。当时还没有具体的官员选拔制度。人们想自荐为官，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仅需要博学多才，口才良好，还需要一个风度翩翩的外形，以此来综合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

自汉朝开始，有了具体的选官制度，“察举”和“征辟”。从刘邦的《求贤诏》中

”遣诣相国府, 署行、义、年, 有而弗言, 觉免”

就可以看出当时是从德行，仪容仪表，年龄三个标准来选拔官员。

在汉代，长得不好看，任你品德高尚还是天纵奇才，都无法步入官场。《后汉书》中也曾记载了对男性美的描述，“为人美辞貌，有俊才”，“性沉静，美姿容”。无论是选官制度，还是人们对男性美的进一步认知，都说明了在汉代，容貌仪表已经开始成为了人物品评中的重要标准。

东汉末年，战乱四起，汉代沿用的选官制度几近崩塌。再加上门阀士族的敛财和收买人心，汉代的“察举制”已经不堪。三国曹魏建立，为了稳定统治地位，适应当时诸侯割据，战乱不断的境况，曹魏的当权者们实行了“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这一选官制度，其中品评人物有三点，家世，品性才能，确定品级。其中，确定品级，原则上是依据品性才能，实际上看的是家世。

三国两晋，世家盛行。选拔官员基本都由世家垄断。世家互为联姻，官场上盘根错节。世家有完善的教育体系，有出色的领头人，有多年积攒的经济实力。孩童三岁出口成章，这不是夸张，这是当时世家的真实写照。

可是，魏晋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世家子弟的才能无处施展，满腔抱负却无君主可投。迫于无奈，士族们只能把目光从政治移向山水自然。于是，道家兴起，玄学遍地，人们把自身的不安寄托于山水之中，开始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在追求精神世界的道路上，士族们发现了另外一条实现自我价值的的道路，那就是关注于自身。《中古审美文化通论》中曾写道

“在审美的文化意义上，重视人的容貌声色之美往往与自我价值的发现，个性情感的张扬，生命意义的重建等人文思潮的涌动息息相关。”

的确，魏晋士族向往与众不同，渴望个性的张扬，希望最大化的实现自身价值。于是，追求完美的外在，成了他们希望实现自身价值的最直观的体现。

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中的“容止”篇，就是单一描摹男性外在美的。容止，顾名思义，就是容貌和举止。容貌好看的男子必须符合两点，皮肤白皙，体态修长。

说到皮肤白，大概无人能比何宴白了吧。书中写道“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听起来很夸张，魏文帝曹丕（也有人说是魏明帝曹叡）怀疑何宴是否擦了粉才能这么白，于是大夏天让何宴吃热汤，结果发现出了一头汗的何宴用“朱衣”擦汗，一点儿粉都没有，反倒是容貌更加皎洁了。曹丕这才相信。

再说体态修长，其实就是——瘦高。夏侯玄曾被赞叹“玉树”。玉树是仙境里才有的高贵仙树。一个人像树一样，他能不高吗？

其次是举止。举止在书里的定义是气质。在海西公称帝时，曾称赞会稽王如朝霞。是因为例行朝会时，天色还早，殿堂里比较昏暗。只有会稽王到来时，仿佛朝堂上注入了晨光，一扫昏暗。一个炙热明亮的美男会稽王，被生动的描绘出来。

《世说新语》中描写的容貌或气质，在现代人看来似有夸张的成份。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渴望通过对外在美的追求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早在春秋战国时，人们对男子的审美是威猛刚毅的阳刚之美。例如《左传》中一名女性挑选自己的丈夫，一名男子打扮的高贵华美，另一名男子穿着戎装，有军人之姿。这名女子最终挑选了这位身穿戎装的男子。在儒家思想的典籍中，也是强调男性的阳刚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或者“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都是在赞美男性的阳刚之气。

到了魏晋时，男性的外貌仪表逐渐走向女性化。服饰往往是人内心的外化所在。魏晋以前，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社会思想的核心。儒家认为只有遵从礼教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其中有冠服制度。就是依据不同的帽子搭配不同的服装。而且不同的场合也需要穿特定的服装。

魏晋是一个礼乐崩塌的时代，儒家思想已经无法全部适用于这个朝代，而且沦为了当权者与争权者的工具。由此，男性服饰分为了两个极端。一类士族，常常戴着帢帽，脚穿木屐，这些衣物都是非正式场合的装扮。而且衣服多为宽衣大袖，常常会坦胸露乳，他们以此来反抗礼法束缚。

还有一类士族喜好着女装。《晋书.五行志》中有记载到，何宴就非常喜欢穿妇人衣裳。当时有很多人批判这种行为，是因为儒家思想在男女性别差异中，是以社会地位定位，其核心是男尊女卑，要求女性三从四德。但是也有很多人追捧穿女装这一行为，与传统礼法相抗衡。还有一点，是作为封建礼教的女性往往没有选择的权利。当时男人们好女装，傅粉，剃面，去除男性特征，正是表达对现实无可作为的无奈。

好女装，喜敷粉，常剃面，这些审美错位的深层原因还有一点，就是由于常年累月的战争。这一时期，依旧延续了儒家思想中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观念。更迭，大小战争不断，有了战争，就有死亡。男人出门打仗，死而未归，女性就要自觉承担起教育子女的重任。

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男孩子，会有一种“恋母情结”。何宴好女装就是典型的例子。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曹操，在曹家生活，何宴唯一能依赖的便是自己的母亲。由此看来，女性的主导地位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后代，使这些男孩不知不觉中开始模仿，偏向女性化。

魏晋时的士族，为反抗传统礼法，身着女装，因父爱缺失，模仿母亲描眉施粉。无论是特立独行还是潜意识作祟，都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魏晋时期，男子对完美外表的追求，审美趋于女性化，是特定时代的造就，是乱世之下，被逼出来的癫狂之举。看透这些不同寻常的表象，在魏晋士族的身体里，始终存着一颗既坚毅而又敏感的心。

参考文献：

黄思敏《略论魏晋时期士人的身体审美意识》

《论〈世说新语〉男性审美的“畸形”性》

汉朝时期的神奇相术

在汉代，相术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不仅有相工这个从事相术行业的职业，还有一套相术的理论模式。

在《史记·赵世家》中，对白起进行了如下描述：“白起的头小而锐下，断敢行也；瞳孔黑白分明，见事明也；视线稳定不转，意志坚强也。”可见，这时候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的外貌特征与命运的联系。汉代还出现了专门为贵族服务的相工职业。这些相工在与他们的客户的交流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相术的理论模式。

根据《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传》的记载：“韦贤到了大鸿胪的时候，有一个相工给他看相，说他将成为丞相。韦贤有四个儿子，还让他也给他们看相，结果第二个儿子玄成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很有名，也会成为丞相。”韦贤说：“如果我成为了丞相，我长子在，你怎么能成为丞相呢。”然而，韦贤最终成为了丞相，后来去世了，长子犯罪，于是玄成继任了丞相的职位。”可见，当时相术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了。

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运用了先秦时期的相人术，随之，一些后来的史学家也纷纷效仿。《东观汉记》中记载了孝顺梁皇后请相工莱通为她相面的事情。在永建三年，梁皇后成为选进官方的人，相士莱通见到梁皇后后非常吃惊，再次向她贺喜说：“此所谓日角优月，相之极贵，臣我从未见过。”自此，一种曲解相人术神奇效果的风气逐渐形成。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关于相术的传说和故事的书籍，比起相术理论的书籍来说更加多，相术因此被渲染得神秘莫测。

西汉汉文帝是历代最节俭的皇帝之一，他自己平时从不丢弃一件衣服，可是他用在他的男宠邓通身上的花费却是惊人，可谓极尽奢华。有一次，汉文帝让一个有名的相士给邓通算命，相士说邓通将来会因饥饿而死。文帝听了，怒斥相士，说自己能使邓通富贵显达，他怎么可能会饿死呢？于是汉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使他有权铸造钱币，形成了“邓氏钱布天下”的局面。在任何时代，经济都是社会的命脉，货币的价值及流通，都将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生活，所以历代铸钱造币之权都是由国家掌握着，此权岂能落在私人手中？但是文帝竟把铸钱、开矿的权利赐给邓通，使邓通富比王侯，“邓氏钱布天下”，此乃历史上一大奇观。

邓通也让汉文帝对他刮目相待。有一次文帝长了一个化了脓的疮，邓通竟用口去吮吸。以后文帝也叫太子用口给自已吮脓，太子不大乐意，汉文帝就告诉他邓通的做法，让太子以他为榜样。从此，太子对邓通怀恨在心。文帝离世后，太子即位，为景帝，他于是就把邓通罢免、判罪，并抄家，邓通最后因饥饿而死。他的下场还真让相士给言中了。#夏日生活打卡季#​

故事：阎立德的象人之妙画技乃是家学，他成为初唐时期绘画的中兴力量

《画人传》~第31篇

文/卢秀辉

阎立德（约596年—656年），本名阎让，字立德。唐代大臣，建筑家、工艺美术家、画家。

阎立德祖父阎庆，北周权臣大冢宰、晋公宇文护的母亲是阎庆的姑姑，阎庆性格宽容和善，从不苛刻繁琐，因此深受百姓喜爱。宇文护虽然独揽朝政，但阎庆从来没有迎合依附他。宇文护诛杀后，北周武帝宇文邕下诏，让阎庆次子阎毗迎娶自己的女儿清都公主为妻。阎庆虽然官高望重，与皇室联姻，但仍经常将谦虚谨慎作为自己的操守，当时人们都因此称颂他。受到北周武帝、北周宣帝、北周静帝、隋文帝厚待，进位上柱国。

阎立德父亲阎毗，迎娶清都公主，北周武帝宇文邕驸马。隋文帝时期，以技艺侍东宫，数以雕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兼任太子宗卫率长史宿卫东宫。太子杨勇被废后，阎毗又为隋炀帝所用，阎毗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职。盛修军器。参加过长城之役、辽东之役，主持开凿运河北段、修筑长城等重要工程。累迁朝请大夫、殿中少监。善画。

阎立德，母亲是清都公主，外公是北周武帝宇文邕。阎立德兄弟三人，他为长子，弟阎立行、阎立本，他与阎立本皆以善画并为唐初重臣，名垂后世。

阎立德出生时，已经是隋朝了，父亲虽没有前朝风光，但是善于逢迎，又会诸艺，精于画事，在服伺太子时，深得信任，连宿卫都交给阎毗负责，太子杨勇被废后，阎毗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隋炀帝继续用他，隋人对他也算是才尽其用了。阎立德继承家学，擅长建筑、在工艺、绘画等多方面表现出了自己超众的才能，受到了尊重。

阎立德自小就聪颖乖巧，这一点深得父亲喜爱。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之下，阎立德早就对绘画、书法有了很大的兴趣，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学习，所以，他对艺术有着很高的造诣。长大后，阎立德对古建筑的研究更为浓厚，深得父亲的真传。随着年龄的增长，阎立德在建筑、绘画、工艺制作上的成就也愈来愈高。唐高祖武德初年，阎立德成为秦王府士曹参军。因为阎立德在绘画及工艺制作上的非凡成就，又迁官居尚衣奉御，并为宫廷设计、制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及舆伞仪仗等，深得高祖赞赏。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三年，东谢蛮（云贵高原民族）谢元深随牂州刺史谢龙羽晋京朝贡。他“冠乌熊皮冠，若今之髦头，以金银络额，身披毛帔，韦皮行膝而著履。”谢元深戴着黑熊皮做的帽子，用金丝络额，穿着用毛皮做的衣服，绑裹腿，穿鞋。中书侍郎颜师古上奏皇帝说：“古代周武王治理国家时，周朝的史官将边远的国家来归顺的民族，就将他们的事情编纂在一起。现今，皇上的恩德所到之处，应该将朝拜的使臣绘图画像留给后人，张扬我朝恩施泽被。”太宗批准了这一奏请，命阎立德等人为这些使臣绘图画像。阎立德奉诏画了《王会图》，将谢元深进贡一事，用绘画记录了下来，以歌颂唐帝国的强大兴盛，以及远边民族对唐朝的认同，表达了双方的友好关系。

唐贞观十八年七月至次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出兵辽东进攻高句丽，阎立德随从唐太宗李世民征战。当唐军大队行至辽泽时，东西两侧二百余里均为泥河潭，致使人马难行，阎立德立即建议太宗李世民填道造桥，得到了太宗的肯定。阎立德对桥梁、道路进行了设计，完工以后使太宗李世民大悦，升阎立德任将作少匠、将作大匠。

是战因唐太宗李世民过于求稳，没有乘虚直取平壤，久攻安市不下，天气开始寒冷、粮草运输困难，被迫撤军，没有彻底灭亡高句丽，但高句丽失守十余城，死伤五万以上，被俘七万以上，缴获高句丽的马匹、铠甲、兵器不计其数，对高句丽的国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贞观十八年，阎立德的设计、建造能力得到了重视，太宗命阎立德主持建造高祖的献陵，阎立德主持建造献陵之时，充分发挥了他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天分，令太宗李世民赞许不已。

太宗李世民于是又令阎立德营建翠微宫、玉华宫。太宗李世民对阎立德营建的两宫非常满意，不但给予阎立德极为丰厚的赏赐，同时，深为唐太宗重用，赐官至工部尚书。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又命阎立德为他自己兴建昭陵，阎立德再一次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此后，阎立德深得太宗之欢心，并成为了唐初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昭陵工程是由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按照唐长安城的建制，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皇宫内宫。在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堆成建为方型小城，城四周有四垣，四面各有一门。昭陵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穿凿而成。昭陵建筑时，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墓室内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随葬品。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记载有“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

阎立德的绘画，吸取了前代画家郑法士、张僧繇、杨子华、展子虔之长，艺术上与其弟阎立本齐名，作品题材大都与初唐政治有较为密切的关系。阎立德画有《文成公主降番图》，用画笔忠实地还原了公元641年吐蕃使臣禄东赞迎娶文成公主的情景，形象地记录了文成公主赴吐蕃与松赞干布联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让人们再睹了唐太宗的公主嫁给西藏王，这一在汉藏民族的历史关系上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性画面。

阎氏自北周时起，世代高贵，是“关陇集团”的士族。阎立德在唐朝初年承继了他的父亲的工作，设计皇帝的礼服及仪仗车舆伞扇，并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督修皇宫。阎立德与阎立本，自从江北陆谢云死去，北朝杨子华去世，他们兄弟二人给表演各种技艺的人画像，可算是画得最好的了，实际上使绘画又振兴起来。至于各国前来京城朝拜、献宝的使臣们的形象，为接待这些使臣所安排的仪式，以及这些使臣所展示的用鼻子饮酒、用头撞球等奇异的风俗，都被他们兄弟用绘画记录下来，而且深得神韵。

阎立德创作了《古帝王图》，描绘了汉代至隋代的十三个帝王，即汉昭帝、汉光武帝、魏文帝、吴大帝、蜀昭烈帝、晋武帝、陈文帝、陈废帝、陈宣帝、陈后主、北周武帝、隋文帝、隋炀帝。每位帝王与男女侍从形成一组，人物或行或坐，帝王的上方书写有庙号、姓名及在位年数。

阎立德从拥护统一，赞美稳固的的立场出发，描写这些帝王，这一立场符合初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要求，为人称许。阎立德对人物的描绘没有停留在形似的层面上，更没有将他们脸谱化、漫画式的处理，而是通过对人物外在的微妙刻画，使他们的心理、气质和性格表现了出来。他还在用对比手法，让帝王同侍从从身材和用色上均形成鲜明的对照，突出了主体人物。他精心地利用帝王各自的面貌与情态，表现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帝王的性格与特征。人物肖像图与情节性绘画不同，情节性绘画有故事支撑，肖像画只能通过人物的外貌特征来表现内在本质和品格。这就是所谓“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

《古帝王图》一传哥哥阎立德所绘；一传弟阎立本所绘；一传兄弟二人同绘；一传郎余令所作。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古帝王图》，为宋人摹本。伪中华“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汉奸梁鸿志，将画卖给美国人，美国人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阎立德去世，获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是唐初政治集团中重要成员之一。

李嗣真在《论画》中说：“大安博陵，难兄难弟。自江右陆谢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实为中兴。至如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序位，折旋矩规，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莫不尽该豪末，备得精神。”

卢秀辉有诗《赞阎立德》，诗云：

北周武帝旁，

阎毗常举觞。

父子三支笔，

画尽美衣裳。

朝代相更替，

技艺未曾荒。

兄弟在初唐，

各自吐芬芳。

卢秀辉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