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侯伯爵等级(宋代公侯伯爵等级)

等级森严的贵族政治，看日本二战前首相当中的“公侯伯子男”

日本原本是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在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向西方学习，从政治经贸到衣食住行都留下了很深的西方印记。但是，日本仍然保留了许多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世袭背景之下的贵族政治和等级森严的社会准则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只是在具体的执行环节上增删了一些步骤，其内核依然强大。在政坛中亦是如此，为了确保身份地位和职务相互映衬。二战之前的很多位首相都享有崇高的地位，源自中国的“公侯伯子男”爵位依旧存在于日本政界之中。首相和各部大臣均由拥有爵位的贵族担任，形成了贵族内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日本战败后政坛被盟军强制重组，相关的等级制度才渐渐消失。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贵族执政是日本二战前的传统

爵位制度源于古老的中国社会，先秦时期中国便开始实行爵位制度，“公侯伯子男”就是一段时期内的爵位概述。爵位不仅是地位的体现，还附带着土地的管辖权和大量的经济利益。当时的天子会举行特殊的仪式来分封爵位，将象征着土地的白茅草赐予贵族，因此也被称为“裂土分茅”。日本是从唐代时期开始向中国学习典章制度，包括爵位制度也一并带回了日本社会中。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改革内部的政治体制，取消了原有的大名和公卿称号，以“华族”作为群体性的指代名称。政府也在1884年颁布《华族令》：将华族分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个等级。而当时能够获得爵位的主要就是三个群体，第一是原本的旧公卿家族和大名家族，公卿之家的子弟可以凭借家世授予子爵以上的爵位，大名之家可依据原有俸禄等级获封男爵以上爵位。当中的代表就是原本的五摄家，他们是在幕府时期就于天皇身边辅佐的高级文官家族，被封为公爵。第二个群体就是在倒幕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臣群体，像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都获封了侯爵。第三个群体就是皇族中被降为臣子的一部分，比如后来的伏见宫博英王就被降为了臣子，封为侯爵，但这部分人数并不多。这些身份象征着特权和地位，并且还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政府。

日本的贵族内阁

日本明治政府从伊藤博文担任首相开始，这一职位就长期与贵族身份合二为一。伊藤博文在颁布《华族令》时获封为伯爵，他的继任者黑田清隆也是伯爵。在日本明治宪法颁布时期，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有子爵之上的贵族身份，可以说的上是贵族内阁。之后的首相及其爵位大致如下：

三条实美（公爵），山县有朋（公爵），松方正义（公爵），大隈重信（侯爵），

西园寺公望（公爵），桂太郎（公爵），山本权兵卫（伯爵），寺内正毅（伯爵），

内田康哉（伯爵），高桥是清（男爵），加藤友三郎（子爵），清浦奎吾（伯爵），

加藤高明（伯爵），田中义一（男爵），斋藤实（子爵），近卫文麿（公爵）。

在发动二战的罪魁祸首裕仁天皇登基之前，日本的首相中只有1918年9月29日—1921年11月4日的原敬首相是平民身份。进入到裕仁天皇的昭和时期后，平民出身的首相开始多了起来。这也与日本当时发生的军国主义抬头、军人势力坐大有直接的关联。

日本明治天皇

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政治体制也在面临激烈的变革，政党政治开始进入到国家的政治序列之中。包括伊藤博文在内的明治元老也开始投身于政党活动之中，但是由于长期的传统时代对于日本人的思维影响。日本的政党政治在建立初期仍然保有很浓厚的忠君色彩，没有将政党政治的精髓即“分权与制衡”融入到国家的政治之中。更有甚者，以变革为口号，实际上是为攫取自身的政治资本，更有甚者将国家体制视为一场政治豪赌。正如美国人约翰·托兰所撰写的《日本帝国的衰亡》当中提及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接着出现、社会主义和主义的潮流，这在日本青年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变革的呼声甚嚣尘上。政党相继出现，一九二四年开始实施成人普选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在日本，视政治为或摇钱树者大有人在，已揭露出一系列丑闻，如松岛红灯区丑闻，铁路丑闻，朝鲜丑闻等。对贪污贿赂的告发，使国会大楼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这些扭曲的发展使得日本的政治运作本身就出现了先天不足，而贵族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政党政治的兴起而有所降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贵族依旧是国家政治领域的重要角色。就最高的爵位公爵而言，在数十年中只有桂太郎是凭借着个人的努力而登上了公爵的地位，贵族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从平民到贵族的桂太郎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将贵族的大门向部分积极努力、力争上游的平民开放，这是它进步的显著特征。在日本的传统社会，高级贵族完全由世袭产生的。优秀的平民只能进入到普通的官员序列之中，无法改变自身的身份和命运。而在明治维新前后，很多在戊辰战争中立下功勋的平民获得了贵族的头衔。在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也有很多的将领因为功绩而获封为贵族。典型的代表有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的东乡平八郎，他就是平民出身，因此战而被封伯爵，后又晋升为侯爵。他和桂太郎一样都是通过功劳的累积从平民一步一步走向了贵族的地位，这体现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积极促进人才的上下流动，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日本成功的关键点之一。

首先，这是东方民族的长期惯例。这样的安排并非日本独创，在中国早期一人之下的丞相（相国）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贵族的身份。在汉代中期以前，国家文官政府的长官也都是由拥有列侯头衔的军功或者外戚贵族担任。汉武帝时期还确立了“丞相封侯”的制度，也就是当丞相就任时没有列侯的身份，从他担任丞相的那一刻起皇帝就会自动授予他列侯的身份。在汉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布衣宰相是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据《汉书》记载：

“元朔中，公孙弘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

布衣宰相公孙弘

自此之后，丞相与贵族就成为大汉王朝四百年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直到丞相制度改革之后。日本很明显是在唐代之后吸取了中国的典范制度，明治维新时期又把相关制度重新设置到了国家的政治体制之中。以贵族治理国家一方面是对于贵族身份和能力的肯定，由于古代政治社会中没有专业的概念，所以身份是能力的一种代表。国家也是以此来作为选拔高级官吏的衡量尺度。因为贵族和平民存在身份上的落差，平民对于贵族的服从具有理所当然的先天性。这样能够加速政策的执行力度。在古代时期，整个东亚都是等级社会，上下阶层秩序井然。因此，日本自明治之后以贵族担任首相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贵族是日本当时对于天皇最忠诚的一个群体。天皇在数百年的幕府将军控制之下形同虚设。而在这一时期下层的武士和各藩的大名拥护天皇掌权，发动倒幕运动也是天皇可以重掌大权的最重要原因。所以，天皇以贵族担任政府首脑也有酬劳功臣的意味在其中。而且，由于长期以来的幕府统治，天皇的身边缺乏能臣干吏和优秀的人才。在倒幕运动和戊辰战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优秀分子，不仅在军事领域战功赫赫，同时还对于国家的体制机制和法律修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以这些人来组成政府的核心不仅有利于稳定国家的局面，更能够加速国家的发展。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封闭，日本当时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古代，对于西方和现代社会缺乏必要的认识。佩里叩关之后，西方社会对于日本的冲击不断加大。而木户孝允等人在倒幕运动之前就对于西方社会有所接触，所以任用他们可以更好地与西方接轨。

木户孝允

最后，明治天皇重新夺回大位时还比较年轻，经验不足。当时的军队也大部分都来自于倒幕运动中的将领麾下。赐予这些将领贵族的身份，再将政府也完全交给这些新贵来掌握，可以更好地实现权力的行使和政策的运转。而且经过了尊王攘夷运动的渲染，国家内部忠君爱国的氛围高涨，因此天皇并不担心会再出现另一个幕府来瓜分统治权。所以，以伊藤博文等新贵来处理政务，这对于当时的明治天皇来说是最佳的选择。

日本虽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但是随着国际上多种思维不断涌入日本。日本国内的风向也有所转变，进入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这种现象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明治维新中的元老已经日渐老迈凋零，但是这些家族依靠着贵族的身份依旧掌握权力。这就造成了底层青壮年特别是军内青壮派的不满，矛盾在不断的累积之中。

日本最后一位元老——西园寺公望

从第一位平民首相原宪被刺杀以来，底层军官的狂热性被不断点燃。直到二·二六兵变时的总爆发，当时主要针对的人除了政府首脑之外还有大量的元老贵族。其中包括了牧野伸显伯爵、西园寺公望公爵、斋藤实子爵等等，这些人都是日本贵族阶级的代表。这场兵变虽然最终被镇压，但是底层青壮派军官的疯狂已经日趋失控。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军部的代表正式登上了首相的宝座，将整个日本推入了战争的深渊之中。最终，1945年日本战败，整个贵族阶层也被盟军纳入到了清算的名单之中。据资料记载：

“1947年，根据新的《日本国宪法》，华族制度正式废除。据统计，当时有爵位者包括：公爵17名、侯爵38名、伯爵105名、子爵351名、男爵378名，共计889人。1947年5月15日上午10点，自岛津忠重公爵以下204名华族齐聚东京皇居“表三之间”拜谒昭和天皇。在会见中，天皇表示：‘从今以后华族制度废除，各位要努力不辱没祖先的名声。’”

自此之后，日本长达数十年的华族政策正式被终结，日本政府也走向了平民化，政党政治成为了政府的主体架构，一直延续至今。

二·二六事件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通过《华族令》确立了“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的贵族身份，分别授予了当时的元从重臣和传统世家。自从伊藤博文正式出任首相之来，日本的首相乃至内阁都为贵族所掌握。在昭和时期之前，只有原宪首相是平民身份，其余的首相都有高低不等的爵位在身。进入近代之后，日本打开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许多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平民都被授予了爵位，成为贵族。有些人甚至坐上了首相的位置，成为政府首脑。这固然是遵循了东方民族的一贯传统，也是对于功臣的酬劳，有利于推动国家的发展和与西方接轨的进程。但是由于长期的贵族执政也埋下了隐患，底层的青壮派军官渴望获得权力，甚至不惜兵变来实现自己的疯狂理想。日本军国主义上台执政后将整个太平洋地区推入了战火之中，最终自食恶果。

明朝爵位的演变，从稀缺到滥封，崇祯死后公侯泛滥，异姓也能封王

明朝的爵位分为两种，一种分封给宗室，另一种分封给异姓功臣或者外戚。

宗室封爵的原则是，皇帝诸子分封为亲王，亲王嫡子继承亲王爵位，其他诸子则降等封王郡王，郡王嫡子继承郡王爵位，其他诸子再降等袭封镇国将军，以此类推，接下来是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和奉国中尉，虽然后期朱元璋的子子孙孙不断繁衍，宗室人数庞大，但是这个封爵的体制或者标准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被严格的遵循着。

朱元璋像

但是，分封给异姓功臣和外戚的爵位则不然。在明朝，分封功臣的爵位分为公、侯、伯三等（去除了中国传统五等爵位之中的子爵和男爵），明初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所以一开始明朝对于封爵一事还是非常慎重和严肃的，只有社稷之功或者有军功之人才能封爵。在朱元璋时代，封了六个开国公爵：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郑国公常茂，在开国那么多的元勋中，只有这六位位极人臣，获得顶级的爵位，甚至连朱元璋的亲密战友汤和都未能位列公爵，而神机妙算的刘伯温也只位列伯爵，可见朱元璋时代封爵的严肃和谨慎，封爵严格遵循了“非社稷军功不得封”的标准。

徐达像

而后朱棣在靖难之役中战胜了侄子建文帝，抢下了大明江山，为了表彰这些为自己卖命的文臣武将，朱棣又分封了一批爵位，被称之为“靖难功臣”，原燕王旧臣丘福、朱能被封为公爵，张玉、陈亨被追封公爵，另有13位燕王旧臣被封侯爵，12位燕王旧臣被封伯爵，以这些燕王旧臣的功绩论（虽然不见得光彩，但是对朱棣却是实实在在的功劳），封公封侯不为过，而且总数也不过三十余人，说明对封爵的控制依然十分严格。

靖难之役

但是随着王朝的慢慢延续，这个标准变得越来越松懈。比如明英宗在夺门之变后将参与的功臣石亨，起初因战功进封武清伯，后又因夺门之变被封为忠国公，前者因战功而封，无可厚非，但是后者却因而封，难道是“社稷”之功？勉强说得通，但是此时的爵位已经丧失了原本的意味，变成了利益的交换。与此类似的还有同样参与夺门之变、因此功被封为武功伯的徐有贞。

夺门之变剧照

而到了崇祯年间，这种现象有更加恶化的迹象。崇祯在位期间，内忧外患，大明王朝在农民军和清军的双重折腾下逐渐走向了死亡，而崇祯皇帝对大臣的控制力也逐步下降，尤其是那些手握兵权的武将们，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只能用爵位来“收买”他们。

在李自成逼近北京时，崇祯皇帝无奈之下令吴三桂放弃关外土地入关勤王，为了勉励吴三桂，“三月封三桂平西伯”，崇祯皇帝此时以伯爵加封吴三桂并非其有军功或社稷之功，只是希望他能够率领关宁铁骑迅速回京勤王，并不是事后论功行赏，而更似一种利益交换。与吴三桂几乎同时受益的还有山东总兵刘泽清，三月十八日，“揭上，封泽清东平伯”，在北京城破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还发出了一道封伯的谕旨，用意同样也是“临清地近可虞也”，在崇祯和大臣看来，刘泽清的驻地离北京也很近，是可以依靠的另一支力量，但是很可惜，这道谕旨根本无法发出，而刘泽清也根本无意入京勤王。

而当崇祯皇帝在北京自尽之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史称弘光帝。弘光继位之后，封爵更加泛滥，江北四镇因为武力支持福王登基，立下“定策”之功，史可法为了讨好四镇军阀，上疏弘光帝建议设立“江北四镇”，并为四镇请封，“黄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果然，不久，高杰等四人分别晋封兴平伯、广昌伯、东平伯和靖南侯，而这四人在此时根本毫无建树，四人不过是收拾了一些南下的残兵败将，因为清军没有南下而拥兵自守而已，弘光帝加封四人不过是对他们拥立自己为帝的感谢罢了，于社稷并无半点功劳。

江北四镇

吴三桂降清之后，弘光朝廷对此并不知晓，他们以为吴三桂只是邀清军入关协助“剿匪”而已，所以弘光登基后还“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但是此时吴三桂已经是清朝的平西王了，所以根本不会在乎明朝的公爵了。

吴三桂降清

而到了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年间，爵位泛滥更加不可收拾，有点军队就可以封个伯爵、侯爵，公爵也不是什么稀罕物，甚至连从不赐予异姓功臣的王爵都已经不再神秘和高不可攀，而且受封王爵的还是之前反对大明王朝的反贼。

清军入关之后，张献忠在与清军的战斗中战死，大西军的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率领之下进入云南，并以此为根据地休养生息，数年之后孙可望率领大西军余部改弦更张，转而联合南明共同抗清，但是孙可望希望南明永历将其封王，以便确立自己在大西军中的领导地位。

虽然永历帝和朝臣们希望坚持原则，不加封异姓臣子为王，一开始只同意封孙可望为公爵，但是此时一个小小的公爵已经不可能满足兵强马壮的孙可望了，孙可望坚持要求永历朝廷册封自己为“秦王”，而这让永历十分为难，毕竟“秦王”不仅仅是个王爵，而且是亲王，还是亲王中最为尊贵的称号，但是无奈形势不如人，最终永历帝还是默认了孙可望“秦王”的封号。而这个头一开，后续诸位武将的封号也随之水涨船高，大西军第二号人物李定国被封为“晋王”，而大西军中的第二流人物白文选也被封为巩昌王，而其余公爵、侯爵则已不可数。

李定国像

永历帝的滥封固然是因为形势所逼，而且在此时，对于出于末路的南明朝廷来说，这也并非全然无益，但是显而易见，明朝初期定下的封爵体系，此时已经被破坏无疑了，也许这正是一种新秩序的建立过程，可惜这也未能挽回大明王朝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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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否》爵位品阶：国公几品？侯伯几品？明兰父亲若有功封什么爵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电视剧已经播出大半，故事从盛家开始转移到顾家。剧情的矛盾冲突也开始从盛家四姐妹转移到婆媳之间，又一个小高潮即将到来。

电视剧背景安排在宋朝，剧中到处都是国公、侯伯等官爵，而且官宦世家的大家闺秀都想嫁入爵府，可见爵位是多么的高贵。那么，在北宋国公到底是几品官？侯伯又各是什么品阶？明兰的父亲盛紘只是个从五品的京官，若是有功，能封个什么爵位呢？

《知否》剧中的官服有着宋朝的显著特点，尤其是官帽，长长双翅的乌纱帽。从皇帝无子嗣和谈到的与敌国以燕云十六州为界，基本就可以确定故事背景为北宋宋仁宗时期。确定了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展开研究它的爵位制度和品阶，以及爵位在当时社会的贵贱。

北宋的爵位制度继承于唐，前期分为十二个等级，后期略有减少。宋仁宗为北宋第四位皇帝，为宋太宗赵光义的孙子，这段时期基本属于北宋中前期。

爵位的继承制度分为世袭罔替与世袭，世袭罔替为世代为爵，继承是不降等级；世袭，继承是要降一个等级。宋朝只有世袭，而没有世袭罔替。

剧中出现的爵位为兖王、邕王、齐国公、宁远侯、永昌伯爵、忠勤伯爵。根据宋朝爵位制度亲王为正一品，嗣王、郡王、国公为从一品。兖王和邕王为郡王，那么品阶就是从一品，小公爷的父亲齐国公也为从一品。

根据公侯伯子男等级逐降和宋朝的官阶制度，侯爵为从三品，伯爵为正四品。明兰的相公顾延烨日后若继承了宁远侯，那就是从三品，华兰的夫家忠勤伯爵府和墨兰的夫家永昌伯爵府为正四品。

明兰的父亲为从五品的京官，若有功能封个什么爵位呢？根据爵位品阶等级，男爵对应的为从五品，也就是最低的爵位。这样一对比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华兰、墨兰和明兰出嫁的时候属于高攀。明兰的父亲盛紘若没有功，连最低的男爵都被封不了。

《知否》中的公、侯、伯、子、男爵位常识大科普

2019年，由赵丽颖、冯绍峰等主演的电视剧《知否》非常火爆，背景朝代可能是宋朝，里面有很多公、侯、伯等爵位，好多不太精通我国古代爵位历史的朋友看的稀里糊涂，不清楚公、侯、伯、子、男这五个爵位哪个大，哪个小。下面笔者为大家科普下我国古代爵位历史知识。

爵位是中国古代皇族、贵族的封号，用以表示身份等级与权利的高低。根据文献记载（尧、舜以及夏并无文字等实物资料佐证），爵位形成于周代，共公、侯、伯、子、男五爵。历代爵位设置虽然偶有不同，但都是以周朝的五爵为基础的。这五爵都世袭罔替，都是诸侯国，国君在封国内享有绝对的统治权。各诸侯国内，置卿、大夫、士等爵位，这些就不是周天子承认的爵位了，卿、大夫虽然有封邑，但是得受命于诸侯。《孟子.万章篇》就详细介绍了周礼中关于爵位的介绍，“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历朝历代都是在周朝公、侯、伯、子、男五爵的基础上设置爵位的。如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现了有别于之前卿大夫的通侯、君等新爵位；秦朝时期，商鞅变法时定下的二十等爵位；西汉，特点就是增设王爵；唐朝，分亲王、嗣王（承袭亲王的爵位）、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

言归正传，咱主要探讨的是《知否》这部电视剧里的朝代背景宋朝的爵位制度。宋朝封爵制度基本上继承自唐朝，在唐朝的十种爵位基础上加了两种，成了十二种爵位。宋朝的封爵的承袭分为世袭罔替、世袭两种，世袭罔替在承袭时按原有爵位继承不变，世袭的爵位要降一等承袭。除世袭爵位外，还有一种封爵只是终身爵，身死爵除，没办法继承。

我们先来了解下宋朝的12级爵位。

王：又称作亲王，只有皇帝的儿子或者兄弟才能被称为亲王，是正一品；

嗣王：亲王的儿子降一等承袭为嗣王，是从一品；

郡王：由宗室近亲承袭的为郡王，皇帝下特旨册封者也可为郡王，是从一品；

国公：亲王由宗室祖宗后承袭者为国公；皇帝特旨者也可为国公，国公为公爵第一等，位分等同于或低于郡王，从一品；

郡公：剩下的宗室近亲都封为郡公，次于国公的爵位，为正二品；

开国公：一等公爵，正二品；

开国郡公：一等公爵，正二品；

开国县公：一等公爵，从二品；

开国侯：二等公爵，为从三品；

开国伯：三等公爵，为正四品；

开国子：四等公爵，为正五品；

开国男： 五等公爵，为从五品。

从上面可以看出，就是在“公侯伯子男”爵位的基础上增加了王爵，到了后来嗣王、郡公、开国公三个爵位就被废除掉了，只剩下余下九种。我们对照上面爵位介绍，看看《知否》中的贵族们分别是什么爵位？

齐元若的父亲是齐国公是一等公爵，娶了平宁郡主，属于除皇族外的贵族巅峰了。顾廷烨的二叔是宁远侯爵府的嫡次子，属公爵的第二等侯爵。明兰的大姐姐盛华兰嫁的是忠勤伯爵府袁家，是伯爵，属于第三等爵位，华兰是属于高嫁，为此盛家出“十里红妆”以作陪嫁。明兰的四姐盛墨兰要攀的高枝是永昌伯爵府梁家，也是伯爵。明兰的祖母，盛家老太太是勇毅侯的独女，也是侯爵，跟宁远侯爵应该是一个级别。大反派邕王，属于亲王爵位，是《知否》中爵位最高的了。盛家是科举出身的，明兰的祖父当年科举中的是探花，是没有爵位的，属于掌握实权的，和贵族不是一个系统，没办法进行比较。

总体来说，爵位从大到小依次为王、公、侯、伯、子、男，上一等级的最差也比后一个身份尊贵。笔者科普爵位制度到此为止，《知否》里面的爵位，你们清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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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官最高爵位只能是伯爵，为何不能封为公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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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周朝开始，就出现了公、侯、伯、子、男这五等爵位。汉朝把五等爵位变成了王和侯两种，能够得到这份殊荣的都是皇帝的本家、外戚和有功之臣，后来又把担任丞相一职的人封侯。自汉朝以后，尤其是到了五胡乱华时期，封爵就变得异常混乱，基本上在朝廷内任职的人都可以获得五等爵位。

到了明朝，形式为之一变。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给功臣以及死难将士的封号也都是五等爵位，可是等到坐稳天下之后，朱元璋觉得封爵太滥了，于是就把五等爵位变为三等爵位，也就是只有公、侯、伯，并且规定，文官不得封为公侯，最多只能封为伯爵，而且前提是必须立有军功。

从表面上看，是朱元璋苛刻，舍不得爵位赏赐，一个文臣一般是不会有机会立有军功的。这从一方面来讲，这个政策确实是朱元璋对武将们的偏爱，因为武将只要是有爵位，哪怕官职没有文官大，在朝中受到的尊崇和地位要远远高于文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官势力。

可惜，这个制度在明朝中后期没有坚持下来。总兵在明朝属于武一品，可是在明末却出现了“总兵帐下无县令，县令亲随有总兵”这样的过于贬低武人的局面。为了鼓励文官们立功封爵，在明朝的官方学校里，是要开武备课程的，学子们一面学习圣人之言和治国之道，另一方面还要学习兵法和弓马。这个制度是朱元璋的首创，所以，明朝初期文臣们大多都是文武双全的。

在明朝的277年里，文臣封有爵位的一共才有九人，封为公爵的只有一人，其余八人都是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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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萧何，在朱元璋起事初期就跟随着他，虽然读书不多，但计谋百出，为大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殊勋，因此，朱元璋把其奉为自己的萧何。明朝建立不久，李善长就被封为韩国公，俸禄四千石，立有铁券世袭罔替，并且免本人两死，免其儿子一死。可即使是这样，李善长最终也没能免除一死，因受胡惟庸案牵连，全家七十余人被杀。朱元璋还算够意思，给了李善长全尸，并且因为李善长儿子是驸马的缘故，免除了李善长长子一死。

不管是神话还是真实的，刘伯温的能力确实抵得上汉朝的张良。虽说之前刘伯温是看不上朱元璋的，但是自从投靠了朱元璋之后，奇计百出，为朱元璋创立大明朝立下了不朽功勋。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被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就算是刘伯温自己不在乎，岁禄也确实少得可怜，也可能是朱元璋为了保护刘基，怕封赏过厚，会引起其他人的嫉妒吧！

汪广洋在明初的职务是高于刘基的。因为刘基说过，自己是不能够做丞相的，所以汪广洋被封为右丞相。这个人一辈子小心谨慎，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在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忠勤伯，岁禄360石。笔者写到这里，替刘伯温感到不公，就连汪广洋这样的人每年的工资都比刘伯温高，朱元璋也确实做的有些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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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朱元璋还是朱棣，对茹嫦这个人的评价都很高，可是其作为却不敢叫人恭维。他作为一个文臣被封为伯爵的原因并不是立有多少军功，而是劝进。朱棣攻入南京之后，茹嫦首先劝朱棣即帝位。作为一个老臣，在面临篡位的情况下，不是奋起抗敌，却在作为谈判代表与朱棣谈判时，话都不敢说。可是等到朱棣进了南京，却第一个跳出来劝进。朱棣当然大喜，一个敌对方的大臣劝其称帝比己方劝其称帝不是更好吗！于是茹嫦以劝进之功被封为忠诚伯，岁禄一千石，并且，朱棣还对其大加称赞“威仪山立、气宇渊深、品物咸熙，令闻卓著与四方”。这还不算，朱棣还赋诗夸奖他：“古今多出忠良士，罕有茹公立大勋”。

王骥就是朱元璋那种文武双修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文官，也是真正意义上靠军功封爵的。明朝正统年间，王骥在征伐麗川宣慰使土司思任发、维摩土司韦郎罗的战役中立有军功，被封为靖远伯，岁禄一千二百石，后来又增加了岁禄三百石。应该说，王骥能力是很强的，可这个人对利禄很是在意，最初封为伯爵不是世袭的，在他的反复要求下，朝廷觉得他是一个老臣，给了他一个面子，给了他世袭的资格。后来在明英宗复辟的时候，他也稍微参与了一下，可是在赏赐的时候却没有他，这位老先生又一次上书要赏赐，理由是什么呢？原来在英宗复辟的时候，他的儿子王祥确实是参与了，可是在混乱中被一些将士们给撞到了，还差点被踩死，没有什么光荣事迹，所以在封赏的时候大家都不记得还有这么个人也参与了，也就没有申报。于是王骥上书自表其功，明英宗没办法，只得封王祥为指挥佥事。

杨善封为伯爵跟军功没有半点关系，他是明英宗“夺门之变”的功臣，在天顺元年正月，封为兴济伯，岁禄一千二百石，给了他世袭的资格。

徐有贞像 图片来自网络

徐有贞和杨善一样，也是明英宗“夺门之变”的功臣，在天顺元年三月，封为武功伯。

相对于王骥是征伐南方土司立下了军功，王越则是征伐北方鞑靼立下了军功。明朝南北用兵强弱大不相同，南方动辄斩首几万、十几万，而北方呢？斩首几百，就是大捷了。王越因在战争中率军斩首三百五十级，被封为威宁伯，岁禄一千二百石，后来又在战争中斩首一百二十人，增加岁禄四百石，再后来，又立了一个小功劳，增加岁禄五十石。可是王越并不满足，他期望能够得到封侯，可是明朝的制度在那里摆着，文臣是不可能封为公侯的。于是，王越不做文官了，自请担任武职，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在明朝中期，武将的地位已经远远不如初期了，可是王越为了封侯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于是佩“平胡将军”印，担任总兵官，可是到了最后，也没有封侯。

就算大家不知道王守仁这个名字，但是王阳明这个名字大家都应该熟知，他是我国“心学”的创始人，其地位在明朝士人中是崇高的。这个人可是了不得，文武全才，在平定“宁王之乱”的时候，立有军功，被封为新建伯。当时争功的人很多，对其诽谤的也很多，虽然被封为伯爵，却没有世劵，没有岁禄，新建伯的爵位都几乎不保。在其死后，他的徒子徒孙们都在朝廷为其鸣不平，后来又追封其为新建侯，这也是破了明朝的先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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