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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俪成(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古乐府《江南》是现存较早的乐府歌辞之一,也是诗题中出现“江南”的最早文学作品。在讨论古乐府《江南》涉及的地域时,人们常按照当下对“江南”的理解,将之定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地。然而,近来学界对“江南”概念的研究表明,先秦两汉时期“江南”一词多指长江中游洞庭湖南北的楚地,吴地则多被称为“江东”。(陈志坚《江东还是江南——六朝隋唐的“江南”研究及反思》)。这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古乐府《江南》的来源地,以及古辞中“江南”所指,究竟是洞庭湖南北的楚地;还是指太湖流域的吴地?不少乐府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在谈论乐府《江南》时谨慎地将之称为“吴楚”的民歌,但是此曲究竟产于吴,还是产于楚,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古乐府《江南》的演唱方式。《宋书·乐志》中介绍汉代相和歌时说道:“《江南可采莲》,《江南》古词”,可知《江南》是汉代相和歌中的一曲。《江南》古辞后四句“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学者多据此判定其采用了一人唱,多人和的演唱方式(王传飞《歌诗表演与汉、魏相和歌辞艺术新探》)。这种演唱方式具有明显的楚地歌谣特征,正如黄仕忠先生指出的,“一倡众和,前倡后和,在楚地最为盛行”(黄仕忠《和、乱、艳、趋、送与戏曲帮腔合考》)。《淮南子·说山训》中说相和乐:“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阳阿》《采菱》”,楚辞《招魂》中有“《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的表述,可知相和名曲《采菱》即出自楚地。菱与荷同为水生植物,在楚系文学作品中常常同时出现,所以吴競《乐府古题要解》录《江南》古词后说“又有《采菱曲》等,疑皆出于此”,显示了《江南》与楚相和歌《采菱》的密切关系。
再来看押韵方式。黄节先生在《汉魏乐府风笺》中认为《江南》古辞后四句中“西”与“北”隔句押韵,并以楚辞《大招》中“魂兮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同用“西”“北”押韵为例。如果黄节先生的论证成立,那么《江南》古辞后四句的押韵方式和韵部均与《大招》相同。此外,《江南》从东西南北四方描写游鱼的手法,与楚辞《大招》及《招魂》中分别从四方入手展开叙事的写法,也是非常相似的;《招魂》末尾的“魂兮归来哀江南”,更是“江南”第一次出现在韵文中的例子。因此,不论从表演方式来看,还是从押韵与叙事手法来看,《江南》古辞都显示出了与楚地民歌较强的亲缘性。
再来看与《江南》关系密切的《江南曲》。吴競《乐府古题要解》说“《江南曲》古词云:‘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江南弄》下题解曰:“梁……武帝改西曲,制《江南》。”结合两段论述,可知本于《江南》古辞的《江南曲》本是西曲。《江南曲》不在《古今乐录》所列后起西曲的名单中,当是南朝之前就已存在。梁制《江南弄》保留了《江南曲》的地域性,其中既有《采菱》《采莲》,也有与楚地传说相关的《游女曲》《朝云曲》。南朝人创作《江南曲》时也均注重体现其楚地特征,《乐府诗集》载唐前《江南曲》有柳恽、沈约两篇,柳恽诗曰“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沈约诗曰“采莲渡湘南”,其中“洞庭”“潇湘”“湘南”等地名都显示出南朝诗人眼中《江南曲》与楚地的关系。
六朝文人在化用《江南》古辞创作其它诗歌时,也常将背景设置在楚地。如陆厥《南郡歌》曰:“江南可采莲,莲生荷已大。……双珠惑汉皋,蛾眉迷下蔡。”首句完全沿用《江南》古辞,而从诗题中标明“南郡”,其后化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形容楚女之“惑阳城,迷下蔡”来看,曲中的主人公无疑是楚女。又如谢朓《江上曲》云“莲叶尚田田,淇水不可渡……江上可采菱,清歌共南楚。”首句化用“莲叶何田田”,末句明确指出地域背景为“南楚”。可见六朝文人化用《江南》古辞时,自然会想到楚地的景貌。
乐府《江南》首句即为“江南可采莲”,可见“采莲”是人们观念中“江南”的一项标志性活动。那么早期人们的观念中“采莲”活动的主要地域是哪里呢?《尔雅·释草》云:“荷,芙渠。(郭璞注:别名芙蓉)……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可知莲与菡萏、藕等一样,都是荷(芙蓉)这种植物的一部分。在先秦两汉,出现这类意象最多的作品,无疑就是楚辞。《离骚》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湘君》有“搴芙蓉兮木末”,《招魂》有“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等等,都是楚辞“香草”意象的组成部分。在汉代,荷花也被认为是楚地的特产植物,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楚客子虚描述云梦泽的风物,就特别提到“莲藕觚卢,……外发芙蓉菱华”。相反,在秦汉文献中,几乎难以找到将莲或荷花视为吴地特产的例子。
东晋之后流行的吴歌之中,也有不少与“莲”相关的作品,但用法与《江南》古辞有很大区别。王运熙先生曾经指出“谐音双关语,委实是吴地歌谣的最大特色。”(王运熙《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吴声歌曲中使用“莲”意象时,绝大部分都使用了“莲”“怜”双关的修辞手法,隐喻男女爱怜之情,如《子夜歌》中“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子夜夏歌》中“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读曲歌》中“湖燥芙蓉萎,莲汝藕欲死”等。而乐府古辞《江南》中出现“莲”的句子中,不论“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还是“鱼戏莲叶”,将“莲”改为“怜”,都不能显示出与爱情相关的谐音双关。也许正是因此,《江南》古辞中“采莲”和“莲叶”等词语,在唐前吴声歌曲中也未曾出现过。由此可知,吴声歌曲中主要将“莲”用在谐音双关的修辞,与《江南》古辞中的“莲”的用法是完全不同的。
至此,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从文学中“莲”意象的分布,《江南》古辞的演唱方式、意象呈现手法,以及汉魏六朝文人对《江南》古辞地域背景的认识来看,古乐府《江南》涉及的地域都应该是楚地而非吴地。不过在六朝以后,政治重心转移到建康,文人开始向吴地聚集,莲花的种植和关于莲花的写作也涉及吴地之莲。在南北割据局势下人们开始频繁用“江南”一词代指整个南朝,使得吴地也成为文学中“江南采莲”的发生区域。唐代以后,“采莲”的地点开始变得吴楚不分,如唐代陆龟蒙所作《江南曲》中既有“鱼戏莲叶南,……影乱吴娃楫”又有“鱼戏莲叶北,……稍背鄂君船”,囊括吴楚两地。王昌龄《采莲曲》中“吴姬越艳楚王妃,争弄莲舟水湿衣”的描写,更将吴、越、楚的采莲女放在同一个画面中。更多的诗人,开始将采莲的背景完全放在了唐代经济日渐繁荣的吴地甚至越地,李白《采莲曲》中“若耶溪傍采莲女”的形象,又衍生出西施采莲的传说,进一步将“江南采莲”的背景向东转移,构成了我们当下认为“江南采莲”为吴地或越地风俗的印象。
事实上,中国古代莲花的产地很广,除了少数高寒地区外,各地都有分布。但是在诗文作品中“莲”的意象总与“江南”连接,正是继承了乐府古辞《江南》文化基因的结果。不过这种文化基因又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吴地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文人集中的场域与“江南”一词所指的地域同时东移,最终形成了“江南采莲”由楚地到吴地的变迁。在变迁过程中,“江南采莲”的意象被文人不断引用、书写,每一次书写中,都会沾染上新的时代特色与地域特色,最终从水乡乘舟劳动嬉戏的欢乐场景,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了对太平时光的希求、对淳朴生活的向往、对秀丽山水的依恋、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与回忆等丰富内涵的文化符码。通过对“江南采莲”意象流动过程的探寻,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中国文学中这一经典意象的丰富性与包孕性。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05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说到古楚国,大家能想到什么?屈原、刘邦还是项羽?或者是“楚虽三户能亡秦”的典故?我想多数人,对楚地的了解可能也就是如此了吧?实际上,楚地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风俗的地区,与中原地区差异非常之大。甚至直到今天,在这片区域,还留存着很多极具地方特色的习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古楚国忒大,大到要掰成西楚、东楚、南楚三大块才好说清楚。2100年前,有一位老人叫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把楚国画了三个圈。
大致上,现在的江苏北部、河南的西部、包括湖北的荆州以西,叫西楚。现在湖北中部往东,江苏、浙江等地,叫东楚。安徽、江西和湖南的南部,叫南楚。
嗯,三块加起来,差不多半个中国吧。
战国时的楚地
楚人(荆人)跟北方人属于不同的文化族群。屈原的《离骚》开篇就说楚人来源于颛顼高阳氏,非夏非夷。楚地是三苗故地,更多地吸纳了巴蜀、吴越、南夷的成分,信鬼、尚巫。
秦朝统一和东晋南渡,给楚文化注入强大的中原文化内核。佛教东来以后,与楚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最终,这一方水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楚地风俗。
一、楚人民风特点《史记·货殖列传》: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其民多贾”,“清刻,矜己诺”。
东楚彭城以东“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徐,江苏北部。僮,古僮县,今安徽泗县。朐,山东临朐。缯,今山东苍山县。
南楚“其俗大类西楚”,“好辞,巧说少信。” 南阳 “俗杂好事,业多贾”。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加了一句话:“信巫鬼,重淫祀”。
楚地沿袭的傩戏面具,一般都是各种鬼神
归纳一下,大致有三点:
一是楚地风俗并不完全一样,靠近楚界的地方风俗与外地接近。《安庆府志》就说“荆楚饶劲士,吴越多秀民,皖介两服之间,沉潜高明,益兼具矣。”二是西楚南楚风俗大致相同。三是楚人性急、花言巧语、信巫鬼。
二、楚人节令习俗关于节令风俗,最早的专著就是介绍荆楚风俗的《荆楚岁时记》,梁朝宗懔编著。之后,荆楚风俗主要散落在各个地方志记录中。
荆楚风俗内容很广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有的风俗还很小众。但是在节令风俗上各地都很重视,也有自己的规矩。
荆楚节令风俗在内容上有三个特点:
(一)驱鬼辟邪
据《荆楚岁时记》:正月初一到初七分别为鸡狗羊猪牛马人对应,戒杀。初一为鸡日,楚人初一“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
傩戏,表现的是驱鬼辟邪,为生活带来吉祥
这是一年第一天的早晨楚人做的第一件事,可见鬼神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
接着在门上贴画鸡,贴门神,两边挂桃符(春联的前身)。这些都是起驱鬼作用的。晚清时期的汉口,门神改为捉鬼的钟馗。
还不够,还要“进屠苏酒”,“服却鬼丸”。
这样做,是不是把鬼赶走了呢?并没有!
“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棰床打户、捩(lìe)狗耳、灭灯烛以禳之。”
正月最后一天,“芦苣火照井厕中,则百鬼走。”并送穷鬼。
楚人这是闹的哪样?大过年的整这么大的动静,到底是人过年还是鬼过年呐?
不仅过年,在其他节日里,都能看到楚人驱鬼辟邪的活动。
清光绪六年《蕲水县志》记载五月二十八城隍诞辰会,戏台演台阁故事,“费金钱,靡酒食,虽贫民不避焉。谓以致力于神也。楚俗之好巫重鬼,信乎!”
七月半中元节,中部地区也叫“鬼节”,这十五天里各家祭奠亡者。
在腊八节,村民要打腰鼓、戴“胡公头”帽子,装扮金刚驱鬼。
至今,中部地区的人对奇怪的事仍然叫“有鬼。”
一年到头,楚人真是有鬼!
(二)敬神礼佛
佛教道教在楚人心目中都是不可不敬的对象,佛道各个重要日子,楚人都要进香做法事。其他像传统的土地神、灶神各位神仙,也都要祭拜。
四年的《汉口小志》记载,初一开门放鞭,向吉方拜喜神,叫“出方”,元宵夜祭祀天地和家神。
二月初八,释迦牟尼出家日,楚人遵行佛家的八戒,举行纪念仪式。
春分日祭拜土地神,到社庙设贡品祭拜,村民聚餐。按郑玄说的,一百家共立一座土地庙。楚地实际上一个湾子无论大小立一座土地庙。
三月十五财神会,汉口各商铺焚香致敬。三月二十八东岳诞辰日。
四月八日,释迦牟尼生日,寺庙用香水擦洗佛像,做法事。四月二十八药王生辰,汉口各药铺祭拜孙思邈。
五月二十八城隍诞辰会,清光绪二年《黄梅县志》记载“排列仪仗,拥神出巡”。
七月十五佛教盂兰盆会,纪念佛经中记载的目连救母。道家叫地官赦罪日。当天汉口必定僧道满街,纸钱遍地。
十月十五下元节,道家为水官解厄日。
腊八节,备猪肉和酒祭灶神。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灶神升天。祭祀灶神,供果糍、豆腐、糖饼。当天到三十,家家都可以烧纸钱祭祀先祖。
年三十夜,“接灶”。迎接灶神从天上归来,拜天地、家神、祖先及尊长,叫“辞年”。
所以你看,这一年到头,神佛总是和楚人相伴的。
(三)占卜和禁忌
初一把铜钱系在拐杖脚上,甩到扫帚上,叫:“令如愿”。意思是甩掉污秽,心想事成。熬白麻子、大豆,说是消除瘟疫。
晚清时期的汉口,妇女小孩佩戴银洋、台票,这是“压岁钱”。
初一傍晚,喂养家畜管饱,水缸要备三日水。水为财,用过的水不泼,用缸、盆存放。三天不挑水、不扫地,箱子柜子紧锁(意思不散财)。供案花瓶插柏枝、冬青、天竹枝,意思长青。客座摆水仙花。
正月十五傍晚,“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汉口人晚上请乩仙,病人则请女巫画符念咒。
光绪八年《孝感县志》记载孝感人元宵节请神有多种形式,实质一样。比如“杨四神”,把神像绑在架子上,两个人抬住,嘴里祷告,一会神附体说话论吉凶;又比如“扁担神”,两人摇扁担,旁人烧纸钱祝愿,神附体判事;还有“厕神”纪念戚夫人,也叫七姑(戚七同音)。装粪箢箕架子埋在厕所里边,上面盖女衫,衫上画人像,焚香拜祝,两女手扶,神来就自动叩地,以下拜次数判定。
影视剧里的戚夫人
这个习俗有点奇怪,戚夫人山东人,死在陕西长安,刘邦家乡江苏沛县算是楚国边境,两千年对她念念不忘的竟然是湖北人。
清明时节,“不带柳,不祭祖”。男女在鬓边插杨柳,或者是带柳条。妇女也带地菜花。各家在神龛上插柳枝。同治八年的《江夏县志》记载,扫墓时用竹子、树枝系上五色纸钱、彩球,插在坟顶,子孙祭拜。
五月叫“恶月”,禁忌多。不得晒席子,不得盖房子。汉口人给儿童额头和五官涂朱砂、雄黄压病,用艾叶洗澡,妇女佩戴艾草、香囊驱邪。
七夕,楚人把瓜上的蜘蛛网作为预示吉凶的符号。
八月十四,给儿童额头点红,压制疾病。
小年让妇人在床下点一盏灯,拜祝红娘子看灯,一年无臭虫。孝感人小年点灶灯,直到正月十六止。
年三十围炉通宵不睡叫“守岁”,不能熟睡,即使老病也扶坐在堂上。床边放剪子、柏枝、大蒜驱邪,到天明再收拾。台阶下燃蜡烛,用桶烧松香驱病疫。武汉三镇各码头松香火光照耀,雨打不熄。从头更到早晨,爆竹声像是煮粥,四处都是。天亮以后,爆竹屑嫣红满地,厚厚一层。
三、楚人节令文化楚地江河湖泊众多,形成了亲近山水、野外宴游的风俗。
正月初一亲朋拜年,不讲长幼规矩,叫“拜年无大小”。初七人日,楚人要登高赋诗。
元宵节也叫上元节,汉口等地要“闹年”。有锣敲锣,无锣敲铁。谚语“正月半,敲铁罐。”元宵点灯,汉口从十一到十八,家家挂灯结采。有龙形灯十多节,舞动前行,沿门说吉利话、要赏钱和酒食。
武昌人做的灯“刻翠镂花,裁云缀鸟,极为斗工争巧”。孝感人作灯棚,有果盒灯、莲花灯、绣球灯,庙宇做八仙灯、罗汉灯,更有精美的走马灯。
走马灯,灯壁上描绘各种人物
晚清时期武汉的花炮品种繁多,有起火、砖花、纸花。旋转的叫“金盘银盏”,水里的灯叫“水鸭”,空中的“赛月明”、“云菱炮”、“滴滴金”。整个正月,士女泛舟、临水宴会,“行乐饮酒”。
宋朝以前,楚人对待男女关系比较开放,年轻女孩子可以自由外出约会游玩,甚至饮酒作乐。
立春日,楚人“为施钩之戏”,简单说就是两船拔河。“又为打球、秋千之戏。”打球,就是蹴鞠,古代的足球。
寒食节,蛋画比赛,看谁的鸡蛋雕刻的巧,谁的蛋画美。清明节祭祖扫墓三天,汉口人登洪山、伯牙台,或者到后湖边草地踏青,携带酒菜,乐以忘归。
三月三,曲水流觞。全民出动到江河湖渠边踏青,斟满的酒杯放在水的上游,下游的人端起来喝。
清嘉庆二十三年《汉阳县志》记载,汉阳人这时候到月湖堤上野炊,“或泛舟绿水,或结伴芳洲”,“倾城游宴”。
东岳诞辰日汉口人游洪山,儿童放风筝、斗百草、打秋千。出彩的风筝有鹞子形的、蜈蚣形的。
五月初五,端午,也叫浴兰节,踏青。插艾草、菖蒲。赛龙舟,百姓都到水边观赏,汉口后湖游人如蚁。杨林口龙舟竞渡,几十人驾一小舟,“众浆齐飞,疾如风雨,鼓声人声与水声相应,岸上观者如堵”;“女士坐四柱青幔之船,竹帘旁挂,肴酿笙歌,出游助兴”。
端午赛龙舟
七夕,牵牛织女相会。妇女结采色线,穿七孔针。而到了重阳节,汉口人就要佩戴茱萸,去登洪山、大别山了。
四、楚人节令饮食古时候的楚人,正月初一关于吃饭就有非常多的名堂。
早起拜年后,第一步,喝“椒柏酒”,就是分别用花椒和柏树叶泡制的酒,香味浓烈。“饮桃汤”,应当是桃木煮水,一来取其芳香,二来桃木有驱鬼功效。这一步,算是开胃。
第二步,“进屠苏酒、胶牙饧”,即屠苏浸泡的酒,麦芽糖。这一步,算是餐前点心。
第三步,“下五辛盘”,“服却鬼丸”。五辛盘,五种辛味的蔬菜,《本草纲目》说是葱、蒜、韭、蓼蒿、芥。却鬼丸估计也是有怪味的东东。这一步,算是上冷菜。
第四步,“各进一鸡子”,这才吃到一个鸡蛋。
第五步,开始正经喝酒。
喝酒规矩是从小起头。里面的讲究是:过新年,年轻人长一岁,可贺。老人过一年少一年。小者得岁,老者失岁。
近代以后,这些鬼神禁忌逐渐淡化,被更方便简洁的节令风俗取代。
《汉口小志》记,初一有客上门拜年,要摆水果盘招待,多留人吃元宝茶。元宝茶用红枣、莲米、花生米熬成。饭菜都是事先做熟的,叫“压岁”。
孝感人拜年,都用糍粑作礼物。主家一定留客吃饭,叫“拜年不空过”。
初七人日以七种菜做成羹汤。汉口等地也做七宝羹,类似于八宝粥。
正月十五煮豆粥,浇一层油吃。汉口等地用米做成汤圆,又名“元宵”,白糖、桃仁、瓜子仁做馅。
寒食节禁火三天,楚人提前熬制麦芽糖、大麦粥备用,采摘野菜凉拌吃。
三月三,用菜汁加蜜和粉,做粑,叫“龙舌䉽”。中部地区用地菜煮鸡蛋,不晕头、明目。
端午节饮菖蒲酒、雄黄酒。夏至,吃粽子。六月伏日,吃汤面,叫做“辟恶饼”。七夕汉口人在庭中摆瓜果,叫“吃巧”。吃,汉口方言读七,咬巧。设酒食赏月。
中秋吃月饼。九月九重阳节,到野外聚餐、饮菊花酒。十月初一吃麻豆饭。冬月腌制鸡鸭鱼肉,准备过年。做咸菜。糯米酸菜羹是上好的醒酒汤。
冬至,吃红豆粥去病。腊八节,家家吃腊八粥。僧尼沿街化米,归元寺几百人同时外出化缘。
腊八粥
腊月岁末,家家鱼肉菜大席迎新年,尽情大饮。饭菜多做,表示年年有余。年三十吃年饭,楚人一般在黎明。三十夜辞年后家宴,叫“团年”。剩饭剩菜一直要留到新年正月十二再扔到路口去,表示去故纳新。
文史君说在周而复始的节令风俗中,楚文化的精神内核深深影响到楚人的日常生活,固化为衣食住行游各种习俗,镌刻在楚人思想和灵魂深处。
鬼神和禁忌是荆楚风俗的魂,通过节令活动的仪式,楚人对鬼神的敬畏转化为对自然、对社会的内心约束,形成独特的民俗文化,并融入华夏文明。
参考书目:《荆楚岁时记》(梁)宗懔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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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一个自带buff的神奇国家。
楚最初被认为蛮夷之地,后经楚人不懈开拓,成为一方强国。西周末年,楚子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到了春秋初年,楚武王熊通仍自称蛮夷,把楚国划在当时所说的中国之外,按理说作为蛮夷,那么楚服应该与其他诸侯国的服饰有所不同,但先秦文献中,并没有提过楚国有什么独特的服饰,相反,许多文章都描述楚国君臣的装束,与当时中原地区的装束差距不大。
楚国图腾
商周时制定的礼乐制度十分严格,穿着这一方面也不例外,如果穿着不合传统法度的服装,会被视为招致不详的异服,在中原地区是没办法进入宫廷的。南方楚地,礼制方面禁忌要少的多,楚文王喜欢獬冠,便全国流行起来,服饰方面诞生了许许多多新奇的尝试,楚俑中的服饰常常色彩对比强烈,服装样式很多,最为我们熟知的,应该就属屈原《离骚》里面的记载了\"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现在发现的战国墓,大多是楚墓,从这些楚墓中出土的陶俑身上的服饰看,楚人那个时候已经普遍身着深衣了。这些陶俑身上的深衣分男女,女式深衣曲裾缠绕的更繁复,还有下垂的尖角形物 ,男式的则更简捷些。
如果说陶俑壁画的刻画还是太过于抽象,那么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衣服让我们能更加了解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民的穿着
素纱锦袍
小袖式,交领右衽、直裾长袖,上衣下裳连成一体,锦绣缘边,凹领窄袖,短小适体,多是冬服小衣,或内衣
串花凤纹绣绢锦衣
宽袖式,交领右任、直裾长袖,上衣下裳连成一体,锦绣缘边,短袖宽口,肩袖平直,可能是当时上层社会妇女的一种吉服或礼服。
小菱纹绛地锦棉衣
大袖式,宽袖式,交领右任、直裾长袖,上衣下裳连成一体,锦绣缘边,衣袖格外长大,可能是家常冬装外衣,也可能是葬服。
绣绢锦袴(ku)
绣绢锦袴(ku)结构图
袴,前后裆不合拢,后腰阙断为敞口,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裤子,它其实不过是套与膝下的两只布筒。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短短一句话,就能让我们领略楚人的风采,我们知道西楚霸王项羽是楚人,那汉高祖刘邦你知道是哪里人吗?刘邦也是楚国人,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深衣效仿北方各国,但西汉后,由于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所以楚风流布全国也对对后世的服装影响巨大,汉朝建立后,随着全国人民的统一民族意识逐渐建立,\"汉服\"一词就逐渐从形容中原服饰扩展到代称全国汉朝人服饰,最终在今后两千多年,成为汉人的民族服饰的称呼。
《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艸刑声。”字从艸,从刑,刑亦声符。“艸”指草本植物,“刑”指刑罚。“艸”与“刑”联合起来表示一种“其枝条常用来鞭打犯人的草本植物”(当然,从现代植物学类学的角度看,荆属木本灌木,不是草本植物)。《说文解字》释“楚”:“丛木。一名荆也。”沈括《梦溪笔谈》也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这说明“荆”与“楚”为同物二名,均指马鞭草科牡荆属的一种落叶灌木,即黄荆,其变种就是黄县话所说的“荆儿”“荆条”,其叶有长柄,掌状,开蓝紫色小花,枝条可编筐篓,也可编屋笆。
荆条编的粮囤
在板笆出现之前,黄县民居中作屋笆最好的材料是荆条,最差的是胡秸。荆条放水湾里泡上三个月(减少荆条的变形和开裂,杀死里面的虫卵),捞出晾干编成笆,坚硬耐用,不爱招虫。当然荆条编的屋笆份量也不轻,梁和檩条细了还承受不住。上笆的时候要二十多人一起协作,拉的拉,扒的扒,场面十分壮观。“荆”古代常用来做刑杖,鞭打犯人。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这就是成语“负荆请罪”的出处,廉颇之所以背着荆条而不是其他条子,就是因为荆条多用作刑杖惩戒有罪之人,大家一看就明白什么意思,如果背着别的乱七八糟的条子,人家还以为你是卖柴的呢。同样,“楚”在古代也指刑杖,或学校扑责学生的小杖,《礼记•学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楚,荆也。扑挞犯礼者。”夏、楚相当于后世的教鞭和戒尺,笞楚、捶楚、楚掠、楚挞都是用的此义。受鞭打叫“受楚”,“受楚”是件痛苦的事,所以“楚”字又引申有“痛苦”的意思,如痛楚、苦楚、凄楚、酸楚。
《诗经•小雅•楚茨》:“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毛注:“楚楚,茨棘貌。”又《诗经•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毛注:“楚,杂薪之中尤翘翘者。”孔颖达疏:“荆属。薪虽皆高,楚尤翘翘而高也。”由此而产生的词语“翘楚”,原指高出杂树丛的荆树,后用来比喻杰出的人才。“楚”也由此引申为丛生的样子,清晰、鲜明的样子,如清清楚楚、衣冠楚楚。再进一步引申为姿态娇柔、纤弱秀美之义,如楚楚可怜、楚楚动人。
李时珍《本草纲目》:“古者刑杖以荆,故字从刑。其生成丛而疏爽,故又谓之楚。荆楚之地,因多产此而名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楚国又称荆国,荆楚之得名原来是因为此地遍生荆条之故。如今常用荆楚大地来代指湖北,其在春秋战国时正是楚国的疆域,这和用齐鲁大地来代称山东是一样道理。
《太平御览》卷七一八引《列女传》:“梁鸿妻孟光,荆钗布裙。”以荆枝作钗,以粗布为裙,指妇女朴素或贫寒的服饰。在崇尚节俭的古代,荆钗布裙是女人的美德,所以拙荆、山荆、荆妻、寒荆、老荆、荆人、荆室、荆妇、贱荆等,就成为古代对人称自己的妻子时的谦辞。
每年六月荆条花开放的时候,除了蜜蜂来采荆条蜜(此蜜与枣花蜜、槐花蜜、荔枝蜜合称为四大名蜜),
还有一种浑身闪耀着强烈金属光泽的蓝色金龟子爬来爬去,学名叫作豆蓝丽金龟,为鞘翅目丽金龟科昆虫,黄县话称之为“荆虼螂”。“虼螂”即蜣螂,黄县话称作“屎虼螂”,二者同属鞘翅目,名字里都带“虼螂”,看来也是因为前人观察到二者的相似之处。鞘翅目昆虫因为飞行稳定性不太好,得了个“瞎撞儿”的诨名,荆虼螂也不例外,孩子们见了它就会嘲笑:“荆虼螂,撞南墙……”它的幼虫学名叫蛴螬,黄县话叫作“蠀(cī)虫”,生活在地下,啃咬寄主根茎。荆虼螂成虫喜欢群集,为害植物的花蕾、花冠和花蕊,造成花朵残缺、脱落。向日葵、金盏花、波斯菊、蔷薇上都可见到荆虼螂的身影,但为什么独独以“荆”命名呢?或许正是因为荆条是人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植物吧。金龟子种类众多,在黄县话中,拥有自己土名的金龟子只有三种:屎虼螂、瞎虫儿和荆虼螂。前二者要么个性突出,要么有食用价值,而荆虼螂之所以得名,可能是拜荆条所赐,跟人混了个脸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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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荆州,有不少地名、单位名都带“郢”字,如,郢城镇、郢都中学。这个“郢”是何意思?《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郢”的解释是:古代中国楚国的都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楚世家》载:“文王熊赀立,始都郢。意思是说,自楚国建立时起,定都于郢。在中国史学界,“郢”是楚国国都的通称,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对于楚文王在位时郢都的位置,学术界有争论,有人认为在现今的湖北荆州市荆州区,有人认为在湖北襄阳宜城,不过多数人都认为楚文王时期的郢都在荆州境内的纪南城。
由于楚国曾多次迁都,所以“郢”并不单指某一个地方,只要是楚国都城,都可称作“郢”。那么,“郢”这个称谓是如何来的呢?据考证,“郢”字第一次出现在古代文献里,是西周时的一篇金文。文中“郢”字是甲骨文的“呈”字与“邑”组合而成,将这两个字拆分,就是“口”“王”“邑”,“邑”在古代就是指国都,连在一起意即“王说国都”,明显有建立国家之意。史料记载,周王室分封天下时,由于楚国远离中原,位于南部偏僻之地,没有被周天子授予“尊号”,楚武王对此不满,于是将国都称为“郢”,暗含“自立为王”之意。
“郢”字在许多古籍中都有出现,如战国中期儒家经典著作《孟子》中,有“生于歧周,卒于毕郢”的记载,屈原写下《哀郢》,表达自己对故土的离情别绪。专家认为,这些文献中的“郢”,均指楚国都城。在楚国八百年历史中,楚武王时期的都城是最繁华的,代表了楚国的鼎盛,而楚人非常怀旧,尽管楚国多次迁都,但他们一直使用楚武王定下的都城名“郢”来称呼国都。
虽然目前对荆州纪南城成为“郢”的具体年代仍有不同看法,但史学界一致认为,纪南城在战国中期便成为国都,其势力范围很大,囊括了纪南城以及周边沮漳河下游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