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在你心(念在你心 小说)

3本高质量高干文，《念你在心》《放肆宠溺》《等你的星光》！

大家好，我是乐宇吖！最近很多书迷都反映不知道看什么书好，不知不觉地就陷入了书荒的境地，作为老书迷的小编对此也感同身受。今天小编继续给书迷们介绍好看的小说，分分钟让书迷朋友们看上瘾不睡觉！看好的话记得收藏，不怕以后再书荒了!

3本高质量高干文，《念你在心》《放肆宠溺》《等你的星光》！

第一本：《等你的星光》作者：茴笙

简介：

一张是多年以前，影帝刚刚出道，他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在草坪上相对而笑；一张是很久以后，成熟英俊的男人拥着年轻貌美的女人，在衣香鬓影的大厅翩翩起舞。十数载光阴倏然而过，宜熙从未想过，当初遥不可及的那颗星，最终还是越过茫茫人海，落在了她的掌心。

入坑指南：

“等等。”

宜熙停下脚步，三秒后微笑回头，“黎老师还有什么事吗？”

黎成朗已经挑了个位置坐下，身子微微后倾，目光第一次直接落在宜熙身上。她这才发现原来他并不冷漠，镜片后的眼神很温和，像山中清澈的泉水。可当她想再往下看时，他却移开了视线。

“你的剧本。”

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堆文件，都是上午讨论完丢在这儿的，宜熙快步上前，拿起剧本后再次朝三人点了下头，“不打扰了。”

然后落荒而逃。

直到远离休息室几百米，宜熙才靠着柱子长舒口气。太尴尬了，人生第一次背后议论人被正主听到。本来还想安慰自己至少没说坏话，可再回想下刚才的言论，却悲伤地发现还不如说坏话呢。

下次见面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了：呵呵呵黎影帝你好，我是和你演对手戏的女演员，没事儿的时候总脑补和你拥吻。

救命……

第二本：《放肆宠溺》作者：九兜星

简介：

一场车祸，梁知失去了三年的记忆。印象里自己还是个刚满18岁，初入大学的表演系新生。一觉醒来，不仅成为街边撸串都会被扒拖鞋同款的知名女星，居然还变成乾市地位显赫，清冷男神的太太。脑海中关于车祸的片段只剩下闭眼前，一个猛扑过来抱住自己的男人。而后被告知那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商界大佬铁血手腕的傅劲深。

入坑指南：

然而梁知不知道的是，在她醒来之前，她的先生就一直守在她身侧，寸步不离。

那会儿的傅劲深，脸上疲惫肉眼可见，梁知自车祸以来躺了这么多天，他便丢下整个集团，浑浑噩噩地陪了她这么多天，精致的西装外套被无情地扔在沙发处，颈间的领带也被扯得松松散散，看着略显邋遢，可见他内心的焦躁不安。

梁知醒不过来，他的魂便丢了。

要不是今天，他多年的心理医生陆随强行将人架走，也许他可以不吃不喝不踏出这病房半步。

男人黑眸深邃，眉头紧皱，双手握着梁知的小手抵在鼻尖轻嗅，哪怕满屋子都是消毒水的气味，他也能精准地捕捉到属于女人的那抹香。

傅劲深贪恋梁知身体散发出的味道近乎痴狂，婚后的每一晚，他必须闻着那熟悉的颈间香才能入睡。

陆随骂他有病，他承认他有病，梁知就是药，上瘾了便戒不掉。

病床上安静沉睡多日的少女突然动了动手指，她的小手被傅劲深握在掌心，一个微小的动静便能让男人瞬间回神。

向来冷静的傅总一下子失了淡定，抬头查看情况的举手投足间充满了急切，大手小心翼翼地抚上少女的脸颊：“知知？”

“嗯……”女孩皱了皱眉，下意识地嘟囔了一声。

梁知醒了！

第三本：《念你在心》作者：樊清伊

简介：

没过多久，一条短视频刷爆全网。视频里陆念之一身孕妇装，挺着肚子站在地下停车场，一脸委屈地指着徐影帝，似乎在控诉什么。徐影帝二话不说将孕妇搂在怀里，一边说一边摸肚子，眼里无尽温柔。第二天，一个不知名微博小号上传一张结婚照，众人翻看此微博，发现可以用三件事来概括其内容：暗恋我家皮青梅，吹爆我家美花旦，宠坏我家小老婆。

入坑指南：

陆念之感觉好像有蛇在自己身上缠着，它吐着冷冰冰的信子，勾过她的锁骨，随即一口咬在她光滑滚烫的脖子上。

“嘶。”陆念之条件反射一般拧起眉，只是这痛感带着一丝痒，使她原本要溢出口的痛叫幻化成一抹辗转的呻|吟。

耳边贴上来一股热气，她似乎听到了徐铭谦那个讨厌鬼的声音。

依旧低沉，伴着极具磁性的沙哑质感。

仿佛有舌舔舐她的耳垂。陆念之不适地歪了歪头，听到徐铭谦叫她的名字，“陆念之。”

“是你招惹的我。”

陆念之迷迷糊糊睁开眼，天花板像旋转的海面，巨浪波涛掀起，她看着中央的漩涡，晕头转向。

身体仿佛坐在了浪尖上，她不得不攀上一根浮木。

那浮木有特殊的肉感，很硬，也很热。

海上怎么会有热的浮木呢？陆念之疑惑地想，是徐铭谦在整她吧？

不能输！咬他！

陆念之下口下得毫不留情，非常专业。

大家觉得这几本小说怎么样，如果有你喜欢的小说没有上榜，可以评论给我们分享，书荒党也可以关注我，保证推荐有质量！别忘了素质三连，欢迎留言评论，感谢大家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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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跟他不熟

作者：笑佳人

文案：

高三开学前夕，小区超市，陆津转过货架，看见一个女生踮着脚往顶层摆货衣摆下露出一截纤白腰肢。在她偏头之前，陆津移开了视线。

后来，同桌悄悄问何叶：“你跟陆津那个了?早上我看见他帮你撑伞。”

何叶笑：“误会啦，我跟他不熟。”

女主一心学习，男主对女主有点crush。

2. 势均力敌

作者：长宇宙

文案：

在和旁政较量的数百个日夜里，顾衿之所以越挫越勇，是因为爱之于她，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她日复一日疲倦生活的英雄梦想。

3. 念你在心

作者：樊清伊

文案:

嘴巴超级毒的影帝x脑回路超级神奇的花日

陆念之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好人缘，年纪轻轻合作过无数影帝。

偏偏，从未和徐影帝有过合作。

徐影帝人帅情商高有内涵，是所有女明星的理想型。

偏偏，不包括陆念之这个女明星。

后来，有人发现陆念之的发小和徐影帝的发小是同一个人。

无数网友一拥而上，“所以你都没有把他们俩介绍认识一下?”

该发小一脸懵逼:“他们是青梅竹马啊。”

网友:“......?

没过多久，一条短视频刷爆全网。

视频里陆念之一身孕妇装，挺着肚子站在地下停车场，一脸委屈地指着徐影帝，似乎在控诉什么。

徐影帝二话不说将孕妇搂在怀里，一边说一边摸肚子，眼里无尽温柔。

第二天，一个不知名微博小号上传一张结婚照，众人翻看此微博，发现可以用三件事来概括其内容:

暗恋我家皮青梅，吹爆我家美花旦，宠坏我家小老婆。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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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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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娜娜给你们安利的小说介绍了，都是本人亲自安利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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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小编辑走向行业领先？解读报业巨头亨利卢斯的传奇故事

卢斯不再只是一个成功的编辑和出版人，而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环球人物，最重要的，是一个充满想法的人——他认为这些想法对未来很重要。

1938年4月当卢斯度过他的四十岁生日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富有而有权势的人近十年了。他不再是那个渴望奋斗、傲慢无礼、格格不入，与布莱特·哈登一起创造《时代周刊》辉煌成功的年轻人了。此时的他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自我克制、态度超然、注重自身的地位并且不怕表现出来的大人物。他与公司的关系日渐疏远，同事们注意到卢斯与他们一起的时间比以前相比少了很多，他甚至开始独自搭电梯上办公室——他并没有刻意命令或者告知要这么做，但是在公司里面的每一个人似乎都理解并看到这种隔阂。他与员工的交流更多的只是一时兴起，而且通常对工作的干预也并非是员工们所欢迎或期待的，有时只是在备忘录中概要地提下办刊目的。“他不再是我以前认识的害羞、简单的伙伴。”比林斯如是说。他已经成为“伟大的哲学家……我只是不满他忙着成为一个大人物反而忘记了成就其伟大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帮他办的杂志。”比林斯很快就知道卢斯并没有忘记他的杂志，但它们已经不再是他关注的唯一，有时甚至不是最主要的焦点。

卢斯的变化——从一个勤勉的编辑转变为自我意识中的“伟人”——是他的同事和朋友经常思考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因为《生活》杂志巨大的成功将他推到了出版业的前台。其他人则确信这是他与克莱尔结合的结果，后者对名声与魅力的渴求（更别提她与丈夫的竞争关系）促使哈里形成了一种与她的权力欲相符的人格。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卢斯影响最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因此卷入政治和政治家的世界，并改变了其对自身重要性的认识。从此，他不再只是一个成功的编辑和出版人，而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环球人物，最重要的，是一个充满想法的人——他认为这些想法对未来很重要。

1939年前，卢斯对政治和国际事务的兴趣总体上是短暂的。他很少公开发表政治声明，而且会有所保留地在其杂志上表达自己的想法。事实上，他容许，甚至时常鼓励他自己并不认同的观点。多年以来，他允许《时代周刊》的国外编辑莱尔德·戈尔兹伯勒在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危机时，将墨索里尼描写成关键人物并淡化的威胁。戈尔兹伯勒是个不错的作家，还是个有效率的编辑，对于卢斯来说这就足够了。类似地，多年以来，他一直不干涉拉尔夫·英格索尔及其他人给《财富》杂志带来的对人线的敏感性。然而，战争的临近，让他自孩提时代就已经确立下来的使命感再度觉醒。从来不满足于仅仅在个人和职业上成功的他将这一世界性的争端看作是整个历史以及个人生命的决定性时刻。

卢斯并没有立刻支持美国1939年9月开始参与欧洲战事，但他完全赞同摧毁轴心国以及在取得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美国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拒绝‘参战’”，他给一位巴黎的朋友写道，“是一种没有认识到我们已经陷得有多深的说法，不管是我们说什么或是做什么。”中日战争，法国和英国受到的威胁，难解的苏联阴影——所有这些促使他第一次积极投身于改变美国的外交事务，一扫对杂志内容放任不管的态度。现在，这些杂志和他一样是肩负任务的士兵，卢斯开始着手教他们如何正确地展示这些危机。这就要求卢斯重新掌控他的杂志。

1939年拉夫尔·英格索尔的离开就是卢斯重新掌权的第一步。那时英格索尔已经在制定编辑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权威，他离开是为了自己开办报纸，但他肯定也已经注意到他在时代公司内部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这从卢斯及其很多同事欢迎他离开的态度可以看出来。人们对英格索尔的幻想之所以破灭，部分地是因为他的自大与粗鲁，并且他因此失去了几乎所有同事的支持（“真是个自负的自我主义者！”比林斯在与英格索尔离开前的谈话中注意到。“这样一个人居然在公司里面潜伏了这么多年”）。但是对卢斯和比林斯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英格索尔的理念经常与他们的冲突。“老时代杂志永远地走了，”在变故发生前比林斯哀叹道，“英格索尔已经彻底改革和化了所有东西。”

比英格索尔出走更重要的则是戈尔兹伯勒的淡出。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描写的欧洲法西斯好像最坏也不会给美国带来太大威胁（1935年，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他写文章适当地推翻了之前对墨索里尼的态度以改善与法国的关系，之后他还坚持这使得他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候选人”）。卢斯虽然一度容忍戈尔兹伯勒的孤立主义观点，但现在他发现这一点没办法让人接受。“戈尔兹伯勒并没有与时俱进，”他私底下跟比林斯说，“而且他还在用1930年的眼光看待欧洲。”到1939年年中，卢斯已经开始排斥戈尔兹伯勒，将他远派海外并将国际事务的编辑位置给其他人。到1940年年底，戈尔兹伯勒已经消失了——被流放了，新的工作没有意义，也就是“协助”卢斯，1941年他被迫或者说被买通退休。“让他下来将会很难。”比林斯很准确地预测说（沉寂十年之后，戈尔兹伯勒于1950年跳楼自杀——带着从来不离手的金手杖——从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办公室的窗子，在那里他曾经是一个巨人）。

时代公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球视角的缺乏是缺少关注与不确定的产物。杂志的文化和笔风仍然扎根于早期的《时代周刊》：略微的愤世嫉俗与自以为是，把什么都不当回事。这些特点越来越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严肃、面临危机的世界格格不入。卢斯和他的同事也有一段时间无法确定他们在不断升级的统治以及步步紧逼的战争中的位置。一边是戈尔伯勒的准法西斯倾向，另一边是其他人持有的人线倾向，杂志摇摆不定，无法在不断紧逼的危急时刻形成一致的观点。但到了1939年年底，随着英格索尔出走，戈尔兹伯勒被流放，战争开始在欧洲和中国爆发，时代公司开始将自己重塑成为这一世界范围内灾难的记录者——这是从1939年卢斯主持的一系列与高级编辑人员的晚宴开始的，试图将自己“重新介绍”给他的员工。《财富》杂志作家查尔斯·沃滕贝克（Charles Wertenbaker）后来在其小说《国王之死》中描述了这些晚宴，包括一个以卢斯为原型的角色。他的雇员坐着，已经被迷住了，沃滕贝克只是将这个出版者的事迹写成小说，惊叹“他的信念是如此纯洁”。其他参加晚宴的人嗅出了一丝霸道，而这源自于卢斯对自己所处位置不断增加的自信。“《时代周刊》应该保持完全地公正、中立与客观吗？”他问道，“不，《时代周刊》”偏爱“个人自由”，支持美国人在世界的领导位置。在晚宴和其他地方他抛出杂志的新观点：“《时代周刊》不应该逃避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记者群体的“领头羊”的事实，”他在一本描绘公司远景的备忘录中写道，“最后，我终于明白，在这次危机中《财富》杂志的首要任务，”他在几个月后宣布，“首要的工作就是将美国的生意人（和自由）从绥靖政策中纠正回来。”他与《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员工也进行了类似的谈话，倡导新的目标：“有一定目的的新闻信息报道。”在思考了“世界的巨大变化”后，他在1939年11月写道，“我已经深深地确信……在执行新闻杂志的理念的时候我们确实应当在我们这个时代‘为新闻业正名’。”

卢斯1939年的顿悟发生在离开他的杂志一年之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代公司的编辑和作家们热切地报道日本征服满洲里，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不断增加的德队以及美国在军备方面停步不前。但是报道战争与在不断升级的全球争端中站队不同。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卢斯和他的杂志大多不关心在欧洲和亚洲的争端中谁输谁赢。时代公司的报道是超然的，很少表达这些争端对美国的影响。

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时代周刊》笔下，日本入侵中国更多的是两大暴君之间的冲突：日本军阀与中国者之间的战争。《时代周刊》经常把（后来成为卢斯——以及《时代周刊》——的大英雄）称为“蒋官”，甚至将1937年“西安事变”视为中国混乱的例子，而不是一种犯罪或是灾难。对于墨索里尼《生活》杂志也抱着类似的态度。“岁月让贝尼托·墨索里尼变得温和、冷静而不失尊严，”《生活》杂志在1936年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之后写道，“而他改变了意大利人使得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带有奥古斯都般的冷静。”即便是被杂志鄙视的，经常也会受到礼遇。《时代周刊》宽厚地形容1936年的纽伦堡集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展览和最让人尽兴的野餐”，对的“个人魅力”大为赞赏，不加鉴别地报道元首在演讲中提到的有关德国经济的好消息。1938年8月《时代周刊》公开地向动员一百万军队表示致意：“上周，欧洲一直处于阿道夫·操练、展示他的孩子们的情绪中。”几周后，《时代周刊》将1938年9月在慕尼黑会议中，英国和法国把捷克斯洛伐克割让给的举动视为“通过谈判而非战争”处理争端的典范。确实，让捷克斯洛伐克投降，《时代周刊》宣称，将会“创造一个先例，并大大影响和平的进程”。

《生活》杂志1938年一篇介绍访问罗马的文章中指出，看到德国和意大利都无意于在今后的战争中合作，“主义观察家们松了口气”。1938年在关于西班牙内战和中日战争令人悲伤的报道中，杂志对哪方正义并没有任何评判反而将这些战争作为美国应该避免介入世界危机的理由。“爱好和平没有任何意义或是生命力，除非这是基于充分了解战争的恐怖之上。”《生活》杂志在罗伯特·卡帕拍摄的一张照片下写道，照片展示了靠近西班牙特鲁埃尔平原上的尸体。与此同时，《财富》杂志异常超脱地看待不断升级的危机——担忧全球动荡对商业的影响，相比德国的暴虐更加蔑视英国的弱点并且表现出战争能够被避免的强烈信心。1939年9月，仅仅在“二战”开始前几天出版的那期《财富》杂志在国际新闻方面只不过是一篇关于法国财政状况好转的积极报道。

1939年发生的事情一下子改变了卢斯本人及其杂志的态度。曾经对慕尼黑会议的宽厚态度很快转变成对绥靖政策的猛烈抨击。《时代周刊》在1938年9月曾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不屑一顾，但现在这一事件成为巨大野心的证据。“这个违反协议、满口谎话的德国者……撕掉所有伪装之后就是一个征服者。”《时代周刊》在1939年3月注意到。一个月后，当墨索里尼入侵阿尔巴尼亚，编辑们不仅对意大利的入侵而且对英法的懦弱大为光火：“欧洲有两个疯子正在搅动整个世界，那就是和墨索里尼。欧洲还有两个该死的傻瓜在睡觉，那就是张伯伦和达拉第。”与此同时，《生活》杂志（包括卢斯本人）与温斯顿·丘吉尔的长期恋爱开始了，在他们心目中，他成为“英国的象征……在这种环境中极权主义政府才不会长久”。让卢斯完全投身于战争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是1939年8月纳粹——苏联协定，这个如“梦魇”般的协定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占据世界三分之一土地的非世界”，并将世界上两大“革命”联合了起来。到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也就是《时代周刊》命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成为这一世界性冲突的永久名称）正式开始的时候，这些杂志已经将自己完全动员起来成为捍卫、矢志打倒的喉舌。

没有比《生活》杂志更能反映新态度的了——正如朗维尔在1935年曾经预见到以及卢斯在1939年授意的那样——它开始成为整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战争记录者以及同盟国行动的拥护者。德国入侵波兰后不久，《生活》杂志就出版了一期全部介绍战争的特辑，其中不仅描绘了“德国轰炸机给华沙带来死亡和毁灭”时波兰人们的苦难，而且仔细地勾勒出了纳粹帝国邪恶的力量以及恐怖的野心。在其众多警告中，还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众多德国胜利之后的灾难性假想画面，包括英国和法国工业由于空袭被彻底破坏。但它也开始某种程度上衷心庆贺英国的勇气与智慧（这一期包括一个新的《财富》杂志调查结果，该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三的美国人希望西方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希望德国获胜）。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生活》杂志开始记录努力应战的英国以及勇敢的英国人。“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是年轻而又勇敢的”，在展示“微笑、机敏而又自信”的“英雄”照片时写道。关于德国轰炸伦敦的故事搭配了满脸笑容，“镇静、翘起拇指”的年轻妇女唱歌的照片，“我们将会向世界证明到底谁厉害”。《生活》杂志向它的读者保证，尽管纳粹发动了闪电战，但是“伦敦的生活依然平静，并没有被这样的不协调打破”。伟大的敦刻尔克撤退是一次给予“不动摇，不涣散，打不垮”的英队褒奖的机会。

《时代周刊》与《生活》杂志一起开始不屈不挠地批评美国的“调停人”角色和孤立主义态度。“与其让美国部队承担战争的风险，”《生活》杂志轻蔑地说（并非完全正确），“调停人则准备眼睁睁地看着英国被打败，的军队直逼美国的海防线。”《生活》杂志还并不是那么友好地刊出了美国航空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美国驻英国大使伯顿·K·惠勒与头号纳粹分子劳伦斯·丹尼斯的合影。《时代周刊》对林德伯格尤其刻薄，“他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是狭隘地孤立主义以及绥靖政策的代表。”铺天盖地的文章向《生活》杂志的读者解释了德国获胜的巨大隐患——其中就有一篇由沃尔特·李普曼长达五页的文章，其中描述轴心国控制欧洲的恐怖经济前景以及德国随后将控制并荼毒美国的可能性。“美国的小企业家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在与美国大集团的竞争中生存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李普曼警告说，“那么如果他面对的是整个大洲的极权垄断组织那又当如何？”就在同一时间，一期全新的经过加强的《时代在前进》发布了其最野心勃勃的影片：“我们看到的防卫战”，大胆地号召枕戈待伐的美队。而《财富》杂志也开始动员其读者。“美国人民现在必须从退却、孤立与领导世界之中做出选择。”该杂志在1939年年底写道。

时代公司旗下杂志从事不关己的嘲讽到全力投身于鼓吹同盟国行动这一快速而又急剧的变化并没有逃出卢斯最为头疼（和机智）的讽刺作家——《纽约客》编辑们的目光。哈罗德·罗斯一直渴望能够一挫卢斯及其杂志的风头，注意到《生活》杂志在迷恋“漂亮女人”的同时白日做梦般地试图让其读者接受战争。珍珠港事件不久前，《纽约客》刊登了一幅题为“西方文明坍塌的生活”的卡通画以此讽刺“聚会生活”栏目。这幅漫画主要根据1941年生活杂志一则关于“来自弗林特双胞胎姐妹”的故事，洛伊丝和露西尔来到纽约希望打入时尚圈并与“事业有成、有文化、有教养的人”见面。《纽约客》像模像样地描绘了纽约两个“漂亮的模特”——米妮和巴布斯——两个人睁着大眼睛，微笑着穿过被战争破坏的纽约市，总是穿着最新和最惹火的服装。在其中一个画面里，两个女孩穿着“单薄的运动装，拖着三百四十五万已经贬值的美元来到著名的伊丽莎白·雅顿商店买一支雪花膏。”在另一个场景里，巴布斯和米妮“一脸轻松地参加面包暴动只是为了好玩”。“天哪，”巴布斯大叫，“如果我能吃上哪怕一片面包，那么我将不得不停止穿西装。”

卢斯曾经因为1936年《纽约客》对他的嘲讽震怒不已。但到了1941年他已经深深地沉浸在同盟国事业中以致对《纽约客》以及其他批评几乎毫不在意。强烈的使命感让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全球危机以及他确信必须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对美国迟迟不介入的失望与日俱增，但这些都比不过他对自己无力改变国家事务所带来的沮丧心情。他指控罗斯福“类人猿的摸索”是有罪的；但事实上，他有点自我陶醉地坚持，“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作为美国‘最有力的编辑力量’让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发生。”这些强烈的责任感甚至让他建议将《财富》杂志从一个商业杂志转变成“作为世界大国的美国的杂志”。他的同事让他放弃了这一激进的主张，但是并没有让他从伤感的情绪中走出来。

卢斯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看法以及美国在这场全球性危机中的角色并不像后来他宣称的那么清楚或是一致。他批判孤立主义者，与坚持美国必须领导世界的有影响力的美国人打成一片。但是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很多国际主义者一样，他在不同的策略之间摇摆不定——在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多大以及美国在这场纷争之中介入的程度上犹豫不决。有时，他深信美队的介入是无可避免的；有时，他又继续辩称做好战备，援助英国就足够了。他有时钦佩富兰克林·罗斯福离开孤立主义者时的谨慎小心。“怎样才能表达一个人的钦佩与感激，”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给总统的信中写道，“我想应该这么说——您在夏洛茨维尔的演讲是自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以来最重要的发言。”他有时会抱怨总统胆怯、软弱。“行政部门，”他在几个月之后写道，“错误地、无意识地促进形势向战争方向发展。”在欧洲战事爆发前的最后一个月，他激动地鼓吹由记者克拉伦斯·斯特赖特提出的空想，即建立一个大西洋联盟——一种全新的世界性政府，将会有力地增强反法西斯国家抵御进攻的能力。斯特赖特在1939年一本极具影响力的《联合》（Union Now）一书中阐述了这一想法：

我相信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些危机并走出困境，这是一个我们都想要的方法，既能维持和平与自由，也能让它们安全地度过这一噩梦……这个方法就是将北大西洋以及其他已经团结起来的国家联合起来……这个伟大的联邦共和国建立在它们共有的、一般政府的原则之上，并为了个人的自由而存在。

后来的卢斯可能会更进一步并对所谓全球政府的观点不屑一顾——这个方案将会使得美国成为一个邦并降低其主权，并被纳入诸如半个世纪以后的欧盟之内。但当时他正在寻找可以找到的其他答案，在1939年那个不祥的夏天，他认为“联合”是“重新解放人类的活力、想象力、希望和意志的唯一方法”。

卢斯激动、害怕，满怀希望而又愤怒。战争激发出他最为强烈的使命感——信念、精力、道德诉求以及崇高的目标；当然也带来了最为负面的情绪——傲慢、急躁、说教以及偶尔的教条主义。他的不安可以从开战最初几个月他几乎强迫性的写作中看出来，一个接一个的备忘录，记述越来越多的想法和理念。“危险，”他在1940年7月给他员工的信息中写道，“这个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危险，危险。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唉，只要看一下你自己就会知道国家并没有感受到我们已经察觉的危险。”当不安与沮丧时他经常就去旅行，这样他可以直接感受现实的危机并能更清楚地思考如何应对这一切。

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多的时候，卢斯阶段性地访问欧洲，会见一些重要人物，向他的员工确认自己的想法，并且检查那些反映他观点的报道。如果说之前他不了解纳粹是何等的让人讨厌，那么1938年春天那次旅行之后他彻底醒悟了。正如1932年游历俄罗斯那段生理上不舒服的经历极大地改变了卢斯对苏联的印象一样，他被纳粹德国破败的景象震撼了——食物糟糕，厕纸短缺，“这么多年来我遇到的最差的条件……在德国没有奢侈可言。”更让他吃惊的是“强烈”地反犹太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写道，这是一种“烙上的仇恨”。尽管如此，他依然对和平持乐观态度并继续寄希望于纳粹能进化成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几天后，他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会见了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s）总统，卢斯把他描述成一个可能成功的抵御威胁的“有能力的理想主义者，勇敢人民的伟大领袖”。卢斯开始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最近访问的国家，并经常给杂志施压让他们关注那些他感兴趣的内容，这很快成为卢斯的一大特色。他对贝奈斯的很快促成了一则充满钦佩语气的关于贝奈斯的封面故事，而几个月后，捷克斯洛伐克落入了德国之手。

一年之后，也就是1939年春天，作家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在一条开往欧洲的游船上遇到了卢斯。两个之前只不过认识的人在船上一见如故。冈瑟后来在给他妻子的信中提到卢斯与他的谈话。“最初他冷淡而又敏感，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口齿不太清楚但内容却充满智慧。”冈瑟同时也注意到卢斯明显的沮丧与不确定。卢斯觉得，“说自己已经四十一岁了很丢脸”，他认为自己本应在这个年纪知道得更多而且希望“再次回到学校”。他不无伤心地表达了他的人生是被他的财富和权势所界定，有多少次他发现公司里面很多人都反对他。但是卢斯继续表达了他对全球危机的不确定观点，他知道这很快将决定他的生活以及世界的命运。“如果他不得不在法西斯主义和主义做出选择，”冈瑟写道，“（真是糟糕的选项）他会选主义，因为这对‘整个人类来说’更有好处。”尽管卢斯颇具权势，冈瑟注意到，“但他总是觉得低人一等或者至少对自己并不是那么满意，尽管他已经得到了那么多。”

一到欧洲，卢斯很快就放弃了“好好休息一下”的计划，立刻投身紧张的旅行和访问。在7月底访问波兰期间（德国入侵一个月之前），他还是相信“当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五十”这部分是因为他极为赞赏“波兰敢于直面德国强硬政策”。当8月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公布后，他认为这证明了纳粹软弱——以及纳粹害怕同盟国前线的实力。“同盟国正走向胜利，”他写道，“美国人没有认识到英国和法国抵抗的决心。”然而几天后，在巴黎与格特鲁德·斯坦因（Getrude Stein）和爱丽丝·B·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吃午餐的时候，他又热烈地讨论灾难性的战争。他回到纽约后描写一场“宣称与精神战”，“诽谤和攻击就像连珠火炮，几乎可以用分钟来计算……搬弄是非，故弄玄虚，造谣，贴大字报，集会，封锁消息——军人面对这些进攻只能徒劳地端着枪。”9月初，当德国坦克开进波兰时，他责备自己不能更清楚地看到危险，因此没能更好地宣传备战与防御。“没能更强硬一点地坚持是我的错，”他叹息道，随后他马上告诉他的编辑们“我们对于发动战争谴责得不够，而且我们对英国太过刻薄了。”比林斯——本质上是个孤立主义者——在他的日记中抱怨道：“他们希望《生活》杂志全力为同盟国服务。‘我宁可保持期刊的公正与客观。’”但一直是好士兵的他很快就站到了同一条线上。

1940年春克莱尔开始了大范围的欧洲之旅，这一次的目的是评估《生活》杂志对依然相对平静的战争的影响（一年后，她出版了她的观察结果，《春天的欧洲》，这本书大获成功）。到4月，随着德队开始大规模的进攻，卢斯特意赶到巴黎与她会合，一起评估变化后的状况（这是卢斯典型的采访实践——访问一系列的政府首脑及其他重要人物）。在如旋风般地采访法国官员以及短暂访问伦敦之后，他写信给他的编辑们，入木三分地指出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空军”。法国还有美国，他主张，应该在长期战争方面比德国准备得更充分。但在短期战争中，他们却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德国在空军上的巨大优势。如果“同盟国能有额外的两千到三千架战斗机，”他坚持道，“战争就能很快结束……更能挽救数以十万计的年轻人的生命。”美国不能只增加飞机的产量，更应该向同盟国销售，“只要他们愿意支付现金。”他的编辑们认为他太过简单化，并坚持不要将他的感觉放在杂志里面，但是卢斯并不放弃。“飞机，飞机，你可以听到来自陆地……和大海的哭声。”他如是答复。接下来几个月的战事证明他的话大部分是对的。

几天之后，也就是5月8日，他和克莱尔抵达荷兰，正如欧洲大部分地方一样，等待德国的闪电战，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该来的还是要来。“谁是（）下一个打击目标？”卢斯写道，“都有可能”——除了法国西部已经过时的马其诺防线。事实上，德队几乎在卢斯抵达荷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涌进荷兰边界，卢斯他们很快撤离到位于布鲁塞尔的美国大使馆。第二天一早，一位女佣唤醒他们时带来的消息是“德国人又来了”，他们冲到窗口往外看，“只听得一声巨响……另一条街上的房子就倒了。警报响了起来……带红色十字的救护车出现。”大使馆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吓到了，尤其当听到德国炮兵在北方开火的声音。“但在那之后”，卢斯观察到，“他们开始习惯于战争并且变得疯狂起来。”尽管大使馆在爆炸、炮弹呼啸以及空袭警报声中颤抖，工作人员依然准备了早饭，“因为不吃东西不能阻止德国人入侵”。克莱尔无视使馆工作人员的警告，依然在布鲁塞尔的街区漫步，看到比利时人读着报纸上的坏消息，注意到女人和孩子在他们经常购物的地方买东西，观察到士兵“非常冷静”地集中。发现打不到出租车（它们都已经被军队征用），她一反常态地搭了辆电车回到使馆。由于整座城市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克莱尔和哈里待在使馆并“在装有镜子的画廊里美美地享用了一顿午餐……大使给他们上了最好的红酒”。克莱尔注意到，他们在“鸡蛋沙司和甜点之间”听到了另外三声警报。天黑的时候空中飘下“第一场大雪”，哈里和克莱尔从使馆的阳台上再次眺望，“绿色的广场上满是被炸毁的房子的玻璃，看上去就像锯齿状的冰雹”，在那里躺着两个已经死去的孩子。第二天早晨，就在克莱尔将自己“目击德国对西方世界第一天攻势的评论”回电给《生活》杂志后不久，他们就被由大使提供的一辆车载回巴黎。跟往常一样，卢斯的思绪很快就转到另一个方向：到这些事件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来不要怀疑很在意美国人的看法。”当卢斯离开布鲁塞尔的时候写道。正是因为考虑到美国人的反应，他宣称，德国才对比利时进行了相对克制的轰炸。“目前非常满意美国的意见，但是美国参战的可能性是唯一真正让他害怕的。”几个星期后，回到纽约的卢斯当被朋友提及“你的桌子何时才会干净”的时候，他直接反驳道：“我的桌子在死亡之前不会干净。”

“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工作不是创造影响力而是使用它。”卢斯在1940年春从欧洲给拉尔森的信中写道。回到纽约后他在两家全国性的广播上警告美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强大而又无情的国家”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他问道，“我们可以扔掉中立的错误外衣，向世人宣布——我们将为……而战。”卢斯是在宣布职业生涯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将会运用他旗下的杂志，他的个人影响力，来改变公共政策和国民的看法。他的第一步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全力介入总统竞选。

之前卢斯对于总统选举相对来说毫不关心。1928年他曾经满怀希望地投票给阿尔弗雷德·伊曼纽尔·史密斯（Al Smith）；1932年支持胡佛，仅仅是因为他觉得两个总统候选人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是倾向于变化。1936年他把票投给了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但并没有什么热情，他对1940年的大选季并没有特别的偏向。他在1939年的发言总体上更偏好在共和党提名中公认的领先者罗伯特·塔夫（Robert Taft）。但到1940年中期塔夫持续的孤立主义观点让卢斯不仅转向别的候选人更是转向别的党派。“对罗斯福的评价……听起来很不错，”他在5月从欧洲回信道，“我现在尤其想成为……第三者直到反对党能够提供一些更有竞争力的东西。”共和党唯一希望的曙光，他预计是“达文波特的手下”。

所谓“达文波特的手下”是指温德尔·威尔基，一位杰出的公共工程经理，他在一场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官司中得到一笔丰厚的安置费，之后于1939年年初离开自己的公司。他曾一度是位人和罗斯福的支持者，但在官司之后他忽然转而反对总统和，成为一位共和党人，并通过频繁的演讲和发表文章崛起为一个公众人物。1939年夏，他同意参加《财富》杂志的圆桌会议，在那里他遇上了当时的杂志总编罗素·达文波特。达文波特那天晚上回到家后跟家人说，“我刚刚遇到一个应该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接下来的几个月，两个人——很快成为密友——经常见面，第一次是在达文波特位于长岛的度假屋，随后是达文波特在曼哈顿的公寓。威尔基，当时也跟他家人一直住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上的公寓里，尽管到1940年他更多的时间——只是适当谨慎——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图书编辑凡·多伦一起。威尔基和达文波特一起（在凡·多伦的帮助下）编了一份以威尔基名义出版的“宣言”，题为“我们人民”。这一文章在1940年4月的《财富》杂志上发表，达文波特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前言来介绍威尔基：“他代表的主要是美国人民……他们不断进取，自由开放而又珍贵。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最终将获得胜利……为了得到这样的位置……威尔基先生当然希望获得同胞的尊重和关注。”在随后的文章中，威尔基抨击罗斯福：“你通过限制权利法案篡夺了我们的国家主权……并安插亲信作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像者般掌握了所有权利……因为政治在外交事务上昏聩不已……因为害怕以及不连续的法案……我们再也不要什么新政，我们希望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威尔基的兴趣更多地在反对孤立主义的权利并带领共和党在战争中发挥更负责任的角色而非攻击罗斯福。当共和党人在国会上试图否决向欧洲受到威胁的国家贷款的时候，他写道：“这不是对或错的问题……我们反对战争。但是我们无意放弃向那些保卫自己免受进攻的人销售任何东西的权利。”

达文波特不是第一个想让威尔基成为总统候选人的人。对他的政治前景的投机活动从1939年年初开始持续了整年。但直到1940年年初，他依然是最大的黑马，得到的支持（甚至其知名度）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人真正看重他。但是“我们人民”在《财富》杂志刊登之后很快让他声名鹊起——在年轻律师奥伦·鲁特（前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的亲戚）的发动下。鲁特几乎以一己之力，以难以置信的效率组织了一次针对草根阶层的邮件推广活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反响。成百上千的“威尔基俱乐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超过三百万民众签下请愿书支持他竞选。对于鲁特和达文波特而言，威尔基的吸引力在于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政客，在他们看来，他是一个诚实、没有心机、“无瑕的思想者”，他的观点并非来自他的党派或是幕后操纵者而是他自己的。他们赞赏威尔基对其他共和党人孤立主义的反对态度。到5月初，这一支持热潮让情况变得如此乐观以至于达文波特从《财富》杂志辞职成为威尔基的竞选经理。“我相信，”他向拉尔森解释说，“他所表达的主张具有国家乃至于历史意义。”

在从欧洲回来之前，卢斯对威尔基只是相对大概地知道他是谁以及他代表什么。但达文波特的热情与他不断加强的关于美国人在战争中的主要作用的认识让他很快进入威尔基的轨道。威尔基和卢斯开始频繁地在卢斯位于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的办公室见面，两人双脚跷在卢斯的桌上喝酒，讨论直到深夜。两人很快产生了一种实用主义友谊，卢斯开始完全投身于威尔基的竞选。确实，卢斯在他的人生中第一次对一个政治人物产生了真正的热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似乎完全放弃了之前对政治的超然态度，无怨无悔地成为威尔基的拥护者（经常为竞选出谋划策）。“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还没发现有哪个人在公共生活方面的吸引力超过温德尔·威尔基。”总统的堂兄尼古拉斯·罗斯福写道。不知卢斯有没有意识到，他似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尽管卢斯对威尔基的信念根源于他从来没有解释过或者从来没有完全理解的个人魅力，他之所以被威尔基吸引是因为他坚信：富兰克林·罗斯福没有能力带领美国走出这一世界性危机，而威尔基却是反对危险的权利的中流砥柱，如果这个权利没有可靠的领导可能会妨碍对同盟国的支持而伟大的运动将会失败。这两个方面——对威尔基的热情以及对另一选择不断增加的绝望感——互相强化。

卢斯对罗斯福的厌恶与日俱增，部分地只是他对总统在支持同盟国方面举棋不定感到失望。毕竟，在几个月之前他还是支持当前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更让他害怕的是他认为罗斯福的专制领导和明显的激进主义以及这些政策将会产生破坏国家稳定的可能性。“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破坏和削弱美国的企业家精神以及组成我们社会的不同组织的合作精神方面比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其他任何总统做得都要多。”当前的政府，他指控道，“已经无法实现它的国内目标……并把美国带到破产的边缘。”它创造了“巨大而又的政府机构”。“如果人们希望国家社会主义，”他在10月给威尔基写信说，“那就让他们睁大眼睛投它一票。就让他们召开制宪会议废除现行的老宪法。”

但卢斯至少同样关注共和党右翼，而且他认为威尔基是唯一能够确实反对这个党内大多数的偏执和孤立主义者的。“我恳求威尔基专门给保守党和派发表演说，”他在1940年夏给达文波特写信说，“威尔基不支持反犹太主义，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和社会自由主义者。但是……他还没有特别反对愚蠢，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会向后看的保守党实业家——我对他们的讨厌甚至超过罗斯福。”他不断地推行这些想法就像他敦促其他任何人一样。“请您重新考虑我的请求，与您的阵营里的派、保守党、惹人嫌的人、老投机者、饱食终日的富人断绝关系，”之前的恳求未得到回应之后他再一次写道，“重新确认相比之下真正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将所有的老投机者看成是可耻的不合潮流的人。”对罗斯福以及右翼的恨意让他产生了另外的考虑：接受了之前谣传的而今已经不足信的观点——最初在新政的圈内流行——商业领袖们正策划一场反对新政的“资本罢工”。他的同事C·D·杰克逊警告说，企业领导人将会“进行一次比1936年选举时还要危险的静坐罢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内，这些人很有可能会受法西斯分子蛊惑发动暴动，只是为了向罗斯福扔出一把管子钳。”卢斯同意他的看法并警告说这次暴动可能“极其广泛，不局限于华尔街或拉萨尔街（芝加哥的银行业中心）或是类似的街道。”他坚称，这也是威尔基获胜意义重大的另一个原因。

《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甚至在卢斯开始向他的编辑施压之前就开始为威尔基造势。《生活》杂志在1940年5月中旬就热情洋溢地描写了这个候选人，称威尔基是“目前为止共和党在费城可以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中最能干的”。《时代周刊》则一直揭其他共和党主要候选人的短——罗伯特·塔夫、托马斯·E·杜威、阿瑟·范登堡——而威尔基却不断抬升。“冉冉升起的威尔基，”《生活》杂志在5月初写道，威尔基在给报纸出版者的演讲中“又提升了自己”，那些出版者回到家“想着现在告诉公众威尔基先生将成为共和党的第一候选人是不是还来得及”。当卢斯从欧洲回来并明确表示支持威尔基，他旗下的杂志代表他增加了这方面的努力并且逐渐跨过了各自分析和鼓吹的界限。跟从他的人“严重闪耀着希望的光芒”，《时代周刊》在6月初指出。他获得提名“在几周之前还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显然已经有了现实可能。”到6月中旬，随着威尔基依然落后其主要对手，《时代周刊》热情地描述他是“最具实力的黑马，并且其实力正与日俱增。”在共和党大会召开前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时代周刊》刊登了一则封面故事（“温德尔·威尔基生平”），这只能说，根据其选择它发表的时机，是一个竞选文。这篇故事包括草根阶层对其英雄般的评论，以此为威尔基造势，嘲笑其竞争对手大张旗鼓的竞选活动，以此突出威尔基的简单与谦虚，以及由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帕执笔的关于威尔基的正面评论，其中不夹杂任何其他声音。这次竞选的关键，克拉帕写道：“在于罗斯福先生或是一个共和党人能否更快、更好地增加工业产量来用于防御……他们必须找出一个让整个国家相信做得更好的人……在这点上，威尔基先生是共和党方面唯一能够有机会有效地做好这件事情的人。”

当威尔基戏剧性地在费城的第六轮投票中胜出的时候，卢斯的出版物几乎沸腾了。这次大会，《生活》杂志称，将会成为“共和党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戏剧性”场面。其他候选人“的神态和语气与过去二十年或四十年的党内大会并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更加困惑和沮丧……常规被打破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大酒店顶层的六个房间里面挤满了代表成员、记者以及来访者……他们来看望新一代领导者，来聆听新一代领导人的讲话。”“单调”、“乏味”、“沮丧”、“绝望”、“无望”是那些可以用来形容威尔基对手的词。但是提名本身有一个“欢乐而又振奋人心的结局”，这个结果“是顺应大众需要的浪潮”“冲垮了对手”并“将过时的老板扫地出门”。《时代周刊》形容威尔基在费城英勇的支持者：“没有人带领……支持威尔基的男人和女人们如潮水般涌上费城街头……带着信念的火炬。”威尔基，《时代周刊》坚称，“不是在任何意义上得到政治认可的领导人。”到最终“人民取得了胜利……自从特迪·罗斯福之后，共和党终于有一个值得欢呼的人”。

威尔基出人意料的上台，以及他在费城令人吃惊的胜利，只是让卢斯越陷越深。在党内大会与大选之间的四个月时间里，他不停地工作，几乎着魔般地支持威尔基的竞选。他旗下的杂志一如既往地给予威尔基礼遇，但是在支持罗斯福的编辑人员中依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他们恨恨地抱怨在报道上的偏见并经常试图做些平衡。卢斯对于这些提议公正的建议的反应是狂怒。“我实在是太失望了，”他在9月给他的编辑人员写道，“我们即将面对总统选举，我认为这个是最为重要的，但《时代周刊》有时却不这么想……任何觉得这次竞选不重要的人应该避免报道跟竞选相关的事情——并应该马上向我汇报。”那么是什么让这次竞选如此重要？卢斯列举了那些他认为“对国家的未来非常关键”的内容，所有这些都偏向威尔基：第三人，罗斯福在外交政策上不光彩的记录，新政中涉嫌的任命。“难道这些失败都应该得到原谅，然后仅仅因为战争的威胁升级而给予他新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威尔基是一个勇敢的候选人，而且获得的支持在不断增加。“上周，很多人因为威尔基而出来，”卢斯厉声道，“你难道都没看到。”

但是卢斯对威尔基来说也相当关键。他的感情越是投入，越是对即将到来的竞选不耐烦。在大会之后，威尔基转战他曾经的老家——印第安纳，他花了几个星期坐在公租房的门廊上与报道者交谈（在早先的总统竞选中，这是一种突出其小镇背景的努力）。卢斯对此大为光火。威尔基应该停止“这种悠闲，不成熟的”做法，他向达文波特吼道。“竞选总统对于威尔基先生来说可能是件有趣的事情……但这却是一件事关一亿三千万美国人，甚至全世界的该死的大事。”威尔基“快要成为另一个每日专栏作家”，但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开始管理”。但是这却是卢斯私底下要批评的一件事；还有其他已经被公开的事情需要考虑。卢斯非常头疼威尔基的“懈怠”以及缺乏条理的事件开始见诸报端。雷蒙德·克拉帕写道，“总统竞选中很少出现这么多混乱。”批评甚至出现在卢斯自己的杂志上。《时代周刊》在9月报道共和党人开始相信“神圣的温德尔·威尔基竞选已经变味”，“业余的威尔基”已经失去对他的组织的控制。卢斯一方面因为这些报道生气不已，另一方面绝望地发现这些指责大部分是对的。

常规的秋季竞选的两个月时间里，当看到威尔基的好运接近混乱、他的机会也愈加渺茫的时候，卢斯的心情急转直下。但是不管心情如何，他从来不会让这些观点掺杂到竞选以及劝说其他人相信威尔基获胜的重要性方面。他几乎每天甚至一天好几次给达文波特写信、写备忘录、发电报或是打电话，向他通风报信，经常起草演讲稿（有些实际上是威尔基提供的）。他苦苦思索威尔基应该说的话，就好像换个表达就能够扭转整个角逐似的。“在发表正面言论之前应该完成对社会现象的控诉。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将主要观点分成负面和正面……‘我不会做这些……我将会做这些’。”“继续尽可能地详尽，”他在9月底给威尔基写道，“攻击新政，而非罗斯福。”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旗帜”，但新政是个更容易受攻击的方向。

在向威尔基建言的同时，卢斯也努力明确自己不断变化的对国家和世界的观点。他一直寻找一种可以塑造他的——以及他所希望的美国的——未来的哲学。渐渐地他越来越把焦点聚集在对个人自由的定义上。“新政的错误在于它负担了修正一切的责任，它削弱了个人的责任。”美国人应该将他们的援助扩展到“那些努力……向实现和教理想的人们”。威尔基应该强调“是一种概念……信仰”是一种“致力于人类自由的全新的誓言”。而且，反复地说明“竞选必须是一场在自由土地上为自由人进行的一次改革。”对其他人来说这些语句看上去是空洞的，甚至是老生常谈。但是对卢斯来说，这些都包涵了深意，尽管他也无法完整地诠释它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尔基的支持人数开始减少，1940年大选，科学的调查第一次在总统竞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众（包括卢斯）第一次认真地看待调查。卢斯开始变得更加严酷、更加偏颇。当威尔基在纽约或是附近演讲的时候，卢斯几乎总是坐在观众中间（他保持了充分的警觉，作为记者应该不偏不倚，因此拒绝与候选人坐在讲台上的邀请）。在离选举还有10天的时候，卢斯列举罗斯福的罪状：“受主义影响”，“萧条”，“日本的侵略大部分由美国资助”，“慕尼黑”，“丑闻”，“罗斯福的家庭成员一直在赚钱！”当时很明显威尔基在竞选中不会使用这种方式抨击。卢斯只不过是发泄自己的沮丧，但是他依然向前看。随着竞选临近终结，罗斯福必然获胜变得明朗，他安排了最后的努力——安排在选举日之后——制造一种威尔基候选的重要性，尽管他失败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这将是一个关于抛弃的故事，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放弃，”他难以置信地向编辑们宣称（他已经将1940年竞选称为“自1866年以来最重要的选举”），“我们应该强烈坚持这一点。”10月底，他给曼弗雷德·戈特弗里德（Manfred Gottfried）写信道（当时《时代周刊》的总编），“罗斯福先生当选后这个国家的心理面貌将变得奇怪并且不再开心。”

11月初，当罗斯福第三次轻易地当选总统（尽管跟前两次当选相比优势大幅减少），卢斯将这个“新的消息……解释为少数民族投票……评论应该表明纽约、俄亥俄、伊利诺伊的微小份额变化以及其他少数州本应该选择威尔基”。“应当思考的主要问题，”他补充说，“是威尔基的将来。这应该比胡佛能不能在华盛顿获得一官半职更有意思……威尔基就像第三势力一样是史无前例的。”选举结束几天后在一封寄给众多通讯社的信中，他仍然对罗斯福没什么好话，反而争辩道，“他应该感谢上帝而非其他美国人……你并不了解温德尔·威尔基。其他候选人以及那些后知后觉的候选人可能会让这个国家而非整合成一个热情的国家。”

卢斯对威尔基的热情几乎在选举结束后就开始消退，但并没有完全消失。12月，威尔基在去佛罗里达度假途中在迈普金拜访卢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继续通信、会面，并在共同关注的事情上一起工作——尽管频率有所减少。卢斯对威尔基的钦佩之情一直存在，但却已消退，尤其是从威尔基开始公开与罗斯福合作起。

卢斯沉浸于威尔基竞选的同时还暗地里劝说罗斯福对战争采取更为积极的观点。这一尴尬的状况一直没能消除。卢斯在他的杂志上对总统剥皮抽筋，积极反对他再次当选，指责罗斯福无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者，罗斯福私底下谴责卢斯的“偏见”和“宣传攻势”，并且含糊地说过些具有恐吓意味的话（很少付诸实践），说他要挫一挫卢斯的影响力。“在生活中，一个人不应该让某些人侥幸逃脱。”罗斯福在与《生活》杂志关于某些无关紧要的报道错误发生了点不愉快之后写道。卢斯，他抱怨道，太“狡猾”了。乔治·华盛顿有“承认说谎的勇气”，但是“哈里·卢斯缺乏这种能力”。但是两个人都足够务实，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把争议搁在一边，同时寻求能够互相利用来实现自己目的的方法，事实上他们有很多共识只不过不愿意承认罢了。

1940年夏，当时欧洲的局势不断恶化，卢斯完全投身于威尔基的竞选，他加入了一个由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组成的无党派组织，这个组织致力于为美国积极支持英国铺平道路。有名的堪萨斯编辑威廉姆·阿伦·怀特刚好创建了一个高度公开的委员会，通过支持同盟国来保卫美国，这个委员会积极进取，通过公开演讲与孤立主义者做斗争。而卢斯参加的组织，恰恰相反，则是暗地里主要通过秘密的外交手腕来达成目的。1940年7月他们第一次在市区的哥伦比亚大学俱乐部开会并同意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后来这个组织被命名为“世纪小组”，他们后来的会议大多在那个纽约精英人士俱乐部进行。这个小组的领导者是弗朗西斯·皮肯斯·米勒（Francis Pickens Miller），一位弗吉尼亚国会议员，他与外交关系协会和支援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都有联系；这个小组的成员既有政治人物，他是罗斯福的前任预算办公室主任，现为威尔基共和党人，如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剧作家及罗斯福的演讲稿作者，罗伯特·E·舍伍德（Robert E. Sherwood）；国务院官员威尔·克莱顿（Will Clayton））；神学家如知名的协和神学院会长亨利·斯隆·科芬（Henry Sloane Cof?n）及其继任者亨利·凡·杜森（Henry Van Dusen）；学者中有达特茅斯大学校长欧内斯特·霍普金斯（Ernest Hopkins）；以及《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圣路易斯邮报》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出版人。但是在三十个成员当中恐怕还没有谁的影响力能超过卢斯；尽管他时常表现出成为一个本质上是游说组织一员的不快（当他参与威尔基竞选时很少有这种不快的感觉），但他逐渐成为其中最积极的成员。他帮助支付这个组织位于四十二号大街的办公室和员工的费用，并使自己成为努力改变美国政策的中心。

这个小组经常在策略方面发生争议，但在更大的目标上团结一致：“那就是英联邦的存续……这是保持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而“英国舰队的存续……则是事关美国国防的、极其重要的关键因素”。很快这些考虑汇总成了一个具体的建议：赠送一些最近退役的美国驱逐舰给皇家海军，这一行动“可能会影响英国是败北还是胜利”。但是委员会最初在法律和政治障碍面前陷入困境。美国的中立法规定任何一个接受美事援助的国家都必须支付费用，但英国当时没有能力支付这么大数额的资金。而且因为这个情况是在选举竞选中出现的，每个人都意识到罗斯福需要一些掩护来做些事情。“如果这些船只事关拯救西方文明，”米勒给卢斯的信中写道，“那么必须找到一个方法绕开这些细节。”卢斯咨询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想知道怎样才能影响罗斯福，他将艾尔索普直言不讳的建议铭记在心：“卢·道格拉斯（Lew Douglas）……用红旗激起总统的血性……如果可以的话，用内侍进言……总统现在非常疲劳，当他觉得累的时候去磕头是最好的办法。”在接下来的会议中，卢斯辩称罗斯福需要从英国得到能补偿这些军舰的“交换物”，他建议“这些军舰应该提供给英国用来交换英国在西半球的海面和空权”。卢斯并不是第一个支持这些想法的人。这个观点在精英之间，甚至于出版物上的讨论已经流传了好几个星期。但卢斯却是将“世纪小组”引向这一建议的推手。

确定战略后，小组很快转向讨论具体的策略。派谁来见谁？他们这样问自己。应该用“什么办法来越过法律条款”？如何唤起整个国家的“认识”？这些成员所反映的结果是有权势的人经常做事的方式——通过接触其他有权势的人。卢斯和科芬见到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他们很高兴赫尔同意他们的意见，但却因为他的态度而气馁。卢斯写道“我们几近绝望……高贵的老兵在绝望和失败的气氛里工作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他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可能的胜利所必须持有的信念。”几天后，他第一次拨通了前共和党报编辑（1936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的电话，最近罗斯福任命他为海军部长；接着是英国大使洛锡安男爵（Lord Lothian）。他恳求他们支持驱逐舰换基地的方案。让他吃惊的是诺克斯和洛锡安以无法解释的乐观欢迎了他——当时卢斯并不觉得那么乐观，因为前一天的晚上他和克莱尔就是在白宫度过的。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社交活动，为总统组织放映最新的《时代在前进》影片，“我们看到的防御工事”。在他们抵达的时候卢斯被安排参观了白宫的卧室——“几乎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哈里写道——接着被带到二楼总统的私人书房。罗斯福背着桌子坐在那里高兴地调酒，卢斯猜测是“上好的马丁尼”（总统喝了两口）。这次聚会包括卢斯的一些同事——罗伊·拉尔森以及路易斯·德·罗蒙希特以及他们的妻子——还有总统平常的随从、他的秘书米丝·利汉德、最信任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晚餐之后，一群人到“闷热”的楼上走廊观看影片，看上去总统很喜欢；在那之后不久卢斯与总统在他的书房见了面。

卢斯发现这次谈话令人失望。他很快直奔主题，也就是他后面说所的，“我的主要问题……他是否已经下定决心把这些驱逐舰送给英国。”罗斯福支支吾吾，称这个想法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随后就把话题转到游说国会来增加通过的机会。卢斯吃惊于总统“强大的自信心……他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多年之后，克莱尔在哈里逝世后描述了那个晚上的情况，她声称罗斯福当时给哈里施压，要求他旗下的杂志支持驱逐舰换基地计划，这也是劝说国会同意这一方案的唯一希望。哈里当时的备忘录甚至没有提到这一提议，但是他确实马上在《时代周刊》上推销了这一观点，在一则长篇报道中指出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拥有基地的重要性，“美国海防线的第一个前哨站”。曾经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加勒比海得到的基地将有助于更加重要的赠送驱逐舰给英国——现在明智地，至少公开地成为《时代周刊》的主要目标。而这正是罗斯福促成这一方案的掩护。与此同时，卢斯和其他人正劝说威尔基不要在竞选中反对驱逐舰换基地计划。威尔基同意了，尽管他肯定知道这样的抉择将会增加罗斯福再次获选的机会。经过一个多月与英国政府的艰难谈判，9月3日罗斯福宣布他将签署一份行政命令（国会无权评论）：“五十艘我们已经退役的驱逐舰换取”英国位于加勒比的基地——这一命令与卢斯7月向他的建言几乎如出一辙。总统“大胆地出击，”《时代周刊》欣喜不已但仍然勉强报道说，“受到了欢迎，并打消了人们对采取秘密和令人质疑的方式执行这一命令的批评。”

11月，总统选举之后没几天，卢斯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世纪小组”。他解释说，“非常高兴，我们很好地推动了军备和军品的生产；我们非常同意对英国的援助，等等。”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远远没有结束，他退出了，但是委员会的使命已经从影响总统上升到影响大众。“我认为作为一名编辑，不应该成为政策推进组织的活跃成员……我怀疑我是否应该忙着试图影响自己！”在竞选结束之后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似乎卢斯也意识到如此明显而且投入地支持威尔基给自己以及他的公司带来的危险。是时候脱身了，不再积极参与政治而是再次将注意力放在他的公司和他的杂志上。

但卢斯的自制力不会持续太久。1940年12月，他发现自己卷入一项秘密的工作，由暗地里是和平主义者的马尔科姆·拉弗尔（Malcolm Lovell）担当先锋，试图寻找解决战争的可能性。拉弗尔在纽约安排了一次与德国领事馆大使随员汉斯·汤姆森（Hans Thomsen）的会面；而卢斯可能是出于好奇，也可能是他一直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形势，不是很明智地答应出席。他这么做除了让知道这次会面的白宫产生不信任感之外几乎没什么好处。与此同时，他继续积极地与“世纪小组”成员保持联系，这些成员一直害怕“我们这种程度的协助只会招致灾难性的结果……只能让英国苟延残喘，直到我们有足够实力可以不必依靠它的力量”。卢斯提醒他们与“极端亲英派”结盟，但也同意当前政府的政策仍显不足。新年年初，他参加了伊利诺伊议员的竞选，试图确保一个“非孤立主义者”能够得到国家共和党的提名。1月底他回到忙碌之中——再一次与1940年曾经合作过的那些企业领袖一起——推动后来的租借法案，一个用于援助英国的更加昂贵的方案（后来扩展到其他同盟国，包括苏联），这一方案由罗斯福提出并在1941年3月经国会批准。卢斯在1月为《生活》杂志写了篇社论“我们美国人”，鼓吹这一法案，但是他在编辑那里碰了壁（编辑们不同意刊发如此直接的社论）之后，很快就沉着脸回来了，转而在巡回演讲中大力宣传租借方案，而且他开始更加公然地谈论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照我说我们已经处于战争之中，”他在匹兹堡的演讲中斩钉截铁地说道，“可笑的是知道这一点——但大多数美国人却一无所知。”但他也试图寻找更大的话题：美国强大和富强的本质，其改变世界的能力以及道义上的责任。“我们拥有的是力量，是机会，”他在塔尔萨向一群石油工人宣称，“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所拥有的也是责任。”回到纽约之后他开始着手将自己关于战争的想法转变成更加系统的发言，他希望这样一份声明，能够解决当前整个国家面临的难题并成为卢斯刺入辩论中心的一把利刃。

卢斯从来没有低估自己的能力。比林斯无情地称他为一架迷失于“众多理论之中”的“思考机器”。哈里自己曾跟克莱尔说——根据她后来可能不足信但却在情理之中的评论——他想不出有哪个人智商会比他高。那么爱因斯坦呢？克莱尔问道。爱因斯坦，哈里答道，是个“专家”，不在他比较的范围之内。尽管他智慧超群，但他很少不借用别人的观点并且很少不借用他所赞赏的人来完成工作。因此，当他准备写一份关于自己危险时刻的重要声明之时，他广泛地寻求灵感和建议。

他首先借鉴沃尔特·李普曼和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过去他经常受到这两个人的影响。李普曼曾有几个月向《生活》杂志供稿，所发表的文章充满了干预主义思想，比卢斯所写过的任何作品都要激进。1940年整个下半年，李普曼始终呼吁美国人应该认识到自己作为世界领袖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完成自己的使命否则我们生活的世界就会毁灭而绝无复兴的希望。”他在6月写道。如果极权主义国家控制了整个欧洲和苏联巨大的工业产能，他警告说，那么美国经济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个自由的经济，正如美国人所了解的，是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其他地区是军事社会主义的世界中独善其身的”。欧洲力量的失败，他在10月警告道，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将不得不陷入无休止的防御之中直到被打败”。但是对卢斯来说，李普曼最具说服力的论据甚至出现在欧洲战争刚开始，一篇1939年6月发表在《生活》杂志上，题为“美国人的命运”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李普曼更多的是讨论内部混乱与怀疑的危害，而对美国的外部威胁则要少得多。“我们这一辈人，”李普曼曾辩称，“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那时美国人对自己的将来没有先见之明。”他们害怕自己的财富与实力，却相信“他们无与伦比的财产事实上是最为危险的责任”。简而言之，美国人的失败之处在于，它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伟大以及对世界的责任。“过去罗马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大不列颠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正是明天美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他如是声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命运已经明了，那么我们除了做好准备让自己名副其实外别无选择。”

如果说李普曼让卢斯接受了美国人命运的观点，那么麦克利什则至少部分地帮他打下了道德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证明美国对世界肩负使命是责无旁贷的。麦克利什帮他写了一系列关于“信仰声明”的草稿，他希望通过这个能够抓住他所在时代最为迫切的使命。这篇文章论证了自由的重要性，并将美国一直以来扮演的特殊角色作为保护自由的例子。“自由仍然是人类最大的理想，”麦克利什写道，而且“在美国，自由理想有着最大的期待”。“如果自由是全世界人类的基本要求，”他坚持道，“那么美国的民众，因为他们传统的政治责任感、工农业的熟练技术、所拥有的财富和广袤的土地，比其他国家更有权利期望实现自由。”

卢斯一直以来佩服麦克利什的文笔（以致后来他在自己的文章里整段引用麦克利什的语句），但是他也很担心这样的言论过于狭隘。“为什么会这么艰难？”他在回复初稿时写道，“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念，而是因为我们的信念之中有很多可以看到和看不到的东西。”他希望能将李普曼强大的目的性与麦克利什的道德情怀结合起来。但是他也试图重新修改早期的看法和观点，它们一直贯穿于他的成年生活并一直发展变化。

卢斯表达美国意义的努力从在中国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他试图构建一个国家的画面，这个他从心底里面拥护但却从来没有见过的国家，他把这个国家与他父亲为这个世界所做的好事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到他回到美国成为学生的第一年仍在继续，这样的画面没有比1920年卢斯成为高年级学长后在耶鲁的演讲中表现得更清楚的了：

当我们二十年后提到“美国”，这个伟大的名字可能还将响彻全世界……到那时美国将会在每一项国际性难题中发挥她应有的作用，她将会成为所有努力希望提高社会和政治水平的国家的朋友，毫不留情地打击那些危害世界和平的国家。

在繁忙的年代，当时他不知疲倦地工作，首先是开办第一份杂志然后是创建出版帝国，那时他几乎没有时间思考或是记录他年轻时就心怀的伟大使命。但是在公司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巨大的世界性危机，他再一次转向那一使命，清楚地表达“值得为之奋斗的信念”。他充满，有时不顾危险，经常沮丧不已地参与威尔基的竞选只是第一步。1940年竞选之后，通过威尔基代言的努力化为泡影，他开始在惨遭流产的文章“我们美国人”中、在1941年的全国巡回演讲中、最终在为《生活》杂志撰写的新文章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一次却是被他的编辑们催促。他们提议刊发一篇“公元1941年现代世界的联邦党人文集”。而这将成为他所发表的文章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章。

这篇文章出现在1941年2月17日那期的《生活》杂志，标题为“美国世纪”，这一短语在十多年前最初被H·G·威尔斯（H. G. Wells）使用，但这一次卢斯让这一短语成为美国人乃至世界语言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当时美国人生活“混乱”的状况以及美国与战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的一种评注。“我们美国人不高兴，”他在开头写道（模仿李普曼在1939年的文章），“我们烦躁——或者忧愁——或者冷漠……我们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卢斯接着开始展开说明，驱散环绕在他周围的悲观与混乱。文章的大部分篇幅对美国到目前为止深入参与战争的步骤进行了仔细、谨慎并且经常是乏味的分析。“美国已经介入战争，”他写道，“但我们是否已经介入了呢？我们说我们不想参与战争。与希望置身于战争之外相比，我们更希望英国获胜，希望就此打住。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介入战争了。”但“介入”是不够的，“希望介入”才是卢斯想要求美国人民做的。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希望完全参与肯定将会是最为恐怖的战争？他辩称这部分地是因为我们置身战争之外（反映他继续讨厌和不信任罗斯福），这将会导致国内出现者：

美国总统一直以来寻求越来越大的权力，但是他未能对到来的战争尽责。因此，灾难性的外部环境与美国人民的自由意愿对比的结果就是害怕美国将被引向国家社会主义是完全合理的。

但也因为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帮助英国人没有可能赢得战争，美国是“最强大并且是世界上最关键的一个国家”，但美国人却未能“尽到作为世界上一大势力的责任——这样的不尽责将会给自己以及全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人已经在1919年浪费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获取世界领导权的机会”。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而再再而三地未能抓住机会，这次再也不能这么做了。他坚称，二十世纪最终必须成为“一个美国世纪”（在一代之前它本就应如此）。

“对于美国世纪我们能说些或是预见些什么呢？”他问道。他的回答是大胆、雄心勃勃、理想主义的——而且充满了影响他生活的狂热的使命感。“它必定是与所有人民分享我们的权利法案、我们的独立宣言、我们的宪法、我们卓越的工业产品、我们的技术工艺。它必定是人民的国际主义，来自于人民，为了人民。”美国已经是“世界知识、科技以及艺术的中心”，他宣称，并且美国是“世界上乡下人最少的国家”。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现在拥有“不可思议的、显而易见的领袖迹象：威望。这种威望与罗马、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或者十九世纪英国的威望不同，美国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在于所有美国人民对善良、终极知识以及终极力量的信念”。开创一个美国世纪需要伟大的远景。这意味着致力于“建立一种与自由和进步相容的经济秩序”；这意味着愿意“向全世界分发（美国的）技术和艺术工艺、工程师、科学家、医生、电影人、娱乐制作人、航线开拓者、筑路工、教师、教育家”；这意味着成为“全世界的大善人”，有义务“养活世界上所有饥饿和贫穷的人”。

最重要的，卢斯预想的美国人的标准配置是：

热爱伟大的美国理想……爱好自由，尊重机会均等，独立自主，富于合作精神……我们是所有西方文明伟大法则——伸张正义，追求真理，胸怀博爱——的继承者……现在轮到我们成为这些理想的发源地，并将它们传播到全世界，发挥这些理想的神秘作用，将人类的生活水平从野蛮提升到诗人们所称的仅次于天使的水平。

这些要素，他总结道，“显然可以成为我们可以而且愿意积极、愉快地投入的二十世纪的流行美景……正是怀着这样的热情，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号召起来，发挥自己所有的能力，用他最为宽广的视野，来创造最初的伟大的美国世纪。”

毫不奇怪，这样一篇奇特而又有力的文章——从来没有明确地鼓吹美国宣战而是号召人们像信福音主义者一样投身于纠正世界的行动——引起了截然相反的反应。成千上万回应“美国世纪”的信件涌入《生活》杂志——远远大于杂志收到的回应其他文章的正常数量——其中包括一些可以预计出数量的信件，这些信件是那些依然强烈反对参战的人所作出的辩驳。“让美国成为美国公民的‘大善人’。”一位来自托莱多的女士写道。“你正在将杂志……转变成战争贩子的工具。”一位比西法尼亚妇女写道。“你这个养尊处优，顽固不化的懦夫，你这样装腔作势，胡言乱语只是为了煽动一样血淋淋、不道德的东西，那东西名叫战争，”一位来自马里兰的男士指控道，“然后你只会在安全的地方静静地喝着香槟，而与此同时平民的儿子却在被，其子女正哭着讨饭。”其他人则对卢斯的远景表达了很大的热情：“好东西！我喜欢！”一位读者写道。“哈里·R·卢斯正向美国人民展示通向未来的道路。”另一位读者写道。“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思想，”一位纽约男子宣称，“我希望今天清晨，这个绚烂远景的一束光辉能照耀到曾经伟大的老政党的边缘！”不止一个读者称卢斯为“当代的托马斯·潘恩”（Tom Paine）。

当大多数读者将其理解为一种战争召唤之时，很多记者和评论家做出了更多的积极回应，称卢斯的文章是对美国将来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的愿景。沃尔特·李普曼——他的作品曾帮助卢斯形成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最热情的，他和罗斯福的前任演讲稿作者罗伯特·舍伍德一样，称这篇文章“真了不起”，而专栏作家多萝西·汤普森写道（以比卢斯更为激进的帝国主义语调），“为了将世界充分美国化从而我们可以得到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确实是一种命运的召唤。”其他不那么宽厚的评论家，大部分是左翼分子，他们对卢斯的帝国主义野心抱着更加敌对的态度。“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正在全国迅速地发展。”《国家》杂志的编辑福瑞达·克里奇威（Freda Krichwey）轻蔑地写道。“卢斯先生在他的《生活》杂志登了一个非常大的名叫‘美国世纪’的广告。”专栏作家马克思·勒纳（Max Lerner），与卢斯一样认为美国应该参战，却讥笑卢斯建议“在全世界确立势力范围，控制世界的海上航道和陆地”，这一愿景象征着“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意识……它们不害怕战争反而将其视为一种机会”。社会党领导人，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批评卢斯是“裸的帝国主义野心。”

“美国世纪”引起的巨大反响部分的是1941年年初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分歧巨大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文章本身风格的结果。卢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他后来宣称，是“为了消除”笼罩在战争问题周围的“迷雾，这样我们就能抖擞向前”。但事实上，卢斯在表达其中心观点的方式上还是相当模糊不清。美国应该参战么？在二十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美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卢斯在写的时候直接略过了这些问题，留待他的读者来决定他建议的坚实的步骤。他的语言大部分是有力的，在最后高潮的部分却不够谨慎，在那部分他对美国本质及命运的描写如此狂热，语言如此华丽，结果引起了卢斯本意之外的解读。他对帝国主义的指责非常吃惊，当不断有批评声音指责（正如俄亥俄州议员罗伯特·塔夫所指控的）他建议“全面胜出的美国像英国在十九世纪做的那样主宰二十世纪的世界”的时候也是大吃一惊。卢斯的文章与那样的画面不符而且也并没有接受这一点。“我的基本前提，”他在1943年辩解道，“只不过是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方面寻求与其实力相符合的责任。想必这是不言自明的——难道不是么？”确实，在他接下来的生命中他一直试图向好奇的读者，不管是充满敌意还是友好的，解释他真正想表达的内容。

尽管缺乏准确性，尽管因此引起了不少错误想法，“美国世纪”在现在和将来确实有不少可以值得讨论的地方。对于1941年的世界，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最多美国流行杂志发表的一项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它被再版并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广泛流传。它本是为了将美国人从卢斯认为的懒散的不关心中拉出来，从而激发他们代表他认为的国家的核心价值执行一项伟大的使命。抛开卢斯对军队介入战争这一关键性问题上的争议，这篇文章在运用易懂（在某种程度上民粹主义）的语言说明了美国在冲突中的利害关系和后果方面堪称典范。读了“美国世纪”后没有人会不记得卢斯的警告，一个极权主义世界将会毁灭美国未来的希望。至于那些战争之外的内容，这篇文章毫无疑问深信美国在世界中应当而且必须承担的特别角色，以及在执行这些使命过程中给美国带来的特别的权利和美德，尽管卢斯始终坚持“你们不能从‘美国世纪’引申出帝国主义”。

卢斯的文章出现在《生活》杂志一年多之后，也就是美国正式参战的第一个月，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Henry A. Wallace）写下了在某些方面对“美国世纪”的最重要的回应——一篇在1942年5月8日发表的演讲，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普通人的世纪”（尽管它的实际标题是“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华莱士后来成为一位颇有争议的，甚至是被辱骂的人物，因为他领导反对“冷战”初期的左派，痛斥他认为的美国过度的军国主义和侵略，以及作为短命的美国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参加1948年总统竞选时无心地与主义结盟。但他的1942年演讲却是在他处于政治生涯高水位的时候做出的。在他成为副总统一年多之后他甚至得到政府第二号人物的名声——很快被粉碎——被认为是“助理总统”，罗斯福可能的接班人。1942年他作为一个杰出的、主流的人士——罗斯福政府中一个重要而又有影响力的人物——试图激起公众对战争更多的支持，因为美国能否胜利尚不明朗。

毫无疑问，华莱士和其他人一样，对卢斯1941年文章中的帝国主义言辞持批评态度，而且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与任何美国可以或是应该单方面地将它的价值观和制度强加于世界的看法保持距离。但他也展现了一幅未来的远景，包括美国在鼓舞和塑造新的共和时代方面应当发挥的中心作用。“这是一场奴隶世界与自由世界的战争，”他说道，“正如1862年美国再也无法保持一半奴隶制一半自由制度一样，因此在1942年世界必须选择到底哪一方获得彻底的胜利。”自然地华莱士期望“热爱自由的人们”——他们不光光是美国人，但是这些人中美国人是最为杰出的群体——来回答那个问题并塑造战后的世界。他们的回答，他说，具体表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已经说过的四种自由，这些自由“正是美国支持的革命的核心。”正如卢斯的“美国世纪”的远景中包括将西方工业文明推向全世界，华莱士坚持道，“和平必须意味着普通人能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不仅仅限于美国和英国，而且应该扩展到印度、俄罗斯、中国以及拉丁美洲——不仅仅在美国（正如西方同盟国后来的自称），也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有些人已经提过‘美国世纪’，”华莱士补充说，显然努力将自己与卢斯区别开来，“我说的是我们即将进入的世纪……可以是而且必须是普通人的世纪。”在后来的岁月里，随着华莱士自身观点（政治财富）的变化，他越来越将自己的演讲看成是对他认为的更加帝国主义的卢斯的观点的全面反驳。但在那时，华莱士和卢斯互相热情地评论各自的观点，看起来他们正在并肩作战。“我不记得你在‘美国世纪’中描述的概念中有我不赞成的部分。”华莱士在他发表演讲后不久给卢斯写道。卢斯的文章，他补充道，“几乎完全与我想要在演讲中所表达的意思一样。”相应地，卢斯对华莱士的演讲表示祝贺，甚至在后面辩称，他有点弄巧成拙，如果有的话。“并非每一项使命都适合国家政治，”他在1943年的一场演讲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主张无限地做好事只会带来无尽的混乱，难看的冲突并最终成为一场灾难。”

不管华莱士和卢斯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他以美国对自由的认识为模板提出的远景，将经济发展成果扩展到全世界的承诺，对“成熟国家应该有权帮助年轻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的坚持，以及可能是最为首要的，他展示这些观点时过分花哨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让他的演讲是卢斯文章的一个变种而非替代品。“没有权宜之计，”华莱士总结道（他使用的语言比卢斯在他文章结尾处的措辞更加狂热），“与撒旦妥协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为彻底的和平和胜利而战斗。人民的进化已经开始，恶魔及其幕后主使都无法阻止，他们注定不会成功是因为上帝站在人民这一边。”

“美国世纪”和“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文章，这不是因为它们在当代公共对话中的深远影响。它们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们清楚地反映了在美国领导人之间，最终在很多其他人之间，不断发展的重新定义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象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重新确定美国的自我意识。卢斯和华莱士不大可能，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无意成为伙伴，但是他们一起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超越了当时黑暗的日子——这一观点说它是帝国主义并不确切，但它确实勾勒出美国在世界中的使命，当它被付诸实施时（大部分地）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美国和世界的面貌。

当卢斯如此紧张地投身于全球危机，但令人奇怪的是，直到1941年年中，他几乎对中国毫不关心。他自1914年离开父母之后仅访问过一次亚洲，而且即使是1932年的那次访问也只不过让他对亚洲的兴趣有所恢复而已。他旗下的杂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给予日本入侵东北并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其他地区的报道也只是平铺直舒而已，一直到1941年1月，卢斯主要关心欧洲以及英国面对德国危险的存亡问题。但在那年春天，他接受了中国政府让他拜访的邀请，这一事件让他重新燃起了对中国的热情直到他逝世。

卢斯在战争期间与中国的接触应该说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一个慈善项目——由北京大学的一个教师，中国传教士的女儿，艾达·普鲁伊特以及当时因为报道中国以及《红星照耀中国》而闻名的作家埃德加·斯诺发起。普鲁伊特和斯诺一起宣传工业方面的合作以帮助贫困的中国农村人口制造可以用于销售的小商品。卢斯对他们的请求做出了回应，1939年他开始动员有钱的朋友和熟人来支持这一项目。但他很快就转向更加庞大的目标。1941年年初一群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在他们当中有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保罗·霍夫曼（斯图贝特轿车公司总裁）、摩根银行托马斯·W·拉蒙特、大卫·塞尔兹尼克、温德尔·威尔基以及卢斯本人——开始为一个更为宏伟的目标聚集在一起：创造一个广泛的组织以筹集私人资金“用来救济中国人民——普通士兵和平民”，也就是后来闻名的美国援华联合会。卢斯强烈支持成立这样的组织，但他拒绝了在该组织任职的邀请并一度对其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最初的两个月里，联合会仅仅募集了四万美元，几乎不够弥补其支出）。然而他将自己与这一努力联系在一起并积极地给予帮助。“这可能是我写过的最为重要的一封信，”他开始向富有的朋友们写信寻求支持，“我们已经承诺筹集五百万美元……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将会有助于在中国广泛确立，可能在今后的时间里，美国对中国友好这样的信念。”为了帮助推进这一项目，他说，他本人将访问中国以提供“关于局势的第一手报告”并努力获得夫人的带头支持。

哈里和克莱尔一起搭乘相对较新的泛美特快客机抵达香港，接着在1941年4月末抵达这个正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当时中国和日本已经打了十年，从1931年日本占领满东北开始，1937年日本军队横扫中国东部后，战事迅速扩大。从1928年就是中国的领导人，随着他的军队远远地搬到内地重庆，在那里重新组建了政府。与日本的战争并非蒋面对的唯一冲突。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就一直处于内战的灾祸之中——军阀与（1912年由创立的国民革命党），然后是内部、和蒋的之间的冲突。1928年，——在的带领下——离开成立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在蒋看来这支军队是与日本侵略者一样危险的敌人。尽管很多方面呼吁内部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日本，蒋从来没能（可能从来不愿意）与合作，而这可能对整个战争及战争之外都有重大影响。

抵达香港后，卢斯乘坐他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飞机）”，在死寂般的晚上飞抵重庆——这段坐在漆黑的飞机中长达五个小时的旅程大部分都在日本占领区域。他们在城外一块干涸的河床上降落，乘客被人用轿子沿着陡峭的河岸抬走。就在同一天，卢斯从美国使馆的阳台上看到一次日本空袭，他很是吃惊于当地居民寻找掩护的效率而非猛烈的空袭。似曾相识的乐观情绪几乎影响到他在中国的几周时间里遇到的所有事情，让他在几乎一片乌云中找到曙光。政府拼命逃到重庆，他写道，“现在已经给广袤的农村腹地带来现代的观念和方法……并且也给所有中国人民带来他们整个国家应该如何的观点……中国人通过这些年的苦难正在不断发现他们自己的潜力。”在他抵达后不久，他观察到，尽管“中国正在因为政治派别斗争而沸腾”，它也“在保卫国家方面创造了奇迹”。军队，他写道，“是中国最好的军队，他们高昂的士气可以战胜任何困难。”

但是没有比第一次遇到让他更乐观的事情了，当时他已经将蒋形容成“自两百年前的大清帝国的康熙以来亚洲最伟大的统治者”。他和克莱尔受邀拜访了蒋夫人，讨论美国援华联合会。哈里写道，她的“个性比所有关于她充满魅力的描述更令人兴奋……我从来没有听过像她那样直接和毫无拘束地称赞我妻子的美丽的人，一下子让我相信了她的伟大。”在他们谈话期间，卢斯有时感觉到门开着，不一会儿，他看到“一个穿着卡其布很像鬼魂的瘦小的身影躲在阴影里”：总司令加入他一起喝茶。哈里向他展示了“一系列他本人和夫人的照片”，而蒋“笑得合不拢嘴……开心得就像一个孩子”。交谈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离开了，“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了两个人，一个男一个女，在芸芸众生之中，几个世纪之后他们将一直被记住。”

几天后，卢斯登上一架小比奇飞机前往一个位于北部前线、隔着黄河与日军营地对望的中国部队的指挥中心。这是一次痛苦的飞行，飞机在横贯三座陡峭的山脉的时候受到狂风的摧残。在他们简短访问期间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但是他们依然艰难地穿过营地和堑壕来到河边，观察对面的日本军队。尽管前线附近的城镇和村庄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卢斯再一次被他认为的“士气高涨，纪律严明，表情专注堪称历史上任何军队的典范”所感动。克莱尔拍了几张照片用来作为她将要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战争的文章的插图。哈里做了一些笔记来寄回给他的编辑们。即便在混乱的前线，中国指挥官尽力准备了茶水和晚餐以增进与这个他们只知道是个有权势的美国人而且能够帮助他们的男人的友谊。

卢斯的中国之旅极大地影响了他对战争以及对世界的看法。这次旅行重新激起并且强化了他对这个国家的爱以及他对这个国家能够加入成功国家行列的信心。不管到什么地方，无论周围多么破败或令人绝望，他都能注意到进步的迹象：银行家们表现出在管理货币方面的知识与世故；战壕里的士兵捧着初级读本学习读写；长官们帮助他们“以的教导以及美国人的制度作为教科书学习共和的教义”；将军们阅读克劳斯瓦茨的作品或是其他西方的经典军事理论；很多精英——包括和蒋夫人——转向教。“让我吃惊的是，这些深处腹地的城市，”他在一个省会城市西安短暂停留时写道，“已经变得如此现代化……我在所有这些城市都看到了美国和20世纪的印记。”一回到纽约，他就开始疯狂地为美国援华联合会募集资金，很快就达到并超出其最初目标。UCR在1941年筹集了超过四百万美元的资金，大多数是在当年的最后四个月里面筹得的，并成为最终近五千万美元资金的开始。但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他现在开始相信，是提高美国对中国危机的认识并使得太平洋战争对美国的重要性上升到与欧洲战场相同的位置。“只要中华的军队还在，”他在回到美国后不久所做的一系列演讲中说道，“那么不管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日本必将遭到失败和灭顶之灾。”“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中国我们将无法取得胜利。”当他在时代公司与同事讨论时，他甚至直言不讳道，“我依然相信我们必须首先在亚洲赢得战争……我在想我们是否真的把中国当回事……以最快的速度考虑给予中国最快的帮助怎么样？……什么时候再把放到封面上？”

1941年卢斯的中国行开始了另一段重要的关系。当他从飞机上下来踏上重庆的干河床时等待他的是一个穿着黄卡其布短装，戴着遮阳帽的年轻人，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也就是后来人所尽知的“泰迪”。

虽然《时代周刊》只是在最近才彻底抛弃其重写来自其他组织的新闻这一传统。但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杂志已经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设置了众多通讯社，战争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通讯社的员工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迅速增长。卢斯当时就已经对怀特（当时《时代周刊》在中国最主要的记者）很感兴趣。当时怀特二十六岁，矮个子，卷发，圆脸，总是戴着副大眼镜，脸上挂着富有感染力的笑容。他在波士顿的多切斯特长大，那里后来被他称作“犹太区”，并毕业于有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这所学校主要面向市里最聪明的孩子，是中产中的下层阶级向上移动的通道。1934年秋，他靠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几乎是偶然地选择学习中文，这很快让他认识了约翰·金·费正清，一个只比怀特大三岁的教职员并且很快成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美关系历史学家。他成为怀特长期的导师和朋友。怀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且两次获得了哈佛旅游奖学金，他将这些钱用来支付去中国的旅行费。抵达中国后不久他接受了位于重庆的宣传机构中国新闻办公室的一个职位。几个月后，他遇到当时正在各个城市寻找记者的《时代周刊》编辑约翰·赫西（John Hersey）。赫西几乎在当场就雇用了怀特，每报道一次就给他十美元并且允许他继续为中国政府工作。怀特超长、丰富的备忘录很快吸引了纽约的注意力，很快他的名字出现在时代公司的全职工资单上。

怀特是个与卢斯同类的记者，尽管他们的社会背景相差甚远。跟卢斯一样他对中国怀着一种几近罗曼蒂克的。他喜欢讨论，喜欢辩论，希望将谈话的内容推到智力的极限，这点也跟卢斯一样。可能更重要的，他不会因为利用自己的报道来传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情而不安。“你会发现我的文章的主要缺点是偏向支持中国，中国狂热。”他给在纽约的编辑写道。好像就是为了证明他在最初的其中一篇几乎未被修改就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报道中的观点，那就是“目前中队有情绪，它们正在燃烧。这些人愿意去死。他们怀着熊熊的怒火与日本人战成一团，这非常好。”有一段时间他是及其政府热情的崇拜者。“蒋的个人记录，”他写道，“是今天各个政府中最正面、最具活力的领导人。”在蒋的领导下，他观察到，“中国正以罕见的步伐迈向自我意识。”他相信自己有义务，“不说任何对日本有利的话……不说任何有可能伤害中国在美国人眼中形象的话，”他承认这样的立场“就不可能谈论今天重庆高层中存在的军官、无效率以及愚蠢”。卢斯觉得他很吸引人就毫不奇怪了。两个人很多时间都在一起并形成了不同寻常的友谊。怀特并没有表现出时代公司大部分职员与卢斯那种胆怯、顺从的关系。他们是“哈里”和“泰迪”，不协调的一对，他们的交往——至少在重庆——几乎是平等。当卢斯回纽约时，他把怀特带在身边并任命他为《时代周刊》远东编辑，在回到中国报道战争前他只将这个职位保留了几个月。卢斯将他看成一项能向中国政府提供支持的必不可少的必需品，跟他持相同看法的人，正如怀特回到美国后不久写道，“如果美国必须在两边面对轴心国，它这么做的唯一理由是：一个自由的中国正在参与太平洋的战争。”

卢斯的“美国世纪”的出版以及他与中国重新建立的联系，极大地增强了其投身于推动公众讨论干预战争的工作。他旗下的杂志几乎以无穷的火力攻击“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它们继续斥责罗斯福政府中那些卢斯认为的对战争胆怯和飘忽不定的路线。《时代周刊》甚至批判罗斯福的战争部长，声名远播的亨利·斯廷森，认为他年纪太大无力管理军队。“整个民用防御机制，”杂志写道，“正在没有任何负责人的情况下运转并且跟着不确定的政策……新的问题不断堆积在旧问题上面。”《时代周刊》是如此频繁地将“迷雾”用于形容华盛顿，以至于《哈佛妙文》模仿道：“迷雾在上周抵达华盛顿，以平均十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沿着切萨皮克湾运动。”

卢斯不断积聚的对罗斯福的不满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1941年9月再一次爆发。《时代周刊》曾经刊发了一条简短的关于智利总统佩德罗·阿吉雷·赛尔达（Pedro Aguirre Cerda）的消息，当时他正遭遇政治危机。“当人民战线统治的时候，”《时代周刊》写道，“留着大胡子的赛尔达觉得自己正越来越不像一个掌权的人而只是个主持人。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酿的红酒上面。”几天后阿吉雷逝世。智利总领事在纽约提出抗议，而罗斯福抓住这个机会做了他说了很久但一直没做的事情：追捕卢斯。“美国政府因为《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被迫向智利政府道歉——真是令人作呕的谎话，”他写道，“这篇文章是一个美国报纸和作家如何将本应为纳粹准备的武器用来对付我们的明显的例子。”卢斯看起来好像被那些凶猛的攻击震晕了，他略温和地辩护道：“（之前）没有人说过《时代周刊》的报道不实。”

到12月初，在美国一系列组织日本扩张的努力失败之后，卢斯——以及很多其他人——开始相信太平洋战争是迫切的，可能无法避免。“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时代周刊》在12月8日那期宣称（出版于12月1日）：

从仰光到火奴鲁鲁，每个人都处于战斗状态……大量军队、海军已经展开，航空部队已经位于跑道上，紧张等候开始的枪声……和平的可能性尚存一线，那就是日本在除中国以外的战线都保持不动。少数知道这些的在位者很少考虑这一可能性。

12月7日卢斯邀请二十二位客人到格林威治的家中参加午宴——哈里和克莱尔结婚后的典型活动。受邀的宾客中有外交官、神学者、商业领袖以及一些卢斯在时代公司的同事。那天空气清爽，宾客的情绪很不错，尽情享用佳肴，尊贵的同伴以及奢侈的装饰，避免过多地谈论战争。就在上了甜点后不久，男管家——违反了绝不能打断用餐这一严格的规定——把一张折起来的纸条装在一个小碟子里递给克莱尔。她扫了一眼，轻轻敲了下玻璃杯然后用一种可能不是很合适的嘲笑的口吻说，“所有的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者听着。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大多数客人冲到录音机或是电话机旁。哈里跑到他的车子，一个小时之后回到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当时下个星期的《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已经在生产之中。卢斯马上中断印刷并帮助重新制作这一期。他立马为《时代周刊》设立了一个新的栏目：“战争中的美国”，并检查了头条新闻，文章将这次袭击称为“微笑中进行的有预谋的谋杀”。他补充道，“战争的到来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就好像一次反常的地震，在猛烈的震荡中所有东西都脱节，扭曲，歪斜到一边。日本人的炸弹最终将给美国带来全民团结。”卢斯和比林斯也彻底重新制作了《生活》杂志，其中有一篇关于珍珠港的头条封面故事——尽管被迫使用早在袭击前拍摄的照片。路易斯·德·罗蒙希特和他的职员急忙重新剪辑12月的《时代在前进》。

那天稍晚卢斯给在宾夕法尼亚的父亲打了个电话，他们谈论了对战争终于开始的那份轻松。“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对我们的意义。”卢斯牧师对他的儿子说。挂掉电话之后，哈里告诉他的妻子，接到他们儿子的电话之后他是多么的安心。那次谈话后不久他在晚上就寝的时候安详地死去了。对于如何看待发生在同一天的这两件大事的象征意义——一个世界一个人——卢斯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的父亲对日本袭击珍珠港感到非常震惊。”他后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对其他人，他只是说，“他能够或者看到美国和中国成为盟友，这很好。”

几天后，卢斯致信罗斯福，不是为之前对他的批评道歉而是试图适当地调和两人的关系。“我们希望做每一件权限之内的事情，绷紧每一根神经来帮助我们的国家面对严酷的考验以获得胜利，”他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前写道，“我们已经犯了错而且缺乏我们最好的心意。但是……没有那个公司的人……曾经那么努力地……承担他们的义务。”时代公司，他承诺，不仅会服从战时管理并且将会“把能为国家效劳当作最为幸福的事情……我们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在您的领导下向人们讲述全面胜利的故事”。在随信附着的手写纸条中，他更加坦白。对于总统对《时代周刊》最近对智利的报道的攻击，他写道：“您签发的对《时代周刊》的指责——在12月7日前——是我有史以来所承受的最严重的打击。如果这样能有助于赢得战争，那我能够承受更重的惩罚。开始吧！上帝保佑您。”罗斯福回信说他喜欢这封信，信中“将真正的体育精神与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结合了起来……珍珠港的海水能够弥合之前已经扩大的分歧”。但是温暖的真诚在他们长期甚至有时剧烈的不和中并不能持续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