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寺之变(甘露寺之变百度百科)

甘露寺之变的前因后果，宦官仇士良的狠毒行为

所谓甘露寺之变便是唐朝唐文宗李昂时期朝中大臣与内廷宦官之间的斗争，由于唐文宗时期宦官势大，权倾朝野，唐文宗感到深受威胁，故在宰相李训的建议下，设计清剿宦臣，以绝后患。唐太和九年十一月，以李训为主导的朝廷之臣在唐文宗李昂的暗中支持下策划了一场铲除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太监的事件。史称“甘露之变”。

在此次内朝宦官与外朝大臣的斗争中，以甘露寺之变的失败而告终。外朝大臣包括宰相、节度使、京兆少尹等尽数被诛杀，朝中大臣但凡是与此事有着一丝一毫的关联的，也尽数赐死，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为保险起见，以防其后人报复就连朝中大臣家中的妇孺儿童也并未放过，可谓是株连甚广。震惊一时。

若谈“甘露之变”，必定少不了大宦官仇士良与“失意宰相”李训的身影，仇士良，字匡美，广东兴宁人。其在当政期间，对上谄媚至极，对下横征暴敛，唐文宗时期，文宗无法掌握朝政大权，为宦官仇士良的傀儡，受到仇士良的控制。其在朝当政二十余载，官职从内外五坊使的小官一直做到左神策军中尉，任职期间一共杀害四个宰相、一个皇妃、两个唐王，在当时可谓是权势滔天、凶残至极。

在《中国名人大词典》当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仇士良其人在职期间贪污无数，富可敌国，但是其人十分聪敏，知进退、识大体。所以，在其20余年的官场生涯中，获得在位的唐王朝各个君王的褒奖、奖赏不断，得以迅速升迁。其晚年多次告老还乡，终年63岁，死于故乡之内，其死后，唐王室念其平日之功勋及其曾保卫王室之功追封其为扬州总督。可谓是得到一个善终的结果。

当朝宰相李训其人，字仲言，其祖父为前宰相李揆，李训其人极其善于钻营，富有谋略，在《新唐书·李训传》中，史官将其描述为少有大志，在朝做官时，对于皇帝的心思揣摩的极为细致。在唐文宗对宦官表示出不满、以及想要将宦官集团除之而后快时，其抓住时机，在李昂身边的朝政大臣都畏畏缩缩、无人可用时，其可谓是挺身而出，虽然李训设计的“甘露之变”最终失败，自己也落了个被诛杀全家的下场，但是其这种敢于谋事敢于做事的态度和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在当时宦官势大的前提下，毅然敢于同宦官集团“亮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从上面的介绍可知，仇士良其人的狡诈及其聪慧，所以，“甘露寺之变”的失败也是情理之中。文宗过于急迫的想要掌握权力，宰相李训也没有从长计议，便匆匆的实行了极为冒险的“除宦计划”。导致此次计划的失败。公元835年11月31日，“甘露之变”序幕拉开，唐文宗李昂上早朝时，宰相李训安排将领左金吾大将军韩约上奏朝廷，言道，在后朝庭院当中栽植的石榴树上有着众多的甘露，是天佑我朝，实为祥瑞之兆！宰相李训与朝中知晓此事的大臣全都假意称赞，并提议唐文宗应率文武百官前往后朝庭院中去观赏祥瑞之兆。

唐文宗便率重臣前往后朝院落中，宰相李训早已在庭院屏风后设置兵士等待击杀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人，但是还未来得及行动，仇士良等人便发觉了将军韩约的异常，其还未领到庭院石榴树处，便已大汗淋漓，又适逢有微风将庭院中的帐幔吹起，仇士良等人便发现了隐藏在后面带着兵器的士兵。，随即宦官四散，奔走而逃，仇士良大喊“你们是要造反吗？”恐吓住旁人，趁机逃跑。随后，前去寻找文宗李昂，直言丞相李训等人要造反，文宗只得“借坡下驴”。在仇士良等宦官的护送下返回内朝，关闭宫门。丞相李训眼看无望杀贼，便换装便衣逃出京城。

仇士良等人待混乱平息后知晓此事有着唐文宗的参与和授许，大声斥责文宗的蠢笨，文宗不敢与其顶嘴，回言。仇士良又命其手下率领一千禁军前去捉拿诛杀宰相李训以及中书省尚书省等参与其中的官员及其家属。最终，“甘露之变”以外朝大臣的失败而告终，自此之后，宦官们更加飞扬跋扈，对于文宗的颐指气使更甚。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以及皇帝的废立。

那么，李训为何会诛杀奸佞之臣失败，从而导致甘露之变成为外朝大臣牺牲的坟墓？笔者认为有着以下几点的原因：

其一，当时发生的时间是在朝会之时，甘露发生在文宗常参朝会之上。根据唐朝制度,皇帝上朝都有仗卫。其中仗卫的部队有卫、五仗,都由金吾卫将军统领,另外还有千牛卫仗。如此隆重的朝会仪仗,在唐朝前期是可能的。但是到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随着府兵制的彻底崩溃,朝会中所谓的卫、五仗、千牛卫根本无法施行。唐代后期充当朝会仪卫的部队主要由官健组成,在文宗太和年间大概只有二百多人,后来才发展为四百多人。

从上史料可知，在文宗太和二年的时候,首次出现了官健充当仗卫,起先是二百人,后来扩充到了四百四十多人。实际上,早在代宗大历十四年,金吾卫充当仗卫的军队己经崩溃,如:"大历十四年韦月敕:左右金吾引驾仗卫等,乘前来,抽充番将军手力,及都知判官等处,并承旨省中丞符驱使。仍取资课,供用禁卫人,不合擅离职掌。自今后,宜一切停止。"由此可见,到了文宗时期,朝会仗卫只剩下了金吾卫。金吾卫经过重新调整,仗卫的人数在四百四千人。

当时李训命郭行余和王瑶将各自部曲布署于丹凤口外,可到了紧急时刻,只有王理的河东部曲到达含元殿,而郭斤余的鄉宁部曲没有来。既然宫口是由宦官率领的监口卫看守,那么,河东部曲是怎么进来的。凡进入宫殿口者,都要出示身份证明,但是,在唐德宗贞元八年十月的时候,有一项规定值得注意,就是重新让金吾卫设置口籍,即在贞元八年前曾经废止过。从后来韩约担任左金吾卫大将军,可能就是为了河东、郝宁二镇之兵方便入宫而准备的。

《旧唐书 文宗纪上》载,韩约在太和元年担任过安南都护，可是由于他管理不善,很快就被赶了出来。可见,这个人的军事管理能力很差。后来李训看到韩约失败,用赏赐作为诱巧,企图让金吾卫随他一起保护文宗,结果只有"金吾卫十数人,隨训而入",郑见一斑。李训任命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就是为了在皇帝朝会之时,让他统领所有的仗卫部队,消灭宦官。因为左右金吾卫大将军是在朝会时轮流值守。然而却因为韩约担任左金吾大将军的任期太短,而无法彻底统领金吾仗。故而,金吾卫仗卫之军能否彻底掌控是兵变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李训的计划是在左金吾仗院内将宦官全部消灭,同时为确保文宗安全,派河东、邻宁二镇部曲保护;韩约失败后,双方在含元殿内搏杀,最后宦官集团掌控文宗,将其抬入宣政口内结束。同时也表明,李训策划的军事彻底失败。随后仇±良等人调集神策军入宫,对南衙官员展开清洗行动。含元殿之后,即为宣政口。仇士良等众宦知道真相后,赶忙从左金吾仗院内跑出,急忙赶回含元胁抬着文宗的鸾驾就往宣政口的方向跑。监口卫守着宣政口,而监口卫将军是由仇士良的下属刘漠涧担任。

仇士良自然要向自己的集团靠拢。那么宣政口的开关钥匙又是什么人掌管呢？甘露之变过后,天明,群臣上朝,当时宣政口关闭。随后閣口使马元赞开口,唤仗,任命张仲方为京兆尹。《资治通鉴》里记载更为明确,其曰:"是日,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权知京兆尹。时数日之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根据这两条史料可以看出,在甘露之变后,仇±良集团暂时控制了官员的任命权,而张仲方是通过马元赞的传达,被任命为京兆尹的。

因此,马元费是听命于仇士良的,他二人应该也是一伙。所以,当时情况紧急之时,仇士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亲信马元赞控制的閣口。众宦抬着文宗的鸾驾从东上閣口进入内廷,顺理成章。起初,李训并未考虑宣政口控制的问题,因为宦官掌握的监口校尉守卫宣政口的人数也就数十人,而他谋划在含元殿内保护文宗的部队有河东、鄉宁二镇部曲数百人。可是正是这一个小小的疏忽,使他的计划彻底失败,因为他没有考虑突况。所以，宣政口的争夺也是兵变成败又一因素。

在甘露之变后,李训集团败亡,宦官重新抬头,并且独大,形成了短期的宦官全面专权局面。虽然后来,其权势稍有收缩。但是皇位继承权却被他们牢牢的掌握住了。到昭宗时期,出现公开废立皇帝的局面,最后被南衙宰相和藩镇联合消灭,但是其后唐朝也走向了败亡。总之,甘露之变是唐朝中期的一件大事。它所反映的是唐朝政局的走向,同时也反映宦官专权的新趋势。

甘露寺之变的前因后果，宦官仇士良的狠毒行为

所谓甘露寺之变便是唐朝唐文宗李昂时期朝中大臣与内廷宦官之间的斗争，由于唐文宗时期宦官势大，权倾朝野，唐文宗感到深受威胁，故在宰相李训的建议下，设计清剿宦臣，以绝后患。唐太和九年十一月，以李训为主导的朝廷之臣在唐文宗李昂的暗中支持下策划了一场铲除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太监的事件。史称“甘露之变”。

在此次内朝宦官与外朝大臣的斗争中，以甘露寺之变的失败而告终。外朝大臣包括宰相、节度使、京兆少尹等尽数被诛杀，朝中大臣但凡是与此事有着一丝一毫的关联的，也尽数赐死，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为保险起见，以防其后人报复就连朝中大臣家中的妇孺儿童也并未放过，可谓是株连甚广。震惊一时。

若谈“甘露之变”，必定少不了大宦官仇士良与“失意宰相”李训的身影，仇士良，字匡美，广东兴宁人。其在当政期间，对上谄媚至极，对下横征暴敛，唐文宗时期，文宗无法掌握朝政大权，为宦官仇士良的傀儡，受到仇士良的控制。其在朝当政二十余载，官职从内外五坊使的小官一直做到左神策军中尉，任职期间一共杀害四个宰相、一个皇妃、两个唐王，在当时可谓是权势滔天、凶残至极。

在《中国名人大词典》当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仇士良其人在职期间贪污无数，富可敌国，但是其人十分聪敏，知进退、识大体。所以，在其20余年的官场生涯中，获得在位的唐王朝各个君王的褒奖、奖赏不断，得以迅速升迁。其晚年多次告老还乡，终年63岁，死于故乡之内，其死后，唐王室念其平日之功勋及其曾保卫王室之功追封其为扬州总督。可谓是得到一个善终的结果。

当朝宰相李训其人，字仲言，其祖父为前宰相李揆，李训其人极其善于钻营，富有谋略，在《新唐书·李训传》中，史官将其描述为少有大志，在朝做官时，对于皇帝的心思揣摩的极为细致。在唐文宗对宦官表示出不满、以及想要将宦官集团除之而后快时，其抓住时机，在李昂身边的朝政大臣都畏畏缩缩、无人可用时，其可谓是挺身而出，虽然李训设计的“甘露之变”最终失败，自己也落了个被诛杀全家的下场，但是其这种敢于谋事敢于做事的态度和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在当时宦官势大的前提下，毅然敢于同宦官集团“亮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从上面的介绍可知，仇士良其人的狡诈及其聪慧，所以，“甘露寺之变”的失败也是情理之中。文宗过于急迫的想要掌握权力，宰相李训也没有从长计议，便匆匆的实行了极为冒险的“除宦计划”。导致此次计划的失败。公元835年11月31日，“甘露之变”序幕拉开，唐文宗李昂上早朝时，宰相李训安排将领左金吾大将军韩约上奏朝廷，言道，在后朝庭院当中栽植的石榴树上有着众多的甘露，是天佑我朝，实为祥瑞之兆！宰相李训与朝中知晓此事的大臣全都假意称赞，并提议唐文宗应率文武百官前往后朝庭院中去观赏祥瑞之兆。

唐文宗便率重臣前往后朝院落中，宰相李训早已在庭院屏风后设置兵士等待击杀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人，但是还未来得及行动，仇士良等人便发觉了将军韩约的异常，其还未领到庭院石榴树处，便已大汗淋漓，又适逢有微风将庭院中的帐幔吹起，仇士良等人便发现了隐藏在后面带着兵器的士兵。，随即宦官四散，奔走而逃，仇士良大喊“你们是要造反吗？”恐吓住旁人，趁机逃跑。随后，前去寻找文宗李昂，直言丞相李训等人要造反，文宗只得“借坡下驴”。在仇士良等宦官的护送下返回内朝，关闭宫门。丞相李训眼看无望杀贼，便换装便衣逃出京城。

仇士良等人待混乱平息后知晓此事有着唐文宗的参与和授许，大声斥责文宗的蠢笨，文宗不敢与其顶嘴，回言。仇士良又命其手下率领一千禁军前去捉拿诛杀宰相李训以及中书省尚书省等参与其中的官员及其家属。最终，“甘露之变”以外朝大臣的失败而告终，自此之后，宦官们更加飞扬跋扈，对于文宗的颐指气使更甚。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以及皇帝的废立。

那么，李训为何会诛杀奸佞之臣失败，从而导致甘露之变成为外朝大臣牺牲的坟墓？笔者认为有着以下几点的原因：

其一，当时发生的时间是在朝会之时，甘露发生在文宗常参朝会之上。根据唐朝制度,皇帝上朝都有仗卫。其中仗卫的部队有卫、五仗,都由金吾卫将军统领,另外还有千牛卫仗。如此隆重的朝会仪仗,在唐朝前期是可能的。但是到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随着府兵制的彻底崩溃,朝会中所谓的卫、五仗、千牛卫根本无法施行。唐代后期充当朝会仪卫的部队主要由官健组成,在文宗太和年间大概只有二百多人,后来才发展为四百多人。

从上史料可知，在文宗太和二年的时候,首次出现了官健充当仗卫,起先是二百人,后来扩充到了四百四十多人。实际上,早在代宗大历十四年,金吾卫充当仗卫的军队己经崩溃,如:"大历十四年韦月敕:左右金吾引驾仗卫等,乘前来,抽充番将军手力,及都知判官等处,并承旨省中丞符驱使。仍取资课,供用禁卫人,不合擅离职掌。自今后,宜一切停止。"由此可见,到了文宗时期,朝会仗卫只剩下了金吾卫。金吾卫经过重新调整,仗卫的人数在四百四千人。

当时李训命郭行余和王瑶将各自部曲布署于丹凤口外,可到了紧急时刻,只有王理的河东部曲到达含元殿,而郭斤余的鄉宁部曲没有来。既然宫口是由宦官率领的监口卫看守,那么,河东部曲是怎么进来的。凡进入宫殿口者,都要出示身份证明,但是,在唐德宗贞元八年十月的时候,有一项规定值得注意,就是重新让金吾卫设置口籍,即在贞元八年前曾经废止过。从后来韩约担任左金吾卫大将军,可能就是为了河东、郝宁二镇之兵方便入宫而准备的。

《旧唐书 文宗纪上》载,韩约在太和元年担任过安南都护，可是由于他管理不善,很快就被赶了出来。可见,这个人的军事管理能力很差。后来李训看到韩约失败,用赏赐作为诱巧,企图让金吾卫随他一起保护文宗,结果只有"金吾卫十数人,隨训而入",郑见一斑。李训任命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就是为了在皇帝朝会之时,让他统领所有的仗卫部队,消灭宦官。因为左右金吾卫大将军是在朝会时轮流值守。然而却因为韩约担任左金吾大将军的任期太短,而无法彻底统领金吾仗。故而,金吾卫仗卫之军能否彻底掌控是兵变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李训的计划是在左金吾仗院内将宦官全部消灭,同时为确保文宗安全,派河东、邻宁二镇部曲保护;韩约失败后,双方在含元殿内搏杀,最后宦官集团掌控文宗,将其抬入宣政口内结束。同时也表明,李训策划的军事彻底失败。随后仇±良等人调集神策军入宫,对南衙官员展开清洗行动。含元殿之后,即为宣政口。仇士良等众宦知道真相后,赶忙从左金吾仗院内跑出,急忙赶回含元胁抬着文宗的鸾驾就往宣政口的方向跑。监口卫守着宣政口,而监口卫将军是由仇士良的下属刘漠涧担任。

仇士良自然要向自己的集团靠拢。那么宣政口的开关钥匙又是什么人掌管呢？甘露之变过后,天明,群臣上朝,当时宣政口关闭。随后閣口使马元赞开口,唤仗,任命张仲方为京兆尹。《资治通鉴》里记载更为明确,其曰:"是日,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权知京兆尹。时数日之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根据这两条史料可以看出,在甘露之变后,仇±良集团暂时控制了官员的任命权,而张仲方是通过马元赞的传达,被任命为京兆尹的。

因此,马元费是听命于仇士良的,他二人应该也是一伙。所以,当时情况紧急之时,仇士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亲信马元赞控制的閣口。众宦抬着文宗的鸾驾从东上閣口进入内廷,顺理成章。起初,李训并未考虑宣政口控制的问题,因为宦官掌握的监口校尉守卫宣政口的人数也就数十人,而他谋划在含元殿内保护文宗的部队有河东、鄉宁二镇部曲数百人。可是正是这一个小小的疏忽,使他的计划彻底失败,因为他没有考虑突况。所以，宣政口的争夺也是兵变成败又一因素。

在甘露之变后,李训集团败亡,宦官重新抬头,并且独大,形成了短期的宦官全面专权局面。虽然后来,其权势稍有收缩。但是皇位继承权却被他们牢牢的掌握住了。到昭宗时期,出现公开废立皇帝的局面,最后被南衙宰相和藩镇联合消灭,但是其后唐朝也走向了败亡。总之,甘露之变是唐朝中期的一件大事。它所反映的是唐朝政局的走向,同时也反映宦官专权的新趋势。

古学霸趣闻｜历史著名的“甘露之变”有多血腥？绝对超出你的想象

大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癸巳科状元，乃阆州（今四川阆中市）人氏尹极。

尹极的哥哥尹枢，就是那个毛遂自荐、以将近七十高龄夺魁的老状元尹枢。时隔二十二年之后，尹极再度以高龄勇夺状元桂冠。尹家两兄弟，一对老状元，亦属科举佳话一桩。

尹极的仕履政绩史籍无载，只好说说他的两位同榜进士同学。

其一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人氏舒元舆。

舒元舆的仕途早期，还是比较顺畅的。进士及第后，舒元舆由裴度推荐，被兴元节度使征召为幕僚。由于文笔出众，舒元舆很快便声名远播。凭借过硬的笔头子，舒元舆后来奉调进京，出任监察御史。进京任职后，舒元舆的才学文笔，很受大臣李训赏识。两人因此而结交往来，建立起了比较深厚的友谊。

李训手握重权之后，自然不会忘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舒元舆。在李训的提携推荐之下，舒元舆步步高升，历任刑部员外郎、刑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职务，最后官至宰相高位。当时朝的大唐政府，在政务方面说了算的宰相有两位，一位是李训，另一位就是舒元舆。

舒元舆不仅与李训脾气性格相投，政见也很一致。当时，宦官势力很大，经常干预扰乱朝政。李训、舒元舆都认为，这种情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否则必将祸国殃民。在唐文宗的首肯下，李训、舒元舆密谋铲除宦官势力，从而引发了震惊天下的“甘露之变”。

有一天，有官员向唐文宗报告说，一处皇家花园里的石榴树上降下甘露，这是很吉祥的天文现象，恳请皇帝大人前去观赏。李训、舒元舆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就建议唐文宗把宦官头子仇士良等人召来一起欣赏甘露，到时由事先埋伏好的刀斧手将他们一并斩杀，一举铲除这个政治毒瘤。

然而，李训、舒元舆做事不密，锄奸计划被前来观赏甘露的仇士良等人看出了端倪。仇士良处事倒很果断，他没有按李训、舒元舆设好的套子进入花园，而是立马召集了五百多皇家禁卫军（神策军），与李训、舒元舆安排好的伏兵真刀真枪地拼杀起来。

不只是做事不密，李训、舒元舆的应急预案也没做好。他俩安排下的伏兵，很快就被仇士良召来的精锐神策军打得溃不成军。如果李训、舒元舆事先多做几手安排，设计好后援策应，事情也不一定会是这个样子。结果，有一千多名官员士卒在事变中被杀。李训、舒元舆虽然当时侥幸逃走，但随后被神策军生俘。李训在遭受一番拷打后被斩首，舒元舆则惨遭腰斩酷刑。

事件发生后，很多反对宦官势力的官员被灭族，几千人因此而丢了性命。真个是官场争斗，血流成河。这哪里是什么 “吉祥甘露”啊，简直就是血雨腥风。舒元舆的一个儿子反应比较快，闻听消息立即带领一些家人逃入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十几年。舒元舆被平反昭雪后，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个事件，就是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是奸臣郑注。比较奇怪的是，郑注之所以能发迹，与宦官的提携有很大关系。在“甘露之变”中，他却跟李训、舒元舆站在了一起，是铲除宦官势力的重要支持者。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争权夺利，获取更大的政治好处。他参与其中的动机，与李训、舒元舆两人并不相同。

郑注的心理素质极佳，事变发生时，他正带领一些手下从外地赶往长安。还没进城，就传来了李训、舒元舆事败的消息。对于一般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赶紧跑路是第一选择。但是郑注却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的选择是返回家中静观其变。郑注很相信自己的口才和应变能力，因为他曾多次借此化险为夷。

仇士良派人给宦官张仲清送去密信，让他设法杀掉郑注。张仲清以议事为名，请郑注到自己的住处会面。郑注明知这是一场鸿门宴，但还是欣然应约前往。郑注是个赌徒式的投机分子，他想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张仲清接受自己改换门庭。但是这一次郑注失算了，张仲清根本没给他开口的机会，就让手下将其一刀毙命。郑注死后，紧跟着又是一场血腥大。他的全家老幼、亲信幕僚、亲兵警卫等，多达千余人为他陪了葬。

“甘露之变”，对唐代后期的政治社会危害极为巨大，使大唐王朝进一步走向衰落。著名诗人李商隐，有感于这一事件，曾专门赋诗《重有感》：“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甘露之变”发生后，宦官势力进一步坐大，皇权旁落，大唐皇帝基本成了傀儡。唐文宗贵为皇帝，竟然经常被身边的太监奴仆欺负，以至于发出自己连汉献帝都不如的哀叹。直到将近七十年之后，朱温对宦官大开杀戒，宦官势力才基本被连根铲除。成也朱温，败也朱温。过后不久，大唐王朝也被朱温所颠覆。

舒元舆的诗赋水平较高，他所做《牡丹赋》，时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舒元舆被杀后，唐文宗在观赏牡丹花的时候，还每每情不自禁地吟诵其中妙句，并为之潸然泪下。

其二为著名诗人张籍的弟弟张萧远。张籍有《送萧远弟》《弟萧远雪夜同宿》等诗存世。张萧远也颇负才名，工于诗歌写作。有关史籍称，“张萧远元和进士第，与舒元舆声价俱美。”但张萧远的生平仕履史料记载不详，因此没有太多的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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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寺之变的前因后果，宦官仇士良的狠毒行为

所谓甘露寺之变便是唐朝唐文宗李昂时期朝中大臣与内廷宦官之间的斗争，由于唐文宗时期宦官势大，权倾朝野，唐文宗感到深受威胁，故在宰相李训的建议下，设计清剿宦臣，以绝后患。唐太和九年十一月，以李训为主导的朝廷之臣在唐文宗李昂的暗中支持下策划了一场铲除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太监的事件。史称“甘露之变”。

在此次内朝宦官与外朝大臣的斗争中，以甘露寺之变的失败而告终。外朝大臣包括宰相、节度使、京兆少尹等尽数被诛杀，朝中大臣但凡是与此事有着一丝一毫的关联的，也尽数赐死，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为保险起见，以防其后人报复就连朝中大臣家中的妇孺儿童也并未放过，可谓是株连甚广。震惊一时。

若谈“甘露之变”，必定少不了大宦官仇士良与“失意宰相”李训的身影，仇士良，字匡美，广东兴宁人。其在当政期间，对上谄媚至极，对下横征暴敛，唐文宗时期，文宗无法掌握朝政大权，为宦官仇士良的傀儡，受到仇士良的控制。其在朝当政二十余载，官职从内外五坊使的小官一直做到左神策军中尉，任职期间一共杀害四个宰相、一个皇妃、两个唐王，在当时可谓是权势滔天、凶残至极。

在《中国名人大词典》当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仇士良其人在职期间贪污无数，富可敌国，但是其人十分聪敏，知进退、识大体。所以，在其20余年的官场生涯中，获得在位的唐王朝各个君王的褒奖、奖赏不断，得以迅速升迁。其晚年多次告老还乡，终年63岁，死于故乡之内，其死后，唐王室念其平日之功勋及其曾保卫王室之功追封其为扬州总督。可谓是得到一个善终的结果。

当朝宰相李训其人，字仲言，其祖父为前宰相李揆，李训其人极其善于钻营，富有谋略，在《新唐书·李训传》中，史官将其描述为少有大志，在朝做官时，对于皇帝的心思揣摩的极为细致。在唐文宗对宦官表示出不满、以及想要将宦官集团除之而后快时，其抓住时机，在李昂身边的朝政大臣都畏畏缩缩、无人可用时，其可谓是挺身而出，虽然李训设计的“甘露之变”最终失败，自己也落了个被诛杀全家的下场，但是其这种敢于谋事敢于做事的态度和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在当时宦官势大的前提下，毅然敢于同宦官集团“亮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从上面的介绍可知，仇士良其人的狡诈及其聪慧，所以，“甘露寺之变”的失败也是情理之中。文宗过于急迫的想要掌握权力，宰相李训也没有从长计议，便匆匆的实行了极为冒险的“除宦计划”。导致此次计划的失败。公元835年11月31日，“甘露之变”序幕拉开，唐文宗李昂上早朝时，宰相李训安排将领左金吾大将军韩约上奏朝廷，言道，在后朝庭院当中栽植的石榴树上有着众多的甘露，是天佑我朝，实为祥瑞之兆！宰相李训与朝中知晓此事的大臣全都假意称赞，并提议唐文宗应率文武百官前往后朝庭院中去观赏祥瑞之兆。

唐文宗便率重臣前往后朝院落中，宰相李训早已在庭院屏风后设置兵士等待击杀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人，但是还未来得及行动，仇士良等人便发觉了将军韩约的异常，其还未领到庭院石榴树处，便已大汗淋漓，又适逢有微风将庭院中的帐幔吹起，仇士良等人便发现了隐藏在后面带着兵器的士兵。，随即宦官四散，奔走而逃，仇士良大喊“你们是要造反吗？”恐吓住旁人，趁机逃跑。随后，前去寻找文宗李昂，直言丞相李训等人要造反，文宗只得“借坡下驴”。在仇士良等宦官的护送下返回内朝，关闭宫门。丞相李训眼看无望杀贼，便换装便衣逃出京城。

仇士良等人待混乱平息后知晓此事有着唐文宗的参与和授许，大声斥责文宗的蠢笨，文宗不敢与其顶嘴，回言。仇士良又命其手下率领一千禁军前去捉拿诛杀宰相李训以及中书省尚书省等参与其中的官员及其家属。最终，“甘露之变”以外朝大臣的失败而告终，自此之后，宦官们更加飞扬跋扈，对于文宗的颐指气使更甚。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以及皇帝的废立。

那么，李训为何会诛杀奸佞之臣失败，从而导致甘露之变成为外朝大臣牺牲的坟墓？笔者认为有着以下几点的原因：

其一，当时发生的时间是在朝会之时，甘露发生在文宗常参朝会之上。根据唐朝制度,皇帝上朝都有仗卫。其中仗卫的部队有卫、五仗,都由金吾卫将军统领,另外还有千牛卫仗。如此隆重的朝会仪仗,在唐朝前期是可能的。但是到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随着府兵制的彻底崩溃,朝会中所谓的卫、五仗、千牛卫根本无法施行。唐代后期充当朝会仪卫的部队主要由官健组成,在文宗太和年间大概只有二百多人,后来才发展为四百多人。

从上史料可知，在文宗太和二年的时候,首次出现了官健充当仗卫,起先是二百人,后来扩充到了四百四十多人。实际上,早在代宗大历十四年,金吾卫充当仗卫的军队己经崩溃,如:"大历十四年韦月敕:左右金吾引驾仗卫等,乘前来,抽充番将军手力,及都知判官等处,并承旨省中丞符驱使。仍取资课,供用禁卫人,不合擅离职掌。自今后,宜一切停止。"由此可见,到了文宗时期,朝会仗卫只剩下了金吾卫。金吾卫经过重新调整,仗卫的人数在四百四千人。

当时李训命郭行余和王瑶将各自部曲布署于丹凤口外,可到了紧急时刻,只有王理的河东部曲到达含元殿,而郭斤余的鄉宁部曲没有来。既然宫口是由宦官率领的监口卫看守,那么,河东部曲是怎么进来的。凡进入宫殿口者,都要出示身份证明,但是,在唐德宗贞元八年十月的时候,有一项规定值得注意,就是重新让金吾卫设置口籍,即在贞元八年前曾经废止过。从后来韩约担任左金吾卫大将军,可能就是为了河东、郝宁二镇之兵方便入宫而准备的。

《旧唐书 文宗纪上》载,韩约在太和元年担任过安南都护，可是由于他管理不善,很快就被赶了出来。可见,这个人的军事管理能力很差。后来李训看到韩约失败,用赏赐作为诱巧,企图让金吾卫随他一起保护文宗,结果只有"金吾卫十数人,隨训而入",郑见一斑。李训任命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就是为了在皇帝朝会之时,让他统领所有的仗卫部队,消灭宦官。因为左右金吾卫大将军是在朝会时轮流值守。然而却因为韩约担任左金吾大将军的任期太短,而无法彻底统领金吾仗。故而,金吾卫仗卫之军能否彻底掌控是兵变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李训的计划是在左金吾仗院内将宦官全部消灭,同时为确保文宗安全,派河东、邻宁二镇部曲保护;韩约失败后,双方在含元殿内搏杀,最后宦官集团掌控文宗,将其抬入宣政口内结束。同时也表明,李训策划的军事彻底失败。随后仇±良等人调集神策军入宫,对南衙官员展开清洗行动。含元殿之后,即为宣政口。仇士良等众宦知道真相后,赶忙从左金吾仗院内跑出,急忙赶回含元胁抬着文宗的鸾驾就往宣政口的方向跑。监口卫守着宣政口,而监口卫将军是由仇士良的下属刘漠涧担任。

仇士良自然要向自己的集团靠拢。那么宣政口的开关钥匙又是什么人掌管呢？甘露之变过后,天明,群臣上朝,当时宣政口关闭。随后閣口使马元赞开口,唤仗,任命张仲方为京兆尹。《资治通鉴》里记载更为明确,其曰:"是日,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权知京兆尹。时数日之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根据这两条史料可以看出,在甘露之变后,仇±良集团暂时控制了官员的任命权,而张仲方是通过马元赞的传达,被任命为京兆尹的。

因此,马元费是听命于仇士良的,他二人应该也是一伙。所以,当时情况紧急之时,仇士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亲信马元赞控制的閣口。众宦抬着文宗的鸾驾从东上閣口进入内廷,顺理成章。起初,李训并未考虑宣政口控制的问题,因为宦官掌握的监口校尉守卫宣政口的人数也就数十人,而他谋划在含元殿内保护文宗的部队有河东、鄉宁二镇部曲数百人。可是正是这一个小小的疏忽,使他的计划彻底失败,因为他没有考虑突况。所以，宣政口的争夺也是兵变成败又一因素。

在甘露之变后,李训集团败亡,宦官重新抬头,并且独大,形成了短期的宦官全面专权局面。虽然后来,其权势稍有收缩。但是皇位继承权却被他们牢牢的掌握住了。到昭宗时期,出现公开废立皇帝的局面,最后被南衙宰相和藩镇联合消灭,但是其后唐朝也走向了败亡。总之,甘露之变是唐朝中期的一件大事。它所反映的是唐朝政局的走向,同时也反映宦官专权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