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石一个乐(一个石一个乐读什么字)

羌笛：唐玄宗临终还在念叨的流行乐器

编者按：羌笛是唐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之一，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符号。马融在《长笛赋》中记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的族群记忆和文化传统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中，它是怡情遣兴的乐器，也是民族交融的见证。

羌笛在唐代究竟有多流行？叶廷珪《海录碎事》记载唐玄宗临崩，特意嘱咐侍臣将自己常玩的紫玉笛赠给代宗。卢肇《逸史》说越州（浙江绍兴市）人花重金聘请笛艺第一的李谟从京师长安来演奏，李谟到越州后，引起一阵轰动，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纷纷斥巨资听他吹笛。李颀《古意》、李白《金陵听韩侍御吹笛》、杜甫《城西陂泛舟》、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经常写到唐人以羌笛为乐的事迹，以至于林庚先生在《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一文中盛赞唐诗“只要碰见笛声，便似乎无往而不成为好句”。可见，羌笛多受唐人欢迎。

东汉陶吹笛俑。汉代笛箫区分并不明显，箫被称为“篴（音dí，同笛）”，也称“竖篴”。直到唐代，开始出现六孔加竹膜的笛子，箫笛才正式分家。我们今天的俗语“横吹笛子竖吹箫”，便是从唐代才开始的。宋代《朱熹语录》也有记载：“今呼箫者乃古之笛，惟排箫乃古之箫。”（图片来源：成都博物馆）

羌笛风靡大唐，但它却不是在唐朝传入中原腹地。羌笛什么时候传入中原，史无明文记载。但是，马融《长笛赋》说汉武帝时期的丘仲知道笛来源，又引其话说“近世双笛从羌起”。此外，应劭《风俗通义》、许慎《说文解字》提到羌笛，《宋书》说汉朝有《筝笛录》，《后汉书》记载汉灵帝好胡笛，贵戚竞相效仿。可见，羌笛应在汉朝时传入中原。具体可能在汉武帝开拓陇右、西域时传入。这两地正是羌族主要的聚居地，汉武帝打通陇右、西域后，葡萄酒、汗血宝马、曼衍鱼龙幻术等殊方异物开始大量涌入中原腹地，羌笛作为羌族文化的瑰宝，很可能就在这时传入中原。

汉代丸剑宴舞画像砖，1972年大邑安仁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羌笛传入中原后，经乐工改造，其形制从原来的三孔变成四孔、五孔、六孔、七孔等，笛管的材质、长短纷繁多样。人们又称之为笛、长笛、玉笛、十二律笛、横吹等，仅陈旸《乐书》就著录17个不同的笛名；同时，羌笛也成为中国笛子的传统。尽管学界对中国笛子的来源持有多种说法，但截至目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羌笛”条说“长笛与羌笛皆出于羌，汉丘仲因羌人截竹而为之，知古篴汉初亡矣”，仍然比较可靠。汉唐诗人常将笛、羌笛混用，如李白《清溪半夜闻笛》、高适《塞上听吹笛》等，题名写笛，实际却吟咏羌笛；吕延济注《咏霍将军北伐》“羌笛陇头鸣”一句说“笛，起于羌”；段安节《乐府杂录》说：“笛者，羌乐也”。唐代佚名者《笛赋》说笛“厥草创自羌首”。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羌笛为中国笛子的源头，汉唐诗人所说的笛，即为羌笛。

徐州苗山汉画像石墓出土的“乐舞图”画像石。图中长袖舞者的左边有一人跽坐于地，双手击节，作歌唱状，舞者的右边有一人在抚琴，他的后边还有吹竽、 吹排箫、吹笛等伴奏者。（图片来源：徐州博物馆官网）

形制的变化增强了羌笛的表现力，快速提升了它的音乐地位。早在魏晋时期，羌笛成为庙堂、宴飨之乐的协律乐器。《晋书·律历上》说：“飨宴殿堂之上，无厢悬钟磬，以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羌笛被魏晋人广泛用于“杂引、相和诸曲”，逐渐走入文人的日常生活，变成他们消遣娱乐的节目，同时也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题材，诞生了马融《长笛赋》、李尤《笛铭》、曹丕《善哉行》等众多杰作。到了南北朝，诗人将羌笛写入边塞诗，如戴皓《从军行》“羌笛管中嘶”，张正见《陇头水》“羌笛含流咽”等，羌笛又成为诗人展现塞外风情的文化符号。

到了唐代，人们对羌笛的喜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究其缘由，主要有四：

其一，精粹动人的笛声。唐代羌笛以五孔、七孔为主。《通典·乐四》“笛”条说：“今横笛去觜。其加觜者，谓之义觜笛。”陈旸《乐书》著录义觜笛图如下：

并在图下说明“义觜笛如横笛而加觜，西梁乐也。”唐《笛声似龙吟赋》说笛“四孔有加，五音具备”。可见，唐朝确有五孔羌笛。李善注《长笛赋》说：“笛，七孔。长一尺四寸。今人长笛是也。”可知，七孔羌笛也传至唐代。这两种羌笛的孔数、笛管长度均超出原来的三孔羌笛，其表现力更加突出，能吹出多种精粹动人的笛声。

比如，清越逸发之声。李肇《唐国史补》说：“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维舟吹之，廖亮逸发，上徹云表。” 卢肇《逸史》记载越州文人盛赞李谟吹奏的笛声为“钧天之乐不如也”。“廖亮清越”“廖亮逸发”“钧天之乐”，这些词语表明羌笛可以发出仙乐一般的逸韵。李唐王室拜老子为始祖，崇尚道教，养成道家以虚无、淡然、适性为美的审美心理。羌笛这种逸韵正符合唐人基于道家哲学而形成的审美标准，故而俘获他们的欢心。

比如，悲泣怨切之声。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玄宗幸蜀，行次骆谷，谓高力士曰：‘吾不用张九龄之言，至此。’索长笛吹一曲，潸然流涕。后有司录成谱以进，且请曲名，上曰：‘吾因思九龄，可名此曲为谪仙怨。’其音怨切，诸曲莫比。”李白《观胡人吹笛》：“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不管是位高权重的官员、乃至天下至尊的唐玄宗，还是王昌龄、李白、杜甫等文人，以及普通百姓，生活中不免碰壁受挫，悲泣怨切的羌笛声往往成为治愈他们受伤心灵的良药，故而普遍喜爱羌笛。

比如，欢乐寥亮之声。王维《凉州赛神》写到凉州城外的健儿吹着急促欢乐的羌笛声增强比赛的氛围；李白《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说崔钦常坐在胡床上吹奏紫玉笛来招待他，笛声响彻云霄，无比欢快娱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传达出急促欢快的羌笛声。可见，欢乐寥亮的羌笛声也是唐人宴饮娱乐时不可或缺的节目。

其二，丰富感人的笛曲。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羌笛的曲目“与觱篥、箫、笳列横吹部者同。有悲风、欢乐树等四十余曲，见前鼓吹曲内”。除了这些横吹古曲外，唐人还创作了许多感人肺腑的笛曲，如《谪仙怨》《阿滥堆》《荔枝曲》《六州遍》等。表现力强的羌笛吹奏这些感心动耳的笛曲，唐人听之，往往“伊满堂之咸惊，疑在田之忽至。凄清韵起，方将乐以忘忧；想象云生，实曰物从其类”，令他们流连忘返，爱不释手。

其三，权贵豪民酷爱羌笛。李唐王室身上流着北方少数民族的血液，又推行胡汉一家亲的民族政策，他们对殊方异物本就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特别在开元、天宝间，唐玄宗洞晓音律，酷爱羌笛，他不仅擅于吹奏羌笛，而且深谙笛律，创作诸多感人肺腑的笛曲。在他们的影响下，贵戚豪民，平民百姓，普遍喜爱羌笛。如尉迟偓《中朝故事》说：“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太平广记》记载唐玄宗特别喜爱梨园弟子中一个善于吹奏羌笛的胡雏，胡雏犯罪被抓，唐玄宗特意下令释放他。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以唐玄宗为代表的权贵豪民的带动下，羌笛备受唐人瞩目，羌笛之盛前所未有。

其四，教坊机构的推动。崔令钦《教坊记》记载唐代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均设专门的音乐机构——教坊。教坊分左右两个部分。据任半塘《教坊记笺订》考证，“西京除左右教坊外，尚有仗内教坊，属鼓吹署，在宣平坊”。容貌俊俏的平民百姓可被选入教坊，教习歌舞、乐器等。羌笛即是教坊课程的一项。唐代教坊规模十分庞大，尽管他们不全是负责练习羌笛的，但其人数应不在少数。唐人旅居长安，夜里经常听闻教坊乐人练习笛子，如王谠《唐语林》说：“王瑀为太常卿。早起，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教坊的设立对羌笛流传的作用不言而喻。何况，教坊乐工可以抽空到坊外表演，如李谟到越州、瓜州吹笛，更加有利于羌笛的传播。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教坊乐工或被抓往北方，或四处流浪，羌笛随着他们的脚步传遍中原大地。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1959年在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图中七个男乐俑分别手持笙、琵琶、排箫、拍板、箜篌、笛、萧，中间立一载歌载舞的女子。该俑造型新颖，形象逼真，被誉为唐三彩俑中的压卷之作。（图片来源：新华社）

综上所述，形制的改变，赋予了羌笛更强的表现力，使其具有寥亮精粹的音质，吹奏出诸多沁人心脾、哀感顽艳的笛曲；加之，权贵豪民酷爱羌笛及教坊机构的推动，羌笛成功俘获了唐人的欢心，深深地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文人以品赏、听闻、书写羌笛为纽带，展开的文学活动，在唐代十分活跃。文学的反作用，又加速了羌笛的传播。最终，羌笛成为大唐数一数二的流行乐器，成功融入唐代璀璨的文化长河。（采写 陈海龙 制作 胡琪）

作者简介：

龙正华，厦门大学文学博士，铜仁学院人文学院青年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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