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经世致用什么意思)

近代经世思潮助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世致用”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其语义本为“经国济世”，又可理解为学问须有益于国事，学以致用。“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并几经嬗变。至20世纪初，经世之学在社会革命风潮影响下，嬗变为近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

　　中国古代经世之学及其嬗变

　　“经世”一词，初见《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抱朴子》内篇《辩问》则曰：“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将“得道”“治世”分立为“道家”“儒家”之要义。其后，儒者多将其作为经理世事、经国济世的重要思想。例如，宋代理学家二程曾曰：“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纲纪，分正百职，顺天揆事，创制立度，以尽天下之务，治之法也。”而南宋永康学派、永嘉学派，以“王霸”“义利”、经制言事功，开宋儒“经国济世”之新风。明代王阳明亦认为：“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故钱大昕谓：“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经世致用”作为儒学精神的一种特质，其内涵虽历有嬗变，但在晚明以前，儒学家基本按照经学“体用”“本末”来阐释“经世”之义，并主张在日常修养上下功夫。

　　由晚明至清，为天下之大变局。一方面，以顾炎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激于民族情感，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经世致用”的社会担当精神；另一方面，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引起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极大关注，于是在“致用”中又增加了利用西方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的内涵，为传统“经世”之学注入了一股清流。乾嘉年间，文字狱大兴，考据学因而大盛，但经世思想仍不绝于寰。至清末，社会动荡，内乱外患。战争后，许多官僚、士人受到空前刺激，他们强烈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产生极大疑虑。于是，传统经世学开始转向一种新境界。在这方面，早期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要求仿效西方，发展工商业，积极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乃至黄遵宪、严复等人，或者大力批判封建专制和旧的伦理纲常，积极要求学习西方先进制度；或者倡导放眼看世界，要求中国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中。这一时期，经世之学逐渐嬗变为一种要求救亡图存的强大社会思潮。当时诸多思想家主张以所学去挽救国事、民生，并积极开展理论研究与社会宣传。如龚自珍以“公羊”议政经世；魏源论学极力主张学以济世，引经致用。康有为先后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书，为维新变法创造理论依据。同时，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以所学投入实际的社会活动中。例如，这一时期，西北史地研究大为盛行，先后有姚莹著《康輶纪行》，旨在“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张穆著《蒙古游牧记》，何秋涛著《朔方备乘》；对于外国史地，魏源著《海国图志》，萧令裕著《记英吉利》，叶钟进著《英吉利国夷情纪略》，何大庚著《英夷说》等，对世界各国情况进行介绍。正如梁启超所言：“‘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

　　马克思主义推动经世思潮转向

　　清末经世风潮虽然盛极一时，但仍局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内忧外患益甚，经世思潮则更堪激进。

　　在晚清纷纷纭纭的经世风潮中，其大流者主要有三：其一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坚持儒家“本末体用”观念，主张“自强”“求富”，希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其二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改良派，他们引《公羊传》义理言变法，为维新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建立君主立宪制；其三是以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他们抛弃了传统的“经世”“体用”之说，鲜明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平均地权”宗旨，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由于晚清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打压，这几种形式的运动都受到挫败。从根本来看，这些以经世为出发点，以“救国”“济世”为目的的运动，尽管其形式有别、结局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主要局限在精英阶层与知识分子圈中，而没有将目光放在下层广大民众中。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使处于危机的“救国”“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转折。有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说，“五四”知识分子仍然是儒家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精神的再生。尽管当时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普遍流行，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已开始显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兴趣。他们主张从书斋中走出，抛弃空疏的“心”“性”之学，到社会中去，到劳苦大众中去实行社会改革。当时，许多具有初步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社会革命风潮则由上层精英与士人的观念、行为逐渐向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转化。这使诸多知识分子以“经世”求“致用”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大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者推崇经世致用

　　“五四”前后，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进民众，成为他们信仰主义的契机。以为例，他在1915年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说道：“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以“通经致用”作为社会革新之利器。但是在1919年至1921年的两年中，通过社会现状深刻认识到“成立以来……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于是转而投身于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运动中。这种思想显然已超越传统“经世”的“体用”之说而带有革命意义。这种向新主义革命的转向，正是脱出旧“经世”学窠臼而形成的新“致用”趋向。为什么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由传统学术转向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精神在内涵上有一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人民性、社会改造论与实事求是精神，正好与“经世致用”思想中的民本、求实、经国济世等因素相契合。故在当时大批渴望走出书斋，进行社会改革但又处于迷惘中的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可谓心向往之。他们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崇慕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从20世纪20年始，诸多知识分子以“经世”求“致用”，积极开展社会改造运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致用”之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走进民众、联合民众。例如，李大钊就公开倡扬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平义”，主张“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的政治立场。青年学子李达对辛亥革命结局极为失望，他回忆道：“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青年则主张走进工厂、农村，以劳工的联合“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周恩来等组织一批有抱负的青年学子去欧洲留学，他自述其“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这种大规模走向社会、联合工农的行动，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

　　第二，走社会改造的道路。“五四”时期，李大钊就指出知识分子应成为“忠于民众运动的先驱者”，号召先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以新思想改造社会。1920年9月，提出必须“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周恩来通过传统文化与新思想的结合，形成了深厚的人民性思想。他在《我之人格论》中主张：人格“现”则“世界承平，家国齐治，社会安良，亿兆之幸也”。在一些地区，进步青年以改革社会、复兴中国为使命，组织创建了诸多青年进步团体。例如1919年11月，浙江籍进步知识分子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曹聚仁等先后创办《浙江新潮》《钱江评论》，宣传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社会革新与改造为使命。当时的许多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即为其主要成员。

　　第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践。这一时代的“致用”特征，还在于强调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实践。许多进步青年注重学术与具体问题相结合，根据国情进行社会革命。如李大钊指出坚持的“主义”要为客观务实的社会改造服务，“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 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则继承、发扬了湖湘文化中学术以求“致用”的优秀传统。他号召青年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着眼于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在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除、、李立三等领导人外，还有许多具有主义思想的青年如朱少连、刘昌炎、萧劲光、周怀德、张浩（林育英）、陈潭秋等参加了宣传、组织工人的工作。

　　第四，“新民”思想与“新民”实践。“五四”前后，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改造必须进行民众的思想启蒙，主张“心”“物”的双重改造。李大钊曾以“物心两面改造”作为“少年中国”运动的宗旨。他强调“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我们解放运动的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陈独秀则提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伦理的觉悟”的理论，认为重塑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体系，远比“政治的觉悟”要彻底得多。青年也极力主张在社会改造中实现“新民”，主张“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1917 年，创办夜校，其直接目的就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

　　在近代中国“救国”“救亡”的挫折与发展中，“经世致用”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几经嬗变，最终促使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走进民众之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动力，并使传统经世之学在近世社会革命中不断推陈出新。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原副会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禹阶

“再读历史”：管仲：立轻重之术，保经世济民，成就华夏第一相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后世尊称为“管子”，被誉为“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

说起管仲对后世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其在经济领域的独到见解和主张，特别是管仲提出的“轻重之术”，更是影响了中国古代经济几千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货币理论、货币价格政策以及粮食储备、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等等经济政策方案的理论基础，称其为华夏第一经济学家亦不为过。

如今一提起“经济”一词，人们首先想到就是经商挣钱，其实这是对经济一词的狭隘理解，也是极其错误的理解。经济，其实质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意思就是让国家社会繁荣昌盛，人民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经济”的本质。

管仲在经济方面提出的“轻重之术”，就充分体现了“经济”经世济民的本质。

“轻重之术”，指管仲提出的货币价格理论，具体讲也就是“币重币轻”的问题。所谓“币重”就是币贵，币贵万物就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通缩”；“币轻”就是币贱，币贱万物就贵，那就是“通胀”。“轻重之术”本质上就是通过解决货币与商品货物之间的关系来解决经济问题，从而实现强国富民。

那么币重和币轻是如何造成的呢？在管仲看来，“物藏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意思就是说，把商品财货囤积起来则价格就会上涨，发售出去则价格就会下降，放散于民间则显得充足。钱币贵重则人们拼命追求，钱币贬值则人们弃而不用。所以，要把钱物贵贱的幅度调整到合乎要求后而止。

发现了币重币轻的本质，该如何解决呢？管仲又说，“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无遵；君守其流。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意思就是说，作为国家人君，必须抓住重点，始和终都要掌控根本：对于贩运过程的商品，必须在运输要道市场上对其实施掌控；对于粮食，必须在春秋两季来掌握；对于其他物质，则订立预购合同。这样，只要商品货物一动，相应措施就跟上去。君主控制好流通，商人就无法抬高物价。这样，就可以很好地掌握好各地物价的涨落，国内没有了投机商人，商品货物就会贵贱相当，如此百姓就会富足，国家就会强盛。

“轻重之术”通过货币与商品货物价格的关系，简单明了地阐明了社会上大量出现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且给出了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方案策略。深入分析管仲的“轻重之术”，不论是在春秋时期的农耕时代，还是放到如今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甚至把它放到经济领域之外的都是行之有效的“御国之大道，治世之经典”。

齐国能够快速崛起，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轻重之术”更是被管仲运用的出神入化。

在当时诸候纷争烽火连绵的情况下,管仲运用“轻重之术”对外大打经济战，削弱他国的经济势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管仲精心策划的“楚国购鹿”“衡山之谋”“阴里之谋”“菁茅之谋”等战例，堪称古代经济战的经典案例。

管仲“经济战”的思路就是，首先要掌握经济主动权。只有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获胜,才能富国强民，才能在经济战中立于不败不地。其次，要掌握重要物资,以免受制于人。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就是最重要的物资,控制了粮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管仲策划的这些经济战之所以能够成功，能够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充分认识并发挥出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保证了经济战能够取得胜利，从而实现强国富民的最终目标。

有人可能会说，要发展经济强国富民，必须依靠市场本身，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市场，其实这是西方“吃人”经济学宣传的论调。这些西方“吃人”的经济学完全是在宣扬追求私利，追求暴利，他们是完全不会为广大百姓考虑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的疯狂表现，相信大家都记忆尤深，这绝不是因为市场缺少大蒜、绿豆和生姜，暴涨的价格没有使种植户获取好处，倒是广大消费者成为那些奸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买单者。所以说，市场如果缺失了政府的主导调节，受害的最终是广大的人民百姓。

“轻重之术”的宗旨在于强国富民，因此管仲提出的一些经济主张，就充分体现出了其经世济民的思想，比如说，管仲主张轻税和免税。他认为强求征税会破坏生产，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从而引起人民的不满。管仲甚至主张不向民众征税，而是藏富于民。再比如，管仲主张国家政府应该多参与贸易活动，这样就可以一箭三雕：既可以使国家获利，财政充裕；又能平抑物价，安定民众生活；同时还能阻止奸商富贾恶意操纵市场，豪夺人民。

天地之间，大自然制造万物，可能一时有轻有重，一地有轻有重，但是总体上是均衡的公平的，当个别时间个别地方出现轻重失常时，就需要政府来主导调剂，作为主导调剂的政府必须有承担对天下人的无限责任心，必须有天下为公的责任，绝对不能人为的制造“轻重失常”来牟取暴利。

“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实行盐铁专卖；“相地而衰征”，按照土质好坏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山泽各致其时”，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管仲的多项经济政策，“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司马迁语），无不诠释着经世济民的本质和初衷，不愧“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

管仲治理通货膨胀，掌控价格与市场，进行经济战等等这些经济理论，起码领先西方2000年，管仲绝对是“经济战”理论的鼻祖，绝对是华夏第一经济学家，那些说中国从来没有经济学家的人可以闭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