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窖(菜窖里放水的主要原因)

军营菜窖 “纪律严明”，网友：现在蔬菜水果也要军训吗？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社”（ID：CNS1952）综合整理自微博@中国新闻社、@央广军事（胡甲俊）、@中新视频、网友评论等

又到了冬储冬藏时节

兵哥哥的菜窖长啥样？

蔬菜怎么过冬？

一起看

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

吐尔尕特边防连的菜窖

军营菜窖 “纪律严明”

食物摆得整齐有序

分分钟治愈强迫症

没看够？

还有呢

↓↓↓

这样的菜窖

真是引人极度舒适

不懂就问

“现在蔬菜水果也要军训吗？”

吭吭，听口令

以黄瓜、茄子为准，向前对正

其实

这样整齐划一的画风

在军营里处处可见

走直线，拐直角，手擦裤缝

正看一个面

横看一条线

出门看队列

进门看内务

一块块“豆腐”棱角分明

横平竖直

鞋子也排列整齐

连桌子上喝水的杯子

都排成了一条线

就算退伍了

这种优良的作风也在继续保持

中新视频截图

是不是看着很舒服

不如再一起回顾一下

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最帅天团”国旗护卫队的100步

整齐划一，气势如虹

兵哥哥的“强迫症”

存在于他们工作

训练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每个“强迫症”都体现出

一种叫做“标准”的习惯

更体现着军队严谨细致的优良作风

军营菜窖 “纪律严明”，网友：现在蔬菜水果也要军训吗？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社”（ID：CNS1952）综合整理自微博@中国新闻社、@央广军事（胡甲俊）、@中新视频、网友评论等

又到了冬储冬藏时节

兵哥哥的菜窖长啥样？

蔬菜怎么过冬？

一起看

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

吐尔尕特边防连的菜窖

军营菜窖 “纪律严明”

食物摆得整齐有序

分分钟治愈强迫症

没看够？

还有呢

↓↓↓

这样的菜窖

真是引人极度舒适

不懂就问

“现在蔬菜水果也要军训吗？”

吭吭，听口令

以黄瓜、茄子为准，向前对正

其实

这样整齐划一的画风

在军营里处处可见

走直线，拐直角，手擦裤缝

正看一个面

横看一条线

出门看队列

进门看内务

一块块“豆腐”棱角分明

横平竖直

鞋子也排列整齐

连桌子上喝水的杯子

都排成了一条线

就算退伍了

这种优良的作风也在继续保持

中新视频截图

是不是看着很舒服

不如再一起回顾一下

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最帅天团”国旗护卫队的100步

整齐划一，气势如虹

兵哥哥的“强迫症”

存在于他们工作

训练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每个“强迫症”都体现出

一种叫做“标准”的习惯

更体现着军队严谨细致的优良作风

散文丨丁 燕：一个家族的词语迁徙史

文 | 丁 燕

我加快步伐，后来跑了几步，进了小店。我有些庆幸，因为身上只落了几滴雨。当大雨滂沱而下时，我已站在店铺的玻璃门内了。再看外面，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慌乱中，加速骑车的人，奔跑的人，摇撼的树……我察觉到，我向外观看的心情是放松的。而如果我还在雨中呢？也许，我能感受到的慌乱的就不是外部世界，而只是我自己了吧。

大约四五年前，我对自己的家族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不幸的是，我的养父母已于2013年去世，关于父辈的资料我了解得实在不多。我曾试图前往甘肃天水地区甘谷县访问，但因迁居岭南诸事掣肘，终未能成行。2017年7月，我重返出生地新疆哈密市，并到达柳树泉农场考察。那之前我突然顿悟——与其到陌生的老家大海捞针，还不如就近取材。我期待那片我以为熟悉无比的世界，能带给我意外的惊喜。

打开《中国地图册》，你会为西北角那密密麻麻的雀斑小点所震惊——沙漠、沙漠、沙漠，到处都是沙漠！在新疆的三大盆地里，盛满了金色流沙——南疆的塔里木盆地浩瀚无垠，北疆的准噶尔盆地雄壮伟岸，东疆的吐鲁番哈密盆地面积虽最小，但风沙亦强劲如鞭，将绿色农田追赶得像草蛇般蜿蜒跌宕。

柳树泉农场之于吐哈盆地，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黑点——它位于哈密市以西六十七公里处。从这里向西，可进入南疆和北疆的腹地，通过口岸还可进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八个国家；从这里向东，连接着西北五省，是实实在在的咽喉要道。

农场的地形地貌堪称自然史的活化石，因为它记录了沙漠与绿洲的拉锯战——沙漠反复入侵人类，试图将人湮灭于姜黄瀚海，可人又凭借着天山雪水的滋养活了下来。在这里，水是一切的开始，水的消失便意味着一切的终结；在这里，水需要人极小心地维护才行——农场原来有八十几条坎儿井，现在有水的只剩下五十多条。事实上，农场算不上辽阔——南北极长五十七公里，东西极长七十三公里。农场总控面积虽有两百多万亩，但因严重缺水，实际耕地不足四万亩。很多地方都是大片大片的空地——空空如也，空空荡荡，无人、无树、无房、无车、无路。随处可见那野性的、单调的、一望无际的空地，而人类却永远都无法浇灌它、绿化它、捯饬它。在空地面前，人类只能眺望、俯瞰与叹息。

这里一直都处于多民族杂居状态。到2017年年底，一万多居民中，有六千多为少数民族（以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为主）。各式各样的人来到了新疆——支援边疆建设的公家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因饥荒或政治原因潜入的“盲流”——顺着兰新铁路（兰州至新疆）向前，越过星星峡，抵达“东大门”哈密。东疆地貌所展现的，首先是一片无植被的焦荒戈壁，如烤伤皮肤；接下来是一座座红岩秃山，如猛兽蹲伏，气氛肃杀。只有继续走，一直往前，走到快绝望时，人才能看到那条绿带子隐约浮动于地平线。哦，那是绿树、绿草和绿庄稼组成的绿带子。

1958年，我的舅舅和外婆离开老家，一路远行至新疆，两年后在柳树泉农场扎下了根；2010年年底，我离开了新疆，辗转来到岭南珠江三角洲一带，最终在东莞定居下来。难道“迁徙”是我的家族密码？唉，只有亲历者才能明白，迁徙生活根本不好玩，那是堪称“半流亡状态”的生活——断绝了一切的社会交往，置身于陌生的人际丛林中，一切都处于归零状态；什么资格都丧失了（除了深刻的耻辱感），从来不敢高声大气地讲话；什么都是新的：新的眼界，新的思索，以及新的距离。

西北版《活着》

新疆真是个巨大的炼金炉，任谁进入它的腹中，都会被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当第一柱炊烟从戈壁升起，几座黄泥小屋毗邻而居时，这片被繁华遗忘的西北角，便开始有了改变。在这块绝地之上，第一批拓荒者找到了水源，饲养起牛马，耕作小麦棉花。冬雪过后的初春，新的绿芽再次吐露。这种在荒漠上构建起的绿洲生态，既自给自足，又对外依赖。

三眼机井改变了十里堡人的命运。

人们在这片大约一百多亩的土地种植了一段时间后，还是选择了放弃——位置偏远、严重缺水、风沙剧烈（此地处“百里风区”边缘地带）。麦子本应七月熟，可这里的麦子六月就不长了，像个早产儿，麦粒干瘪，麦穗发直。即便勉强收割，麦粒也会被大风呼呼刮走。别处一亩地能打三百多公斤的粮食，这里只能打两百多。

从1977年至1978年，有三十多户人家从白杨沟村陆续搬到十里堡。虽然很多人开始不愿搬——白杨沟有白杨河滋润，地多水好；十里堡是片野地，找不到太多绿色——但最终，大家还是打起了包袱。后来，大家商议着打机井——按人头计算，一人要交一千多的集资款。虽然这是笔巨资（按当时的物价计算），但人们还是东拼西凑地交了上来。打井时，所有的人都来帮忙。大家心知肚明——水之于绿洲，是比油还珍贵的宝贝！

村民阿里清楚地记得他父亲告诉他的那些事。那兄弟俩——李秉德、李秉栏——是1960年来到农场的。“最开始住在白杨沟榨油坊旁边，后来搬到了十里堡”。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要到油坊去榨油。如果第一天排不上队，晚上就借住在他们家。“那两家人非常老实，心眼很好，他们会说维吾尔语，也知道维吾尔人的风俗习惯。”“他们会说维吾尔语，也知道维吾尔人的风俗习惯。”我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这句平实的语言，难道不是由衷的赞赏？要达到两个民族间的熟稔，达到那种物我两忘、形神合一的默契，实在是太难了。只有完全熟悉，才能深刻交流；只有紧密联系，才能会心一笑。

和阿里的交谈让我获得了一种隐秘的快感——这位陌生人，居然清楚地记得我的外婆！当他说起李秉德的妈妈是个“很好很好的老太太”时，伸出粗黑的大手掌，在半空中划拉着，比拟出一个小小的三角形——“哎呀呀，她的脚小小的，脾气很好，心眼也很好”。他说这位老太太去世后就埋在了十里堡，但他对死亡似乎并无特别感伤——语速的节奏在此刻并无半点舒缓。

他对李秉德的大儿子李平极为赞赏，称他为“十里堡最聪明的人”——“做生意发了家，是这一带的小名人”；他还知道二儿子李建平——“农校毕业后当了技术员，后来种菜种蘑菇，又当了副连长，现在是工业园区的副主任”。他说，李秉德已经七十多岁了，腿不好，总是骑着毛驴去地里干活。他是个种菜能手，很喜欢帮助周围邻居。算起来，这家人在十里铺已住了近四十年。李秉德和他的老婆都有退休工资，每个人每月有一千七百多，加上地里的收入，日子相当不错，就是房子旧了点。他抬起胳膊在半空用力一挥，像士兵舞动战旗——“场里马上要改造危房旧房，他们很快就能住上新房子啦……”

突然，像想起点什么，他整个人愣怔了几秒，瞪大眼珠，口气变得激烈起来：“哎呀呀，李秉德的老婆得了脑血栓，本来人都已经瘫痪了，可现在，又站起来能走路了，说是给调养好了。”从他的胸腔里爆发出一阵大笑，简直像礼花四射：“他有个儿子是医生啊！”

出现在视野中的那座黄泥土屋正是二舅家。虽然此前我来过数次，然而此刻目睹，仍然像是第一次见到般陌生。这座屋子看起来摇摇晃晃，一阵风就能把它吹倒，化为一摊泥土再重归大地。进入大门，穿过院子，来到屋内。昏暗的光线下，我首先看到了小舅——住在附近的他，专程赶来看我。

小舅还是那样精瘦，穿着皮夹克和迷彩服，起皱的皮鞋上落满灰尘。他已七十三岁，可眼神却还像个青春期的少年——好像他的一生都处于少年般的惶恐和不安中。他认真地告诉我：“孙女已经十三岁了，在红星中学读书。”他有十几亩地，现在全靠儿媳妇耕种。他禁不住发出感慨——“我居然得了高血压！”虽然家里的地是真的种不动了，好在他还有退休工资，日子尚能过得去。他的牙齿已全部掉光——“不安假牙不行啊”，他微笑着摇头，黑瘦的脸上荡起皱纹，眉眼底下藏着躲闪的羞涩。

唉，这就是养母嘴里念念叨叨的“小舅”啊。外公去世时，他才六岁。养母一说起“小舅”便双眼含泪——好像她是他的另一位母亲——而实际上，她的确是他的“精神之母”。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养母总是四处搜罗着衣裤鞋袜、用具吃食，目的只有一个——接济那“可怜的小舅”。养母去世前的那个春节，小舅赶来拜年，和二姐抱头痛哭，撕心裂肺得让邻居惊诧。养母去世后，小舅赶来奔丧，整个人瘦削如衣架，满面萧瑟如仲秋落叶。唉，世界上最疼爱他的那个人已然不在，可他还像个少年，从来没有长大。

小舅的经历，简直是余华小说《活着》的西北版。

因外公在甘肃老家被划分成地主，小舅便随二舅、外婆逃荒至新疆哈密。到了青年时代，因周围没有合适对象，他便返回老家去找。别人一听是他，都直摇头——“哎呀呀，成分太高了”。无奈，他便去了陇西的姑姑家。姑姑看他实在找不到对象，便让他把自己的女儿带走。因为是近亲结婚，小舅的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2007年，他的妻子去世后，2009年，他的儿子亦去世，留下个年幼的小孙女。后来儿媳妇改嫁，将孩子也带走了。暑假时，孙女会来看望他；到了冬天，他便形单影只。年轻时他总是一个人放马，到了老年，依旧孑然一身。后来，儿媳妇又回到十里堡种地，令他十分开心——可以经常见到孙女了。

我只能用这种急匆匆的口气，将小舅的大半生概述完。我要在哪个细节停顿下来呢？我害怕与那些细密部分的面对面，就像我害怕看见小舅眼神里的慌张。“地主”这个词的内涵，我的理解永远都赶不上外婆、舅舅和养母及生母——我只是会写这个词，会读这个词，知道它最基本的意思，但暗藏其中的深意，我并不知晓。“地主”写在历史书上，挂在人们的嘴边，出现在电影和电视里——但我却从未走进它的内核。这个词展示了一种强烈的否定。在我的少女时代，我并没有意识到，那否定的涟漪也会深刻地影响到我，不，那时我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成功逃离。

二舅和小舅完全不同，身穿夹克衫、黑裤子，坐在大炕上时有股英雄气概。二舅的脸庞虽然黝黑至极，布满皱纹，但五官却极为标致，眼睛、眉毛和鼻子的比例非常和谐，能看得出外婆年轻时是怎样的风华绝代。二舅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吐字清晰，用词生动。在他没有张口之前，你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庄稼汉，一旦他张口，你便会读到一本传奇小说。他的面部表情并不激烈，但从眸子里射出的光芒，却熠熠灵动。显然，那不是双简单的眼睛，而是双睿智的眼睛——当它彻底看清命运时，便会即刻警告大脑，尽早做出决断。

二舅不仅是个成熟的男人，还是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男人。他所经历的流浪史，完全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冒险史——父亲去世时，他才十二岁。陡然间，他从优渥之家跌入社会最底层。十九岁时，他背着铺盖卷，像地质工作者般整日奔波，辗转纵横，在颠沛流离中讨生活。唉，与其说他后来的“走西口”是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这根本就是本能的反应——“首先要保命啊！”

从文明程度较高的县城逃到边疆的荒蛮之地，他坚决地迈开了双腿。他的肩头压着重担——母亲、弟弟、妻子和孩子……哪个人不靠他！而新疆是什么？是具有无限可能的创世原点，是万物初始的一流世界，是簇新，是惊奇，是神秘与陌生。在这里，二舅逐渐通晓了农人和牧人的各种本领，想出了各种办法种粮食种蔬菜，尽心尽力地帮助邻居，因能听懂维吾尔语而有了本地朋友……终于，他成了这块地方上受人尊敬的男人。命运如此复杂——在一块异乡之地上，他却获得了意外的新生。

我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我原打算在书写时将第一人称转化为第三人称，可等到整理时才发现，这些文字简洁而生动，具有强烈的新鲜感，若加工成第三人称，那种鲜活反而会不复存在。于是，我只是在句子与句子间加了标点符号，让词语尽量维持原初的状态。

以前老家有几百亩地，后来地被拿走了，东西也被拉走了，父亲还去世了！那时候“打地主”，把铁锨烧红了往身上烙，前后都烙，问黄的在哪儿，白的在哪儿。那时候父亲大骂，说你们这些贼娃子土匪，你们勒死我算了，钱给了也活不了，你们就勒死我吧。我十九岁出门流浪，走到哪是哪，后来到了新疆，在食堂里做饭。我总认为天无绝人之路，在新疆干活能有口饭吃，饿死人的事情比较少。虽然生活不太好，但孩子们绕成一圈也比较安慰。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十二岁，弟弟才六岁，大哥在上大学。后来大哥加入了，去武威工作。1960年的时候，老家闹饥荒。大哥是干部，每个月有二十八元工资，便拿出八元钱买粮食，接济家里人。

我1958年到新疆来打工，先是到了哈密的火箭农场。但有一个人认出了我，说我家是地主，我只待了一个礼拜就走了。那时候只要说一句“地主的孩子”，就可以被活活打死。走得这么远，可还是有人知道我是甘谷县麻杆坪李老爷的孩子。后来又找了一个工程队的工作，然后是在大营房的人民医院待了八个月，在那里打土块、拓砖坯。后来，我到了柳树泉农场。一起来的人共有八十多个，我们根本不懂维吾尔语。别人问我成分，我就说是贫下中农；要家乡的公函，我就编了一个假地址。旁边的人说，没有公函的人，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我不管了，我不想再走了，就在柳树泉住了下来。终于，运动结束了，日子好了起来。

刚到白杨沟的时候，什么活都干，放羊了，种地了。开始和维吾尔族人住在一起，我慢慢地能听懂维吾尔语了，后来又迁到了十里堡。农场给大家分了四头牛、一匹马车、两匹马。以前是白杨沟好，那里的水多，后来到了十里堡，大家集资打了三口井，十里堡又变得比白杨沟好了。

有太多的秘密隐藏在这些词背后。那些惊心动魄的一切，像河中大石，已被沉淀于泥沙深处。外公是自杀的——1950年，他上了吊。对于这家人，这根本是个晴天霹雳。转瞬间，顶梁柱倒塌，整个家族亦随之衰败。“李老爷”是怎样发家致富的？他的性格是刚毅还是文雅？外婆出嫁后，住在怎样的院子里？在我的身上，是否有外公的基因遗存？

我外公的大老婆没有生过孩子，外婆是小老婆，共养育了六个孩子——除大舅、二舅和小舅外，还有大姨妈、我养母、我生母。大舅毕业于陇西师范学校，曾任甘肃武威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主要研究小麦、棉花、瓜果类，曾于1978年参加过全国科技大会。

我的养母是生母的二姐。我三个月时，从生母家被抱到了养母家，所以邻居小孩齐声嘲笑我为“抱疙瘩”。养母从来不提她在老家大院里的少女生活。养母和养父说话时，总是窃窃私语。在那些压低的声响背后，不仅潜藏着无端的恐惧，还蕴含了古怪的欢欣。他们像防贼一样防着我——怕我把听到的只言片语讲出去。偶然的瞬刻，养母说漏了嘴，讲到老家院子里有棵梨树，结的梨子很美味。那一刻，她的脸庞闪着莹光，“再也没吃过那么好的梨”。她有一身褐色旗袍，叠在衣柜的最深处。用力掏出后，她大剪一挥，给我做了件棉袄。

从甘肃老家逃荒至新疆，二舅的经历简直像一部电影。一个人不可以随便被打垮，要是他自己不肯垮掉的话。二舅认准了柳树泉，并在这里生存了下来——虽地处偏远，但他却能苦中作乐、达观洒脱。抚今追昔，他的人生看起来相当成功——当年两手空空地来到新疆，如今，六个儿子有的当官，有的做生意，有的上班，有的种地，且每一个都在哈密市买了楼房。

被雪水滋养的哈密绿洲，虽面积不大，但却是进出西域的门户。事实上，这里的自然环境极为严苛——夏日酷热，冬日酷寒，春秋两季狂风不断，任何时候都旱困扰，戈壁滩上白花花的盐碱铺到天际……可舅舅为什么会自愿来到这里？我浑身一抖——他得从烧红的锅底跳出啊！

我无法想象舅舅和外婆所遭遇的各种艰难。离开故乡后，他们是如何生存的——吃的什么？穿的什么？寒冷时怎么忍过来？舅舅从来都是一笔带过，而养母、生母亦绝口不提。我所知道的，是长辈们虽被迫抵达了边疆，但却用这里的日精月华滋润了生命，培育出新的希望。命运的馈赠这样别致——赐你绝地，又让你在那里重生。慢慢地，我的亲人们和新疆大地深刻地融为一体，再也无法分开——他们虽没有生在新疆，却会葬在新疆。

一个人要经过多少锤炼，才能读懂“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当我像大树被台风连根拔起，又硬生生要把须子扎入水泥地时，才清楚地顿悟到——在我和我的家人身上，有着一股超乎寻常的坚韧。从故乡到异乡，正是凭着这个遗传基因，我和我的家人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蝶变”。

词语的拉锯战

“你还要写字吗？”

在养母李召明的词汇表中，没有“写作”这个词。她这样问我的时候，表明她在深切地关心我——这个疑问句是亲情的间接表示。在她的伦理道理中，直接表示爱意是难为情的。

我的养父母为他们自己是“睁眼瞎”而痛心，于是，他们用种菜的钱送我去学校。在出现小学一年级课本前，我的家没有任何书籍。我想，我对词语的敏感应该是天生的——从认识第一个汉字开始，我便喜欢上那些横横竖竖的笔画，更惊诧于笔画背后所蕴含的诗意。在那个小学女生看来，每一个词都那样优美，尤其是当它们被写下来的时候。

我的童年极为枯燥——我是一个人长大的。记忆中，我只有过一个玩具，姜黄色的塑料小鱼——用手一挤，便会发出“吱”的一声。我从未有过洋娃娃——一个都没有。我要自己洗衣服——在水渠边洗。洗着洗着，衣服被流水冲跑了，我便顺着渠沟去追。我要跑得更快，才能截住衣服。俯身在漩涡里捞衣服时，我要尽量控制住自己，不让身体掉下去。

从小，我就知道“写字”是一种特权——而我的养父母已丧失了这种权利。成年后，我写下了那么多字，可没有一个是养母认识的。在写作中，我不断探索各种词语——越是向词语的低处挖掘，那种试图夺走我生命热度的力量便越强大，而我便要适度地垫高自己，时刻处于作战中。在这场拉锯战中，我逐渐变得坚强。虽然我一直都处于失去状态，但我知道，如果丧失了对词语探索的，我的生命将枯萎成灰烬。

我从未见过外公的照片，但我知道他叫李占奎。每一次在心里默念这三个字时，我都会感觉心尖颤抖。外公留给我的遗产，只有这三个字——李、占、奎。他是个怎样的人？关于他的谜团一个接一个。他在九泉之下，知道人世间有个“我”的存在吗？我猜想他是个瘦削而严肃，健壮而温和，眉宇间带着书卷气，说着甘肃腔调的汉语，但眼神机敏而凌厉的男人。外公于我永远是个谜，但我知道，在我身体的某个局部，一定藏匿着他强大的基因。

我和外公曾有过一次直接联系。上小学时，养母再三叮咛，在学校表格的“成分”一栏，要填上“贫农”。我清楚地看到她眼里的恐惧火苗。她一直背负着“地主二女儿”的包袱，将自己裹在沉默中，无法用词语来倾诉心事。到了学校——果然有表格！果然要填成分！写上“贫农”时，我的耳畔响起养母的解释——“你爸（我养父）家可穷了”。七岁女童的心智尚处懵懂状，根本无力思考“地主”和“贫农”间的差异，但我依旧记得下笔时的惊心动魄。我怕老师会站在身旁，怕同学的目光会扫射过来。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撒谎，也羞愧地知道自己背叛了外公。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亦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碰巧——我就生在这样的家族；碰巧——我就有了这样的人生。从一降临，那些人命定的东西就像行星绕着轨道，周而复始地形成一个磁场。当我开始写作时，我试图从既定的场域中脱开，看到更为立体的自己；我试图解释我和时空的关系，厘清我的来路和归途。

我一直记得那个时刻——我带着儿子站在荒原的一角。面对外婆的坟茔——外婆名叫李岁和，1995年8月去世，就葬在十里堡——我跪下来磕头，但却没有哭。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学着不能哭。我这样一个女人，拖着孩子在五千公里外的异地讨生活，不能自己先软了下来。儿子傻愣愣地站着——他对母亲的外婆毫无印象，所以，手足无措。

在我的视觉记忆里，外婆是个瘦小而晦暗的老太太。她好像一直都是个老人，从未年轻过——那时，我认为三十岁以上的人都是老人。外婆有张清秀的脸庞，眼神慈悲。她总是倔强而执拗，根本不明白自己已身处河流漩涡。外婆如地母，温和而隐忍地微笑，对一切变故都波澜不惊地接受。我根本无法想象，她青年时是怎样的高挑明丽，乖巧伶俐？晚年时的她虽没什么病痛，但身形却一日日衰老，缩得像一颗老柳树。她总是长时间地沉默着，好像身上那个接受信息的天线已失灵。晚年的她已成为了神秘本身。她总是端坐在暗处，双眼荡漾着蒙蒙雾气，像覆盖了一层白色绒毛。

她常年穿带盘扣的黑布褂，黑宽腿裤在底部被黑布带绑紧，三角形小黑鞋不到一掌长。她平日吃得很少，且十分清淡。有一次吃了炒鸡蛋，便央我“揉肚子”。我至今还记得她的腹部散发着温热，异常柔软。我一面揉一面问她“行不行”，她虚弱地回答“嗯嗯”。年纪愈大，她身体的某些部位便愈发迟钝，好像变得不再属于她。每次吃完饭，她总是习惯性地将碗底舔净。有一次家里要来客人，养母叮嘱她“不要舔碗”，她照做了，但却显得惴惴不安——浪费粮食。

有口大红棺材，一直放在二舅家的里屋内——外婆在等待，别人也在等待。当她在棺材旁走来走去时，并无任何不适。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大家伙时，被炽烈的火红逼得倒抽口凉气。那个可怕的四方形木匣子，原本是普通之物，但涂上油漆后，便有了股可怕的威慑力。晚年时的外婆说她能看到外公坐在门口等她——“他还是老样子”。外婆已成了很老很老的老太太，可四十五年前去世的外公，“还是老样子”！

某个凌晨，我在乌鲁木齐的女生宿舍梦到了外婆。她问我“过得好不好”，我点头说“好”，然后便无比好奇地反问她：“您是怎么来的？”以她那三寸金莲的小脚，干枯羸弱的身体，要耗费多久才能从柳树泉走来？她淡淡一笑：“我想来就来了。”那之后，我便再也没有梦到她。她是爱我的——在所有的外孙和外孙女中，她最爱我，我一直都知道。从梦里醒来，看到窗缝半开，青色窗帘如水浮动。翻看日历，发现那一天是清明。

我养母的性格温婉内敛，颇似外婆的中年时期；我生母活泼爽直，更似外婆的青年时代。我的两个母亲是一对亲姐妹——她们相互帮衬，但也相互埋怨，像螃蟹钳子般纠结扯拽了一辈子。养母总是从生产队的地里偷些菜回来，一袋袋接济给妹妹。当然，妹妹也有所回报——送给姐姐一个女婴。

回忆养母，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幕，是她一边做活一边低语。她是个观音菩萨般有着大情怀的人——不论是谁，她都无比关心、关爱、关怀——又勤快无比，完全不知疲劳为何物。她总是手脚不停地干活——白天在地里干农活，傍晚在灶台上做饭，还要喂羊、喂猪、喂鸡。及至深夜，在昏暗的灯泡下，她将旧衣服裁剪成碎片，用糨糊粘起，晾干后剪成鞋底。她用粗麻绳纳鞋底，再细细地缝上鞋帮。她做的鞋子漂亮而合脚，简直像艺术品。相传，我养父提亲时拿了八个白面馒头，而她躲在门背后，只看了一眼那双脚，便知道了尺寸。她做出一双鞋后，托媒人带去。养父称赞，“不大不小，刚刚合适”。他们根本没谈什么恋爱——为了淡化地主女儿的身份，养母急匆匆地选择了一个家境贫寒，妻子早逝，有一个男孩的男人下嫁。结婚那天，她骑着头黑毛驴离开了家。到了夫家，她挽起袖子便开始干活。

她做活时总喜欢念念叨叨。她反复絮叨的一个词是——“短寿的儿”。我要等成年后，才能明白这个词多么一针见血——我根本看不起你，你就像我的晚辈，而且你根本活不长。她在黑暗中不断唠叨，好像这咒语能为自己增添能量。作为地主的女儿，一出嫁就当了后妈，这已是人生之大耻辱，然而，另一件更为耻辱的事还在等她——婚后多年，她不曾生育。她要如何坚强，才能抵抗命运的折磨？于是，一遍遍在唇间念叨咒语。

养母的手指总是皴裂着，有时还染上植物的绿汁液（西红柿汁、茄子汁、黄瓜汁）。用肥皂或洗衣粉都洗不净，她干脆用半块砖头来搓，直搓得手指脱下一层皮。她的日子过得窘困而贫寒，所以她喜欢到处藏钱——草鞋里、墙缝中、炕底下、菜窖的竹筐内。只有在数钞票时，她的手指才会变得平滑，像蝶翅般翻飞。我养父的父亲常到我家来要钱。每次等老爷爷一走，养父和养母便会发生冷战。有时，他俩会激烈地撕扯。有一次，养父用笤帚打烂了灯泡，令整个屋子陷入漆黑，我吓得瑟瑟发抖，像跌入荒原里的坎儿井。受伤后的养母躺在炕上休息，我只能吃干馒头喝白开水。但几天后，桌上又有了冒着热气的饭菜。

在我的身上，既有生母的遗传基因，又有养母的耳濡目染——我像她们两个的合体。中年后，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像外婆——喜欢安静，喜欢沉默，喜欢躲在一个不被别人发现的角落。面对这三个深爱我的女人，我总是惭愧无比。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们，不知道她们的内心是何种构造的。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根本不习惯嘘寒问暖，也不习惯相互探寻、倾诉和聆听，更别提安慰与劝解。我一直都想知道外婆在她的少女时代，长得是什么模样？她是如何打动李老爷的？那个爱情故事，有着怎样传奇的细节？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寻找到的自救方式是读书。在哈密居住时，我对市区那一大一小的书店甚为熟悉，像猎人熟悉动物行踪；到了乌鲁木齐，在位于南门或友好路的书店里，常能看到我贪婪捕食的影子。2010年8月到达深圳，我的四周到处是炸溅的斑斓色彩，到处是刀刃般的摩天大厦，到处是涂着油彩的人偶，电力充沛的喇叭。在这个既美丽又暴力的城市里，我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是深圳书城。第一次进入那个大厅，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浑身僵硬得不能动弹。我像个饥渴之人看到河流，忍不住扑过去掬起一捧——我觉得自己要被剧烈的心跳声给击碎。搬到东莞樟木头镇，我惊诧地发现这里几乎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书店。好在，这时已可网上购书。

然而，最初的岭南生活没有让我耳聪目明，反而更像个聋哑人。置身炎热大街，两侧皆是艳花毒果的热带丛林。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绝对没有一个人。我发现自己听不懂别人的语言，亦无法融入别人的生活圈，像在泥浆中挣扎无法拔出双腿。唉，迁徙是什么？台风把树连根拔起，然后，那风又将树根长时间定格在半空，再把它原样地栽进水泥地中。一切都貌似和从前一样，而伤害全藏在地下的毛细血管中。某种不确定但却具有本质性的东西，使这棵树发生了转化与变异。就像一个病人，他全部的征兆都在内出血的循环中，于外人，却看不出丁点毛病。

我对拥有祠堂的岭南人羡慕不已——在那个青砖汉瓦建造的屋宇内，人们一目了然地知道自己的来处，像树叶知道自己在丛林的位置。我不是树叶，我是蒲公英——我要将眼睛睁得溜圆，耳朵伸得老长，才能捕捉到一星半点的家族史。而当我南迁，那环环相扣的命运锁链被挣脱后，我的人生亦丧失了完整性。面对记忆碎片，我努力拼贴，试图让其恢复原状，但那些沟壑与断层、凹陷与晦暗，根本无法弥补。

在深圳，摩天大厦从上到下的玻璃，如同镜面，反射出变形的蓝天和白云。这些三角形的刀刃，一把把扎在市中心，让行人走得心惊胆战。我已确凿地离开了新疆大地，但它的影响总是变换着方式闪现在眼前。在这个海边城市的大街上，我被“猪脚饭”三个字烙烫得浑身发热，久久抬不起腿。某些在西北地区被视为禁忌的词语，此刻却被悬挂起来，让我极度不适——我需穿破重重障碍，才能坦然地接受它。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颠覆、错位和别扭——就像火车已开过了边境，让乘客来到了另一个地方，但目光所及的风景却违逆了头脑里的固定形象，把乘客自己给吓了一跳。

“亚克西木赛斯……”在东莞道滘镇济川广场的美食节上，当我对卖烤肉的黑须男子说出这个词后，那个来自和田墨玉县的男人瞪大眼睛。他听到了熟悉的“你好”，止不住地高兴起来。听说我去过他的家乡，他的嘴角也翘了起来。我问他有没有“奖金”——在新疆，如果买的肉串多，便会附赠一两串——他咧开嘴大笑，露出白牙，“没有没有”。在我的记忆里，因一句维吾尔语的问候，引起整个会场热烈掌声的，是作家王蒙。他在伊犁讲课时，戏称自己是“维吾尔语的博士后”。然而，我虽然出生在新疆，在那片大地生活了四十年，可直到离开故乡，在岭南陷入粤语的包围时，我才扼腕叹息——我已错过学习维吾尔语的最佳时期。

我看见自己坐在樟木头镇的一间教室里，费劲地张开嘴——像新鲜无私的婴儿般——试图将舌头调整到合适位置，发出粤语那难以形容的音调。在我的笔记本上，混搭着英文的国际音标和汉语的拼音。我试图用学习粤语来建构与南方的平衡，然而，越深入其中，越感到自身的无力，像被瀑布席卷。那些古怪的词汇貌似简单，实则复杂至极。后来，我终于明白粤语班何以那样大方地招生——“六百元，随到随学，包教包会”。有太多如我这般的人，学了几个月便落荒而逃。

我当然知道，只有突破了语言障碍——像蛋壳上出现了裂痕——才能在某个地区长驱直入（像我的大表哥、二表哥那般）。可遗憾的是，我的粤语学习根本是鹦鹉学舌，远没有达到自由运用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岭南之于我，还是块未被驯服的地，到处都弥漫着陌生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许这就是我的命运——虽日复一日浸淫于热带阳光的炙烤，可身体却永远处于边界，永远在寒冷与温暖、咸水与淡水间摇摆。然而，神奇的是，这种半推半就的间离效果，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张力，迫我看到一个不同凡响的世界。

与此同时，我惊诧地发现，“普通话”在岭南是个“双刃词”——大部分时刻它以贬义出现，只有在某些特殊时刻它才展现出褒义。作家余华曾感慨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平衡的生活——“区域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心理的不平衡”。也许，还应包括“词语的不平衡”。在岭南，当人们的舌尖弹出“普通话”时，这三个字携带着明显的压力。在刚刚过去的四十年里，“普通话”和“粤语”在中国南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在这场战争的背后，指涉着一个重要的命题——移民的身份认同。迁居异乡，物质上的紧张出自现实的压迫，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心理上丧失了安全感。

随着经济大潮的涌动，很多内地及边疆地区的人迁徙至海边——像覆巢之下的鸟儿——可他们的身份如何界定？当这类人越来越多，充塞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高速公路的加油站、餐厅的后堂时，他们和原住民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摩擦与争执？一位女教师讲述了她三十年前的经历。当她用普通话给某个学生家长打电话时，对方一听是普通话，即刻回骂了一句“鸡”；一位美丽的舞蹈家感慨：“因为化了妆，说着普通话，我就被别人说成不正经！”

我参加过这样的会议：领导上半场说的是普通话，下半场不自觉地转向粤语，好像有只大手在他脑袋内部的旋钮上转了一下，他便进入了另一频道。超市里，当女导购殷勤地说出一串粤语时，我简单地回答“听不懂”。在她将话语体系调整到“普通话”时，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非常之深，让她的瞳孔变成了一个水晶球，散射出细碎光芒。唉，轻视无需用嘴巴说出，它就转动在瞳孔的黑白间。

2017年9月，我的儿子进入外国语学校后，发现同学的英语说得很溜，简直像滑冰一样，而他则像挑着担子的农夫走在山路上。进校后的第一个月，整堂英语课他什么都听不懂。怎么办？“同学们干啥我就跟着干啥。”——无论点头或摇头，yes或no——他都照猫画虎。第二个月,他才跌跌撞撞地走出山路，看到大部队在前方。一个学期下来，虽成绩算不上好，但已经走在队伍里。

我有过多年学习英语的经历，但总觉像隔着毛玻璃看世界。那种吃力感一直紧紧地摄住我——尽管努力竖起耳朵，全神贯注聆听，但我还是在二十六个字母里迷失了方向。因为无法做到自由，所以，我只好闭起嘴巴。我从没体验到说英语的快感，在看到某本书里这样形容英语时，不觉感慨万千——“在英语那纷杂的词汇里包含着感性、神秘和突如其来的美”。

儿子从学校回家后常使用的口头禅是——“so？”每当他想问某个事件的下文时，便滑出那个词——“so？”等获得解释仍然不满时，继续——“so？”一眨眼，电子时代的秃鹰已翱翔于半空，注视着草原上那些非英语国家的孩子。唉，长此以往，汉语将情何以堪？

山雨欲来风满楼——到处都是“so？”。

从天山到宝山

在岭南的深夜，打开《中国地图册》，我会熟练地翻到最后几页，找到那片三角形的黄色之地。我细细探寻，甚至还能找到柳树泉。我用手指抚摸着那片纸，一股滑爽的感觉渗透过来。陡然间，所有钩沉的过去和当下的现在都建立起了联系。

是的，记忆变得鲜活起来——舅舅带着表哥们在白杨沟里打兔子，养父母栽种下一棵葡萄树，从农田里延伸而出的道路通往我家木门，菜窖里存放着土豆和大白菜，大雪的冬日窗户上结着冰花，绿色的韭菜花和棕红的糖蒜放在金黄的苞谷面糊糊上，夏夜里的天空黑蓝，星星硕大——我记得，我都记得。我对自己亲历的事有种强烈的占有欲，不愿让它们轻易溜走。

在远古时代，土地和宗教的关系极为紧密。那时，“放逐”是一个人最坏的命运——不仅剥夺了他维持生活的物质方式，还剥夺了他的宗教信仰和法律保护。扎根于土地，对农业民族来说是最自然的事——他们不像狩猎民族或采集民族那样习惯于迁徙。不到万不得已，农民是不会轻易离家的。如果家遭到了破坏，那便意味着陷入混乱。然而，人类又具有超强的修复功能，会适时地调整自己，努力去适应新环境。最终，迁徙的人会为自己建立起另一个新中心。

从乌鲁木齐驶向深圳的飞机升空不久，舷窗下便出现了天山。一棱一棱的钢蓝色山脉如大河起伏，扯起两侧褐黄色田野。巍峨的主峰漫山皆白，如老父般端庄慈祥。雪山下的土地像一块块几何模型，那闪着碎银的渠道弯曲，犹如巨人身上的毛细血管。只有这样一座庞然大物，才能镇得住西北荒原。而我这个喝着天山雪水长大的人，就这样——像骑鹅旅行的少年——离别了家乡。

我承认，少女时期我总想要逃离家乡，但却从未料到，有一天我会居住在东莞樟木头镇宝山上的一间屋子里。从窄小的窗口望出去，棕榈树、鸡蛋花树和细叶榕组成的热带雨林画面，伸手可触。凌晨天色未亮时，鸟儿的鸣叫此起彼伏。我在这间屋子里敲打着电脑，写下关于东天山下的回忆。我的写作虽然涉及西北和岭南两部分，但其核心议题还是那个——“人要以何种方式存在于他的时代？”

原来，到处都存在着迁徙——长颈鹿或大桦斑蝶——从此岸到彼岸；原来，这样强悍而丰沛的行为，这样的千军万马，发生在天空、草原和陆地，仿若朝圣。如果鲸鱼游动是为了追逐磷虾，角马过河是为了抵达安全地带，那我启动的这五千公里迁徙，到底是为了什么？等我真的到了异乡，发现自己像无壳蜗牛，根本无任何防卫能力。

迁居岭南后，我如鲠在喉，没有一天不写作。每日凌晨四点，我便进入了工作——像瀑布跌落，无可阻挡。也许正因为飘逸无根，我才需砥砺奋进；也许正因为边界的孤悬，我才摆脱了简陋的单线思维，在双重视域中有所发现；也许，我的写作必须滞留在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就根本不需要写作。我害怕自己在时光加速中变成干瘪老太，讪讪地告诉儿子：“我这一代人，根本就是无经验之人。”难道一定要有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才算得上“真正的经验”？我们这样的家族史，像蒲公英被风吹得四散飘零，算不算“另一种经验”？也许，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就像风景区，虽如雷贯耳，但却只占生活很小的比例，而那些随处可见的日常风光，才是人最基本的处境。正是这些躲不开、绕不过的基本处境，历练了人的个性，成就了人的一生。

在岭南燠热的夜晚，我努力向儿子解释着“过去”——也许“过去”只是种感觉，并不清晰，但又确然存在——即便我的过去、我养母和生母的过去、我舅舅和外婆的过去，都显得那样支离破碎，但我还是尽心尽力去解释。我希望他能明白——此刻的“他”，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他”还是前人无数个不同细节的最后总和；“他”的全部个性和不可替代性，都是从阡陌纵横的“过去”继承而来的。

2017年1月至2018年7月

新疆哈密、广东东莞

来源：《花城》公众号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丁燕，诗人、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2010年移居广东东莞。出版有纪实作品《工厂女孩》《工厂男孩》《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阳光洒满上学路》，长篇小说《工厂爱情》《木兰》，散文集《双重生活》《沙孜湖》《和生命约会40周》《第一个365天》《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诗集《午夜葡萄园》《母亲书》等。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提名奖、《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华文非虚构、新浪年度“中国十大好书”、文津图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大奖、百花文学奖散文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广东省“九江龙”散文奖金奖等多种国内外奖项。为中国当代“70后”代表作家之一。

↓↓为您推荐↓↓

非虚构丨王雁翔：阿里边防散记

非虚构|王雁翔：下士的梦想

短篇小说丨王族：走散的狼

莫言丨我与酒

散文丨王族：缸子肉

俗世奇人丨冯骥才：黑头

成都一食品企业6人掉废水池死亡，专家分析可能是硫化氢中毒

（健康时报记者 乔靖芳 王艾冰）6月13日晚20点，大邑县应急管理局@大邑应急发布消息：6月13日上午10:30许，四川邑丰食品有限公司停产检修期间，2名员工在检修废水管道时掉入废水池，另有4名公司员工在施救时也相继掉入池中。经政府相关部门全力组织搜救，6人已全部搜救出池，经抢救无效死亡，令人十分痛惜。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6月14日早，健康时报记者联系该公司，一直未能接听。

据公司官网介绍，四川邑丰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集榨菜原料基地建设、榨菜生产、销售、科研于一体的专业榨菜食品生产的现代化企业，公司位于大邑县青霞镇，占地50余亩，员工100多人，公司主营榨菜、休闲菜类、半固态调味料品项产品。

经初步调查，当日上午10时30分许，该公司机修工徐某、曹某某在停产检修废水管道时，掉入7米深废水池。公司负责人吴某某、泥工高某某、维修工黄某某和唐某在施救中，也相继掉入废水池。经现场初步测定，现场厂房内硫化氢浓度超标。事故发生后，环保部门对周边气体检测，各项指标没有超标。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在其微博上表示，"四川邑丰食品公司是生产榨菜的，据目前披露信息，我初步判断这六人的死因是硫化氢中毒。"

她介绍，类似事件以往也有不少。2018年夏天，重庆江津区杜市镇黑滩村2组发生一起意外，65岁的村民颜永会清洗自家泡菜池的时候，突然不明原因晕倒，然而，先后进入泡菜池准备施救的其余四人，也同样倒地不起，最后五人均不幸身亡；2017年11月29日上午，广西钦州市广泰食品厂，1人在地下腌菜池被困，随后4人进入施救。消防人员火速赶来救援时，4人已死亡，1人在现场急救中不治身亡。查新闻报道和文献，还会发现好多：某县农村腌酸制品作坊，老板清理腌菜池时突然倒地，作坊工人跳下池里救， 共6 人中毒，4人死亡；某村加工腌酸制品的个体作坊，作坊主清理腌菜池时，突然昏倒池内，家人邻居下池救他，共4 人死亡……

"清理腌菜池导致的硫化氢中毒事故，时有发生。通常因为腌菜池中咸菜存在腐烂变质现象，或者没及时清理腌菜池，腌菜残渣腐烂发酵，产生大量的硫化氢等有毒气体，腐烂有机物质越多, 发酵时间越长, 产生的硫化剂浓度越高。"朱毅教授解释，我们通常说的臭鸡蛋味，就是低浓度的硫化氢。低的就是不好闻，刺激呼吸道黏膜而已，浓度高时，嗅觉神经被硫化氢麻痹，反而没有觉察出任何不适的味道，高浓度硫化氢中毒被称作闪电样死亡，因为会直接导致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中毒者来不及自救和呼救，就立刻昏迷。没有采取防护措施的施救者，也会一个接一个相继倒下。

朱毅教授说，我国职业性中毒造成的死亡原因，硫化氢急性中毒排到第一位。硫化氢中毒死亡率顺序是污水处理业、食品业和化学工业。

"地窖式的蔬菜、水果腌渍小作坊封闭狭小，硫化氢中毒是很可能发生的。"朱毅教授建议生产企业：遵循良好操作规范，防止杂菌导致腌菜腐烂变质；腌菜取出后，腌菜池要当即彻底清理；进入菜窖、腌菜池操作前，应先进行通风换气，不能判断安全状况，就戴上防护面罩再行操作；发现有人中毒，施救者必须戴上防护面罩再去救人；迅速将受伤人员拖抬到通风地，及时心肺复苏并送医院抢救。

本次事件导致工作人员死亡原因具体调查原因还未公布，硫化氢中毒只是一种猜测，等待官方公布。

立冬，想起了那个记忆中的菜窖…冬储大白菜如何保存？

11月7日18时45分，

我们将迎来

今年冬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冬。

这些天，

气温也应景儿地下降了不少。

在这个日趋寒冷的日子里，

想起了那个记忆中的菜窖……

中国农民的智慧——“天然冰箱”

以前在北方农村，到了立冬前后，人们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存冬菜！要想存冬菜，就先得挖菜窖。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挖的菜窖，把自家地里种的白菜、大葱、萝卜、土豆等蔬菜大量储存在菜窖里，留着一家人过冬食用。

菜窖一般建在自家院内，大小根据想要存储的菜量决定。菜窖必须挖到两米多深，若是挖浅了，菜存放在里面就容易被冻透，到时候白菜吃起来就有一股冻腥味了。挖的时候，还得注意在菜窖上方的东南角留好通风口，让窖里的空气流通，这样可以起到调节温度的作用，还能避免人在里面一氧化碳中毒。窖口一般要用高粱秆编好盖在上面，再用木板或是旧棉被封好进行保暖。

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菜窖了，竣工后的菜窖，一般高出地面二尺左右，四面整齐方正，带着个斜坡，得用铁锹把土拍实了，不让它透气，这样窖里的蔬菜们就能一整个冬天都待舒服、新鲜如初了。有的菜窖当年使用一冬，来年春天平掉种地；有的菜窖不毁，秋后整修后继续使用。挖完菜窖就意味着过冬蔬菜有了家，等到蔬菜都存放好，人们就可以开始放心猫冬了。无论外面刮风下雪，都不用担心蔬菜受冻了。

不得不感叹，我们的祖先如此聪慧，可以想到建菜窖的方法，因地制宜，巧妙地利用自然规律就解决了冬储的问题。当然，现在各家的条件好了，大棚蔬菜和各种反季节蔬菜更是一年四季想吃就吃，往窖里存蔬菜已经越来越少见了。不过，老一辈的人，在冬天到来之际，还是会去买一些大白菜放在家里存储，好像看着这些大白菜心里就更踏实安心了，存储冬菜更是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种仪式感。

冬日“宝藏菜”——大白菜！

承包了整个冬天的安全感！

在寒冷的冬天，人们最常吃的一种蔬菜还是大白菜。连接北方人与大白菜的，是扛过严寒的“革命情谊”，也是冬天里热腾腾的烟火气。大白菜的含水量高，储存不当会破坏它的口感，要是家里买了很多大白菜该怎么储存才好呢？下面小编给您介绍两种方法。

方法一：室外保存

买回来之后，我们先把白菜外面的烂叶、枯叶，还有一些被虫子咬坏的部分全都择掉，放到外面进行晾晒，但不要让太阳暴晒，容易把水分晒掉，口感就不好了。晾晒2天左右，把大白菜竖着摆放到院子里的南墙根下，准备一些玉米秸秆，将大白菜围起来，或是竖着摆放到楼房的阳台上。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把大白菜的顺序换一换，把里面的摆放到外面来透透气，这样能够存放的时间就更长了。

方法二：室内保存

晾晒的步骤和室外保存的一样，晾晒好后，准备一个纸箱子，把白菜全都放进去。在最上层铺上一层纱布，然后把箱子密封起来就可以了。在纸箱上挖几个小洞，可以让大白菜透气。最后将箱子放到阴凉通风处保存，可以保存1个月左右。

虽然菜窖已经很少能见到了，

但每到初冬，

看到满载大白菜、萝卜、大葱的板车，

叫卖声此起彼伏时，

关于菜窖的记忆又鲜活起来。

撰稿、编辑：文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