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的意思(鬻的意思解释)

作者：刘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中国社科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重农桑务耕织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铸就了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标识。《吕氏春秋·上农》引后稷之语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耕织为本的思想渗入到先民的精神深处，崇武尚法的秦在彰显其功德的《琅琊台刻石》里写道“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汉初的文景之治吸取秦亡历史经验的同时，更注重从现实层面通过重农手段彰显黄老无为而治的理念，践行农本乃治国理政根基的取向，呈现出鲜明的农本思想底色。重农的政治主张也带动出一批农事题材创作的优秀作家，不仅将笔墨触角伸向更多面向的现实政治，一定程度上丰富古代农耕文明的内涵，也赋予作品以现实关怀的文学功能，为观察汉初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景之治的重农手段，主要体现在劝农诏的颁布。诏辞本身是一种现实关联性很强的应用文，刘勰《文心雕龙》专设《诏策》篇讨论它的文学价值，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和话语体系，应该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关注视野。《诏策》云：“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意思是说诏书一类的文辞，虽然创作者的范围具有特定的局限性，但却具有深广的影响力。故历代帝王相当注重诏书创作，一流的文人作家也会参与其中，此即《诏策》所称的，“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绋，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诏书创作既反映出统治者的精神意志，从文辞本身而言也是统治者与诏书拟写者之间的一种互动。以文人作家的参与拟写为例，或奉帝命旨意直接进行诏书文辞的创作，或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呼应诏书文辞，都可视为这种互动性的具体表现。文景之治时期颁布的劝农诏，即呈现出以劝农重本为核心的最高统治意志，与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农事题材创作之间的相互对话图景，挖掘并阐释其蕴含的价值意义与人文思想，不仅丰富了以土地伦理和粮食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农耕文明内涵，也是拓展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乃至“更新”文学史书写的可行路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相继颁布了五次劝农诏；景帝在位十六年，颁布过一次劝农诏，合计近四十年的文景之治共颁布六次与农事相关的诏书，这还不包括含有振贷、减免田租等具体措施方面的诏书。《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文帝时期存在的不重视农业生产的重末轻本现象，文景之治期间的全国人口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国时期的水平（参见陈业新《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为了抵御匈奴而采取的边境屯军措施，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凸显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这意味着粮食供应链的稳定，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于是采取劝课农桑、重本抑末及与民生息的政治举措，也促成了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构筑出古代农耕文明与治国理政相互统摄兼容的治理体系。

《文心雕龙·诏策》云：“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指高祖、惠帝的诏书文辞缺乏典雅。至武帝时期的诏书文辞，“选言弘奥”，“文同训典，劝诫渊雅，垂范后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选》亦收录武帝诏书两篇。文景之治时期的诏书创作是承上启下的一环，就颁布的劝农诏而言，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诏书文辞纲举目张，表现在此六道诏书多以农为天下之本的措辞开篇，接着列明具体举措。例如文帝二年（前178年）正月颁布的《开籍田诏》（题名依据严可均校辑《全汉文》，下同），以“夫农，天下之本也”开篇，举措是“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意即受到处罚者，及所借贷种子、粮食未交纳或交纳不足者均一律赦免，目的是为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生产力。同年九月颁布的第二道劝农诏，也以“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开篇，举措是“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通过减免田租鼓励百姓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重本抑末。第二，文辞存在质朴与修饰并重的现象，如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劝农诏，云：“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以“黄金珠玉”作譬喻，表达农本的不可替代性。此种表达方式影响到了之后的诏书创作，如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求贤诏》云：“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以“奔踶之马”譬喻不拘一格求贤才。第三，诏书文辞呈现模式化创作的特点，如“农……本”的开篇表达方式为后世劝农诏创作提供了可遵循的“模板”（model）。例如，武帝《减内史稻田租挈诏》以“农，天下之本也”开篇，昭帝《减口赋钱诏》是“天下以农桑为本”，宣帝《振贷贫民诏》和成帝《劝农诏》则稍变其辞，分别是“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夫洪范八政，以食为首，斯诚家给刑错之本也”。文辞已开典雅谨饬、讲究譬喻说理之风，文景之治时期的劝农诏是观察汉代诏书创作嬗变的重要文本素材。

重农措施推动了文景之治盛世局面的出现，特别是文帝的重农颇得史家的赞誉，如《汉书·文帝纪赞》云：“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多拈出“玄默”之词赞颂文帝的劝农重本之举，如《汉书·叙传》云：“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罪不收孥……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刑法志》云：“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西域传》云：“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又《贾谊传赞》云：“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玄默指称的是一种沉静无为的状态。文帝的“玄默”表现在采取一系列重农措施，以农本为先，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政治保障，促进和保持了国家稳定，也创造了实现文景之治的社会条件。它的历史启示在于，一方面植根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治国理念呼应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强调不妄为；另一方面则是在现实政治层面通过重农措施缓和阶级矛盾，无为而治又不是不作为，而是顺应民心，以民本筑牢国本。因此，古代的“玄默”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体现着中华人文精神和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核与深厚底蕴，其话语内涵值得进一步的挖掘、阐释和弘扬。

汉初劝农诏的颁布和重农思想，与贾谊和晁错的农事题材创作具有一定的互动性。如贾谊创作的《说积贮》，直接促成了文帝《开籍田诏》的颁布，这是文景之治时期的第一道劝农诏书。贾谊开宗明义地指出：“古之治天下，至纤至细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贾谊以“积贮”之词概括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的重要性，是描述粮食安全的有中国风格的话语。此外还指出了农业与其他各产业的本末关系，强调以农为本，“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新书·瑰玮》），并曾指斥“农事弃捐”“采铜日繁”所导致的“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的现象（《谏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应该说这些都与文帝所颁劝农诏的旨意是相一致的，显然受到了贾谊重农主张的影响。《汉书·食货志》明确记载说文帝“感谊言”，开始籍田和躬耕以劝百姓。

贾谊同时结合汉初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论述农本的重要性，写道：“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这是针对粮食安全与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而立论。贾谊在《陈政事疏》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说积贮》还写道：“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何以馈之？”这是针对守边军士需用粮食而论。贾谊考虑问题很全面，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重要方面都有所体认，最后总结粮食的重要性，称：“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这都看出贾谊的农事题材创作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的色彩，他不想做躲在书斋里的刀笔吏，而是努力把自己的学问和学识倾泻在汉代的土地和人民上。

晁错是另一位影响文帝重农思想的文人，与贾谊比起来，他的重农主张或措施更具体实用，诚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评价的那样，“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提出守边士卒屯垦和徙民守边屯垦的主张，既可以防备匈奴的侵扰，更重要的是解决边境戍卒的粮食需求问题，他写道：“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晁错还提出贵粟的主张，称：“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论贵粟疏》），具体实施起来就是农民可凭缴纳粮食的等差而给予相应的爵位，或者免除罪罚，目的是劝农种粮。晁错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解决边境军事粮食需求，看来这是汉初的棘手问题，称：“使天下入粟于边，以授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采纳了晁错的谏言，令民入粟于边，爵位以多少级数为标准。晁错还撰有《复奏勿收农民租》，进一步阐述贵粟授爵的主张，同时也强调适当免除租赋以缓解农民负担，写道：“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劝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熟且美，大富乐矣。”文帝所下的减免租赋的劝农诏，与晁错的主张是相承的。当然晁错贵粟主张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那就是未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仍然闪烁着可贵的农本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晁错的《论贵粟疏》除是考量汉初农本思想的重要文献外，还是一篇感情真挚、质朴简练的散文名作。如所写的这样一段话：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此文读来不免令人感慨流涕，屈原《离骚》说“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晁错可以说是继屈原之后再次书写出哀民多艰的心声。鲁迅说贾谊较晁错更有文采，实际晁错所写该篇疏作亦颇具文采，不让于谊作。首先句式多变，给人一种节奏跳跃感，涤除了公文那种沉闷板滞的文风。如“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三字、四字和六字句叠复使用，用词亦简洁明快。其次用词形象生动，表现为形容词而名词化的特征。如“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里的“乘坚策肥”四字，写出了不务农耕之人的奢靡，是对不平等的一种无声的控诉。最后是使用对比句式，营造出爱憎分明的情感表达。如“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晁错和贾谊都胸怀国家和人民，自觉践行“士以弘道”的传统儒家精神，他们的农事题材创作不但应该进入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提炼和萃取古代农本思想的一手文献，更是构建古代农耕文明史学术体系、彰显中华农耕文明精神标识的基本内容。

以文学史的书写为例，文、景二帝的劝农诏以及贾谊、晁错二人的农事题材创作，确实也影响到了汉代的文学表达。约而言之，盖有三端，一是辞赋创作里劝谏畋猎的书写，明显是农本思想在辞赋文学里的呈现，如孔臧的《谏格虎赋》写道：“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夭民命，国政其必乱”。二是汉代的赋学批评观也隐然与农本思想相关联，重农强调的是农与其它各业的本末关系。辞赋创作要求“曲终而奏雅”，就是一种本末关系。另外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区别赋作高低优劣本质上也是本末关系的反映。三是汉代文章质实风格的形成，汉初贾谊和晁错的农事题材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鲁迅就评价二人的政论文创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研究汉代的文学，还是应该多对政论性的散文给予关注，它们未必能够给予文辞层面的藻丽华腴的美感，但却如同黄钟大吕般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展现出了文学的另一种风景。

中华农耕文明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呼应着亘古绵远的“民以食为天”的永恒主题，农耕文明传统下的农事文辞及相关创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脉的体现，值得认真细读和研究。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1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