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嘉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老蒋败守台湾时带走的“大师们”，后来都怎么样了？

俗话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1949年的却已经日薄西山，回天乏力，即便如此，也丝毫没有放弃他的野心，率残部败走台湾，伺机东山再起，而在去台湾时，也从大陆带走了几位“大师”。

解放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共僵持了一年，从1947年6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开启全面的战略，军队连连败北。

的幕僚先是凭借经验主义，主张撤往大西北和大西南地区，取得地理优势，以防备人民解放军的进攻。

但此时的军队已经到了无法迎战的地步，要做的不仅是防备解放军的进攻，而是彻底避免。

所以又有了一个东撤方案——撤往台湾。

1948年底，在同意之后，着手开始安排撤台工作，的此次撤台，首先下令往台湾抢运各种军事类装备、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

其中，仅仅由蒋经国过问下，抢运走得中央银行金库的库存黄金就高达90吨左右，还有银洋1500万元、美钞1.5亿元，从淞沪地区运走了1500多船的各位物资。

除了东山再起的物资基础要充分保障之外，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还从国内带走了几位特殊的人物。

他们就是天师道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袭奉三十一代衍圣公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还有喇嘛教第七世活佛章嘉和著名的教育家傅斯年、被誉为“东方之笔”的画家张大千等人。

张恩溥

前三个人物，分别代表了道教、儒家和佛教而另外的则是学术界的大牛。

一生阅读范围颇广，特别是对传统经学一生用功最勤，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到宋明儒学，可谓是诵读不辍。

所以，利用中国的传统的学术，传统的教派和各个学术界的大师来控制国家，是从的思想中就已经表露出来的。

而他们为什么选择跟随赴台，最后又走到了怎样的境地呢？

袭奉三十一代衍圣公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生于1920年，出生之后不久就迎来了五四运动的高潮，“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日渐高涨。

而孔德成的出生，则成为了反对革命派的筹码，他们拼命尊孔，以反抗革命浪潮。

孔德成

随着孔德成的成长，的尊孔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孔德成为了保住自己的封建地位，也与合作起来。

1935年，15岁的孔德成在南京宣誓就职，已经表明了他从此效忠蒋家王朝的意愿。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1948年，孔德成自知回天乏术，便跟随逃往了台湾，他与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虽为孔子后人，行的却不是孔孟之道。

到达台湾不久之后，便邀请孔德成出任“总统府资要”，并且视孔德成为传承儒家文化的“国宝”。

在名义上，孔德成是“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国大代表”、台北博物院终身院长。

但其实没有让他过多地参与政治，1946到1948年间，孔德成分别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而后直至1991年，孔德成在台湾政局只有“国民大会”代表这一个职位。

他实际的职务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兼任教授和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还在台湾大学及辅仁大学讲授“三礼研究”、“金文研究”以及“殷周青铜彝器研究”。

到1966年11月，孔德成联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等一千五百多人，联名发起了要求设立“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并且得到了的首肯。

后来孔德成又应的要求出任了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孔孟学会理事长，全面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政坛越行越远。

1988年时，孔德成曾经出任第七任考试院的院长，但他逐渐发现自己对政界之事仍已经力不从心，但当局需要孔德成，这是从时代便埋下的线。

孔德成在台湾的几十年，因为其身份，他没有受到的迫害，反之，二者一直都是相互倚靠，相互利用的一种关系。

直到2008年10月孔德成逝世时，台湾当局的领导人还曾亲临追悼会，发表追思感言，并且身披所谓的“国旗”下葬，可以说是得以善终了。

另一位被带往台湾的是天师道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

俗话说，北有孔府，南有天师府，张天师名号自东汉时期传下来，龙虎山一直笼罩在他们的不断压榨与搜刮当中。

张恩溥出生于1904年，从小便学习道教经典和符箓等技艺，并于二十岁时执掌天师道之玉印和法剑。

可是张恩溥一直执着于复兴道统，所以年轻的张恩溥与野心家一拍即合，开始了与的密切合作。

张恩溥依靠的政治影响力扩张道教，而则是利用道教信徒控制政局。

他曾依靠上海民政局局长张晓松在政治上的帮助，1947年在上海成立了以李理山为会长的上海市道教会。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还曾授予他第二十军副军长的职位，因为这层紧密的关系，张恩溥后来随逃往了台湾。

到达台湾之后，张恩溥与1951年4月组织“台湾省道教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还在不久后成立了“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处”，作为天师张恩溥处理公务的地方。

张恩溥无疑是有野心的，大陆没有天师道的容身之处，所以想在台湾干出一番事业。

但当时台湾也有不少本土的道教教派，据调查，当时就有灵宝派、老君派、瑜伽派等五大派。

所以张天师入台之后，虽然其成立的道教会于本土道士来说没有太切身的联系，但他们还是不愿认可其宗教地位和成立的“台湾省道教会”。

所以对于张恩溥来说，在台湾实现自己的事业梦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他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来到台湾是得到了那时的台湾实际掌权人的认可的。

换句话来说，他于来说大有用处，所以随后张恩溥依然较为顺利地在台湾展开了道教活动。

张恩溥曾经蝉联三届台湾省道教会的理事长，在任内时，除了受聘在台湾各地主持醮典，对台湾各地道士举行传度仪式之外，还曾多次出国。

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都是张恩溥前往宣传教义、奏授法旨、受度道士的目的地。

但尽管有政府的鼎力支持，张恩溥还是没有如愿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广招信徒。

由于台湾省道教会的成效不佳，1957年台湾地方政府训令以立法委员赵家焯接任了理事长，整理道教会的会务，张恩溥被排除到了权力圈之外。

随后张恩溥紧接着便成立了“道教居士会”和“道教大法师会”来维持自己作为天师的权力和地位。

随着影响力的消退，张恩溥在台湾过得也不是那么顺心了，相比孔德成得到国民政府的全力支持，张恩溥的在台生活更多的是自力更生。

就这样勉力维持了近十年之后，张恩溥与1969年12月25日在台湾逝世。

他死后，还引出了一场“天师之位”的纷争，最后由台湾省道教会理事长赵家焯为代表，和张恩溥在台族人以及江西籍的代表，主张由和张恩溥具有血缘关系的堂侄张源先继任第六十四代天师之职位。

第三位被带到台湾的大师则是藏传佛教的代表，第七世章嘉。

第七世章嘉

七世章嘉名为罗桑班第达丹毕蓉梅，1890年出生于青海省的一个藏族家庭。

八岁时被光绪帝封为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1912年七世章嘉从五台山回来之后，便与国民政府越走越近。

同年10月，大总统加封七世章嘉为“宏济光明大国师”，加给年俸银一万元。

希望他能够对维护蒙古的稳定产生作用，对西藏和外蒙古也产生影响，这也是后来将其带到台湾的原因，作为宗教的精神领袖，深知把握了七世章嘉，对他控制内蒙、西藏大有益处。

章嘉亦希望借助国民政府的力量，稳固、发展他在内蒙古地区喇嘛教领袖地位。

章嘉入驻台湾之后，使得台湾社会原有的宗教生态开始发生了改变，首批的藏传佛教信徒出现，但是，自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虽有章嘉等僧人进入，但相较于台湾的民间信仰和道教等，佛教的社会影响依然不大。

但是章嘉依然为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他任职国民大会代表期间，提出了修正《监督寺庙条例》与咨请政府将前日人住持之寺庙会堂财产法物交还各宗教团体依寺庙条例处理案。

为台湾佛教争取到了极大的权益，还曾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国佛教会代表大会，1952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二届理事长。

这年九月，章嘉还曾率领台湾的佛教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二次世界佛教徒大会，并且在会议期间，与日本政府多次交涉，表明了请回玄奘大师顶骨的决心。

玄奘大师

最终如愿将玄奘大师的顶骨请回台湾，在日月潭建立佛塔虔诚供奉，这也是七世章嘉所做的一件历来为人称道的佛教大事。

但他虽为佛教事业鞠躬尽瘁，却始终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与国民政府同流合污，极力地维护的统治利益。

但七世章嘉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实现他的宏图霸业，1957年3月便在台湾逝世了。

另外一位教育界的大师傅斯年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读于陈独秀、辜鸿铭等大师的门下。

1948年时，他曾经当选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有这层关系在，他跟随赴台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到了台湾之后，除了随迁而来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外，傅斯年还在台湾大学任教，并且担任校长。

曾有学者指出，在当时那个风雨飘摇的时期，傅斯年和尹仲容可以说是台湾学术界和财经界的两个精神支柱。

傅斯年

傅斯年在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大会上曾经郑重表示：“本人结账台大，当尽绵力，以期成为第一流大学。”

当时的台湾大学前身是成立于日据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日本人成立这个大学并不是要让他承担起台湾高等教育的责任，而是用来控制台湾人。

所以傅斯年说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让台大成为台湾人的大学，担负起高等教育应当担负的责任。

为此，当时的傅斯年就如刚被聘用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一样，殚精竭虑。

蔡元培

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广泛搜罗优秀师资，进行“抢救大陆学人来台计划”，但当时很多人来了台湾之后，都觉得条件太差，不远久留，为此傅斯年很是费了一番力气。

第二件事便是全力解决最基本的现实问题。

当时台湾岛遍布二战轰炸痕迹，为了安顿学生，他决定扩建宿舍，为了台湾大学的发展，他不惜和师院、省立工学院、省立农学院等四所学院抢资源、抢资金、强设备，而他的霸道连教育部都无可奈何。

然而，还未等傅斯年大展宏图，彻底带台湾大学腾飞，他的大限便到了。

1950年十二月二十晚，傅斯年在台北南海路五十四号参加省议会，刚刚发言完毕，正在往台下走的傅斯年步履略显虚浮，不一会儿便突然倒了下去。

而这一倒，一代学术大师再也未醒来，年仅54岁的傅斯年倒在了刚刚上位七百多天的台湾大学校长任上。

张大千是1949年时被接到台湾的，与以上其他人都有所不同的是，张大千本身没有什么政治立场，作为一个画家，他需要的只是自由的环境。

对他作出了承诺， 而张大千在台湾时期也确实有不小的成就。

赴台当年十月，张大千便举办了个人画展，引起了台湾画界，的轰动。

在台湾的几十年间，他并不是一直定居，作为一个画家，他需要到世界各地参加展出，寻找灵感，与大师们切磋技艺。

张大千

所以，当时将大师带去台北为自己所用的算盘打得叮当响，却也因为承诺给他的宽松条件使得张大千一直到晚年才真正定居在台北。

自张大千回到台湾之后，因为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管是台湾当局还是商界人士，都想和张大千搭上关系。

裕隆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严庆龄替友人向张大千求画作，听闻张大千没有自己的汽车，便主动提出愿意赠送一辆本厂新产的“裕隆200型汽车”。

严庆龄

后来，张大千还在台北四处寻地，最终与台北市至善路购入了一块地皮，亲自画出了建筑草图，请人建造，还取名为“摩耶精舍”。

摩耶精舍落成之后，张大千才算完全安顿了下来，后来他便经常在台北举行画展，1977年12月还在台北出席了亚太区博物馆会议，作了题为《论敦煌壁画艺术》的演讲。

在81岁到84岁四年间，张大千在台湾出版了《大风堂名迹》、《张大千书画集》等五部著作，包括台湾在内，于多地举办了个人画展五次，还创作了篇幅巨大的《庐山图》、《宝岛长春图》等作品。

晚年的张大千过得是充实的，愉快的，但心中仍有很多遗憾，他与远在大陆的亲人一直到1983年去世，都未能实现欢聚一堂的愿望。

不管是孔德成还是张恩溥，亦或者七世章嘉，他们在去台湾之前，或多或少都与有所勾结，早已经不是纯粹的学者、宗教领袖。

与这三位大师从一开始便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的关系，如果说这三位大师代表的是传统，那么傅斯年和张大千等文人墨客便属于台湾新兴的未来。

甚至中国人对正统的认可，带走儒家正统孔德成、道家正统张恩溥、藏传佛教正统七世章嘉，带走代表着最先进科学知识的学者，就是在告诉中国百姓，真正能够胜任总统之位的，只有他。

也表明了他卷土重来的决心，可天并不遂人愿，以为掌握了所谓的“正统”，人心就会再次聚集到他身边，殊不知百姓有一双雪亮的眼睛。

究竟谁才是真正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人，他们看得非常清楚，心里也非常清楚。

老蒋败守台湾时带走的“大师们”，后来都怎么样了？

俗话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1949年的却已经日薄西山，回天乏力，即便如此，也丝毫没有放弃他的野心，率残部败走台湾，伺机东山再起，而在去台湾时，也从大陆带走了几位“大师”。

解放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共僵持了一年，从1947年6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开启全面的战略，军队连连败北。

的幕僚先是凭借经验主义，主张撤往大西北和大西南地区，取得地理优势，以防备人民解放军的进攻。

但此时的军队已经到了无法迎战的地步，要做的不仅是防备解放军的进攻，而是彻底避免。

所以又有了一个东撤方案——撤往台湾。

1948年底，在同意之后，着手开始安排撤台工作，的此次撤台，首先下令往台湾抢运各种军事类装备、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

其中，仅仅由蒋经国过问下，抢运走得中央银行金库的库存黄金就高达90吨左右，还有银洋1500万元、美钞1.5亿元，从淞沪地区运走了1500多船的各位物资。

除了东山再起的物资基础要充分保障之外，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还从国内带走了几位特殊的人物。

他们就是天师道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袭奉三十一代衍圣公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还有喇嘛教第七世活佛章嘉和著名的教育家傅斯年、被誉为“东方之笔”的画家张大千等人。

张恩溥

前三个人物，分别代表了道教、儒家和佛教而另外的则是学术界的大牛。

一生阅读范围颇广，特别是对传统经学一生用功最勤，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到宋明儒学，可谓是诵读不辍。

所以，利用中国的传统的学术，传统的教派和各个学术界的大师来控制国家，是从的思想中就已经表露出来的。

而他们为什么选择跟随赴台，最后又走到了怎样的境地呢？

袭奉三十一代衍圣公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生于1920年，出生之后不久就迎来了五四运动的高潮，“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日渐高涨。

而孔德成的出生，则成为了反对革命派的筹码，他们拼命尊孔，以反抗革命浪潮。

孔德成

随着孔德成的成长，的尊孔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孔德成为了保住自己的封建地位，也与合作起来。

1935年，15岁的孔德成在南京宣誓就职，已经表明了他从此效忠蒋家王朝的意愿。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1948年，孔德成自知回天乏术，便跟随逃往了台湾，他与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虽为孔子后人，行的却不是孔孟之道。

到达台湾不久之后，便邀请孔德成出任“总统府资要”，并且视孔德成为传承儒家文化的“国宝”。

在名义上，孔德成是“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国大代表”、台北博物院终身院长。

但其实没有让他过多地参与政治，1946到1948年间，孔德成分别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而后直至1991年，孔德成在台湾政局只有“国民大会”代表这一个职位。

他实际的职务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兼任教授和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还在台湾大学及辅仁大学讲授“三礼研究”、“金文研究”以及“殷周青铜彝器研究”。

到1966年11月，孔德成联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等一千五百多人，联名发起了要求设立“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并且得到了的首肯。

后来孔德成又应的要求出任了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孔孟学会理事长，全面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政坛越行越远。

1988年时，孔德成曾经出任第七任考试院的院长，但他逐渐发现自己对政界之事仍已经力不从心，但当局需要孔德成，这是从时代便埋下的线。

孔德成在台湾的几十年，因为其身份，他没有受到的迫害，反之，二者一直都是相互倚靠，相互利用的一种关系。

直到2008年10月孔德成逝世时，台湾当局的领导人还曾亲临追悼会，发表追思感言，并且身披所谓的“国旗”下葬，可以说是得以善终了。

另一位被带往台湾的是天师道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

俗话说，北有孔府，南有天师府，张天师名号自东汉时期传下来，龙虎山一直笼罩在他们的不断压榨与搜刮当中。

张恩溥出生于1904年，从小便学习道教经典和符箓等技艺，并于二十岁时执掌天师道之玉印和法剑。

可是张恩溥一直执着于复兴道统，所以年轻的张恩溥与野心家一拍即合，开始了与的密切合作。

张恩溥依靠的政治影响力扩张道教，而则是利用道教信徒控制政局。

他曾依靠上海民政局局长张晓松在政治上的帮助，1947年在上海成立了以李理山为会长的上海市道教会。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还曾授予他第二十军副军长的职位，因为这层紧密的关系，张恩溥后来随逃往了台湾。

到达台湾之后，张恩溥与1951年4月组织“台湾省道教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还在不久后成立了“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处”，作为天师张恩溥处理公务的地方。

张恩溥无疑是有野心的，大陆没有天师道的容身之处，所以想在台湾干出一番事业。

但当时台湾也有不少本土的道教教派，据调查，当时就有灵宝派、老君派、瑜伽派等五大派。

所以张天师入台之后，虽然其成立的道教会于本土道士来说没有太切身的联系，但他们还是不愿认可其宗教地位和成立的“台湾省道教会”。

所以对于张恩溥来说，在台湾实现自己的事业梦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他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来到台湾是得到了那时的台湾实际掌权人的认可的。

换句话来说，他于来说大有用处，所以随后张恩溥依然较为顺利地在台湾展开了道教活动。

张恩溥曾经蝉联三届台湾省道教会的理事长，在任内时，除了受聘在台湾各地主持醮典，对台湾各地道士举行传度仪式之外，还曾多次出国。

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都是张恩溥前往宣传教义、奏授法旨、受度道士的目的地。

但尽管有政府的鼎力支持，张恩溥还是没有如愿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广招信徒。

由于台湾省道教会的成效不佳，1957年台湾地方政府训令以立法委员赵家焯接任了理事长，整理道教会的会务，张恩溥被排除到了权力圈之外。

随后张恩溥紧接着便成立了“道教居士会”和“道教大法师会”来维持自己作为天师的权力和地位。

随着影响力的消退，张恩溥在台湾过得也不是那么顺心了，相比孔德成得到国民政府的全力支持，张恩溥的在台生活更多的是自力更生。

就这样勉力维持了近十年之后，张恩溥与1969年12月25日在台湾逝世。

他死后，还引出了一场“天师之位”的纷争，最后由台湾省道教会理事长赵家焯为代表，和张恩溥在台族人以及江西籍的代表，主张由和张恩溥具有血缘关系的堂侄张源先继任第六十四代天师之职位。

第三位被带到台湾的大师则是藏传佛教的代表，第七世章嘉。

第七世章嘉

七世章嘉名为罗桑班第达丹毕蓉梅，1890年出生于青海省的一个藏族家庭。

八岁时被光绪帝封为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1912年七世章嘉从五台山回来之后，便与国民政府越走越近。

同年10月，大总统加封七世章嘉为“宏济光明大国师”，加给年俸银一万元。

希望他能够对维护蒙古的稳定产生作用，对西藏和外蒙古也产生影响，这也是后来将其带到台湾的原因，作为宗教的精神领袖，深知把握了七世章嘉，对他控制内蒙、西藏大有益处。

章嘉亦希望借助国民政府的力量，稳固、发展他在内蒙古地区喇嘛教领袖地位。

章嘉入驻台湾之后，使得台湾社会原有的宗教生态开始发生了改变，首批的藏传佛教信徒出现，但是，自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虽有章嘉等僧人进入，但相较于台湾的民间信仰和道教等，佛教的社会影响依然不大。

但是章嘉依然为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他任职国民大会代表期间，提出了修正《监督寺庙条例》与咨请政府将前日人住持之寺庙会堂财产法物交还各宗教团体依寺庙条例处理案。

为台湾佛教争取到了极大的权益，还曾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国佛教会代表大会，1952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二届理事长。

这年九月，章嘉还曾率领台湾的佛教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二次世界佛教徒大会，并且在会议期间，与日本政府多次交涉，表明了请回玄奘大师顶骨的决心。

玄奘大师

最终如愿将玄奘大师的顶骨请回台湾，在日月潭建立佛塔虔诚供奉，这也是七世章嘉所做的一件历来为人称道的佛教大事。

但他虽为佛教事业鞠躬尽瘁，却始终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与国民政府同流合污，极力地维护的统治利益。

但七世章嘉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实现他的宏图霸业，1957年3月便在台湾逝世了。

另外一位教育界的大师傅斯年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读于陈独秀、辜鸿铭等大师的门下。

1948年时，他曾经当选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有这层关系在，他跟随赴台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到了台湾之后，除了随迁而来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外，傅斯年还在台湾大学任教，并且担任校长。

曾有学者指出，在当时那个风雨飘摇的时期，傅斯年和尹仲容可以说是台湾学术界和财经界的两个精神支柱。

傅斯年

傅斯年在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大会上曾经郑重表示：“本人结账台大，当尽绵力，以期成为第一流大学。”

当时的台湾大学前身是成立于日据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日本人成立这个大学并不是要让他承担起台湾高等教育的责任，而是用来控制台湾人。

所以傅斯年说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让台大成为台湾人的大学，担负起高等教育应当担负的责任。

为此，当时的傅斯年就如刚被聘用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一样，殚精竭虑。

蔡元培

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广泛搜罗优秀师资，进行“抢救大陆学人来台计划”，但当时很多人来了台湾之后，都觉得条件太差，不远久留，为此傅斯年很是费了一番力气。

第二件事便是全力解决最基本的现实问题。

当时台湾岛遍布二战轰炸痕迹，为了安顿学生，他决定扩建宿舍，为了台湾大学的发展，他不惜和师院、省立工学院、省立农学院等四所学院抢资源、抢资金、强设备，而他的霸道连教育部都无可奈何。

然而，还未等傅斯年大展宏图，彻底带台湾大学腾飞，他的大限便到了。

1950年十二月二十晚，傅斯年在台北南海路五十四号参加省议会，刚刚发言完毕，正在往台下走的傅斯年步履略显虚浮，不一会儿便突然倒了下去。

而这一倒，一代学术大师再也未醒来，年仅54岁的傅斯年倒在了刚刚上位七百多天的台湾大学校长任上。

张大千是1949年时被接到台湾的，与以上其他人都有所不同的是，张大千本身没有什么政治立场，作为一个画家，他需要的只是自由的环境。

对他作出了承诺， 而张大千在台湾时期也确实有不小的成就。

赴台当年十月，张大千便举办了个人画展，引起了台湾画界，的轰动。

在台湾的几十年间，他并不是一直定居，作为一个画家，他需要到世界各地参加展出，寻找灵感，与大师们切磋技艺。

张大千

所以，当时将大师带去台北为自己所用的算盘打得叮当响，却也因为承诺给他的宽松条件使得张大千一直到晚年才真正定居在台北。

自张大千回到台湾之后，因为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管是台湾当局还是商界人士，都想和张大千搭上关系。

裕隆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严庆龄替友人向张大千求画作，听闻张大千没有自己的汽车，便主动提出愿意赠送一辆本厂新产的“裕隆200型汽车”。

严庆龄

后来，张大千还在台北四处寻地，最终与台北市至善路购入了一块地皮，亲自画出了建筑草图，请人建造，还取名为“摩耶精舍”。

摩耶精舍落成之后，张大千才算完全安顿了下来，后来他便经常在台北举行画展，1977年12月还在台北出席了亚太区博物馆会议，作了题为《论敦煌壁画艺术》的演讲。

在81岁到84岁四年间，张大千在台湾出版了《大风堂名迹》、《张大千书画集》等五部著作，包括台湾在内，于多地举办了个人画展五次，还创作了篇幅巨大的《庐山图》、《宝岛长春图》等作品。

晚年的张大千过得是充实的，愉快的，但心中仍有很多遗憾，他与远在大陆的亲人一直到1983年去世，都未能实现欢聚一堂的愿望。

不管是孔德成还是张恩溥，亦或者七世章嘉，他们在去台湾之前，或多或少都与有所勾结，早已经不是纯粹的学者、宗教领袖。

与这三位大师从一开始便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的关系，如果说这三位大师代表的是传统，那么傅斯年和张大千等文人墨客便属于台湾新兴的未来。

甚至中国人对正统的认可，带走儒家正统孔德成、道家正统张恩溥、藏传佛教正统七世章嘉，带走代表着最先进科学知识的学者，就是在告诉中国百姓，真正能够胜任总统之位的，只有他。

也表明了他卷土重来的决心，可天并不遂人愿，以为掌握了所谓的“正统”，人心就会再次聚集到他身边，殊不知百姓有一双雪亮的眼睛。

究竟谁才是真正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人，他们看得非常清楚，心里也非常清楚。

看看大清王朝的过年习俗，了解满清皇宫是怎么过年的

康熙书写的多子多才多寿“福”字

春节是国人最隆重的节日，清朝管现在的春节叫元旦。清代宫廷过年有很多烦琐的礼仪，也逐渐形成了很多习俗，这些习俗有的与民间相同，如煮腊八粥、贴春联等，有些则为皇家所独有。根据《国朝宫史》、《养吉斋丛录》等书记载，清宫过年习俗大体有以下几种。

清代盛世五位皇帝新年御笔《五帝赐福图》

一、皇帝开笔书福

清朝皇帝开笔书写“福”字，开始于康熙朝，到年节时，康熙帝开笔书“福”，赏赐大臣和内值人员。以后逐渐成为定例，并定于每年腊月初一开笔书福。

乾隆十七年以后，皇帝开笔书“福”前，先到阐福寺拈香，然后回重华宫的漱芳斋书“福”。

书写第一个“福”字时，用康熙用过的御笔，上面刻着“赐福苍生”四字。《国朝宫史》记载，“皇帝以‘赐福苍生笔赐’书‘福’字十余福贴各宫。”“十五、六等日，召御前大臣、侍卫至重华宫；二十六、七等日召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乾清宫，赐‘福’字。”

当面领赐“福”字的亲王、郡王、御前大臣等，以次跪到皇帝的书案前，亲自看着皇帝把字写好，然后叩首谢恩，尾随捧着皇帝赏赐“福”字的两名太监退出。赐“福”字时，也有另赐给“寿”字的，还有加赐四字吉祥语的，如“宜春迎祥”、“一年康泰”等，但这些只有亲近的大臣才能得到。

大臣也以得到皇帝赏赐的“福”字为荣，如探花出身的王际华，为官三十一年，得到皇帝赏赐的“福”字二十四幅，后来自己加以装表，悬挂府中，并取名“二十四福堂”，以示得到皇帝恩宠。

二、过腊八节

腊八节是佛教节日，这一天要吃腊八粥。

据《燕京岁时记》记载，煮腊八粥所用的八种食物是：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和去皮枣泥，用水煮熟后，外面再用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瓤、松子、白糖、红糖及葡萄作点缀。腊八节这天，清廷要派亲王、郡王或大臣到雍和宫管理煮粥事宜。

同时，腊八节这天，还要在皇宫西北角的中正殿设一个小金殿，即黄毡圆顶的房子，皇帝升殿，御前大臣侍于左右，众喇嘛在殿下唪经，由或章嘉胡图克图活佛到圣驾面前，给皇帝拂拭衣冠，去除不祥，俗称送岁。

三、祭灶神

灶神又称灶君，民间又叫灶王爷，据说腊月二十三这一天，灶王爷要升天，祭灶的目的就是让他在玉帝面前多说好话。本地有“二十三，糖果粘”的谚语，意思是这一天用糖果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在玉帝面前说不了坏话。

清代宫廷每年于腊月二十三这天在皇后的正宫——坤宁宫煮祭肉的大灶前祭灶神。祭祀时备香案，设供品32种及黄羊一只，另有奉天内务府进贡的麦芽糖，皇帝、皇后都要亲自到灶神前拈香行礼。

四、进春帖子

每年立春之前，南书房翰林等都要向皇帝进春帖子词。当年立春的，在二十日以前呈进；新年立春的，在二十日以后呈进。然后交给懋勤殿首领太监恭呈御览后，陈设在乾清宫西暖阁温室内案上，将旧的春帖子词换出收贮于懋勤殿。

所谓春帖子，就是这些官员呈进的黄色小折子，上面写着五言或七言绝句。起初，对所进春帖子的诗没有规定，乾隆二十五年（1760），才将春帖子定为五绝一首，七绝两首。

五、放爆竹

皇宫平时不允许燃放烟花爆竹，宫殿建筑多用木料，怕引起火灾。但过年时例外。

过年燃放爆竹从腊月十七日开禁，道光丙戌年改为腊月十九日。腊月二十四日以后，皇帝出宫，每过一门，内监都要放一枚爆竹，入宫时也要燃放。听到爆竹声，内值大臣就大体知道皇帝轿子的远近了。

六、安设天灯、万寿灯

腊月二十四日，在乾清宫左右丹陛上安设万寿灯两座，丹陛下面左右安设天灯两座。从这天起，天灯每晚都要上灯，一直到二月三日为止。万寿灯的灯柱为盘龙楠木，灯柱呈八面形，每个灯柱上悬挂万寿宝联八幅，共十六幅。

除夕，在皇帝升保和殿筵宴时，总管内务府大臣率领人员从乾清门进入，把万寿灯柱的宝联收起，同时安设五色八角圆灯。除夕这天，在两廊及甬道的石栏上也要装灯，这天晚上及元旦、正月十一、十四、十五、十六等日，两廊及甬道都要上灯，直到正月十八日撤灯。

七、贴春联、挂门神、张挂宫训图

清宫的春联与现在流行的不同，因为满族崇尚白色，所以清宫的春联都是以白绢书写，外包蓝边，内镶红条——样子有点象过丧事挂的挽联。每年腊月二十六日开始在各处楹柱和门户上张贴，到第二年的二月初三再摘下收起。

挂门神是为了祛鬼镇邪，门神上最初画的是神荼、郁垒，从唐朝以后改为秦叔宝和尉迟敬德。据《宫女谈往录》老宫女回忆，也有用《封神演义》中哼哈二将即陈奇和郑伦的。

据《国朝宫史》记载：每岁十二月二十六日张挂春联、门神，先期，工部奏闻。至日，外朝三大殿等处，工部、内务府官员督同匠役人等张挂。其内廷等处，由门神库太监先期报知宫殿监，宫殿监传齐营造司首领太监舆进。先自乾清门、乾清宫以及各门各宫等处验明左右，敬谨张挂。次年二月初三日仍传营造司太监等收入，交门神库太监领回收贮。

在挂春联、门神的同时，东西六宫太监首领将各宫钦定宫训图“敬谨张挂”，到第二年收门神时再一并摘下收藏起来。十二份宫训图都画有宣扬封建美德的古代后宫故事，无非教育后宫嫔妃遵守妇道、恪守三纲五常。

各宫所挂宫训图分别为：

景仁宫为燕姞梦兰图；

承乾宫为徐妃直谏图；

钟粹宫为许后奉案图；

延禧宫为曹后重农图；

永和宫为樊姬谏猎图；

景阳宫为马后练衣图；

永寿宫为班姬辞辇图；

翊坤宫为昭容评诗图；

储秀宫为西陵教蚕图；

启祥宫为姜后脱簪图；

长春宫为太姒诲子图；

咸福宫为婕妤当熊图。

八、画椒屏、岁轴

画椒屏和岁轴无非都是为了烘托节日气氛。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椒屏之制，以绢素为质，先由内廷词臣拟吉语四字为标题，并拟所画景物与四字音义相协者，于十二月朔开单呈览，交内府绘画人物器饰而缀以椒。每帧署原拟吉语，复制颂一章题其上，亦内廷词臣所书。”

岁轴也是先由词臣拟成五言吉祥联语，于腊月初一呈给皇帝御览，然后交画苑“以彩绢设色”，画上祥花、宝穗、鼎、卣等物，上面再写上之前拟好的吉语。

九、皇帝封宝和开宝

年底时，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届时由一名内阁学士率典籍官到乾清门，门的左边设有黄案，宫殿监率领交泰殿首领太监恭恭敬敬地打开装皇帝印玺的宝匣，把印玺捧出，放在案上。然后由学士率领典籍官把印玺擦洗一新，再交给交泰殿首领太监放入宝匣。年底封宝，表明皇帝不再办公了。

开宝在次年正月，由皇帝亲自参加。首先由宫殿监率领交泰殿首领太监在殿内摆设供案，并摆设酒果，点燃香烛，行三跪九叩大礼，吉辰到后进行开封，皇帝拈香行礼，行礼完毕再将印玺放回宝匣。

十、皇帝封笔和开笔

皇帝封笔开始于康熙朝，除夕这天进行，表明这一年皇帝不再批答奏章。

据《养吉斋丛录》记载，乾隆年间戡定金川时，除夕下午突然接到军营奏报，是有关办理粮运的事务，因为皇帝已经封笔，于是就口授值守大臣，“缮旨颁发”，表明皇帝这天不再动笔。

开笔则在元旦早上，皇帝清早起来，到各处拈香完毕后，来到东暖阁，点上蜡烛，写上几句吉祥语，如“宜入新年万事如意”、“三阳启泰万象维新”等，就算开笔了。由此看来，所谓封笔，也仅除夕一天时间。

此外的习俗还有掸尘（打扫宫廷卫生）、元旦道新喜、递如意、除夕筵宴鸣秋虫、赐荷包、进春仪等，这些习俗有的还在民间流行，虽然方式与宫廷有较大不同，而更多已经绝迹，毕竟过境迁，不少习俗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或属于陋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