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劫(命劫之人是什么意思啊)

聊斋小故事:命劫

洛村来了一个姓张的外地人，名张宇。左邻右舍与他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此人是一个凶恶之人，蛮横不讲理。渐渐地，平日无事都不敢与他亲近，像瘟神一样远远地躲着他。

张宇购买了数亩田，与一户姓黄人家的田地接壤。

黄家的人很是勤劳善良，在自家田边种了很多桃树、梨树。

每当梨子和桃子成熟后，黄家的儿子就高高兴兴地去摘着吃。

张宇瞅见后，竟然大声呵斥他，最后恶狠狠地将黄家的儿子赶走了，还脸皮厚地说那些树都是自家的。

黄家之子委屈极了，哭着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黄父听罢，感到很惊讶，自家种的树何时成张家的了。

正在这时，张宇撵了过来，站在门口破口大骂，还说要到衙门去告状。

黄父不想招惹他，赶快陪着笑脸向他道歉，张宇仍是怒气冲冲，忿恨离去，好似不占理的真的是对方。

张宇拿着写好的状纸来到沂县，刚好碰到老乡杜石，后者在沂县开当铺。两人因是同乡，顿感亲切。

看着张宇手中的状纸，杜石便问：“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张宇便把要打官司的事告诉了他。听完事情的始末，杜石笑着说：“没想到老先生换了地方，还是这么的霸道啊！你的名声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认识姓黄的那个人，他平时待人和善，哪敢占你的树啊？恐怕你说的是反话吧？”

然后拿过张宇手中的状纸，将其撕碎，又把他拉进铺子里，准备给他做思想工作，调解调解。

张宇虽然表面上答应杜石不再追究此事，但内心仍忿恨不平，又暗中拿铺子的笔写好了一张状纸，藏在袖口，非要去告状不可。

不一会儿，黄父跟了过来，找到杜石后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他，并央求杜石劝一下张宇，别让他去告状。

黄父感叹道：“我就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活了大半辈子也没吃过官司。只要不打官司，区区几棵树就让给他吧！”

杜石看着老实巴交的黄父，又把张宇喊了出来，告诉他黄父表示退让，要把那些树让给他。

张宇气焰更加嚣张了，指天画地骂了黄父一顿。

后者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说好话，不敢为自己辩驳一句。

事情终于了了，又过了四五天，杜石碰见村子里的人，随口问了黄、张两家的情况，却得知张宇已经死了，杜石大吃一惊，又叹息了一番。

一天，杜石外出办事，远远地看见路上走着一个拄拐杖的人，凑近一看，竟然是已经死去的张宇。

张宇热情地向他打招呼，并邀请他到家中去坐。

杜石松了一口气，有些责备道：“前些日子忽然听到你的不幸，那些人怎么能瞎传啊？”

张宇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地拉着他进村，到家后摆上酒宴招待他。

这才说出真相：“前些日子的传言是真的。前几天我出门的时候，遇见了两个官差，说要把我抓到官府去。

我也没有犯事，问他们原因，他们摇头说不知道，只是奉命行事。

我想自己早些年出入衙门数十年，也不是怕见官的人，也没害怕。就跟着他们去了衙门，看见一个当官的面带怒容，大声问道：‘你就是那个姓张的吗？你恶贯满盈，还不知悔改，又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像你这样蛮横凶暴的人，真该下十八层地狱！’

另一个人拿着簿子说：‘这个人虽然干尽坏事，曾也做过一件善事，罪不该死。’

那位当官的接过簿子看了看，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改口说：‘先暂时送他回去，以后要是还敢欺横霸市，绝不轻饶。’

于是，数十人大声呵斥将我撵走。我不解，问：‘因为什么事把我抓来，又为什么放我回去？还请明示。’

当官的点头示意一名小吏，后者拿着簿子走下来，指着上面的一部分内容给我看，只见上面写着：崇祯十三年，用三百钱，帮一对夫妻避难。

那小吏说：‘要不是因为这件事，你的小命就没了，下一次投胎就会成为畜牲。’

听到这里，我才感到一阵后怕，就赶快跟着抓我的那两个官差回来了。

路上，两哥官差向我索要银两，我生气地说：‘你们不知道我在衙门待了二十多年，只有我勒索别人的钱财，你们怎么敢向老虎讨肉吃！’

二人这才不吱声，默默地将我送回村里，抱怨说：‘这趟差事，我们连一杯水也没有讨着。’

二人走后，我进了家门后，才从床上苏醒过来，原来是阎罗索命来了，而我的身体已气绝两天了。”

杜石听了很好奇，便追问那件好事的始末。

原来在崇祯十三年，刚好遇上大灾年，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四处颠沛流离，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骇人事件。

那时，张宇还在沂县衙门当捕头。一次看见一对男女哭得伤心欲绝，就上前去问原因。

女子回答说：“我们本是一对新婚夫妻，成亲才半年多，就闹起了饥荒，家里已经没有任何粮食了，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所以很绝望。”

张宇只好安慰了几句，便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在油坊门口碰上了两夫妻，远远地看着，好像在争吵。

张宇又上前询问。油坊的夏掌柜对他说：“这对夫妇说他们快要饿死了，天天都来讨麻酱度日。现在男子又说要把老婆卖给我。我家里已经买了十几口人了。哪还缺人啊！如果价钱便宜我就买，否则就算了。哪有一直缠着卖人的道理！”

男子听后急红了脸，说：“眼下粮食比珍珠还贵，若是没有三百文钱，根本不够我逃荒。我卖掉妻子，只是想两个人都能活下来，如果卖了妻子我还是要被饿死，又何必选择卖妻这条路呢？不是我硬要和您讨价还价，您就行行好帮帮我们吧！”

听了始末，张宇很同情那对夫妻，便问夏掌柜愿意出多少价钱。

夏掌柜算了算，说：“如今一名妇女，顶多值一百个钱吧！”

张宇让他不要少于三百钱，自己愿意帮那对夫妻出一半的钱。可夏掌柜坚决不同意。

张宇见掌柜油盐不进，生气地对那男子说：“这个掌柜太小气了，不必和他讲价了，我今天就送你们三百文钱。能一起逃荒，夫妻又不被拆散，不是更好吗？”

便从兜里掏出了三百文钱给了这对夫妻。夫妻二人流着泪磕头拜谢后就走了。听完张宇说完这件事，杜石对他大加赞赏。

自此以后，张宇将以前的所有恶行都改了，彻底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如今，他已七十，身体仍很结实。去年某一天，杜石到周村去办事，正好碰上张宇与人争执，众人围着怎么也劝解不了。

杜石笑着大声招呼说：“怎么？你又想为桃树梨树的事去告状吗？”

张宇一听，恍然大悟，沉思了片刻，一下就改变了态度，垂下手，低着头离开了。

同样演师父，同样爱上命劫之人，时影和白子画相比，差异巨大

最近，一部备受粉丝期待的仙侠剧《玉骨遥》突然空降了，作为已经烂大街的题材，仙侠剧想要拍出新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不，《玉骨遥》一开播，很多人就发现它与曾经大热的《花千骨》在故事设定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同样是师徒虐恋，徒弟同样都是师父的命劫之人。

但是随着《玉骨遥》剧情的持续展开，我们发现，两部剧在剧情和人设等方面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尤其是男主时影和白子画的一些差异，让《玉骨遥》拥有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很多观众观看。

那么时影和白子画相比，有哪些差异呢？

白子画禁欲清冷，隐忍负重，面冷心热，不善表达，道义心重，责任心重；时影看上去孤高清冷，实际上腹黑热情，思想活跃，不受拘泥；

作为长留掌门，白子画的一生背负着重要使命，注定要保护天下苍生。他虽然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因为师父的殷切期望，他还是放下了自己云游四海的想法，收敛欲望，继任掌门之位，恪守着戒痴戒贪戒情的门规要求。

五上仙分崩离析，紫熏问白子画为什么放弃自己的追求，去做自己不喜欢的掌门，他没有解释；收花千骨为徒，明明对他来说有很多不合适，他也不拒绝。白子画的性格清冷孤傲，看似不在乎规则之外的人和事，却又在规则之内逆来顺受。

他的感情是内敛的，处事方式是严肃的，他恪守教条，是完美的仙门表率。即使当他面对着不合情理、教条的规则，他还是自觉遵从，哪怕这样会让他的徒弟同样受委屈。

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子画特别隐忍，这样的人，容易委屈别人，也容易委屈自己身边的人。

而时影虽然修仙，本质上还是个凡人少年。他少年老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清冷孤傲，实际上却腹黑幽默，心思玲珑。

虽然时影立过誓言：“不娶妻，不作乐，终身侍奉神明”，但并不代表他古板无聊，他只是早早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并愿意为了这个志向做出一些牺牲，哪怕是自己的感情。

他可以为了志向不娶妻不作乐，但不代表他的心态一直郁郁寡欢。在九嶷山，他可以和重羽斗嘴抖机灵，也可以和大司命斗智斗勇。

时影聪明睿智，灵活机动，哪怕是对着混沌说谎话，他也能张口就来，面不改色心不跳。

跟白子画相比，时影的性格明显活泼许多，他更像是一个故作成熟的少年，有自己的骄傲，也有自己的明媚阳光。

白子画包容，主张徒弟自主学习；时影激进，主张通过鸡娃而激发徒弟的学习热情。

白子画一生只收一个徒弟，他对花千骨悉心教导，但是更注重花千骨的悟性，每次带给花千骨一本书，让她自己修习。而面对长留山上的其他弟子，他并不关心，也并不在乎。

时影有教无类，没有只收一个徒弟的打算。弟子公平竞争，而对于心怀异心的弟子，他也能做到一视同仁，用善念感化。

青罡要杀他，他却给青罡解了毒，并且循循善诱教青罡术法；

朱颜懒散，时影就通过教没有任何修仙基础的仙侍学习术法来警示朱颜，鸡娃成功，促使朱颜在学习上日益精进。

在爱情上，白子画回避，从未承认自己的感情，从未清楚自己的心，直到心爱之人死了才后悔不及；

时影虽然一开始也选择了逃避，但他早早知道了自己的心，前期虽然为了道心放弃过朱颜，后期经历波折，勇敢认爱，并为了自己的爱人而死。

花千骨是白子画的生死劫，朱颜也是时影的命劫之人，面对这样不该共生的命劫，白子画和时影一开始都动了善念，选择了远离，回避。

但是当爱情避无可避，真的到来时，他们的做法又是截然不同的。

白子画选择了回避到底，他从未承认自己对花千骨的感情，哪怕花千骨为了他被世人误解，被泼绝情池水，被赶至蛮荒，白子画虽然也为了花千骨承担了责任，但是他的借口永远都是自己是师父，师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而时影一开始虽然也没有承认对朱颜的感情，但是他及时赶走了朱颜，避免两个人在一起感情越陷越深，及时止损，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朱颜和她的家族免受自己的牵连。

后来，时影下山，和朱颜经历了众多波折，最后他终于勇敢认爱，对朱颜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爱她就要大声说出来，在这方面，时影真是勇敢多了。

精神层面上：白子画恪守清心戒欲，墨守成规导致悲剧；时影不受大司命PUA，人格更为独立，有质疑精神，当他发现神不作为时，甚至有勇气弑神来反抗不公。

小骨为了白子画偷神器，虽然不对，但其实也情有可原。可白子画竟然眼睁睁的看着其他人诋毁她，刁难她，坐视不理。在白子画的认知里，花千骨偷了神器，就是不对的，就应该接受惩罚，所以，哪怕他知道小骨的委屈，也不主动解释，而是墨守成规，让花千骨接受不公的惩戒。

花千骨身负洪荒之力，她一开始并没有做错什么，可白子画还是不相信她，觉得她错了，惩罚了她，把她发配到蛮荒。

而最后，当他发现花千骨犯了无法弥补的错误时，选择的是与花千骨同归于尽的方式。白子画从来不缺承担责任的勇气，但是他缺乏质疑精神，缺乏反叛的勇气，更是缺乏对情感的包容。

这些问题，导致花千骨最终对他失望，以自己的死诅咒他不老，不死，不伤，不灭。

白子画所坚守的道义，是墨守成规的道义，他明知道反人性，却不去反抗，不去解释，这是一种愚。

时影虽然自少时就跟着大司命学习术法，但是对于大司命的所有要求，他并不是样样遵从。时影对任何事情有自己的判断，大司命觉得时影应该回到嘉兰为自己的母亲复仇，时影却觉得母亲自杀，就是不希望自己回去，他应该守护的是家国大义，而是单纯的一己之私。所以，他选择了终生侍奉神明。

后来，当他发现神不作为，以看苍生涂炭为乐时，也有勇气以凡人之躯弑神。时影充满了反抗精神。

时影坚守的公平道义，是天下人的公平道义。在他的眼里，神之所以能高高在上，是因为他们能护佑苍生，但是当神不作为时，他同样可以将神拉下神坛。

仙侠剧是市场上久热不衰的题材，而神仙的恋爱更是吸引观众眼球的利器。想要拍一部好的仙侠剧，不仅在大的框架上有苍生大义的精神，在细节上也要有好的新意，只要在内容上出彩一点，就会吸引大批的观众。

《玉骨遥》虽然没有达到现象级爆火的程度，但在人设塑造上还是很成功的。跟白子画相比，其实时影的人设更符合现在的三观，也更容易促使观众共情。对于仙侠剧爱好者来说，可以一刷。

关于白子画和时影的对比，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一起讨论。

人生四劫 每一个劫都是一个转折点 要怎么过？

阳极则阴，阴极则阳；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长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一定是起起伏伏，起伏程度不同，在不同的时间点就会有不同的状态出现。

低谷极致时期的时间点，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就是劫。

人生的劫是由社会环境、家庭、时代以及人生进程决定的，这些现实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生进程的影响。

人生的进程，从出生到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不同的阶段中需要做与自己人生进程相符合的事，同时也会有与对应的困境出现。

过，则会有新生，不过则继续积累直到下一个劫出现，同样，不过会继续积累，一直到去世都持续在这个状态之中，这就是人生的劫。

在我看过的命例数据中，以年龄为维度，主要集中在28-33岁，37-42岁这两个年龄阶段。

有事情、遇到困境，才会想看在命理信息上会不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年龄集中，且男女表现一致，说明大多数人在这两个时间阶段范围内都会有困境出现。

人生的劫一共有4个，第一次是在7岁左右的时间点，第二次是30岁左右的时间点，第三次是在40岁左右的时间点，第4次是在60岁左右的时间点。

7岁时间

人生的第一次劫出现是在7岁左右，主要和家庭有关。

7岁的时间，人的主观意识、判断能力开始逐渐显露，但是家庭的影响更大，7岁之前家庭灌输的观念会和自己在这个时间点的主观意识起冲突，最后综合在一起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会影响一生。

在这一时期，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在家庭父母手中，7岁左右的年龄狗都嫌，好动，对危险的认识又不足，父母监护人如果没有看护好，就容易出现意外。

30岁时间

人生第2次劫的出现，和工作、感情婚姻有关系。

在这个时间点，人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感情经历，希望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更好的事业发展路径，同时也希望自己之前的感情状态能够稳定下来。

这一时期人会很焦虑，如果选择错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就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或者一生持续。

40岁时间

人生第3次劫的出现是在40岁左右。

按照常理，40不惑，这个年龄年段，已经有了足够的判断力，非常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但从命理得到的数据看，这一时期的人也非常多，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事业上限，家庭和睦、子女上。

如果前一个劫过去了，在这一时期，40岁左右，应该是公司高管或者自立门户，人会想知道自己还有多大的潜力，自己的成就上限在哪？不甘于现有的东西，死守着过重复的日子。

另一方面，家庭和子女的成长教育问题也会凸显出来，这一时期更多是肩上责任的压力。

而这一时期的人需要的是一个能看得到的希望。

找到自己希望的寄托点，就可以度过这个劫，到下一阶段。

60岁时间

人生第4次劫的出现是在60岁左右。

60岁还没到谈生死的年龄，这一次的劫和生死无关，和自己的认知有关，过了前三劫到60岁，基本已经是一个有成就的人，这时候已经放权，有大把的时间。

空闲的时间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出现，由于以往的成功，人会认为自己能够辨别、应对出现在自己身边的信息，但由于年龄的增长，对信息的接受程度下降，认知水平下降，大多数时候对一些新生信息无法明辨，就容易上当受骗。

英明一世，毁于一时。

人生是有进程规律的，每个年龄段，就像小麦成长一样，该拔节的时候拔节，该抽穗的时候抽穗，什么阶段做什么事。

年少轻狂可以，年老狂妄就会显得面目狰狞，中年而立，需要承担责任，依然像个小孩一般不负责，又能怎样过好人生？

每一个劫都是一个转折点，7岁的时间是价值观念的形成，受家庭环境的影响；30岁是对未来方向的选择；40岁是对未来成就的把握；60岁是不逾矩，安静的做一个有智慧的长者。

每个人的人生进程大体都符合这4劫的规律，在对应的时间，做出与之对应的选择行为，才能配时配位，才能长久有序的发展。

辛德勇漫谈《燕然山铭》︱汉代经学与史学家班固

在前面的篇章里，我已经谈到，《燕然山铭》的发现，在文献学上的价值，不在于找到了前所未知的著述，而是目睹了更加原始的版本。这样的“原始版本”，对史学问题的研究，虽然也具有很大价值，但对经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作用要更为关键，其文本的差异也更有特殊意义。

至于这篇铭文对研究东汉时期相关历史问题的作用，前面我已经就其中最主要、或者说是最突出的问题，做了比较具体的阐释，只是特地留下一个与其作者班固个人身世相关的问题，在此一并予以叙说。

一、泐损的“永元石经”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中国社会上流传已久的一种通俗说法，给人以汉武帝以后中国的政治统治思想以及附丽其旁的社会文化便是由儒家一统天下。实际上汉武帝不过是援经义以饰治术，打个斯文的幌子而已，生时死前，都根本没有以儒治国的想法。西汉元、成二帝以后，所谓“儒术”才得到人君的尊崇，而经学主导地位的全面确立以及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度融合，即所谓世道人心，一归于夫子之学，应该是进入东汉时期以后的事情。清初大儒顾炎武论中国古代社会风俗的变迁，以为“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又云：“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及“两汉风俗”条），即谓迄至东汉，儒学始得纯正。

东汉一朝，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书也普遍流行。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的手段，经学的内容和经书的传布，只能靠口授手抄。可以想见，一个老师传授一种文本，抄写一次会出现一次讹变。日久天长，同一种经书，不同的文本之间，免不了会产生很多差异。到了东汉后期，如蔡邕所见：“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世间流传的经书，其文字混乱，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为此，蔡邕奏请正定经书的文字，得到了汉灵帝的允准（《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

于是，在熹平四年三月，一派和煦的春光里，汉灵帝“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卷八《灵帝纪》）。——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由蔡邕发起倡议，也是由蔡邕亲笔书写上石。“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也就是说，大家竞相赶到太学门前，观摩石碑上的经文，以核对并校改自己手中经书的文字。东汉京师雒阳城里的住户，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千余两（辆）”车，这些“观视及摹写者”应是来自全国各地。人们都把太学门外的石经，奉为标准的模板。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熹平石经》残石拓片（取自赵立光编著《风雨沧桑九百年：图说西安碑林•碑石（秦—盛唐）》）

由于“石经”的镌刻对校定经书文本发挥了良好作用，在这之后，颇有人效法其事，重新刻制这样的石质经书。例如，在曹魏，于正始年间立有所谓“三体石经”（亦以立碑年代称作“正始石经”），唐有“开成石经”，等等。除了这样的文本出自朝廷勘定之外，世人看重“石经”，与其形态稳定，能够坚固耐久，不易像竹帛纸张的写本一样发生变异，也是一项重要原因。这一点，对后世的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

《熹平石经》本来是研究东汉经书和经学最重要的文本，可遗憾的是，在北魏时期，《熹平石经》即遭到严重毁损，被笃信佛教的官员，将其用作石材，以建筑浮图精舍，后来叠经变故，至今已存留无几。近人马衡先生辑录存世零散残存文字的拓片，编成《汉石经集存》一书，世人可藉此略见其仿佛。

比汉灵帝“诏诸儒正《五经文字》”更早，在章帝建初四年，就搞过一次正定《五经》文字异同的活动。这次活动是“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并做出最终裁决（《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又卷七九上《儒林传》上）。值得注意的是，《燕然山铭》的作者班固，参与其事，并奉命撰集其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白虎通义》（《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

班固虽然是以史学著作《汉书》与太史公齐名，并称于世，但身在经学盛世，自然也是首先要以经学安身立命。《后汉书》本传称其“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而当时人乃以“通儒”目之（《后汉书》卷《卢植传》），故亦谙熟经书，所以汉章帝才会让他来撰集《白虎通义》。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燕然山铭》中，班固援用了许多经书的语句。由于所处的时代和他在经学传承中的地位，这些语句，对东汉的经书和经学研究，当然会有重要价值。现在通过中国和蒙古两国学者的辛勤考察工作，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比《熹平石经》要早很多的摩崖石本，就好像发现了一部前所未知的“永元石经”。假若铭文保持完好，真可谓一字千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相关的经学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岁月久远，风吹雨淋，《燕然山铭》刻石的文字，泐损严重，有很多已经模糊不清，特别是其中一些与经文直接相关的重要字词，现在已经很难辨识。

二、从“大麓”到“区夏”

迄至目前为止，中蒙两国参与实地考察并制作铭文拓片的学者并没有公布《燕然山铭》比较清楚的拓本或是原石照片，这给精确的刻石文字研究造成一定困难。前此我对这篇铭文所做的辨识，只能依赖相关考察人员在网络上公布的拓本照片，以致有很多文字难以确切认定。

中国方面参与《燕然山铭》考察工作的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在2017年第12期的《文史知识》上发表《蒙古国<封燕然山铭>摩崖调查记》一文，公布了他们对刻石铭文的判读。我在2018年年初，读到这篇文章，知其判读结果如下：

《文史知识》所载齐木德道尔吉等对《燕然山铭》刻石的判读〔☐：摩崖刻石字迹模糊无法辨识之字；◯：摩崖刻石所无之字；：摩崖刻石作此而与《后汉书》不同的字〕

这一判读，有的与我此前发表的看法一致，有的则与我的辨识存在出入。总的来说，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直接目验拓本，又曾亲临现场观察原石，看到的铭文，一定会比我清楚得多，判读的结果理应多可信从。将来更加清晰的拓本公布之后，人们也自然会参照拓本，做出自己的抉择。

《燕然山铭》局部拓本（据《中国收藏》2017年第10期）

不过根据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已经公布的拓本照片，对比其中一些相对比较清晰的字迹，我对他们的判读，仍持有一些疑问。在目前情况下，还不敢遽然率皆信以为是。例如，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所定“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句中的“一”字，《后汉书•窦宪传》虽然就是这样书写，但我看原石拓本的照片，觉得还是镌作“壹”字的可能性更大。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解释说这句话是本自西汉杨雄进谏给哀帝的上书，其中有句云“以为不一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可是检核《汉书》原文，却是把“一劳”书作“壹劳”（《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再看《熹平石经》残石的后记，其中亦有语云“壹劳而久逸，暂费而❐（案下有阙文）”，整个句子与此《燕然山铭》几乎一模一样，具体文字的写法，则如我对《燕然山铭》的辨识一样，是镌作“壹”，而同一块碑石上前面另镌有“经本各一通”云云字样，可见书写者对“壹”之与“一”，做有明显区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定，“壹劳久逸”应该更符合东汉时期比较正规的用法。又如，“其辞曰”三字，《后汉书•窦宪传》即如此书写，可是，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却把其中的“其”字，标注为摩崖石刻与《后汉书》不同的字。其实审视原石拓本也应是此字，只是汉隶的字形与正书略有差别而已。其复原的铭文，何以至此，完全不得其解。

《熹平石经》后记残石（据马衡《汉石经集存》）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想现在还是暂且保留自己的辨识意见，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误读误判。这样，提供一些不同的认识和思考，以供大家参看，或许更有利于人们最终准确地认定刻石铭文的内容。

摩崖刻石中直接出自经书的文字，虽然大多都因泐损而一时难以辨识，但参照刻石中可以比勘的文字，可知刻石铭文与传世文本毕竟大多基本相同；也就是说传世文本还是保存了《燕然山铭》的基本面貌。因此，对《后汉书》和《文选》等传世文献中的录文，还是应当给予高度的认识。

清朝以迄的学者，对早期传世文献中引录的经文，都很看重。例如其辑录经书文句的工作，即有清吴云蒸《说文引经异字》、缪佑孙《汉书引经异文录证》、皮锡瑞《汉碑引经考》（实际上涉及的不仅限于严格意义上的汉碑，也包括摩崖刻石等石刻形式）等。他们在《燕然山铭》引录或是借用的经书文句方面，也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对经学史研究很有帮助。

清道光刻本吴云蒸《说文引经异字》

清光绪刻本皮锡瑞《汉碑引经考》

摩崖刻石中的相关文字，虽然泐损比较严重，但在其他辅助条件充分的情况下，有时通过一两道字痕就可以确定原来刻的到底是个什么字。在古代铭文的研究中，文字的辨识与利用这些文字来从事学术研究，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情，常常是可以互为前提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妨姑且先积极关注清朝学者利用《后汉书》和《文选》所做的工作，关注他们利用这些传世文本所得出的见解。一方面，这些内容是《燕然山铭》文献学价值的重要体现，不能避而不谈；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深入解析这些内容，反过来也有助于我们透过残存的字痕，复原《燕然山铭》刻石的原始形态。

谈到《燕然山铭》涉及的经学问题，首先需要知悉班固所受经学的流派。众所周知，汉代的经学传承，有今文和古文两大系统。所谓“今文”源自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本，而“古文”直接出自战国时期文字书写的文本。在班固所处的东汉前期，今文学说盛行，但班固由于“所学无常师”，清人刘文淇称其“良以家世之渊源，父执之讲习，于今古文之学均能择善以从”，兼而通之（清成蓉镜《禹贡班义述》卷首刘文淇序）。这样的“通儒”，在当时并不多见。

这样，对待《燕然山铭》采用的经文，更需要一一具体分析。况且同属今文或是古文，也还有具体门派的区别，这就更需要一事一议了。经学家们，讲究的就是这一套，每一处文字，都很重要。

《燕然山铭》开篇谓窦宪“寅亮圣皇，登翊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其中“寅亮”出自《尚书•周官》“贰公弘化，寅亮天地”之语，“纳于大麓”乃径用《尚书•尧典》成文，“惟清缉熙”也是《诗经•周颂•维清》的原句（只是通常是把“惟清”书作“维清”），这些在唐章怀太子李贤的注里，都有清楚说明。班固援用这么多经书里的词句，不过是为谄媚窦宪，称颂他辅弼汉室的功勋和独揽朝纲的枢臣地位。

在这些密切关涉经学的文句中，与两汉经学传承关系最为重要的是“纳于大麓”这一文句。当时经学家对《尚书》中这句话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把“大麓”的“麓”释为山脚，另一派则把“大麓”解释成“大录”，即总理国事的意思。西汉元帝报丞相于定国书，其中有“万方之事，大录于君”的话（《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就是藉用《尚书》的典故，谓丞相总持政务为“大录”。关于这两种解释，到底出自哪一门派，后世的经学研究者说法不一，外行人一下子很难摸清门道。

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比较认同清人陈乔枞和皮锡瑞的看法，乔、陈两人乃谓遵循其字面语义将“麓”字释作山脚的，是古文经学家和今文经学中的欧阳氏学；而把“大录”解作总持政务之义的是今文经学中的大小夏侯氏之学（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卷一。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一）。核诸班固在《燕然山铭》中的用法，乃是以“大麓”为“大录”，可知在这一点上，他是承用大小夏侯一派的学说。

认证这一点，对我们了解东汉前期经学的具体发展状况，是很有意义的。盖班固著《汉书》，在《地理志》中既引桑钦古文《尚书》之说，又引平当所传欧阳氏今文《尚书》之学，现在我们在《燕然山铭》中又看到了夏侯氏之今文《尚书》的鲜明体现，这清晰反映出班氏融通诸家学说于一身的实际情况。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后来才出现像郑玄那样的通识鸿儒，将今古文经学熔铸为一体，构建出一整套内容完备的经学体系。

附带说明一下，皮锡瑞已经指出，“纳于大麓”的“于”字，也表明班固在这里采纳的是夏侯氏《尚书》的写法，欧阳氏《尚书》则与此不同，乃是书作“入”字（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一），可见这个“于”字关系重大，不是怎样写都行的。《后汉书•窦宪传》和《文选》载录的《燕然山铭》，本来也都是书作“于”字，可是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判读的铭文，却是把它写成了“于”，这一点是非常令人疑惑的。像这样的情况，也使我不能简单地依从他们的释文。

《燕然山铭》中类似的经文，还有很多，只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刻石拓片，字迹模糊不清，实在无法一一比勘摩崖刻石的铭文。以后若能公布更加清晰的拓本，相信读者能够更多关注相关的问题，以进一步落实铭文所涉及的经学内容。

在相对比较清晰一些的刻石铭文中，还有一些文字，虽然不是直接出自经书，但仔细揣摩，对经学研究也会有所帮助。

例如，在经书使用的虚词方面，清人王引之撰《经传释词》，曾列举这篇铭文中“所”字的用法叙述说：“《后汉书•窦宪传》《燕然山铭》‘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文选‘所’作‘可’，‘可’与‘所’同义，故‘可’得训为‘所’，‘所’亦得训为‘可’。”（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五）其实《后汉书•窦宪传》和《文选》的异文，究竟哪一个字才是其原始的形态，这对准确了解“所”、“可”二字的实际转换情况，是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通过刻石铭文，得以确认《后汉书•窦宪传》的“所”字，乃是班固本人写定的文字，而《文选》的“所”字则是后人传写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习惯所做的同义替换。

又如，《后汉书》等《燕然山铭》传世文本中“恢拓境宇”这句话，我审辨原石拓本，将“境宇”二字更定为“畺㝢”，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则将其识作“疆寓”。我感觉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的判读与刻石的字迹并不吻合。“畺”之与“疆”只是字形的差别，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异，但作“㝢”还是作“寓”，却能够引生更多一些思考，并触及经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今本《汉书•叙传》中，当述及《西南夷两越朝鲜列传》时，班固语曰：“攸攸外寓，闽越东瓯。爰洎朝鲜，燕之外区。汉兴柔远，与尔剖符。”对这个“寓”字，清人王念孙尝有考释云：

“寓”当为“㝢”字之误也。《说文》：㝢，籒文“宇”字。闽越东瓯，皆在汉之南徼外，故曰“外㝢”〔王粲《鹖赋》：“震声发乎外㝢。”〕，犹下文言“燕之外区”也。若作“寄寓”之“寓”，则义不可通。刘逵《吴都赋》注引此作“悠悠外宇”，故知“寓”为“㝢”之讹〔张衡《思玄赋》“怨髙阳之相㝢兮”，《风俗通义•祀典篇》“营㝢夷泯”，今本“㝢”字并讹作“寓”〕，而此字师古无音，则所见本已讹作“寓”矣。（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之《汉书》第十五“外寓”条）

这个“㝢”和“宇”，系同字异构，清人薛传均的《文选古字通疏证》，对此做有详细的论证（《文选古字通疏证》卷一），故《后汉书》的录文转用“宇”字，也算得上是一种正常的衍化。

就像《燕然山铭》以“畺㝢”连用来表示领地的界限一样，这个衍化而生的“宇”字，也常常被用来表示疆域，其中“区宇”并连就是一种很常见的用法。如东汉马融《广成颂》所说“垧场区宇”（《后汉书》卷六〇上《马融传》）、张衡《东京赋》中的“区宇乂宁”（《文选》卷三汉张衡《东京赋》）以及隋朝官修的《区宇图志》（《太平御览》卷六〇二《文部•著书》下引《隋大业拾遗》），等等。显而易见，其中的“区”字，大致亦与“畺㝢”的“畺（疆）”字相当，表示统辖区域的界限或是边界。

由此进一步推衍，不禁令我联想到《尚书•康诰》中提到的“区夏”：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区夏”二字在这里是指初兴于西陲的周室，这一点显而易见，而《尚书》伪孔传与唐人孔颖达的义疏俱释“区夏”为“区域诸夏”（ 唐孔颖达等《尚书注疏》卷一三），后世说《书》者则多将其解作并且也用作“中夏”之义，实则于文义俱扞格难通，“中夏”一说尤与周文王“修我西土”的实际情况相悖戾。长久以来，一直没有人对此“区夏”做出通畅的解释。

若是比照“畺㝢”和“区宇”的语义，把这个“区”字解作疆界，那么，就可以把“区夏”理解为居住在缘边地带的华夏之人，这便与周公因封授康王于东国而谆谆讲述周人肇兴自“西土”的艰难历程这一背景契合无间，上下语句之间，似乎也略无抵牾。

看起来只要勤于思考，《燕然山铭》刻石残存下来的这些文字，是可以为经学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的研究有所贡献的，关键是要具备相应的背景知识。

三、丹青易着 大雅难鸣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历史。每时每刻，或把自己的言行迭垒于历史的丰碑之上，或是刻画于耻辱柱中。

大多数人的言行举止，看起来好像平平常常，因而人们往往会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无关天下大势，一旦身经黑暗的时代，当时总讲什么“社会就是如此”，过后又要说什么“当时的大环境就是那样”，终归自己心安理得，没有一丁点儿社会责任。

冒险犯难，以至杀身成仁，这确实很难，我等凡夫俗子，要是做不到，似亦不必过多自责。但只要天良未泯，我们心里总应该明白，一个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总应该心生感激，心存敬意，向那些奋起抗争的英雄致敬。

在黑暗的岁月里，不向威权献媚，不因功利的诱惑而随声起舞，这是一个正派人的底线，更是正派读书人的需要坚守的基本立场。这样做，通常并没有什么危险，饭还可以照样吃，觉也能照样睡，只不过失去爬上去的机会而已（当然最可恶的还不是这些卖身投靠的家伙，而是那些既做了婊子又大模大样地给自己立牌坊的无耻之徒）。狗洞本来就不是人行通道，不往里爬，是很正常、也很平常的选择。

写下这篇《燕然山铭》的班固，是一位书写历史的学者。历史学家稽古鉴今，自然要比其他人负有更多的历史责任，要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勇于恪守正义的良知。这就像大学讲坛上的历史研究者一样，不能在学生和不相干的人面前，古往今来，讲的云遮雾罩，一派“清流”的扮相，而在现实的权势面前却是媚态百生，攀高附贵，奴颜婢膝，仅仅为了多叼到一两块骨头。

在登上燕然山之前，班固已经大体完成了其传世名作《汉书》的写作。有意思的是，关于一个历史学家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班固在《汉书》中对他的西京前辈司马迁，讲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羣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録。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对《史记》撰著中的疏略和抵牾的批评，只是技术性问题，在此姑且置而不谈，下面我们来解析一下班固对司马迁个人行为和他撰著《史记》指导思想的评价。

首先人们需要明白，班固的《汉书》，完全是因袭《史记》的“纪传体”体裁，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近乎原封不动地袭用太史公的原文。这种体裁，为司马迁首创，而司马迁在这种所谓“纪传体”史书中最为核心的创建，是人物列传。做出这样的创建，是出自司马迁对个人命运的深切思索和关怀，其间也寄寓着他的人生信念，是有血有肉的史家在倾心关注有血有肉的生命。班固讥讽他“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殊不知司马迁所述，都是直接针对汉武帝时期残酷的政治现实和堕落的社会风尚，有见而发，有激而言，字里行间，无处不透射着他的人生追求和身世感慨，这些正是太史公史笔的可贵之处，足以光曜千古，绝不是班固空泛的道德高调所能轻易贬抑的。

班固显然很不理解司马迁的人生追求。《汉书•司马迁传》所说“《小雅•巷伯》之伦”，唐人颜师古有注释云：“巷伯，奄官也，遇谗而作诗，列在《小雅》。其诗曰‘萋兮菲兮，成是贝锦’是也。”颜师古说的“奄官”，也就是宦官，即班固以为司马迁之撰著《史记》，不过像作《小雅•巷伯》之诗的宦者那样自伤自悼而已，而他所标榜的人生态度，应如《诗经•大雅•蒸民》诗中所吟咏的那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后世市侩哲学中那条“明哲保身”的训谕，就是出自这里。

遵循这样的人生哲学，班固当然不会像司马迁那样出于天理而去触犯上意，面对当政者的淫威，他不仅仅限止于献赋称颂、与时俯仰而已，甚至一味奉迎窦氏兄妹的私意，卖身求荣。

东汉历史上的外戚阉宦之祸，大致都是肇始于窦氏兄妹时期，窦宪其人堪称罪魁祸首。这次窦宪在永元元年带兵征讨北匈奴，不过是他们兄妹二人为控制朝政而玩弄的一个计谋，这在前面相关的篇章里我已经做过具体的说明。面对窦氏兄妹专擅朝政，当时朝臣中的正直人士，纷纷挺身抗争。如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尚书何敞亦因上书切谏，遭外放左迁（《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此外，还有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太尉宋由等人，也都刚正不阿，显示出高风亮节（《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与这些正人君子相比，班固写下的这篇《燕然山铭》，可谓谄媚至极，不啻活脱脱画出了自己的奴才嘴脸。

前面已经谈到，班固在《燕然山铭》中援依大小夏侯一派今文经学家的说法，以《尚书•尧典》中“纳于大麓”的经文，来比拟窦宪总理朝政的地位，可是窦宪领兵北征时的正式身份，不过是个形式上依附于汉和帝、实际上依附于自家小妹窦太后的“侍中”而已，拜受统兵的车骑将军之后，虽说“官属依司空”（《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也就是参照司空的标准配备下属官吏，但这毕竟还算不上是三公之一的司空，况且仍旧是一个戴罪之人。这“纳于大麓”一语，本来是用在舜帝身上的话，清人陈乔枞总结西汉以来迄至新莽的实际用法，是“凡三公、丞相皆可云‘大录’，不必居摄也”（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卷一）。依此标准，窦宪是无论如何也不够格的，可是班固却就是这样谄媚，这样无耻，硬是要违逆礼制，用个这么大个词儿，来向这位权臣表述忠心，以报答窦宪的恩德。因为窦宪在出征前特地把班固提拔为“中护军”这个秩级二千石的“高干”（《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下）。

无奈权力场上的投资，结果往往很难预料。想不到窦宪很快就在永元四年的夏天倒台了，作为窦宪的党羽，班固也被牵连入狱，随即死于囹圄之中（《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这就是班固为自己人生所演奏的《大雅》之章。看起来即使一心想要明哲保身，也并不像班固期望的那么容易。

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著作。

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撰著《后汉书》，当写到班固的传记时，对比司马迁的《史记》，对他们两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谓“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这是讲从史书撰著的技术角度看，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这两部书都是成功的史学名著。

不过范晔对班固撰著《汉书》的价值观，同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一样，也是颇有微词：

（班）彪、（班）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 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

这里的“轻仁义，贱守节”六字，恰如班固人生的写照。不过范晔讲“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是说班固因不识眉睫之间的灾祸，以致“智及之而不能守之”。这样的认识，实际上是含糊其辞，既不清楚，也不确切。

班固的问题，是把个人的荣华富贵凌驾于天下公理之上，为一己私利而苦心钻营，所以才招致杀身之祸；而且他的悲剧，不在于下狱殒命，乃是身败名裂。清初人朱鹤龄曾就班固以良史之材而“为窦宪作《燕然山铭》，卒至下狱以死”事慨叹道：“甚哉！文章之不可以媚人也。”（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一三《书渭南集后》）又清后期人罗惇衍，也在一首咏史诗中，对比“乐恢郅寿中流柱，力折权豪气自雄”之壮举，叹惜班固其人其事及其遭遇云：“可惜兰台文冠世，洛阳牢户泣秋风。”（《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卷一七《窦宪》）司马迁激于天理人情，为李陵仗义执言，遭受腐刑之辱，尽管这受到班固的无情嘲讽，却作为一个堂堂正正、有情有义的人，留下万古英名。

内蒙古大学学者拍摄的《燕然山铭》刻石所在的山崖

这两位盖世史学家的命运，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云：“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镌刻《燕然山铭》的那块突起的山崖，就是班固的耻辱柱。发现这通摩崖刻石，其最大的社会作用，便是警醒当今的历史学家，时刻以天下苍生为重，把握好手中那只笔，走好脚下的路。人在做，天在看。

《玉骨遥》朱颜是时影的命劫之女，预言实现了？原因远比结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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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完了《玉骨遥》可以聊聊朱颜和时影之间的爱情了。

看到朱颜对时影的爱，总是让我想起张爱玲的那句话，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这是张爱玲爱胡兰成的感受。

一个人深爱另一个人的时候，爱情的颜色是基于自己的性格和成长经历调和出来的。不管胡兰成是什么样的人，总之在张爱玲的眼里就是仰视，她的爱情关键词是卑微。

这个我们也能理解，缺爱的人总是渴望得到更多的爱，也由此自卑而让爱也卑微。

那么，朱颜呢？一开始伊说说是比较迷惑的，朱颜的经历可谓是充满了爱，也是顺风顺水，她和雪莺相似的，却没那么柔弱是有担当和英气，和雪鹭是相反的，但她看上去比雪鹭更渴望被爱。

你看朱颜的从小生活环境，朱王只有她母亲一位王妃，可谓夫妻情深，对比白王府和皇宫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朱王府没有内宅争斗，只有夫妻恩爱同心协力管理赤族。

朱王夫妇只有朱颜一个女儿，在两百年前赤族也有女子当王的先例，所以朱颜在王府不仅有嫡长女的地位，也拥有所有人的爱，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而且，我们也看到，朱王夫妇对朱颜的礼法管教很少，还有渊总管的陪伴守护。这个成长环境已经相当不错了。

也就是说，朱颜从小到大不缺爱，相反她是在爱的蜜罐里长大的女孩，这就是当下我们常说的富养女孩吧。

那么，问题来了，在赤族上下的聚焦点中，在充满爱和自由的松弛环境下长大的女孩，既不缺爱也阳光自信，为什么在爱时影这件事情上，会如此的卑微？

朱颜的卑微不是那种千方百计讨好时影，而是根本不相信时影会喜欢她，会爱上她，再继续深究，这种对被爱的不自信，不是因为她有不配的这种心结，而是她的不自信。

你会发现朱颜是不是本身就挺拧巴的？本就是开朗热情，敢作敢当，自信乐观的女孩，偏偏在爱情面前变得如此纠结，还让她和时影之间的误会一次又一次的加深。

最重要的是，每一次两个人关系的决裂都让人有种意难平，明明可以用嘴说清楚的事情，偏就嘴不见了，就剩下一颗拧巴的心了。

直到追完这部剧，才明白朱颜对时影的爱，其中有太多的不得已，按照剧情朱颜是时影命劫之女的预言实现，是两次，先聊聊第一次。

大司命救下时影的时候，就有预言有一女是时影的命劫之人，如果在十八岁之前没有遇到那便没有性命之忧。所以，大司命才会把时影藏于谷中，让重名守护，在十八岁之前不得见九嶷山之外的任何人。

九嶷山中的弟子皆为男子，从来没有女弟子，大司命自以为这样做可以万无一失，可没想到命运还是让时影见到了朱颜，也让预言一步一步地实现了。

大司命因为自己的执念，这一点后面会单独写文聊，他为时影多年筹谋，就算知道了朱颜是时影的命劫之人，他觉得问题也能解决。他给朱颜下了咒语，一旦朱颜起了灭时影的心，便会咒语启动，阻止朱颜的行动，时影也可平安一世。

可是，大司命没想到的是，预言是实现了，还实现了两次，却一次都不是朱颜想要灭时影，那个咒语也就失效了。

因为，当时影知道了大司命对朱颜做的这一切，他便要破了这咒语保护朱颜。

看第一次预言实现的时候，是止渊自称海皇，想要用自己的性命换取空桑和鲛人不再起争战。

时影是少司命，又是空桑的皇子，肩负着守护空桑的责任。他和大司命预测到，七十年后，鲛人的海皇会成为整个云荒的主宰者，也就是空桑会被覆灭。

所以，时影要提前灭了海皇，阻止预言的实现。这就有了时影和止渊的对决。

对于朱颜来说，时影是她的师父，是她一直暗恋深爱的人，可止渊是守护和陪伴她长大的渊总管，渊总管和她认识在一起的时间要比时影多很多年。

一边是自己的师父爱人，一边是父兄般的亲人，朱颜挡在时影的剑前，苦苦哀求时影放了止渊。

时影不顾朱颜的恳求，还是坚持要灭了止渊。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一下朱颜的反应。

人的情绪是在一瞬间崩溃的，可是崩溃也需要力量，这个力量却是从前的种种积蓄。

时影质问朱颜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命保护止渊，朱颜冲口而出，因为只止渊是她的心爱之人。后来，朱颜对时影解释，那是为了救止渊的托词，可是这当中的微妙感情也可窥一斑而知全貌。

为什么朱颜认为她说止渊是自己心爱之人，时影就有可能放过止渊呢？说到底，朱颜还是想证明，她在时影的心里是有分量的，是有一席之地的。

只有在乎你的人，才会在乎你的眼泪和笑容。

时影拒绝放过止渊，也让朱颜认定了时影是不在乎她的，而这一幕，细想一下在之前两个人的相处中，朱颜有多少次都说过一句话，原来师父还是在乎我的，心里还是有我的。

朱颜像不像现实中，那些千方百计索爱的女孩。用无数个行为，让对方证明自己是爱她的。

朱颜是缺爱吗？她并不缺爱，她是爱得不自信，爱得卑微。

这种不自信和卑微只存在她和时影之间，朱颜对旁人都是坦坦荡荡，自信又果敢的，唯独在时影面前，一切都变了。

这一切还要回到最初两个人的相遇。

彼时，时影还是空桑的世子，而且是一位天赋过人，才德兼备的世子。其美名在整个云荒都被人口口相传。朱颜是赤族的郡主，远在边塞居住，随父来皇城参加帝君生辰大典。

朱颜对世子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仰慕之心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值，她要采一朵最漂亮的雪寒薇，送给世子。其情从一开始便是不平等的。

还没等朱颜送花，就遇到了世子时影，还帮她解围免去了秋水娘娘的责罚。更为重要的是，世子还因为此事被父皇责罚，还引发了后来的命运灾祸。

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后，时影在朱颜的心中是什么？除了一见倾心的爱，更多的是感恩和愧疚。

从此，朱颜的生活目标就是，努力学法术找到回天之术，她要救世子。

她上九嶷山，千方百计见到时影，并不是知道了时影的世子身份，而是她想找到世外高人教她法术，但是，时影发现眼前这位女子就是自己的命劫之人，就是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会取自己性命的人。

怎么办？提前灭了这个女孩，时影的恻隐之心做不到，那就只能避而不见。就是因为这样的拒绝，让朱颜认为时影看不上她的资质。

等到后来，在大司命的筹谋下，时影为了不让大司命的计划实现，便收了朱颜为徒弟。其实，这个时候，时影对朱颜的感情已经和别人不一样了，难道朱颜没有感受？

朱颜有感受，可是她不敢相信，时影或者说师父是喜欢她的。

她对时影有敬重，也有对自己的否定；她对时影有仰视，也有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她对时影有欣赏，也有对自己的轻视；她有对时影的爱慕，也有对自己情感的不接受。

总之，朱颜对时影的感情，把自己尽可能地放低，低到了尘埃里。

但是，她的性格又让她不甘心这种卑微，这不是她想要的爱，也不是她想要的关系模式。所以，只要时影表示出拒绝或犹豫，都会触动她那根卑微的神经，或生出自我否定的情绪，或做出言不由衷的事情。

这便是朱颜对时影的暗恋，本来是双向奔赴的爱情，却因为这份卑微，变成了暗恋和拧巴的爱。

很多时候，原因远比结果重要，预言实现了，却不是当初想的那般，其原因看似是时影和朱颜的命运纠缠，却也是朱颜和时影内心的各种心结所致。

人人都渴望双向奔赴的爱情，却发现更多是在各站拧巴的关系里患得患失，沉沉浮浮。

（图片均来源于电视剧《玉骨遥》截图，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命劫数，数劫命

依用欺骗.谎言演出依所谓的独角戏！上半场依已经完美演完，二十几万人为依背道德的听戏买票，依过上了依想要的过的好日子。下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