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职(奉职循理)

好官的标准：奉职循理，以民为本，必要时应当以生命去维护

“重读史记”第一季 第四十二期

大家好，我是读者。关注我，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历史世界。

从孔子到汲黯，我为你介绍了《史记》中的20个典型人物，以及他们代表的20种经典人格。写历史，是一种选择的智慧，司马迁用他的选择，告诉我们哪些人经过时间的淘洗，仍然值得被认识。

但司马迁塑造的还不只是个人，在《史记》中他还描述了很多群体。比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如果说司马迁写个体，彰显的是每一个生命的独特精神，那么写群像，勾勒的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人格。从这一期开始，接下来的7期，我要和你分享的就是这些群像人格。

首先，我要带你看的是中国政治文化里最核心的一群人，官吏。

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巨型官僚组织的发展特别早熟。从秦始皇开启“官天下”开始，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人，理论上都可以当官。那么，这当然就涉及到对众多官员的评价。

司马迁很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对官吏品格做出创造性划分的人。不过，司马迁的划分标准可不是纯粹的道德判断，不是简单分为清官、贪官，好官、坏官，而是根据治理风格，分为“循吏”和“酷吏”两大类。

这一讲我先讲“循吏”。

什么叫循吏呢？按照司马迁的定义，就是“奉职循理”的官员。奉是恭敬，职是官职，循是顺着，理是天理。也就是说，对职务有敬畏之心，能顺应天理进行治理的官员，就是循吏。

字面意思很好理解，真正的问题是，一个理想的官员可以具备的品质很多，比如儒家说的仁爱，比如法家强调的忠于君主，比如老百姓看中的清廉爱民，等等。为什么司马迁要把“奉职循理”作为官员最重要的品质呢？而且这个标准对后世史学家影响极大，24史中，从《史记》开始，有19史都写有“循吏”。在司马迁笔下，“循吏”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史记·循吏列传》来看看。

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一共记载了五个人，分别是楚国的孙叔敖，郑国的子产，鲁国的公仪休，楚国的石奢以及晋国的李离。

注意到了吗？这些都是春秋时期的人物，距离司马迁的时代已经过去四百多年。这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司马迁写的全是古人呢？难道在他看来，汉朝就没有一个好官吗？

当然不是。汉朝当然有很多好官，《史记》里就记载了很多，像执法如山的张释之，敢慰皇帝的汲黯，萧规曹随的萧何、曹参。

因此，在我看来，司马迁的选择另有深意。我们知道，在司马迁的时代，盛行托古言志的风气，也就是用古人来代表理想化的完美品格，然后对活着的人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当司马迁选择古人来体现循吏精神的时候，正说明，“循吏”指的不仅仅是作为独立个体的好官，更是指官员群体身上，理想化的高贵品格。

我还要提醒你注意，《循吏列传》里选择的这五个人，其实都位高权重，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都是相，李离是“理官”，也就是负责司法工作的高级官员。但司马迁在这里并没有面面俱到描写他们的生平，而是只裁剪了几件小事。这种写法，也正说明了司马迁看重的，并不是这五个人的生平，而是这五个人曾经干的某几件事，以及这些事所象征的官员的理想品格。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品格，奉职。

前面解释过，奉职就是官员履行职责时，有恭敬之心。这是一种为官的职业精神，因为对工作有敬畏感，所以才有极度的责任意识。《循吏列传》里有两个人物特别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分别是楚国的石奢，以及晋国的李离。

先看石奢。

据司马迁记载，有一次，石奢追查一桩杀人凶案，最后却发现凶手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这就陷入伦理的两难。石奢的选择是，放走父亲，自己去自首，承担放走凶犯的责任。楚昭王想赦免石奢。但石奢认为，自己如果抓来父亲，那就没有人性了；可如果放走父亲，就是徇私枉法，对不住死者家属，也对不住自己的职位。于是石奢选择了自杀。

司马迁通过选择这样一个极端的故事，设置了一个经典的伦理困境，而石奢的选择，体现的正是不徇私枉法，也不以公灭私的伦理底线。

又如晋国的李离，有一次，他误判了一个案件，让人冤死。李离发现真相后，主动要求为冤死者抵命。当时的君主晋文公认为，错不在李离一人，主要责任可以由下属承担，不必让主官来承担。这就等于是赦免了李离。

但李离认为，作为官员应该勇于承担责任，不能让下级背锅。晋文公又说，你是我提拔的，是不是我也要承担责任呢？李离则回应道，法令规定得很清晰，谁审的案子谁负责，不能向下甩锅给副手，也不能向上甩锅给上级。最终，李离也选择了自杀。

在司马迁笔下，石奢与李离本来都可以得到赦免，但他们却都选择了以身祭法，一个是“遂不受令，自刎而死”，一个“遂不受令，伏剑而死”。司马迁写得简洁冷静，没有多余的笔墨烘托，他用这样极端的故事，斩钉截铁地宣告为官者应当具有的信念：官职不仅是权力，更是责任，必要时应当以生命去维护。

这就是奉职的内涵，是循吏的第一大特点。

但是，只有奉职的精神，还不足以成为循吏，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特点，循理。循理指的是顺应天理水身的规律。如果说奉职是为官的态度，那么循理就是为官的智慧。

《循吏列传》里，楚国的孙叔敖就是因为非常善于顺着人情人性进行治理，而避免用粗暴的行政指令，成为“循理”的代表。

当时，楚国的马车高度太低，不便于充分发挥马的拉力。于是楚庄王想用法令强制改变马车的高度。但是孙叔敖没有这样做。他的方法是，改变公共设施，让低矮的马车行驶不方便，从而让人们自动选择新式马车。和楚庄王想强制改变楚国的旧风俗不同，孙叔敖是引导民众形成新风俗，自动替代旧风俗。

乍听起来，这个故事有点平淡，尤其是和前面两个“杀身成仁”的故事相比。那么，为什么司马迁这么看重这件事呢？这一点，我建议你对比着《货殖列传》一起来看。

《货殖列传》有一句话，说最好的管理是“善者因之”。“善者”是高明的人，“因”就是顺着，和循吏的循是一个意思，“善者因之”的意思就是说，高明的管理者要顺着人性的欲望进行治理。

把这句话和《循吏列传》中孙叔敖的事件结合起来，你就会发现，司马迁认为，人望的存在本身是天理的体现。所以，不要总想着去压抑欲望，而要学会顺着人性中的欲望，自动做成事情。当官也是如此，能洞察人望的微妙之处，顺着规律治理的官员，才是最好的官员。

孙叔敖的这个例子虽然是小事，但体现的正是“善者因之”的核心智慧。而除了孙叔敖，类似的智慧，也体现在子产的治理风格中。

当然，司马迁心中理想的循吏，不仅要具备奉职和循理的素质，他们还要做到以民为本，能够真正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在我看来，这一特质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循吏列传》里的公仪休。

在司马迁笔下，公仪休有两个重要的为官准则，第一个准则是“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也就是说，官员不能与民争利。第二个准则是，“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就是每个官员只能拿一份收入，意思是禁止官员做盈利性兼职。

公仪休对这两个准则的坚持，有时候到了极其严格的程度。他的家人种出了美味的蔬菜，他担心这种蔬菜会影响菜农的生意，就全部拔掉。他妻子研发出精美的布匹，明显是准备售卖。他把妻子赶回娘家，烧毁了纺车。他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官员和官员的家属不可以同时是商人。你可以免费把种菜织布的新技术教给老百姓，但不能和老百姓搞商业竞争。

公仪休体现的，就是不与民争利的治理风格。

把上述三个特点结合起来，司马迁笔下的循吏形象就很清楚了：

能做到以民为本，有很高的责任感，但同时又强调以不扰民的方法实现社会治理。他们面对两难问题时，首先要做的是对良心负责，对老百姓负责，而不是对权力负责，对上级负责。这就是司马迁心目中，这五个人所象征的高贵品质。但在现实中，这些品质很难做到，尤其很难由一个人来全部做到。于是，司马迁写下了《循吏列传》。

那么，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司马迁把“奉职循理”“以民为本”作为为官者最高贵的理想准则呢？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因为司马迁对此有着切身感受。

我们知道，司马迁的时代，是一个对外战争不断的时代。这些战争，虽然扩大了汉王朝的疆域，但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尤其当官员们，一味对上负责，用强力手段去征兵抽税的时候，老百姓的日子就会更加艰难。更等而下之的官员，还会趁机中饱私囊，贪污。

而《循吏列传》正寄托了司马迁对于一个“好官”的理想目标。

值得欣慰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理想和期许，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延绵下去，甚至成为执政者选拔官吏的标准。直到清朝，嘉庆帝还说：“国家亲民之官，首重循吏。”每个时代的具体标准或许不一样，但“循吏”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代表着为官者最理想的模样。

总结

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这一讲，我围绕群像人格这个概念，揭示了《循吏列传》的本质。司马迁以独特的写法，通过五个古人的事迹，为官僚集团树立了理想准则的坐标系。这个理想准则，包括了两种最核心的品质，那就是责任感和以民为本。通过司马迁的提炼和概括，“好官”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标准，这对中国的官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想请你在评论区谈一谈，你觉得在中国历史中，谁还具备“循吏”的特质？说说出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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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进士授官的差异：不同等级的进士授官的途径及品级

按清朝的科举制度，新科进士包括一甲三名进士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甲进士称进士出身；三甲进士称同进士出身。除三鼎甲外，其他进士还不能当时授官，必须经过后面的朝考，再由吏部根据会试覆试、殿试和朝考的等第名次，分别等级。等第高者，选若干人进入翰林院研习，称为庶吉士。其他的进士也按照等第，授予各种官职，才算正式走上仕途。

进士匾额

三鼎甲按照惯例，即任职翰林院，其中状元授翰林院修纂（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他们三人不再参加朝考，但也并非完全任职翰林院，确切说是以翰林院修纂和编修的身份，与庶吉士一起参加翰林院教习馆的研习，散馆之后，还要参加考试。

实际上，三鼎甲参加考试是一种形式，并不因考试差而取消官职。一甲进士的初仕，就是翰林院修纂、编修等官，其职责是协助掌院学士，撰拟册文、册封、祭文、修实录、编史志，提调新科庶吉士等。

翰林院

庶吉士是在新科进士中选拔优秀人才，是翰林院的短期职位。既有二甲进士，也有三甲进士。二甲进士较容易被选中庶吉士，据统计大约一半的二甲进士可以选为庶吉士。

庶吉士门额

二甲第一名进士，即传胪，虽无明确规定，但他们往往与三鼎甲一起授翰林院官，通常选授比翰林院修纂低一品的翰林院检讨(从七品)。

庶吉士改选授官，有内、外两条途径，雍正初年规定，“以编、检、庶吉士人多，内用科、道、吏部，外用道、府、州、县，以疏通之。嗣是，编、检率内升坊缺，用科、道;外授道、府以为常。”也就是说，散馆后的庶吉士，可按照等第比照三鼎甲授官，内迁可以升任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和吏部官，外转可以任地方道员、知府、知州或知县。

内升：庶吉士中的优异者(即考选一等者)，可以升任翰林院、詹事府（皇子或皇帝的内务服务）、都察院（高监察机关）和吏部官。但清中叶以后，一般只可留馆任翰林院或吏部官职，与三鼎甲不同的是，二、三甲进士出身的庶吉士留馆，只能授翰林院编修、检讨，皆为七品官。而这种官职，一甲进士早在初仕时已授，足见一甲与二三甲进士之间授官的差异。

外转：“庶吉士散馆以主事用者，令其挚签，先分发六部，在额外主事上行走。其中如有实心办事、熟练部务者，遇本部主事员缺，该堂官保奏引见补授。”庶吉士一般多授主事或额外主事，主事正六品，额外主事，属临时所设，三年后，可补授主事。

内迁优于外用，外用的庶吉士的仕历，比内迁迟一步。庶吉士“归班选用”，就是散馆之后，没有机会得官，再次与同科朝考未选取的进士们一起，等待吏部选用。

顺治三年(1646)规定，“二甲一名至五十名，除部主事;五十一名至三甲十名，除中、行、评、博;十一名至二十名，除知州；二十一名至五十名，除推官，余除知县。”进士得到了及时的选用。

康熙雍正朝，铨选进士初仕须留京补用或回籍候缺。康熙五十四年(1715)，“礼部以教习期满三年进士具题。奉旨:著考试，将文理优者留京，遇有月官扣缺，即行补用；其余听其回籍，候应补之缺。”这种境况在整个康乾时期，都没有太大好转，以致进士有近十年不得官者。乾隆年间还在消化雍正朝的进士。

清朝前期一般二甲授部属官，三甲授州县官。清后期，二甲、三甲进士的初仕，无明显界限，又要留馆效力或留京学习，考试后，根据等第、年龄决定授官早晚和内外官。“进士候选知县，有情愿就教者，无论已未截取，具呈到部，以本省府教授，按科分甲第名次挨选。其有进士未任知县，奉职以教授用者，遇本省府教授员缺，即行补用。”进士要想做知县等实职，要侯缺等待，而做教职则会有缺就立马给机会，鼓励进士任教职。

《史记》中的奉职循理

《循吏列传》中"循史"指的是，能奉职循理的官员，太史公为此类怕杰出代表们单列一传。

太史公曰:法令之所以导名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一、孙叔敖

孙叔敖是楚国隐者，受国相虞丘举荐接替自己职务，为官三月升任国相。他施政教民，使官民和睦同心，风俗淳美。他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官史不做邪恶伪诈之事，民间也无盗贼发生。他因时因势的教导人民劳作，使人们能有便利的谋生之路，从而安居乐业。孙叔敖三次荣居相位，三次离开相位，得而不喜，失而不悔。

二、子产

子产，郑国大夫。后任国相，执政一年，浪荡子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不用下田耕种。二年，市场公平交易。三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农民农具不用带回家。五年，男子无需服兵役，遇丧事自觉执丧葬之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去世，郑国人哭泣"子产逝去，老百姓该依靠谁"。

三、公仪休

公仪休，鲁博士，后任鲁相。他遵奉法度，按原则行事，不逾规制，百官品行端正。命令，为官者不与民争利，大官不能占小便宜。

喜爱食鱼不敢收受，喜爱蔬菜就把自家种的拔掉，看到妻子织布好，就逐妻毁织机，怕与民争利。

四、石奢

石奢，楚昭王国相。为人刚强正直，廉洁公正，既不阿谀奉迎，也不胆小怕事。他逮到自己父亲杀人，因为是人子遂放走父亲。又为楚臣，自请其罪，虽主赦，为法理亦刎颈而死。

五、李离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自请其罪，虽文公赦，亦刎颈而死。

上述几人皆为循史，个人才学未必突出，能严已律己，执法秉承公正，遵纪守法，从而上行下效，官风清廉，民风淳朴。而自己亦清史留名，为后代传为美谈。有此等官员，国家之幸，人民之幸。难道，不值得我辈效仿，称颂吗？

“身不能至，心向住之"，是读书人最起码该有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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