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象学(星象学书籍)

中国古代星象学与古代学术

星象学在历史上，曾对中国文化的学术领域发生过深刻影响。以下只从史学、经学、文学三方面略加探讨。

在史学方面，星象学的流传可以说离不开史学。在远古以来，史官便与星象家二位一体。到西汉的司马迁，还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筮之间”（《汉书·司马迁传》），将史与星并称，盖二者本为一事。直到唐代，皇家最高天文长官仍称太史令。由此可知星与史的密切关系。

史官既然掌管天文星象之事，便负责记载观星占测的工作，使之成为史书的一部分。早在《左传》《国语》当中已记载了不少星象家及其占星事例，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4条星象记事和20多位星象家。相比之下，这些记载在二书中所占的比例不能算小。之所以如此，大概与当时星象家同时即为史官不无关系。

到西汉的司马迁，开始在史书体例中创设专门记载天文星象之学的专章：天官书。以此为滥觞，以后各代正史便一致肯定了这一体例，基本都设置了天文志的专章。正是依靠历代相继沿袭的天文志的官方记载，中国古代的星象学才得以在官方正史中占得一席之地，诸多星象异变及其占测的资料才得以保存和流传。

反过来讲，历代正史能给予星象学如此地位，也正好说明星象学对于史学具有重要价值。由此可知星象学对史学的影响之深远。

谈到星象学与史学的关系，不能不提到司马迁与他的《天官书》。关于司马迁及其天官书，前面已有介绍，这里只论其历史文化上的意义。

司马迁写出《天官书》，除了为中国古代正史开创一个新的体例，使星象学在正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外，还在《天官书》中阐述了“究天人之际”的著名命题。将“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司马迁撰述史学巨著《史记》的根本目的，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将星象学与史学的成功结合，是司马迁对星象学以及史学的重大贡献。

正是由于司马迁这一重要工作，使得古老的星象学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司马迁之前，尽管星象家与史官二位一体，但毕竟还有此疆彼界，分属不同的学术，人们并未注意将此二者结合起来。到司马迁撰述《史记》这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通史时，他能超出前代史官只记载一朝一代史事，编纂各个时期史书的局限，远騙，贯通整个历史，因而能够看出星象学在史学中的应有地位，而给星象学设立席之地，更能在追求人类历史普遍规律（所谓“通古今之变”）的远见卓识中，意识到通过星象学来探究天人之际（即天人关系）的重要性，并更进而看出“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的关系：“通古今之变”乃是为了终极性地追“究天人之际”，而“究天人之际”又能更高更深地“通古今之变”。

无论是“通古今之变”，还是“究天人之际”，都少不了星象学。星象学是自古及今（指司马迁之今）一直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与历史的进程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回顾历史就必然要弄清星象学的兴衰。所以，“通古今之变”少不了星象学的内容。

星象学本身是探讨天上星象的变化与人间事务变化之间的关系的学问，虽然它仅局限于具体星象与具体人事的关系上，但毕竟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即一种终极性追究天人关系的努力提供了基础材料。故“究天人之际”也少不了星象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星象学成了联结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和“究天人之际”两大任务的中间环节。

因此，星象学在司马迁手中与中国古代史学结合起来，为司马迁将中国古代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工具。这就是星象学对中国古代史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最好例证。

关于星象学对中国古代经学的影响，可由西汉的董仲舒、京房、刘向、刘歆和东汉的马融等经学家与星象学的关系中看出。

董仲舒治经学，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在解释《春秋》所载的几十次日食及其他星象异变与当时诸侯政治的关系时，董仲舒坚持公羊学派的意见，发展出一整套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说和天谴说。如前面介绍董仲舒时所提到的几次星象解释，便是反映其观点的好例。

春秋公羊学派在两汉经学中属于今文学派的主干内容之一，是当时立于官学的正统学问。其后的刘向便坚持这一学派的观点，但他的时代已近西汉晚期，他看到外戚专权，皇室衰弱，做为刘汉皇亲的后裔之一，感到有呐喊挽救的责任，便在今文学派的基础上，将经书之一的《尚书》之中的《洪范》一篇，与阴阳五行及星象学结合起来，写成《洪范五行传》，专门讨论历史上的以星象变异为主的各种灾异现象与君主政治的关系问题。故做为经学家而言，虽与董仲舒同为今文经学派，但其解释历史上的星象异变与君主政治之关系时，又与董氏有所不同，而以《春秋谷梁传》为主。

刘向的儿子刘歆同样是经学家，但他却站在古文经学派一边，不同意董氏及其父的今文派观点。刘歆最爱好古文经学的《春秋左氏传》，故其解释历史上的星象异变与当时政治的关系，又与董氏及其父不同。

此三人的解释详见《汉书·五行志》中，此不具述。

刘歆后在王莽纂汉时期甚受重用，尊为国师。又曾为立古文经于学官事与五经博士们争论甚为激烈。因此其学说议论对当时经学实有重大影响。

由于《汉书·五行志》详列了董仲舒、刘向、刘歆三家之说，故当时及后来治经学而言星象灾异者，罔不宗之。更因《汉书》首先开创《五行志》的体例，为后代正史所遵循，故后来无论治经治史还是议政者，均深受三家影响。由此可见星象学对经学之影响。

京房是西汉《易》学大师。《易》为十三经之首，汉代仅有五经，治《易》经者分为若干派，京房《易》学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派。《汉书·五行志》就在董仲舒、刘向、刘歆之外专列京氏一派的解释，可见他的经学及星象学的地位和影响。

京房的《易》学专讲灾异，而星象异变即古人心目中最主要的灾异。故《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易传》多为讲解星象异变与政治之关系的内容。直到唐代的《开元占经》，其中仍大量援引京房的各种《易》学著作，足见其《易》学与星象学关系之深，几可谓之星象学的改头换面。

马融是东汉时期最为著名的经学大师，其学生多达几千人。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的郑玄，就是他的学生。马融因经学中必然涉及星象之学（如《易》、《书》、《诗》、《春秋》诸经中，均有关于星象的内容），故也深明星象之学，堪称专家。《后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有马融关于占星论政的一段上书，看其中的内容，知马融确信天象不虚，又是星占内行。通过这个事例，可以想见东汉时期经学之中的星象学因素的分量。

在东汉时期，经学衍生出一个奇特的变种：纬书之学。纬与经相对而言，意谓经书的补充性说明。虽然正统的经学家认为纬书内容荒唐，来历不明，根本不能算做经学，但纬书确是当时人们根据经学延伸出来的结果。故虽非正宗经学，亦属经学变种。所以它仍属于古代经学领域的内容之一。

纬书由于不受官方正统学派的承认，其后便逐渐散失亡佚。但《开元占经》中尚保存了多达80多种纬书的部分内容。据这些残存的内容看，可以知道纬书中大量搀杂星象学的内容。这也是星象学对东汉经学发生重大影响的例证。

星象学与文学同样关系深远。早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之中，已有不少以星象入诗的句子，比如：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出处。

“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

“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等等。

《诗经》之后的诗文，则更为普遍地涉及星象，说明星象学知识的普及，随便可举出不少例子。

如曹植《辦道论》中有“傅说上为辰尾宿，杂岁星降下为东方朔”的句子，这是融有关的星象神话故事入文：

商代贤臣傅说上为尾宿之一星，岁星下凡，变为汉代东方期。

李白也有类似的句子：“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

牵牛、织女星更常为文人引入诗文。比如，南唐李后主诗云：

“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

梁武帝亦有诗云：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

象此类的句子，在古代诗文中可以说举不胜举，俯仰皆是。

不过，诗文所言星象，毕竟与星象学所言星象不尽相同，这也许是文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古代文人关注星象则是普遍现象，所以古代文人为吟诗作赋而编的类书之中，几乎都有日月星象的专类。文人们一般不大关心星象的占验，只不过借用星象的文学特点引入诗文，为其作品增色罢了。

尽管如此，仍有少数文人对星象学颇感兴趣，并用以感叹人生，甚至能用来占测。如前面介绍的韩愈、杜牧、文天样、宋濂就是其例。补入此内容。

这里还可举出两人为例。一是宋代大文豪苏轼，一是清代名诗人吴伟业。

苏轼曾为韩愈《三星行》写过一段文字，表示自己的看法。他说：

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间，而退之身宫在焉。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也。乃知退之摩羯为身宫，仆以摩羯为命宫。平生多得谤誉，殆同病也。

由此可见苏轼于星命术之熟。他看到韩愈《三星行》，回顾自己生平遭际，同有横遭口语、多得谤誉之感，而二人身命又相同，又同由星命术领悟到这一点，岂非巧合？岂能不令人感叹？也许是由于这层缘故，苏轼诗文多有星象之句。

如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便有“月出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若无对星象的深刻领悟，恐怕难以写出此二句。

苏轼还有一首名为《夜行观星》之诗：

天高夜气严，列宿森就位。

大星光相射，小星闹如沸。

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

世俗强指摘，一一立名字。

南箕与北斗，乃是家人器。

天亦岂有之？无乃遂自谓。

迫观知何如？远想偶有似。

茫茫不可晓，使我长叹喟。

看来此时苏轼尚不相信天人相干的关系，以为星象与人事无涉。所以他说不必为星象而嗟叹。但他又说星象茫不可晓，似乎天人之间又有某种神秘关系，想来想去，无法定夺，只有长叹喟了。

清代诗人吴伟业，也是文学史上有名的人物，他亦擅长星命术。据说他有十三个女儿，到五十岁时才得一子。在为其子过周岁生日时，有一位以文章出名的儒生孙华在坐，吴伟业对孙说：

我儿子将与你同年中举。

到康熙戊辰年，果如其言（见《清稗类抄·方伎类》）。

这个传说是否真实，已难查考，但吴伟业精通星命恐非虚言。

做为一个诗人，而对星命术感兴趣，这恐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癖好：懂点秘术，也算是一种风雅吧。

韩愈等人的事例告诉我们，尽管不很普遍，星象学对于文人仍有一定吸引力，连带文人对于星象的普遍爱好和广泛运用（涉及各种文学体裁：文赋诗词曲、小说、神话、传奇等），使得星象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仍有一定程度的和不同形式的影响，这是无庸讳言的。

古代星象学揭秘——星象术灵验吗

以上简单介绍了星象学的源流、人物、典籍、术语、方法等，以下则就星象学的上述内容略加阐释评议。具体阐释以如下几个问题为主：第一，关于历史记载中星象家推占准确和灵验的问题。第二，星象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的问题。第三人们为什么迷信星象学及星象学之所以流传古今的原因。第四，星象学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现象，究竟蕴涵什么意义，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什么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何种地位。第五，我们应怎样对待星象学。

星象术灵验吗

在中国的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不少星象家据星象预测人事甚准的事迹，前面关于人物的介绍中已可看出。对此，人们自然会产生疑问：星象术真的如此灵验吗？这些记载是真的吗？星象术是真灵还是假灵？直接关系到星象学是科学还是迷信的问题，必须首先加以澄清。

我们以《左传》中梓慎、裨灶等人的多次预言为例（详见前面的介绍），来分析星象学的灵验问题。

关于《左传》的此类记载（星象预测和《周易》预测等），学者中间早就有人认为，这些预言甚准的记载，全是后人附会添加上去的，不是《左传》原文所应有的。

如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说：

凡验的预言，可以说都是事后比附之词。（参见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原载《历史教学》1962年11期。）

若都是事后比附上去的，则星象预测就无灵验问题了。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说是事后比附之词，其实并无任何证据。晋代曾在汲冢出土一批竹书，其中有《师春》一卷，全录《左传》ト筮预言之事，无一字之异。《师春》是战国时的书，这说明战国时《左传》中已有ト筮预言之事，而不可能是后人比附上去的。

再从星象学源流看，早在原始人时期，就盛行将互不相干的事物看成潜藏有广泛神秘联系的观念，依据这种观念，原始人进行各种形式的占卜预测，这包括星象预测。其后直到商周春秋时期，人们仍很迷信这种神秘占测。因此《左传》中记载当时占卜专家（星象术只是他们的占卜方术之一）的预测事例，也属时代的必然。

因此，不能以现代人的无神论来揣度古人的迷信头脑，而把各种占卜的记载看作当时不可能的事。

明白了这种时代的必然性，就不会奇怪《左传》及其后的史书中为什么会有大量占卜事例的记载了。所以说《左传》中关于梓慎等人的星象占测之事的记载，并非后人附会而添加上去的，而确是当时的记录。既是当时的记录，那是否说他们的占测真得很准很灵了呢？也不能如此推理。

这是因为，当时担任记录这种占测事例任务的人是史官，而史官本身就是掌管占卜事务的专家。这就是说，是占卜专家自己记录自己的占卜事例。由于当时盛行占卜的风气，事无巨细，皆要用各种方式进行占测，因此占卜记录的数量十分庞大。这一点可由商代的占卜记录甲骨文予以证实。

而编纂史书如《左传》时，由于其篇幅有限，不可能将所有的占卜记录照录无遗。于是史官便进行一番选择，结果自然是极少数占测准确的事例有幸载入史书流传下来，而大量的占测不准的事例则湮没不存了。这样一来，后人再读这所载有限的史书时，便只能看到占测灵验的事例了。

而后人又往往以为这种史书的记载就是当时历史的全部，忘记了那个由于史官的删削而隐没不现的水下冰山，这就给后人造成了古人占测甚准的印象。

除了在选择上有所取舍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这就是史官在将有关占测记录编入史书时，不免要做一番润色的工夫，使得当初的原始记录显得更加圆满无缺。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于是，既经选择又经润色后的记录，在后人看来，就成了头头是道灵验非常的预测。

古代的史官在编选占卜预测的事例时，所做这番手脚与后人的比附添加是不同的。因为史官所凭借的原始资料确是当时的记录，而非事后的编造。尽管有上述的理由，当时的星象专家毕竟还是预测准过一些事情，这是否说明星象术还是有一定的灵验呢？

对于他们确实预测准过一些事情，也不必惊奇，其实这里并无任何神秘。因为从概率上讲，不论任何人猜测任何事情，都会有一定的猜准的比率。星象家预测事情，能有测准的例子，亦属自然的比率。

另一方面，由于占星家所要预测的事情一般都是有关国家或帝王的大事，而占星家做为史官，能够亲身参与国家的各种机密事务，并熟悉当时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因此他们在预测有关事变时，完全可以依据对于有关情况的了解做出判断，并将准确率提高到一定程度。这种预计能力，可以说是常人普遍具有的能力，并非什么超人的神力。

但占星家在做预测时，却要利用星象学的知识加以巧妙解释，这就使得他们的预测显得十分神秘，仿佛是根据星象才做出这种判断和预测的。其实，在这里最关键的是他们对于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深刻了解。若无这种了解，再高明的占星家也不会只据星象就能预测人间事情。不仅占星家是如此，星命家的预言一个人的命运祸福，也必须依靠他对这个人的过去和现状的了解。

当然，别人不会直接告诉他各种详情，但星命家凭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善于察颜观色，以揣摩对方的心理，估计对方的境况，常常在不知不觉之中便掌握了对方的情况。然后再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利用复杂的星命学术语和方法，讲出一套令外行目瞪口呆的话来。其中由于概率的作用，总有一些话符合对方的情况，而人们又往往只对这些言中的话听得进，记得牢，于是便形成了星命术推命灵验的假象。

根据对星命术方法的分析可知，其中涉及的因素可以说十分繁杂，五花八门。别说是外行，就连星命专家也很难一一理清，全部协调。于是星命家在推命时便只拣吉利话说，适当加些凶灾之语，最后再做圆场，使人获得期望而归。

当然，有时也根据不同的对象，说些十分凶险的断语。但总的来说，是吉多凶少。星命术的灵验是很难一一验证的，尽管历史上曾有过张果、郑希诚之类被人称为“发多奇中”的星命专家，及其推命的事例流传下来，但其预测真的灵验与否，却是并未有人切实核实过的。这与占星家的预测多被史书记载而流传下来是不可相比的。

古代近神的名人排名，诸葛亮无法进前五

在中国史上，有十人被认为最接近神的存在，其中诸葛亮无法进前五名。

第一名，姜子牙，来自河南吉县。姜子牙不仅仅是接近神，他还有能力给他人封神，他是中国神明中居于众神之上的神主。他被奉为太公，为世间万物带来无限祝福。姜子牙辅佐武王消灭商纣，建立了周朝，历代君主和文史典籍尊崇他为兵家鼻祖和百家宗师。

第二名，鬼谷子，来自河南祁县的纵横家创始人，战国时代的传奇人物，被后世尊为谋士之圣。鬼谷子精通自然规律和天道奥秘，虽然隐居山林，但他将天下置于棋局之中，他的弟子多成为将相，推动着历史前进的步伐。他著有《鬼谷子》等著作，这套书集结了鬼谷子的智慧和谋略，被现代人誉为人生必读之书。

第三名，袁天罡，来自四川成都，唐代的星象学家、预言家和天文学家。他与李淳风共同推算了从唐朝到未来2000年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些关键节点都被记录在推背图中。他预言了襁褓中的武则天将成为皇帝，预言了清朝的兴起和灭亡，预言了政局的变革，以及抗日战争等等重大事件。

第四名，李淳风，来自河南南阳，精通天文、历算、阴阳和道家学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力定级的人物。他的著作《中国历史气象学》是世界气象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他与袁天罡合作创作了推背图，还与袁天罡共同规划了武则天的前陵。李淳风还撰写了《五代实录》，其中记录了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的过程，并全面搜集和整理了魏晋和五代时期的天文、地理、历法、算术等资料。

第五名，张良，来自河南郏县，他在众多汉代风云人物中独领风骚。他年少时刺杀秦始皇，中年辅佐刘邦，运筹帷幄，取胜千里。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张良的描述，后来被用来称赞杰出的军师。张良精通黄老之道，不为权位所动，晚年随松子云游四海，简直是仙人一般。

第五名，郭璞，来自山西文喜。他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家，他善于卜卦、推测天文历算，他能预见到灾祸，揭示出明明的玄机。郭璞是中国风水学的鼻祖，他的著作《藏经》对风水具有极其重要的论述，是中国风水文化的宗师之作。

第六名，诸葛亮，来自山东临沂。大家对诸葛亮都非常熟悉，不必再多说了。在政治和历史上，诸葛亮虽然也很厉害，但因为罗贯中的创作需要，将她描述得近妖近神了。

第七名，刘伯温，来自浙江文成。中国民间传说中有"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的说法。刘伯温协助朱元璋夺取天下后，根据大明王朝的实际发展，制定了一套治国宝典，共18册。朱元璋在位期间，不论是战争征服、国内治理、教育民众还是休养生息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这些制度规划。

第八名，姚广孝，来自江苏苏州，精通佛教、道教和儒家学说，并被尊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黑衣宰相。他协助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侄子的王位后，规划了今天北京城的布局，然后再辞官谢晋，尽管他的编纂图书之路失败，但他担任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的最高编纂官，完成《永乐大典》，这是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

第十位，徐茂公，来自山东菏泽。徐茂公拥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早早就看出了李世民将成为未来的天子。徐茂公深得唐高宗、唐太宗和唐高祖的信任，为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平定突厥，灭亡高丽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他被封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思考下，以上这十位至高无上的神级人物中，你认为谁最接近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