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怎么死的(戴笠到底是好还是坏人)

戴笠死后，周总理和评价他，字意惊人巧合

戴笠我们都知道，军统头子，的心腹，深得的信任，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戴笠领导的军统，杀害了许多异己分子、及派人士，内的政敌也是他下手的目标。抗日战争时期，戴笠也过不少日本人和汉奸。

戴笠三十岁之前一事无成，而且喜欢，有一次戴笠在上海，进了一家赌场。说来也怪，这天戴笠手气出奇的好，赢了不少钱。他赢的多了，赌场自然不乐意了，以怀疑他出老千为由，把戴笠抓了起来，要教训他一顿，戴笠急中生智，喊了声“我要见杜月笙”，原来戴笠进来前早已打听好这是杜月笙的赌场。

赌场掌柜觉得戴笠有可能是杜月笙的朋友，没敢怠慢，请来了杜月笙。杜月笙打量了戴笠，又问了他几个问题，觉得戴笠言谈举止不一般，又很有胆识，便交为了朋友。果不其然，戴笠后来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后来又深得信任，成为身边红人。

戴笠是一个干才，他的谍报工作做的确实好。1945年，戴笠手下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付之一笑，没当回事。珍珠港事情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戴笠对是绝对的忠诚，8年的抗日战争使得戴笠的权利越来越大，对他已经心生芥蒂了，想削弱他的权势，但是还没等行动，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意外身亡。

周总理早期曾是我党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对戴笠的才能和手段非常了解，在得知戴笠死讯后，周总理说了这样一句话：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败退台湾后，想起戴笠，说过这样一句话：戴笠若是不死，大陆不会丢。

周总理的话和的话字意相近，都表达了对戴笠能力的肯定。

戴笠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

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戴笠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

军统戴笠手下八大金刚 军统郑耀先徐百川

军统戴笠的手下里面，除了四大杀手，还有八大金刚。历史上，这八个人分别是: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张治中、陈继承、钱大钧、陈诚。至于郑耀先和徐百川都不在其中，基本上可以算是虚构人物。

电视剧《风筝》剧照

　　其中没有郑耀先的存在，根本原因是郑耀先是一个虚拟的名字。在电视剧《风筝》中，郑耀先是重庆军统的王牌特工，表面残酷无情，实际上是代号为“风筝”的情报人员，潜伏在内部。内敛、狡猾、机智、冷酷，帮助公安局破获了许多潜在的间谍，为中国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30多年的情报人员生涯中，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剧中的郑耀先是因为长期无法恢复身份而受到一些心理委屈，但我相信郑耀最终可以完全恢复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八个人中没有徐百川，但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叫徐百川的人。徐百川和电视剧《风筝》里的徐百川有很大的不同。历史上，徐百川是中国的党员。1945年，徐百川因肃反运动被淘汰，成为中华民族的革命烈士。

　　军统八大金刚为国民做出了许多贡献，不得不说当时的确实非常强大。

从亲密无间到成为冤家，军统、中统因为啥往死里掐？真相并不复杂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在内部，一向是以善于玩弄政治权术而著称的，在他登上权力巅峰后，防止别人对其地位的觊觎和对其权力的威胁，就是其时刻不忘的事情，而他的防备对象不仅仅限于他的政治对手如桂系、汪精卫等，甚至也包括了他所最宠信的“CC”、陈诚乃至军统的戴笠。

戴笠的军统局在抗战中不断“坐大”，到抗战末期，其势力正如日中天，全局上下共计有五万余人，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重要据点，掌握了军队、特工，插手交通、警察、税务、缉私、海关邮检、外交，还企望控制海军。有人、有枪、有钱。

无论你是内哪一帮派，要想平安度日，不向军统示好是不行的。

虽然戴笠在面前形式上仍然是一如既往地俯首帖耳，卑躬屈膝，甚至表现出奴性，但已逐渐感到他绵里藏针的威胁。他既要依靠军统做事，但却不能不防军统与戴笠坐大到他难以控制的地步，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反对特务统治的呼声高涨，为求其统治的稳定，不得不开始考虑约束军统的办法。

当时在美国方面乃至内部都有人主张取消军统，理由是其“色彩太浓厚了，为促进今后（国共两党）和平协商，（军统）应当退出政坛”。

在内心虽然舍不得，但他却从中得到了启发，决定对军统与中统实行改组政策。他以为这是一个变其名保其实而又能约束之的好办法。

戴笠尚不知的心思，他还在一心想扩大组织势力，甚至于萌发了依靠军统班底组建以他自己为中心的政治团体乃至政党的想法。他指示部下，以“明了趋势，把握可能”为“八字行动方针”。

甚至于在1944年夏，他下令给贵州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要他把由自己亲自圈定的一些中他们认为博学多才的人组织起来，拨款九万，搞了一个“各种问题研究会”，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四个小组，要他们对“开展本团体（指军统）政治工作方案”、“全国经济检查队工作方案”、“全国学制改革方案”等进行研究，这明显已超出了特务工作的范围，暴露了戴笠的政治野心。

为此，戴笠还在干部的使用和培养上预先作了准备，他把手下的得力干将都派出去，在国防部二厅、警察、稽查、税务等多个涉足的公开行业内兼任要职，一方面为特务工作打掩护，同时作为他的触角，并为未来的兼并掌握作好干部人事的准备。

军统大将陈恭澍说：

“军统局大部分干部出任公开职务，都是戴雨农先生有计划的安排，平津如此，其他地区亦大致相同。很显然，掌握全国的情治单位，是他的一个初步目标，那么他的下一个目标又何在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凭自己的了解与观察，任意去猜，笔者也不断地听说过：‘戴笠不死，如何如何’，那么究竟如何？想是不会再有答案了。”

陈恭澍认为没有答案，其实从历史的经过来看，戴笠的企图和努力方向还是有迹可寻的。

根据当时的需要与可能，他计划中的首选目标是海军与警察，靠山就是美国海军。

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仍希望与中方继续合作，成立一新机构，“从事若干对中美两国共同安全有所裨益的业务，金上将曾准备帮助中国建立新海军”，指令梅乐斯继续进行为海军提供的气象服务。

梅乐斯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最大的因素，是俄国。在战后，我们将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需要从此一战区取得情报资料，军统局是最能供给我们所需一切情报资料的机构，我希望用我们的顾问性质的建议和通讯设备，来交换他们的情报服务，并且已和戴将军取得口头协议”。

当时在美国有人坚决主张“战后的在华情报组织，绝不可与戴某的组织发生任何关联”。美国国务院及陆军部决议的处理原则是，除部分气象、通讯及情报工作外，中美所的其他各项工作必须尽早办理结束。

在新的合作协议谈判上，美方为了促进国共和谈，因戴笠的坚决立场而决定“必须将他排除”，如此双方就很难取得一致了。

但对于中国海军的战后重建工作，美国海军十分积极，想借机插手。他们希望把军统和中美合作所掌握的近十万武装，改造成中国重建海军的基础，而这次重建海军的工作要由戴笠来负责。戴笠因此自然做上了当海军司令的美梦，指令军统局将“忠救军”、别动队改编为海军陆战队，由美海军方面呈报杜鲁门总统批准。

但美海军所拟出的《战后海军助华方案》于1945年9月5日提交国会后，却受到坚决反对而未通过。

戴笠与美方合谋重建海军一事和他在政治上的蠢蠢欲动，大大地开罪了，他感到戴笠已有失控的可能，因此必须有所动作，于是开始谋划改组军统局。

戴笠见插手海军受阻，于是转向谋取警察控制权。戴笠早年就在杭州兼任过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其后又策动组织过“警察协进会”，参与改组中央警官学校，自认为与警界关系密切，多年来他陆续派遣军统人员进入警察系统，又以为在警察界有了一定的势力。

戴笠夺取警权的野心受到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依靠陈立夫“CC派”等势力的坚决抵制，其“掌警”企图最终破灭。戴笠转而又对应的要求，提出军统局武装的改组方案，欲将自己所掌握的“忠救军”、别动队以及中美合作所训练班等武装统一改编为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交警总队，于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并受他控制，总算是没白费心机。

抗战结束后，尽管戴笠与军统的势力达到了高峰，但由于国内外和党内外的众多人反对，他们同时也面临着重重困难，正如他们自己描述的那样：“抗战胜利了，戴先生的受谤程度也达到了高峰。”在此关头，更加危险的是亦因戴笠的“坐大”而感到了不安。

于是，靠山的动摇使戴笠真正面临到了一场空前未有的“物极必反”的危机。

1938年秋，在陈立夫等的建议下，借抗战之机，大力扩充他的特务组织，形成了特工组织中统局与军统局“双雄并立”的格局。

这在给他的统治带来最大的服务“效益”的同时，也种下了两大组织争斗的祸根。虽然这种争斗，基本上都是在效力于前提下的争功邀宠，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争夺。因此，在抗战后期，“两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最后导致了中统“掌门”徐恩曾的下台，并引发了改造特务机构的决断，在客观上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后果。

中统与军统基本工作内容的相同与工作范围的重合，在客观上造成了他们产生矛盾和争斗的根源，而两大组织负责人徐恩曾与戴笠个性的异同，也是他们矛盾发展的另一缘由。

在对付反蒋的各类势力方面，中统与军统都是通过各种特务手段来获取情报和进行破坏、逮捕、绑架、等活动，极易在工作中为邀功夺利而产生冲突。

如双方同时或先后发现了同一目标，一方想放长线钓大鱼，并不急于收网，而另一方唯恐花落别家，便抢先下手，抓人报功，在客观上破坏了整个行动，结果造成双方的激烈纠纷；又如在对待顾顺章、张国焘等“有价值”的叛徒时，两统也互相挖墙脚，都欲将他们控制在手中为己所用，而不要为对方增光；更有甚者是双方出于经济利益的争夺，不惜撕破脸皮大打出手，直至公然杀害对方人员，还互相收集对方头面人物的“黑材料”，向告发，欲置对手于死地，结果闹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在双方头目的个性上，徐恩曾与戴笠脾气极不相同。

徐表面比较内敛儒雅，戴笠则为人霸道，趾高气扬，但两人又都有决不相让的习惯和压倒对方的共性。中统和军统在他们两人领导下，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的事层出不穷，最后直至闹得互相残杀对方人员，势同水火。特别是在徐恩曾被集中攻击告发而下台的过程中，戴笠的军统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徐恩曾与戴笠之间并非一贯交恶，他们也曾经有过合作。在戴笠的特务组织初创阶段，徐恩曾的“特工总部”曾给予其技术上的支援；1935年他们又在陈立夫任局长的包括徐恩曾“特工总部”和戴笠“特务处”在内的第一个“军统局”内合作过。

即使在“两统”分立后的1940年，双方还曾合组过“国家总动员会议经济检察大队”；1946年又联合组成各省市党政军联席会议；1942年还在重庆望龙门成立过“两统”情报交换处。但这种合作更多是在形式上的，并不能掩盖徐对戴这个“后起之秀”的不服、妒忌和戴对徐的蔑视、敌对的真相。

徐恩曾与戴笠的矛盾是随着他们的合作开始而逐步产生的。

1932年4月1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成立，初创时期缺少电讯系统可用，戴就找徐恩曾帮忙，计划在各地建立电台网。徐答应本系统的各地电台可以为他所用，达成了协议。中统用香港、北平、天津、杭州、济南、南昌、汉口等地的分台，为特务处收发电报。这本来是一件合作的事，只因一点矛盾，竟演化成为两大组织交恶的开端。

徐恩曾将所部香港分台台长项濂，调回南京香铺营中统特务总台任报务员。项濂与戴笠是浙江大同乡（项是温州人，戴是江山人），又是黄埔六期的同学，因为香铺营离鸡鹅巷很近，项就常至戴处叙旧。

那时项濂每月的薪津仅三四十元，戴笠许诺每月给他七十元，拉他为特务处工作，比较之下，这是很高的报酬，因为当时戴笠的薪津也不高，每月不足一百元，项濂当然为之心动。项濂开始偷取中统特务总台的来往电报给戴笠，继而又拉拢中统的电讯特务到军统工作。

这些事很快就为中统特务总台的人员发觉，向徐恩曾密报，徐恩曾非常气愤，下决心要制裁项濂，他派行动员行刺项濂，但没有击中，以后项濂就公开投入了军统，这便是徐、戴二人矛盾之始。

第二件使戴笠与徐恩曾翻脸的事是为了争夺叛徒顾顺章。1931年春，中组部调查科驻汉特派员蔡孟坚，在汉口逮捕了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

当顾顺章被解到南京时，陈立夫和徐恩曾亲自上艇从轮船上把顾顺章接下来。当时徐恩曾私人秘书钱壮飞，紧急向中央报警，使顾顺章供出的上海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大部分领导都安全转移，但中统也捕到了不少人，如中央宣传部部长罗绮园、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等。顾顺章在上海为中统“立功”后，深得陈立夫和徐恩曾的宠信，成为特工总部手上破坏革命组织的一张“王牌”。

戴笠的特务处也很垂涎顾顺章，邀他前去讲授对付的办法，并加以拉拢。1934年，陈立夫派顾顺章到日本去考察特工，但顾返国后就被戴笠收买，答应跳槽到特务处工作。这便引起了陈立夫和徐恩曾的震怒，决心要除掉顾顺章。

次年4月，徐恩曾派干将顾建中将顾顺章杀掉。杀顾后，徐恩曾为了掩人耳目，故意散布消息，专说顾是因为组织新而被纪律制裁的。戴笠吃了“哑巴亏”，当然恨死了徐恩曾。

经过这两件事，“两统”的关系进入了互相斗争的阶段。

军统和中统本来按规定各有工作范围。军统面向军事、警察、保安部门，中统多在党政、经济、文化部门。宪兵和海军本是戴笠欲染指的对象，但徐恩曾却也想渗透进去。20世纪30年代中，他借兼任宪兵司令部政治督察之机，掌握了司令部的警务处和军法处、看守所，并把这两个处的主要干部都吸收进中统组织，专门操办政治案件，以获取情报。

戴笠的军统掌管军事领域后，中统本应把宪兵部门让于军统，但徐恩曾却抓住不放，一直到1949年退台前夕，中统系统都还在与宪兵部门合作。对于海军方面，虽然在抗战后期已被戴笠视之为掌中之物，但徐恩曾却利用海军司令桂永清与戴笠的矛盾，成功地在海军司令部成立中统调查室，掌握了海军情报系统，使戴无法插手现有的海军，不得不寄希望于依靠美国人来重建新的海军。

使“两统”矛盾激化而开杀戒的事，首先发生在1939年，中统局第三组长卢斌，在山东活动期间，与军统局驻鲁专员厉文礼发生矛盾，竟被厉枪杀。这场风波虽被处理，但双方从此结下了新仇恨。

1941年2月间，戴笠最喜爱的军统行动和专家赵理君在河南任军委会战时华北督导团专员时，又与中统河南省调查室主任韦孝儒，因抢夺地方缉私权而发生矛盾，赵倚仗他在军统的势力，一怒之下竟派人将韦绑架，把韦孝儒及其随行八人一起活埋在一口枯井下面。

徐恩曾闻讯大怒，命令中统搜集事证，向报告。看无法收场，就转令戴笠调查处理。结果使军统方面无可抵赖，戴笠只好忍痛把赵理君逮捕枪毙于西安。此事使戴笠与徐的关系达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警察系统素来是戴笠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争夺激烈的部门，徐恩曾虽无法在警察方面有所作为，但他却暗中支持李士珍。

在1943年至1944年间，戴笠草拟了一个建警计划，欲在行政院下设一个警察总监部，把全国警察统一在中央的指挥之下，由他来掌握。徐恩曾知道后，一面支持李士珍另搞一个十年建警计划，一方面向陈果夫、陈立夫汇报，让二陈从中作梗。本来已准备批准戴笠的建警计划，有意让戴当全国警察总监。

当他交方案给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第三处主任陈果夫研究时，他们却认为警察的指挥权一直在省市县地方政府，一旦划归中央，则地方维持治安可虞。同时以军统的人任警察总监，多有不宜，不仅将在国内招致议论，且英美盟邦亦可能产生非议，贻人口实。闻此思想动摇，再加上此时他对戴笠扩充势力已有担心，于是戴笠的计划便未能实现。

徐恩曾一贯好色贪财，他在吴兴老家本来有一个老婆，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又霸占了一个东北籍女学生，1931年，他又迷上了一个向中统自首的女叛徒费侠，把她安置在中央党部民训委员会任干事，并与之姘居。抗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武汉，两人的关系公开化，这引起了内许多人士的指责。

陈立夫也指责他不该贪恋女色，但徐恩曾并未理会。到重庆后，徐恩曾把东北籍老婆安置在铜梁县西温泉汤山，费侠则安置在国府路。费侠利用徐的权力从事投机倒把敛财，给他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1943年间，财政部有一大卡车中国银行刚刚印好的新钞票，从湖北运到重庆，途经沙市的乡间，突遇空袭警报，又闻谣传日军顷刻即至，押车人员和司机便弃车而逃。财政部闻报后，饬知中国银行将钞票号码注销。殊不知这车钞票落在湖北中统调统室手里，因为数量庞大，当地特务不敢独吞，乃报告中统局，希望能得一笔奖金。

徐恩曾接报后，想吞食这笔巨额横财，派了一名中统特务，持中统局书面证明前往押返重庆，当押运至川鄂交界的封锁线三斗坪时，被军统交通检查所查获。戴笠当即向告发。正处于财政窘境的，起初认为是徐恩曾私印伪钞，一怒之下曾准备把徐枪决。

后来经中国银行验证，不是伪造而是注销报废的钞票，徐恩曾又推说事前不知道，暗中令押运的小特务招认是贪财起意，途中拾得。结果是军法总监部把那个押车小特务，以捣乱战时金融的罪名判处死刑了事，当了徐恩曾的替死鬼。但此事对徐的影响甚大，给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4年，徐恩曾用中央党部的几部大卡车做走私生意，从中印公路运回一批走私西药，当运至四川广元时，又被军统查获。由于用的是中央党部的大卡车，戴笠明知是徐恩曾所为，但怕认为他有陷害之嫌，就去找与徐恩曾水火不容的朱家骅向密告，前后两事连在一起，蒋“龙颜大怒”，于是1945年春，亲自下令撤去徐恩曾的本兼各职，永不叙用。就这样，1945年1月，徐恩曾结束了主持中统的生涯。

徐恩曾被撤去本兼各职后，只剩下一个工程师学会总干事的职务。1947年始由中国工程师学会选为“国大代表”，上海解放时逃香港。

戴笠与徐恩曾的斗法至此以徐的下台而结束，而军统与中统的矛盾斗争并未就此结束。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戴笠的一段讲话来结束此文：

“我们除不允许生活腐化之外，更不允许同志们与人家随便冲突。这是十多年来我们的一贯作风。同志每次与人家冲突，我总是严惩自己的同志，轻责他人。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由兼善天下。’目前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兼善天下’，所以顶要紧的是健全本身。”

戴笠的言行是否一致，由此可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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