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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伯昆(朱伯昆简介)

时间:2024-01-22 08:00:33 作者:无药可救 来源:网友整理

本文目录一览:

北大哲学系,110年!

今年,是北京大学哲学系

建系110周年

1912,北大哲学门向世人敞开

这是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开端

哲学门中

走出了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哲学家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北大哲学

不忘初心,奔向未来

以哲思之名,立哲学之门。百十年来,一代代哲人接续前行,一位位大师哲思氤氲,和而不同,气象万千。北大哲学门的故事不仅属于北大,而且属于哲学中国的整个共同体。北大哲学是中国哲学界永远的津梁渡口。每当后来者向远方前行时,都会转头对她投来钦敬而又不失温情的目光。

从风雨如晦年代的思想激荡,到民族复兴征程的星辰大海;从毗邻故宫的沙滩红楼,到未名湖北的人文学苑。时空变换,然而北大哲学的初心使命从未更迭:用刚毅卓绝的独立思考,为中华民族丈量精神高度,为祖国大地贡献时代精华,为人类文明注入中国智慧。

哲学门

01

红楼飞雪:风气但从此门开

1912年,一份《元年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让人心头为之一震,北京大学新设哲学门,主要课程包括: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宗教学、伦理学、认识学、社会学、西洋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等。对比1903年张之洞修订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当时奉行的依然是“忠孝为本”“经史为基”,只有“经学”,而没有“哲学”。辛亥革命之后,严复校长将千百年来被尊为庙堂之学的“经学”并入“文科”,增设“哲学门”。现代中国的哲学学科由此滥觞。

这个开端在古老民族向现代转化的历史进程中颇具象征意义:从古老的经学到现代的哲学,这不仅仅是古老民族对来自西方的新学科的包容与接纳,更重要的是,要为从西方舶来的“哲学”一词注入华夏民族固有的精神和价值。至此,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创造性解释历史性地展开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海天集》和蔡元培校长题词

鸿蒙肇判,风气始开。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这位爱好哲学与佛学的校长为1925年哲学系毕业同学纪念刊《海天集》题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校长以此勖勉哲学系同学,堪称“系训”。更重要的是,他为北大哲学带来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新风。于是,哲学系成了引领新思想的策源地。学有专长的先生们,荟萃于斯,冷静而不乏,书写中国文化的新方向:

胡适开创了援引西方哲学、整理中国材料的研究范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和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出版,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基础、规模和气象由此奠定。从此,中国哲学学科日趋成熟。作为智慧之学、群学之源,哲学以虚怀纳善之真诚、精进不已之奋勇,对中国文化及其现代命运予以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

1919到1920年,英美哲学家杜威、罗素,先后造访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缘此扎根中国社会。1924年,张颐任教北大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后,他依照国际标准,亲手打造哲学系的学科与课程体系。随后而至的贺麟、陈康、郑昕等先生,踵事增华,拾级而上,西方哲学的研究格局豁然开朗。与此同时,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课程的开设,进一步推动不同学科的融合和贯通,共同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

蔡元培、李大钊、胡适、蒋梦麟的合影

在中西思想的激荡中,马克思主义出场了。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馆长李大钊,都曾在哲学系开设有关唯物史观的课程。星火燎原,前赴后继。1920年,哲学系学生邓中夏与同学少年发起成立“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1年,参加一大的五位北大代表,其中三位就来自北大哲学系。在以后的历次和革命风潮中,哲学系学生以“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文章气节少年人。1914年夏,在酷爱西方哲学并亲手翻译《纯粹理性批判》的胡仁源校长的推动下,哲学门开始招生。

1917年,首届学生毕业。著名学者、参与创建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是哲学门最早入学的学生之一;

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冯友兰先生,是第二届毕业生;

著名史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是第三届毕业生;

文学家朱自清先生,是第四届毕业生;

解放前夕努力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先生,是第五届毕业生……

哲学系第二届毕业生合影,其中有陈独秀、马叙伦、冯友兰等人

02

联大岁月:南渡北归继讲说

北大哲学,是经过血火淬炼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一路南迁,三校合并,伫立起西南联大这座精神的丰碑。“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冯友兰先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铭》中的寥寥数句,雕刻出了一个文化命脉不绝如缕的时代里哲学人的心绪。

对熟知中国历史的冯先生而言,南渡是民族历史上永远的痛。从晋到宋,再到明朝,三次南渡,皆未北返。算上这次,已是中华民族的第四次南渡。能否凯旋北归,奔走在南迁路上的哲人并不知晓。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尽读书人的本分,以自己的全部深思,撑起民族救亡的支点。这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冲动。

于是,冯友兰完成了重构民族哲学的《新理学》体系。

汤用彤出版了全面超越日本学者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金岳霖的《论道》、陈康的《巴曼尼得斯篇译注》等一批重要著述,均已成为标识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坐标。

所有的著述思考,都与民族危亡、文化存续的自觉意识密切相关。

冯友兰将《新理学》、《新事训》等书命名为“贞元六书”,取意正在于要通过哲学的构建重塑中国文化的精神,从而完成“贞下起元”的文化更新过程。在西方哲学研究这一似乎与民族精神存续无关的领域里,也同样灌注着光大中国文化的志向和期许。陈康曾发下弘誓大愿:将来如若“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

冯友兰蓄须照片

《新理学》书影

联大八年,多难殷忧。从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共有72人。昔年孔子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纯粹偶然的数字巧合,不免生出无限遐想。在这72位学子中,周礼全、任继愈、王浩、冯契、王太庆、石峻、汪子嵩、邓艾民、张世英、黄枬森等,日后无一不是学界的一时人杰。

张世英毕业证书

日后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和人学学科的马哲泰斗黄枬森先生,当年投笔从戎,投身到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之中。即使年过九旬,他依旧记得当年的险恶:在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战区唯一的后方补给线上,坡陡、弯多、路窄,几米外就是几百米高的悬崖,翻越怒山几乎与死神擦身而过。幸运的是,黄枬森终于等来了凯旋北归。随着抗战胜利、北大复校,黄枬森回归校园,继续学业,师从郑昕先生,专攻康德哲学。他在沙滩红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更见证了北大哲学的新生。

03

燕园相聚:哲人兴会更无前

新中国成立后,哲学系随北大一起迁入燕园。就在全新的时代、全新的国家、全新的校园中,当代中国哲学史上一段全新的传奇就此展开: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所大学的哲学系教师全部汇聚北大。

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王宪钧、邓以蛰、沈有鼎、任华、周礼全、朱伯崑等先生来了;

南京大学的宗白华、张颐、熊伟、何肇清、苗力田等先生来了;

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黄子通、周辅成、江天骥、石峻、陈修斋、张世英等先生来了;

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朱谦之、李曰华、马采、方书春等先生来了;

燕京大学的洪谦、张东荪、吴允曾等先生在燕园守候。

这些先生,还有原中法大学和辅仁大学的诸位先生,同原北大哲学系的汤用彤、郑昕、贺麟、胡世华、容肇祖、任继愈、汪子嵩、黄枬森、齐良骥、晏成书、杨祖陶、王太庆等先生一道,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空前未有之格局,堪称“20世纪的稷下学宫”。

20世纪50年代,诸位先生在研讨

曾在各所大学独当一面的大师们汇聚一堂,相处倒也融洽。没有文人相轻,只有惺惺相惜。因为其中不少学人,抑或曾求学于此,抑或曾执教于斯,渊源深厚,学脉相通,相互之间颇有默契。“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是令人向往的哲学盛景。直到1956年,北大哲学系在这数年间成为全国唯一的哲学系。

美学大家在研讨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这是汤用彤、汤一介父子始终秉持的家风,也是北大哲学系所坚守的精神。既是全国唯一的哲学系,北大哲学系当仁不让地要为全国哲学学科教学和研究奠基。在那个年代,中西哲学史的梳理、原著资料的编译、教材体系的建构,北大哲学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为后来的全国哲学界浇筑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其中,《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最为典型。旧中国的大学虽有西方哲学史这门课,但从未像解放后那样严格的从头至尾系统讲授,更何况西方古典哲学原著的外文原著和中文译本极为稀缺。因此,北大哲学慨然编撰数本原著选辑,滋养了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数代学人。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成立,金岳霖奉调任该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陆续恢复成立哲学系,部分教师调离北大哲学系;1964年,中国科学院宗教所成立,任继愈调任该所所长。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分而合、合而分,铸就了北大哲学门与全国兄弟院系和科研机构之间打不散、割不断的深厚学缘。

04

静园草坪:小院摇漾春如线

历经波折,九死无悔。劫后余生的北大哲人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北大哲学如同静园草坪,春风一度,生机无限。

哲学的春天来了,青春的笑脸也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北大哲学门,犹如一块磁铁,把各地青年才俊吸引到此。压抑已久的求知欲,伴随着真理的热忱和青春的活力,一道迸发出思想解放的澎湃。“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股豪迈的书生意气,随着“第二次睁眼看世界”的启蒙,再次唤醒了沉寂许久的中国思想界。这里没有满目疮痍的悲情,没有逝者如斯的感伤,只有“一万年太久”的只争朝夕和“只要敢登攀”的求真精神。

北大哲学系77级毕业合影

世界哲学的新潮涌来了。当时在外国哲学研究所求学的青年学子,组织学界才俊,成立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辑委员会,大规模地翻译和介绍西方现代哲学著作。当代西方一批思想大师的著作,例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卡西尔的《论人》,给中国的思想界吹来一股久违的新鲜空气,甚至在语言上,也影响了一批学人的思考和写作。学术界开始出现了各种崭新的话语和观念。

20世纪80年代初,哲学系教师研讨

老先生们的青春焕发了。冯友兰先生以耄耋之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位学子满怀深情地回忆:

经过整整十年的辛勤劳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7卷本150万字已全部完成了。当时我非常高兴地握住他的双手,向他表示祝贺,他的双手是那样柔软、温暖,神色是那样平静安详、怡然自若。然而此时先生的双眼已经失明了,而思维仍然十分清晰,他是用口述的方式,由助手代笔。由85岁一直写到95岁,这是用生命在写作,把自己全部精神和心血都倾注在他的著作中,将过去失落的自我重新找了回来。

张岱年先生“自强不息、振兴中华”题词

多门学科的研究复苏了。1982年北大哲学系设立全国第一个本科宗教学专业,成立宗教学教研室。1983年,乘着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90周年的东风,北大的宗教学研究缘此全面复兴。1995年,北大决定成立宗教学系,这是中国国立大学的第一个宗教学系。在宗教学研究兴起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没有忘记老校长蔡元培八十年前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著名美学家叶朗向国家的领导人建议,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之中。逻辑学专业则以现代逻辑为教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从1987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培养目标是“现代逻辑方面的教学和科研人才”。

教学改革的号角吹响了。“哲学导论”是北大哲学系本科主干基础课,是新生入学的第一门专业课,被视为哲学本科教学的“定海神针”,是国家级精品课程。张世英、叶秀山、余敦康、张祥龙等哲学家担任主讲教师。老系主任赵敦华,主张“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哲学”。《西方哲学简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两本教材渗透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中国式通史观。这些足迹,仅是北大哲学教学改革的缩影。

北大哲学系访问哈佛燕京学社,内有叶朗、赵敦华、陈来、张志刚

学科建设的步伐坚实了。1999年5月,北大哲学系举办全国哲学系主任大会,此后便开始制定各二级学科的发展规划,明确全系跨学科研究与教学的发展之路。200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中国哲学、美学等4个学科被确立为国家重点二级学科。2007年,北大哲学系被定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

静园四院的紫藤萝瀑布

从春雷初响到世纪之交,北大哲学曾在八十年代的热火朝天中人声鼎沸,也曾在九十年代的市场大潮中门庭冷落。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唯有一脉相承的人文气息依旧如故。尽管市场的冲击和时代的喧嚣纷纷攘攘,北大哲学就在静园四院的一方天地中坚守“诗意的栖居”。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唯有立心立命的文化使命不改初衷。一如四院的藤萝紫瀑,撩开层层叠叠的紫藤花丛,方见盘虬老干的粗壮峥嵘。桃李不言,润物无声。就这样,北大哲学门迎来了百年系庆的荣光时刻。

百年系庆

05

未名湖北:收拾精神向未来

百年辉煌,皆为序章。百年系庆后,哲学系从静园南端迁至未名湖北。“北”是一个极富深意的方位,因为“北”意味着指引方向。百年辉煌过后,搬至未名湖北、入驻人文学苑的北大哲学如何再度焕发思想青春,引领学界风气?同样面对一张百分制的考卷,从60分跃升到80分相对容易,但要从80分向100分进军则无比艰难。站在积淀百年的精神高度上,北大哲学的每一个向上攀岩都是极为艰难的自我挑战。

这是压力,更是动力!北大哲学人不敢懈怠、一路前行。进入新时代,北大哲学人共同见证了思想与思想的彼此致敬,见证了智慧与智慧的相互碰撞,见证了精神与精神的前后赓续:

——让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2013年,北京大学代表中国哲学界在雅典成功赢得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主办权。2018年8月13日,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首次以中国哲学传统作为核心议题:“学以成人”。注册人数7831人,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会议场次1000场,学术报告总数达5019篇,创下了世界哲学大会的历史之最。在世界哲学大会的百余年历史上,这是学术论题最为丰富、哲学传统最为多元的一届,汇聚了全球最广泛的人类智慧和哲学探索。

世界哲学大会

——让全球人才汇聚北大。

回望历史,全国翘楚的风云际会,铸就了北大哲学的辉煌;新征途上,北大哲学敞开胸怀,放眼全球,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哲学精英。2019年,经过层层筛选,四位年轻的外籍教师,迈入了北大哲学门。这是北大哲学系人事改革的一小步,却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步。因为这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要想持续招揽全球哲学精英荟萃北大,北大哲学就必须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学科高地。

——让培养体系更趋开放。

全球人才的加盟,多元哲学的会通,新时代哲学人才培养体系趁势升级。北大哲学系探索更加开放的培养体系。向交叉学科开放,“古典语文学”“思想与社会”“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伦理”“数学、哲学、计算机中的逻辑”等跨学科培养项目和前沿交叉课程应运而生。向全球哲学开放,北大哲学系同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法国巴黎高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海德堡大学、图宾根大学以及慕尼黑大学等诸多世界著名哲学教育机构有着密切的合作。

——让中西融通再结硕果。

1948年,冯友兰先生在英文刊物《哲学评论》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的文章。他说:“在我看来,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70年后,北大哲学人对这一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未来世界哲学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融会贯通的新哲学。为此,北大哲学开始探索“汉语哲学”,以汉语为工作语言,打破学科壁垒,凝聚学界力量,融通中外哲学,参与文明对话,把中国人对哲学的理解提供给世界。

汤一介先生与《儒藏》

——让原创思想引领未来。

创新源于守正,北大哲学扎根中国大地,赓续文明传统。《儒藏》的编纂与研究,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文献,推动着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探索和建构。同时北大哲学人也意识到,锐意创新才是致敬传统的恰当方式。面对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等领域提出的新问题,展开跨学科研究,探索未来哲学的理论空间。哲学系在与时代同行中,不断展现着哲学反思的前瞻性。哲学与人类未来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相继成立,旨在重新审视与探索科技与人文的底层关联,力图在深度科技化的时代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图景做出原创性的理论思考。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成立

哲学的未来在于思想创新,更在于人才培养。

哲学门下,走进了一批批因爱智求知而仰望星空的青春面庞,他们才是真正的未来。“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这是哲学教育的真谛所在。

在老教授家中,哲学系的青年学子依托“传薪文献”项目,用口述史记录前辈的思学轨迹。白发垂髫间,浮现出“90后老先生教育90后新青年”的动人场景。

在哲学系课堂上,学生们在经典阅读与理性批判间淬炼思维,在古典哲学与现代科技间自由翱翔,在形上哲思与时代观照间思考往复。

每个在精神家园中栖息盘桓过的学子都被赋予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别样的胸怀:理性肃穆而又不乏温情,宽容平和而又不坠乡愿,通达晓畅而又不致苟且,热血理想而又不失冷静。最终,化智慧为德性,化未名水为黄河月,化稚嫩萌芽为参天栋梁。在西南边陲“国学支教”的儒行社活动中,在河西走廊“扶贫攻坚”的基层第一线上,在奥运赛场“最美微笑”的蓝色志愿者间,在前“强国有我”的磅礴呐喊声里,都活跃着爱智学子的青春身影。对历经百十沧桑的哲学门而言,他们是平视世界的一代人,是见证复兴的一代人,更是开创未来的一代人。

传薪文献项目,90后的老先生教育90后新青年

哲学系学生在建党百年时刻的合影

“作为一个特殊的生物,人既由历史定义,也由未来定义,对于未来的想象会塑造我们自身,影响当下的选择和对历史的理解。”

这正是北大哲学人面向未来的选择。哲学门是一扇永远不会关闭的门,因为这扇门永远向未来敞开。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面向未来,北大哲学门的传奇必将继续书写下去,镌刻在民族复兴的心灵旅程之中。

北大再出发,哲学向未来!

来源:北京大学哲学系

文字:张梧

排版:唐儒雅

责编:李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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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北大哲学系

我学习《易经》的经历

欢迎大家走入《易经》神妙的世界。

《易经》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其实离我们很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可能都与《易经》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在雾霾的天空下要怎么呼吸,我们会呼吸吗?你可能会说谁还不会呼吸呢?其实生命就在于一呼一吸之间,怎样呼吸一门大学问。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运辰如何?我们的一菜一饭要怎样搭配?

我们适合于做什么工作,不适合做什么工作?

适合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谈恋爱,不适合与什么样的人交友、恋爱?在职场上,和不同的上司怎样相处等,这些人生的命运问题,或许我们都可以从一本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本书就是《易经》。

《易经》究竟是本什么样的书呢?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我先说一说我是怎样接触这本书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正是期间,那时候像《易经》这种书,是要被当作四旧被烧掉的。我家里偷偷藏了一些线装书,就是旧书,我特别喜欢看这种书。听说《易经》是本算命的书,我特别好奇,就偷偷偷地看。但是看不懂,只看到里面有各种线段,一种长线段,一种短线段,画出来的这种符号,感觉特神秘。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远方亲戚,是一个道士,的时候还俗了,我就偷偷问他,他就给我讲阴阳五行、六爻、八卦,教我用易经来看相、算卦、看风水。

后来我父亲知道了,他就告诉我《易经》不纯粹是用来算命的,《易经》还可以用来看病。我父亲是第一届国医大师,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学中医有两本书是必须要读的,一本是《黄帝内经》,另一本就是《易经》。

我国古代有个药王,叫孙思邈,他就说过“不懂易经是成不了一个大医的”。这样一来,我就更感兴趣了。后来我上了大学、研究生,学习了古代文学、古代汉语,这样就可以比较轻松地来读《易经》了。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南京,我就在南京面对社会开设了《易经》这门课,这在当时是有一定风险的,没想到来听讲的人挤满了教室,教室的后面、走廊上,都站满了人,连窗外都站满了人。我看到大家对《易经》这么感兴趣,非常高兴。

为了讲好《易经》这门课,我开始大量收集有关《易经》的资料。发现不仅我们中国人对这本书着迷,还有很多外国的科学家对这本书也很着迷。比如德国有一个数学家,叫莱布尼兹,他就从《易经》八卦里看出了二进制;丹麦有一个物理学家,也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叫波尔,它从太极图里看出来波粒二象性原理。

这本被很多中国人都当作封建迷信、所谓算命的书,却被外国人当做宝贝,这就更加激发了我深入探究的兴趣。于是我就开始萌发了要编一部易学大辞典的念头。

当时,我们没有电脑,也没有互联网,完全靠人工。我就查找了古今中外大量的资料,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主编完成了《易学大辞典》,一共是一百七十二万字,1992年就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型易学工具书。

接着,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主编完成了《易经运用大百科》,1994年出版,这也是我国第一部易经运用的百科全书。

在学习《易经》的过程当中,我渐渐发现《易经》博大精深,还应该跟名师学习。当时我已经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当时研究《易经》有一个泰斗,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朱伯崑教授。朱先生在我编写《易经大辞典》的时候,曾经指导过我,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想报考您的博士”。他说“我已经不招生了”,我说“那我特别想跟您学,怎么办呢?”他说:“那你问问北大研究院吧,看看我还能不能招?”于是我就马上打电话问了北大研究生院,研究生院负责招生的同志就说:“只要朱先生想代,就可以招。”我当时听了,十分得高兴,也十分地感动,所以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先生,朱先生淡淡地说了句:“那好吧,你就准备考试吧。”1994年我就考取了朱伯昆先生的博士生,也就成为朱先生大陆的关门弟子。

在北大攻读博士的这三年中,我的收获是巨大的。朱先生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花在易学上面,就是《易经》之学,他的代表就是四卷本的《易学哲学史》。他发现我国古代历代著名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受到了《易经》的影响。有的是对《易经》进行了发挥,有的是借《易经》来阐发道理。他还告诉我,他的老师冯友兰先生一生都重视《易经》。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的开创性人物,他把《易经》看成是宇宙代数学,是一个最高的哲学。冯先生是1990年去世的,他去世时95岁,他的临终遗言是这么说的:“中国哲学在21世纪将大放光彩,你们要注意《周易》(即《易经》)。”

冯先生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本来我和大家一样,以为《易经》就是讲占卜、算命的,没想到它在中国哲学史上有这么高的地位,它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有这么大的作用。冯先生晚年的时候就说过“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研究《易经》哲学”,而朱伯昆先生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弥补了冯先生的不足。可以说朱先生用几乎一生的经历在研究《易经》、易学哲学。

我在跟随朱先生学习《易经》的日子里,深深为朱先生独到的见解所折服。朱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使他成为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第三代带头人。

记得1998年,在朱先生75周岁的时候,北京大学哲学系给朱先生办了一次研讨会,会上中哲史的主任陈来教授深情地说“朱先生是继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之后的第三代中国哲学的代表,希望朱先生一个人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会后,我就问朱先生:“您写吗?”朱先生说:“我不写。”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再写也写不过冯先生。”当时,我听了之后非常震撼,这就是朱先生,他知道要全面超过他的老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在易学哲学史上下功夫,这点超过了他的老师。我也深深地知道,我要在易学上超过朱先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一辈子潜心地学习,只希望在《易经》的不断学习中,有所心得。

博士毕业后,我一直跟着朱先生。朱先生领衔先后成立了中国易学与科学委员会、国际易学联合会。我就帮朱先生做一些筹备的事情和学术活动的事,不仅常常听到朱先生的真知灼见,而且切实地感受到朱先生那一份忧国的情怀和那一份振兴中华的强烈使命感。

2005年他把中国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长的重任交给了我,没想到2007年5月他就去世了。今年是朱先生仙逝十周年,北京大学将召开一个纪念会。朱先生天国有灵,我相信,这次喜马拉雅100集的《易经》解读,一定会得到他的加持。《易经》一定也会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来源丨喜马拉雅FM 张其成讲《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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