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的和平(表面的和平吉他谱)

地震中的摩洛哥：废墟上的北非古迹与世界遗产

现状

现在的生活现状让我无厘头！在婚姻里，都不愿意低头。相互嫌弃的模式还能持续多久……

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位好妻子！可是好妻子的定位又是什么？婚姻赋予女人太多的责任与无奈……我做不了你心目中期待的贤妻良母，但是你做到了一个丈夫该做的了吗？可是一位丈夫，一位合格的丈夫又该怎么做？没有人能具体定义……

现在我不愿为了你在委屈自己，因为为了你我已经付出了很多了！为了你去维护身边的各种关系。虽然知道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处理各种关系，可是还是在尽量的维护表面的和平！这样很累，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我做不到你要求的那样，你也做不到我要求的那样。可是现在的状态怎么去维持一个平衡点？太难了，夫妻关系该怎么去维护？怎么去经营？

，寄生在情理之间

，未曾从人们的视线中移开过。如果不是家人或本人亲身经历，我们似乎也习惯了以为那只是一些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的套路。

最近，多起相关的案件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也让这个话题再次变为热点。随着被骗缅北的中科院博士归国后袒露受骗始末，多位“秀才”的中老年受众讲述内心纠葛，原先奇观之下的“”可能逐渐让大家意识到，这与当下每个人的生存境遇息息相关。再以报道标题为例，“为领礼品刷单险被骗547万”、“男子冒充女大学生10余万”，它们原本是这段时间的社会新闻，但如果说是发生在一年前、两年前或其他任何一个已有互联网的时间点，都不奇怪。足可见之普遍。

2019年，孙中兴在台湾大学将“社会学”带进了大学课堂，希望从社会学的视角回看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在孙中兴看来，从来不只是单纯地“骗”而已，它是寄生在信赖之上而成长的过程性事件。人们并非只要不贪图小便宜，就不会上当受骗。对突破阶层的渴望、对情感的潜在需求，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如今事件中的诱饵。说到底，是一场关乎社会信赖的攻防战。

《孤注一掷》（2023）剧照。

不过，这并非他关注的全部——“说起，这里面我比较关心的，反而是一般人比较不关心的部分。”

在社会学的第一节课上，孙中兴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采访身边三个人，收集各自的三段（受骗）经验，并提供自己的三段相关经历。他笑称，这样就能一次性听到十二个故事。“课”开了三年，三届学生“贡献”了上百个关于的故事，而令他困惑的是，在每个人的求学经历中，考试作弊几乎是最常接触到的“”，但没有一个学生把它写进作业。

“谈起，我们好像都默认这是别人的事，和自己无关。生活中我们对家人亲友、老师同学、恋人朋友撒点小谎好像都不算什么，见怪不怪。”在孙中兴看来，实际上这和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他并非反对日常的“客套话”，也无意主张在任何场景都要讲述绝对的“真话”，只是提出，与其社会层面笼统讲“不要说谎”，更重要的是讨论“分析时机”，什么情境下，什么程度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而哪些又涉及底线。当触及底线时，我们的社会又是否能够提供一些别的选择，而不是让人们错以为，只有唯一的路可走。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自觉，在社会层面宣传反诈几乎是不可能的。”

孙中兴，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7年出生于台湾，祖籍河南商水，198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开设课程有“社会学理论”“爱情社会学”“幽默社会学”“孔子：社会学的研究”。其所开设的“爱情社会学”曾被台大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在“课”之前，孙中兴还开设有爱情社会学、幽默社会学等课程，在两岸三地都颇受欢迎。人们喊他“老顽童”，他上课没有“架子”，留着白胡子，手上常常拿把扇子，透过他的讲述，学生们常会感慨，“原来做研究也可以很有趣”。

2022年，65岁的他正式退休。很少有学者会在退休前还开新课，但孙中兴没那么多顾虑，社会学是在他退休前三年才开设的，那之后，他又开了门“怪奇社会学”，起因是想不通为什么有的人或事会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另外他还开了门“比较文明与全球伦理”，这门课相对严肃些，他发现虽然如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已经很深，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好像还是传统的“天下观”。

总之，你很难在他的眼中看到人到暮年的那种静止。他说“退休”和“毕业”一样，“我最早学英文时，‘毕业典礼’叫‘commencement’，是‘开始’的意思，所以‘毕业’和‘退休’都是把你学到的东西拿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近日听闻三年前的“课”即将繁体版成书，我们联系到孙中兴，从缅北等新闻事件聊起，进而延伸到与信任、情感、知识等相关议题的连接。最后也想借这次采访，和读者一同走进这位“老顽童”退休之后的“新”生活。

采写｜申璐

的“生长”

新京报：久违，孙老师。2017年，我们曾围绕爱情这一话题与你有过交流。彼时你开设的公开课“爱情社会学”因智识和风趣在两岸三地都颇受欢迎。如今时隔六年，你的关注领域在不断拓宽，新书《社会学》繁体版也将在台湾地区出版。连日来，关于缅甸电信的新闻在大陆地区备受关注。不知道身在台湾的你对此是否有所耳闻？

孙中兴：最近我也在关注缅北电信的相关新闻。如今这种大规模在组织分工上越来越严密，内部分工越来越细，有相应的激励制度，话术也更加精密，就像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这几年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他们开出的高薪回报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具有很大诱惑力。

实际上在缅北电诈在大陆引起关注之前，台湾已经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很多年轻人会私自前往柬埔寨的KK园区，警方得知相关消息后曾在机场组织劝返，但还是有人去了。以前我们的新闻常说，台湾现在输出了很多犯到东欧国家、东南亚国家，这让我们觉得非常难过。

总之，我相信警方或有关机构一定掌握着具体资料，不然能写出《孤注一掷》这样的剧本的人，不可能仅仅是凭空构想的，只不过大部分学术研究没有渠道接触到这样的资料。

《社会学》（繁体版），孙中兴著，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9月。

新京报：前不久，“中科院博士被骗至缅北”曾引发了公众讨论。由于受骗者的“博士”身份，互联网上有不少声音感慨“博士读了这么多书，竟也这么容易被骗”“连小学生都知道的，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道理，博士都不知道？”且由此还再度引发了关于“读书无用”的争论。对此，你怎么看？

孙中兴：我想这本质上是否还是同个体的处境有关。如果他不为收入焦虑，缅北还能成为一种诱惑吗？当然这也很难完全下定论，一旦失去道德底线，人就可能被更大的欲望所俘获。这是道德底线的问题，它不是到大学才被教育的，应该从小就明确：“人到底能不能为了钱，去做亏心事”。

另外就是，新闻媒体只是报道了一位博士受骗，我们就不要认为所有的博士都会如此，进而上升到整个“读书人群体”。至少我认为这可能是做评论该有的准则，也是比较好解决问题的方式。否则怎么办呢？因为一个博士受骗，所以撤销所有高校？大概不能这样因噎废食吧。不要谴责受害人，也不要殃及无辜。有些被骗的人很容易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因受一个人骗而对社会上所有的人失去信赖。

如果我们真地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不如去看看他的成长经历，他在求职过程中是否有过阴影？究竟是什么事情导致他最终走上了那条路？我常常觉得，社会上发生的很多新闻背后，我们要不要去了解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要一下子就去下定论、贴标签，“这是坏人，那是蠢人……”去理解他们才有可能在以后的防上真正获得实效，要让他们的经历成为“教材”，而不是让他们本人成为“替罪羊”。

我在教书期间也反复和学生说，不要因为一时的利益作弊，如果真的过不去，坦诚讲出来，学习上遇到什么障碍，我们一起想别的办法。顺着这个逻辑，有时候我们其实真正希望的是人们能有多一些的路子可以走，而不是只有唯一的选项。

《Tinder王》（The Tinder Swindler，2022）剧照。

新京报：这一系列缅北电信案中还暴露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些被骗至缅北的年轻人大多出自底层家庭，抱着想要改变家族命运的冲动铤而走险，去往当地后幻梦破灭，也连带将一个家庭拖进更深的沼泽。当成为短期密集出现的热点事件时，这是否也与人们所处的更大的社会环境，或者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有关？

孙中兴：我不太了解方的具体情况，权且当个推测。他们是否有过童年阴影，因而选择在成年之后以报复社会的方式转移出去。或者他们是否曾在正常的社会体系中被不当对待，进而以更极端的方式对社会上的其他人进行无差别报复。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尔虞我诈的社会，以金钱为最高价值，今天在社会中我是强者，是狼，其他人都是羊”，可能还会将这种狼性放大在不恰当的地方。长期下去，它最根本损害的还是社会内部的深层信赖。

另外这件事也让我想到，社会整体层面的道德氛围问题。还有些者的逻辑认为，只要没被抓到就不算犯罪，这是很可怕的。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注：该句出自清代周希陶的《增广贤文》，其中的“娼”泛指为了富贵生活不惜手段的人。）

新京报：你之前也曾开设关于爱情的课程。这让我想到近几年大陆出现的另外一类引发争论的案件，与情感和都有关系。从前些年，“六旬阿姨疯狂迷恋靳东”的新闻连续多日登顶头条，到近日网红“秀才”骗取中老年人天价“打赏”。透过这些现象，我们是否也能从虚假的“骗”中窥见一些表层之下的“真实”需求？你会怎么看中的这种情感置换？

纪录片《走进柬埔寨团的“杀猪盘”爱情陷阱》（The Pig Butchering Romance Scam，2023）画面。

孙中兴：说起来很遗憾，在如今这个社会，很多人没有情感训练或情感教育。当情感一旦来了，对方可以对你嘘寒问暖，三餐关注，去哪里找这样的人呢？这些不是一次性或一天完成的，它通常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台湾的科学园区经常有男性工程师被骗，通常金额在70万台币左右，对方就收手了，而再往下就骗不下去了，因为下一步就是见面。

在台湾，中年男性和女性上当受骗的情况也相当多。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很难获得感情体验，但同时仍然对感情有强烈的需求，这个需求就容易被利用。日本几十年前有个电视剧叫《爱情师》，男主每一集一位女性的感情，但到最后，没有一位受骗者起诉，她们都觉得对方给了自己一场非常好的爱情，虽然是假的。当时我在看这部片子时觉得，这太没道德了，但转念也会想，有些人在这个社会通过正常的渠道可能是谈不到恋爱的。这是社会中不公平的一面。

我不是在为者辩护，只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情感从来不只是年轻时的需求。情感中的我们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花些钱，这算什么呢？为所爱的人做些事，这又算什么呢？这本是情理之间的事。通常就寄生在这些情理之间的事上，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展，所以我一直强调是一个过程。

但我始终觉得，钱失掉还好，感情失掉也还好，最大的失去是对一般人的信任。信任通常有两个层次，一是人际信任，因为你和我有某种关系，比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学缘关系，所以我信任你；另一种是制度信任，人们通常认为，你是政府机构，不可能骗我吧？你是正规的股票上市企业，不可能骗我吧？而方往往就是模仿这些拥有社会信任的一方来实施，或者说，是寄生在信赖之上而成长的。

新京报：你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讲爱情其实是在谈平等”，那么，透过这个现象，你主要想探讨的是什么？

孙中兴：这里我最想谈的是“以不骗应万骗”。是很实际的问题，人们常常会困惑，为什么我们天天讲“防诈”，依然还有那么多现象存在。这既与观念相关，本质上恐怕还要靠更大范围的制度完善。

首先是从自我做起，包括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保有起码的尊重，尤其在家庭环境中，父母不要总是以“为你好”之名就把孩子的一切需求堵死，这样下去亲子关系也不会改善。特别是这个时代，今天年轻人受的教育和父母一辈是很不一样的。其次是制度层面，公权力如何让守法的人不觉得吃亏？这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平等”问题，如果作弊者得高分，行骗者锦衣玉食，这不是把人逼上梁山吗？越是在公平的制度下，就越没有容身之所，大家各凭本事，这是良性的生态。

不只是“骗”

新京报：谈及，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觉得，只要不贪图小便宜，就不会上当受骗。据你的观察，事实如此吗？“是否陷入”会受到哪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孙中兴：在谈这个问题前，我先讲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说起来也不算太丢脸（笑）。有一年冬天，我和朋友吃完饭出来，刚下公交车，旁边有个西装笔挺的老先生，他拿着电话在跟另一边讲：“糟糕，我的皮包拉在出租车上，今晚回不去了，赶快想办法。”他不是在跟我讲，我只是碰巧在旁边而已。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觉得你联系你的朋友帮忙就好了。前后相隔不远走了一段路后，我们停在红绿灯路口，老先生还在讲，他的“基本信息”我几乎都听到了，就有些动了恻隐之心。

我就去询问他目前怎么样了。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自己是某电子公司的副理，着急地说今天必须要赶回去。于是我问他大概需要多少钱，当时台北还没有通高铁，他说他从高雄坐飞机来，需要2000多台币。我追问是否这么多钱就能解决问题，他扭捏说：“不瞒您说，我的旅馆费用还没结，您帮我就帮到底吧。”我后来一共给了他5000台币，对方还一直强调说“不是给我，我会还的”。言语间他上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那时我才反应过来，这钱他怎么还给我呀？

后来得知，这样的事件在当时附近的大学城屡有发生。所以你看，其实不贪图便宜的人也有可能上当受骗。这样的说法还是将责任全部转嫁到受骗者身上，是对“完美受害者”的想象，但关注点其实应该是施骗者的骗术。

话说回来，我也会自责当时自己为什么这么“傻”。这本书中，我不断在讲不要谴责被骗的人“傻”，我们的社会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傻”维持信赖的运转。这些事情就像是生活中的“苍蝇”，很难完全杜绝。但类似缅北导致家庭倾家荡产的事件，公权力一定要介入，才能够让生活在社会的“老实人”觉得这个社会有在保护他，不然这个社会就难维持，可能会变成“人吃人”的社会。

《农民工进城防骗手册》，刘云志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新京报：这就需要回到关于“”的界定上。是一个内容驳杂且相对模糊的范畴，在你的研究中，你是如何定义“”的？为什么说“不只是‘骗’而已”？

孙中兴：我往往会在第一堂课上做一些语言层面的辨析。说起“”，回看《说文解字》时我们就会发现，里面并没有记载“骗”这个字，不过其中有“欺”字，另外还有一些言字旁有关的字。“骗”这个字实际上大约到明朝时期，才普遍流行起来，但依然令人觉得奇怪，“骗”和“马”或“扁”有什么关系。另外我也结合了有关专家对或说谎的定义。综合看来，“”指的是与事实不符的事情。一方面是语言和现实世界不符；另一个方面是语言本身前后不符，自相矛盾，这也叫“”。有研究还会将范围进一步扩大，当事人所说的话和心中的本意不符，比如客套话也算一种“”。

新京报：前些年，大陆流行有“拍花子”的说法。受骗者称自己在走路时被“拍了一下”，对方用喷洒、涂抹、捂闷的方式让自己失去了判断能力，这种说法经媒体大肆报道渲染，逐渐在传播过程中走样，甚至衍生出当事人被“拍”后“丢了魂”的说法，但后经证实，最初其实是受骗者编造的故事。台湾是否有类似的新闻？受骗者为什么会编造这样的说法自我欺骗？

孙中兴：台湾早些年爆出许多有关“金光党”的新闻。受骗者在路上偶遇一袋假的金饰，此时骗徒出现称“见者有份，五五分成”，但黄金不像钱一样，还需要去兑换，而当受骗者回家拿钱交给骗徒后，带着金饰去兑换才发现是假的。后来有新闻报道披露，这些受骗者都觉得当时自己被“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有人去咨询医生，特别是麻醉科医生，是否存在类似武侠小说中的“”，医生回馈说应该是不可能。之所以有类似的说法，大约是受骗方觉得很丢脸，自己因为贪财被骗，多少有些说不出口，但如果是受“蒙蔽”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好歹是个“受害人”。

《诈欺游戏》（ライアーゲーム，2007）剧照。

不仅是受骗者，施骗方也会有一套和常规不同的想法。我曾听过一个相当夸张的说法，作弊的学生称“如果考试不作弊，老师会不高兴”。当时听后我十分震惊，那个学生解释说，如果不作弊导致考试分数低，老师会觉得自己没有教好。显然这套逻辑是有悖于常识的，但这的确是当事人为自己行动辩护的逻辑链条，他（她）必须如此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

新京报：广义而言，是谎言的一种实践。你在书中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谎言的流变，以及人们对于谎言所做过的思辨性讨论。即便时至今日，当我们谈论谎言时，“善意的谎言”都仍处于一种道德善恶上的模糊地带。而值得怀疑的是，引入道德主义的视角看待谎言本身是否恰当？

孙中兴：这涉及研究中的“动机”问题，也就是常言道“为你好”。日常生活中我们熟知的大多是恶意的，但通常在最开始阶段，这种恶意是很难被识别的。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学习过如何判别对方是否存有恶意，更何况如果对方有心骗你，他（她）刚开始一定是表现出“善意”的。

前些天有学生也问起我，事情是奶奶疼爱的孙子离世，家里人决定瞒着奶奶做一个AI语音，骗这个奶奶说孙子到美国了，然后隔三岔五给奶奶发个“语音”，这个学生是被要求负责技术层面的操作。他问我说老师这个算吗。我说这是标准，只不过这是所谓的“善意的”，欺骗的是对方的情感。

刚刚我们忽略的是，中还要具体看两人的关系。如果是很好的关系，需要用到善意的谎言吗？不能告诉对方真相吗？你觉得他（她）承担不起吗？回到这件事，我反问说你决定什么时候告诉奶奶真相，难道要到她临终时意识模糊的刹那，在她耳边大喊“奶奶，你的孙子已经在那边等你啦，你放心去吧”？这听起来有些黑色幽默。但真的要这样吗？那时奶奶心中在想什么呢？我个人觉得不需要通过谎言来维系关系。

上升到社会层面，如果我们都彼此维系你好过、我也好过，久而久之还有人愿意说真话吗？而且所谓的道德有时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的，当真存在不得已而为之的谎言吗？当我们谈论道德主义时，还需要增加一种对“权变”的考虑，真正的大仁是，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古人也常说“行权有道，可以自贬损以行权，但不能害人以行权”。现在我们所讲的很多借口，都还没到那种地步，但已经开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社会学”？

“学”！

《反小组》（Squadra Antitruffa，1977）剧照。

新京报：我们谈了很多有关的分析，回过头来，我其实很好奇，你最初是如何关注到这一现象的？毕竟从“爱情”到“”，这一跨度还是相当出乎意料的。

孙中兴：这和我一贯的学术立场有关。我一直认为，学术就应该与生活发生关联。在社会学中，我虽是研究理论出身，但我在美国所受的理论教育是，理论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去检验。因此我习惯用理论去看身边发生的事情，除了前些年的爱情社会学外，我还教过幽默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而也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

说起，这里面我比较关心的，反而是一般人比较不关心的部分。当我们在谈论时，好像都是别人的错，我们自己都没错。而回到日常生活，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过说谎的行为，尽管它未必上升到的程度，但我们好像也不太对此有所反省。这个问题在我心里积压了很久。

大概十年前，我机缘巧合买到一本写于明朝时期的小书，名为《骗经》，这本书也被叫作《杜骗新书》。它希望借书中收集的故事，梳理当时流行一时的骗术手法。我当时很讶异，竟然在明朝时这个问题就已经那么大了。于是我就在想是不是能开一门“社会学”。当时还有人调侃说：“你这个应该叫‘学’。”当我在做相关备课工作时发现，尽管这个现象如此普遍，但真正围绕的社会学研究并不多。前后准备了很长时间，我还在很多网络课程上做过预告，很多人都笑说：“你准备好了，人家就学得到；准备不好，你本身就是。”

《骗经:〈江湖奇闻——杜骗新书〉今译今解》，[明]张应俞著，丁晓山整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1月。

新京报：你提到明朝的《骗经》，从古至今，骗术的演变有哪些新的特征吗？还是说“骗”的手法并没有太大的更新。

孙中兴：《骗经》中记有一篇关于买马的故事。一天有位客人来店里买马，一摸口袋他说没带钱，要你牵着马跟他去住的旅店里取钱。途中路过一家布匹店，他留你在路边稍作等待，说还要进去顺带看看布。走进布店后，买马人还是一样的流程，在挑选好布匹后谎称自己没带钱，跟店里伙计说：“你看外面那匹马，和牵马的都是我的人。我把他们留（抵押）在这，我拿着布先回去给家里人看看成色，然后再拿钱回来给你。”布店伙计等了很久未见人归，出去询问牵马人说：“你的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两人才发现上了当。当然，故事中卖马人没有任何损失，只是被当作“关系”的幌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从犯。

这样的例子在《骗经》中还有很多。包括考试时，欺骗考生说和主考官有关系，可以帮忙打通“走后门”。其实相似的套路延续至今，但为什么过了千百年，还是会有人上当受骗。这说明在现行制度下，老百姓不知道实际上有些路是走不通的，但关系社会下潜在的规则盛行，人们总相信“有些人有门路”。而制度越完善，这个骗术就越没有实践的可能。

新京报：你提到目前中文学术界真正围绕的社会学研究有限，不少针对的研究都出自哲学、心理学、金融学等领域，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会提供给我们哪些新的启发？

孙中兴：社会学通常会讲四大不平等——年龄、性别、种族和阶级。年龄方面，老话说“童叟无欺”，意思是不会欺骗老人和小孩，这话好像意味着这两个年龄段很容易被骗，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很多研究不太注意年龄的问题。我注意到有些心理研究称小孩两岁半起就有说谎的迹象，探究者设计了一个情景，将大概36个小孩带到有玩具的房间，告诉他们在研究者离开期间不能偷看这些玩具。离开房间后研究者通过监视器观察孩子们的举动，后来约有18个“偷看”的小孩会谎称自己没看，刚好接近一半。于是有结论得出，有约50%的小孩说谎。这一资料不断经由二手研究引用，逐渐演变成小孩都会说谎。

有研究关注男性和女性谁更爱说谎。有结论称男人在亲密关系中更容易说谎，也有研究称女人为了面子也会说谎。这种过度推论的思维方式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长期存在，但这些都没能帮助我们增加对世界的了解。社会学研究会关注到这些方面，但常常存在言辞模糊的地方，需要更多的语境解释。比如有研究认为，男人会在职称、薪水、身高等方面说谎，这些都是女人很重视的几个方面。像是开车的男性会说自己在运输业，用一个大帽子来包装。而女人通常在身高、照片或三围上撒谎，这是现有的社会研究关注的。

还有研究会关注到某些族群更容易撒谎。十几年前我回大陆探亲，有次聊天中我说起自己祖籍河南，就有人在一旁窃笑，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有一阵子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河南人拐骗”的消息。当然这可能和具体个人的生活环境有关，未必是所有河南人都会这样。这个例子在幽默社会学中也有引用，弱小族群常常会成为强势族群开玩笑的对象。

《骗中骗》（The Sting，1973）剧照。

除了上述关系之外，我也会注意到传统社会学关注的社会制度如何在中发挥作用。比如家庭中是否存在谎言？再如学校中呢？学校中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作弊。美国有个研究很有趣，研究者想了解如何防止作弊。于是他设计了一组对照试验，请一部分人在考试前回想一下教义中的十诫是什么，不需要背诵，只是作为一种道德提醒，结果研究发现，凡是有在考前回想十诫的学生，作弊的概率会降低。还有就是职场。我们其实都经历过面试中的“欺骗”，求职者往往表现出入职后一定会如何的样子，而用人方也会极力称公司拥有多么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但实际入职后都有出入。所谓的面试技巧，本质上可能都是一种“互相欺骗”。

做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事

新京报：2019年前后，你将“社会学”带进了课堂。通过三年时间里和学生的接触，对于“”这个议题你有哪些新的发现或感触吗？课堂上是否发生过让你印象深刻的互动？

孙中兴：这门课其实不像爱情社会学的时候，课堂会有很多互动。很多人知道我喜欢在课前设置提问箱，但这个东西只适用于爱情课，其他课上都行不通，大家没有那么多问题。但我在社会学课上的第一个作业是，请所有学生访问身边三个人关于的经验，并提供自己的三段相关经历。我用这种被动的方式了解这代年轻人的生活。由于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社会经历，受的情况其实不太多。我最大的感触是，几乎每个学生都接触过作弊，听闻过、目睹过甚至自己做过，这是他们求学生涯中最可能接触到的日常，但没有一个学生把相关故事写进作业。

这让我觉得很困惑。谈起，我们好像都默认这是别人的事，和自己无关。但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也曾程度不同地做过，但不以为由？生活中我们对家人亲友、老师同学、恋人朋友撒点小谎好像都不算什么，见怪不怪。大家似乎不觉得这是问题，这就很容易撇清我们的道德责任，实际上这和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自觉，在社会层面宣传防止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父母也从小教育孩子“不要说谎”，但实际是孩子在长大过程中慢慢学会了说谎（不一定去做）。这也反向提醒我们，与其笼统说“不要说谎”，更重要的是和孩子讨论“分析时机”，什么情境下，什么程度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而哪些又涉及底线。

新京报：在这门课开课后不久，2022年你正式宣布退休。我很好奇，你是一个很喜欢和学生接触的人，退休后的节奏还适应吗？这几年是否有在关注新的议题？

孙中兴：我在退休的那个学期开了两门新课，很多老师不理解。我一方面是出于兴趣，另一方面是我总觉得，退休和毕业差不多。英文中说起“毕业”现在都用“graduation”，我最早学英文时，“毕业典礼”叫“commencement”,是“开始”的意思，所以“毕业”和“退休”都是把你学到的东西拿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的意思。

《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2016）第一季剧照。

我开的第一门新课叫“怪奇社会学”。有一个美剧叫《怪奇物语》，我借用了这个名字。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研究社会上边缘的、奇怪的人和事。这门课上我还是从理论出发，想弄清楚为什么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会被认为是“怪”的？怪的另一面是正常，为什么有的人或事会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然后被边缘化？正常和怪之间，有一条非常模糊的界线，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都在“正常”和“怪”之间游移。比如很多人说我“很怪”，那这可能是好事，人家觉得你有个性；但如果说“正常”，那我希望身体检查报告是正常，它要有些“怪”就麻烦了。这些都很有趣。

另外一门课是“比较文明与全球伦理”。这个时代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新冠疫情前，人类的交往程度是空前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较以往丰富数倍，但我们看待世界好像还是传统的“天下观”，还是中国视域下的“天下”，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观”。

于是在我的构想中，这门课是在之前我所开设的“圣哲社会学”的基础上，向近现代做延展。我最先关注的是五大文明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和穆罕默德，从他们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和做法出发，这些都是古代的部分。随着人类进入19世纪，当人们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多，那不同的文明又都做了什么？这就是这门课中，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辜鸿铭（1856年6月30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英文名字Tomson，学博中西。图为《觉醒年代》（2021）剧照。

这部分我从辜鸿铭开始讲起，他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最被误解的人，当时他对西方文化了解很多，但大部分作品都是英文，我们以前都在讲他的“坏话”，但实际上他对西方人认识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之后逐渐过渡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汤恩比的“历史研究”等。总之我希望以此拓展学生的视野，能重新唤起对未来的一种“光明”的想法。我最近常说，不要总是搞“军事演习”，我们要不要也来一场“和平演习”，为迎接和平做点准备。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你在课堂上喜欢收集学生的提问，那如果换作你来提问呢？或者说，面对当下这个世界，你的关切是什么？

孙中兴：我有一位恩师是清朝后裔爱新觉罗·毓鋆，大学期间我曾跟随他读了四年书。他曾问过一个问题，他把字拆开来，说我们常常提到“学生”，那么你们要教学生学习的那个“生”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他当时没有给出答案，我也想了很久。这些年，逐渐有了些答案。

我想这里面首先是“生态”问题，如今地球在暖化，这些天港深暴雨（注：采访时间为9月8日；9月7日前后，香港深圳等地曾遭遇强降雨），台湾也在下，那么长此以往，下一代会面临怎样的环境？这是我们所有人终将要面对的问题，但有多少人真正重视呢。

接下来是“生涯”问题，这是大部分学生和家长都在思考的问题，念大学出来后究竟能干什么。大学那么多，科系那么多，但有些没有对口方向的专业就不该设置吗？大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再次是“生活”问题，很多学生毕业后其实没有为自己准备食物的能力，这点在学校其实是能够培养的，比如在食堂打工或怎样，但我们对此没有做任何准备。由此出发，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可以有哪些期待或想象，这是很可悲的。那种积极性似乎在这一代消失了。

最后就是“生命”问题。大家匆匆来这一世，我们到底要用这一生去干什么。我们用学到的知识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当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后，如何能让我们所处的整体环境文明程度更高一些？这都是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可以做的事情，但我们很少思考这些，这就很可惜。所以通过课程和研究，我也想对这四个问题做些回应，同时尽可能提醒下一代人，不管是哪里的下一代人，对我们周遭的世界去做些什么吧。

采写/申璐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