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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人类史前文化遗存和社会文明,西安半坡遗址是绕不过去的。
作为“一五”时期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位于西安浐河东岸的灞桥火力发电厂于1951年动工建设。1953年春季,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彩色陶器。随后,中央考古训练班西北文物清理队在半坡村附近发现了红烧土、红烧土层、灰坑、灶坑、灰土层和夹杂在文化层中的锛、斧、笄、刀、针等生活用具。
西安半坡博物馆
为了调查清楚半坡遗址的范围,在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由1954年秋天开始到1957年夏季,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主持,先后五次对半坡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清理。在三年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在一万多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房屋遗迹40余座、窖穴200余个、窑址6处、墓葬250多座、圈栏遗迹2处,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上万件。
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半坡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个彩陶人面鱼纹盆。这个陶盆用红陶细泥制做,卷唇敞口,底平腹突,口沿绘有断黑彩带。盆子口径近四十厘米,盆高近17厘米。
这种彩陶先是做好陶坯,再用铁和锰等矿物质为原料,用软头工具在陶坯手工描绘出人面鱼纹后,入窑火烧。由于当时的水平所限,火窑密封程度不高,导致烧制出来的东西呈现红黑两种色彩。经过考古发掘,彩陶是最常见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工艺遗物,仰韶彩陶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人面鱼纹盆的内壁用黑彩绘成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装饰三角形的饰物,人眼眯成一条缝,人嘴的两边各有一条小鱼,而鱼嘴又似乎衔着人的双耳。画面简单而不失灵动、自由而又不失奇妙、对称而又不显古板。
像这样的人面鱼纹彩陶在半坡发现了七件。为什么半坡人普遍使用人面鱼纹盆?这些器物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半坡遗址位于浐河、灞河、沣河附近,半坡人生活在河谷的二级台地上,那时候人们以农业耕种为主,渔猎又是生活必不可少的方式。鱼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已经和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鱼喂养了人的身体,更颐养了人的精神。半坡人面鱼纹图案或许成为一种信仰,或许鱼已经成为半坡人心中的神灵了。
人面鱼纹盆
简单的线条往往隐藏着丰富的内涵。半坡发现的人面鱼纹图案直到今天都在让人们猜想。
但是,这种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彩陶盆在发掘出土时都在儿童的瓮棺之上。原来,这些艺术价值很高的彩陶盆是作为棺盖使用的。
那时候,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又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作为社会未来主人的儿童受到了重视,他们的夭亡埋葬自然是成人们非常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不难猜想半坡人埋葬儿童的仪式感、神秘感和神话感。
1955年,人面鱼纹盆出土后作为标本,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把它带回了北京。
半坡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让我们清晰地认知了原始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1956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来到了半坡遗址,详细了解了遗址的发掘状况,提出要修建一座半坡博物馆,用来展示半坡人的原始村落和生存状态。
人面鱼纹盆后来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1961年,半坡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元月,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半坡遗址
2006年初,西安半坡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协商,双方决定让这件国家珍贵文物“回故乡探亲”。人面鱼纹盆像“游子”一样离开陕西半个世纪,人们禁不住要问:“你在他乡还好吗?”
当年的6月9日,人面鱼纹盆在西安半坡博物馆正式展出,人们奔走相告,争着一睹尊容。
一件器物是一段历史,更是一段文明。当我们探寻原始社会人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时候,人面鱼纹盆实在是一本无字的书籍,让人充满了好奇和追问。
央视十套《探索与发现》栏目的徽标便是彩陶盆内绘制的人面鱼纹。这件人面鱼纹彩陶盆是1955年发掘西安半坡遗址时发现的,是半坡文化的典型器物,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人面鱼纹盆是半坡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宝贵的文物,属国家一级文物。人面鱼纹盆之美术抽象思维、审美标准至今都在至高境界,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的绘画。不仅如此,半坡时代,原始的先民由人面纹盆从蒙昧走向智慧,从生存变成生活,从回归变成守望……
人面鱼纹彩陶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人面鱼纹彩陶盆不仅具备了陶器的实用性,而且因其精美的纹饰还具备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编辑:赵伟光)
要说人类史前文化遗存和社会文明,西安半坡遗址是绕不过去的。
作为“一五”时期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位于西安浐河东岸的灞桥火力发电厂于1951年动工建设。1953年春季,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彩色陶器。随后,中央考古训练班西北文物清理队在半坡村附近发现了红烧土、红烧土层、灰坑、灶坑、灰土层和夹杂在文化层中的锛、斧、笄、刀、针等生活用具。
西安半坡博物馆
为了调查清楚半坡遗址的范围,在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由1954年秋天开始到1957年夏季,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主持,先后五次对半坡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清理。在三年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在一万多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房屋遗迹40余座、窖穴200余个、窑址6处、墓葬250多座、圈栏遗迹2处,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上万件。
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半坡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个彩陶人面鱼纹盆。这个陶盆用红陶细泥制做,卷唇敞口,底平腹突,口沿绘有断黑彩带。盆子口径近四十厘米,盆高近17厘米。
这种彩陶先是做好陶坯,再用铁和锰等矿物质为原料,用软头工具在陶坯手工描绘出人面鱼纹后,入窑火烧。由于当时的水平所限,火窑密封程度不高,导致烧制出来的东西呈现红黑两种色彩。经过考古发掘,彩陶是最常见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工艺遗物,仰韶彩陶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人面鱼纹盆的内壁用黑彩绘成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装饰三角形的饰物,人眼眯成一条缝,人嘴的两边各有一条小鱼,而鱼嘴又似乎衔着人的双耳。画面简单而不失灵动、自由而又不失奇妙、对称而又不显古板。
像这样的人面鱼纹彩陶在半坡发现了七件。为什么半坡人普遍使用人面鱼纹盆?这些器物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半坡遗址位于浐河、灞河、沣河附近,半坡人生活在河谷的二级台地上,那时候人们以农业耕种为主,渔猎又是生活必不可少的方式。鱼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已经和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鱼喂养了人的身体,更颐养了人的精神。半坡人面鱼纹图案或许成为一种信仰,或许鱼已经成为半坡人心中的神灵了。
人面鱼纹盆
简单的线条往往隐藏着丰富的内涵。半坡发现的人面鱼纹图案直到今天都在让人们猜想。
但是,这种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彩陶盆在发掘出土时都在儿童的瓮棺之上。原来,这些艺术价值很高的彩陶盆是作为棺盖使用的。
那时候,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又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作为社会未来主人的儿童受到了重视,他们的夭亡埋葬自然是成人们非常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不难猜想半坡人埋葬儿童的仪式感、神秘感和神话感。
1955年,人面鱼纹盆出土后作为标本,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把它带回了北京。
半坡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让我们清晰地认知了原始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1956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来到了半坡遗址,详细了解了遗址的发掘状况,提出要修建一座半坡博物馆,用来展示半坡人的原始村落和生存状态。
人面鱼纹盆后来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1961年,半坡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元月,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半坡遗址
2006年初,西安半坡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协商,双方决定让这件国家珍贵文物“回故乡探亲”。人面鱼纹盆像“游子”一样离开陕西半个世纪,人们禁不住要问:“你在他乡还好吗?”
当年的6月9日,人面鱼纹盆在西安半坡博物馆正式展出,人们奔走相告,争着一睹尊容。
一件器物是一段历史,更是一段文明。当我们探寻原始社会人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时候,人面鱼纹盆实在是一本无字的书籍,让人充满了好奇和追问。
鱼是我们身边一种常见的动物,它除了裨益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也对精神世界有所作用。《诗经·小雅》有云:“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南有嘉鱼,烝然汕汕”,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游鱼于水中舒展跃弋之态,可知古人很早就对鱼有细致观察。
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鱼图像
我国较早的鱼图像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器上常见鱼纹。西安半坡出土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在陶盆内部即绘有鱼和人面;其中人面造型奇特,人面左右两侧各有一条鱼紧贴,人头顶和下颌两侧又各有一个三角形装束(图1)。人面图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被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观点认为这种人鱼合体的图像,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图1 西安半坡出土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
河南临汝县阎村出土一件仰韶文化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一般被认为是氏族首领的葬具。缸身彩绘一鹳鸟敛翅直立,尖喙上衔一鱼;它们的对面竖有一石斧(图2)。此缸的构图复杂,而鸟衔鱼图成为一经典图示得以流传,在汉代画像上依旧常见这一题材。
图2 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
史前的鱼图像总带有一种难测的神秘色彩,是对当时信仰世界某一侧面的反映。商周青铜器的纹饰也继承了鱼纹题材。
汉代刻画鱼形象的艺术品蔚为大观,光是画像砖、石上的鱼图像就造型各异、多姿多彩。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的图像一方面尽显世俗生活热腾腾的烟火气息,另一方面则展现当时人对于神仙世界的绚烂想象,现实人间与神话传说可简单归纳为汉画像的两大题材。而这两类题材中,都有对鱼形象的描绘。
比如在庖厨图、渔猎图、祭祀图等反映日常生活场景的画面中,可见作为食物的鱼。一块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收获渔猎画像砖,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汉代人对于丰富物产的向往,而鱼即其中的一项重要物产。砖面浅浮雕,由一条横线隔成上下两层,下层为农人俯首于农田里收割作物的画面;上层为渔猎图。渔猎图景一派生机勃勃,天空中飞雁成行,地面左方的河岸上,两名射手跪于树下,正仰面拉满弯弓对准空中飞雁;右方河塘中,莲花含苞待放、也有的已经结蓬,鱼鸭自在地游弋,尤其是那一尾尾肥硕的游鱼于河水中聚集纵游的情形,流露出生之美意(图3)。
图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收获渔猎画像砖
一块南阳市郊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石面也分为上下两格,上格为建鼓图像;下格为一长案,案上放置着耳杯、盘子等餐具,盘中慎重盛一尾大鲤鱼,鱼被雕刻得惟妙惟肖,它旁边还有三只鸭子(图4)。仅据此石画面,难以判断长案上的食物是否为祭品,但可以知道鱼已是当时可登大雅之堂的重要食物之一。
图4 南阳出土画像砖拓片
除了这些写实题材的艺术品,汉代人还将鱼形象吸收进神话世界中,使之成为当时人瑰丽想象力的一道闪光。像那阳光照耀下,水波中的鱼尾一跃,霎时间鳞光粼粼,无限涟漪悠悠荡开,引人情不自禁跟随沉浸在那个遥远而温柔的梦幻中。
汉晋神鱼图像分类
汉画像上的神鱼图像,造型各异,代表着不同的观念与想象。可将它们分作飞鱼、三鱼共首、鲵鱼及鱼车图等几类。
(一)飞鱼画像砖
先秦出现一种飞鱼传说。《山海经·西山经》曰:“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为鲤鱼身插上鸟的翅膀,想象可谓出人意表。
相似的意象也见于庄子笔下。《庄子·内篇·逍遥游》开篇即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北冥之鲲,无边无际;向南之鹏,振翼有若天际流云铺叠开去——其气象之恢宏,令人惊叹。古人这一认为鱼鸟生灵之间冥冥中相通、相化的意识,玄妙而超远。
又《列仙传》载升仙者子英的故事:子英入水捕得红鲤鱼,带回养在水池中。一年后红鱼长至一丈余长,并且头顶生出了角、身侧长出了双翼,子英大惊,鱼却对他说:“我是来迎接你升仙的,你快骑到我背上来。”子英依言,果然与鱼飞升而去。此后每年子英都会返家与妻儿相聚一段时间,再由神鱼迎接而去,如此过了七十年。由此家乡人还专门为他设立了祠堂以供奉。
飞鱼的图像见于西晋。敦煌佛爷庙湾1号西晋墓出土了大量彩绘画像砖,其图像题材包括神兽祥瑞、历史人物、具有佛教文化因素的动植物和世俗生活等,砖上大多带有墨书榜题,为辨识图像提供了依据。
该墓外甬道仿木门楼照墙即由彩绘画像砖砌成,共有八层彩绘和一层阙楼。在内照墙最上方第一层有两砖,砖面各以墨线勾勒边框,中间彩绘一条飞鱼,飞鱼一左一右相向。飞鱼面向左或右方,瞠目;鲤鱼身,背鳍处长有双翼,双翅高举毛发贲张,似乎蓄势待发即将腾空而起;腹下长两只鸟爪,爪抓住地面(图5)。砖面带题记“万鳣”二字,鳣作为一种鱼类常出现在战国文献中,在汉代则被神化作一种祥瑞。
图5 敦煌佛爷庙湾1号墓出土万鳣画像砖
又在敦煌佛爷庙湾133号西晋早期墓中,也出土了类似画像砖。该墓前甬道的照墙带拱形顶,下由13层彩绘画像砖砌成,在从上往下的第八层有四砖,从左往右每砖的图像依次为:飞鱼、仁鹿、白象和大鲵。133号墓画像砖上的飞鱼图像与1号墓中画像砖上的万鳣图像相似,应为同类。
画像砖上飞鱼图像的发现,说明先秦时期的飞鱼传说得以流传,影响到后世艺术。
(二)三鱼共首画像石
汉画像石上有一种造型别致的三鱼共首图像,即三条鱼环绕聚首在一处,它们的头部相叠、身尾各向一方伸展,呈现出三鱼只有一个头、但三条鱼身外向撇开呈360°排列的奇妙视觉效果。这一图像形式特别,既反映出汉代人基于生活观察之上的别出心裁造型能力,也寓意神秘。
如四川合江张家沟二号崖墓出土四号石棺右侧,即刻有三鱼共首图像。画面上刻一排神兽,从左往右依次为:直立的蟾蜍,与一只立兽相对;扬尾的九尾狐向右方踱步,身形轻盈,一只三足乌左向与之相对;一只神鸟展翅而飞,回首而望;最右方是三鱼共首,一个鱼头三向各延伸出一尾鱼身,线条曼妙(图6)。类似图像还见于三台县金钟山画像石棺上。
图6 四川合江二号崖墓出土石棺拓片
山西离石马茂庄左表墓墓室门侧画像石上也有此图像。该石的上、左、右三方边栏各刻云气纹,主体画面为仙境图。最上方是神人驾驭神兽驾车的出行图,两名神人乘坐在云车上,车上还树有华盖,华盖下主神后坐,头戴山形冠;御者前坐,扬鞭驾车;云车由四只神兽所拉,神兽纷纷扬蹄飞驰。画面中间为三鱼共首图;其下方有一只蟾蜍;右方立一麒麟,左方立一带角翼兽,双兽相向而对。画面最下方则有一虎,似带有羽翼,口中似已衔有一物,同时还在追逐前方一兽;在虎逐兽的旁侧,静立一鸮鸟,向翼虎回首,似在观看
(图7)。此石上的三鱼共首图线条写意,在正中央以稳固的三角形成画面重心所在,使得其上下左右的构图对称,设计形式匠心独运。
图7 山西离石左表墓墓室门侧画像石拓片
山东邹城郭里镇黄路屯1959年收集一块画像石,石面浅浮雕一长幅生趣盎然的钓鱼图。石面的左右下为填刻斜线纹的双边框,上方为单边框,主体画面上从左往右刻有人物与游鱼:岸上有手持钓竿的立者、其长竿钩处有三鱼正争先恐后咬食鱼饵,有着长袍并排而立的观钓者和随后的孩童,也有手捧鱼或拎鱼的人;河水中有龟、鱼群向右方徜徉而去,其中大约在画面中央的位置处也有三鱼共首图,另外还有一条鱼格外硕大,最右端上方有三条鲵鱼(图8)。虽然画面静止不动,却似有收获的欢声笑语飞溅出来,伴着潺潺流水与丰硕自在的鱼群,融入日常,留下历史隽永的记忆。
图8 山东邹城郭里镇黄路屯画像石拓片
安徽宿州萧县龙城镇陈沟出土一块画像石,画面分作左右两部分:左半部较宽,四周有边框,画面最上方立有一神鸟,中间为一羽人饲麒麟,最下方还有两只神兽;右半部下方为一持戟门吏,上方也刻有一幅三鱼共首图(图9)。
图9 安徽宿州萧县画像石拓片
关于三鱼共首图的含义,似乎应区别对待。比如一类图像并无特别之处,它们在山东较为常见,仿佛只是对鱼群簇拥在一起时、身形相互掩映而造成视觉错觉的现实写照。但另一类图像中的三鱼共首却不再与其他鱼类同时出现,而明显与一些神兽相组合,这一类图像的含义可能更为复杂。
对于后者,高文先生作过探讨,认为“三”的构图可能具有哲学涵义,“反映的是‘道’、是古人对宇宙生成本源的探索,是阴阳对立统一交合而形成的‘新的阴阳平衡体’的图解。”即古人用三条鱼来表现“阴、阳、和”的“三气图”。此说或可给我们以启示。
(三)鲵鱼图像
汉画像上的鱼多种多样,有学者统计,仅南阳画像砖上出现的鱼图像,就有鲤鱼、鲢鱼、鲐鱼、鳊鱼、鳜鱼、鲫鱼等不同种类。其中鲤鱼图像较为常见。
而又有一种鲵鱼图像较为特殊,鲵鱼俗称“娃娃鱼”,这一图像多见于山东画像石上。邹城有较多相关画像石,除了前述郭里镇黄路屯1959年收集的画像石,又如郭里镇下镇头村收集的两块画像石。两石一上一下组成完整画面,主体图像为一座带长楼梯和栌斗的水榭亭,楼梯上有一戴贤进冠、着长袍的人拾级而上,他的前方有凤与鸮;最上方的水榭亭中有一人侧身跽坐;在下方承栱立柱的左侧,立有两人正在对语;立柱右侧应为河塘,有鸟啄鱼,还有四鱼二鲵呈聚首状,它们的上方还有一人首蛇身神腾空端立(图10)。此石将鲵鱼的形象刻画得较为准确:鱼的头大而圆阔,鱼身前粗后细、长而扁平,身段柔软而灵活。
图10 邹城郭里镇下镇头村画像石
再如郭里镇黄路屯1953年收集的一块画像石,石面四周有边框,竖向浅浮雕各式神话图像:最上方是一左一右两位人首蛇身神,他们共同托举着内有金乌的太阳,尾部相交;人首蛇身神的中间有一位戴山形冠的神人;在三位神人的下方,有一对单足站立的神鸟,引项各衔一条鱼;双鸟之下,又有一只鸟低头,似在啄身下的二鱼,在它的头部处有一条鲵鱼正向上游(图11)。
图11 郭里镇黄路屯画像石
1978年贵州咸宁中水区梨园19号汉墓出土一件鲵鱼形铜带钩,长10、宽3.5厘米,整体造型为匍匐游动状的鲵鱼。鲵鱼头大且身肥,尾巴由根部至尾尖逐渐变细、尾尖上翘弯折成钩,体侧对称斜长出四只鱼鳍,胸下有钮。鲵鱼的背部一侧,阴刻五个隶书铭文“日利八千万”,意为希望财源广进的吉语。
鲵鱼在古代又有“人鱼”之称。如《水经注·伊水》曰:“(伊水)又东北至洛阳县南,北入于洛。”郦道元注曰:“《广志》曰:‘鲵鱼声如小儿啼,有四足,形如陵鳢,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马迁谓之人鱼,故其著《史记》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鱼膏为烛。’徐广曰:‘人鱼似鲇而四足,即鲵鱼也。’”
此人鱼,当然与我们今天以为的半人半鱼身的“人鱼”不一样,就是现实中存在的动物,但却有着神秘功用。比如司马迁记秦始皇陵中用人鱼膏作为蜡烛,可以长明,长久地照耀着墓室,以保护秦始皇亡灵的安息。这一传说充满了传奇色彩,使得鲵鱼也沾染了几分飘然仙气。
(四)鱼车画像石
另外,汉画像上还有一种鱼车图像,即几条大鱼作为神人所乘之车的牵动引力,以神驾的身份拉动车,承载着神人出行。
鱼车图所在的场景相当浪漫无稽。画面上往往数条鱼并排而游,鱼身上套辕,牵引其后的车箱;车上有御者和主神。从视觉效果的角度来说,鱼无翼亦无足肢,却能够在水中自由移动,加之水这一介质的透明性,更使得仿若在“无”这一真空状态下游动的鱼增添了几分空幻轻灵之气。用这一生灵作为神人的座驾,便自然而然。
如南阳王庄汉墓出土一块画像石,石面即刻鱼车图。画面正中央有四鱼并驾齐驱,它们身上由一衡并联,衡上挽缰绳,由位于车箱前部的御者所操控,车箱上竖有华盖,形似轓车,车后部端坐一主神;鱼车的前方有两名侍从持盾掮刀,威风开道;鱼车两侧各有一条鱼跟随护驾,还有两名掮棨戟骑鱼的随从跟随在后(图12)。画面以鱼车为中心,四周围的护卫侍从各司其职、等级分明,将汉代人想象中的天神出行图表现得诗意盎然。
图12 南阳王庄汉墓鱼车画像石拓片
南阳唐河县针织厂出土一块画像石,其画面相对简洁:有三条鲤鱼状的大鱼在前拉车,车箱上有御者和主神,车后另有四鱼随行(图13)。
图13 南阳唐河县针织厂鱼车画像石拓片
邹城峄山镇也出土有鱼车画像石。比如峄山镇野店村一块画像石,画面上有龙车和鱼车两种类型的车驾。龙车在前,为一条兽身形、独角的龙所拉之车,其中神龙昂首挺胸、扬尾迈步,仪态高贵;车箱为四面屏蔽、壁面与车盖相连接的形制,应为衣车。鱼车在后,为四鱼所拉之车,车的形制亦应为衣车(图14)。龙车与鱼车一前一后出现,并且背景饰以云气纹,给画面增加了神奇色彩。
图14 邹城峄山镇鱼车画像石拓片
关于鱼车图,学界已多有讨论,如王煜教授认为它具有强烈的神仙和升仙意义。我们可以通过鱼车拉载神人行动的图像,在那种上天入海、乘风破浪的动态中,去感受汉代人关于神灵、交通、宇宙的思维和想象,读解他们为何要在墓葬中设置这种图像的意图。想必由那种灵性动物所承托的车骑,不仅便于神人出行,也能够抚慰在死亡恐惧阴影下无处安放的亡灵,引导着灵魂升向另一个光明安全的仙境。
鱼的寓意
汉代工匠之所以热衷以鱼图像作为艺术品的题材,既因为鱼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也因为鱼被赋予了一些精神性寓意。
(一)象征男女情爱的鱼
鱼多籽,繁殖力强,生长迅速,可作为生育崇拜的象征,符合古人对于人丁兴旺的期待诉求。
《诗经·陈风·衡门》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妻?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黄河之鲂与鲤,是鱼类中口感味道最佳的;宋齐两地的女子,是著名的好女。将食鱼与娶妻相联系,既因为他们都是各自所属中最优秀的,也因为鱼有生殖、男女情爱的象征含义。
这一意识在民间广为流传。如古乐府《皚如山上雪》云:“竹竿何嫋嫋,鱼尾何蓗蓗。”以钓竿之柔细与鱼尾之绵密,比喻男女之间绵长无尽的相思。
又如蔡邕《饮马长城窟行》曰:“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飱食,下有长相忆。”道尽幽渺悱恻的相思之苦,与“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如出一辙,尽显古人的蕴藉之情。有时候过深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那是一种沉淀萦绕在心头的感觉,总让人感到心有切实的沉甸甸的重量、有酸楚紧缩的形态、有千回百转的五味杂陈,世界前路如此渺茫仿佛空悬一线、无法触碰,心里跌宕起伏无数次欲语还休,可最终开口说得出的却不过是“好好吃饭”一句平淡之语。在此,鱼作为沟通双方之间的信使,游子与思妇可聊以慰藉,于是“鱼传尺素”也成为一典,屡见于后人的诗词中。
(二)联接神仙世界的鱼
鱼也被汉代人视作一种沟通神仙世界与人间的媒介,往往具有神奇属性,可引导人升仙或向人传达另一个世界的讯息。
《列仙传》中此类故事比比皆是。除了前述子英养神鱼的故事,又有一类人在钓到鱼后、于鱼腹中获得仙书的传说。如战国时期的齐国人涓子,擅长钓鱼,曾著48篇《天人经》。他在菏泽钓鱼时,钓到一条鲤鱼,竟从鱼腹中发现一种符书。涓子携此去往宕山隐居,于山中修行,拥有了能够呼风唤雨的法术。姜太公吕尚在遇到文王以前,曾在周国南山的磻溪边垂钓,可三年都不曾钓到一条鱼,久而久之连邻居都看不下去了,劝他算了吧,他却自信道:“这不是你们能够懂得的玄机。”不久果然有鱼上钩,且鱼腹中藏有兵书,吕尚凭此后来为文王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再比如赵国人琴高骑鱼升仙的故事。他善鼓琴,凭此技作为宋康王的舍人。但这更像是他真实身份的一个掩护,实际上他懂仙术,时常在冀州和涿郡之间出没。过了二百余年后,他的修行已满,决心沉入涿水中去取龙子,临行前告诉他的诸位弟子说:“你们于某月某日准备好洁净的斋饭等在此水边,设立祠堂,我会来与你们会面的。”说完便潜入了深水中。到了约定的日子,琴高果然乘着红色鲤鱼破水而出,坐到祠堂中。此举引发了轰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闻讯赶来观看。直到一个多月以后,琴高才又重新乘鱼回到了水中。
这些生动传说都表明在汉代人的心中,鱼是神仙世界的使者,能够从那个高远神秘的世界而来,向人间传达神灵的召唤,或者迎接凡人升往那个仙者的世界。
(三)象征吉祥的鱼
鱼谐音“余”,取意年年有余,兆示着丰年。如《诗经·小雅·无羊》云:“众维鱼矣,实维丰年。”
汉代有大量将鱼与吉祥用语相联系的图像。如一面东汉三国时期的铜镜,镜面内区围绕镜纽的上下左右四面,各刻一汉隶,合起来作“君宜高官”四字铭文;外区为一圈铭文带,铭文作“□□□□□□□,青龙白虎居左右,神鱼仙人赤松子,八爵(雀)相向法古始,令以长命宜孙子,作吏高迁车生耳,□。”铜镜边缘为一圈神兽羽人纹饰带,其中有神鱼、九尾狐、羽人戏虎等图像(图15)。神鱼有两条,雕作侧面,呈游动之姿。
图15 神鱼仙人赤松子铭变形四叶对凤镜拓片
又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件汉代双鱼青铜洗拓片,洗内底部左右各刻一向上游动的鲤鱼,双鱼并排,鱼须、鱼鳍和鳞片刻画清晰,在双鱼中间从上而下刻四字汉隶“君宜子孙”。拓片左下角有朱印“萧□”(图16)。
图16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汉代双鱼青铜洗拓片
这些鱼图像与吉祥铭文相伴,明确了汉代人认为鱼具有象征富贵吉利的寓意。
结语
鱼这一最日常的动物经由汉代人的艺术想象加工,成为具有神性的动物,承载着古人对于情爱、升仙、吉祥如意等一系列美好愿望的心理诉求。通过那些或经由羽翼装点、或以一头三身奇幻造型出现、或挽上车驾凌云破浪的鱼图像,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汉代艺术中的虚与实、动态与美感、力量与生机,还可以感受到那些远逝去的气度与风情。
央视十套《探索与发现》栏目的徽标便是彩陶盆内绘制的人面鱼纹。这件人面鱼纹彩陶盆是1955年发掘西安半坡遗址时发现的,是半坡文化的典型器物,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人面鱼纹盆是半坡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宝贵的文物,属国家一级文物。人面鱼纹盆之美术抽象思维、审美标准至今都在至高境界,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的绘画。不仅如此,半坡时代,原始的先民由人面纹盆从蒙昧走向智慧,从生存变成生活,从回归变成守望……
人面鱼纹彩陶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人面鱼纹彩陶盆不仅具备了陶器的实用性,而且因其精美的纹饰还具备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编辑:赵伟光)
《人面鱼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代表器物,出士于陕西半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作品为盆状,敞口卷唇,口沿处绘有间断的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一组是两条用线条描面的鱼。另一组是两个人面鱼纹图案。图案中的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譬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
作品以细泥红陶制成,绘图于法大胆夸张,图案对称、反复,显得古拙、简洁而又奇幻、怪异,富有律动感,充满了生气。色彩上黑白对比强烈,同时铺以赭石色的陶坏,极富装饰性。大多数人认为该作品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面纹与半坡氏族公社的某种原始崇拜有关,但对具体涵义的解释各不相同; 或曰崇拜鱼图腾说、祈求捕鱼丰收说、祈求生殖繁盛的嘱咐说。
人面鱼纹彩陶盆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经典之作,充分显示了中国原始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