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版本学名词解释)

古籍善本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传世图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长河，书籍的版本问题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我国古籍版本学肇始于什么时候？有哪些主要讲究和学问？对文化传承有何意义？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里，一向有着“盛世书聚、乱世书散”的现象。如在汉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群书，成《别录》《七略》，集书三万三千卷；曹魏时期，郑默、荀勖制《中经》《新簿》，合书近三万卷；唐朝初期，殿藏图书近九万卷，极一时之盛……

古籍《遵生八笺》书影。

宋代以后，随着雕版印书的渐次流行，抄写不再是图书的主要传播途径，书籍的规模存量得到飞速跃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图书不断被修订、重刻、再印，由于编辑者取舍不同、制版者水平参差等因素，同一图书因为版本不同而出现或多或少的差异，其中也难免出现文字遗漏错谬等现象。

为了确定古籍的原本、真本、善本，版本学也由此应运而生。

顾名思义，版本学研究的是图书的不同版本，并从各自的差异中理出内在的传承脉络。从广义上说，版本并不只是雕版印书的刻本，其中也包括写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石印本等。事实上，版本学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所萌芽，如《墨子》中有“良书”的说法，而西汉河间献王刘德提出“善书”概念，首次就内容、字体、年代等选书标准作出阐述。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佛经的流入，因翻译而引发的同书异本现象更为普遍，其中就出现了“正本”“异本”“定本”“前本”“旧本”等版本学专用术语。

两宋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和图书的大量涌现，文献整理活动空前活跃，这也为版本学的确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持。在此时期，“广勘异本、择善而从”成为版本学实践遵循的基本原则，其中对 “何为善本”也有了成熟的理念。如诗人陆游提出，“善本”不必尽是“古本”“旧本”，年代久远不是善本的唯一标准；理学大师朱熹也提出，善本应取决于“文势义理”而“无论官私”，官书未必尽善尽美，私人编书也同样有精品。在版本学的两大核心内容，即鉴定古籍版本和考订版本源流问题上，宋人也多有开创之功。

古籍《东坡先生易传》。

清代以后，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加上校勘、辨伪、辑佚、训诂等诸学蜂起，版本学也迎来了高度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既涌现了一大批的版本学大家如钱曾、黄丕烈、钱大昕、顾广圻、孙星衍、吴骞等，同时也涌现了大量的版本目录和善本目录，前者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等，后者如钱曾《读书敏求记》、曹溶《静惕堂书目》、朱彝尊《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堪称鼎盛一时。

作为中国首部提要式古籍善本书目，钱曾的《读书敏求记》颇值一提。在该书中，明确著录的版本有近二百种，其中部分刻本还记叙了刊刻的经过、地点、时间、工匠等。此外，书中对版本形式包括字体、墨色、纸张、印章、版式、题跋、装帧等也有详尽的描述。

在同时期的版本学家中，钱曾藏书丰富并推崇宋刻本，主张刊刻古书必须精于校勘并注重版本比较，择优择善才能精益求精。在清代版本学上，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有着重要的地位，开创了善本书录的著述方式，也为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起到开山引路的作用。

由于清代版本学的巨大惯性，时期虽然国学衰弱，但仍旧涌现出缪荃孙、叶德辉、王国维、罗振玉、钱基博、傅增湘、张元济等著名版本学家。这一时期，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张元济的《中国版本学》及钱基博的《版本通义》堪称古籍版本学上最早的三部总论性著作。其中，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采用笔记体裁，书中系统介绍了古代图书版本的各种知识，包括版刻的源流及历史，各地的刻书风气，历代刻书的规格、字体、纸张、用墨、工价及图书的装订等，堪称总结性的版本学专著。

对于多数人来说，版本学是一门相当小众的学问，但它对文化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红楼梦》为例，它的成书虽然只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却有“脂评本”“舒元炜序本”“梦觉主人序本”“蒙古王府藏抄本”等诸多版本，而其中的“脂评本”中又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等多个版本。

《红楼梦》古籍有多个版本。

在古籍整理中，如何鉴别、保护、利用善本是版本学的核心内容。

首先是古书辨伪。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书籍中有不少伪作，有些是无心之失，有些是刻意作伪。版本学的一大任务就是区别真本与伪本，这也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精选善本。通常来说，古籍存世越久，版本也就越多，内容、文字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如果偏听偏信，读书治学时难免会走弯路。因此，版本学的贡献就在于择善而从，避免谬种流传，贻误后学。

其三是古籍校勘。在历经数百上千年的流传后，很多古籍被多次传抄翻刻，产生讹误无可避免，这就需要通过校勘来纠正谬误。而在校勘时，应当尽量收全各个版本，然后从中选定一个底本，再以其他版本加以核对，相互比较才能纠谬勘误、存优去劣。如此，对古籍版本研究的深入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校勘成果的质量好坏。从这个意义上说，版本学研究不仅有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一字绍甫。号荛圃，又号荛夫、复翁等。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清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古籍的收藏、整理和介绍，为弘扬古代传统文化作出不懈的努力。下文就其在这方面的工作和成就分别进行评述。

一、藏书：保存遗产发挥学术作用

清代乾嘉之际，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所发展，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由于藏书之风兴起，出现了许多有名的藏书家，黄丕烈藏书之富，质量之精，在当时可称首屈一指。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卷五评论他说：“乾嘉以来藏书家，当以先生为一大宗。”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也说：“清藏书家以吴县黄丕烈为第一。”[1]

黄丕烈作为乾嘉时期有名的大藏书家，藏书特点有三：一曰苦，二曰癖，三曰精。

他买书总是苦苦追求，不惜家业财产，尽管由于天灾人事，手头拮据，但只要遇到善本，必设法收购。《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曾记载乾隆六十年，他家遭受火灾事，“是时，余方承被火灾后，为治家计最急，省他费购书，室人交遍谪我，我亦置之罔闻而已。”[2]一次是“仲冬以来，为亡儿营葬，长女遣嫁，兼之度岁办粮，所入不偿所出”，在较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筹款购书。[3]以上二事，可看出他无论怎样困苦身心，好书一事，从未改变。有钱时自可满足其“惜书之癖”，无钱时为买书也不惜借债典当，如“近年无力购书，遇宋元刻又不忍释手，必典质借贷而购之。”[4]郑振铎先生性喜藏书，对黄丕烈藏书的艰辛，颇为同情。他说：“尝读黄荛圃《藏书题跋记》，于其得书之艰，好书之切，深有同感。”[5]这样苦心孤诣的聚书，真可说是用心良苦，甚为感人。

他尝自谓有“佞宋之癖”和“爱书之癖”，除宋本书以外，凡是精本、善本，他也都爱之成癖。“异书忽来”，“若痴若呆”，这是他的真实写照，每得一奇书，往往绘图征诗，其“得书图”、“读得书图”等很多，惜今皆不存，题跋中可考者有：襄阳月夜图，三经就荒图，蜗庐松竹图，元机诗思图等。他曾有“手中叶展真奇绝，心上花开喜欲颠”之句，[6]可见其爱书之甚，他的祭书活动，也反映了他爱书之癖。沈士元为他题《祭书图说》记：“黄君绍甫，家多藏书，自嘉庆辛酉至辛未，岁常祭书于读未见书斋，后颇止，丙子除夕，又祭于士礼居……世传贾岛于岁终举一年所得诗祭之，未闻有祭书者，祭之，自绍甫始。”[7]今天看来，这种举动我们虽不必仿效，但是古人爱惜古籍文物的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黄丕烈藏书不但多而且精，他的书多得自毛氏汲古阁、钱氏绛云楼、王氏孝慈堂等前辈有名藏书家。遇其它名本也尽量收藏，他自二十岁开始得宋刻，至五十岁计二十年中，所获宋刻书二百种，此后又间有所得。他藏书之精前人早有定论，但以前之论精，多从版本上看；其实在内容上看，他的藏书也堪称精品。他不象有些藏书家崇儒重经，多收藏经部善本，他认为文集包括材料丰富，所以非常重视文集的收藏，仅藏唐人文集名刻名抄就不下一二百种[8]。此外，他还非常注意收藏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淫邪”、“消闲”的小说和戏曲。《梁公九谏》、《宣和遗事》等小说都列入《士礼居丛书》，他开辟的“学山海居”，专门收藏词曲，大量有研究价值的元明戏曲遗产，都靠他保存而流传至今。这些作法可看作是对当时封建尊儒成见的冲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收藏的《古今杂剧》、《元明杂剧》、《脉望馆抄校本元明杂剧》等戏剧垂绝孤本，现在已经付印出版，大大丰富了文学史的研究内容。

由黄丕烈细心校勘，“好写精雕”而刊行的《士礼居丛书》，当时就被学者看作是标准善本，誉为“清朝宋版”。后叶德辉赞其刻书说：“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不可得磨灭也”。[9]他的精美藏书，对保存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起了作用，对于当时及后代的学术文化也有相当影响。

黄丕烈对古籍的收藏，虽然受到多数学者的赞赏，但是也有人对他评价不高，例如比他稍早一点的洪亮吉，分藏书家为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数等，就把他划为赏鉴家。洪说：“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乌镇鲍处士廷博是也。”[10]所以把他列为赏鉴家，可能是因他“独嗜宋刻”，甚至以“佞宋”自称。他生平酷嗜宋本，“佞宋”之中当然有其蓄书鉴赏的一面；但是关键的一点，是要看他“独嗜宋刻”的目的是否仅仅为赏鉴。黄丕烈是如何看待宋椠本的呢?他说：

“夫书之言宋椠，犹导河言积石也……究之上承转录，此其嫡脉，故曰贻于后而留其真，以睎于先而袭其迹也。及今远者千年，近者犹数百年，所存乃当日千百之一二耳，幸而得之，以校后本，其有未经改窜者鲜矣。夫君子不空作，必有依据，宋椠者亦读书之依据也。故比之以司南，谓指南之车。”[11]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他“独嗜宋刻”的目的在于重视宋刻本在版本学、校勘学上的意义。因为宋刻多为书籍的祖本，“上承转录，此其嫡脉”，虽经历代相传，却能“贻于后而留其真”，其佳处在于保存了古人著作的本来面貌；而后世刻本，对于古人著述“未经改窜者鲜”，所以依据宋刻，可以了解后世刻本对于原书的改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求古学的真迹，是“读书之依据”。因此，他“独嗜宋刻”的目的并不单为赏鉴，而是为校书、读书而追求宋本的，可见“独嗜宋刻”与单独鉴赏并没有必然的、唯一的联系。

黄丕烈并不是那种不能窥知“作者旨意”而对精刻本居奇赏鉴的藏书家，他对藏书的利用，虽然谈不到在学术上阐幽发微，著述考证，但却在校勘学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每得宋本，必多方了解书籍的内容、学术价值，并与近刻本详细校勘，从而发现宋本的佳胜，纠正俗本的谬误，经他校对过的近刻俗本，便成为校宋善本。试问：如果对原书旨意不能了然，怎能正确地进行校勘，又怎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呢？叶德辉曾指出：“但求如黄丕烈《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既精赏鉴，又善校勘，则亦绝无仅有者矣。”[12]这一评论是对洪亮吉忽视黄丕烈校勘才能的一个补正。

再说，赏鉴家的旨趣，往往把宋本书看作珠玉珍玩，为赏其古色古香而精装深藏，秘不示人，而黄丕烈则并非如此。他认为：“昔人不轻借书与人，恐其秘本流传之广也，此乃鄙陋之见，何足语于藏书之道。”[13]他虽然“佞宋如命”，但并没有把那些珍贵的宋刻本当作“枕中之秘”，而是使其能为人所用。从他的题跋中可以看出，他曾将宋刻本毫不吝惜地借予别人，学者钱大昕、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藏书家鲍廷博、吴骞等都向他借过，他的藏书为这些人的著述、考订、校勘工作提供过不少帮助。例如，钱大昕对元史的研究、《补元史艺文志》的著述，王念孙《广雅疏证》的撰写，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的校勘编定，都利用过黄氏的藏书。从这一方面说，黄藏书籍对于乾嘉时代的学术繁荣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因而，有的学者对洪亮吉把他摒为赏鉴家的看法提出过不同意见。如清代学者王颂蔚说：“三百年来，凡大江南北，以藏书名者，亡虑数十家，而既精且富，必以黄氏士礼居为巨擘。荛翁之书，有竹汀（钱大昕）、涧薲（顾广圻）为之考订；香严（周锡瓒）、寿阶（袁廷梼）、仲鱼（陈鳣））诸书与之通假，故自模刻以既校抄，靡不精审。洪北江论藏书家次第，斥荛翁为赏鉴家列传，是瓶花之次，非笃论也。”[14]这个分析有理有据，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地为黄丕烈叫了委屈。他认为象黄氏这样名冠大江南北的藏书家，居然被排在赏鉴之列，连钱塘瓶花斋吴焯都不如，实在太不公平。近人王欣夫先生也对黄氏“佞宋”的意义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依洪亮吉《北江诗话》的话而只认他为赏鉴家，那是片面的论断。”[15]综上所述，从黄丕烈藏书的目的、藏书的利用和效果来看，可以认为，他的藏书并不限于赏鉴。当然，他作为封建社会的藏书家，具有士大夫玩物消遣的意味，藏书也就是有其鉴赏的一面，但是今天看来，他的赏鉴手法，如对版本的审别能力，也有我们借鉴、参考的价值。

二、校勘：剔除谬误以求古籍之真

黄丕烈是有名的校勘学家。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国朝著述家姓名略》把他列入清代校勘学家三十一人之中，反映了清末学人对他的看法。近人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传》中说：“丕烈博学赡闻，寝食于古……尤精校勘之学，所校《周礼郑氏注》、《夏小正》、《国语》、《国策》，皆有功来学。”以上几部精校的古籍，都收入黄氏《士礼居丛书》中，从《士礼居丛书》校勘札记里，可以看出他校勘考证的功力。如《战国策·赵四》“左师触龙”条记：

“吴氏补曰：史作龙。按《说苑》鲁哀公问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师触龙者，谄谀不止。人名或者同者，此当从詟，以别之。

丕烈按：吴说非也，当作龙。《古今人名表》中下云：左师触龙。即此‘言’字本下属‘愿见’，读误，合二字为一。《史记》云：触龙言愿见。不误。”[16]

他经过分析，指出“触詟”乃“触龙言”后两字合为一字之误。近年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实物，证明他二百年前所作的这个考证是正确的。

他校勘考证的著述除《士礼居丛书》校勘札记外，还遍及各种题跋、杂著。后人为他编辑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就有许多精审的校勘起到正误、补阙的作用。其中，仅对目录书的补正，便涉及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焦竑的《经籍志》、叶盛的《菉竹堂书目》、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乃至清代权威的目录学著作《四库总目》。以校《新雕注解珞琭子三命消息赋》五卷为例，黄丕烈作跋指出：“标显李仝注、东方明疏，可补《晁志》脱注人姓名及东方明之失，并正《焦志》‘朔’字之误，‘十’字之误。”从而纠正了焦竑《经籍志》将注疏者东方明误为东方朔，将卷数五卷误为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缺载注疏人姓名的失误。

对于其它书籍，他也常有校正。《列子》注释有张湛注解、殷敬顺释文，后世常将注解与释文相混。卢文弨《群书拾补》曾校勘张湛注解，但错认殷敬顺释文为注，黄丕烈指出：“如‘贾逵姓氏英览’、‘用碁十二枚'二条，尚误认释文为注，坐藏书不多故也。而余幸藏有宋板矣……”[17]因宋本刻印时只有张湛注解，尚无殷敬顺释文，所以他确有证据地校正了这个错误。有些旧刻书，虽然堪称善本，但也难免出现校刻上的错误。如黄氏校元刻《孟浩然诗集》时曰：“余取旧藏元刻刘须溪批点本手勘一过，知彼此善恶，奚啻霄壤。非特强分门类，不复合三卷原次序，且脱所不当脱，如《岁晚归南山作》，《新唐书》所云浩然自诵所有诗也，元刻在所缺诗中。衍所不当衍，如《岁除夜有怀》，明知《众妙集》中为崔涂诗也。”[18]这里对元刻本的校勘切中要害，言之有据，从而使旧刻善本更臻完善。

黄丕烈的校勘，并非简单的“句勘字比”，“钩勒行款”，除注意不同刻本的字句勘对外，还非常重视利用其它书籍的内容进行考证。他说：“古书原委，必藉它书以证明之。”[19]在一些校勘札记里可看出，他考证时还很注意金石实物，以扩充其考订佐证材料的范围，这就大大提高了校勘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准确性。他的校勘，大致是先探求各书的源流，校对与本书的异同，然后参考它书，并查找它书引用本书的内容，校出问题后不改动原书，而是在校勘记中作说明、考证，有时还作详细疏解和训诂，大都能有独创见解。

他校书，主要使用“死校”的方法。“死校”与“活校”是古人校书、处理校勘结果的两种不同形式。叶德辉曾解释说：“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择善而从，版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20]对于“死校”法，有人认为不如“活校”能够释疑正读，明确去取。当然，在今天整理古籍的工作中，为了读者方便，往往采取“活校”法进行校勘，并用方括号的形式改补原书。[21]但是应该了解，“死校”是“活校”的基础，必须先有“死校”，才能进行“活校”，所以“死校”也不失为校勘的重要手法。

黄氏对古书文字异同的处理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他说：“读天下书未遍，不可乱下雌黄，此校书不可不慎也，且人生才识有限，安能读尽其书。”[22]这句话说明他采用“死校”法校书的原因，也反映了一种老老实实的治学态度。他反对在校书时任意填改古书的作法，认为“凡旧板印久模糊，最忌以新本填补。”[23]因为在未经详密考证的情况下填改古书，往往会造成错误。明代学人在校书、刻书时喜欢随便改动古书，出现了不少谬误，清代朴学学者大力纠正明人偏弊，提倡审慎地处理疑字异文，不轻易改动古书，黄丕烈和顾广圻采用“死校”法校勘古籍，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他们校书的方法和态度，受到当时许多学者的赞扬。就是以“活校”法著称的段玉裁也并不排斥“死校”，他说：“荛圃附之考证，持赠同人，此存古之盛心，读书之善法也。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以善思为适，不闻以擅改为适也。”[24]可见他不但没有轻视黄氏的“死校”，反而推其为“读书之善法”，并对擅改古书的流弊作了批评。

古人的校勘，是将“死校”和“活校”两种方法交叉运用的，并没有截然分成水平不同的两个阶段。因此，单凭“死校”与“活校”方式的不同，并不能判断水平孰高孰低，关键在于看是否有考证原委，正确判明谬误的过程。而顾广圻和黄丕烈为了矫正明代以后乱改古书的风气，力主“死校”，保存古籍的本来面目，这点苦心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在宋刻书流传日少的情况下，他们用“死校”之法，将宋元刻本校于近刻本上，一字不易，在近刻本上留下宋版书的原貌，得以传授后学，供人研究，这也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三、编目、题跋：鉴定版本追述授受源流

黄丕烈还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在收藏、校勘古籍的同时，编制多部专记古籍善本的目录书，撰写了大量的藏书题跋。在目录、题跋中，他阐述自己鉴定书籍版本的过程和经验，追述古书授受流传的源流，丰富了清代版本目录学的内容，推动这一学科的进展。因此当代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称他为清代“版本学之泰斗”[25]，袁同礼先生也在《清代私家藏书概略》中指出：“荛圃治目录学极精审，赏鉴之名冠天下，俨然目录学之盟主也。”[26]

黄丕烈编制的版本目录书有如下几部：

第一部是他四十二岁时编成的《百宋一廛书录》，此目专载他收藏的宋本书一百一十二种。这是一部解题目录，解题对所收宋本书的流传、存佚情况详加记载，缕析条源，内容非常充实。

第二部目录书是《百宋一廛赋注》。最初，他请顾广圻作《百宋一廛赋》，以诗赋的形式，介绍黄氏“百宋一廛”书屋所贮的宋刻书一百二十二种；后来，他又自己为赋作注，进一步说明这些宋刻书的版本优劣及流传过程。《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此书“于宋本之行款字数，以及其本之优劣，曾为某氏所藏，原原本本，靡不缕列。固研求目录版本学者，不可少之书也。”[27]

第三部目录是他五十岁时所撰写的《求古居宋本书目》。“求古居”也是他的斋号，这部目录登载了他当时收藏的宋椠本一百八十七种，对如此众多的宋刻本在当时的存佚、残缺情况，一一作了详细介绍。由于黄藏宋刻书数量多，所以这部书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民间宋版书的流传情况。

他还撰写过一部规模较大的目录书，名曰《所见古书录》。此书虽不见传，但在其题跋中屡有记载，如曰：“近拟辑《所见古书录》，自序云：编残简断，市希骏骨之来；墨敝纸渝，窥诩豹斑之见。”[28]又曰：“向有《所见古书录》之辑，将所藏书为正编，所见而未藏者为附编，悉载诸家藏书源流。”[29]《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二跋《东京梦华录》、卷六跋《陈众仲文集》还有关于《所见古书录》的记载。此外，近人张钧衡在跋《百宋一廛书录》中说：“（荛圃）撰《所见古书录》，专论各本，以宋椠一，元椠二，毛钞三，旧钞四，杂旧刻五，并未编定，身后瞿木夫分为二十卷，稿本归陆存斋，亦售与日本岩崎氏。”[30]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

（一）黄丕烈确实编过《所见古书录》，编书时间始于乾隆六十年，即他三十二岁之后；在去世前，此书基本成形，但他并不愿意就此停笔，仍想尽其有生之年将所见古书逐一增入，所以直到他去世时，尚未最后定稿。身后由瞿氏整理、编定，稿本由陆心源收藏，最后随皕宋楼藏书一同流往日本。

（二）《所见古书录》分正、附二编，正编为所见所藏，附编为所见未藏，各编又分宋椠、元椠、毛抄、旧抄、杂旧刻五类，依次分列，共二十卷。

（三）内容除论次各书版本外，还记载书籍的流传，授受源流等。以他藏书之丰，通假之广，交友之众，可以想见此版本目录学巨编必充分反映清代前、中期的古籍状况。

据日本人岛田翰自述，他曾在陆心源皕宋楼读过《所见古书录》[31]，可见皕宋楼确实收藏过这部目录。可惜皕宋楼的藏书全部转卖给日本岩崎氏静嘉堂，因此未及刊行的《所见古书录》不在国内流传。今后能否对这部目录学巨编进行发掘和利用，还有待于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期对人类文明史的研究增加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以上所述都是他的版本目录学专著。这些目录书的编撰，一方面以注重版本，考订篇目完缺，授受源流为目的，让后来学者了解古书的不同版本和流传情况，知道孰全孰缺，孰优孰劣，既可校勘讹误，补足全本，又可避免读误书而妨害学术研究。另一方面，黄氏继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之后，通过对版本目录的编制，进一步推动了清代学者鉴定版本、追求善本的风气，在他以后，善本书目的撰写日益增多，他在版本目录上的学术成就，直接影响到清季瞿、杨、陆、丁四大善本书目的体例和内容。由于善本书目的不断出现，从而使更多的古籍善本得到保护、整理和流传，而清代学者搜求善本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乃至波及海外。

如果说黄氏在版本目录的研究、编制上，对清代中后期整理古籍的活动有一定影响的话；那么，他数十年来“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沈冥其中”[32]，辛苦创作的近千篇藏书题跋，就更能体现他鉴定版本，追述书籍授受源流的功力。他的藏书题跋为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广泛的题材，其中最为精要的，是清代学者潘祖荫为黄氏题跋编辑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这部题跋集最主要的学术价值在于版本学方面的论述，集中记述了如何利用宋代避讳、书籍木记、纸张、刻书的字体、编书体例及前人的有关论述，分析鉴别宋刻本的方法。同时也介绍了识别元版、铜活字版、手抄本的经验。在版本鉴别的基础上，黄氏对各种古籍善本进行了分析。《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对版本学的研究，在当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除此之外，集中还反映了黄氏校勘古籍的经验体会以及校书的成果，反映了古籍的授受源流及书林史话。对于这部题跋集学术价值的详细分析，可见拙文《<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的学术贡献》[33]，本文在此就不作赘述了。

按，作者周少川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载《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