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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为房主宅为宾,东西厢房不住人”这个俗语讲的是:门是作为房主人最重要的脸面,能在自己家里住宿的宾客都是和自己家里关系最重要的人。而东西厢房一般不是用来住人的。这样讲,可能有人还是不大明白,下面我详细给各位聊聊。
一、门为房主宅为宾
门为房主宅为宾,这句话为二个内容,“门为房主”,这样理解,门是作为房主的脸面而存在的。“宅为宾”,“宅”这里为动词,指的是住宿,也就是说:住宿在自己家的客可都是和自己最亲近的人。
门为房主,可以想象,门对一个家的重要性,门作为人们进出房屋的主要通道。过去,人们称门为门脸,认为大门就是一个家的脸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门为房主的意思是大门是一座房子的主要地方,它的存在就好像是我们的脸面。所以,人们在建造大门时十分讲究,认真选择门的位置、方向,甚至是门的高度。而且还把大门修的很气派一点,在古人看来,这门的好坏直接代表着一个家庭人丁的旺盛与否。
“宅为宾”说的是一般能留宿在自己家里的人大多都是自己家里的重要客人。我们知道,家庭是一个非常隐私的地方,也是很重要的私人人领地,住在家里的人都是自己的家人亲人,外人是不允许随便踏入的。而且一般人也不会到别人家里去住宿的。
“宅为宾”,所以说能和家人一样住在家里,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客人的身份不一般,都是家里的重要客人才这样做。每个人都一样,如果和他人的关系特别好,我们才会在他人家留宿,如果仅仅是一般的关系,是绝不会在他人家里留宿的。
二、东西厢房不住人
东西厢房不住人,这一句好理解,说的是在农村,东西厢房一般都是不用来住人的。
农村建房子,过去都喜欢建四合院,房子都比较多。有北屋,就是主房,还有东、西两厢房。北屋大都是坐北朝南的,它冬暖夏凉,所以,北屋才是正房,是主人的客房或者卧室。也是作为主人主要居住、活动的房子。
除了正房北屋,主人是不住厢房的。没有人愿意住厢房,不管东西厢房。这是因为东西厢房位置的原因,冬天寒冷,夏天炎热。在过去取暖、降温设备没有的年代是不适合人们居住的。所以,东西厢房,在过去人们一般用来存放粮食和一些杂物的。
并不是说东西厢房就一定不能住人。在家境比较穷的家庭中,不会有什么四合院,正房也很少,房屋比较紧张,所以也会居住在东西厢房。当然,人们如果有正房,都要让家里的老人住,小辈们只好在厢房住了。而且如果有客人了,东西厢房也是可以会用来临时让客人居住的。
图片来自网络
大家都知道,农村老人对于住的房子讲究可是多的不行,包括房子朝向、灶台方位等等,大部分都带有一种风水的迷信哦不是神秘感哈哈哈~最近又听到了一个好玩的,“有钱莫住东厢房”或者“东屋南房,不孝的儿郎”。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有钱莫住东厢房”是什么意思,东厢房是什么?为什么不能住?
“有钱莫住东厢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东厢房是什么?为什么不能住?
非黑即墨:
这句话的原句是“有钱莫住东厢房,冬不暖,夏不凉”,这种说法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既然叫做东厢房,那房子的朝向就是坐东朝西,房门朝西面打开。
我国夏季风向多为凉爽的东南风,而冬季则多为凛冽的西北风。可是如果房子坐东朝西的话,则东南风会直接被房子后墙挡住,刮不进屋子,自然无法在夏季带来凉意。而西北分则正好直入正门,将股股的寒风充斥整个房间,房屋中的温度大家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说“有钱莫住东厢房”这句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一般人家是不会长期在东厢房居住生活的。但是由于我国对于建筑对称性的要求,东厢房又不能缺少,所以一般只是用来让客人短期居住。
鱼儿妈妈: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还记得,东西厢房都是干活的伙计住的地方,正房才是主人的客房或者卧室。除了坐北朝南的正房,主人是不住厢房的。由此可以看出来,没有人愿意住厢房,无论东西。
所以说,有钱人是不会去住厢房的,哪怕正屋再少,起码冬天阳光充足,夏天南北通透。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坐北朝南的屋子,才是适合人住的房子,其他的都是偏房。
壹贰叁肆:
房子在建造上也有所讲究,在以前建房多为坐北朝南,东西各有一间偏房,也被称为东西厢房,而正北方的房间为正方,现如今也被称为堂屋,也是由长辈居住,而小辈则居住于东西厢房。
而有钱莫住东厢房,并不是说有什么忌讳,而是居住在东厢房,冬天寒冷,夏天炎热。因为在夏天,下午的西山太阳阳光直射,再加上以前没有空调,晚上睡觉特别炎热,根本无法入睡;而冬天,西北风也是呼呼的刮,整个房间都是冷嗖嗖的,不适合居住,所以也有“有钱不住门朝西,寒夏被人欺”的说法。
这种房子的格局多见于北方,因为北方的地理条件,建造上也是有十分的讲究。不过在到后来而言,东厢房也很少用来住人了,一般用来堆放农具杂物等。
看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不住东厢房并不是因为什么风水或者家庭地位尊卑上的原因,而是简单的因为环境因素。
但是现在农村人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即使是厢房,也都收拾的干净漂亮,不过大多是用来当厨房或者盛杂物。偶尔也有人用来做卧室,只是现在人们用作卧室的厢房,不仅窗明几净,还加装了空调,这样一来,基本上也没有“东厢房”这一说了。
敌对被改版后,现在帮贡的主要获取:跑商、青龙、厢房、扔盒子、以及梦幻口袋版,还有迷宫、帮战等。而适合新手五开组队刷帮贡的只有厢房,晓秋给大家试了下厢房现在的帮贡情况,看下图:
没环帮贡奖励情况
登记后发现,厢房帮贡的多少与接到的厢房任务类型有关,平均下来,队长的帮贡平均在19点帮贡/轮,队员的办公平均16点帮贡/轮。
厢房任务奖励
强身 0-120级 需要7260点帮贡 约453轮厢房=4530次
暗器 0-140级 需要9870点帮贡 约617轮厢房=6170次
因为晓秋现在没有须弥,刷这个需要两回合,所以也没统计一小时能刷几次,按照我的预计,强身120级刷厢房需要刷75个小时左右,暗器140级刷厢房需要刷100个小时左右。
然后五开刷厢房的话,有机会遇到变异,遇到变异的时候,最好不要挂机,单点,先点死变异小毛贼,这样才有机会得物品奖励。(变异毛贼纯靠脸,有时候经常出现,有时候1个小时都不一定能刷到一个)
你觉得五开是坚持跑商好,还是五开刷厢房任务好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瑞燕】
近日,福建莆田欧金中因建房纠纷砍死邻居一案引发社会各界关注,舆论持续发酵。
根据媒体报道,简单复盘下事件经过:
莆田上林村农户欧金中因遭遇邻居阻碍,5年未能建成新房而栖身于铁皮房中。10月10日由于铁皮吹落至邻居菜地,双方再次发生争端,欧金中多年委屈涌上心头,一气之下跑到邻居家里砍杀邻居及其家庭成员,导致2死3伤。
由于欧金中“老实人”形象及其住房困难的悲惨境遇,与受害人光鲜的三层楼房形成鲜明对比,网友普遍认定此事是由社会不公导致的悲剧,而欧金中本身也是可怜人。据莆田警方最新通报,10月18日15时许,在公安、武警围捕下,欧金中于村附近一山洞“拒捕并畏罪自杀”,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抛开这起事件本身的严重性及恶劣性,其背后实际反映的是农村宅基地与农民建房问题。
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类似于欧金中多年建房不得而住房困难的农民并不罕见,由建房引起的邻里纠纷和关系冲突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换言之,莆田事件揭示了农村建房难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今年暑假笔者在浙江S村(注:本文人名、村庄名均为化名)调研时,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建房是当地村干部和村民最关心也最头疼的事情,村庄也因此而充斥着一股“气”。
一、农村住房困难户
由于建房难而导致住房难,这部分农民群体在当地行政系统里被称为“住房困难户”。S村共有10多个这样的住房困难户,其中几个情况如下:
俞军,今年68岁,2014年开始向村里申请新建房指标,2016年抽中建房指标,但是快6年了,至今房子没能建起来。在村里,俞军户头上有十口人,分别为俞军和妻子、两个女儿及女婿、以及四个孙子。但他们在村里仅有一处两层的30平米的老房子,这间房子嵌入在一个古朴的徽派院落之中。此院落有200多年的历史,外院墙体开裂,内部木质结构遭白蚁蚕食多年,干部在大门上钉了多个危房警示牌。俞军说,房屋木梁多已被白蚁蛀空,随时有倒塌的风险。自2014年回村,俞军为建房想尽各种办法,看着建了一半的房子,一肚子心酸和怨气不知何处说。
俞根田,今年70岁,10多年前便一直申请新建房,与俞军的情况类似,2013年被列为住房困难户,2015年抽中建房指标,但也至今未能建起新房。俞根田家里有六口人,俞根田夫妇、儿子一家三口以及离婚返家的女儿,但仅有一处两层30平方的老房子,儿子儿媳只能在杭州租房住。房屋同样是内部木结构被白蚁蛀空,常常漏风,被上级部门鉴定为危房。
俞富贵,今年56岁,和妻子经过多年打拼积蓄了一笔资金,想要在村里建新房。儿子今年30岁,女朋友谈了5、6年,但迟迟未能结婚,因为俞富贵家没有新房。和俞军的情况类似,一家人住在处于老房子结构正中间的30平方的小房子里。在镇上买房不划算,去市里买房买不起,儿子和女朋友只能在外租房住。俞富贵无奈地说:“我在等天上掉馅饼。”
这些住房困难户面临的现实困境很清晰,建房需求很明确也很急迫,可房子就是建不起来。但吊诡的是,每个人建房不成的原因都不相同。
这与农村宅基地所附着地复杂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制度设置有关,邻里纠纷只是这些复杂关系作用的结果之一。
村内已倒塌的老房,却无法拆(作者供图)
二、农民为何建房而不成?
农村建房涉及宅基地及土地的使用,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是社会关系、制度政策、经济利益等展开的物质载体,在发达地区这一载体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当地农民建房行为受到相关法律制度、历史文化、经济利益以及村庄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与制约,这些都会导致农民建房和住房困境。
1.农村建房制度
为了规范农村宅基地使用秩序,避免土地浪费性使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2014年全国各地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此后农民建房必须遵守相关法律和制度规定。
从制度上,当前农民想要建房共有三种方式:
一是原拆原建,指按照原房屋的大小和高度、在原址上进行的新房建设。即农民原有住房宅基地是多大,是几层楼,新建房的宅基地面积和楼层都不能有所变化,只能更改样式。
二是拆翻建,是指在原址基础上进行扩大或缩小的新房建设。比如农民原有房屋的宅基地只有30平米,房屋只有一层,但是农民想新建90平米的两层楼房,便属于拆翻建。
三是异地建新,指在原址之外的新宅基地上进行的新房建设,新房建好之后,按一户一宅的要求,旧房必须拆除。
三种建房的方式,要求的条件不一样,申请和审批的难易程度也不同。
原拆原建是最简单的,只需要说明建房的迫切理由和拿到四邻同意书即可,由于是原拆原建,四邻同意协议也是比较好签署的。
其次是拆翻建,拆翻建的难点在于要更改宅基地的面积和高度。如果在原房屋面积和高度基础上进行缩小的建设自然问题不大,但农民一般拆翻建都有着扩大住房面积和增加建筑高度的需求。
而扩大住房面积的问题是,该农民原房屋周围是否有足够扩建的空间,是否需要占用或买卖他人老旧房屋,是否会影响四邻出行与生活便利等;增加住房高度则会影响到四邻房屋采光问题。在居住极其紧凑的情况下,占地、采光、影响出行以及农村风水观等因素,四邻同意协议便很难签署。
异地建新是三者之中最难操作的。农民选择异地建新,一般是由于旧房子拆不了只能向村委会申请新的宅基地建设指标。
异地建新有两个难点:一是申请农用地专用指标,即将一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指标,以改变土地性质;二是农民要找到一块完整可作为宅基地的一般农田,即村庄内被规划为可用于农民建房的一般农田,未在规划内的属于基本农田区域,基本农田不能用于建设用地。
由于规划内的一般农田大多是分包到户的个人承包田,如果想要建房的农民没有田块在其中,就必须通过换地或者买地的方式获得可作为宅基地的一般农田。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上面分配下来的农用地专用指标很少,另一方面村里可用于建房的一般农田已经用完了。俞根田便是因为找不到一般农田,虽然拿到了指标,但一直未能建成房。
此外,由于政府要规范农民建房,统一布局,节约土地资源,农民建房时上面会进行放样,要求农民根据4或8个点来建设,如果不按图点建设也算违规。俞军遇到的便是这个问题。俞军建房时心存侥幸心理,违规超出20平方,超出部分由于房屋结构原因难以按放样图点拆除,这是导致俞军家房子至今未能建成的关键原因。
2.宗族历史与祖业文化
S村是个单姓村,村民几乎全部姓俞。俞姓在当地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朝时期,村子里有俞氏祠堂,保留着完整的族谱。浓厚的宗族历史文化对当前农民建房产生两个影响:
一是旧宅不可拆分。
历史上的老宅是以家族为单位所有的,四世同堂、妯娌同居,家族长掌握着整个宅院的分配权,小家庭只享有房间的使用权,四合院内是一个家庭整体。
然而当今,小家庭逐渐从家族中分离出来,大家族解体,形成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房屋所有形式,在最后一次分配后,小家庭享有了旧宅其中房间的所有权。但是房屋作为旧有家族制度的客观载体,却不是想拆分就拆分的。
俞军拥有所有权的30平米房屋,处于老房院落七间房的正中间,左右连着的房间都是别人的,无法拆除新建,像其三哥分到的是东厢房那一间,拆除不会影响房屋主体,早已拆翻建了新房。俞军原计划把老院落的几间房子都买下来,然后原拆原建,因为其余6户全都或买房或建了新房,老房子废弃着并未住人,然而无论如何6户村民都不愿意卖,俞军只能选择异地建新。
当农民想要建新房时便面临着俞军类似的困境。家庭制度在变迁的过程中,房屋所有权不清晰、产权变更混乱,导致房屋和宅基地背后隐藏着各种家庭矛盾、关系纠纷等。
紧凑村庄格局,新建房布局受限
二是农民祖业观。
S村很多老房子有上百年的历史,对于村民而言其象征家族的历史,代表祖先的记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祖业。村民以祖业的视角看待旧宅,便会阻碍部分人的拆翻重建需求。结果导致村里有很多旧宅多年荒废无人居住,但宅基地无法腾退,一户多宅现象普遍。
3.宅基地财产属性的显化
在我国的土地制度框架下,农村宅基地具有三重属性。
一是福利属性,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只要是享有农村集体成员权的农民,便享有宅基地无偿供给的权利,满足农民的住房保障。
二是资源属性,土地是稀缺性资源,是人民开展生产生活的基础,为守住我国18亿亩耕地红线,国家对土地用途开展严格的监管,因此城乡建设用地的指标审批都要服从国家统一调配。
三是财产属性,即宅基地及房屋具有经济价值,这是一笔财富,当土地的资源稀缺性叠加经济效应、旺盛的农民建房需求时,宅基地及土地的财富属性便会极大彰显。
浙江、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经济发展、道路修建和产业扩张等原因,土地大量被征用开发,尤其是在山多地少、人多地少的背景下,土地资源高度紧张,土地利益极大显化,因而宅基地需求大,价值也大,其财产属性被极大激发。
因此农民不会轻易放弃宅基地的所有权,反而试图从宅基地上获得更多利益。拥有老房子所有权的村民,即使老房子废弃倒塌无法住人,也不愿意把宅基地转卖给他人,“不卖就是不卖,没有理由,他们在等待拆迁”。
废弃老房子内部
当土地附着明显的经济利益时,几分几厘的地都会引发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正如莆田事件中,欧金中与受害方之间有争议的10平米土地正是引发血案的导火索。宅基地财富性质的显化加强了农民对宅基地私有产权意识,导致农民建房时的协商难度增加。
4.分化的村庄与解体的社会
农民建房纠纷本属于村社内部的日常矛盾的一种,传统时期,由于乡村内生的公共秩序,有着一套矛盾纠纷化解的机制。由能够代表村庄公共意志的村干部、长辈或能人出面,发发狠、讲讲道理,使矛盾双方从公的角度出发,各自退让一步,最终调平矛盾修复双方关系。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最早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村庄熟人社会关系迅速解体,导致村庄公共性遭到消解,即使是有深厚历史的宗族性村庄也难逃此命运。农民以个体的方式与市场社会建立起联系,村庄内部产生经济分化,金钱代替血缘成为村庄唯一法则,私利取代公心,长老权威受到挑战。村庄公共意志难以达成,村民之间矛盾纠纷也难以调解。
由此出现俞军建房时,其亲侄子也不愿意把老房子卖给他、而邻居则冷冰冰地说出“(房子)倒了就倒了,反正我有房子住”的荒诞故事。俞军说,村里的老旧住宅只能等待政府出台政策,以法律手段才能强力拆除重建,凭借邻里协商、亲戚交换解决住房问题是不可能的。
与此类似,今年村民俞天水准备建房,选择的是拆翻建,其手续齐全,也获得审批,结果建房过程中被邻居上访、打电话举报而导致建房停滞。后来经过村干部多番调解才把问题解决。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是4年前邻居建房时想向右拓宽10cm占用公地,俞天水不给他签四邻同意书,于是有了俞天水建房,被邻居频繁举报的故事。
因为建房造成干群冲突、邻里矛盾、兄弟反目是S村经常上演的戏码。莆田欧金中事件则是这些故事的极端版本。
老房子拆不了、建新房没有宅基地或没有指标、建房遇到邻居举报、建房没按规划、政策制度调整、国土规划布局等等都会导致农民想建房而不能。
看似简单的农民建房问题与微观家庭制度和村社关系,与宏观的国家制度和法律问题交织在一起,是历史和现实的汇聚,是制度和人性的角逐,最终造就了不幸的个体境遇,这是俞军的困境、是欧金中的困境、是广大住房困难户面对的困境。
将农民建房困境简单归因为基层干部不作为、官僚主义体制等都是未进入农村社会的复杂事实的表现,将复杂现实简单化归因、情绪化理解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三、农民建房难后果及治理建议
由于农村宅基地及农民建房蕴含的复杂制度和社会关系处境,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建房问题导致诸多社会后果:
其一,住房困难户的住房困境以及住房需求迟迟无法解决;
其二,土地资源的浪费,老旧住宅无法拆除,宅基地资源无法释放,挤压新的建设用地指标;
其三,导致村庄社会关系紧张,邻里之间互相不信任、兄弟之间互相猜忌、干群之间互相怀疑,村庄里充斥着一股怨气;
其四,基层治理困境,建房纠纷调解是村干部及乡镇干部最头疼的工作,村干部调解不了,农民就信访,常常是建房户的邻居先上访,紧接着建房户也来上访,甚至有农户为引起注意打12345电话举报自己,基层工作者为此头疼不已。
为推动农民建房需求问题的解决,全国多地现已开展宅基地改革试点,对此笔者有几点建议。
一是强化农村宅基地归集体所有的农民法治观。
依据《土地管理法》,按照土地所有制性质划分,土地可分为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是宅基地改革的法律基础。
农民应当遵守《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关于宅基地的权属规定,试图将宅基地作为私有产权侵占不愿退出的行径是违法的。强化农民对“农村宅基地归集体所有”的法律意识,将促使有效解决一户多宅、老旧宅基地难以腾退等问题。
二是区分农民建房需求类型。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建房需求很旺盛。S村村干部说,自去年12月份上任以来,共收到50多份村民建房申请,而上届村干部那里未移交的住房申请有100来份。这些农民建房需求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保障性住房需求,即前文所述的住房困难户,这部分农民住房需求最为紧急,面临着旧房会随时倒塌无处居住的境遇,要保障他们的住房权利,率先解决他们的需求;
村民还在住的危房
二类是改善性住房需求,即农民有稳定住房,但由于房屋建设久远,面积小样式陈旧等原因想建新房,于他们而言,住房问题没有那么紧急,在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解决之后,根据土地情况再分批次处理;
三类是投资性住房需求,这既包括当地通过经商办厂等富裕起来走出村庄的本地村民回村投资建房以期待土地升值,也有过剩城市资本下乡购买农民宅基地进行投资建设的情况。
对于前者而言,要严格按照一户一宅的制度约束他们的需求,防止他们以灰色方式侵占指标建设新房;对于后者而言,要坚守农村宅基地不得买卖的法律制度,否则以农村宅基地买卖为基础将会形成新一轮资本圈地行动,农村住房困难群体的需求更加无法解决,底层农民利益受损。需求多而供给少,如果不对需求进行识别辨认,将会导致公共资源的错配,甚至造成社会不公。
三是坚持村社统筹,重塑村庄公共性,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转型背景下,村落社会趋于解体,乡土公共秩序规则难以发挥调解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这是新时期基层治理所面对的重大挑战。
传统社会是基于血缘基础形成村落共同体和村庄公共性,在新时期村庄公共性则来源于对农民的组织。通过组织农民参与到村庄建设的过程中,积极发动农民解决村庄公共问题,激发农民的集体意识和村庄归属感,由此才能重新建立起村庄社会之间的联结。
宅基地改革过程中要坚持村社统筹、充分发动农体性,切忌行政大包大揽、切忌蛮推盲干。相关地区可以宅基地改革为切口,探索重塑村庄公共性,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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