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作者:张硕
多少次,看着这些泛黄的照片,我们想象他们的音容,试图将他们的经历、作品,粘贴进史书的册页。回顾85年前延安电影团成立的那个秋天,仿佛是一次灵魂的远征。
穿过岁月的雾霭,往事还不曾走远。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年轻人或早或晚,从不同地方出发,将当时最前卫的摄影技术带到了红星照耀的地方,成立了延安电影团。这是一所朝气蓬勃的学校,更是一座淬炼青春的熔炉。后来,人们经常用一个饱含温情的词语来比喻它——“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
太行山上的司号兵。徐肖冰1940年摄于晋察冀根据地
在信息闭塞的山坳里,一块块铺开的幕布,给千千万万边区百姓点燃了梦想;在国家危难之际,一块块铺开的幕布,展现了人的家国忧思和信仰、瞩望。袁牧之、吴印咸、钱筱璋、徐肖冰、吴本立……在物资匮乏的境遇中,这群穿越烽火的影人以一种顽强的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历史风烟中珍贵的人物群雕。
袁牧之和吴印咸,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导演,一个是追求进步的摄影师,他们在上海合作了当时最卖座的影片《马路天使》。然而抗战的爆发让他们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吴印咸来到延安,原本只是为了拍摄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然而正是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他为自己曾在电影《桃李劫》《风云儿女》中发出的诘问找到了最生动有力的答案。在延安,能感受到火热的革命,这里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立志救国的吴印咸。他发现自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于是请求组织停止发放每月120块大洋的专家费,和大家一样领取每月5元边区币的干部津贴。
吴印咸不是个例,一群西装革履、向往自由、个性鲜明的文艺青年踏上了黄土高原,换上了土布制成的八路军军服。“天下人心归延安”,这是一种精神的感召。他们虽然经历了物质生活的极大落差,却得到了精神世界的彻底解放。深厚的黄土、滚滚的延河、高耸的宝塔、错落的窑洞,还有空中不时飘来的歌声……这里的自信明朗与国统区的死气沉沉截然不同。
早在延安电影团成立前的几个月,中国的领袖就科学地预见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落到振兴的转折点,那么,延安电影团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忠实记录者,在他们留下的那些照片和影像里,珍藏着近代中国最令人难忘的视觉记忆。
他们的镜头里,有延安在大雪覆盖下的安详,有延河冰雪初融的春意,有翻身的陕北老乡喜上眉梢的面容,有傲然挺立在树下的持枪哨兵的剪影。他们拍出了《兄妹开荒》的生动,也拍下了《红缨林立》的英武。他们用简陋的设备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影像风格,让人们至今依然能感受到影像的内在张力和审美价值。这些作品并不是教科书意义上的摄影文化,而是一种新的斗争武器,是扎根泥土中汲取生命养分的实践智慧——它用革命现实主义的眼睛,捕捉着这片土地中潜藏的巨大能量;它用革命理想主义的观照,代替了浸泡在苦难中的哀叹,给身处暗夜的人们带来了光亮。
纪录电影《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后改名《南泥湾》)的摄制,可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吴印咸把过期很久的正片当底片用,一共拍摄了1500尺,使用了1300尺,创造了电影拍摄的奇迹。没有洗印条件,就一担一担地挑来延河水,澄清后进行显影冲洗;没有录音设备,就借来手摇马达、扩音器、留声机、音乐唱片,用土办法做成了有声电影。他们将高超的艺术水准、惊人的创造力与昂扬的革命融为一体,一切艰难困苦都被信心与执着所化解。电影片头出现了毛主席的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八个大字不正是记录者和记录对象的写照吗?
“摄取战争的真相,不怕鬼子的刀枪。踏遍了华北的战场,几经寒暑来到太行山上。有了你这样英勇的战士,中华民族决不会亡!”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用诗一般的语言,把至高的评价送给了这些“在摄影机后面观察历史的人”,延安电影团无愧于“人民电影先锋”的称号!
苦难与辉煌化作了永恒的记忆,这些用生命记录下来的镜头历久弥新,在时光的打磨下有了勋章般的庄严和凝重。而今,新的文化使命在召唤,我们已经听到前方清晰的足音。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01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