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90年过去,我成了正儿八经的“90后”。我大半辈子都在与水稻打交道,至今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已有 55个年头。我最关心的,就是与水稻和粮食相关的事。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华大地上到处灾荒战乱,人民生活颠沛流离, 少年时我就被迫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虽然少不更事,但每当看到沿路举家逃难、面如菜色的同胞,看到荒芜的田野和满目疮痍的土地,我的内心总会泛起一阵阵痛楚。报考大学时,我就对父母说,我要学农。母亲听了,吓一跳,说,傻孩子,学农多苦啊,你以为好玩儿呢?但我是真正爱上了农业,死活要学,还摆出大道理:吃饭可是天下第一桩大事,没有饭吃,人类怎么生存?最后,父母尊重我的选择。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安江农校地处偏远,临行前,学校的领导告诉我,那里很偏僻,“一盏孤灯照终身”,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当时我想,能传播农业科学知识,也是为国家做贡献!没想到,去了不久,就碰上困难时期。我当时想,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我要为让中国人吃饱饭而奋斗!
一天,我看到一些农民从高山上兑了种子,担回来种,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那么高的山上去换种呢?他们说,山上的种子质量好一些,产得多些。他们接着还说了一句话,叫做“施肥不如勤换种”。这对我有很大启发:农业上增产的途径有很多,但其中良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从此以后,我开始自己的杂交水稻研究之路。一路走来,有汗水和 辛酸,也有丰收和喜悦。科学探索无止境,在这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路上, 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禾下乘凉梦,我是真做过,我梦见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而我则和助手坐在稻穗下面乘凉。其实我这个梦想的实质,就是水稻高产梦,让人们吃上更多的米饭,永远都不用再饿肚子。
做梦容易,但要把梦变成现实,则需要付出大量艰苦的劳动和努力。我清楚地记得,那是 1961年 7月的一天,我到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选种。突然,我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穗大,颗粒饱满。我随手挑了一穗,竟有 230粒之多!当时以为,选到了优良品种,岂不是可以增产无数粮食?
第二年春天,我把种子播下,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一眼望去,高的高,矮的矮,没有一株赶得上最初的那株水稻。我不甘心,开始反复琢磨其中的奥秘,研究那一片试验田的稻株比例,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水稻是有杂交优势的,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就是天然的杂交水稻。既然天然杂交稻具有这样强的优势,那么人工杂交稻,也一定有优势。当时,遗传学理论一直否定自花授粉作物有杂交优势。我对此理论提出质疑。随后,我又拜访专家,翻找资料,最终得出结论,既然自然界存在杂交稻,那么人工杂交水稻也一定可以利用。而要想利用这一优势,首先需要找到“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
于是,我又走上曲折的寻找之旅。
其中,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是,在海南岛找到天然雄性不育野生稻“野败”并加以利用的过程。那是 1970年 11月,我和助手李必湖、尹华奇驻守在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在当地寻找野生稻。在那里,有一位农专毕业的冯克珊,是南红良种繁育场的技术员,经常跑来听我讲课。冯克珊联想到农场附近有一种名叫“假禾”的草,很可能就是我要找的野生稻。11月23日,他找到李必湖,来到南红农场铁路涵洞附近的水塘边,到那片正在开花的野生稻中察看。他们发现了三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野生稻穗的花药细瘦,色浅呈水渍状,不开裂散粉。这三个稻穗生长于同一禾蔸,是从一粒种子长出、匍匐于水面的分蘖。他们立即把这蔸野生稻连泥挖起,放在铁桶里拉回去,然后移栽到试验田里,等待鉴定。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收到助手们从海南发来的电报,连夜赶火车奔回海南岛。经过仔细检验,我们最终确认这是一株十分难得的天然雄性不育株野生稻,我给它命名为“野败”。
这真是大海捞针啊!
“野败”的发现对杂交水稻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更是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的突破口。1973年,我们协作组历尽千辛万苦才通过测交找到恢复系,攻克“三系”配套难关,才有了新中国第一代杂交水稻。第一代以细胞质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优点是不育系不育性稳定,但也有缺点,即配组的时候受到恢保关系制约,因此选择优良组合的几率比较低,难度大。自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起,我们开始研究两系杂交水稻。1995年,第二代以光温敏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两系法杂交稻研制成功,它的主要优点是配组自由选择,能选配到优良稻组合的几率比较高。但是,第二代杂交稻也不是完美的:不育系育性受气温和光照影响较大。我想,如果有一种杂交水稻,既兼具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优点,又能克服二者的缺点,那该多好啊!2011年,我们又启动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研究与利用,这是以遗传工程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已初步研究成功,该杂交水稻克服了前两代的缺点。现在,我们甚至开始了第四代、第五代杂交水稻的研制。
追求高产更高产,是我们永恒的目标。自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起,我们开始超级杂交稻攻关,分别于 2000年、2004年、2011年、2014年实现大面积示范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目标。近 5年又突破每公顷 16吨、17吨的目标。2017年,世界水稻平均每公顷产量仅 4.61吨,而我国杂交水稻平均产量每公顷达 7.5吨,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不可否认,20世纪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所以杂交水稻把产量摆在优先地位。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所以,我们也改变思路,提出既要高产,又要优质。但是必须说清楚,虽然要满足市场对优质大米的需求,但我们仍然坚持一条,即不能以牺牲产量来求优质。我始终觉得,粮食安全问题必须时刻警惕。历史也无数次告诫我们,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提高水稻的产量。
科学探索永无止境,我的另一个梦,就是杂交水稻走向世界、覆盖全球梦。
世界上超过一半人口以稻米为主食,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却是,全球现有 1.6亿公顷稻田中,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还不到 15%。发展杂交水稻不仅有广阔的舞台,更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倘若全球有一半稻田种上杂交稻,按每公顷比常规水稻增产 2吨计算,则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 4亿—5亿人口。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不仅能提升全球水稻产量,造福人类,还能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为了实现这个梦,我们一直在努力。从 20世纪 80年代至今,我们坚持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国际培训班,为 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 14000多名杂交水稻技术人才。我还受邀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水稻。目前,杂交水稻已在印度、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美国、巴西等国实现大面积种植。2019年 6月,在长沙举行的中非经贸博览会上,来了不少非洲国家农业界的朋友,看到他们对杂交水稻充满感激和期待,更坚定了我们将杂交水稻推向世界的信心与决心。
新中国杂交水稻事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同时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已经 90岁了,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要力争让我们的团队早日完成每公顷 18吨的高产攻关,做好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的生产应用。我希望最终能实现“禾下乘凉、覆盖全球”的两大心愿。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人民日报2019年散文精选》,标题为编者所加。
新华社西安11月11日电 题:敢叫天地换新颜——秦巴山区谱写脱贫攻坚奋进歌
新华社记者
地跨陕西、四川、重庆、河南、湖北、甘肃等多个省、市的秦巴山区,是全国十四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脱贫任务重的地区之一,曾被称为全国除“三区三州”外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地处秦巴山区的干部群众,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勇气与毅力,用“敢叫天地换新颜”的冲劲与豪迈,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脱贫之歌。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几十栋川北民居错落有致,一条条水泥路连接各家各户,篮球场、超市、幼儿园、图书室等分布其间……这是记者最近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下八庙镇凤凰包村采访时看到的景象。从曾经的泥土路、鸡鸭粪随处见,到如今干净整洁美丽新农村,凤凰包走出了涅槃新路。
53岁的张德仲是第一批搬入新居的村民,坐在崭新的二层小楼里,他一边吸烟一边感叹:“我家在凤凰包住了一辈子,以前的土坯房冬天透风,雨天和泥,家里坛坛罐罐都要用来接漏雨。要不是党和政府统一规划建新居,我这辈子哪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凤凰包村党支部书记张剑鹏说,过去村民居住分散、土地浪费严重,2013年通过修建集中居住区,不但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还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些没有能力建房的贫困家庭,住进了由政府修建的免费廉租房,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张剑鹏说,要致富,住进新房还不够,还要挣到票子。“脱贫攻坚开始后,巴中加大了对农村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凤凰包和周围几个村统筹规划、‘筑巢引凤’,共同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流转土地,村里建起600多亩猕猴桃园和60多亩李子园,村民出了家门便可在产业园上班。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3年的不足5000元增加到2018年的1.26万元。”
巴中位于川陕两省交界,所辖5县、区是革命老区、边远山区、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三区叠加”的典型,2013年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4.45万户、49.43万人、贫困村699个,贫困发生率16.3%。巴中市委书记罗增斌介绍:“近5年来,包括凤凰包村在内,巴有598个贫困村退出,全市累计减少贫困人口43.7万人。”
今年22岁的王元花是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坪垭藏族乡建档立卡贫困户,由于大山阻隔,看孩子、做饭、种地是她每天的“活计”,她也认定:看不到山外,走不到城里,自己的一生都将这样度过。
2018年,在“两不愁、三保障”政策的帮扶下,王元花和住在深山的5731名村民一起搬进易地扶贫安置区的藏式小楼。记者看到,这里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已经建起,小楼里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燃气灶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王元花说,江苏一家企业在坪垭藏族乡开办了扶贫车间,村里300多人成了产业工人。“3个月的培训让我学会了制作布拖鞋的手艺,底薪加计件工资令我每天只要工作8小时,一个月就能拿到3000元左右的工资。这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
记者从陇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了解到,近年来,当地以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等推动脱贫攻坚,通过培育油橄榄和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发展劳务输出和乡村旅游促增收,使贫困人口由2013年底的83.94万,减少到2018年底的18.43万。
多口支援巧施策 生产生活双保障
自然环境恶劣、产业支撑能力弱,是制约秦巴山区发展的瓶颈性因素。找准了“病根”,就要精准施策,通过强有力的举措解决顽疾。
看着皮卡载着满满一车香菇离开,陕西省略阳县兴州街办两河口村贫困户赵波笑得合不拢嘴:“多亏了供电公司帮忙,我家的大棚实现了电加热取暖,一年种植的香菇,可有3万多元的收入!”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环境曾是两河口村发展的最大障碍。“其实,山里的宝贝不少,茶叶、木耳、天麻、香菇等几十种特产,品相好、质量高,但受环境制约,产量太少。”赵波说,“2018年10月,我们村引进大棚香菇种植,但山里电压偏低,大棚电辅热设备没法使用。让人没想到的是,汉中供电公司很快更换了大容量变压器和粗截面导线,解决了我们的困境。”
据国家电网汉中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尚勇介绍,了解到两河口村急需扩大用电的情况后,他们调整了以前逐片推进的施工模式,把发展较快、用电迫切的村镇作为重点,优先实施农网改造升级,确保贫困地区充足用电、放心用电,助力他们尽快脱贫致富。
城口县地处渝川陕交界、秦巴山区腹地,常住人口不足20万。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看病难成为贫困人口的一大“心病”,有病治不好,不得不跑到数百公里外的大城市看病,患者县域内就诊率一度仅有60%左右。
脱贫攻坚开始以来,借助鲁渝医疗扶贫协作等机制,城口县引入支医专家,实现“一个专家带动一个科室、成熟一个团队”,促进当地医疗学科发展和诊疗水平的不断提升。
作为支医专家,山东省临沂市肿瘤医院检验科主任周善良来到城口县医院后,帮助院里建起微生物检验试验室,填补了临床检验的空白。周善良还带了3个徒弟,指导开展微生物培养、鉴定、药敏操作,平均每天要提供20多份微生物检验报告。许多贫困户感慨:“有周大夫在,我们看病再也不用跑重庆了!”
“户种扫帚三亩半 当年越过贫困线”
“我种了五六年的铁扫帚,一亩地种农作物一年赚不到1000块钱,种铁扫帚却能赚近3000块!”湖北省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贫困户王绍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户种扫帚三亩半,当年越过贫困线。”这是王绍彩和周边12个乡镇8000户铁扫帚种植户的真实感受。
这一改变,离不开“铁扫帚大王”胡朝柱,他创办的恒达扫帚专业合作社年产各类扫帚500万把,合作社常年吸纳近百名贫困群众务工,人均年收入2万元。在合作社的带动下,黄土梁村2017年从贫困村名单“出列”。
作为秦巴片区国家级贫困县,郧西县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开展“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唱好脱贫攻坚“协奏曲”。郧西县委副书记汤宏说,郧西每年都会评选“精准扶贫十大模范人物”“十佳乡亲扶贫协会会长”,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据统计,近年来,郧西共有238家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结对帮扶160个行政村,实施项目543个,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49亿元,帮扶贫困人口85754人,全县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底的34%,下降到2018年底的9.7%。”
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内乡县也属于秦巴片区特困县。1992年,秦英林辞去公职返乡创立了牧原集团。为了把脱贫攻坚与主业紧密结合,秦英林优先选择并加大在国家级、省级贫困县的投资力度,指导企业开展面向贫困村、贫困户的用工招聘和培训,帮助他们实现“一人上班、全家脱贫”的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就业:有正常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经培训直接就业转为养猪产业工人,月工资4000元左右;非完全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优先安排在企业的门卫、绿化、后勤等公益性岗位就业,月工资一般在2000元左右。
目前,牧原集团已在全国55个贫困县完成扶贫产业投资235亿元,建成了大批现代化生猪养殖扶贫基地,带动用工2万余人,其中1271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秦巴山区的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干部群众顽强奋斗的一个个故事,恰如一个个音符,在广袤的大地谱写出雄浑、磅礴的奋进之歌。(记者刘彤、李松、吴晓颖、王朋、冯大鹏、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