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别人给我拍照(梦见别人给我拍照片是什么意思)

作者：刘德有（原文化部副部长）

“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作的斗争。’”这段名言出自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著名翻译家梅益在抗战时期上海“孤岛”的艰苦环境中翻译出了这部革命经典，不仅鼓舞了当时民众的抗战热情，而且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为了理想不懈奋斗。

晚年的梅益李金华摄

不同版本的梅益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与封底

一

距今72年前，1949年春我在大连参加工作时，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认识梅益同志。那时，我不仅不知道梅益同志的大名，更不知道他翻译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人生道路上，我选择的第一个职业是小学教员。年仅18岁的我，文化程度不高，亟待充实自己，于是报名参加了带有教师进修班性质的夜校，学的是语文。老师是一位胶东人，说话乡音浓重，这倒使我感到很亲切。我很喜欢这位老师，他备课认真，讲课生动、幽默。在课堂上他教给我的许多知识，是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那时，没有教科书，靠的是老师发讲义。有一次，拿到讲义一看，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节录的部分是从小说的主人公“保尔不知不觉地走到松林跟前了……”这一句开始，接着，写了保尔来到他的同志们被敌人——白匪绞死的地方和埋葬烈士的公墓去凭吊的情景。文章写道：“这儿是小镇的近郊，又阴郁，又冷清，只有松林轻轻地低语和从复苏的大地上散发出来的春天新鲜的气味。他的同志们就在这地方英勇地牺牲了，他们为了使那些生于贫贱的、那些一出生就当奴隶的人们能有美好的生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保尔缓缓地摘下了帽子，悲愤，极度的悲愤充满了他的心。”

紧接着，便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主人公保尔写下的一段名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作的斗争。”

写得多好啊！它立刻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把它工工整整地抄在我的“名言记录本”的首页，而且时时拿出来朗读。久而久之，我能把它背诵下来，直到现在我迎来耄耋之年，它仍在不断地激励和鞭策着我。

在那以后不久，我找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阅读，才知道译者是梅益，便对他油然产生了敬意。1952年，我从大连调到北京工作，但一直没有机会接触梅益同志。

1964年，我到东京做光明日报常驻记者，在日本一待就是15年。“”期间，有一次，我利用假期回国，到书店去看了一下。很多书都从书店消失了，能够摆出来销售的，只有那么几种。其中就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翻开看了一看，译者却不是梅益。出版者加的《出版说明》写道：“这次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个新的译本，由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72级工农兵学员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53年俄文版译出。”还说：“大庆油田采油三部部分工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73级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经过座谈、讨论，为本书写了前言。”

翻阅这本新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哪里也找不到梅益的名字。我想，梅益这位老同志在“”中作为“走资派”被打倒，是肯定无疑的了。他翻译的书，怎能再与读者见面？我黯然，怅惘。同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最喜欢的保尔的那段名言，不知新版是怎样翻译的？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书，看到这段译文：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庸俗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也许这样翻译，更忠实于俄文原文。但对于不懂俄文的普通读者来说，我觉得还是我早年接触到的梅益同志的翻译更有文学味，因而也更能感染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梅益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与内文插图

二

1978年夏天，我结束了在日本的记者工作，又调回原来供职的单位——外文出版局。1979年12月我被任命为外文出版局副局长。我在吴文焘局长领导下，开始筹备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在这一过程中，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知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界的老前辈，其中就有梅益同志。1982年6月23日上午，中国译协在人民大会堂成立。大会是由梅益同志主持的。他当选为副会长，我当选为秘书长。在共事过程中，我对梅益同志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梅益同志是广东潮州人，他原名陈少卿，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1929年，他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在校学习期间，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31年考入中国大学。梅益青少年时期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尽管当时衣食无着、生活窘迫，仍坚持自学英语，为日后的翻译生涯奠定了基础。从1934年开始，他在北平的《晨报》、天津的《庸报》、上海的《申报》等报纸的副刊和刊物上发表散文和译作，并以此为生。1935年，在北平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底，他受党组织委派转往上海“左联”和文化界救国会工作，与上海“左联”的负责人共同编辑机关刊物《每周文学》。1937年8月，梅益加入了中国。

1937年，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后，为了突破日伪的，党组织安排梅益与夏衍着手筹办四开日报《译报》。当年12月9日，《译报》出刊。南京大和八路军胜利的消息，都是这家报纸首先报道的。出报不到一个月，《译报》就被日本人取缔。后来，梅益等人又变了个花样，将《译报》改名为《每日译报》恢复出版，继续传递中国人民抗战的声音。

1947年3月梅益到达延安，被安排到新华社负责广播工作。从那时起20年的时间里，梅益全身心投入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曾先后主持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工作。1949年3月，随中央大队进入北平，继续主持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新中国广播工作。1949年12月6日，梅益被任命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分管宣传业务工作，同时兼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8年，梅益领导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电视台，同年5月1日19时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播，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由此开始。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梅益的经历就像一部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创业史，他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开拓者。1977年5月，梅益调到中国社科院工作，历任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副院长，党组第一书记、秘书长等职。

据了解，梅益同志从1938年到1941年历经四年多的岁月，艰辛地完成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文译本的翻译。其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新中国成立前还有过其他的版本。据说最早的版本是从日文译本转译的，译者是段洛夫和陈非璜，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不过，这件事几乎不为人所知。梅益同志的译本，是根据纽约国际出版社1937年阿历斯布朗的英文译本转译的，1942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此书很快引起轰动，解放区的书店纷纷翻印。虽然该书先后有多种译本，但最终还是梅益的译本流传最广最久，影响和激励了中国几代青年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新中国成立后，梅益的译本一枝独秀，先后发行了5版，第一版从1952年至1966年，共印了25次，发行140多万册，第二版到第四版从1979年至1995年印了32次，发行130多万册。

三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所以如此感人，是因为它是一部“超越国界的伟大文学作品”，被视为青年人的生活教科书。这部闪烁着崇高理想光芒、洋溢着生活的经典之作，在苏联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部史诗般的英雄传记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保尔·柯察金执着于信念而坚韧不拔的崇高人格，其形象超越时空，超越国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拨动着数代人的心弦。小说问世不久，便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并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被认为是苏联文学中的描写革命者的最优秀的一部作品。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谈到这本书时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作已成为一部别开生面的生活教科书”。它曾经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成了苏联优秀青年的榜样，并与他们生活和战斗在一起。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像卓娅、马特洛索夫、奥列格·科歇沃伊等苏联青年以保尔·柯察金为自己的人生榜样，为保卫祖国献出了青春和生命。在许多牺牲的苏联士兵身上找到的遗物，是让子弹打穿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在战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又有许许多多保尔式的英雄人物积极参加恢复国民经济的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无愧于祖国和人民，让自己的生命闪耀出光芒。

保尔·柯察金在中国也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成了许多中国青年的榜样，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里，保尔·柯察金的精神激励和鼓舞着中国青年积极地投身于祖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在今日的中国，保尔·柯察金在青年心目中依然占有崇高的地位。多数读过这部小说的青年学生认为，保尔·柯察金是个十分吸引人、感染人、鼓舞人的形象。他敢于向命运挑战，有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保尔崇高的革命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忘我的献身精神、坚强的斗争意志、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明确的人生目标都是青年学习的榜样。保尔的这些优良的品质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的。有的青年说：“现代社会需要保尔这样的人，因为坚定的信念是我们人生航程中的灯塔，给我们以希望和信心；顽强的意志是我们前进的动力，给我们勇气和力量，是我们战胜困难、走向未来的坚强后盾，也是个人充分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保尔·柯察金生活的时代虽已成为历史，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对于我们跨世纪的一代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至关重要的人。人活的就是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创造辉煌的人生！”

四

由于梅益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新闻界老前辈，我对他自然感到格外亲切。通过筹备成立译协的工作，我与梅益同志相识以后，有一次，我跟他谈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说，这部小说对我的鼓舞太大了。特别是保尔的那段名言，成为我的座右铭，至今我还能背出。我告诉他，我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译本后，经过对比，发现他把书中出现的人名和爱称处理得很精彩。例如，书中女主人公冬尼娅，爱称是“冬尼奇卡”，男主人公保尔的爱称是“保尔什卡”。日文译本，全都按原文的称呼直译，未做任何处理。但中文却没有那样机械地翻译。如果中文也像日文版那样“依样画葫芦”地死译，就会使读者搞不清“冬尼娅”和“冬尼奇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保尔”和“保尔什卡”究竟是什么关系，因为中国没有那样称呼的习惯。仅此一点，就说明梅益同志的翻译有创造性，他把书中出现的“冬尼娅”和“保尔”的爱称译作“冬尼娅，亲爱的”“保尔，亲爱的”。这样，既忠实于原文，又使中国读者不感到别扭。

由于中国译协马上要创办会刊《翻译通讯》，我冒昧地向梅益同志约稿，请他拨冗把他的译书经过和翻译经验写出来，以便为创刊号增添光彩。

梅益同志虽然答应写，但迟迟未交稿。编辑部人员和我都很着急。1982年10月20日，终于收到梅益同志的亲笔信和稿子，真是喜出望外！我连忙拆开了信。信是用圆珠笔在稿纸上写的——

刘德有同志：

《翻译通讯》的同志一再催我交稿，今天是星期天，我终于把它写了出来。（昨天）星期六下午，催稿的那位女同志说，如果我没有空，将派一二位同志来找我，同我面谈，然后把谈话整理出来发表。这启发了我，因而用访问的形式写成这篇东西。这比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要好一些，免得人家说我在自吹自擂。文章请你看看，该修改的地方请你修改，我不会有任何意见。

问你好

梅益十七日

看了信，我才明白梅益同志迟迟未交稿的真正原因。原来，梅益同志怕用自己的名字写文章被人误解为“自吹自擂”，遂改为记者采写的形式。

1983年第1期《翻译通讯》刊登了这篇由梅益同志撰写、署名“本刊记者”的文章——《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梅益》。

梅益同志在文章中说，1938年抗战时，他在上海地下党文委工作。有一天，刘少文同志带一本书来看他。这本书，就是纽约国际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英译本。刘少文对他说：“这是一本好书，描写一个苏联青年为实现主义理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对我国青年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请你把这作为党交给你的一项任务，把它翻译出来。”梅益同志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但由于上海当时已成“孤岛”，在艰苦的环境下，他要同时去完成党交办的其他几项任务，所以只能时译时辍，前后花了近5年时间才译完，交给新知书店出版。梅益同志还说，他在译书的过程中曾得到姜椿芳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很大帮助。当时，姜椿芳同志在苏联的塔斯社工作，作为掩护，从事地下党的活动，但他抽空用俄文版仔细地校阅了梅益同志的译本。英译者删节的部分，也做了补充。

梅益同志还谈了他译书的体会，说他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对作品所描写的许多事物，特别是苏联红军的战斗生活很不熟悉。当时他只有二十几岁，完全缺乏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所经历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亲身体验。他认为，“一部好的文学译本，不仅要求译者要有语言修养和艺术修养，更重要的是要译者熟悉作家本人，熟悉作家的社会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熟悉作家的创作手法等，这些是提高译本的艺术水平的重要保证。”梅益同志说，当时他唯一的有利条件就是作者和译者都共同怀着为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共同热爱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掌握的国家。这共同的立场和感情，使译者对作者所描写的生活和斗争比较容易体会和理解，因而使译文也比较能够达意传神。

梅益同志说，他的另一个困难是从英译本转译，使译文的“信”和“达”受到了限制。他说，考虑到民族语言的因素，译文的“信”和“达”也不是绝对的。文学译本不应当单纯是一种精确的复制品，它既要求准确性，又要求艺术性。文学译本最好是直接从原文译出，效果较好，经过转译后，总不能很好地传神。他认为，他的中译本由于是转译的，因此在充分传达原著的艺术风格上“很可能有缺陷”。但，他考虑到译本的主要读者是青年人，包括文化水平不高的职业青年，因此不是紧扣字面、死译硬译，而尽可能使译文通顺流畅，让读者能够读下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梅益同志对译文曾多次进行过修改，但他谦虚地说：“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做好。”

我接到梅益同志的信和稿子后，于10月24日写了回信，在信中写道：“我作为第一个读者拜读大作，深受感动，且受益匪浅。《访问记》不仅告诉人们很多过去从未公开的事实，而且将使读者了解老一辈翻译家新中国成立前在白区艰苦奋斗的不平凡经历。我相信，这篇文章一定会鼓舞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

五

梅益同志在他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他曾多次对译文做过校改，不仅如此，据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请俄文翻译家刘辽逸同志根据原本校阅过一遍。我曾看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5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那段名言已经不是我在大连时看到的译文，已被改为：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最近，我还有机会看到译林出版社于1999年4月第5次印刷的新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那段名言又做了如下的改译：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这一版的译者曹缦西和王志棣同志在《译序》中写道：“漓江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的新译本中，黄树南先生对这段名言做了改动，他认为‘碌碌无为’四字还没有表达出原文的全部内容，因为从保尔默默思索人生的意义，脑子里出现这段名言的近背景和远背景来考虑，应当把它理解为对全书思想的总结。保尔所反对的不仅仅是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他更反对卑鄙和庸俗。据此，黄树南先生将原译文中的‘碌碌无为’改成‘卑鄙庸俗’。”“我们觉得，黄树南先生的看法不无道理。因而，在翻译这段名言时，我们借用了梅益先生的译文作为基础，吸收了黄树南先生的思想，从文字上做了新的处理。”

呜呼！恨我不懂俄文，无法参照原文核对译文，也无法对新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发表议论。尽管这几种翻译各有千秋，彼此之间有些微妙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它们“大同小异”，但不知为什么，我至今仍对早年在大连看到的梅益同志的译文感到无比亲切。这，也许是一种怀旧之情，或者它早已成为我思想和感情生活的一部分，“根深蒂固”到难以改变的程度吧。

末了，顺便说一下。最近我查阅了三种日文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50年4月科学社出版的杉本良吉的译本、1955年12月岩波书店出版的金子幸彦的译本、1956年6月出版的新潮社的中村融的译本），发现保尔那句名言的翻译，接近黄树南先生的理解。现根据岩波书店的译本试译如下：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于人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卑俗无聊而羞愧。临死，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17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诸葛沂 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1.从《奥菲利亚》说起

“如果我们的爱注定是一场悲剧，我依然会选择爱你……”——她是奥菲利亚，英国伟大的文艺复兴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悲剧女主角，心爱的人为了复仇离开她并刺杀了她的父亲，奥菲利亚在爱与恨的剧烈冲突下终被逼疯。爱恋的伤痛加上亲情的消逝，双重的打击使她单纯、柔弱的心灵无法承负，她既没有面对自己真实情感的勇气，也没有追求和保护自己爱情的决心，她只好借助花语来倾诉她的心声：“这是表示记忆的迷迭香；爱人，请你记着吧，这是表示思想的三色堇……”最终，她采撷花朵，奔赴清池，她在死前喃喃自语：“这儿，还留下一些给我自己；遇到礼拜天，我们不妨叫它慈悲草……这儿是雏菊；我想要给你几朵紫罗兰，可是我的父亲一死，它们全都谢了；他们说他死得很好……”忧郁的情歌飘荡在曦光的暗影中，奥菲利亚在花与情歌的怀抱中溺水而亡。奥菲利亚在欧洲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裹挟下遭受了家庭和爱情的悲剧，她也代表了当时无数受时代压迫女性的命运。

沃特豪斯作品《夏洛特小姐》资料图片

随着莎士比亚戏剧和文艺复兴精神的传播，随后几个世纪，奥菲利亚的故事成了许多优秀文艺作品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当数现藏于伦敦泰特美术馆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约翰·埃弗雷特·米莱斯爵士的《奥菲利亚》，它描绘了这位忧郁美丽的少女在溺水前漂浮在河里唱歌的情景。而今，这个西方艺术史上最知名的“少女”正单独地静卧在上海浦东美术馆的展厅里，直到“光·泰特美术馆珍藏展”11月14日截止后再返回英国。

画中，奥菲利亚的姿势——张开双臂，向上凝视——类似于传统的圣徒或殉道者的画像，更为人所惊叹的是她周围的景物，逼真、细致、自然，明亮的色彩与她苍白的面容、虚空的眼眸、怆然的表情形成鲜明对比，少女的死亡和自然的生机融为一体，端视它，似乎轻微而伤感的歌声从远方传来，我们的凝视被包围在一种寂静之中，我们似乎听闻到她绝望的叹息，感受到她衰弱的鼻息，触碰到她低垂的眼睑，我们似乎也身处于阒无一人的荒野，眼前是青草和花朵上晶莹的露珠折射的微光，还有那幽深的暗水和凄美的死亡递来的令人凝息的悸动。这一切莫不让我们叹服艺术家的高超技艺。

1936年，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在法国超现实主义杂志《牛头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热情地描述了激发这幅画灵感的艺术运动。他赞誉道：“萨尔瓦多·达利怎么能不被英国拉斐尔前派明目张胆的超现实主义所迷惑呢？拉斐尔前派画家给我们带来了光彩照人的女性，同时也是最令人向往和最令人恐惧的。”

2.“维多利亚时代的堂吉诃德”

米莱斯是拉斐尔前派兄弟会（Pre-RaphaeliteBrotherhood）的重要成员。在19世纪中后期，这个艺术团体像是一抹黯淡中的光亮，一片阴霾中的闪电，一场喧嚣中的情歌，既留下了圆桌骑士般的传奇故事，又奉献了绝美的艺术作品——在他们的生活和艺术中，折射了早期工业进程中艺术家的情感和理想、奏鸣与呐喊。

“P.R.B”这个拉斐尔前派的首字母最先公之于众，是在1849年3月24日。当时，20岁的但丁·加百利·罗塞蒂——这个团体的旗手在绘画作品《圣母玛利亚的少女时代》左下角的签名上，用红色颜料标出了这个毫不起眼的字符，虽然如此，它所代表的声名却响彻了一个半世纪。

罗塞蒂作品《白日梦》资料图片

1848年，在伦敦研究艺术的罗塞蒂、亨特和米莱斯聚到了一起，拉斐尔前派诞生了。当时正处于英国维多利亚中期（1848—1875），也就是被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称的“资本的时代”：1848年，英国产业工人掀起的宪章运动要求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亨特和米莱斯也加入的队伍中；大批量生产使自然环境被破坏，对产品的物质崇拜与日俱增，人们的精神生活被忽视、被压抑；工业技术尤其是摄影等技术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对艺术提出了无与伦比的挑战；金钱至上和浮华市侩之风席卷城市，空前繁荣的背后是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和虚伪大行其道。为此，他们反对一切平庸、卑劣、世俗和功利，他们就像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堂吉诃德，只不过他们的长矛所指的是工业时代的铁路火车，是早期工业制度带来的奴役压迫，是工厂的烟囱冒出的有毒烟雾，是技术对人类情感的凌驾。他们仁慈、真挚、热忱、诚实，向往着中世纪，这种怀旧之情是对崇尚古典、崇尚古希腊和古罗马典范的18世纪的另一种反叛，逃向往昔既是远离喧嚣现实的梦想，又是变革现实的一种浪漫的希望。他们渴望组成一个类似修士会的团体，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以对艺术的信仰为文明树立一个伟大的典范。

天性自然的拉斐尔前派兄弟会对于改革的迫切愿望，体现在对皇家美术学院派的抨击上。皇家美术学院青睐过时的主题性绘画，那些绘画受到了信念燃烧的年轻人的鄙弃。亨特热衷绘画的宗教和自然因素，因而背井离乡、长期客居巴勒斯坦。罗塞蒂对中世纪的情感和奥秘抱有极大兴趣，他把心爱的西达尔描绘成中世纪诗人但丁笔下的贝雅特丽齐。米莱斯对宗教和中世纪没有他们两位热忱，他恪守“忠实于自然”的理念，发挥出最佳的绘画技巧，获得了世俗的成功。

3.虔诚地忠实于自然

拉斐尔前派的艺术骑士们像德国拿撒勒画派一样，力图将中世纪的虔诚精神带进现代美术，他们认为，拉斐尔就是世俗气和异教精神的象征，拉斐尔之前的艺术既纯粹又质朴严谨，并且服务于信仰，拉斐尔之后的艺术却是浮华的、不真诚的和我行我素的，因此，他们要追求质朴纯粹的精神形式。他们宣布：必须将“忠实于自然”作为宗旨。这一理念的源头，是威廉·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派诗歌，是对18世纪反自然标准的另一种反叛。“忠实于自然”，按照这些艺术骑士的理解，就是严谨精确地描绘真实的细节，以植物学家的准确性描绘出每一片叶子，以显微镜般的忠实性描绘出每一道皱纹和形体的每一种偶然变化，他们或许想挑战银版照相法这种记录对象外观的新工具的科学精确性。而且为了突显出自然光线中耀眼的色彩，正如我们在《奥菲利亚》中看到的那样，绿草被画成了亮绿色，黄花画成了鲜黄色，紫色也成了跳跃的紫，这些颜色就像是毫不掩饰的赞美——色彩的赞美！

米莱斯作品《盲女》资料图片

艺术批评家罗斯金是拉斐尔前派的狂热的支持者，也是他们的引路人。罗斯金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然受到破坏的恐惧，使他想要将透纳开创的道路更明晰地传播给世人，他的《现代绘画》将风景画理论化为高尚的艺术类型，并直接影响了拉斐尔前派的艺术家。艺术家“没有盲目模仿大师们的手法……他们必须心神俱寂地到自然中去，不辞辛劳并且深信不疑地与自然同行，心无旁骛、更好地参透自然的意义，聆听她的教诲。”罗斯金的话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米莱斯和亨特，促使他们放弃了皇家美术学院里雷诺兹那一套传统老旧的艺术技巧和风格，从而画出有主旨、来自平时细致观察的栩栩如生的作品。

亨特率先践行了罗斯金的自然主义，他的《瓦伦丁从普罗特斯手中营救西尔维亚》的前景中对自然细节作了趋向完美的追求，画中每一片树叶的刻画都详尽逼真，他还通过微小的细节——如地上被损坏的菌类和草地——来暗示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争斗。在创作《奥菲利亚》的过程中，为了找到合适的风景背景，米莱斯在萨里郡的霍格斯米尔河岸上待了近五个月，工作强度达到每周六天，每天11个小时，经受了蚊叮虫咬和寒风暴雪，他曾自嘲是“鲁滨逊”，正是这种直接而具体的临摹，使得他能够准确地描绘眼前的河流和河岸的植物，从而为完美呈现奥菲利亚的黯然离世渲染恰到好处的背景。亨特的小幅作品《英伦海岸》是一幅有着注重细节的强烈视觉效果的风景画，画家使用现代所有能用的颜料把他从自然中所看到的颜色描绘出来，他坚持不管是什么整体效果，都要画出孤立的树叶、蝴蝶和岩石的每一个细节，画出它们自己所具有的饱满的颜色。

人们可能会对拉斐尔前派与法国印象派的区别抱有疑问——当然了，这两者对于“忠实于自然”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它们尽管宗旨接近，但作画方法却截然相反。最具代表性的印象派画家莫奈，会用好几天去观察和描绘池塘里的睡莲在一天不同时间、不同光影效果中的形象，从而表现出大气的总体效果，而对于亨特、米莱斯来说，连续几天、几十天观察风景，是为了找出自然风景里的全部细节，他们甚至认为，印象派画家是不够格的、没有诚意的画家。但是，拉斐尔前派的符号技巧、分析性凝视和彩饰画法无法应对瞬间的、象征性的自然，他们的作品注定充满了怀旧情绪，成了凝固的古曲，避开了现代性的流动万变和转瞬即逝。

4.爱与美的灵感之源

“他们寻觅秀美的少女，将她们从平庸的奴役下拯救出来，在她们脚边放上无法消受的热爱，将她们置于理想主义无比神秘的顶点，像古时的贝狄威尔爵士或兰斯洛特爵士所做的那样。”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威廉·冈特在《拉斐尔前派的梦》这本名著引言中满怀深情地写到。

少女形象，是拉斐尔前派艺术中最为常见的主题，也是这场艺术运动充满吸引力的重要原因。蓬松的长发、苍白的肤色、深情的凝视和宽松的长袍，这些是拉斐尔前派艺术中描绘的女性特征。在这些艺术骑士的浪漫画笔下，少女被描绘成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中的女主角，赏心悦目。画中的这些女性不仅仅是模特，更是艺术家的创意伙伴，爱与美的灵感之源，她们在拉斐尔前派艺术的创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参与了创作过程。罗塞蒂的情人西达尔是拉斐尔前派最著名的缪斯，虽然她不是一个传统的美女，但她总是可以长时间保持困难的姿势，为了配合米莱斯创作《奥菲利亚》，她连续多日躺卧在注满冷水的浴缸里，以致最终得了感冒。后来，罗塞蒂又与珍妮·莫里斯产生了炽烈的爱情，《白日梦》这幅名作即作于这段热恋期。

画中，莫里斯坐在梧桐树上，在树叶的环抱中，她就像一个森林女神，身穿一件浪漫的宽松丝绸长袍，优雅的褶皱下垂，与树的叶子融合在一起，她手里拿着一根小小的金银花茎——维多利亚时代爱的象征，她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中，目光向下，远离观众，望向一些看不见的神秘的东西。罗塞蒂为《白日梦》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诗的结尾是“她在做梦；直到现在，在她被遗忘的书上，从她的手中落下被遗忘的花朵。”这首诗和这幅画显然是关于一个迷失在白日梦中的女人，但是难道这不正展示了艺术家自己的状态吗？

米莱斯的画作总是透出一种浓厚的伤感情绪，这也许与画家对不幸之人的同情和对现实感到无望有关，而这种情绪常常被画家寄寓在少女身上。除了《奥菲利亚》，这种伤感在其最著名的作品《盲女》中体现得极其深刻。画中描绘了两个流浪的乞丐姐妹，其中一位是盲人音乐家，她们在一场暴风雨过后在路边无奈休息。盲女把手风琴放在腿上，感受着脸上阳光的温暖，右手则摸索着一朵白色的花，为了嗅到它的芳香，她倾斜着头，努力去发现，努力去撷取一丁点儿乡村的气息。妹妹则保护着她的眼睛不受阳光的照射，看着刚刚出现的双彩虹，而盲女却看不见，这更加深了她处境的辛酸。一只玳瑁蝴蝶停在盲女的披肩上，暗示她一动不动，她脖子上挂着的牌子写着“可怜的盲人”。

亨特作品《英伦海岸》资料图片

亨特因视力恶化在别人的协助下完成的最后一幅作品《夏洛特小姐》描绘了丁尼生1833年的诗《夏洛特》中的一个场景。在丁尼生的诗中，夏洛特小姐被关在卡默洛特附近岛上的一座塔里，被诅咒不能离开塔，也不能向窗外看，她在编织一幅挂毯，透过镜子里的映像可观看外面的世界。她穿着颜色鲜艳的上衣和粉红色的裙子，光着脚站着，她的长发在头顶上疯狂地翘起，吓跑了在她工作时栖息在她身边的和平鸽，右边的银灯顶部装饰着猫头鹰，底部装饰着狮身人面像，暗示着智慧战胜了神秘。由于她屈服于诱惑，银灯熄灭了。这幅画试图通过描画丁尼生诗歌中富有感染力的意象，传达出比象征主义更为严肃的哲学旨趣，画中生硬的线性风格和主角强烈的个性意识呈现正是拉斐尔前派艺术作品的典型特征。

拉斐尔前派画家沃特豪斯也画过相同题材的作品，他描绘了夏洛特小姐不顾一切乘着小船前往城堡卡默洛特——一个贵族和骑士盘踞的地方——的场景，她要去寻找她仰慕的兰斯洛特骑士，可是最终逃不开诅咒的她在自己的歌声中去世。沃特豪斯的《夏洛特小姐》一经面世便惊动了当时的艺术界，夏洛特小姐那优美的姿态、漂亮的面孔和画中描绘的醉人的梦境无不被人称赞歌颂。

5.影响与地位

因为种种原因，拉斐尔前派最后解散了，不过，艺术家们仍继续发挥着影响力。由于倾向现实主义和科学观点，亨特和米莱斯不再直接模仿中世纪艺术。亨特继续强调心灵在艺术上的重要性，试图利用准确的观察和研究调和信仰与科学，他前往以色列和埃及，追寻圣经故事的遗迹。米莱斯于1860年前后抛弃了拉斐尔前派原则，重新接近皇家美术学院的标准。罗塞蒂则成了欧洲象征主义的先驱。

当然，拉斐尔前派向后人提出的更根本的问题是技术时代人的理想和价值。尽管这些艺术骑士逃避现实的“梦”，在它所反抗的工业和现实社会的力量面前，势必是一团透明的云，悬浮于时代之上，无从落地，尽管他们幻影式的努力，摧毁不了现实敌人的坚固存在，但是，这场艺术运动是成就斐然的。拉斐尔前派的作品独具特征，格外新鲜、亮丽，极具美感，令人称奇，它们清晰的轮廓、跳跃的色彩、精确的细节，丰富的情感表现力令人迷醉。艺术家们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维也纳分离派、新艺术运动和工艺美术运动，甚至20世纪70年代后的一些当代绘画作品中都有他们的影子。更重要的是，他们最初的目标并不是空幻缥缈的，他们的理想恰恰观照着现实，观照着建立一个充满爱与美好、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的愿望。这可能正是他们的作品一直令后人陶醉的原因吧。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1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