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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

朱晨宇 文

《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中阿交往的历史细节，摘录片断，以飨读者。

中国船

与“中国海”相比，“中国船”出现在阿拉伯地理古籍里的次数更加频繁。据统计，隋唐五代时期，在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上，航行的船舶形形，包括“南海舶、番舶、西南夷舶、波斯舶、狮子国舶、昆仑乘舶、西域舶、蛮舶、海道舶、南海番舶、婆罗门舶等十二种”。

唐代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南方的水上交通十分便利，造船技术有了大幅提高。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中国有众多造船基地，造船业已经相当发达。“山东的登州、莱州，江苏的扬州、苏州，浙江的杭州、绍兴，福建的福州、泉州，以及广州、交州等，都以造船业著称。”

唐代以后，中国的造船业非常发达，造船技术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造船基地基本上都在东南沿海地区。“当时阿拉伯商人来华，都愿意乘中国船，如一时中国船未到，他们也愿意耐心等待。唐代东南地区发达的造船业以及先进的造船水平，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的中国船可以直航到阿拉伯海和波斯湾，而且还首次抵达了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当时的北印度洋上，经常来回穿梭着中国大型远洋船队。”

关于中国船只的特点，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也有很多记载。唐代的船以船身高大、结构坚固、抵御风浪能力强著称，中国的船员也以擅长驾驶和善于利用信风而驰名。《旧唐书》里是这样描写的：“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八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络，兼包淮海。千艘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此句描写当时舟船聚集之时的盛况。

不过，由于中国船只身形特别巨大，在波斯湾只能航行至西拉夫（Siraf）港，剩下的路程转乘小船来运送货物。《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至于船舶的来处，他们提到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因为这里巨浪滔滔，在许多地方淡水稀少。”

杜瑜解释说，因为当时中国商船装载量大，吃水深，其他港口水位较浅，需用小船把货物运到尸罗夫，再转装到中国船上。但林肯·佩恩认为：“这里提到的‘中国船’不是指在中国建造或来自中国的船，而是指那些前往中国进行贸易的船。”关于中国船和阿拉伯船的区别，学界仍有许多疑惑。从语法角度来讲，这里的“中国的”作为定语，形容船这个词。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也有提到，“商品稀少的另一个原因是，去中国或者来中国的船只经常遇难”，这里的表达“去中国或者来中国的船”，以及书中多处表达“开往中国的航船”，与上一处的意义就不相同。

麦斯欧迪的《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中有这样的记载：

时下，来自西拉夫（即尸罗夫）和阿曼等伊斯兰地区的船只即将此地作为终点站，商人们在这里与乘船由中国而来的人相会交易。但早先并非如此，那时中国船可直接来到阿曼、西拉夫、法尔斯海岸、巴林海岸、俄波拉和巴士拉。

另一个可以区分中国船和阿拉伯船的特点的方法，在《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中有所提及：“我们听说，在拜占庭的海上（指东地中海）发现了阿拉伯船的板片，是用绳索（不是用钉子）拼合的。那船板连同遇险的船员一起，被狂风巨浪冲到哈尔扎海（黑海）”，“用绳索拴合船板，是尸罗夫船独有的特点，叙利亚和拜占庭船的船板并不是用绳索拴合，而是打上钉子。由此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马可·波罗在谈到波斯湾的霍木兹城时写道：“这个地方的船十分简陋，容易出事，船板不打铁钉，而是用印度椰子皮搓成的绳子来拴合。”而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业广泛使用的是钉榫接合技术，并建有多道水密隔舱，“建造的方式是：先建造两堵木墙，两墙之间用极大的木头衔接。木料用巨钉钉牢，钉长为三碗尺。木墙建造完毕，于墙上制造船的底部，再将两墙推入海内，继续施工”。

另外，中国的船只较他国船只相比，更加稳固，更加安全，“载重量要大上数倍”。《蒲寿庚考》所述：“唐末五代间，阿拉伯人东航者，皆乘中国船。”《中国印度见闻录》的法语译者索瓦杰在绪言中充分肯定唐代的船舶在印度洋航运业的重要霸主地位，他指出：“应该承认，中国在开导阿拉伯人远东航行的贡献。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的大船才能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苏继廎在《岛夷志略校释》的“绪论”中引用李珣《海药本草》所述：“波斯在东方之商贾实力渐充，乃向中国舶商租赁或径向中国造船厂定造泛海巨舶。”

10世纪时期以阿拉伯文写成的《论船舶租赁》中，有一张常见商品交易清单，其中包括“生活必需品、奢侈食品、牲畜、纺织品、原材料、奴隶、宝石、黄金和白银。基本的食品包括各种谷物和豆子、食用油、蜂蜜、醋、海枣、橄榄、葡萄干和食盐。奢侈食品包括大米和可食的羽扇豆，以及果酱、浓缩果汁、酒、用来制作奶酪的佐料、干奶酪、油菜、奶酪、黄油、干凝乳和松软干酪，还有新鲜水果和胡桃、榛子、松子等干果，以及油炸的肉、鱼、辣椒、蔬菜、种子和鸡蛋”。这里所展示的中阿之间经济往来比我们平常在文献中见到的以及想象的更加丰富。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一家德国公司打捞出一艘唐代沉船，船上装载了6万多件中国瓷器，其数量之巨，举世震惊。勿里洞岛沉船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造船技术，同时，沉船上的唐朝货物也为东西方之间的海洋贸易提供了证据。“该船沉没于东南亚海域，且在船上发现了来自中国的货物，这足以说明1300年前海上贸易的国际性。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陶工所采用的装饰图案，充分体现出其对市场形势的敏锐把握。瓷碗大多带有几何图案，并以红绿两色印有《古兰经》的经文，这显然是打算销往阿拔斯王朝的，绿纹瓷碗在波斯也很受欢迎。”

海洋贸易的扩张导致了船舶数量和规模的增长。元朝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大幅度提高，《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详细记述了中国船：

中国船只分为三类：大的称作艟克，复数是朱努克；中者为艚；小者为舸舸姆。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系用藤篾编织，其状如席，常挂不落，顺风调帆，下锚时亦不落帆。每一大船役使千人：其中海员六百，战士四百，包括弓箭射手和持盾战士以及发射石油弹战士。随从每一大船有小船三艘，半大者，三分之一大者，四分之一大者，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建造，或在中国的穗城建造。

这种船长桨大如桅杆，一桨旁聚集十至十五人，站着划船。船上造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内的住室附有厕所，并有门锁，旅客可携带妇女、女婢，闭门居住。有时旅客在官舱内，不知同舟者为何许人，直至抵达某地相见时为止。水手们则携带眷属子女，并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船总管活像一大长官，登岸时射手黑奴手执刀枪前导，并有鼓号演奏。至寄居处所将刀枪摆列大门两旁，住多久摆多久。中国人中有拥有船只多艘者，则委派船总管分赴各国。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富有的了。

当时的主要的造船基地位于泉州（刺桐）和广州（穗城）。从文献中可以看到，航海技术、造船技术和中阿海上丝路贸易是相互影响的，宋元时期，航海技术不断提升，中阿之间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也急速地发展起来。

两宋时期的“招商引资”

唐代以前，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以官方政治外交交往为主，而后转为以贸易为主。《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显示，大约在公元1000年或者更早，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在长期、稳定地接触和交流中，双方的了解不断地加深。中阿之间这种不断加强的关系促使这一时期经济的急剧增长，特别是在海上贸易方面。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航海贸易最繁荣的时代。出于各种原因，宋元两代都对航海贸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重视，也都采取了比唐代更为积极主动的航海政策。这一时期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同时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这一发明，在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西方历史文献中，即使是最擅长航海的阿拉伯人，使用指南针导航的记载，也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比宋人晚了整整一个世纪。马可·波罗及其他同时代的外国旅行家都惊叹道，宋元的大航海时代展现的，是世界上最坚固的海船、最强大的海商，以及最繁华的港口。

宋代还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航海贸易的奖励、优恤和推广政策。早在北宋开国不久，雍熙四年（987年）五月，宋太宗就“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白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空白诏书即空白的进口特许证，其潜台词是鼓励海南诸蕃国前来通商贸易。大唐帝国的开放贸易，是一种“愿者上钩”的姿态，到了两宋，为了求财，朝廷则放下架子主动出门招揽生意。所以说，在对待航海贸易的态度上，两宋远比唐代更加积极主动。

对蕃商的优恤和保护，两宋比唐代做得更好。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下诏令：“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这条规定主要是针对市舶司官员克扣勒索蕃商的行为而言。宋代不少市舶官员，以“和买”为名，要挟外国舶商，“择其精者，售以低价”，以从中渔利。所以，宋朝廷规定，“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起诉”，也就是说，如果有发生市舶官员侵吞舶商利益的事情，外国舶商可以直接向官府申诉。朝廷法令规定，“市舶务监管，并见任官，诡名买市舶司及强买客旅舶货者，以违制论”，一旦违制，惩罚亦很严重，“其知（州）通（判）诸色官员，并市舶司官并除名。使臣决配，所犯人亦决配”。对于廉洁奉公的市舶官员，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规定，在任三年“委实廉慎，别无公私过犯者”，可得到皇帝的特别嘉赏。

对于走失的海船、去世的海商，两宋政府也表现出极大的善意。或许是为了收拢人心、招揽生意，或许是为了展现大国仁义的良好形象，总之，宋代的做法完全合乎现代的人道主义精神。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中国国王

阿拉伯地理学著作中有不少关于中国君主的记述与描写，其中，地理学家们一般都是使用“中国国王”或“中国的主人”来表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有时也会使用波斯人对中国君主的称谓——拜格布尔（Baghbur，又译为白鹤布尔），意思是“天子”“神的孩子”。

花剌子模沙扎兰丁之书记官叶海亚·本·艾哈迈德·本·阿里·纳萨比在他的《国家历史》中说，中国是一个辽阔的王国，到达那里得花上9个月。他自古以来就被分成9个部分，每个部分之间彼此往来都得花上1个月。每个部分的王权均由一名君主掌控，君主用他们的语言被称作“汗”，是“大汗”的代表。

“根据城市的大小及君主的名望，君主的名称也不尽相同：在一个小城市里，称其为刺史，意思是‘城市的卫护人’；像广府这样的城市，城中之王被称为‘太傅’。称太监为‘都监’，这些太监是同样人种，只是被阉割了。最高法官叫‘录事参军事’。”

《中国印度见闻录》描写了中国君主在世界诸王之中的地位，其中写道：

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一致认为，世界上有四个国王。而四个之中，第一个是阿拉伯人国王，他们一直毫无异议地认为阿拉伯人的国王是最伟大的国王、最富有的国王、最豪华的国王，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宗教之主。中国国王仅次于阿拉伯人之主，位于第二。其次是罗马人的国王。最后是穿耳孔人的国王巴拉哈·拉雅。

第二卷提到中国君主对于君臣划分的观点，其中写道：

至于皇帝，每十个月方能见一次。他说：“如果老百姓都见到我，我就不会受到尊敬。威信只有通过傲慢才能维持。普通的百姓，根本不懂道理，因此，对他们应该表现得非常高傲，方能让他们尊敬自己。”

此外还提到了古莱氏人与中国皇帝之间的一次会见，书中这样写道：

从前，在巴士拉城，有个名叫伊本·瓦哈卜的古莱氏族人。他是哈巴尔·本·艾斯沃德的子孙。当巴士拉遭到洗劫时，他离开了这个城市，来到尸罗夫。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一只船要开往中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搭乘这只船，漂洋过海，到达了中国。（到中国）以后，他起了一个念头：这次可要去见一见中国的大王（皇帝）了。于是，他从广府启程，历时两个月，来到胡姆丹（长安）。他在皇宫门前等候多日，迭次上书求见，声称他是阿拉伯先知的亲族。过了不久，皇帝吩咐给他安顿住房，满足他提出的必需用品。同时，皇帝又向派驻广府理事的地方长官下了一道诏书，叫他到外商中去查访，以弄清这个自称是阿拉伯先知亲族的人的来历。广府的地方长官回禀说，他的血统是可靠的。因此，皇帝准他（谒见），还钦赐了许多金钱。后来他带着这些钱财返回了伊拉克。

他已经到了年迈之年，可是（对中国的事情）仍记忆犹新，保持着正确的理解力。他给我们这样介绍了当时的召见：

皇帝召见了我，向我打听阿拉伯的情形，还问到阿拉伯是怎样打败波斯王的。我回答皇帝说：“那是全托真主———愿圣明至高无上，托了他的庇佑；另外也因为波斯人亵渎了真主，他们只崇敬火，向着太阳和月亮下跪叩头。阿拉伯征服的，是一个权威最高、耕地最广、物产最富、贤人最多的王国，它的名声也传扬得最远。”皇帝说到这里又问：“你们怎么划分（世界上）所有帝王的等次呢？”

我回答说：“我没有评论各国帝王的知识。”

于是，皇帝对翻译说：“告诉他！我们且举五个君王为例。首先，统治伊拉克的王，是王权所及最广的王，因为这个王（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其余的王（国）都围绕着它。这个王，我们（中国人）称他为‘诸王之王’。”

我回答说：“这是因为巴士拉发生了，我不得不逃到尸罗夫；在那里恰好碰上一只开往中国的船；而我，对中国皇帝的威严，对中国的美好和富足，又早有所闻，所以，我决定踏上这块土地，亲眼一睹。现在，我就要离开这里，返回故国，到自己的王———我的叔伯兄弟——那里去了。我将把亲眼所见的事实，如皇帝陛下的威严、贵国土地的广大等等，传扬出去；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传扬出去；把（我所领受的）一切盛情厚意，反复向人们诉说。”

我的这一席话很合皇帝的心意。皇帝传谕送给我一份豪华的赏赐，并用驿馆的马送我到广府，而且还写了一个手诏，给广府的总督，命他殷勤相待，务必使我受到优于地方官吏的礼遇，在我离开中国以前，提供一切必需的用品。这样，从中国出发之前，我就过着什么也不短缺的安乐生活。

关于皇帝居住的京城胡姆丹，我们也向伊本·瓦哈卜打听到一些信息。他告诉我们，这座城市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把全城分为两半。

还有一件事情提到中国的皇帝，关于一个原籍是呼罗珊的人，来伊拉克采购了大批货物，运到中国去卖。皇帝的宦官到他那里给皇帝选购舶来品和珍宝，但他却不愿意卖，之后，宦官把商人的好货都拿走了。这个商人就到京城去拜见皇帝，并把这件事上报，皇帝革去了宦官的职务，并对他说：“你简直该当死罪。你叫我落到去见一个吝啬的商人的地步。他从我国西部边境的呼罗珊，到阿拉伯，然后从那里经过印度各国，来到中国。他是来我国寻求恩惠的。可是，你却希望他回去的时候，向各地的人说：我在中国遭到了无情的虐待，财产也给强占去。”

中国东部临大海，有锡拉诸岛。岛上居民是白色的人，他们每年向中国朝廷纳贡，他们说如果不向中国君主纳贡，那么他们那里就不下雨。

国王要求他的子民：“不论贫富，不论老少，所有中国人都学习认字、写字。”

从《中国印度见闻录》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君主的形象是“威严的，美好的，慷慨的”。

“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艺者”

直到今天，阿拉伯人中仍流传着“上天将智慧赋予希腊人的脑、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舌”，以此来赞美中国人制作手工艺品的精湛技艺，中国是以手巧见长的民族。阿拉伯语的“中国”一词，原意就为“瓷器”，以至于10—11世纪阿拉伯学者撒阿利比说：

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精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形制的盘碟仍然被叫作“中国”。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

《中国印度见闻录》《伊本·白图泰游记》和《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等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都有对于中国手工艺品和民俗习惯的描写。

伊本·瓦尔迪在《奇迹书》中的“中国的奇特景象”这一段中对中国的工艺品有极高的评价：

他们有独一无二、精美绝伦的陶器。国中有善于雕刻者，也有精于绘画者，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栩栩如生。笔下形态各异的人物也仿若真人，无法用言语表达，画师技艺不止如此，若是画大笑者，这人笑中带怒、惊、喜、嗔，情态不一。中国老百姓喜用丝绸，遇水不会沾湿。战时骑兵和战马穿上一种盔甲，这盔甲刀枪不入，不会受伤。

关于工艺品，《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没有直接的描写。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多次提到中国的瓷器是世界上最精致的产品，在世界上极负盛名，远销到印度以及阿拉伯地区。关于中国的瓷器制作工艺，书中讲道：

至于中国瓷器，则只在刺桐和隋尼克兰城制造。采取当地山中的泥土，像烧制木炭一样燃火烧制。其法是加上一种石块，加火烧制三日，以后泼上冷水，全部化为碎土，再使其发酵，上者发酵一个月，但亦不可超过一整月；次者发酵十天。瓷器价格在中国，如陶器在我国一样或者更为价廉。这种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格里布。这是瓷器种类中最好的。

他还提到，“与我国的花瓷砖相似，但它的颜色更加鲜艳，花纹烧制更加精美”，而且“陶器在我国一样或者更为价廉”，说明中国瓷器物美价廉。

对于中国艺人技艺的精湛，伊本·白图泰在书中说：

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艺者，这是远近驰名的，许多人在作品中已不惮其烦地谈到。譬如绘画的精巧，是罗姆等人所不能与他们相比的。他们在这方面是得天独厚，具有天才的。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奇异，就是我只要走进一座城市，不久再回来时，便看到我和同伴的像已被画在墙上、纸上，陈列在市场上。我曾去素丹的城市，经过画市，我率同伴们到达王宫，我们穿着伊拉克服装，傍晚从王宫回来，经过上述那一画市，便看到我和同伴们的像已画在纸上，粘在墙上，我们都面面相观，丝毫不差。有人告诉我说，这是素丹下令画的，画家们在我们去王宫时早已来到，他们望着我们边看边画，而我们却未察觉，这也是中国人对过往人士的惯例。如外国人作了必须潜逃的事，便将他的画像颁发全国搜查，凡与图形相符者，则将他逮捕交官。

麦斯欧迪对中国的手工艺者也有过非常生动的描写，他在《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中写道：

至于说中国人，那他们就是真主造就出来的、各种技艺最为娴熟的人，雕刻以及手工制作技能可谓炉火纯青，在任何一种工艺上其他民族的人都难以望其项背。他们中的男人一旦亲手造出其他人无法造出的绝世物件，便会来到王宫门前献宝，希望以自己创造的有趣玩意儿得到国王的赏赐。于是国王命人将此物从即日起摆放在宫门前整整一年，倘若无人能挑出它的任何瑕疵，国王便重赏这位制作者，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御用工匠之一。相反，倘若有人发现它有缺陷，国王便不予接受，当然也不会给制作者任何奖赏。

麦斯欧迪还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曾在一块丝绸上绘了一幅“麦穗落雀图”，几可乱真，以至于观赏者觉得就像一只真的雀鸟落在一枝真的麦穗上。这幅丝画摆放了一段时间，一天有个罗锅儿从那里经过，一眼看出了破绽。国王遂召他进宫，同时将绘画者也召了来。大家问罗锅儿画有什么毛病。他说：“天下无人不晓，如果一只雀鸟落在麦穗上，那麦穗一定会被它压弯。而这位画师却将麦穗画成笔直的，一点弯曲的痕迹都没有，鸟儿竟然直挺挺地立在麦穗的顶梢——这就是他的错误所在。”罗锅儿说的当然在理，那个画师没有从国王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诸如此类的做法，是要提醒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必须精心计算和设计，以使他们在制作过程中认真思考，对每一件亲手制作的东西都要格外小心。

关于中国的丝绸制品的技艺，《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写道：“显宦高官穿的都是豪华的丝绸布料。这种丝绸，因为没有取得中国人的许可，还不能运到阿拉伯各国去，而且要价高得没有谱。”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位富商对我谈起过一件事，他的话是可以信赖的。某日，这个富商去拜会宦官。那宦官是皇帝派遣来广府的（官吏）。他的使命，是要在阿拉伯的舶来品中，首先挑选皇上所需的东西。（会面时）商人注意到宦官胸口上长着一粒黑痣，这是透过穿在身上的衣服看见的。据他推测，那宦官至少穿着两件衣服，里外重叠在一起。

宦官对他投来的目光感到诧异，便问他说：“你好像老盯着我的胸口，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商人回答说：“透过这件衣服，看到一颗黑痣，我感到十分惊奇！”

宦官听了失声大笑，接着就伸过手去，把长长的衣袖露了出来，说道：“请数一数吧！看我穿了几件衣服？”

商人数过以后才知道，他竟然穿了5件之多，可是黑痣仍能透过这些衣服显现出来。这类最好的丝绸，是未经漂白的生丝。总督穿的丝绸，比这更精美，更出色。

不管是地理古籍、文学作品还是历史古籍，阿拉伯人从不吝啬对中国人心灵手巧的赞美之词。埃及学者努威里在《文苑观止》中写道：

中国人专门从事精巧有趣的工艺品制作，以及旋雕人像、镂刻和绘画创作。他们的绘画家画人时，除了灵魂画不出来，其他方面皆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于笔端。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一定要让自己的画像能够分出得意的笑和羞涩的笑、平静的笑和惊叹的笑、高兴的笑和讥讽的笑。

陈列城上海海洋博物馆的“中国船”

上海博物馆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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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黄河春潮起”① | 大河奔涌春色美，润泽中原绘新图

九曲黄河，奔腾不息。千百年来，浩浩荡荡的黄河水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东流入海，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

黄河，不仅是一条地理上的河，更是一条文化的河、精神的河，对黄河的依恋与热爱，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郑州黄河，是黄淮海平原脊轴的“龙头”，是“地上悬河”之首，用12个字形容黄河郑州段，即“悬河头、华北轴、百川口、万古流”。

2019年9月1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郑州举行。总书记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并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成为我国完善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布局。

三年多来，1282.8万郑州人民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这块744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加速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守护母亲河，聚焦生态河，建设幸福河，开创了黄河流域郑州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023年3月2日，流经中牟县的美丽黄河风光。

“1+N”抢险新模式合力守护“安澜河”

“八百里古洛汭濒天苇地翠羽丹霞成画廊，五千年画卦台断碣残碑苍烟落照引诗思。”初春时节，登上巩义神都山顶，河洛汇流的壮观景象一览无余。西望黄河，浊浪滔滔，水从天上来，一泻东流去；南瞻伊洛，两水清浊交汇，河洛分明。

“别看现在水清河畅，那一年我们抢险的时候可是真难、真险！”提起两年前的往事，巩义河务局办公室主任袁冬青仍历历在目。2020年8月下旬至9月初，巩义黄河神堤控导工程18-22坝持续出险，十分危急。大流量、高流速、高含沙量的下泄洪水像拳头一般猛击20余年没有靠水的神堤控导工程。

“在我们连续作战10天后，险情依然不断持续、加剧。情急之下，我们向巩义市防汛指挥部进行了汇报。”袁冬青告诉正观新闻记者，在接到险情报告的第一时间，巩义市委、市政府领导即赶赴出险现场，查看险情。在清楚了解当前黄河郑州段防汛的严峻形势后，当场决定成立现场指挥部，由政府主导神堤控导工程抢险工作。就这样，巩义黄河防汛抢险开启了地方市委、市政府主导，全市防指成员单位及所辖15个镇共同参与的“1+N”全新作战的新模式。

黄河宁，天下平。进入“黄河新时代”，这场河地双方共同携手、众志成城共护神堤的“战役”，不仅是“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生动实践，也为黄河中下游防汛抢险工作蹚出了一条新路。

作为黄河下游的起始点，郑州属于典型的游荡型河段，河势变化多端，具有“宽、浅、散、乱、悬”的特点。同时，郑州还是绵延数百千米、号称“水上长城”的黄河大堤的起点，拥有黄河下游典型的堤防、险工、河道整治等工程元素，是黄河治理的窗口。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直把郑州河段列为黄河保护治理与开发的重点河段，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郑州70多千米黄河堤防进行了4次大规模加高加固和标准化堤防建设，堤顶累计加高3米，堤身断面扩大10倍，对11处险工和754道坝、垛、护岸进行了石化整治，新修控导工程12处和坝、垛409道，极大增强了抗洪能力，确保了黄河岁岁安澜。

在“除害兴利、综合利用”治黄思想指导下，郑州河段建设引黄涵闸工程14座，累积引黄供水110多亿立方米，为郑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水资源支撑，也成为造福人民的“安澜河”。

百里廊道美丽蝶变绘就“生态河”

行走在春日的黄河边，大地已然在声声惊雷中苏醒，寒冷葳蕤渐成两岸翠波，金色阳光灿灿，透过云雾投射在跃动的河面之上。这段从荥阳桃花峪至兰考东坝头的的沿黄百里生态廊道，在芳草绿茵、一景一物中，绘就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春日美景图。

“这是最具春意的黄河之美，气势磅礴的险工闸门一行排列，保护着黄河的河道安全。”一名摄影爱好者高兴地说。而在开阔的河面之侧，捕捉一株百年柳树安静地送出的一抹绿意，也让他产生了“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新奇感受，并一一定格在镜头里。

在“黄河战略”高质量发展、“幸福河”建设的声声惊雷中，河南率先吹响了向春天进发的集结号，郑州在全流域率先提出并启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建设，采用“生态优先、轴带展开、城河共生、节点支撑”的设计理念和“两脉三带三节点”的布局规划，以黄河大堤为支撑线，修复保护沿河湿地，治理周边滩区生态，高标准建设省道312惠济、金水“最美公路”、郑东新区“架春就绿”、中牟“赵口听涛”等特色节点，打造“自然风光+黄河文化+慢生活”高品质休闲生态系统景观。

惠金河务局办公室主任孙金丽向正观新闻记者表示，近年来，惠金河务局依托省道312生态廊道、临河亲水观河风光带、淤背区生态休闲体验带、延展区森林生态屏障建设，从黄河大堤零公里一路向东，打造提升了“四季植物园”“南裹头观河节点”“惠金黄河记忆展览馆”“郑工合龙处”“马渡黄河文化广场”“渡头柳”等，不同层次、规模的生态景观、文化展示、休闲服务景观节点11处，全线变身“三十里画廊”，成为黄河保护治理高质量发展典型。

“徜徉惠金黄河，犹如置身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廊。” 孙金丽介绍，惠金黄河作为展示人民治黄成就的重要窗口，今年，计划向水利部申创黄河马渡水利风景区。如申创成功，将成为全河首家“一局双景区”的水管单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们能看得见滩，望得见水，尽揽官渡黄河大桥与壮美黄河交融胜景。一个个林木繁茂、景色宜人的险工、控导工程，如同珍珠一样，串联起沿岸黄河堤防。如今，黄河生态廊道已然成为郑州后花园的一部分，成为保护沿黄群众的幸福屏障，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了浓重的“黄河绿”。

自2019年以来，地方政府开展郑州花园口黄河大桥东段堤防生态修复提升工程、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临河护岸工程和郑州市沿黄生态廊道建设五个代建标段的建设任务，共栽种各类乔灌木1.1万株，绿化面积42万余平方米，抚育林木8万余平方米，打造不同层次、规模的生态景观、文化展示、休闲服务等景观节点，将“生态梦”“发展梦”熔铸于重大国家战略、交汇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同时，郑州还将推进文旅共兴作为重要一步，在“生态河”的发展道路上踏浪前行，全力建设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在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中唱响“郑州乐章”，开启“绿色尽染，长堤蝶变，造福人民”的梦想之旅。

现代化信息技术赋能打造“数字河”

“把奔腾不息、千变万化的黄河‘装’进电脑，工作人员指尖一动，便可实时监控掌握工情、险情。”惠金河务局局长刘遂林兴致勃勃地向正观新闻记者介绍，2022年，河南智慧黄河建设率先在马渡下延控导工程开展，马渡黄河被数字赋能，建成视频监控、无人机、远程会商系统，完成了“省、市、县、班、点，监测、感知、巡查、指挥”“五级四线”全覆盖，构建全场景可视化的数字孪生平台、全要素一体化的信息感知网、河务通领域化智能应用系统等，真正实现了智能化嬗变。

“黄河边上安装了监控，为观测水位等提供了技术支撑，很便捷。” 荥阳河务局局长江浩表示。正观新闻记者走在荥阳金沟控导工程26坝的黄河法治文化长廊上，抬起头就看到一个智能监控探头正在360度旋转捕捉黄河水位实时动向，远处水鸟掠过水面，扬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江浩表示，作为数字孪生黄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监控系统的建设与使用，实现了对空、天、地、水下有机结合的水情、工情、险情多要素全方位实时监测。每年汛期均对水沙调控过程中的重点河段、重点工程开展全方位现场观测、查勘，监测分析重点工程局部流场、水深、根石、水下地形变化，及时预判易出险工程和部位，为汛期工程安全防护及防汛决策提供重要支撑。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通信网络、计算机网络和电子政务系统等软硬件设施已成为治黄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据郑州河务局工作人员介绍，现代化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郑州黄河160公里河道范围内，无线网络及光纤通信覆盖71.422公里的堤防、23处险工控导工程，大大提高治黄一线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为进一步提高治黄效率和管理水平，郑州河务局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的总要求和黄委、省局统一部署，坚持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攻方向，应用现代化科技手段，通过大数据采集、共享，深入挖掘数据价值，扎实推动郑州数字孪生黄河建设，实现政务处理、业务管理及综合事务的全程网办，高效思考、科学指挥，增强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整体效果，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惠及郑州黄河辖区滩区面积35.62万亩、耕地面积29.92万亩及滩区4.6万人口，切实做到了活基层、强基础、固基本。

文旅融合串珠成链打造“文脉河”

黄河之滨，邙岭之巅，有一个充满“诗与远方”的小山村——荥阳市广武镇桃花峪。桃花峪因沟沟壑壑、桃花遍野而得名。当然，它更有名的是依山傍水的独特地理位置。

“桃花峪是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从这里向东，便进入黄河的下游河段。” 荥阳河务局办公室主任赵海燕表示。在桃花峪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高大挺拔的黄河中下游分界碑。站在分界碑的西北角向远处眺望，黄河公路大桥跨越黄河两岸，壮丽风光一览无余。

而桃花峪的东侧，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鸿沟”，也就是中国象棋棋盘上“楚河汉界”的所在地。当年的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曾在这里以“鸿沟”为界，两军对垒，留下许多传说故事，可谓“鸿沟为界风云起，桃花峪下黄河流”。

得中原者得天下。郑州西依嵩山，北临黄河，山河之间，是灿烂厚重的黄河文化。黄河滋养了郑州地区人类文明的兴盛壮大，为郑州成为“文明之源、大河之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这里有距今10万年的织机洞遗址、1万年的李家沟遗址、8000多年的裴李岗遗址、6800多年的大河村遗址、5300多年的双槐树遗址、4100多年的王城岗遗址、3600多年的商城遗址……

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是一座浸透了黄河文化的城市，拥有黄河沿岸诸多风景名胜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前来寻根拜祖的圣地。

2022年9月，经过为期两个月的紧张施工，倾情打造惠金黄河记忆展览馆，获各界人士肯定。展览馆以记忆为主题，收藏各类治黄老器具43件，发掘并收藏有一百五十余年历史的治黄文物“冯庄漫决功德碑”，生动展现惠金黄河厚重历史文化及治黄发展成就。

郑州河务局工作人员介绍，2019年以来，郑州以治黄文化建设为核心，坚持项目为王、以点带面，把系统性打造“郑州黄河记忆”项目品牌作为突破点，统筹推进郑州沿黄生态文明、治黄工程、历史遗存、水利风景区、水利科普教育基地、法治文化教育基地、黄河号子、传统防汛抢险技术和工器具等物质与非物质黄河文化保护利用，实现治黄主业与治黄文化建设融合共进，郑州黄河文化建设之魅力正在精彩绽放。

坚守民生底色全力建设“幸福河”

朝晖透过层层枝叶，洒在红砖青瓦的墙面上。三月初春的清晨，马渡村内座座小院中渐闻鸡鸣犬吠，村民早早开启劳作，虽然此时的空气中还有一丝寒冷，心情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放松和畅快。

从坐落在黄河岸边的狭小村落，到如今成为“郑州北大门的世外桃源”，马渡村里这一切的改变，至今也不过短短四五年。“以前村里都是土路，现在变成了柏油路，花草树木非常多，马渡黄河文化广场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武冬冬感慨。村落的主街道上，楼房鳞次栉比、马路宽阔整洁、车流行人往来不绝，显现出一派生机繁荣。

在黄河滩涂沿岸的治理工作中，郑州河务局落实黄河郑州段生态环境综合管理长效机制，与市生态环境局、水利局等单位联防联控、联合执法，聚焦环保督察交办问题、黄河“清四乱”“大棚房”等六大领域1801个点位，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和矛盾突出的难点问题，滩区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防汛设施推进也在不断升级。

在中牟黄河一线万滩上堤口附近，坐落着黄河一线的文化瑰宝地——万滩防汛屋：青砖黑瓦，红漆木门，外墙“兴利除害 造福于民”几个充满年代感的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2023年3月2日，中牟县杨桥村紧邻黄河南岸，这里的水上游园和大片的荷花，每年都会吸引很多周边民众前来游玩，是黄河岸边赏荷的好去处。

作为上世纪50年代治黄职工、群众护堤员在巡堤查险、工程养护工作存放工器具的临时休息地，“这座郑州黄河辖区内仅存的‘防汛屋’中，记录着披蓑戴笠的雨中巡河人，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从翻斗车到自卸车，从黄河土堤到标准化堤防，从低矮平房到现代化办公楼……治黄人的工作环境逐步改善，黄河保护治理事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中牟河务局办公室副主任王灵芝向正观新闻记者展示着这些见证中牟治黄事业发展历史的老照片，很有触动。

这些老物件、老故事，在明亮的射灯照耀下焕发生机、尽显黄河文化魅力。

“作为黄二代的我，从小生长在黄河岸边，退伍之后成为守黄人，我亲眼看着黄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裸露的河床到标准化的堤防线，抢险队、防汛仓库、甚至我们居住所都建设起来了，现在守黄河，好！”回忆起这些年的守黄经历，中牟黄河赵口管理班班长赵磊百感交集。

位于中牟县黄河岸边的万滩防汛屋，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治黄职工和群众护堤员工作场景的缩影。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郑州市始终牢记嘱托，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和弱项，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母亲河，和郑州千百万的人民一起，正在见证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你听！浩浩的黄河水朝着大海的方向汹涌奔流；

你看！浑厚的黄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碧波荡漾，奔向远方！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石闯 孙珂 宋莹玉/文 李新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