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雨廷(潘雨廷简介)

很荣幸接到上海书店与张文江老师邀请，来参加潘雨廷先生这部遗稿在上海书展的新书发布会。首先祝贺《诗说》顺利出版。潘雨廷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前辈学者。今天我想简单谈三个问题。一是潘雨廷先生对我个人的影响，二是我所了解的潘雨廷先生学术的基本路径，三是关于《诗说》的简单看法。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潘雨廷先生是在1991年去世的，我那一年正好上大学，但我知道潘雨廷先生也是很晚的事了。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读到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中所收入的潘雨廷先生《易与佛教易与老庄》一书，这是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论文的主题是关注晚明王学与现实政治的互动关系，是一个纯粹思想史方面的课题。经过五年多的硕士博士学习，我已经把历史研究视作自己的专业，而且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历史毕竟还不是我兴趣的全部。对我来说，搞清楚我们生活的世界或宇宙的实相，是让自己有信心继续生活下去的头等大事。对晚明思想的研究某种程度上暂时转移了这个兴趣，但通过对以宋明理学为重心的传统经学的学习，无疑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兴趣，同时也初步培养了一点儿通过传统视角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2001年我在复旦古籍所开始做为期两年的博士后，这两种兴趣之间的张力与冲突便彻底发酵了。我开始探讨如何从事一些更基础的工作，但到底从哪里入手却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假如几年前我读到潘雨廷先生的书可能也不会有太强的感受，但正是这个时候潘雨廷先生的著作才对我有着顶门一锥的作用。《易与佛教》的第一篇《易贯华严颂》，我现在仍然记得读这篇文字对我的触动。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盲点。由《易贯华严颂》以下的几篇著作，一下把我带到唐代华严学者李通玄以及禅门大德石头希迁等人的工作之中，我开始真正领略到佛教入华以后，中印文化融合的另一条线索，这一线索就是中土佛教。所谓中土佛教，概括地说，其实是以印度文化为父而以中土文化为母的文化结晶。相反，以五代之后南北二宗为中心的新道教与宋明理学则分别是以中土经学道、儒两家为父，而以佛教为母的文化结晶。这三路学问便是传统儒道佛三教之学的中心。在经学的立场上，我把这一时期的经学称为第二期经学，以与东汉佛教入华以前主要由本土发展的第一期经学相对应。早期本土学术其实是以经学与诸子为中心，诸子最普通的说法是九流十家，因此，后来便把三教确立以后各种思想观念以及各路人物总称为三教九流。

理解了三教的关系，我们便清楚了，宋明理学内部相互争论谁更能代表儒家，其策略常常是把对方说成是佛老，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但近代以后一些学者简单把理学看成“阳儒阴释”，其实倒显得极为肤浅。受过佛教影响与认同佛教是两回事。这就像晚明以后，学术的基本格局变成了中西分立，虽然经过清代的某种挫折，但中土学术其实早就有了西学的因子。特别是晚清以后，已经找不到不受西学影响的学术，后者已经成为我们自身血肉的一部分。因此，九流、三教、中西，大体可以代表中国自古以来学术的基本格局。九流三教我们可以大概用古今来加以概括，今天的学术便因此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

关于唐代的儒佛关系，许多近代的历史著作都有所提及，但潘雨廷先生仍然是很特殊的。这首先是因为潘雨廷先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是隔岸观火式的，而是能够入乎其内。借用海德格尔的一个概念，便是所谓“在世界之中”，正是这个“在世界之中”保证此在先于主客分立式地观照事物之前，已经开启了对世界的理解活动。自我读书以来，不止一次听到前辈学者谆谆告诫，做研究应该从对象中“跳出来”，这样才不被对象所左右；但只有你有了入乎其内的经历，才会发现，绝大多数所谓“跳出来”其实是并没有“进得去”，所以往往过宝山而空回，难以受学问滋养之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可以简单地唾弃一些他们很不喜欢，但其实是并未理解的学术形态。东汉经学家何休批评郑玄“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对论敌尚且如此，何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或许类似佛家所谓“预流”，其实真正入乎其内，我们便会发现，是否“跳出来”往往只是形式的问题。

从个人际遇来说，潘雨廷先生的一生有幸有不幸。在他这个年龄上下的大陆学者中，潘雨廷先生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必涂上颜色，能够用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的人物，当然代价便是他的将近二十种著作中，只有一两种能够在在世的时候出版，这一点令我平添了对他的敬意。潘雨廷先生是一个真实的隐者，尽管在80年代以后已逐渐开始为道教、易学等传统学术领域所知，但在当时的学界仍然只是一个边缘性人物。同许多夸夸其谈自我表彰的人物不同，他是在用生命践行自己的信念。《老子》说过，“大音希声”，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候，不发出声音有时反而是最厚重的声音。“括囊，无咎无誉”（《坤·》），这是一个“天地闭”时代的隐者的象。

潘雨廷先生的另一个幸运反而是他在年轻时代便有机缘与熊十力、马一浮，以及唐文治、薛学潜、杨践形等老辈学人的深入交往。这些学人不仅对传统学术造极精微，而且眼界宏阔，会通中西，是真正在近代中国学术上贞下起元的人物。“返本开新”在今天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一句口头禅，但在这些学者那里却是实实在在的躬行践履。看他的文集及履历，潘雨廷先生似乎与薛学潜、杨践形、熊十力几位先生来往最多。如果说回到《周易》、佛教、道教这些学术视野之中算是所谓“返本”，那么把传统与现代西方学术，特别是自然科学进行会通，便是潘雨廷先生的“开新”。也正是因此，他的学术与牟宗三先生一系主要是从哲学进路沟通中西不同，而是尝试了另外一条开新之路。这条道路与薛学潜等人开启的“科学易”的基本路向是相通的，但潘雨廷先生关注问题之广泛，又不可以“科学易”自限。科学易在目前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科，个中公案非一两句话所能概括。但大概地说，近代的科学易学者的工作，首先是在中西关于宇宙基本数理模型方面搭起了一座桥梁。具体结论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这个桥梁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并非像有些人所期待的那种科学本身的价值，但至少是科学哲学意义上的价值。

我在本科时代学习电子工程，虽然进了历史系，但却一直对自然科学理论有兴趣。这是我后来看到潘雨廷先生著作并产生浓厚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关于这些细节不打算在这里多谈，但潘雨廷先生的学术或者说其问题意识对于我当时正在进行的学术转型，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我正式转入经学研究之后，首先选择《周易》，而且是以汉唐象数易作为起点，便与潘雨廷先生有关。最先仔细研读的著作便是他的《周易表解》以及他所整理的清人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尽管几年以后我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与潘雨廷先生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譬如我并不赞同他有关巫史易与经学易的看法，但在很多基本的见解上我依然受惠于他。其中有些方面我认为是他学术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尽管现在还不太容易对他的学术给出全面的评述。在这里我首先简单谈两点。

第一是所谓“天人整体观”。《周易》的时空观假如不能说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完全一致，但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在时空一体的基础上理解宇宙的基本图式。易卦的卦时与爻位便是《周易》时空观的最直接体现。从《周易》的角度，甚至可以对四维以上的时空进行象数的思考。物理世界的时空观只是基于事物形体建构出来的，《周易》的六位显然是与几何形态不同的，但在义理上有相通之处。《周易》卦象的组合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合天人为一体的整体观。这里的表述可能与潘雨廷先生的理解稍有出入，但却是我读他的作品产生的强烈印象。

第二便是在他那里无所不在的易象学思维。这种易象学思维是中国学术的特色所在，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专门作了讨论。当然，和传统时代一样，这种易象学思维在潘雨廷先生这里仍是一种实践式的，而非反思式的，但与传统易学研究中的汗漫不同，在潘雨廷先生这里，这种思维是有着高度自觉的。而且这种观象的方法不仅广泛用于《周易》与传统佛教及诸子思想的互通，也可以推广到现代科学与西方哲学等领域。关于这方面的许多研究必须通过具体问题的解析来讨论，但我要指出的是，潘雨廷先生的这些研究在在都提示我们，不同的事物，特别是不同的义理架构之间，都可以进行一种结构上的互通。易象学的思维为这种结构上的互通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潘雨廷先生的著作涉及的方面很广，要对其学术的整体面貌给予概括还为时尚早。关于今天这部《诗说》，我想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诗经》一般认为是孔子所编的、春秋以前的一部诗歌总集。但在何种意义上才可以被理解为经？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春秋时代以前，《诗》《书》礼乐是太学教育的基本内容，“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各种宗庙祭祀、政治外交、社会交往等礼仪环境，诗乐都是必须的内容。譬如士人出使四方，要能“专对”，这种外交辞令的表达许多就是靠对《诗经》的断章取义。所以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才说，“不学《诗》，无以言”。

赋诗断章的结果，是汉代仍在广泛流传“诗无达诂”之说。但由于一直流传的作诗本事之说，有些通过《诗》小序记载下来。而且汉人的采诗之说，把诗歌特别是国风理解成上下相互教化的载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化上”（《毛诗序》），因此过于强调《诗经》的政治与教化功能。于是学者致力于在对每一篇诗歌的推求中考察其到底是赞美还是讽刺。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诗经》被汉儒理解成孔子对春秋以前历史事件或人物所作的政治或道德判断。

宋明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孔子的“诗言志”之说。志者“心之所之”，也就是心之所向，因此《诗经》表达的是人的性情。朱熹的《诗集传》代表了这一趋势，于是《诗经》的政教功能减弱，郑、卫一些诗歌被理解成“淫奔之诗”，这是现代人所理解的爱情诗的滥觞。明朝以后，对《诗经》的解释更趋自由。只不过在今天看来，目前对《诗经》与人类性情关系的理解，还没有完全进入义理反思的境界。

潘雨廷先生的《诗说》从学术谱系上来说，仍然应该放在近代以前的经学解释中去理解，并表现出现代学术自由发挥的某种特色。张文江老师在后记里已经特别提及此书的特色是用易象解说《诗经》。诗歌本身具有不同的意象，有些意象与《周易》卦爻的易象在境界上有相通之处。“《易》者冒天下之道”，这是《诗说》用《周易》解释《诗经》的义理基础。这种做法虽然古已有之，但如此密集地彼此互勘，仍是本书的特色之一。而把《诗经》的篇章结构分别放在河图、洛书的结构之中，这和《易与佛教》中把河图、洛书分别与《华严》五十三参、九会七处相互对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观点不必是《诗经》所本有的，但从这个视角解析《诗经》，无疑可以丰富诗歌意象的显现。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对《诗经》意象的理解置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中。因此尽管表现出对《诗序》关于诗歌本事的尊重，但却并未执着于传统的美刺观念，而是试图把《诗经》理解为不同时空下人类性情的体现。譬如在国风中看到不同的民风，在民风的演变中看出王政的兴衰变化，这些具体观点既与经学传统相应，也不无新意，都可以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本文是作者2017年8月21日在上海书展“潘雨廷《诗说》发布会”上的发言）

很荣幸接到上海书店与张文江老师邀请，来参加潘雨廷先生这部遗稿在上海书展的新书发布会。首先祝贺《诗说》顺利出版。潘雨廷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前辈学者。今天我想简单谈三个问题。一是潘雨廷先生对我个人的影响，二是我所了解的潘雨廷先生学术的基本路径，三是关于《诗说》的简单看法。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潘雨廷先生是在1991年去世的，我那一年正好上大学，但我知道潘雨廷先生也是很晚的事了。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读到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中所收入的潘雨廷先生《易与佛教易与老庄》一书，这是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论文的主题是关注晚明王学与现实政治的互动关系，是一个纯粹思想史方面的课题。经过五年多的硕士博士学习，我已经把历史研究视作自己的专业，而且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历史毕竟还不是我兴趣的全部。对我来说，搞清楚我们生活的世界或宇宙的实相，是让自己有信心继续生活下去的头等大事。对晚明思想的研究某种程度上暂时转移了这个兴趣，但通过对以宋明理学为重心的传统经学的学习，无疑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兴趣，同时也初步培养了一点儿通过传统视角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2001年我在复旦古籍所开始做为期两年的博士后，这两种兴趣之间的张力与冲突便彻底发酵了。我开始探讨如何从事一些更基础的工作，但到底从哪里入手却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假如几年前我读到潘雨廷先生的书可能也不会有太强的感受，但正是这个时候潘雨廷先生的著作才对我有着顶门一锥的作用。《易与佛教》的第一篇《易贯华严颂》，我现在仍然记得读这篇文字对我的触动。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盲点。由《易贯华严颂》以下的几篇著作，一下把我带到唐代华严学者李通玄以及禅门大德石头希迁等人的工作之中，我开始真正领略到佛教入华以后，中印文化融合的另一条线索，这一线索就是中土佛教。所谓中土佛教，概括地说，其实是以印度文化为父而以中土文化为母的文化结晶。相反，以五代之后南北二宗为中心的新道教与宋明理学则分别是以中土经学道、儒两家为父，而以佛教为母的文化结晶。这三路学问便是传统儒道佛三教之学的中心。在经学的立场上，我把这一时期的经学称为第二期经学，以与东汉佛教入华以前主要由本土发展的第一期经学相对应。早期本土学术其实是以经学与诸子为中心，诸子最普通的说法是九流十家，因此，后来便把三教确立以后各种思想观念以及各路人物总称为三教九流。

理解了三教的关系，我们便清楚了，宋明理学内部相互争论谁更能代表儒家，其策略常常是把对方说成是佛老，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但近代以后一些学者简单把理学看成“阳儒阴释”，其实倒显得极为肤浅。受过佛教影响与认同佛教是两回事。这就像晚明以后，学术的基本格局变成了中西分立，虽然经过清代的某种挫折，但中土学术其实早就有了西学的因子。特别是晚清以后，已经找不到不受西学影响的学术，后者已经成为我们自身血肉的一部分。因此，九流、三教、中西，大体可以代表中国自古以来学术的基本格局。九流三教我们可以大概用古今来加以概括，今天的学术便因此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

关于唐代的儒佛关系，许多近代的历史著作都有所提及，但潘雨廷先生仍然是很特殊的。这首先是因为潘雨廷先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是隔岸观火式的，而是能够入乎其内。借用海德格尔的一个概念，便是所谓“在世界之中”，正是这个“在世界之中”保证此在先于主客分立式地观照事物之前，已经开启了对世界的理解活动。自我读书以来，不止一次听到前辈学者谆谆告诫，做研究应该从对象中“跳出来”，这样才不被对象所左右；但只有你有了入乎其内的经历，才会发现，绝大多数所谓“跳出来”其实是并没有“进得去”，所以往往过宝山而空回，难以受学问滋养之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可以简单地唾弃一些他们很不喜欢，但其实是并未理解的学术形态。东汉经学家何休批评郑玄“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对论敌尚且如此，何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或许类似佛家所谓“预流”，其实真正入乎其内，我们便会发现，是否“跳出来”往往只是形式的问题。

从个人际遇来说，潘雨廷先生的一生有幸有不幸。在他这个年龄上下的大陆学者中，潘雨廷先生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必涂上颜色，能够用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的人物，当然代价便是他的将近二十种著作中，只有一两种能够在在世的时候出版，这一点令我平添了对他的敬意。潘雨廷先生是一个真实的隐者，尽管在80年代以后已逐渐开始为道教、易学等传统学术领域所知，但在当时的学界仍然只是一个边缘性人物。同许多夸夸其谈自我表彰的人物不同，他是在用生命践行自己的信念。《老子》说过，“大音希声”，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候，不发出声音有时反而是最厚重的声音。“括囊，无咎无誉”（《坤·》），这是一个“天地闭”时代的隐者的象。

潘雨廷先生的另一个幸运反而是他在年轻时代便有机缘与熊十力、马一浮，以及唐文治、薛学潜、杨践形等老辈学人的深入交往。这些学人不仅对传统学术造极精微，而且眼界宏阔，会通中西，是真正在近代中国学术上贞下起元的人物。“返本开新”在今天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一句口头禅，但在这些学者那里却是实实在在的躬行践履。看他的文集及履历，潘雨廷先生似乎与薛学潜、杨践形、熊十力几位先生来往最多。如果说回到《周易》、佛教、道教这些学术视野之中算是所谓“返本”，那么把传统与现代西方学术，特别是自然科学进行会通，便是潘雨廷先生的“开新”。也正是因此，他的学术与牟宗三先生一系主要是从哲学进路沟通中西不同，而是尝试了另外一条开新之路。这条道路与薛学潜等人开启的“科学易”的基本路向是相通的，但潘雨廷先生关注问题之广泛，又不可以“科学易”自限。科学易在目前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科，个中公案非一两句话所能概括。但大概地说，近代的科学易学者的工作，首先是在中西关于宇宙基本数理模型方面搭起了一座桥梁。具体结论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这个桥梁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并非像有些人所期待的那种科学本身的价值，但至少是科学哲学意义上的价值。

我在本科时代学习电子工程，虽然进了历史系，但却一直对自然科学理论有兴趣。这是我后来看到潘雨廷先生著作并产生浓厚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关于这些细节不打算在这里多谈，但潘雨廷先生的学术或者说其问题意识对于我当时正在进行的学术转型，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我正式转入经学研究之后，首先选择《周易》，而且是以汉唐象数易作为起点，便与潘雨廷先生有关。最先仔细研读的著作便是他的《周易表解》以及他所整理的清人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尽管几年以后我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与潘雨廷先生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譬如我并不赞同他有关巫史易与经学易的看法，但在很多基本的见解上我依然受惠于他。其中有些方面我认为是他学术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尽管现在还不太容易对他的学术给出全面的评述。在这里我首先简单谈两点。

第一是所谓“天人整体观”。《周易》的时空观假如不能说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完全一致，但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在时空一体的基础上理解宇宙的基本图式。易卦的卦时与爻位便是《周易》时空观的最直接体现。从《周易》的角度，甚至可以对四维以上的时空进行象数的思考。物理世界的时空观只是基于事物形体建构出来的，《周易》的六位显然是与几何形态不同的，但在义理上有相通之处。《周易》卦象的组合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合天人为一体的整体观。这里的表述可能与潘雨廷先生的理解稍有出入，但却是我读他的作品产生的强烈印象。

第二便是在他那里无所不在的易象学思维。这种易象学思维是中国学术的特色所在，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专门作了讨论。当然，和传统时代一样，这种易象学思维在潘雨廷先生这里仍是一种实践式的，而非反思式的，但与传统易学研究中的汗漫不同，在潘雨廷先生这里，这种思维是有着高度自觉的。而且这种观象的方法不仅广泛用于《周易》与传统佛教及诸子思想的互通，也可以推广到现代科学与西方哲学等领域。关于这方面的许多研究必须通过具体问题的解析来讨论，但我要指出的是，潘雨廷先生的这些研究在在都提示我们，不同的事物，特别是不同的义理架构之间，都可以进行一种结构上的互通。易象学的思维为这种结构上的互通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潘雨廷先生的著作涉及的方面很广，要对其学术的整体面貌给予概括还为时尚早。关于今天这部《诗说》，我想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诗经》一般认为是孔子所编的、春秋以前的一部诗歌总集。但在何种意义上才可以被理解为经？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春秋时代以前，《诗》《书》礼乐是太学教育的基本内容，“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各种宗庙祭祀、政治外交、社会交往等礼仪环境，诗乐都是必须的内容。譬如士人出使四方，要能“专对”，这种外交辞令的表达许多就是靠对《诗经》的断章取义。所以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才说，“不学《诗》，无以言”。

赋诗断章的结果，是汉代仍在广泛流传“诗无达诂”之说。但由于一直流传的作诗本事之说，有些通过《诗》小序记载下来。而且汉人的采诗之说，把诗歌特别是国风理解成上下相互教化的载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化上”（《毛诗序》），因此过于强调《诗经》的政治与教化功能。于是学者致力于在对每一篇诗歌的推求中考察其到底是赞美还是讽刺。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诗经》被汉儒理解成孔子对春秋以前历史事件或人物所作的政治或道德判断。

宋明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孔子的“诗言志”之说。志者“心之所之”，也就是心之所向，因此《诗经》表达的是人的性情。朱熹的《诗集传》代表了这一趋势，于是《诗经》的政教功能减弱，郑、卫一些诗歌被理解成“淫奔之诗”，这是现代人所理解的爱情诗的滥觞。明朝以后，对《诗经》的解释更趋自由。只不过在今天看来，目前对《诗经》与人类性情关系的理解，还没有完全进入义理反思的境界。

潘雨廷先生的《诗说》从学术谱系上来说，仍然应该放在近代以前的经学解释中去理解，并表现出现代学术自由发挥的某种特色。张文江老师在后记里已经特别提及此书的特色是用易象解说《诗经》。诗歌本身具有不同的意象，有些意象与《周易》卦爻的易象在境界上有相通之处。“《易》者冒天下之道”，这是《诗说》用《周易》解释《诗经》的义理基础。这种做法虽然古已有之，但如此密集地彼此互勘，仍是本书的特色之一。而把《诗经》的篇章结构分别放在河图、洛书的结构之中，这和《易与佛教》中把河图、洛书分别与《华严》五十三参、九会七处相互对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观点不必是《诗经》所本有的，但从这个视角解析《诗经》，无疑可以丰富诗歌意象的显现。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对《诗经》意象的理解置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中。因此尽管表现出对《诗序》关于诗歌本事的尊重，但却并未执着于传统的美刺观念，而是试图把《诗经》理解为不同时空下人类性情的体现。譬如在国风中看到不同的民风，在民风的演变中看出王政的兴衰变化，这些具体观点既与经学传统相应，也不无新意，都可以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本文是作者2017年8月21日在上海书展“潘雨廷《诗说》发布会”上的发言）

张文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施蛰存先生，并跟随潘雨廷先生读《易》。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学术源流，古代经典解释。关注中国文明的内在脉络及其面向未来的前景，探讨认知整体格局的竞争性智慧，思考事物运行的起源、结构和底层逻辑。主要著作有《钱钟书传》、《管锥编读解》、《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古典学术讲要》、《<庄子>内七篇析义》、《潘雨廷先生谈话录》(记述)、《探索中华学术》。整理《潘雨廷著作集》13册19种，编纂《薛学潜著作集》4卷，点校杭辛斋《学易笔谈、读易杂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