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以蛰(邓以蛰简介)

[拼音]：Deng Yizhe

中国现代美术史家、美学家。字叔存，安徽省怀宁县人。清代著名书法篆刻家邓石如五世孙。父邓艺孙，一生从事教育事业，1912年曾任安徽教育司长。邓以蛰从小生活在传统文化气氛的熏陶中，在清末西学盛行的1907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1911年归国。在日期间，接触了西方文化，结识了陈独秀，受到主义思想的影响。回国后，担任过日文教员、安徽图书馆馆长。1917年，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哲学、美学。1923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开始在《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涉及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等。常与鲁迅、滕固、司徒乔、宗白华相交往。1928年出版文集《艺术家的难关》。这是一本提倡新文艺的著作，其基本的立足点是黑格尔美学，认为艺术是超出于自然的绝对境界、理想境界的表现，不同意把艺术视为对自然的模仿，强调艺术要鼓励鞭策人类的感情，而不要流落为仅使人感官愉快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倡导艺术对社会人生的作用，倡导民众的艺术。在这本著作中，他还论述了艺术与情感的关系，诗、音乐、造型艺术、戏剧的区别等。30～40年代初，邓以蛰不再专注于文艺评论，而潜心于对中国书画美学的研究，先后写了《书法之欣赏》、《画理探微》、《六法通诠》、《辛己病余录》(未完)等论文和著作。《书法之欣赏》原计划写书体、书法、书意、书风四部分，只完成了前两部分。他认为书法是纯美术，为艺术之最高境界，“完全出诸性灵之自由表现”。他用“八分”释书体之演变，认为篆隶为形式美之书体，行草为意境美之书体；并论述了形式与意境的关系，笔画与情感、结体与人体感觉的关系。这是五四运动以来从美学的高度研究书法艺术的一篇重要论文。《画理探微》和《六法通诠》等论文，是邓以蛰对传统书画进行美学乃至哲学思考的结晶，包含着一个自成系统的结构。首先，他从审美表现与实用两者关系的角度观察中国绘画史，把画史分为 4个时期：“商周为形体一致时期，秦汉为形体分化时期，汉至唐初为净形时期，唐宋元明为形意交化时期”，这4个时期的演化表现着中国绘画从实用到非实用即审美表现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又用“生动──神──意”概括了中国绘画风格的内在发展逻辑。他认为汉代美术着意于动态刻画，至六朝则由生动转入神，即内在性格的描绘；唐以后，则由神的描绘转为意的表达了，并认为元明清文人画是形意交化、形意合一的艺术。邓以蛰对中国美术的深刻探讨，从一个方面标志着30～40年代的学者用西方美学研究传统绘画史与绘画美学所达到的高度。

1933～1934年，邓以蛰曾出游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考察欧洲艺术，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1936年出版的《西班牙游记》，是其在欧洲所写游历笔记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邓以蛰先后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写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卷第4期），并校点古代画论、校阅《唐宋绘画史》（滕固著）等。邓以蛰一生执教，对后学和青年一代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先后培养的学生王逊、刘纲纪等，都是美术史、美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

家乡的黄梅曲轻轻萦绕在这位老人的耳边，邓以蛰的回忆被拉回到了从前。“文场继续成三代， 家族辉华在一身”，邓氏第一家族的荣光依稀仍在眼前，自己的孩子邓稼先完成了祖祖辈辈的遗愿，一朝核爆天下知，数十华人赞誉加，此生心愿已了，邓以蛰轻轻一笑，思绪也随着曲调越飘越远。

邓以蛰，字叔存，1892年出生在安徽怀宁，父亲是当时绰绰有名的教育学家邓艺孙，当时的邓氏家族自祖辈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后已经是第六世了，这六代祖辈中不乏有琴棋书画一绝者，邓家也是当时安徽的第一家族。

邓以蛰出生时恰逢清末乱世，年少时接受的也是当时传统的私塾教育，受到家族风气的影响，邓以蛰对琴棋书画都略有涉及，如果按父亲预设的路线走下去，或许邓以蛰的未来也是一代书法家，但西方教育理念的传入打破这一现状。

1907年，受益于时代的更迭，邓以蛰得以东渡日本，进入弘文学院学习。在留学期间，邓以蛰结识了一位同乡同学，他就是日后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在与陈独秀的交谈中，邓以蛰的思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萌芽，并于1917年奔赴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美学。就此邓以蛰打开了新时代的大门，回国后的邓以蛰也开启了他璀璨而辉煌的一生。

日本学成归来后，邓以蛰带着不同于私塾教育的呆板回到了安徽，在父亲的影响下，邓以蛰继续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汹涌而来的浪潮很快在安徽大地漫步开来，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安徽也宣布独立。这时，作为当时邓氏家族的长子，邓以蛰便受邀担任了安徽省教育司的司长，进一步在安徽大地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此时的陈独秀正在全心创办《新青年》杂志，听闻邓以蛰出任的事情后，写信恭贺的同时也建议邓以蛰继续深造，邓以蛰听从了老友的建议，不久后辞官赴美。

1923年，邓以蛰母亲病逝，邓以蛰也终止了自己的留学生涯回到了祖国的大地上，此时的他受到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邀约，成为了一名大学讲师，也开始了他辉煌的艺术创作生涯。

邓以蛰在清华大学的任教时间最长，也是他艺术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的他担任中国美术史的讲师，也对中国的绘画提出了关于自己的理解，邓以蛰将中国绘画史分为了三个阶段。

最初仅仅是具有实用意义的工具，如陶器上的花纹，青铜器上的装饰；再到后来，绘画便脱离了实体器具，它可以用来描绘人的一举一动；最后，绘画就上升到了精神追求的层面，写神而不注形，着意而不拘束。邓以蛰的中国绘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后辈创作理念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清华大学的时间无疑是邓以蛰最轻松快乐的日子，他可以和同辈好友钱钟书、林徽因、金岳霖等人谈天说地，肆意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好景不长，北平沦陷后，几所高校相继撤离，邓以蛰当时恰逢身体不适，未能随行，便留在了沦陷的北平。

邓以蛰出生在乱世，此时的他，秉承着古代文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魄力，他拒绝为伪政府工作，全家搬到了乡下，靠着一片自己种的菜园来养活家人。邓以蛰身边的朋友有的为了生计投靠了伪政府，邓以蛰只要听闻，便毅然断绝关系，这也给邓稼先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抗战时期，邓以蛰除了给邓稼先教授文学知识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邓稼先的为人处事，父亲高尚的民族尊严也培养了邓稼先崇高的爱国情怀。1938年，邓以蛰安排年幼的邓稼先南下求学，临行前，邓以蛰嘱咐道邓稼先，希望他可以学习科学技术，回来报效国家。

年幼的邓稼先继承了邓氏一族优良的家风，他在昆明学习时间也参加了我党举办的多次活动中，毕业后，邓稼先赴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并于1947年前往美国深造。

临行前，邓稼先的好友欣喜地对邓稼先说道：“你这一去，未来必是前程似锦。”邓稼先轻轻一笑，回道：“等我学成归来，必将会为祖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在美国，邓稼先展示出了他惊人的天赋，仅一年左右，邓稼先便完成了博士教育的所有工作，拿到了博士学位。学成后的邓稼先毅然放弃了英国研究所美好的工作，转身回国，投入到了祖国原子弹研究事业。

此时国内的邓以蛰，也在为建国的一大重要事情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前期，政协面向世人征求新中国的国旗国徽的图案设计，作为当时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史的教授，邓以蛰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自己的力量，同梁思成等人一同讨论，并于十月份正式完成了国徽的设计。

邓稼先的工作意味着他必须远离双亲，在这件事上，邓以蛰表现得大公无私，不但全力支持邓稼先的工作，还隐瞒病情，避免邓稼先担心。

邓稼先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我研制的原子弹成功爆炸时，父亲已经病入膏肓了，但在我见到他时，他依旧保持了安详欣慰的状态，我才想起，我已多年未见过父亲了”。

1973年一代美学大师邓以蛰离世，在邓以蛰陷入长眠的时刻，他大概是欣慰的，邓以蛰的一生历经了清末民初，八年抗战，新中国的成立与富强，他一生心愿也唯有报国二字，他以文人墨客倔强的民族尊严，爱国气质，于淤泥而不染，和自己的长子邓稼先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成为后世敬仰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