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鸡蛋的故事(画鸡蛋的故事让我们懂什么道理)

达芬奇“画鸡蛋”到极致，持之以恒就能获得非凡成就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的一生非常传奇，他不仅创作了《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两幅世界名画，还在自然、科学、艺术等领域的探索也对人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达芬奇从小就开始展露出了惊人的艺术天分，并酷爱大自然的一切，养成了爱观察事物的好习惯。在达芬奇五岁时，他通过自己的观察用泥捏了一只可爱的小鸟，放在了树上，几乎以假乱真，父亲在修剪葡萄藤的时候还以为是真的呢！

达芬奇最早展露出他的绘画天赋是在一次和父亲去集市上，父亲买了个光溜溜的盾牌，上面什么图案也没有，于是达芬奇给盾牌画了一些自认为不错的图案，没想到有人出高价购买。父亲惊喜于达芬奇的天赋，心想：既然他喜欢画画，那就一定要找一位出色的老师。

经过多方打听，父亲决定送他到佛罗伦萨，拜佛罗基奥为师。他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画家、雕刻家，很多之后享誉世界的画家都曾是他的学生，例如波提切利。达芬奇小小年纪就能得到这位大师的指导，也和他未来的成功密不可分。

事实证明，要成为某一专业性领域的任何领域的大师，花在练习基本功的时间非常重要。

佛罗基奥对学生的要求很严，他的教法也很有些特别。达芬奇为能和这么厉害的老师学习感到高兴，老师布置的绘画练习也很简单，就是画鸡蛋。但是随着一天、两天、三天……十天之后，达芬奇从一开始的兴致勃勃到迷惑不解，“就是一个圈有什么难的呢？”于是问老师：“为什么要一直画鸡蛋呢？他们都长一个样子。”佛罗基奥一眼便知达芬奇心中所想，便对他说：“你觉得容易，是因为你没有认真观察，100个鸡蛋即使长的很像，但绝对不同。即便这个角度相似，换个角度看可能形状又不一样了。所以，我的要求就是你能完美的把一个鸡蛋在纸上表现出来，这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佛罗基奥的这番教诲深深的印在了达芬奇的心里，对他之后的绘画风格和绘画技艺的成型奠定了基础。

自此之后，达芬奇决心一定要练好画蛋这项基本功。每天天不亮就拿起画笔，仔仔细细地观察蛋在不同角度的形状、纹理，画出的鸡蛋各具形态、维妙维肖，竟然真的各不相同。经过长达三年的勤奋刻苦，达芬奇的绘画技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对色彩的感觉变的更加敏锐，对线条的把握也很准确。

佛罗基奥问他：“你现在画画有什么感受？”达芬奇不假思索地说：“我手中的画笔仿佛能听懂我的想法，服从我的意志。”色彩的感觉敏锐了，线条的把握准确了，手中的画笔也能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了”。老师听后满意地点点头。

据说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为了把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画好，到赌场去观察赌徒惊惶失措的面部表情，和紧握钱袋的表现举止并成功的运用到了绘画上。两处细节描绘的巨大成功，是与少年时长达数年的刻苦画蛋分不开的。

上帝给了他一个鸡蛋的影子，他却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达芬奇画的鸡蛋体现出了他追求艺术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精神，描绘的鸡蛋仿佛不光是鸡蛋，而是充满色彩交织的梦想。

田柔刚 | 一幅木刻齐白石像的故事

图/文 田柔刚

那年齐白石九十四岁，黄永玉二十九岁。黄永玉为老先生作了这幅木刻肖像，自从五十多年前我见到这画，凡涉及到这幅画的逸事不免留意，所记故事，彙集在此。

1954年黄永玉被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派到荣宝斋学习木刻水印技术，为了完成齐白石肖像的木刻作品，他专门去拜访了齐白石先生，在《速写因缘》这篇文章中，他记录了和齐白石这位老乡见面的过程。读起来非常有趣：

白石先生那里我去过几次，看他画画。第一次记得是与李可染先生同去的，我有了一个给老人木刻一张像的念头，他同意了。

其实齐白石晚年并不好客，他将许多拜访者拒之于门外，一是年老体衰，繁多的社交让其不胜其扰。同时也与老人的经历和性格有关，齐白石曾刻过一方印，印文是“吾狐也”，并刻边款加以解释：“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坎坷的经历，成名的不易，让齐白石公开告诉人们自己像狐狸那么多疑，因为多疑，齐白石还曾怀疑一位弟子背着自己作伪，并将其一度逐出师门，弟子尚且如此，对一般人的冷淡也就成了自然之事。李可染先生的引荐成了重要因素。

去齐白石家之前，李可染先生提醒黄永玉去西单菜市场买些螃蟹，黄永玉一共买了两大串，四十来个。老人很喜欢吃蟹，一见面就非常高兴地从黄永玉手上接过那两串螃蟹，然后大声把厨房的阿姨唤了过来，要她把蟹给蒸了。阿姨刚提着螃蟹出门，又折了回来，当着老人的面把蟹给数了个清楚，再特地大声地告诉齐白石：您瞧清楚了，一共四十四只没错吧？说完她又不好意思地向李可染和黄永玉小声解释——不数数清楚，怕他到时候说我偷吃了……

黄永玉《齐白石•齐白石题款》24×34厘米 1954年 水印木版画

还有一次，一大清早，他住在一个女弟子家里，正吃着一大碗铺满鸽子蛋的汤面。脖子围着“围嘴”，以免汤溅脏了衣服，正吃得津津有味。见到我们进来，知道不是生人，含着一口面说：坐。我们又和主人寒暄了几句，女主人说他一大早就等我们来，换了衣服……

“你认得熊希龄熊凤凰吗？”

这问的是我，我说：“他跟我爷爷、父亲有点亲戚关系，我小，没见过他——香山慈幼院是我爷爷帮他经手盖的———爷爷死在芷江熊家，搬回凤凰的……”

不再说话了。

大家等他吃面。窗台上一盆盆花草，有榆叶梅、刺梅、三色堇、仙客来和粉紫色的瓜叶菊以及几盆没有花的兰草。

我见几个人那么冷场不太好受，指着他那碗面，对他讨好地说：“这鸽子蛋很有营养。”

他缓缓抬起头看看我，再继续吃他的面。

李可染怕他听不清我的话，又补充说：“他说，这鸽子蛋很‘补’。”

老人又缓缓抬起头看看他，再继续吃他的面。

我想，可能老头儿吃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扰乱他的兴致吧！别再说话，让他吃吧！

五六分钟后，老人忽然朗声叫起来：“喔！力量大！”

这句话可真令我们惊愕，原来他一直在思索鸽子蛋的意义。营养，“补”这些含义他可能不懂，也可能装不懂；也可能应该用更恰当的字眼来形容他对于鸽子蛋喜欢的程度；也可能用“力量大”三个字更切合齐白石的艺术思维法则。不过，“力量大”三个字用得实在精彩，合乎老头儿的文学模式。

吃完面，他首先问：“怎么画呀？”

我请他随便坐，就这么坐着可以了。

我画得紧张但是顺手。告诉他用木刻刻好，再给他送来。我不信他知道木刻是什么，完成以后见了自然明白。

一个多月后，荣宝斋刻完主版和套色版，再一次次地刷印出套色，大功告成之后，首先送老头儿那里去。同行的有裱画师傅刘金涛，齐的弟子许麟庐，雕塑家郑可和李可染。

我带了三幅拓印品，老人见了笑得开心，用浓稠极了的湘潭话说：“蛮像咧！”我恭敬地奉赠一张，他接住后转身锁进大柜子里。

我请他在另一张上题字，他写下：

“齐白石像。永玉刻，又请白石老石（此字错，涂掉）人加题，年九十四矣！”还盖上了自己最喜爱的印章“悔乌堂”。

1919年齐白石移居北京,与家乡湘潭远隔千里，双亲既不能在家侍奉,又不能迎养到京。1923年,齐白石一年之内双亲亡故,母亲弥留之际,还再三问起他。每当想起这些,齐白石的心情就极度悔愧, “乌乌私情,未供一饱。哀哀父母,欲养不存”。1935年，白石老人已过古稀，回乡扫墓，回到北京后，又画《慈乌图》，题诗自省：

“不独长松忆故山，

星塘春水正潺潺。

姬人磨墨浓如漆，

画到慈乌汗满颜。”

诗后有注：“家山百劫，庐墓久违。画此并题，愧不如乌。”

又刻“悔乌堂”印，以怀念先人。二十年后，1954年九十四岁的白石老人在后辈二十九岁的黄永玉的作品上盖上了自己晚年最常用和最得意的章。

这时，老人忽然把我那张拿走，大家相顾茫然。他的护士说，这张是黄永玉同志的，你的锁进柜子里了。看过知道所言非虚，交给我说：“拿去，这张是你的！”

郑可的那张，老人也题了。

（郑可是在黄永玉生涯中一位重要的人物，后边有详细点的故事。）

了了一段因缘，看看手边这幅老人题过的木刻，甚得意自己近40年前的作品，用齐老头的话说，真是有点“蛮像咧”！不免小小得意。黄永玉不胜感叹。

在《比我老的老头》里，黄永玉还记下李可染第一次带他去见自己的老师齐白石老先生。老人见了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一一这与路上李可染提前交代给黄永玉的一模一样。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不过,李可染也特地嘱咐过:“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到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水印木版《齐白石•黄永玉题款》黄永玉题记：此余二十九岁之作，距今三十五年，其时白石尚健在曾题云太似犹在眼前。永玉六十有四自罗马返香港在所藏旧作见之唏嘘。这幅是一九五九年赠友的。

在这个世界上，追求所谓有意义的人太多，而有意思的人太少，艺术圈儿自然也没什么不同。在这方面，齐白石与黄永玉两位湖南人显得尤为珍贵。一位跨越了19到20世纪，一位跨越了20到21世纪，是将有意义中的没意思融化掉的人。他们的艺术，无论诗文、绘画，都带给这个世界少有的通透。

金涛藏《黄永玉木刻齐白石像》，顶上为老舍先生1962年冬初题：“一代风流老画师 金涛同志正”

黄永玉在题识里记述：“此余一九五三年所刻，赠白石老人一张，金涛一张，郑可一张，余之一张则请老人加题，金涛所存后又归余收藏，赫然有舒先生题字，今持赠絜青先生。”还记下一件逸事：“舒先生曾见白石翁前为祖光作画流落厂肆后收购俟祖光东北归来赠还之，人生美丽处即在此也。后学黄永玉己巳年三月十五日于北京三里河”

这题记如一封信，金涛送去，絜青先生一看就懂了。显然黄永玉是为老舍当年善举而善举之，也为老舍惜之。

在《比我老的老头》里，黄永玉记得，后来，刘金涛向我要了一张为白石作的木刻像，是荣宝斋木刻水印的，当时白石老人已经去世，他请老舍先生在装裱好的画的上方题字，前几年金涛认为应该由我保存，还给了我，我认为该由老舍纪念馆保存，附了一封信给舒夫人，请金涛自己送去了。

当年一起去齐白石家的郑可，刘金涛都是黄永玉生涯中的重要人物，下边是他俩详细点的故事。

1961年正月初一，刘金涛去给黄永玉拜年。困难时期，通常都不会留客吃饭，没什么招待客人，留客会很尴尬。客人也知道，到吃饭的点就离开。刘金涛起身要走，黄永玉一把拉住了他，让他留下来一起吃饭。刘金涛以为是客套话就推辞，几番推辞，黄永玉还是要留他，刘金涛也就留下来了。只见黄永玉翻箱倒柜的找了半天，翻出来一瓶酒，说，“这是藏了几年的酒了，今天咱俩一起把它干了”。说完，黄永玉就下厨，炒了几个小菜，两个人边喝边聊，酒喝完还不尽兴，又喝茶继续聊天，天色晚了，刘金涛才得以回家。回去后，刘金涛觉得黄永玉很是仗义，就想着送点东西给黄永玉。他家里有一幅徐悲鸿画的马，就送给了黄永玉。黄永玉看到是徐悲鸿画的三尺大马，欣然的收下了。1963年 ，刘金涛又去拜年，吃完饭后，黄永玉把那幅大马拿了出来，对刘金涛说，“金涛啊，这匹马我看过瘾了，你把它拉走吧”。刘金涛说什么也不要，张梅溪便说，“你家孩子多，把这匹马拿去换点钱，给孩子买点吃的”。刘金涛听完，眼泪流下来了。两个都是有情有义的老头，都知道徐悲鸿的那幅大马值钱，却依然毫不吝惜，送给对方，这种胸襟和情义恰似古人。

一日，刘金涛从华君武家出来直奔黄永玉家，黄永玉因思友心切遂直言道：“过去我住东城，你住西城，有事没事常来串门，而今你住东城我住西城，一年也见不到你几回了……”黄永玉一面埋怨，一面从酒橱里取出一瓶绍兴花雕来，然后又摆出花生米、牛肉、干鱼片等几碟下酒菜，二人边喝边聊，黄永玉突然问道：“你今年六十了吧？祝你长寿，干杯！”两人连喝几杯，黄永玉兴奋地说：“今来得正好，我要为你画张寿像，祝你六十大寿！”刘金涛高兴地说：“好！我来磨墨。”一袋烟的工夫，黄永玉把刘金涛的特点：由于职业的长期修炼，见人面带几分微笑，和和气气迎顾客的特征充分地表现出来。画完，遂题诗一首：

“三十年前金涛兄，

有事没事来几回。

今年喜逢六十寿，

且把绍酒喝三杯！”

题罢意犹未尽，接着他又挥毫写了一段艺评：“金涛裱师为艺坛无名英雄。俗话说，三分画，七分裱。金涛占够天下七分而世人不知也。癸亥春日黄永玉于三里河”

这本书封面的刘金涛像也是黄永玉的作品：

刘金涛拿出扇子展开扇面上画着一对寿桃，落款赫然是：“金涛老弟属，九十三岁白石老人。”“齐老师像我父亲一样叮嘱：‘金涛啊，不要做裱画商人，要做裱画艺人’。” 刘金国画《江山如此多娇》、齐白石赠的《松鹰图》、赠日本天皇的《百驴图》、国家领导人赠尼克松的《鹰图》……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黄胄、吴作人、黄永玉等著名画家的作品，几乎都由他装裱。“张八爷（张大千）见我冬天没衣裳，就画张画，叫我去当铺当，当了两块钱，买件棉袄穿。” 1946年，刘金涛在一家店铺的门道里开起小裱画铺。最困难时幸遇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他为徐悲鸿装裱了名作《愚公移山》和《九方皋》。徐悲鸿对他的手艺大加赞赏，并向齐白石推荐：“以后的画都请刘师傅装裱。”“您信得过的人，我也信得过。”从此，齐白石不仅请他装裱画，还托他采买，订席，陪看戏，视同家人，临终前一天还把未了心事托付他办。徐悲鸿看刘金涛的店铺狭小，遂请齐白石、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田世光、蒋兆和等著名画家吃饭，提出每人至少画3幅画，凑齐后开画展，收入归刘金涛开店，并亲拟新闻稿、发请柬。画展3天之内几十幅画被抢购一空。后来刘金涛在琉璃厂找到一家大店面，徐悲鸿又亲题匾额“金涛斋裱画”，落款为：“江南贫侠徐悲鸿。” 刘金涛既是装裱高手，为人处事又谦和，除了画家，老舍、朱德、胡适、郭沫若、沈从文、冰心等名人，也慕名请他装裱字画，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老舍。画家们赞叹刘金涛的艺技，更看中他勤奋、忠厚、守信的人品。徐悲鸿曾在北平解放那天，为他画了幅牛图，上面有吴作人的题字“甘为孺子牛”。刘金涛裱画，穷画家们多以作品相赠，导致他收藏的名人字画，足以开个大型画展。

郑可（1906—1987）在所有网上资讯可查到的不赘述。只转大家不一定见到的黄永玉集子的文章一篇。

黄永玉

塞纳河岸有座纪念碑，我每天都要从它的跟前经过。我太忙，都是急着要赶到目的地去。这一天，轮到它了。

天哪，是布德尔的作品。

多少年来我一直景仰的雕塑家。家里藏着他的作品集大大小小十来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打听书店里有没有他的画册卖。我是一个布德尔迷毫无疑问。没想到我莫名其妙地来到他作品的跟前。他是大家都知道的跨腿拉满弓的《射者》的作者。不只是作品震动人心，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创作思想家。他高明而精辟的艺术主张密度太大、太坚硬，后人要花漫长漫长的时间才能一点一滴地消化。他的创作思想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在他的作品面前，从艺者如果是个有心人的话，会认真地“吮吸”，而不是肤浅的感动，会战栗，会心酸。他和罗丹同一个时代，罗丹的光芒强大得使他减了色。罗丹的艺术手法“人缘”好，观众较容易登入奥堂；布德尔的手法渗入了绘画，而且有狂放（其实十分谨严）的斧劈之势，堆砌、排列得有时跟建筑几乎不可分割。不只是理论，实践上他明确地提出“建筑性”。太早了，提得太早了，理论孤僻得令人遗忘。是不久前逝世的郑可先生给我们启的蒙，介绍了布德尔的学说。郑可先生的雕塑完全走他的路子。他可能是他的学生。记得他告诉过我，布德尔问过他：

“你来法国做什么？中国有那么伟大的雕塑艺术你不学，这么远跑来这里！”

郑可先生在巴黎15年，他诚恳而勤奋。跟年轻的马思聪、冼星海、李金发是一个时期。他家里卖了猪、卖了房子才买得起船票来到巴黎的，回国以后的日子仍然朴素诚恳得像一个西藏人，连话都说不好，一说就激动。见到讨厌的人他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

布德尔一生画过几千幅素描。他的素描，回响着和他的雕塑同样的旋律，具有强烈的感人色彩。正像米开朗琪罗的绘画那样，它们是画纸上的雕塑，一看便知是出自雕塑家之手。布德尔修养广泛，他喜欢文学、诗和音乐。他自己经常写诗，常常在钢琴上演奏贝多芬的曲子。

郑可先生在巴黎十五年，他诚恳而勤奋。他对衣着饮食都很随意将就，就是对艺术几乎像求爱一样。他比我早回北京一年。艺术方面他知道的太多，也都想倾倒给年轻朋友。只可惜他是个纯粹的广东人，满口流利的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语汇又少，几乎令人听十句懂半句，他的诚恳寓于之内，初认识的年轻人会以为他在骂人。唉！其实他的心地多么慈祥宽怀……

他用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为别人解决一切工艺疑难。不光讲，而且动手做。他懂建筑学，给清华建筑系讲过“巴黎圣母院拱顶相互应力关系” ，给北京荣宝斋设计过雕刻木刻板空白底子的机器，教人铸铜翻砂，设计纪念碑，研究陶瓷化学。他还是一个高明的弗卢（银笛）爱好者。甚至写信给北京钟表厂，说他们的钟表如此这般的不妥。

就是没有再做雕塑。

十五年在巴黎的学习，一身的绝技，化为泡影。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因为我开个人画展，他给我做了一个浮雕速写，翻制成铜，至今挂在北京家中墙上。

（郑可1948年作浮雕，黄永玉时年23岁）

郑可八十多岁的年纪，住院之前一天，还搭巴士从西城到东郊去为学生上课。住院期间，为了体恤值班护士，半夜偷偷拔了氧气管上了厕所，回来咽了气……

前些年他入了党。这使我非常感动。一九五二年在香港抛弃最好的待遇全家回到北京，并写信鼓动我也去。那时他是盛年。一九五七年他戴了右派帽子。我尊敬和友爱的朋友与前辈们——聂绀弩、黄苗子、吴祖光、小丁、江丰和他都受了苦，也令我大惑不解。我有胆公然为之申诉的只有郑可先生，我了解他，也愿为他承担一点什么。

我和他一样都没有“群”。没有“群”的人客观上是没有价值的。

从雕塑家到现代艺术设计的先驱者，他为祖国贡献了一生，入党是他最大的安慰。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安排更能弥补他的创伤的了。

我太伤心。

郑可先生！如果能跟你一道重游巴黎多好

郑可浮雕作品：

青岛市人，1946年生。

业余写好者，几十年来已零星发表过一些作品，一直努力创作不辍。虽知写作之难，积习所遣，以此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