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相合二中三猜生肖(四七相加二四合是指什么生肖)

属鸡的人最佳婚配 生肖鸡与这三个属相太相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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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而生肖与人的性格、命运等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属相的说法，其中就包括属鸡的人应该与哪些生肖的人最相配。本文将会为大家介绍属鸡人最佳婚配的生肖，并从性格特点、价值观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分析为什么这三个属相与属鸡人最为相合。

属鸡的人与属牛的人在婚姻中非常相合。属鸡人一般具有机智聪明、勤奋踏实的性格，而属牛人则善于理财、踏实稳重。这两个属相的人在一起，不仅可以互补对方的不足，还能够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属鸡与属蛇的婚配也非常和谐。属鸡的人勤劳诚实、责任心强，而属蛇的人聪明睿智、机智过人。这两个属相的人在一起，可以互相促进，帮助对方实现更好的发展。

属鸡与属兔的婚配也是十分美好的组合。属鸡的人正直善良、坚定自己的原则，而属兔的人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这两个属相的人在一起，可以共同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彼此给予关爱和支持。

在选择婚姻对象时，生肖相合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而属鸡的人与属牛、属蛇、属兔等生肖的人最为相合。但是，只有生肖相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双方在性格、价值观等方面有一定的契合度。而在婚姻中，夫妻双方需要通过良好的沟通、包容和理解来维系婚姻的稳定和幸福。祝愿属鸡的朋友在婚姻中找到最佳的婚配，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高陵文物今起集中亮相　往事千年再说魏武遗风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4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高陵文物今起集中亮相 往事千年再说魏武遗风》的报道。

发现曹操墓？

说曹操，曹操到

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字样的圭形石牌、剑残块、玛瑙饼……曹操墓出土文物在4月27日开馆的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首度集中亮相。

博物馆以东汉、三国时期崇尚的黑红为主色调，外观借鉴汉代建筑的特点，肃穆大气。

“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园区由遗址展示区、博物馆展示区及陪葬墓展示区组成。”曹操高陵管委会主任、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馆长孔德铭介绍，在遗址展示区，观众可以通过栈道近距离参观曹操墓本体、神道、陵前建筑基址、围壕等；博物馆展示区集中展示1：1复原的模拟墓室、500余件（套）高陵出土文物及借展自其他文博单位的汉魏时期相关文物；此外，还以地面植被标注的形式展示了4座陪葬墓。

魏武遗风，道出千年往事。有人说他是超世之杰，也有人说他是乱世枭雄。

千百年来，曹操的长眠之处也有如他的人生一样，备受关注与争议。2009年底，经专家综合论证，确认河南安阳西高穴村二号墓的主人，正是曹操。

传说中踪影成谜的曹操墓是怎样被发现的？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折射出曹操那个时代怎样的性情？十余年来，曹操墓所在的高陵陵园考古都有哪些发现？全国目前考古发掘的三国大墓，异同之处有哪些？

新华社记者经过多年跟踪采访调研，完成了系列报道，为大家讲述曹操墓的千年风华。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古代中国，鲜有哪个时代能如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一般星汉灿烂，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挥洒英风豪气的人物。

公元220年春，曹操去世。两汉时代，厚葬成风。史料记载，他葬在邺城以西的高陵，却践行薄葬，不封不树；两年后，曹丕更是以“躬履节俭”为由拆毁高陵地表所有建筑。

《资治通鉴》中，唐太宗李世民率军途经邺地时，特意拜谒高陵致祭。宋人文献里，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对高陵在内的十座陵墓给予“置三户，岁一飨以太牢”的保护。

可见虽无封土和陵园建筑，从曹操去世到宋代初年，其安葬之处，并非秘密。

北宋中期，王安石写下“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到了南宋范成大笔下，则是“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间”。此时，曹操墓的具体所在消失在人们视野中，而其设有重重疑冢的说甚嚣尘上。

明代《三国演义》中，曹操遗命“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的内容，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到了清代，《聊斋志异》更称曹操墓真身在“七十二冢之外”。

1998年，后赵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在西高穴村出土，指出其与曹操墓的相对位置。鲁潜与曹操生活年代仅间隔百年，所言所指，具有较高可信度。

西依太行，北临漳河，西高穴村位于曹魏都城邺城遗址以西十余公里处。村民代代相传，曹操曾在附近练兵。鲁潜墓志的出土，更让人们对这个村落的过往心生猜想。

2002年，有村民在一块这样的区域取土烧砖，发现土质异样、结构特别紧实，但是并不了解原委。到2005年，这里已被挖成一个5米深的取土坑。

消息不胫而走，引得盗墓分子垂涎。

2005年，村民听得一声闷响，只当是过节燃放爆竹。殊不知，盗墓分子此时正破墓而入。

此后，有人在取土坑底部发现大洞，方知地下有古墓葬存在。当地非常重视，督促派出所尽快破案，并让村民封填了盗洞。然而，仍不断有盗墓分子前来“探墓摸金”，封一次、盗一次，成了常态。

2006年，盗洞的洞口再次被打开。为解开这座古墓何以频受侵扰的谜底，当地请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潘伟斌。

“当时墓内有较厚的淤土，被盗墓分子挖得高低不平，墓室内空间巨大，层层叠叠，我根据结构判断该墓是东汉末年王侯一级的大墓，而且很有可能是曹操墓。”时隔17年回忆起当年情景，被用绳子绑着放进盗洞的潘伟斌心情仍难以平复。

为避免它被继续盗掘破坏，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2008年12月，大墓抢救性考古发掘开启。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曹操墓千年之久的谜团慢慢被揭开。

曹操善打虎？

《三国志》里的打虎往事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

众多曹操墓出土的文物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字样的几块石牌，尤为瞩目。

这几枚石牌为确认墓主身份提供了关键证据。然而，曹操打虎，史料本无记载；这座多次被盗的墓葬，还出土了哪些颇具魏武遗风的文物，更让人不能不心生好奇。

2009年9月，曹操墓考古清理进行到墓室，墓内一片狼藉。

盗墓分子在曹操墓的地面、墙壁打出多个坑洞，在盗洞下方的墙壁打桩方便上下。墓内还发现方便面袋、矿泉水瓶、烟盒、手电筒、电池等盗墓分子遗留的物品。其中，一个矿泉水瓶生产日期为2008年6月28日。

多次盗掘，导致泥土通过盗洞不断进入墓室。据介绍，清理墓室时墓内淤土平均近2米，但也正是这些深厚的泥土对墓内部分文物进行了有效保护。经清理，遭到多次洗劫的曹操墓仍出土了刻铭石牌、武器、金银玉饰等重要随葬品。

——60余枚刻铭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黄绫袍锦领袖一”“黄豆二升”“香囊卅双”“竹簪五千枚”……

这些石牌或为圭形，或为六边形，以汉隶书体刻器物名称、数量，大都字态雅逸而不失端庄，规矩间不失浪漫。

这样的石牌在此前考古发掘中从未出现。直至2016年，疑为魏明帝曹叡安葬爱女曹淑之地的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300余枚尺寸、格式相类的石牌，人们方意识到，这些精致的刻铭石牌，是曹魏时代墓主崇高身份的象征。

2009年11月11日，考古队员清洗一块石牌残片后发现其上有“魏武王常所用”的字样，领队潘伟斌非常重视，安排大家立即对近日出土的其他石牌残片进行清洗，发现恰有残片能与之组成一枚完整圭形石牌，石牌上有铜链，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

“考古队员日复一日，对土壤网筛水淘，反复检查，生怕遗漏任何研究线索，那种感觉十分艰苦和孤独。”现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的潘伟斌至今仍记得，那时天下着大雪。

曹操的时代，并不乏勇者与虎搏斗的故事。《三国志》记载，曹操因曹真“常猎，为虎所逐，顾射虎，应声而倒”，令其统帅精锐部队虎豹骑；曹丕“车驾出临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

“亲射虎，看孙郎。”曹操的老对手孙权，更在《三国志》中留下生动的记述。公元218年，孙权于今日江苏丹阳一带射虎，在马为虎所伤的情况下用双戟刺虎，随从进而出击，最终将虎擒获；另一则记载则更为生动，称孙权年少时爱骑马射虎，遭张昭劝谏后非但不收手，还制作了“射虎车”……

“挌虎”石牌，便是那个时代精神的文物实证。

——《三国演义》的刀光剑影中，曹操的“倚天剑”“青釭剑”锋利无比、削铁如泥，时至今日仍让人们津津乐道。

据介绍，曹操墓发现4件剑身残块，均为钢质，部分还带有剑鞘残痕，分属3个不同个体。

文献记载，曹操曾命人以三年时间锻造五把锋利程度超过勾践与楚王佩剑的“百辟刀”，其中三把赐给曹丕、曹植等三个儿子，余下两把亲自佩带。

曹操墓中出土大型刀4件、中型刀2件、小型刀11件，大部分已残损，其中一把刀的环首上发现含有金箔的编织物包裹。

墓中还发现铁质铠甲、镞、蒺藜等兵器。其中，3000余枚铠甲残片散落在墓内各处，更有锈蚀在一起、保存着原始状态的甲片。这些甲片十分轻薄，中部均向外隆起以增加抗击性，边缘用皮革包边，相邻铠甲片之间用牛筋连缀。

——石圭一件，长28.9厘米，宽7.4厘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刘庆柱表示，它的尺寸规格，体现曹操获得了超出诸侯、近乎天子的礼制。

——石璧4件，均已残破，直径均28.9厘米；陶鼎12件；错金铁镜一枚，直径21厘米，其上有数层丝织品残留……

“璧、鼎皆为礼器，数量的多少代表了墓主人身份的高低。能够用4件石璧、12件陶鼎随葬反映了墓主人帝王一级的身份。”孔德铭说，汉代错金铁镜发现较少，技术要求比铜镜高，反眏了中国古代高超的手工业生产技术。

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穿孔的云母片，有长方形、圆形、月牙形、水滴形等多种形式，推测来自替代玉衣的云母衣。

——煤精虎雕一件，长3.7厘米、高2.6厘米，小老虎双目圆睁，四爪抓地，作随时向前奔跑状，用刀简捷，刻法娴熟。

椭圆体珠一枚，长径2厘米，短径1.4厘米，质地纯净，通体光滑，它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夜明珠”。经测定，珠子的材质实为水晶。

曹操墓中还出土一枚直径3.7厘米的玛瑙饼，由酱红色渐变为铬黄色，中部有呈波浪形的白色纹带横贯，晶莹剔透，华丽美观。

潘伟斌认为，水晶珠、玛瑙饼极有可能是曹操及陪葬女性的口含。

虽多次被盗，曹操墓仍出土有金、银、玉饰品。金器主要有金丝、纽扣等，银器有环、箱饰、带扣等，玉器有珠、佩、觽等。

在其遗令中，曹操要求“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潘伟斌认为，墓中所见金、银、玉均为衣饰等日常生活器物，并不与曹操所言相违。

——从曹植为曹操所写的悼念文章看，随葬明器未经加工修饰，陶器亦是素面。高陵出土的陶器种类包括礼器、餐饮用具、文房用具、游戏用品等，体形偏小，工艺粗糙、未施彩绘，与曹植的记述相合。

曹操墓中，还出土了青瓷、白瓷等多件瓷器。有陶瓷专家认为，这批带釉的器物实际上涵盖了长江以南几个不同的地域类型。

“东汉墓葬中同时出现多个窑口的瓷器实为罕见，它体现了曹操的特殊地位及当时魏、吴的往来。”潘伟斌说。

卞后今何在？

曹操墓外的秘密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考古队员在曹操墓中发现三个头盖骨及散乱肢骨，经测定为一男二女，男性有严重龋齿，3具骸骨面部均被破坏。经过对骸骨测定，其中一位年长女性年龄在50岁左右，另一位年龄在20岁左右。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结果排除了年长女性是70余岁时去世、史料明确记载祔葬高陵的曹操正妻卞夫人。

曹操墓有三处盗洞。最早的盗洞形成于西晋初年，盗墓者对随葬的石圭、石璧、陶鼎等重要礼器和带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进行了砸毁。专家猜测，很有可能是西晋司马家族为破坏曹操墓的“风水”而实施如此有针对性的损毁。

盗洞二中，发现了上世纪70年代前后的搪瓷杯；盗洞三正是2005年来被盗墓分子炸开后反复使用的通道。

曹操墓北侧20米，发现有并列的墓葬一座，被编为一号墓。2009年1月至2011年5月，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发掘清理。

一号墓共发现6个盗洞，最早的形成于明清时期。墓中仅发现一件带有刀鞘的铁刀，一件铁棒及数枚瓦片。一号墓初步确定修建时间早于曹操墓，且在修建高陵陵园时已被回填，与卞后并无关联。

神童曹冲称象的故事千古流传，史料记载，曹丕将曹冲迁葬高陵，卞夫人公元230年去世后与曹操合葬高陵。卞夫人和曹冲身在何处？

高陵的考古，没有止步在对曹操墓的发掘。2010年至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对曹操高陵周边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部分发掘工作，发现了陵园、陪葬墓、疑似晚期守陵户建筑等重要遗迹。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立刚介绍，大面积考古勘探在曹操墓周边发现各时期墓葬数百座，规模大小不等，曹操墓西侧可确定的同时期墓葬共计4座，墓道长度在15米左右，均为坐西向东的砖室墓，与曹操墓位于一条自西向东的直线上。

其中，四号墓经考古发掘，确认为未使用的废弃墓室。周立刚介绍，四号墓可能在曹丕毁弃高陵地表建筑时拆毁回填，其余三座陪葬墓情况如何，因未开展发掘工作，暂无法做出判断。

“在二号墓东北侧还发现一座大型墓葬，年代稍晚于高陵，打破陵园的东北角，勘探结果表明其形制具有魏晋时期高规格特征。这座墓葬目前暂未发掘，是寻找卞后安葬之处的新线索。”周立刚说。

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3年下诏为前代帝王名人墓冢设置守陵户，其中包括高陵，设置三户守陵户。可能与之相关的遗址和文物也在高陵考古中浮现。

2012年，在曹操高陵西侧200米处发现宋元时期砖砌地下排水设施和建筑遗迹，出土大量瓷器、钱币和包括骰子、围棋子、陶球在内的娱乐用具及建筑构件。

周立刚介绍，通过出土瓷器的年代特征可以判断此处建筑可能始建于北宋早期，一直沿用到元代，其中较为精美的器物和娱乐用具多为金代，反映出这一时期此处公共娱乐活动比较频繁。

“根据出土的建筑遗物和排水设施特征，以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瓷器推测此处建筑并非普通民居。”周立刚说。此外，这里出土的釉陶龙头形建筑构件在北宋韩琦家族墓地和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的祭祀建筑中也有发现，因此这处建筑可能与北宋时期墓葬祭祀有关。

“结合文献记载，这里可能是北宋为曹操高陵设置的守陵户所在。”周立刚说，北宋之后，朝廷南迁，守陵户可能遭废弃，原有建筑遂改作他用，可能被用作公共娱乐活动场所。

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为配合高陵保护展示工程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陵园及建筑遗迹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陵园内的建筑遗迹，为研究汉魏时期陵墓制度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

周立刚介绍，此次发掘结果表明，高陵陵园为内垣墙外壕沟结构，曹操墓为陵园中心，还在陵园东部发现残长33米、宽约5米的神道，神道南北两侧分布有规模较大的礼制建筑，建筑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在洛阳东汉帝陵陵园遗址，亦曾发现类似结构的陵前建筑，两地出土瓦当纹饰相似。目前国内尚未发现其他带有陵上建筑的东汉王侯级陵墓，进一步确认了曹操的特殊地位。”周立刚说。

此次考古工作还发现，垣墙和相关建筑只剩基槽和柱础部分，地面以上部分均无存，且基槽和柱础表面都比较平整，附近也未发现建筑废弃堆积，这表明高陵的陵上建筑曾遭到有计划的拆除，并在之后经历了仔细清理，可能与曹丕毁弃高陵地表建筑有关。

“高陵的考古工作仍未结束，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候着我们去研讨与解读。”刘庆柱受聘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名誉馆长，他说，希望十余年来考古界关于曹操墓所做的研究，能通过博物馆呈现给观众，答疑解惑，并推动关于高陵更长远的研究。

三国墓谁为大？

曹休印信、比翼鸟形金饰身后的大江风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曹休印信、琥珀小儿骑羊串饰、朱然“名片”、比翼鸟形金饰……这些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大墓中出土的文物，曾见证过怎样的大江风流？这些墓葬又各自具有什么特点？

曹操墓墓道长39.5米，墓室长13米，深15米，由前、后室及四个侧室组成，墓室四壁及顶部由长方形大砖砌成，底部平铺方形青石板，规模宏大。

2009年，洛阳在配合连霍高速公路洛阳段改建的过程中发现魏国大司马曹休墓，墓道长35米，墓室长12.5米，深10.5米，分前、后室，前室两侧设有侧室，甬道北侧有一个耳室，出土的曹休印信为断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2015年，洛阳西朱村发现推测为魏明帝曹叡高规格安葬女儿的大墓，墓道长33.9米，墓室长18.2米，深12米，有前、后室而无耳室、侧室，出土的琥珀小儿骑羊串饰巧夺天工，栩栩如生。

“从规制而言，曹休墓体现的是列侯制度，西朱村大墓的规制高于曹休墓，却逊于曹操墓。”主持曹休墓及西朱村大墓发掘工作的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咸秋说。

2005年在南京发现的上坊大墓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孙吴墓葬之一，墓道残长10.5米，墓室长20.16米，由前、后室与四个耳室组成，出土刻有对视龙纹的金指环和制作精巧、釉色莹润的青瓷群俑。一些观点认为该墓为东吴少帝孙亮时的权臣孙峻逾制而建，而主持该墓发掘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高认为，该墓墓主较有可能是孙皓晚期的一位宗室之王。

安徽马鞍山1984年发现的东吴大都督朱然墓墓道长9.1米，墓室长8.7米，深1.5米，有前、后室但无耳室、侧室。虽然朱然墓规模远小于曹操墓且亦曾被盗，墓中所见，仍能表明这位东吴重臣身后备极哀荣。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副馆长费小路介绍，约6000余枚钱币散布于墓室地砖上和棺木内，其中数百枚为魏、蜀铸造，墓中还出土诸多做工精美的漆器及带有“丹杨朱然再拜问起居”等墨书内容的“名片”。

1987年，马鞍山在宋山村西山山麓再度发现东吴墓葬。宋山墓墓道残长4米，墓室长17.68米，有前、后室及两个耳室。墓中出土青瓷鸡首罐是被认为是越窑的巅峰之作。宋山墓规模之大，一度被认为是孙权之子、吴景帝孙休之墓。

马鞍山市当涂县有座被称作“天子坟”的大墓。2015年至201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进行了发掘。该墓墓道长13.9米，墓室长15.4米，深3.6米。墓葬有前、后室及两个耳室。前室四角镶嵌石质牛首，与南京上坊大墓同为全国仅见。墓中出土掐丝金龙头、鎏金铜鹿角，持节羽人、飞天、天狗食月等造型的金饰和陶质九鼎八簋等代表性随葬品。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表示，马鞍山宋山墓墓葬形制偏向东吴早期，与孙休所处的年代不符。“天子坟”的形制、规模、地望、环境、年代，“九鼎八簋”陶礼器随葬品，“七寸铁镜合八枚”漆器文字等显示出的帝王等级，二次墓道、二次封门反映的合葬墓及其与吴景帝孙休和朱夫人入葬特殊历史的高度吻合，均为推断该墓为孙休夫妇合葬墓提供了确凿依据。

2016年至2018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一处大型东吴时期家族墓葬进行发掘，发现疑似东吴“小霸王”孙策的长眠之地。

五号墓中有数十枚“吴侯”及一枚“建兴二年”字样的铭文砖。“根据史上曾获得‘吴侯’爵位者的经历及纪年，我们推断五号墓墓主为孙策之子孙绍，家族墓中地位最为尊贵的一号墓墓主为孙策。”主持挖掘工作的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铁军介绍。

一号墓墓道残长9米，墓室长14.2米，深4.2米。墓室有前、后室及两个耳室。紧邻的二号墓被推测为其妾室安葬之处。两座墓中出土了金质手镯、指环，比翼鸟、交颈鸟造型的金饰，以及两支造型极为精美的金钗——一支龙头昂扬，另一支双鸟相对构成心形。张铁军认为，这些物品反映出墓主在乱世中对爱情的理想期待。

这些东汉末年及三国墓葬面积经大致测算，上坊大墓140平方米，曹操墓120平方米，曹休墓100平方米，“天子坟”、西朱村墓90平方米，宋山墓80平方米，疑似孙策墓60平方米，朱然墓30平方米。

与曹魏大墓清一色的东西向相比，东吴大墓朝向各异，未能从中发现规律；曹魏大墓深度在10米以上，而东吴大墓则离地表较浅。天子坟中棺木已朽，但与其规制最为接近的上坊大墓中棺木与朱然墓、宋山墓棺木多为整段木料做成，体现了东吴的独特葬俗。

“曹操墓及上坊大墓均有四个耳（侧）室，体现出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王级的葬制，两墓在等级上是一样的。”王志高说。

东汉末年与三国时期的鼓角争鸣已然远去，而大江大河早已在风起云涌中铭刻下永恒的记忆，等待千年后的我们穿破历史的云烟，不断去叩问答案。

凉山古道9：走进建昌古城 从此告别迁徙和漂泊

至今保存最完好的是明建昌城。

何万敏 文/图

在西昌古城，往昔最为繁华的是四牌楼，可惜，曾经的地标建筑早已灰飞烟灭，我只是从老照片里一睹其黑白影像。和许多小城故事一样，今天的古城与新颖的城区相比，古老往往意味着凌乱而衰败。

记不清多少次，我从城门洞下经过，往往产生一种“时空穿越”的奇妙感觉。曾几何时，凉山被一些外省人视为“不毛之地”，被贴上封闭、落后、野蛮的标签。殊不知，由于它所处的特殊位置，偏居中国西南，在地理上却是内陆与边缘的一个交汇点，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最早”的碰撞点之一。这个点上的西昌城，从古至今是许多条驿道、马道、公路、铁路的要地，它自然充当了部分中原人向南出入于云南，并再出入老挝、泰国、越南、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的“驿站”。

建昌古城中的街巷，格局依旧。

复建建昌古城墙

意外掏出城墙根

建昌古城的古韵。

通常，西昌天气最热的时候并非盛夏，而是4月底5月初的十余天。

2016年5月初，酷热的却不是天气，而是复建古城墙时掀开的古钱币热。西昌在恢复重建古城墙时，偶然在大通门施工现场挖掘出大量古钱币，顿时引发民众哄抢。

傍晚我赶到现场，只见工地开挖出的泥土与石块之上，人头攒动：有人手执电筒仔细翻寻泥土，有的则拿着一串糊满泥浆的钱币等待买主，讨价还价的文玩商贩于人群中穿梭。后来几天随着媒体的报道，据说还有来自成都送仙桥的大佬星夜驰来一探究竟。我没有资本倒腾发财，却担心文物流失总不是好事。与西昌文馆所的专家热线联系，对方说得明白，年号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通宝”收藏价值不甚高。在渐渐暗淡下去的昏黄中，我悻悻离开还在旋转的人流。

2017年在安定门上新建的城楼。

文物专家们也不敢怠慢。他们请警方封锁了现场，清理出187斤钱币。以后的鉴定结论是，从钱币上的满文得知，绝大部分产于云南宝东造币局（东川），其余少部分产于云南宝云局（昆明）和四川宝川局（成都）。史书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年）五月二十九日，西昌东河爆发洪水，冲毁城墙二十余丈，西街、顺城街、大巷口等数十条街巷化为一片沧海。惠珉宫、五显庙、禹王宫、福国寺等庙宇荡然无存，田禾淤尽，倒流入海，淹良田二千余顷。出土钱币位于西街口打铁巷，“当年的钱庄或来不及撤离，最终被洪水淹埋。”专家分析。

建昌古城中的南街。

那段时间，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件事，吸引着市民的好奇心。

一是随后不久“掏”出了800多米明代古城墙。西昌古城墙依据上百年前建昌古城图修复，发现一段长达800多米的明城墙，“城墙高达8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西昌市原文管所长张正宁，天天在工地现场指导。他的解读是，东河经年的泥石堆积，造成我们今天站在城墙外看，似乎城墙是埋在地下的现象，以前肯定是远远高于地面的。依此复建的古城墙由南门一直连通东门，并对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安定门加以维修，重建了门楼和瓮城。

二是修复古城墙时，不用水泥而专门熬制糯米灰浆，将三层不同材质的墙体接缝填充和粘连。第一层鹅卵石，第二层为条石，第三层是按原先规格土窑烧制的青砖，用去37万块。

重要的是，糯米灰浆钙化时间长达两年，往后时间越久，粘连硬度越强。工地上，10口大锅下的熊熊火焰，蒸腾起翻滚的糯米粥，整个工程，共用去50吨糯米。

城桓遗址十几处

迄今犹见三古城

城墙，可以触摸的历史。

古城，是古代文明起源的标志，它的兴废和变迁，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的变革，经济文化的兴衰。西昌境内遗留有11个古城和古堡遗址。时代最早始于汉晋，最晚为明清。规模最大的是唐嶲州城，保存最完好者为明洪武建昌城。

邛海以东北的开阔坝子，即如今的西昌市区，古城分布相当密集，明清的三座古城仍依稀可见。

高枧汉晋古城，在西昌市区以东的高枧乡中所村。当地人称此城为“孟获城”。古城北临姜坡山丘，东、西、南三面地势开阔平坦，考古实测，古城呈长方形，南北长 373米、东西宽251米，城墙为泥土夯筑，四墙相合。除东城墙因修筑道路而局部受损坏外，其余大致完好。城墙上尚存十余处城堞。城墙残高1.8-3.6米，厚约5米。同时发掘出许多汉代砖、陶器残片等物，纹饰多系绳纹、弦纹和斜方格纹。专家们认为古城年代大约为汉晋前后，极有可能为三国时蜀汉大将张嶷任越嶲郡太守期间所筑。《华阳国志·蜀志》载：张嶷任越嶲郡太守时“讨叛鄙，降夷人，安种落，蛮夷率服。嶷始以郡郛宇颓，更筑小坞居之。延熙五年(242年)，乃还旧郡，更城郡城，夷人男女，莫不致力”。这就是当时少数民族积极参与修筑郡城的写照。

唐嶲州城，是唐代初期在西昌设立的嶲州都督府。唐太宗李世民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招抚政策，鼓励发展生产，使西南地区的封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相对稳定。在此社会背景下，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嶲州城。这一古城至今尚陈布于西昌市区并跨越至郊区。城呈正方形，城墙为泥土夯筑，每边长约 1750米，残高1-3.5米，厚约14.5米，总占地约306万平方米。除南城墙因历年基本建设所毁外，余皆完整。嶲州城内除残存着唐、宋、元各个历史时期遗物外，明代建昌卫城又重建在嶲州的西北角上，其占地面积约为唐嶲州的四分之一。

走进建昌城，许多人开始生命中不一样的生活。

据文物调查，嶲州城内外尚存重要遗址两处。一是唐代瓦窑遗址。在东城墙以东数百米处，窑为马蹄形，所生产的莲花纹瓦当与中原洛阳隋启官城内出土的瓦当别无二致。窑内发现唐开元通宝，证明此窑群属唐代无疑。瓦窑群生产的筒瓦、板瓦、瓦当等物，用之于城内建筑。二是唐景净寺遗址。景净寺为唐宣宗时南诏国景庄王母段氏所建，位于唐嶲州城西北角，后改为白塔寺。《宋史》卷四百九十六《黎州诸蛮》条叙，“山后两林蛮”于开宝二年(969年)六月“进贡”时，“由黎州(今汉源县)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程至嶲州。嶲州今废，空城中但有浮屠(塔)一。”今存白塔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遭地震毁后，重建于咸丰九年(1859年)。塔为楼阁式七级砖塔，平面是八角形，底部周长14.8米，塔高21米，由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构成，有无地宫不详。塔的第三层，八面龛内各有石刻佛像一尊，真像身披袈裟、秃头，脑后有背光，跏跌，神态端详，系唐代珍品。

至今保存最完好的，当属明建昌城了。

明时建昌古城

街巷纵横交错

明城墙上炮台。

城市是市井生活的基础，古城也就沉积为历史的记录。

据嘉庆版《宁远府志》载，建昌卫旧城，“明洪武中建土城，宣德二年砌以砖石，高三丈，周围九里三分，计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后据北山，前临邛海，左带怀远河，右潆宁远河。四门：东曰安定，南曰大通，西曰宁远，北曰建平。”

这是说，建昌城始建于1388年，距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建昌城旧址位于西昌市区东北部，建在唐嶲州城西北角上。北与北山相结，西临西河，东有东河，东南为开阔平坝。与邛海相距5公里。明代建城时的北墙和西墙，完全重筑在唐嶲州城墙上，其走向亦相同。只是后来城墙东南角因遭东河水溢之灾，几经培修，边角略成弧形。故有人把建昌城形容为一把展开的折扇。

这段城墙的下段，就是明城墙。

考古实测表明，该城在明代时为正方形，四墙各为1200米长，占地面积 144万平方米，现存占地面积130万平方米。城为砖石建造，以条石垫底再砌以青砖。城墙底部最厚处达20余米，高11米。城开有四门，南北东西相互对称。除西段城墙和宁远门早年被毁之外，其余三门尚存，城门上的年款为“洪武贰拾年四月吉旦立”。城墙上的纪年砖有万历、大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城内街道迄今基本保持明代布局，即以“钟鼓楼”(俗称四牌楼)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其北称北街、南称南街、西称西街(亦称仓街)、东称东街(亦称府街)；另外城南有顺城街，城西有石塔街、三衙街、什字街，城东南有涌泉街。此外，各街之间又有20余条小巷相连，使各街巷纵横交错，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格局。

引水入城

防火患利取水

炽热的阳光既给人温暖，也把未来的朗阔照得明亮。

有意思的是，远在明清两代，政治、军事机关主要集中于建昌城东北部的北街和府街一带，故这一带的街道名称均与政治和军事相关联。如“都司堂巷”，因明代四川行都司衙门建在此处而得名，明代建昌卫署和清初建昌总兵衙门建在北街(今四川省彝文学校)；清代宁远府府署建在府街(今凉山军分区修械所)，城中“中营巷” “右营巷”“后营巷”即清建制军事机构“营”(兼管土司土目)的衙署所在。明清两代的文化、宗教建筑大多集中于城西的石塔街一带，其中久负盛名的景净寺、发蒙寺、关帝庙、城隍庙、云南会馆、陕西会馆、泸峰书院等，均分布在石塔街附近。

明清时期，南街、顺城街为商贸、集市的主要街道，贸易的商品以银铃、锡锭、金银饰品、铜器、生丝、白蜡、药材、裘皮等为特色。时光荏苒，今天的南街肯定比过往更加人声鼎沸，但它的功能没有变，街道两旁的小商铺摩肩接踵，尽管不如大商厦日进斗金，但眼见小商贩阳光般的笑容，也知道小日子的滋润。

秋日的余晖，让城楼的身影更显庄重。

建昌古城在明清时期的引水设施比较完备，采取以引河水入城为主、掘井取水为辅，构成溪水长流、水井星罗棋布的引水系统。引河水入城主要有三处：城西北角“白塔寺”和城东北角“千佛寺”两处分别从北山引水入城，城东南的涌泉街“过水庵”旁引东河水入城，今西昌市二中(研经书院旧址)尚存明代“水仓”遗址。城内有明清古井，居民凡有水井者，官府统一规定在其大门上绘以“井”图样，为防火患利于取水。公用井中最著名的有北街明代“梅花井”、涌泉街明代“豆芽井”、石塔街的“大水井”、仓街的“胡家井”等，这些古井建造讲究，水源充足，水质优良，数百年不衰，一直沿用至今。西昌古城区排水系统也是渠渎纵横，依地势高低自北向南排水，主道为大水沟、苏家坡沟。

南城门大通门上的城楼，叫大通楼。

建昌古城几乎就是西昌历史的一个缩影，数百年来，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在古城上留下痕迹。

“大顺”纪事砖在古城上被发现，证明了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于公元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后，其部将刘文秀(抚南将军)确在西昌举“大顺”旗号据城数月，同时主持培修了建昌古城。城内曾发现记载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过境情况的碑刻。北城墙上发现大量清咸丰元年(1851年)纪事砖，说明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西昌遭受强烈地震对古城墙的严重破坏，次年及时进行培修的纪实。

城墙的砌石和青砖都是可以触摸到的时光，但长途迁徙和漂泊一生的人们走进建昌城的时候，许多人选择了停下疲惫的脚步，开始生命中不一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