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为什么不被宣传(高行健为什么禁)

汪兆骞 不要带着政治焦虑来看待诺贝尔奖

《文学即人学》

作者：汪兆骞

版本：现代出版社

2018年11月

汪兆骞，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经典史诗级大师集体传记《清流》系列七卷本，及《往事流光》《香盈碧莲花》《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

诺奖在时下的权威性无可回避，其文学奖因受众之广更为人瞩目。许多国家及其写作者对该奖心存向往乃现实一种，中国的诺奖情结也绝非孤例。2012年莫言得奖，不少人如饥渴难耐时得了一桶清水，但其中甘苦，也各有各的说法。媒体、评论家和读者对获奖者的偏向，是不好避免的；而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对作者近乎盖棺论定式的评语，对读者理解作家自然有其价值，但看看评语被引用的极高频率便知，这种明确判定的弊端。

在新近出版的《文学即人学》的跋中，文学评论家汪兆骞重点谈及了如何对待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问题，他说：“对诺奖的种种猜忌，本身便是一种政治焦虑而已。但诺奖评奖因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院士的个人政治倾向及美学趣味又有所不同，评奖只有靠投票程序最后决定，因此其公正性、严肃性就不免打折扣，诺奖受到某些质疑很正常。”但他也表示，在他看来，除了有遗珠之憾，诺奖所授予的作家的作品应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

文学奖不可能面面俱到

偏见、差异与人类文化的共性并存

新京报：在《文学即人学》的跋中，你重点谈及了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你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总体态度是怎样的？

汪兆骞：诺奖搞了110届，除了有遗珠之憾，总体上来讲，他们所授予的这些作家和作品应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起码应该都属于优秀范畴，是我们人类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从这一点来看，它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权威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奖像诺贝尔奖这样，能够把人们认为最优秀的作品基本上都收纳在里面，这不容易。不要带着政治焦虑来考虑这问题。

新京报：除了政治，地域造成的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也会有影响。你认为评委们有在努力削减此种差异吗？

汪兆骞：我们过去一直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认为西方不仅在政治上有霸权主义，在文化上也有霸权主义，就像你说的“地域”歧视。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后，成为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域，它是否能够比较平等地对待尚未发展或者离得比较遥远、不通透的文化类型？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并未见歧视。因为你找不出来歧视，日本算不算东方？反映中国的，或者反映东方生活的作品也有很多获奖。

人类文化有很多相通的东西，但是不能把西方的文化观完全等同于东方文化观，也不可能，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这种差异是文化的差异，不是政治上的差异。

以莫言为例，他们为了读懂莫言，请了很多翻译家来翻译其作品，在法文、德文、日文等的“互文阅读”之后，他们看到了莫言作品的真相。所以诺奖的评选还是很严肃的。

新京报：但其中还是有“语言”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为了理解莫言，他们读好几种语言，但他们无法阅读汉语原文。

汪兆骞：对。

新京报：那你如何看待翻译造成的“流失”，这会对评委们的判断造成什么影响？

汪兆骞：是有很多障碍，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请了很多汉学家，马悦然的夫人就是汉学家。他妻子的汉语能力，对翻译莫言确实有帮助。另外，大江健三郎作为日本作家，他不仅能够阅读，而且和莫言关系很好，还不断到莫言家乡去访问，他会把阅读莫言的感觉，转告给马悦然他们。他们读《丰乳肥臀》，特意拿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来对照莫言的作品，考虑得很仔细。所以在颁奖词中说，莫言把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的民间故事，与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大意），评语是很慎重的。

新京报：因为该奖的权威性，评委给出的评语几乎带有一种“盖棺论定”的性质，太多人在评论获奖者作品时引用该评语，这会不会造成遮蔽，而阻碍人们对作品理解的丰富性？

汪兆骞：我想，任何一个文学奖在评价一个作家时，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们一定是抓到了莫言作品里的魔幻现实主义，用这种文学手法来展现中国民间故事，展现中国的社会生活。在这一点上，他们抓的是准确的，当然莫言还有另外一些特点。比如说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张扬，写土匪抗战等。这个方面就没有过多涉及了。

你看看红高粱的故事理想，那样一个贫困、落后闭塞的山村，和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军事强国日本对抗，以血肉之躯对抗，表现了一种民族的血性、强悍的生命力。我从这方面可能给莫言加分加得更多。

他写了很多丑陋，写丑陋是为什么？拷问故乡的土地、拷问人性之丑、拷问自己的灵魂。我们过去搞大跃进，三面红旗，大炼钢铁，结果经济走向了崩溃边缘，上千万人饿死。如果作家都不去表现，那文学到底是什么？莫言就敢于把这种政治上的失误，通过农民命运表现出来，构成他追求的真正悲悯，对人性解剖后深刻的悲悯。

新京报：在写到莫迪亚诺一章时，你在书里提及，瑞典文学院评委会中的埃斯普马克，把“记忆”视为自己重要的文学趣味。他的趣味很可能影响了莫迪亚诺的获奖。如何看待评委们文化背景、视野、趣味上的局限性？

汪兆骞：文学的阅读是带有私人性的。对任何作品的判断，不可能完全一致，个人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及美学趣味不同，对文学的解析也就不同。所以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没有走眼过，也有很一般的。我说的是他们基本上是对的，当然也有些错误的判断。但完全把它归结为意识形态上的判断，我不认为是准确的。

多年职业编辑

对自己的文学判断有信心

新京报：在书中，你在对这114位获奖作家下评语时，是只基于自己的判断，还是会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汪兆骞：多年的职业编辑，我对自己的文学判断能力，充满自信。另外，你既然搞评论，你不能不看别人的评论吧，如果不一致的，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获诺奖作家的作品，咱们翻译的我基本上都有。有的没有，比如高行健，他的《一个人的圣经》我就找不到，后来我朋友从台湾拿来一本。为写高行健，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不喜欢他的作品。他的作品远没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宏大命运感。

新京报：书的标题很显眼，“文学即人学”。你认为文学和人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汪兆骞：文学是宣传人类最高理想，帮助世人认识人的伟大表现的，你阅读诺奖作家的作品，会发现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他们的作品，在见证人类不死的良知、在人类精神价值创造的高度上，在共同拥有光明火炬家园方面，是一致的。简言之，一切都在作关于人和人性的大文章。每个人都是自己与自己灵魂的搏斗，就是人性中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搏斗。说来说去，都是人性的东西。欧洲的人道主义精神，提出口号就是“人道”，人道就是站在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上。现在讲人类命运和经验共同体，文学不可能不是人学。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当下国内批评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汪兆骞：理论滞后于文学创作实践是不争的事实。我们鲜见高屋建瓴式真正的对文学本身的文学批评。就怕这个是不是越了政治界限，那个是不是对中央精神理解不对。

新京报：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人情上的关系等等。

汪兆骞：高度政治化的文学领域，很难有正常的文学批评。大家一团和气嘛，你好，我好嘛。所以中国现在批评界没像样的文学批评。

新京报：在书中，你对每位作家有大概五千字的评论和介绍。这样的篇幅写诺奖作家，会不会担心造成遗漏？因为每位作家都是多面向的。

汪兆骞：肯定会。但我一再说，这本书首先不是理论研究和学术著作。我不可能对每个作家有那么准确的定位。读者如果对这些作家感兴趣的话，就拿我这当个门票，你进到诺贝尔文学圣殿，去阅读，得出你的结论。我充当的仅仅是一个导游。

此人摊上「艳词门」痛失状元，去世后一众却罢工凑钱为其送葬

柳永是个专一的人。只是抱歉，他专一的是爱情这个词汇，不是确切的某个女人。

这是北宋年间的大词人柳永发出的天问。别当真，我想说的是，他只是没钱而已。

元芳，我天天淘宝，只看不买，这事儿你怎么看？

文人都爱犯流浪病，这是千百年前就有的光荣传统，虽然户外装备远不如现在这么考究，但吃喝玩乐还是要钱的。更何况，他去的地方，穷人只能路过，话说回来，自由撰稿人柳永也是穷人，不过猫有猫道鼠有鼠道，柳永逛从来不花钱，这是他的本事，换作别人，不花钱也成，估计得把小命花掉。所以钱不是万能的，有时候还需要会写词。

妓，只是名字不好听，在古代那更多的是酒桌文化和谈心文化，谈到心坎上，才会亲密接触。所以就古人来说，让文人不齿的是娼，能与文人谈心的是妓。娼就是裸的金钱交易，而妓吹拉弹唱样样皆能，等同于艺人。如果拐个名妓，喝酒时吹牛声音都能高八度。但他们不出唱片，也没有大规模的商演，广告代言更是少之又少，日子过得清苦，不少时候还需要弄点旁门左道，时运来临时，能穿金戴银却不能登堂入室，于是莺莺燕燕，慨叹命运不公。

命运一开始倒没有对柳永有多不公。父亲一度官运不错，可惜朝代变化太快，一不小心就成了前朝旧臣。家境殷实还算让柳永过了一阵滋润的日子。男人有钱就闲不住，柳永也不例外。喜欢婉约的词，不过日子过得并不婉约。烟花柳巷里，没少和浓妆的女子在方寸空间里谈古论今。所以男人有才总是好的，至少日子不寂寞。

日子不寂寞，运气还好得冒泡泡——才情惊动了朝廷。对于柳永字里行间的才华横溢加竖溢，范仲淹那叫一个赞不绝口。说范仲淹是他人生旅途上的贵人一点也不为过，又是点拨学问又是指点迷途，为他操碎了心。他还以他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口吻告诫柳永，不要把才华浪费在写艳词上。柳永正青春年少，哪里听得进去，不写艳词，人生得少掉多少真滋味啊。把头摇得快合上rap的拍子了，死活一油盐不进的主，一心要做市井街头的自由撰稿人。

虽然当时的稿费不交税，但毕竟不是捞钱的行当，好在还有考取功名这回事，书生们自然趋之若鹜，彼时柳永已有一代风流才子的美誉，拿个功名在他看来如探囊取物一般轻巧。事与愿违，偏偏马失前蹄名落孙山，六年后，再考，又失了一回前蹄。柳永那叫一个窝火，心里冒着醋味，自己没考中，反说是考官不识才，行为相当恶劣。

行为恶劣就算了，偷偷摸摸的发发牢骚也没什么不可，偏偏柳永名气太大，居然传到了宋仁宗赵祯手中，并成功在他心中种下了阴暗的小果子。这一事，当年人称“艳词门”。

柳永说——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沦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明明是布衣，偏说自己是无冕之王，是没穿官服的当朝官吏。特别是最后的一句牢骚，让皇帝很是不爽，肯定在心里嘀咕了一句，小子，你等着。

在词里吐槽完，三年后，柳永又去考试了，这一次过关斩将，就等着皇上御笔亲点头名状元了。结果，一看到是柳永，皇帝气不打一处来，在他的考卷上御笔亲批——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自此，悲剧揭开帷幕，断掉了柳永的功名之路，但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是“奉旨填词”，也算是一个美名。如同《谁的青春不腐朽》、《沉默的大多数》一样，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没有看过的书，相当有广告含量和噱头。

像写词这种平地里抠饼的事，干成了就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要是他勤奋一点，日子不会比林夕差多少。可这家伙破罐子破摔了，虽然美名其曰体验生活。可他一没工作二没银子，只能去大大小小的青楼里，与谈心谈情写词赚稿费。柳永的文采自是一流，加上他长期体验生活，关心疾苦，肯与交朋友，开封混的很有威望，要是哪个说自己不认识排行老七的柳七官人，那肯定在这一行里算是混的不好的。

柳大师一生漂泊，用词牌记录偶遇。《西江月》里，他是这样写的：调笑师师最惯，香香暗地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三个。陈诗诗，赵香香，徐冬冬，哪一个都是千金难求的主，偏偏被他独自窝盘。更别提那些被写进日记本里不让我们看的小情小爱，自然是数不胜数。

虽然柳永名气大，但是买不起房又买不起车，两袖空空还要靠这些红颜知己接济，日子凄苦的很。所以，沦为穷游一族。游游山，玩玩水，写写词，谈谈心，可这终究不是办法。肚子太饿的时候总会去想点歪门邪道，穷则思变，钻了身份证没有全国联网的空子，加上他名气大的只是柳永这个名字，原名柳三变并没有多少人知晓，所以柳三变中了个小进士，在江浙一带，当了三年的小官。成绩一点没有，红颜知己却一大箩筐。

不得不提江湖名妓的NO.1谢玉英，她是柳永的头号大粉丝，在柳永去江浙一带上任途中，很不意外的被柳永结识了，从此卿卿我我，山盟海誓。可官还是要当的，人还是要走的，除了甜言蜜语哄得她团团转，还写了新词表示自己会把她刻在深深的脑海里。谢玉英感动得两泪汪汪，发誓再也没有客人会走进她的房间和她谈心。从柳永给诗诗、香香、冬冬谁都不得罪的词里就可以看出，柳永谈情有多滴水不漏，是说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可他那瓢大呀，一瓢就是三千。谢玉英也不是省油的灯，说了自己的房间不会有人进来谈心，然后就走到外面陪人喝酒谈心去了。唯一的区别就是，她被任期已满回东京寻欢的柳永抓了现形，太不幸了。

顶一片油菜地，柳永自然伤心。没面子透顶的柳永在墙上留词一首，权作质问——见说兰台宋玉，多才多艺善赋，试问朝朝暮暮，何云何处去？这词读的谢玉英面红耳赤，惭愧万分，脑子一热，典当了所有的财物，去东京找柳永去了。

就那通讯技术，换做别人，早就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了，派再多小报记者都没有用。可柳永名声大啊，如果街头调查问她们你幸福吗？那统一回答肯定是能和柳七郎填词谈心就是幸福。别人都还在吐槽“白日依山尽，我在写稿子，疑是银河落九天，我在写稿子”时，们的星语心愿可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找到柳永的时候，柳永就住在陈诗诗家。谢玉英也不介意，柳永就更不介意了。这事儿他擅长啊！别说是两个，就是摆平四五六七个，也不是问题。

所以不用去做思想工作，一句大家都是成年人便能解释所有。大师柳永继续混迹风月场所，但他毕竟是文人的体格子，没折腾几年，便去阴间撒播爱的词句了。因他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差一点无人送葬。之所以是差一点，是因为赵香香、陈诗诗等，一众顾念旧情，凑钱为他办后事，一时传为佳话。

合葬柳七后，虽然没有微博，门户网站和八卦小报，柳永去世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全城的罢工一天来出席他的葬礼。而谢玉英哀伤过度，不久便随柳永而去。她葬在柳永墓旁，与他泉下相依，也算是他浓烈感情史上，最终的告慰。其实说到底，多情郎柳永是一个专一的人。只是抱歉，他专一的是爱情这个词汇，不是确切的某个女人。这一点女同胞们可能咬牙切齿，但别误会，那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一特例。放到现在，万万行不通了。

参考资料：《柳永事迹新证》、《中国大百科全书》

作者：薄荷率，鱼羊秘史特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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