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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与中国 不合时宜的“访华”文豪

英国画家巴斯那幅家喻户晓的名画《狄更斯之梦境》，很可能是孙毓修在狄更斯评论文章中提到的那幅画，就是这一幅。

J·R·布朗的《被他的小说人物环绕的狄更斯》，这幅画符合孙毓修所述的“于其背面”，但是无“云烟蓊尉之状”，孙毓修很可能是将它与巴斯的《狄更斯之梦境》（B06插图）搞混了。

林纾译狄更斯小说《滑稽外史》与《块肉余生述前编》封面，均为1914年商务印书馆版，是商务印书馆常年畅销书之一。

狄更斯《德鲁德之谜》中的插图，描绘伦敦东区烟馆里的情景，注意图中那个目光迷离、口角呆笑、正沉溺于烟中的中国人，这也代表了狄更斯对这个老大帝国的个人印象。

几乎每一个以文为生者，都有着自己隐秘的欲望：只消手中笔杆一摇，那些活灵活现的文学人物就像被符箓招摄一般，群聚而来，附于笔端，随着作者的心意，在纸上幻化出种种引人入胜的精妙故事。倘使有一位文人能拥有如此令人艳羡的法力，恐怕非狄更斯莫属。这位举世闻名的19世纪文豪下笔如神的玄机妙法，在他辞世43年后，被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一位叫孙毓修的中国人洞察玄机，他在1913年4月的《小说月报》（第4卷第3号）发表的评论文章，对狄更斯驾驭小说人物的神妙手腕称颂不置：

“迭更司每一摇笔，则一时社会上之人物之魂魄，自奔赴腕下，如符箓之役使鬼物焉。尝有画师，写迭更司著书之画，于其背面，作云烟蓊尉之状，中有种种之男女，老者少者，俊者丑者，容则醉饱者饥寒者，冠则大冠者小冠者，衣则新者旧者，其忧则各忧其所忧，喜其所喜，得意其所得意，失望其所失望，是皆迭更司小说中之主人也。是即世界众生之行乐图，无古无今，悉为此老写尽矣。呜呼！”

孙毓修所描绘的那位画师的画作，很可能指的是英国画家巴斯（Robert William Buss）那幅家喻户晓的名画《狄更斯之梦境》（Dickens'Dream），也可能是J·R·布朗（J R Brown）的《被他的小说人物环绕的狄更斯》（Dickens Surrounded by his Characters），这两幅画的共同点，都是狄更斯正安坐椅子上昏昏欲睡，而他小说中的人物便借此机会纷纷出场，围拢在他们的造物主身边，进入角色，卖力表演——无论孙毓修看到的哪一幅画作，在这双来自东方古国的黑色眸子的注视下，这些狄更斯笔下活灵活现的928个小说人物，正从纸上纷然跃出，簇拥着他们已经身处天堂的主人，摩拳擦掌，去俘获他们的中国读者。

兴奋的介绍人和不情不愿的访客

狄更斯初次“登陆”中国的时间，是1907年，确切的日期是8月15日，或者按照东道主中国的计时方法，是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此时距离狄更斯的肉身安卧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角潮湿的泥土下，已经过去了足足37年。就在这一天，他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被移译为六卷本的中文，由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出版公司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恰如狄更斯时代的英国批评家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英语世界里最滑稽的小说”，本书的译者林纾也一定深深嗅到了原著中呛人的荒诞幽默感，因而舍弃了这本书让国人一望不知所云的原名，而冠之以一个既切合主旨，又足以吸引同胞眼球的开门见山的书名《滑稽外史》。

“迭更司，古之伤心人也”，在卷首作为译序的长篇短评中，林纾对狄更斯一锤定音，这似乎意味着这部名为“滑稽”的小说又将会是一本像他翻译的第一本西洋著作，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样“断尽支那荡子魂”的悲情故事。然而接下来，他又写道：“按其本传，盖出身贫贱，故能于下流社会之人品，刻画无复遗漏，笔舌所及，情罪皆真，爰书既成，声影莫遁，而亦不伤于刻毒者。”于是这本书又成了一本状述下层疾苦的底层小说。“以此等人既有此等人，则亦不能不揭此等事示之于世，令人人有所警醒，有所备豫，亦禹鼎铸奸，令人不逢不若之一佐也”这段描述，又给读者一种警世小说的观感。

以一部小说，兼具滑稽、悲情之感，既深入底层，又警醒世人，在林纾看来，狄更斯的作品如一座巨轮，满载着太多的情感和意旨，如今既然在中国港口靠岸，当然应将船上琳琅满目的货物一一卸下，交由中国读者点数查看。作为查验货物的第一人，林纾认为这艘“滑稽外史”号上对国人来说最珍贵的货物，应该是狄更斯的笔法，特别是他描写尼古拉斯母亲“丑状”的那一节：“淫耶？秽耶？蠢而多言耶？愚而饰智耶？乃一无所类。”——林纾发现自己所掌握的传统中国的修饰辞藻中，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恰当地状摹狄更斯笔下的这个人物（实际上，英国的评论家也一致认为尼古拉斯太太是这部小说中最讨喜的滑稽丑角），在狄更斯强大文字功力碾压下，林纾不由赞叹道：“左、马、班、韩，能写庄容，不能描蠢状，迭更司盖于此四子外别开生面矣！”

狄更斯倘使能听到这位中国译者这番真心赞誉，想必内心定然十分受用，尤其是他这个西洋作家竟然以一己之力技压被中国文人奉为文宗的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韩愈四大文豪，更会让他甘之如饴——在喜爱奉承这方面，狄更斯与他的维多利亚同胞一样对赞美和掌声有着无与伦比的欲望。更何况林纾的这段以抑己扬人为代价的赞誉，还满足了狄更斯内心中暗藏的一个偏见：他对林纾的祖国中国的看法。

用“不友好”这个词来形容狄更斯彼时的中国观可谓轻描淡写。如果将狄更斯厌恶的事物列成一张单子，中国的排名应该相当靠前。即使他的房子外面就挂着一串（所谓的）中国灯笼装饰这一点，也拯救不了他对中国的刻板偏见。“可能有一个野蛮怪异之国，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它总是对自由意志说不，把自己和世界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决心不随大家一同向前”，1851年，在参观了大英万国博览会后，狄更斯如是写道。这个自我隔绝、拒绝进步的“野蛮怪异之国”正是他在参观了中国展品后对这个国家的看法。

十九世纪中国最丑陋的一面，也恰好被狄更斯敏锐地捕捉到了，那就是对病态的沉溺，以及因此导致的无可救药的堕落。在狄更斯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的开篇，他就描写了伦敦东区一个专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开设的大烟馆里龌龊污秽的情景。

可以想见，如果让狄更斯和林纾坐在一起商讨译介问题，两人最后一定会闹得不欢而散。一方带着19世纪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高傲气焰，视昔日的天朝上国堕落为夜壶屎尿之邦；而另一方尽管深感内外交困、国运蜩螗，对时弊国病也并不掩饰，但出于朴素的爱国心理，也难以接受对方颐指气使地直戳痛处——狄更斯自然不愿踏足这个他心中弥漫着烟愚昧桎梏的落日帝国，林纾也不会喜欢一位恶意的讽刺者带着骄矜的嗤笑撕开祖国的伤疤。

更何况林纾还触碰了狄更斯一个最敏感的禁忌：版权问题。作为从社会底层胼手胝足的知名作家，版税占据了狄更斯日常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尽管一本书被盗版肯定是出于读者对它的真心喜爱，但这些名声在狄更斯眼中肯定抵不上实实在在的金钱。在1844年1月的那场指控出版商侵犯其《圣诞欢歌》的官司中，他将那些盗版书商骂作“海盗”，得意洋洋地声称“这些海盗被修理得很惨，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倒地不起”，这场官司一连打了五个月，直到那家出版商关张倒闭为止。倘使狄更斯仍然在世，他一定会对林纾不加告知便私下翻译其著作的行为穷追猛打，哪怕林纾为他说再多的好话，给他的名声开辟了再广大的海外市场，也难以抵挡这位小说家接连射出的愤怒之火。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狄更斯没有在他生前最辉煌灿烂的时刻登陆中国，乃是一桩幸事。他不必为是否要履足这片土地而疑虑重重，也不需要卷入一场很可能会旷日持久的跨国版权官司，而他的死亡也恰到好处地使他不必面对欧亚大陆另一端中国读者的指点批评——无论这批评是好是坏。而作为中国一方，没有原著者的聒噪唠叨，没有日后令人烦忧的版权问题，有的却是西洋新式印刷术的引进和推广，以及一批渴望呼吸新鲜空气的读者，此时正是西洋小说大举登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自然也是翻译家大显身手的时代。只不过作为狄更斯的译者的林纾，也有他自己的问题。

林纾的翻译：狄更斯的中国外套

“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

在狄更斯的第一部中译小说《滑稽外史》出版一个月后，林纾在他新译的狄更斯另一部小说《孝女耐儿传》（今译《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的序言中如此写道。作为20世纪初中国最著名也最具个性的翻译家，林纾诚实地承认他其实对任何一门中文之外的语言都一无所知。但他又举例证明，自己尽管不通英文，却可以与作者心心相印，一如身处静室中聆听室外脚步声一样，时间既久，“户外家人足音，颇能辨之了了，而余目固未之接也”。正是由于这种自信，使林纾在移译狄更斯的小说时，可以放心大胆地加以点评。

必须承认，从《滑稽外史》到《孝女耐儿传》，到被他许为“近年译书四十余种，此为第一”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到《贼史》（今译《奥立弗·退斯特》或《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再到《冰雪因缘》（今译《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林纾在译序中的点评都切中剀要，他一而再、再而三称赞的狄更斯描摹人物的精细笔法、善于设伏埋线的巧妙构思，以及对底层社会的深切关照，不仅与狄更斯同时代批评家的观点东西相合，直到今天，狄更斯的读者仍会承认，林纾的这些点评仍可谓不易之论。他在《块肉余生述》译序中将狄更斯结构笔法喻之为“锁骨观音”，诚可谓旷古绝今的生动妙论：

“古所谓锁骨观音者，以古皮钩联，皮肤腐化，揭而举之，则全具铿然，无一屑落者；方之是书，则固赫然为锁骨也。大抵文章开阖之法，全讲骨力气势；纵笔至于灏瀚，则往往遗落其细事繁节，无复检举，遂令观者得罅而攻。此固不能为文者之病，而精神终患弗周。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其思，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而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着笔间，已俯拾皆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事之来源；综言之，如善奕之着子然，偶然一下，不知后来咸得其用，此所以称为国手也！”

经营结构，设伏埋线确实是狄更斯的擅长之处，毕竟他的这些长篇小说在开始时都是杂志上的连载故事，在以读者口味为市场导向的写作环境下，作家如果谋篇不周，写后忘前，就不能怪读者们始读终弃，另觅新欢。林纾自然对这一背景毫无知晓，他的参照物是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章回小说的特点是开花散叶，各表一枝，每一回即是一个独立故事，回与回之间未必需要前后呼应，“且听下回分解”所设下的伏线不会绵延数里，它所预期的读者群不是在等待下一期连载时焦灼度日的订户，而是一群听完即走的散客。西洋长篇小说与中国章回小说是两种不同社会文化下生发出的迥异的文学形式，当林纾手持中式规尺，丈量堪称西洋小说典范的狄更斯作品时，自然会对其累累如贯珠的绵密结构惊为天人妙笔，而视《水浒传》之类的章回小说为粗糙之作。

狄更斯书中所描写的种种19世纪英国社会之丑恶、法制之弊端、商贾之贪婪与士绅之伪善，在林纾看来，也当成为一面来自西方的镜子，用来彻照彼时中国的丑陋现实。恰如他在《块肉余生述》译序的最末所殷殷期望的那样：“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

这段评述裸地彰显了林纾为何如此热衷翻译推崇狄更斯作品的原因，这既包括他个人的爱好，同时也是社会的需要。晚清以改良革新自命的文士有种特殊观念，认为小说具有改天换地的伟力，攸关社会进退与国运隆衰。在今天看来，这种观念与相信一部电视剧可以左右国策制定一样幼稚单纯，然而晚清时人却近乎固执地认定此说为社会革新的终南捷径。这一方面很可能是古代中国“文以载道”思想在晚清的进化变种，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士对他们的西洋同行在国家里扮演的显要角色艳羡与认同。

最早发现小说巨大作用的人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1902年11月14日，他发表那篇引爆后世称为“小说界革命”的宣言《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他尚因四年前那场失败的而流亡海外。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历数中国国民迷信愚昧、趋炎附势、奴颜婢膝、寡廉鲜耻、轻弃信义、权谋诡诈、苛刻凉薄、轻薄无行、沉溺声色，最终“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种种落后劣迹，罪魁只有一个：“惟小说之故”，因此“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在四年前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里，又将欧洲变革的原因，指为小说的巨大力量：“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尽管仔细查考各国政治史，很少有哪些实例证明小说在政治变革中起到了何种作用，与其说是小说促成时势，倒毋宁说是时势造就小说。以狄更斯为例，他的小说尽管揭穿了英国社会制度中黑暗丑陋的一面，但这些揭黑影射其实对英国的改革政策影响盖寡。譬如他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最早的中译本为1910年薛一谔、陈家麟合译的《亚媚女士别传》）对英国的官僚制度大张挞伐之前，著名的《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已经提出英国公务人员办法的革新措施；英国的狱政改革也早在《块肉余生述》之前，就已展开。很多狄更斯取材现实并运于小说中的黑材料，恰恰是改革过程中将过去的问题曝露出来的结果，然而狄更斯为了达到自己的艺术效果，宁肯将这些过时的材料当作社会的真实写照加以夸张讥讽。

从这个角度上讲，当林纾在《块肉余生述》译序将这一时期称为“英伦半开化时”，也可以说是大错特错。就在《块肉余生述》连载完的次年，大英万国博览会举行，整个英国都沐浴在进步时代的荣光之下，当然，那个被狄更斯讥讽为拒绝进步的“野蛮怪异之国”的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

因此，林纾心心念念的译西洋小说以救中国弊端的愿景，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手持中国规尺，按照中国方式为狄更斯裁剪一身中国外套。为了让他亲手为狄更斯裁剪的中国外套更加合身，林纾甚至还替狄更斯改动思想。

在《滑稽外史》的译序中，林纾指责狄更斯全书的关键人物，那位以虐待学童为能事的多斯博伊斯学堂（Dotheboys Hall，意译为“坑人子弟学堂”）的教习史奎尔斯“其事大悖常理”原因是“为中国所无”，所以“可以不论”。林纾辩称，在中国，教习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恰好颠倒过来“中国今日之教习，正患不能得生徒之欢，又何敢施其威福？中国学生之语教习曰：‘汝奴隶，待饲于我，我不特意，汝立行，汝妻子亦立馁！’而教习又多寒士，一见学生，已胆慑不敢出，其正直之言，讲堂之上，一听之学生，而教习特同木偶，即间有匡正，已哗然散学，必屏逐此教习然后已”。

在抱怨完一通中国学生如何作威作福欺侮老师的恶劣行径后，林纾慨叹“惜中国别无迭更司，别著一书，为学生正其谬戾”。

考虑到此时林纾正在京师大学堂执掌教鞭，而就在他为这本书写译序的一个多月前，无法无天的学生们，刚刚以暑气天热为由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考运动，据北京大学所藏档案记述，这群沸反盈天的学生“连日聚众礼堂，登台演说，喧嚣哄乱，并逼令监督撤去考试之谕，以至暑假，亦竟不考而即散学”，因此不难理解林纾站在老师一方义愤填膺为之辩白的原因，然而这种以己之意点评批判原著作者意旨的行为，很难说不是一种有意的冒亵。

狄更斯的中国种子

尽管林纾给狄更斯强套上一件中国外套的行为对原著是一种捆绑和束缚，但他起码给那时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不那么碍眼的阅读对象。他们大可以将狄更斯想象为西洋的司马迁和曹雪芹，毕竟从林纾的译著上来看，那些生活在伦敦的士绅淑女们口中吐出的，都与中国文士习惯的孟夫子和蒲留仙的语言所差无几，只不过名字冗长一些罢了。

从林纾翻译的《滑稽外史》开始，到《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因缘》等五部林译小说，再到1910年薛一谔、陈家麟合译的《亚媚女士别传》，1913年到1914年，狄更斯另一部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双城记》也被林纾的合作者魏易翻译出来，并连载在发起“小说界革命”的改良家梁启超主办的《庸言》上，题为《二城故事》，1918年，狄更斯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也以《旅行笑史》之名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除了《巴纳比·拉奇》《马丁·朱述尔维特》《荒凉山庄》《艰难时世》《远大前程》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外，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几乎被一网打尽。而狄更斯最受欢迎的短篇小说《圣诞欢歌》在1910年代有了四个译本：《鬼语》（《小说月报》，1912年3卷2号）、《钱虏忏悔录》（《墨海》，1913年12月1期）、《悭人梦》（《小说时报》，1914年1月21期）、《耶稣诞日赋》（《小说月报》，1915年5卷10号）——狄更斯的种子已经在中国播下长成，是等待读者摘果品尝的时候了。

撰文/李夏恩

狄更斯与中国 不合时宜的“访华”文豪

英国画家巴斯那幅家喻户晓的名画《狄更斯之梦境》，很可能是孙毓修在狄更斯评论文章中提到的那幅画，就是这一幅。

J·R·布朗的《被他的小说人物环绕的狄更斯》，这幅画符合孙毓修所述的“于其背面”，但是无“云烟蓊尉之状”，孙毓修很可能是将它与巴斯的《狄更斯之梦境》（B06插图）搞混了。

林纾译狄更斯小说《滑稽外史》与《块肉余生述前编》封面，均为1914年商务印书馆版，是商务印书馆常年畅销书之一。

狄更斯《德鲁德之谜》中的插图，描绘伦敦东区烟馆里的情景，注意图中那个目光迷离、口角呆笑、正沉溺于烟中的中国人，这也代表了狄更斯对这个老大帝国的个人印象。

几乎每一个以文为生者，都有着自己隐秘的欲望：只消手中笔杆一摇，那些活灵活现的文学人物就像被符箓招摄一般，群聚而来，附于笔端，随着作者的心意，在纸上幻化出种种引人入胜的精妙故事。倘使有一位文人能拥有如此令人艳羡的法力，恐怕非狄更斯莫属。这位举世闻名的19世纪文豪下笔如神的玄机妙法，在他辞世43年后，被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一位叫孙毓修的中国人洞察玄机，他在1913年4月的《小说月报》（第4卷第3号）发表的评论文章，对狄更斯驾驭小说人物的神妙手腕称颂不置：

“迭更司每一摇笔，则一时社会上之人物之魂魄，自奔赴腕下，如符箓之役使鬼物焉。尝有画师，写迭更司著书之画，于其背面，作云烟蓊尉之状，中有种种之男女，老者少者，俊者丑者，容则醉饱者饥寒者，冠则大冠者小冠者，衣则新者旧者，其忧则各忧其所忧，喜其所喜，得意其所得意，失望其所失望，是皆迭更司小说中之主人也。是即世界众生之行乐图，无古无今，悉为此老写尽矣。呜呼！”

孙毓修所描绘的那位画师的画作，很可能指的是英国画家巴斯（Robert William Buss）那幅家喻户晓的名画《狄更斯之梦境》（Dickens'Dream），也可能是J·R·布朗（J R Brown）的《被他的小说人物环绕的狄更斯》（Dickens Surrounded by his Characters），这两幅画的共同点，都是狄更斯正安坐椅子上昏昏欲睡，而他小说中的人物便借此机会纷纷出场，围拢在他们的造物主身边，进入角色，卖力表演——无论孙毓修看到的哪一幅画作，在这双来自东方古国的黑色眸子的注视下，这些狄更斯笔下活灵活现的928个小说人物，正从纸上纷然跃出，簇拥着他们已经身处天堂的主人，摩拳擦掌，去俘获他们的中国读者。

兴奋的介绍人和不情不愿的访客

狄更斯初次“登陆”中国的时间，是1907年，确切的日期是8月15日，或者按照东道主中国的计时方法，是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此时距离狄更斯的肉身安卧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角潮湿的泥土下，已经过去了足足37年。就在这一天，他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被移译为六卷本的中文，由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出版公司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恰如狄更斯时代的英国批评家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英语世界里最滑稽的小说”，本书的译者林纾也一定深深嗅到了原著中呛人的荒诞幽默感，因而舍弃了这本书让国人一望不知所云的原名，而冠之以一个既切合主旨，又足以吸引同胞眼球的开门见山的书名《滑稽外史》。

“迭更司，古之伤心人也”，在卷首作为译序的长篇短评中，林纾对狄更斯一锤定音，这似乎意味着这部名为“滑稽”的小说又将会是一本像他翻译的第一本西洋著作，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样“断尽支那荡子魂”的悲情故事。然而接下来，他又写道：“按其本传，盖出身贫贱，故能于下流社会之人品，刻画无复遗漏，笔舌所及，情罪皆真，爰书既成，声影莫遁，而亦不伤于刻毒者。”于是这本书又成了一本状述下层疾苦的底层小说。“以此等人既有此等人，则亦不能不揭此等事示之于世，令人人有所警醒，有所备豫，亦禹鼎铸奸，令人不逢不若之一佐也”这段描述，又给读者一种警世小说的观感。

以一部小说，兼具滑稽、悲情之感，既深入底层，又警醒世人，在林纾看来，狄更斯的作品如一座巨轮，满载着太多的情感和意旨，如今既然在中国港口靠岸，当然应将船上琳琅满目的货物一一卸下，交由中国读者点数查看。作为查验货物的第一人，林纾认为这艘“滑稽外史”号上对国人来说最珍贵的货物，应该是狄更斯的笔法，特别是他描写尼古拉斯母亲“丑状”的那一节：“淫耶？秽耶？蠢而多言耶？愚而饰智耶？乃一无所类。”——林纾发现自己所掌握的传统中国的修饰辞藻中，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恰当地状摹狄更斯笔下的这个人物（实际上，英国的评论家也一致认为尼古拉斯太太是这部小说中最讨喜的滑稽丑角），在狄更斯强大文字功力碾压下，林纾不由赞叹道：“左、马、班、韩，能写庄容，不能描蠢状，迭更司盖于此四子外别开生面矣！”

狄更斯倘使能听到这位中国译者这番真心赞誉，想必内心定然十分受用，尤其是他这个西洋作家竟然以一己之力技压被中国文人奉为文宗的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韩愈四大文豪，更会让他甘之如饴——在喜爱奉承这方面，狄更斯与他的维多利亚同胞一样对赞美和掌声有着无与伦比的欲望。更何况林纾的这段以抑己扬人为代价的赞誉，还满足了狄更斯内心中暗藏的一个偏见：他对林纾的祖国中国的看法。

用“不友好”这个词来形容狄更斯彼时的中国观可谓轻描淡写。如果将狄更斯厌恶的事物列成一张单子，中国的排名应该相当靠前。即使他的房子外面就挂着一串（所谓的）中国灯笼装饰这一点，也拯救不了他对中国的刻板偏见。“可能有一个野蛮怪异之国，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它总是对自由意志说不，把自己和世界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决心不随大家一同向前”，1851年，在参观了大英万国博览会后，狄更斯如是写道。这个自我隔绝、拒绝进步的“野蛮怪异之国”正是他在参观了中国展品后对这个国家的看法。

十九世纪中国最丑陋的一面，也恰好被狄更斯敏锐地捕捉到了，那就是对病态的沉溺，以及因此导致的无可救药的堕落。在狄更斯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的开篇，他就描写了伦敦东区一个专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开设的大烟馆里龌龊污秽的情景。

可以想见，如果让狄更斯和林纾坐在一起商讨译介问题，两人最后一定会闹得不欢而散。一方带着19世纪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高傲气焰，视昔日的天朝上国堕落为夜壶屎尿之邦；而另一方尽管深感内外交困、国运蜩螗，对时弊国病也并不掩饰，但出于朴素的爱国心理，也难以接受对方颐指气使地直戳痛处——狄更斯自然不愿踏足这个他心中弥漫着烟愚昧桎梏的落日帝国，林纾也不会喜欢一位恶意的讽刺者带着骄矜的嗤笑撕开祖国的伤疤。

更何况林纾还触碰了狄更斯一个最敏感的禁忌：版权问题。作为从社会底层胼手胝足的知名作家，版税占据了狄更斯日常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尽管一本书被盗版肯定是出于读者对它的真心喜爱，但这些名声在狄更斯眼中肯定抵不上实实在在的金钱。在1844年1月的那场指控出版商侵犯其《圣诞欢歌》的官司中，他将那些盗版书商骂作“海盗”，得意洋洋地声称“这些海盗被修理得很惨，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倒地不起”，这场官司一连打了五个月，直到那家出版商关张倒闭为止。倘使狄更斯仍然在世，他一定会对林纾不加告知便私下翻译其著作的行为穷追猛打，哪怕林纾为他说再多的好话，给他的名声开辟了再广大的海外市场，也难以抵挡这位小说家接连射出的愤怒之火。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狄更斯没有在他生前最辉煌灿烂的时刻登陆中国，乃是一桩幸事。他不必为是否要履足这片土地而疑虑重重，也不需要卷入一场很可能会旷日持久的跨国版权官司，而他的死亡也恰到好处地使他不必面对欧亚大陆另一端中国读者的指点批评——无论这批评是好是坏。而作为中国一方，没有原著者的聒噪唠叨，没有日后令人烦忧的版权问题，有的却是西洋新式印刷术的引进和推广，以及一批渴望呼吸新鲜空气的读者，此时正是西洋小说大举登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自然也是翻译家大显身手的时代。只不过作为狄更斯的译者的林纾，也有他自己的问题。

林纾的翻译：狄更斯的中国外套

“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

在狄更斯的第一部中译小说《滑稽外史》出版一个月后，林纾在他新译的狄更斯另一部小说《孝女耐儿传》（今译《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的序言中如此写道。作为20世纪初中国最著名也最具个性的翻译家，林纾诚实地承认他其实对任何一门中文之外的语言都一无所知。但他又举例证明，自己尽管不通英文，却可以与作者心心相印，一如身处静室中聆听室外脚步声一样，时间既久，“户外家人足音，颇能辨之了了，而余目固未之接也”。正是由于这种自信，使林纾在移译狄更斯的小说时，可以放心大胆地加以点评。

必须承认，从《滑稽外史》到《孝女耐儿传》，到被他许为“近年译书四十余种，此为第一”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到《贼史》（今译《奥立弗·退斯特》或《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再到《冰雪因缘》（今译《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林纾在译序中的点评都切中剀要，他一而再、再而三称赞的狄更斯描摹人物的精细笔法、善于设伏埋线的巧妙构思，以及对底层社会的深切关照，不仅与狄更斯同时代批评家的观点东西相合，直到今天，狄更斯的读者仍会承认，林纾的这些点评仍可谓不易之论。他在《块肉余生述》译序中将狄更斯结构笔法喻之为“锁骨观音”，诚可谓旷古绝今的生动妙论：

“古所谓锁骨观音者，以古皮钩联，皮肤腐化，揭而举之，则全具铿然，无一屑落者；方之是书，则固赫然为锁骨也。大抵文章开阖之法，全讲骨力气势；纵笔至于灏瀚，则往往遗落其细事繁节，无复检举，遂令观者得罅而攻。此固不能为文者之病，而精神终患弗周。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其思，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而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着笔间，已俯拾皆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事之来源；综言之，如善奕之着子然，偶然一下，不知后来咸得其用，此所以称为国手也！”

经营结构，设伏埋线确实是狄更斯的擅长之处，毕竟他的这些长篇小说在开始时都是杂志上的连载故事，在以读者口味为市场导向的写作环境下，作家如果谋篇不周，写后忘前，就不能怪读者们始读终弃，另觅新欢。林纾自然对这一背景毫无知晓，他的参照物是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章回小说的特点是开花散叶，各表一枝，每一回即是一个独立故事，回与回之间未必需要前后呼应，“且听下回分解”所设下的伏线不会绵延数里，它所预期的读者群不是在等待下一期连载时焦灼度日的订户，而是一群听完即走的散客。西洋长篇小说与中国章回小说是两种不同社会文化下生发出的迥异的文学形式，当林纾手持中式规尺，丈量堪称西洋小说典范的狄更斯作品时，自然会对其累累如贯珠的绵密结构惊为天人妙笔，而视《水浒传》之类的章回小说为粗糙之作。

狄更斯书中所描写的种种19世纪英国社会之丑恶、法制之弊端、商贾之贪婪与士绅之伪善，在林纾看来，也当成为一面来自西方的镜子，用来彻照彼时中国的丑陋现实。恰如他在《块肉余生述》译序的最末所殷殷期望的那样：“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

这段评述裸地彰显了林纾为何如此热衷翻译推崇狄更斯作品的原因，这既包括他个人的爱好，同时也是社会的需要。晚清以改良革新自命的文士有种特殊观念，认为小说具有改天换地的伟力，攸关社会进退与国运隆衰。在今天看来，这种观念与相信一部电视剧可以左右国策制定一样幼稚单纯，然而晚清时人却近乎固执地认定此说为社会革新的终南捷径。这一方面很可能是古代中国“文以载道”思想在晚清的进化变种，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士对他们的西洋同行在国家里扮演的显要角色艳羡与认同。

最早发现小说巨大作用的人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1902年11月14日，他发表那篇引爆后世称为“小说界革命”的宣言《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他尚因四年前那场失败的而流亡海外。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历数中国国民迷信愚昧、趋炎附势、奴颜婢膝、寡廉鲜耻、轻弃信义、权谋诡诈、苛刻凉薄、轻薄无行、沉溺声色，最终“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种种落后劣迹，罪魁只有一个：“惟小说之故”，因此“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在四年前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里，又将欧洲变革的原因，指为小说的巨大力量：“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尽管仔细查考各国政治史，很少有哪些实例证明小说在政治变革中起到了何种作用，与其说是小说促成时势，倒毋宁说是时势造就小说。以狄更斯为例，他的小说尽管揭穿了英国社会制度中黑暗丑陋的一面，但这些揭黑影射其实对英国的改革政策影响盖寡。譬如他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最早的中译本为1910年薛一谔、陈家麟合译的《亚媚女士别传》）对英国的官僚制度大张挞伐之前，著名的《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已经提出英国公务人员办法的革新措施；英国的狱政改革也早在《块肉余生述》之前，就已展开。很多狄更斯取材现实并运于小说中的黑材料，恰恰是改革过程中将过去的问题曝露出来的结果，然而狄更斯为了达到自己的艺术效果，宁肯将这些过时的材料当作社会的真实写照加以夸张讥讽。

从这个角度上讲，当林纾在《块肉余生述》译序将这一时期称为“英伦半开化时”，也可以说是大错特错。就在《块肉余生述》连载完的次年，大英万国博览会举行，整个英国都沐浴在进步时代的荣光之下，当然，那个被狄更斯讥讽为拒绝进步的“野蛮怪异之国”的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

因此，林纾心心念念的译西洋小说以救中国弊端的愿景，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手持中国规尺，按照中国方式为狄更斯裁剪一身中国外套。为了让他亲手为狄更斯裁剪的中国外套更加合身，林纾甚至还替狄更斯改动思想。

在《滑稽外史》的译序中，林纾指责狄更斯全书的关键人物，那位以虐待学童为能事的多斯博伊斯学堂（Dotheboys Hall，意译为“坑人子弟学堂”）的教习史奎尔斯“其事大悖常理”原因是“为中国所无”，所以“可以不论”。林纾辩称，在中国，教习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恰好颠倒过来“中国今日之教习，正患不能得生徒之欢，又何敢施其威福？中国学生之语教习曰：‘汝奴隶，待饲于我，我不特意，汝立行，汝妻子亦立馁！’而教习又多寒士，一见学生，已胆慑不敢出，其正直之言，讲堂之上，一听之学生，而教习特同木偶，即间有匡正，已哗然散学，必屏逐此教习然后已”。

在抱怨完一通中国学生如何作威作福欺侮老师的恶劣行径后，林纾慨叹“惜中国别无迭更司，别著一书，为学生正其谬戾”。

考虑到此时林纾正在京师大学堂执掌教鞭，而就在他为这本书写译序的一个多月前，无法无天的学生们，刚刚以暑气天热为由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考运动，据北京大学所藏档案记述，这群沸反盈天的学生“连日聚众礼堂，登台演说，喧嚣哄乱，并逼令监督撤去考试之谕，以至暑假，亦竟不考而即散学”，因此不难理解林纾站在老师一方义愤填膺为之辩白的原因，然而这种以己之意点评批判原著作者意旨的行为，很难说不是一种有意的冒亵。

狄更斯的中国种子

尽管林纾给狄更斯强套上一件中国外套的行为对原著是一种捆绑和束缚，但他起码给那时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不那么碍眼的阅读对象。他们大可以将狄更斯想象为西洋的司马迁和曹雪芹，毕竟从林纾的译著上来看，那些生活在伦敦的士绅淑女们口中吐出的，都与中国文士习惯的孟夫子和蒲留仙的语言所差无几，只不过名字冗长一些罢了。

从林纾翻译的《滑稽外史》开始，到《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因缘》等五部林译小说，再到1910年薛一谔、陈家麟合译的《亚媚女士别传》，1913年到1914年，狄更斯另一部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双城记》也被林纾的合作者魏易翻译出来，并连载在发起“小说界革命”的改良家梁启超主办的《庸言》上，题为《二城故事》，1918年，狄更斯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也以《旅行笑史》之名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除了《巴纳比·拉奇》《马丁·朱述尔维特》《荒凉山庄》《艰难时世》《远大前程》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外，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几乎被一网打尽。而狄更斯最受欢迎的短篇小说《圣诞欢歌》在1910年代有了四个译本：《鬼语》（《小说月报》，1912年3卷2号）、《钱虏忏悔录》（《墨海》，1913年12月1期）、《悭人梦》（《小说时报》，1914年1月21期）、《耶稣诞日赋》（《小说月报》，1915年5卷10号）——狄更斯的种子已经在中国播下长成，是等待读者摘果品尝的时候了。

撰文/李夏恩

俗语：“同日不结婚，同年需当心”，啥意思？夫妻同属相好不好？

相信很多人心中，都对婚姻有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憧憬。

寻找到一个一心人，两人白首不分离，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愿望啊。

但是，婚姻绝非儿戏，每一步都需要格外注意和谨慎。

老祖宗在这方面就替我们总结了很多的俗语，其中有一句就是“同日不结婚，同年需当心。”

这关系到了夫妻双方的属相以及生辰八字，那么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夫妻如果是相同的属相到底好还是不好？其他属相有哪些是相合的?有哪些又是不合的呢？

从字面意思来看的话，这句话就是说：如果男女双方恰好是在同一天出生的话，那么最好不要结婚；

如果男女双方在同一年出生的话，那么恋爱结婚则需要格外注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俗语呢？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在古时传统的婚姻礼仪中，不是如今的自由恋爱，而是父母之命。

另外结婚前还有一套完整繁杂的结婚流程，合称为“六礼”。

这其中“问名”这一礼仪，就是指男方在结婚前，会拜托媒人问出女方的姓名及生辰八字。

而“纳吉”指的就是将男女二人的生辰八字都送去占卜，以此来预判两人是否相合。

如果测出来是吉兆，双方就可以着手准备婚姻事宜。反之则自然作罢。

这种习俗在周朝时就已经出现了，以后历代大多沿袭，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这个习俗要追溯到人体的磁场以及生辰八字的原因上。

磁场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整个地球上有磁场，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有着不同的磁场。

虽然看不见也无法触摸，但它确实真实存在着。

磁场的好坏与强弱还时刻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心情等等，与我们密切相关。

如果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身上一般会有着相同的磁场。

而在磁场中，相似的磁场大多会相互排斥，不同的磁场才会更多相互吸引。

因此这样看来的话，同日出生的人因为磁场太过相近，就可能会相互排斥，爆发一些矛盾。

有些人会认为和对方同一天出生是一种冥冥之中注定好的缘分，是天定的姻缘。

但也有可能反而会因为太过相似而经常引起争吵，我们常常讲的恋爱需要双方互补其实也正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同日不结婚。

而关于同年需当心的原因，就涉及到了属相。

古人将十二年为一轮，将人们的生辰划分为以十二个动物命名的生肖属相年。

另外再结合十二天干地支，就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子鼠、丑牛、寅虎等等。

在哪一年出生都会有着对应的生肖。

而老祖宗认为，每种动物其实都代表着不同的性格特点，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年出生之人的性格特征。

比如生肖为龙的人，大多责任感强，喜欢独立思考；生肖为蛇的人，大多兴趣广泛，沉着冷静；

生肖为猴的人，大多聪明伶俐，好胜心强。生肖为鸡的人，大多处事果断，热情直率。

而正是因为生肖之间有着的不同性格，有些属相之间极为匹配，而有些属相则不合。

与人相处尚要看重缘分，作为要朝夕相处的夫妻，更是要极为看重这些。

每个属相都有与自己格外相配的属相，是大吉，自然也有与自己不配的属相，是大忌。

老祖宗认为同属相之人最好不要结为夫妻，因为性格太过相似，便有可能在生活中引发争端，这就是“同年需当心”。

除了相同属相不适宜结婚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属相也值得注意，他们同样不适宜在一起。

这些属相的结合被称为下等婚姻，也就是大忌。

比如属马和属牛之人不适宜结为夫妻，属马之人大多性格开朗，喜爱自由，不喜欢被约束。

而属牛的人大多性格固执，踏实谨慎，两个性格相差过大的人在一起久了也会爆发矛盾的。

属猪和属猴的夫妻婚姻不会太过长久，属猴的人大多聪明伶俐，好胜心强。

经常会冒出来一些古灵精怪的想法，而属猪的人则更偏向于低调做人，敦厚老实。

长此以往，如果两人无法互相理解，就会引发争吵。

属鸡和属狗的人也最好不要在一起。

这是因为属鸡的人大多热情直率，为人处世比较果断。

而属狗的人虽然真诚友好，但是容易满足，受性格的影响。

两人的价值观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分歧。

如果两个人的属相不合，那么八字就会相冲相克。

如果结婚会影响彼此的运势，还会经常爆发一些争吵，婚姻不会太长久。

有这么多不合的属相，当然也有一些极为相合的属相，这些属相的人如果在一起会有很好的效果。

比如属牛和属鼠之人是六合，也就是大吉相配的两个属相。

属鼠之人大多机敏谨慎，正好属牛之人宽厚包容。

两人在一起可以互补，一生幸福美满，家庭和睦。

属虎和属马之人就是良配，属虎的人大多喜爱冒险，不喜欢他人指点，而属马之人思维敏捷，与属虎之人很配。

这样的结合可以使得家中财旺运气旺，家中安宁，富贵又荣华。

而属兔和属羊的人乃是绝配，属兔之人大多言行举止优雅。

属羊之人大多温柔耐心，对人亲切，机敏的兔子和依赖性强的羊很是般配。

容易帮助对方成就个人的事业，家庭氛围良好。

当然，关于这种事情，其实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信则其为真，所求的不过其中一个美好的寓意罢了。

两个人在一起恋爱结婚，要考虑三观、家庭等等很多的因素，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八字不合就否决对方。

最关键最重要的还是彼此要真心相爱。

祝愿大家都能收获一份美满的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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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肖三合六合图解，居家必保存

大家好，大家可能都或多或少的在生活中听到过两个人属相和或者不和的民间传闻。两个人婚配也要找人看看生辰八字。今天我们不讨论八字，给大家讲一下关于生肖三合六合的关系及哪些生肖是合的哪些生肖是相冲的。

三合，就是三个生肖的吉配，三合比较适合自己做生意或者找伴侣合作伙伴的时候看一看生肖是否合，如果合则是事倍功半，如果不和，则是事倍功半。

三合局平时主要有四对。鼠猴龙，牛蛇鸡，虎马狗。兔猪羊。

六合，是六对生肖的配对。六合贵人一般指能提携或者暗中帮助自己的贵人，六合贵人一般是有利于自己的人。一般有以下几个属相。

六合局六对，鼠牛，虎猪，兔狗，龙鸡，蛇猴，马羊。

大家可能也对太岁平时也有所耳闻，太岁中有一种叫做冲太岁，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冲太岁的。冲太岁的几组冲的属相其实就是六冲。六冲其实就是十二地支的相冲。

六冲有六对，鼠马，牛羊，虎猴，兔鸡，龙狗，蛇猪。

六冲比较好理解，大家把十二生肖按一个圈写下来，会发现，今年是属鸡的正好对着属兔的。所及属兔的今年是冲太岁。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理解和查找的。

为了方便大家更容易看懂，我们把这些东西做成图表，大家可以保存下来，有需要自行查阅。

生肖属羊的人会和哪些生肖相配或者相克，你看看你有没有中招！

生肖羊是十二生肖中的一个，象征着温柔、善良和敏感。根据传说，生肖羊代表了和平、和谐和温暖的品质。在相配和相克的概念中，生肖羊同样也有与其他生肖相合拍和相克的特点。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探讨一下生肖羊与其他生肖之间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看看生肖羊与哪些生肖相配。传统上，生肖兔和生肖猪是与生肖羊最为相配的生肖。这是因为生肖兔与生肖羊拥有相似的温和、友善的性格，他们容易建立起互相理解和支持的关系。而生肖猪则能给予生肖羊稳定和宁静的感觉，他们彼此之间容易培养出浓厚的感情。

其次生肖马和生肖兔也与生肖羊相处得不错。生肖羊与生肖马都拥有温顺和敏感的性格，他们能够理解对方的需求和情感。生肖兔的温柔和善解人意的性格能够平衡生肖羊的多愁善感，使他们在一起更加和谐和快乐。

然而生肖羊与一些生肖相克。首先，生肖羊与生肖牛是相克的关系。生肖牛稳定、踏实，而生肖羊则感性和善变。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两个生肖在生活中出现摩擦和冲突。

另外生肖羊与生肖猴也是相克的关系。生肖猴具有活泼、机智的性格，而生肖羊则被认为是相对温和和腼腆的。这种性格差异可能导致互相之间的不理解和冲突。

此外生肖羊与生肖狗也相克。生肖狗忠诚、真诚，而生肖羊常常会感到不安和犹豫。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两个生肖在信任和理解方面出现困难。

总结起来生肖羊的性格特点使其与一些生肖相配，而与另一些生肖相克。生肖兔、生肖猪和生肖马都与生肖羊相配，因为他们能够互相理解和支持。然而，生肖牛、生肖猴和生肖狗与生肖羊相克，由于他们的性格差异和价值观的差异性。不过，这些是一种基于传统和民间信仰的说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经历，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和接纳他人，无论他们的生肖如何。

初心书我志 眷眷同学情——通县三中七三届三（9）班文化联谊会记

初心书我志 眷眷同学情

——北京市通县三中七三届三（9）班文化联谊会侧记

刘维嘉

2023年9月16日上午，30多位同学和老师，从四面八方齐聚通州区中仓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前来参加北京市通县三中七三届三（9）班的文化联谊会。

一

通县三中七三届三（9）班在班主任张启科的带领下，成为优秀的班集体，受到学校和上级的表彰。张启科老师是位老干部，从部队转业后，被安排到市里工作，1972年来到通县三中，一直在9班担任班主任，直到同学初中毕业。在他的教育下，全班同学养成了良好的品德，初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没有辜负学校的培养和老师的教诲，都在人生旅途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也为母校赢得了很多荣誉。后来，张启科老师来到通县氮肥厂担任工会主席直至退休。2020年11月，三（9）班同学建立微信群后，当联系张老师的时候，得知他已经在多年前离世。有的同学说：“如果张老师能参加我们班的聚会那该多好。”

从2020年元旦开始，三九班服务组每年都在微信群举办庆元旦、迎新春线上联欢活动。2021年5月，三（9）班举办了首次文化联谊会。服务组的几位同学在会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特别是制定了《三（9）班相聚的要求和方法》，规定了聚会活动的规则和注意事项；确定了“尊重、平等、和谐、健康、安全”这五项原则，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首次聚会结束后，服务组编写了《悠悠五十载 眷眷同窗情》一文，并将图文在今日头条发布后，产生了很大影响，阅读人数突破20万，这在诸多同学聚会中是不多见的。

二

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同学聚会暂时中断。尽管服务组多次在同学微信群举办线上活动，但仍然无法满足同学们相聚的愿望。

2023年5月，新冠疫情形势好转后，服务组开始策划三（9）班第二次文化联谊会。服务组在活动策划时，仍然坚持不要把同学聚会办成吃喝会，那样就会失去同学相聚的意义。同学聚会要比上次的文化元素更多，把同学聚会办成文化联谊会，突出文化色彩，也让大家的老年生活更有滋味儿。

为了办好这次文化联谊会，服务组做了精心筹划，起草了《北京市通县三中七三届三（9）班文化联谊会实施方案》等若干文件和材料。在饭店的安排上，尊重回族同学的饮食习惯，选择了清真饭店。在场地选择上，得到了通州区中仓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四级调研员王健的大力支持。活动场地在老城区，距离清真饭店很近，同学就餐很近，不用走很远的路，而且路上行走比较安全。

本次活动仍然采取报名参加的办法，便于活动的安排。除了因事因病请假的，共有29名同学参加本次活动，他们有宛瑞清、杨忠义、刘维嘉、杨崇亮、鲍桂云、刘宝荣、赵士新、孔维志、单洪玲、冯宝国、孔全力、高庆玲、马巧兰、曹凤珍、田芙艳、刘振江、贾秀荣、王玉萍、于化翔、郑亚男、唐 兴、吴小静、王文忠、张兰革、胡 勇、王秀芝、陈学忠、于亚先、高岳梅。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同学报名表演诗朗诵、器乐演奏、独唱等文艺节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9）班的这次文化联谊会，邀请到著名作家孙朝成、涂雯雯，著名广播剧作家刘康达，著名演讲家韩文林，著名书法家、诗人马国芬。他们的参与，让三（9）班的文化联谊会更加充满文学艺术色彩。

著名书法家马国芬于5月份，为参加三（9）班文化联谊会的全体成员每人准备了一幅书法作品，这些作品上分别有参会者的姓名和属相（甲骨文），得到了行家的盛赞。不仅新颖独特，而且很有收藏价值，这在诸多同学聚会中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6月份，著名京味儿作家文军得知三（9）班要举办文化联谊会，因在杭州女儿家，无法前来参加，特意赠诗一首《谁说同学之情不可以天长地久》，已经发到今日头条和采风网。

2021年5月，著名作家孙朝成专门给三（9）班写了唱词《同学聚会真快哉——写给通县三中七三届三九班同学聚会》，几位同学曾在首次聚会上倾情朗诵。2023年6月6日，孙老师再次给三（9）班写了诗歌《让久别后的重逢变成一次欢宴——写给通县三中七三届三九班同学聚会》。一位著名的作家给一个班的同学写诗、写唱词，这在诸多的同学聚会中也是绝无仅有的。9月14日，孙老师为与会人员每人准备好了一本新出版的个人专著《梨园诗选》，并逐一签字盖章。孙老师的夫人涂雯雯也表示由她朗诵孙老师给三（9）班新写的诗。

著名广播剧作家刘康达和著名演讲家韩文林为做好专题报告，做了精心的图文准备。刘老师主要讲述扫雷英雄杜富国的感人事迹，韩老师主要讲述《有一种精神叫马兰》。

在文化联谊会举办前夕，通州区中仓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四级调研员王健主任和保安郑建国忙着会场安排，从音响和大屏幕调试、灯光测试、视频播放、桌椅码放到室外车辆停放等都做了很周到的准备和安排。

郑亚男、刘振江、胡勇、张兰革、高岳梅等同学，克服了各种困难，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他们的辛勤努力和付出，为三（9）班文化联谊会的准时举办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

9月16日一大早，刘振江、胡勇、郑亚男、张兰革、高岳梅等同学早早来到会场，迎接老师和同学的到来。

活动中心保安郑建国早早打开了大门，还做好了灯光、音响、电脑等设备的准备工作。多面手的他从早上到文化联谊会结束，一刻也没时闲，为文化联谊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很多同学都提前一个多小时到达会场。大家如久别的亲人，格外亲切，拥抱握手，嘘寒问暖，合影留念。

与会老师和同学先后领到了特殊的礼物，一个是马国芬老师给大家准备的精美书法礼品。另一个是孙朝成老师签字盖章的新诗集《梨园诗选》。

韩文林老师刚八点多就肩背笔记本电脑来到会场，忙着做电脑的调试。刘康达老师也很早来到会场，做好了电脑测试和报告的准备工作。马国芬、孙朝成、涂雯雯老师也都早早来到会场。

老师间、同学间、师生间亲切交谈，拍照留念，感人的场面一幕又一幕。

四

上午九点半，三（9）班文化联谊会准时开始。高岳梅、郑亚男先后担任主持。

第一任老班长田芙艳在致辞中说：“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来了我们中学毕业阔别50年的第二次聚会。同学相见，感慨万千，因为我们亲如姐妹兄弟。同学之间的友谊，是一种躲不开的缘，越久越纯正，越久越甜蜜。我们这次相聚与众不同，五位文学艺术家的参与，让我们的聚会充满文学艺术色彩，具有更深的意义。能有这次相聚，我们要由衷地感谢服务组的同学们，是你们精心的筹划，周到的安排，热情的服务，才有了我们久别重逢的欢喜。”

孙朝成、马国芬两位老师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三（9）班举办文化联谊会给予高度评价，并给同学们送上良好的祝愿。

韩文林老师和刘康达老师先后给大家做了简短而又精彩的专题报告。

韩文林老师曾在马兰核试验基地工作十六年，教“核二代”，后来到通县三中教语文，是通州区红色记忆宣讲团成员，北京百姓宣讲团优秀宣讲员。他展示珍贵的历史照片，向大家讲述了当年马兰基地指战员、科技人员的感人事迹，是他们这一代人奉献青春和生命，才铸就了中国核盾牌，使我们的国家挺直了腰杆，有了底气。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的马兰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刘康达老师在做报告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是三中七三届，我是潞河中学六七届，赵永存、田晓芙、张文荣老师都教过我，咱们是同门弟子呀。五十年后咱们相聚，我能认识同门学友非常高兴。”接着他又说：“今天同学聚会主打文化主题很有特点。昨天北京文化论坛开幕，今天咱们是三九班同学文化聚会，好几位作家、书法家热情参加，咱们共同为北京文化、通州文化助力，非常有意义，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同学聚会。”

接着，刘康达老师讲述了排雷英雄杜富国的感人事迹，大家深深地被杜富国“你退后，让我来”的英雄壮举所感动。杜富国用血肉之躯保护了战友，自己却失去了双手和双眼，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刘老师说：“在好多人为自己捞钱的世风中，就应该大力讴歌为人民流血的英雄！我去云南等地采访和创作广播剧《扫雷英雄杜富国》，包括到多地作报告，就是想把英雄的精神，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向全社会传播，特别是向年轻人传播，我觉得杜富国这种精神，这种无私奉献、不怕流血牺牲，就是一种精神之钙。”

刘老师说：“同学们，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什么时候都有特别艰险的工作，就需要有特别勇敢的人去做。我们生活在和平安宁中，千万不要忘记，所以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我们要崇敬英雄，要学习弘扬英雄那种勇于担当的精神，担当起我们自己应该担当的那一份社会责任。”

最后，刘老师站起来激动地说：“凝聚了半个世纪的同窗情是有温度的，这温度就是真挚的友情、亲情，那就是爱，爱是人间的永恒的力量和希望，爱是人间永恒的珍宝。”

在文艺表演环节，吴晓静朗诵了毛主席的诗词《长佂》；

胡勇演奏了电吹管独奏《怀念战友》；

于亚先和马巧兰先后表演了二重唱《敖包相会》和京剧《沙家浜》选段《军民鱼水情》；

唐兴演唱了歌曲《转身再无那少年》；

涂雯雯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孙朝成老师专门写的《让久别后的重逢变成一次欢宴——写给通县三中七三届三九班同学聚会》这首诗，把文化联谊会推向了高潮。

文化联谊会结束后，大家来到院外主席台前，由郑建国为大家拍摄了集体合影，记录下这份浓浓的情意，充满温度的回味和最珍贵的时光记忆。

三（9）班同学期盼已久的同学文化联谊会，虽然完美地落下了帷幕，但激动人心的场面仍然在同学的脑海里浮现，令人难忘。昔日的同学情，经过五十年的积淀，已经变成兄弟姐妹情，在彼此的牵挂中，我们即将进入古稀之年。争取年年相聚，不仅能让我们延续同学情，还能让我们的老年生活更有滋味儿，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缘分的必然，让我们期待再次相聚的那一天。

附：

让久别后的重逢变成一次欢宴

——写给通县三中七三届三九班同学聚会

孙朝成

同学聚会的时候，是难忘的时候

每个人心里，该揣着怎样的期盼

同学聚会的时候，是欢乐的时候

多少年未见，会发生怎样的情缘

同学聚会的时候，是轻松的时候

敞开了心扉，会有怎样的交谈

同学聚会的时候，是感慨的时候

多少动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同学之间

同桌的你，是否还是那样好动

放学的路上，曾有多少追逐与呼喊

幽默的你，是否还是那样神侃

你起的绰号，至今还挂在同学嘴边

马虎的你，是否还是那样随便

饿了的时候，就去抢同学的午饭

聪明的你，是否还是那样钻研

肃静的考场上，为同学偷偷传递答案

同学这个称号，让一种记忆变得那样久远

重逢的惊喜，笼罩着一张张笑脸

同学这个称号，让一段时光变得那样珍贵

倾心的交谈中，该生出怎样的感叹

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已不再年轻

目光中的真诚,仍然是那样温暖

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已饱经风霜

生活的河流中,都掀起过怎样的波澜

当年的秘密，今天可敞开交谈

忘情的拥抱中,传递着万语千言

曾经的误会，今天不必解释

岁月让友谊经受了一次次考验

曾经的谜底，今天不必揭开

让心灵保存一份青春的奇幻

曾经的恋人，今日的夫妻

爱情的盟约，依旧那样庄严

曾经相恋，后又分手

如今却成了合作伙伴

说吧，说你曾经踏平的坎坷

说吧，说你曾经穿越的艰难

说吧，说你抚育出多么优秀的儿女

说吧，说你创造出多么惊人的震撼

老去的是岁月，那是我们青春的积淀

蓦然回首，都曾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年轻的是友谊，也是最重的珍惜

我们都曾用奋斗，描绘人生的画卷

一路走过来了，还能认出当年的面容吗

虽两鬓风霜，却依然有不悔的青春在闪

一路走过来了，还能记得当年的承诺吗

虽分别多年，却依然有不改的依恋在现

同学，这该是怎样一种亲切啊

让重逢的喜悦将酒杯一一填满

同学，这该是怎样一种情谊啊

让久别后的重逢变成一次欢宴

或许，还有泪语盈盈的回忆一串又一串

或许，还有目光暖暖的激动一闪又一闪

还有生活中永不枯萎的诗意在飞扬

还有魂梦中永不褪色的浪漫在弥漫

重逢的欢乐是那样地难忘啊

让我们的期盼久久地相连

重逢的感悟是那样的深沉啊

昔日播种，今日开镰

拍一张合影照吧，让友谊与友谊紧紧相挽

建一个微信群吧，让思念与思念时时相见

在悠然的乐声中翩翩起舞吧

笛管丝弦是我们解不开的情缆

且将同学聚会当成一个节日吧

让我的诗句变成连接心灵的花环

作者简介：

刘维嘉，笔名运河雄鹰。1956年1月出生于北京市通州区。

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写作学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理事、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北京市通州区政协文史委特邀委员。

现任北京市残疾人写作学会副会长，北京通州中仓文学社副社长，河北省采风学会第一分会会长。

部分散文入选《中国散文大系》（抒情卷、旅游卷），《美哉天下•中国旅游散文优秀作品选》《＜散文选刊＞全国散文奖获奖作品集》《观音山杯美丽中国征文》《中国最美散文》《北京大运河的浪花》等30多部文集。至今已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散文家》《北京作家》《北京纪事》《当代人》《散文百家》《散文选刊》《唐山文学》等百家媒体发表作品数十万字。

著有《滋味儿》等四部散文集，分别被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通州图书馆、通州档案馆、浩然文学纪念馆等永久收藏。

获得首届“林非散文奖”最佳散文集奖，第五届全国人文地理散文一等奖，《人民文学》杂志社等共同举办的第六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海内外游记征文大赛优秀奖，第三届河北文学艺术“彩凤奖”散文组一等奖，2019年京津冀残疾人文化交流活动散文类一等奖，首都残疾人事业好新闻通讯类一等奖，第七届“文荟北京”群众文学创作散文集奖二等奖等40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