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守六宫打曹营是什么生肖(将守六宫打曹营指什么生肖)

三国演义中的这4个名人，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是谁？

三国演义，是根据三国这段历史塑造的一部小说，其中刻画了数百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而且对他们的生平、结局都做了交代，但这4位名人，最后却消失地无影无踪，下场不明。

一、貂蝉

貂蝉是我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

其他三大美女：杨贵妃，是唐玄宗的宠妃，唐代宫廷音乐家、舞蹈家，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形容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755年，大唐爆发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往蜀中避祸，途经马嵬坡时，又累又饿的士兵发生哗变，逼迫唐玄宗处死了杨贵妃。

西施，是战国时期的越国美女。公元前494年，越国被吴国击败后，越王勾践就选择臣服吴王夫差，还给夫差做了三年的奴仆。在此期间，勾践为了迷惑和讨好夫差，将越国第一美女西施进献给了吴王。这之后，吴王夫差就沉迷酒色，不思进取，而勾践获得吴王夫差的信任，被放回国内后，就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让越国日益强大了起来，最后发动战争，灭掉了吴国。

吴国被越国击败后，吴国夫差选择了自杀。西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跟随越国范蠡泛五湖而去。

王昭君，汉元帝时期的宫女。王昭君倾国倾城，国色天香，是一个大美人，但在深宫见不到汉元帝，无法受宠，让其黯然神伤，郁郁寡欢。王昭君不愿意在深宫孤独终老，于是主动要求去匈奴和亲。王昭君作为汉朝的和亲公主，嫁给了匈奴呼韩邪单于，换来了两国数十年的和平。

貂蝉是古代四大美女中，唯一虚构的人物。三国演义中，貂蝉是司徒王允董卓的养女。东汉年间，汉灵帝去世后，将皇位传给了儿子汉少帝。汉少帝年幼，迎来了外戚和宦官的争权。大将军何进和十常侍内斗，导致两败俱伤，被董卓抓住机会，率兵入京，控制了汉少帝和朝堂。

不久后，董卓大逆不道，杀害了汉少帝和何皇后，这引发了天下人的愤慨。袁绍、曹操等地方诸侯起兵讨伐董卓，但由于十八路诸侯出工不出力，导致讨伐行动失败了。各路诸侯失败后，忠于汉室的司徒王允，决定自己动手除掉董卓。年迈的王允，只身去刺杀董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他使用美人计，将自己国色天香的养女貂蝉介绍给了好色的董卓和其义子吕布。

董卓和吕布为争夺貂蝉爆发了矛盾，最终王允挑拨吕布杀了董卓。董卓死后，其手下将士李傕、郭汜率兵攻打长安。吕布被李傕、郭汜等人击败后就率部逃离了长安，王允则被西凉军杀害。

董卓死后，吕布也成了一路诸侯，貂蝉一直跟随吕布生活。后来，吕布被曹操击败并生擒。吕布因为有杀害义父丁原、董卓的劣迹，曹操不敢留他，将其处死了。吕布手下的谋臣、将领，陈宫、高顺、张辽、臧霸都被曹操俘虏。陈宫、高顺不敢投降曹操，被曹操处死了，张辽、臧霸选择归顺了曹操，最终成了曹营名将。貂蝉也被曹操俘虏了，但至此其就下落不明了。

二、徐庶

刘备被曹操击败后，就来到荆州投奔同宗兄弟刘表。刘表让刘备率部驻扎在新野。在这期间，徐庶化名为单福，前来投奔刘备，并做了刘备的军师。曹操得知刘备在新野驻军后，就派曹仁统兵攻打刘备。在徐庶的出谋划策下，刘备两次击败了曹仁，还在徐庶的设计下，夺取了樊城。

曹操得知，刘备得到了顶级谋臣徐庶，在他的帮助下多次击败曹仁后，就派人将徐庶的母亲掳至许昌，然后模仿其母亲的笔迹给徐庶写了一封信。徐庶为了救母亲，只能离开刘备去曹营。

临走之前，徐庶为了报刘备的知遇之恩，将好友诸葛亮推荐给了刘备。徐庶到曹营后，其母亲非常悲愤，为了避免自己成为曹操威胁儿子的筹码，徐母选择自杀了。母亲死后，徐庶发誓终身不为曹操进言献策。赤壁之战时，徐庶识破了庞统的连环计，但他对母亲之死耿耿于怀，并没有告诉曹操。曹操用铁索将自己的战船相连，被周瑜一把大火烧掉了，输掉了赤壁之战。

在此期间，在庞统的建议下，徐庶制造谣言说西凉马超、韩遂起兵造反，偷袭许昌。当时，是曹操和周瑜对峙的关键时刻，他分身乏术，徐庶主动请命，为曹操率兵去抵御马超、韩遂。曹操给了臧霸、徐庶数千兵马，让他们去讨伐马超、韩遂。徐庶乘机逃离曹营，从此下落不明。

三、蒋干

蒋干是曹操手下的谋士。

曹操灭掉北方的袁术、袁绍、吕布等对手后，就率兵南下，准备灭掉荆州刘表、江东孙权，统一天下。恰好当时刘表去世，他的儿子刘琮，害怕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率荆州之兵归顺了曹操。

当时的江东，也是人心惶惶，张昭、诸葛瑾等大臣，纷纷劝说孙权归顺曹操，但鲁肃、周瑜等将领主战。孙权也是个很有志向的君主，他不愿意做曹操的臣子，最终采纳了周瑜、鲁肃等主战派的意见，决定联合刘备一起对抗曹操。当时刘备实力较弱，不成气候，对曹操构不成威胁，而孙权，在军事上主要靠周瑜，如果将周瑜劝降，孙权就断了臂膀，难以和曹操抗衡了。

曹操手下的谋士蒋干，和周瑜是同窗好友，所以曹操派蒋干去做说客，给自己劝降周瑜。蒋干第一次到江东，周瑜设计，让其误以为跟随刘琮投降曹操的蔡瑁、张允这2位水军将领，和周瑜暗中勾结，准备背叛曹操。曹操得知此事后，一怒之下杀了蔡瑁、张允。蔡瑁、张允是曹操仅有的2位水军将领，也是最让周瑜害怕的2位将领。杀了他们后，曹操才明白自己中计了。

第一次失败后，蒋干不甘心，又说服曹操让自己第二次去江东劝降周瑜。这一次，周瑜在蒋干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周瑜先让自己的谋臣庞统去投奔曹操，给他献计，让曹操将自己的战船用铁链相链，便于不识水性的士兵操练。然后让手下将领黄盖，遭受委屈后背叛自己，去投奔曹操。黄盖通过蒋干和曹操联系，约定投降时间。曹操满心欢喜地等待老将黄盖投降自己，等来的却是装满稻草，熊熊燃烧的船只。曹操的战船也被其引燃，损失惨重。

曹操赤壁兵败后，坑惨他的蒋干，就下落不明了，想必即便其没被曹操杀掉，曹操也不敢用他了。

四、马岱

马岱，是马超的堂兄弟。

马超在潼关之战中被曹操击败后，就带着马岱投奔了汉中的张鲁，不久后，又转投到了刘备帐下。

蜀汉五虎上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相继去世后，魏延成为了蜀军中的第一名将，但他性格强势，不好控制。同时，魏延和蜀军中的不少人还存在矛盾。诸葛亮北伐时，魏延为其献上了子午谷奇谋，诸葛亮觉得风险太大，没有采纳，这让魏延不满，经常抱怨诸葛亮胆怯，他在诸葛亮手下不能用尽其才。诸葛亮爱惜人才，宽厚大度，也从未因此事和魏延计较。

魏延对诸葛亮有不满之处，但总得来说，诸葛亮的才华和威望都能震慑住魏延，使其不敢造次，而蜀军中的其他人，就驾驭不了魏延了，这也是诸葛亮最为担忧之处。诸葛亮在第六次北伐期间，病逝五丈原后，蜀军中的杨仪等人要按照诸葛亮的遗言撤军，魏延不听，要继续北伐。

为此，魏延和杨仪爆发了内斗。

诸葛亮在临死前，预料到自己去世后，魏延可能会不听从调遣，甚至造反，于是安排马岱防范魏延。魏延和杨仪爆发矛盾，即将要兵戎相见时，马岱按照诸葛亮的嘱托，趁其不备，杀了魏延。

马岱杀了魏延后，自己也下落不明了。可能是马岱担心魏延的部将、亲友打击报复，选择隐退了。

奇门遁甲来源于军事上的排兵布阵

(一)古代三式之一

“太乙”、“奇门”、“六壬”合称“三式”,是我国传统预测学中最高层次的预测学,

历史上都是由国家司天监、可天台、太史令等掌管天文、历法、军国大事的

少数人所掌握据说,“太乙”以占测君国大事、自然灾异为主,“奇门”以占测行军

制敌为主,“六”以占测日用百事为主。之所以叫做“式”,乃因为这三种预测方法,

都是用特制的式盘来进行推演的。这一点,不仅在大量古籍史料中有记载,而

且有出土文物为证。如安徽阜阳县双古堆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

“三式”的构成,均离不开天干、地支、河图、洛书、八卦、象数，因而都源自

易学,其创制大约都在春秋战国时代。其中“奇门”,全称“奇门遁甲”。据有的学

者考证,奇门遁甲在周秦时期叫“阴符”,汉魏时期名“六甲”,隋唐宋称“遁甲”明清

以来才叫“奇门遁甲”。

奇门遁甲,简称“奇门”或“遁甲”。按时间又分年家奇门、月家奇门、日家奇门、

时家奇门;按推演方法,又分为活盘奇门遁甲(排宫法),飞盘奇门遁甲(飞宫法);

按用途又分为数理奇门法术奇门。数理奇门主要用于预测,法术奇门将奇门

与道家法术相结合夹杂了许多神秘和虚妄的东西。前者流传下来的代表性著

作是《烟波钓叟歌》后者是《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简称《六阴

洞微真经》。

为了使广大读者都能了解奇门遁甲的预测原理及其操作方法,促进对这一传统

文化的研究,本文只讲流传最广泛、实用性最强的时家奇门、活盘奇门遁甲(排

宫法)数理奇门。

（二）奇门遁甲源军事上的排兵布阵

奇门遁甲这种预测方法产生于什么时代?来源是什么呢?至今学术界尚无定论。

我认为,虽然其产生的具体年代不好确定,但是,它源于军事上的排兵布阵,应该

是没错的。

首先,有流传下来的著述为证。先秦时期兵家代表作《孙子》一书卷四形篇中

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唐代李筌在注解这一句话时说:“《天一遁甲经》云:九天之上可以陈兵,九地之

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时干。后一所临宫为九天,后二所临宫为九地。地

者静而利藏,天者动而利动。故魏武不明于遁，以九地为山川，九天为天时也。

夫以天一太乙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经云:知三避五,魁然独处。能知三

五,横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诸咎,则其义也。”(注:天一,指奇门遁甲;太乙,指太

乙金镜式。知三避五,三指开、休、生三吉门五指其余五凶门,即伤门、杜门、

景门、死门、惊门。李筌在这里,就是用奇门遁甲来注解孙子这句话,而且批评

曹操(魏武帝)不懂奇门遁甲,误把奇门遁甲神盘中的“九地”解释为山川,“九天”

解释为天时。显然,李筌认为奇门遁甲是用于战争的。

李在他辑录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九《遁甲》章中说:经云黄帝征蚩尤七

十二战而不克,昼梦金神引领长头元狐之装而言曰:“某,天帝之使,授符于帝。”帝

惊悟,求其符不得。乃问风后、力牧。力牧曰:“此天帝也。”乃于盛水之阳,筑坛

祭之，俄有元龟巨鳌从水中出,含符致于坛而去。似皮非皮，似绨非绨,以血为

文,曰:“天乙在前,太乙在后。”黄帝受符再拜，于是设九宫置八门,布三奇六仪

为阴阳二遁,凡一千八十局，名曰天乙遁甲式,三门五将具,而征蚩尤,以斩之。

(注:天乙指奇门遁甲，太乙指太乙金镜式;三门指开、休、生三吉门;五将当指除

元帅甲子外的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五员大将。)

宋初宰相赵普辑录的《秘藏通玄变化六阴洞微遁甲真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昔蚩

尤作乱,黄帝频战不克,帝曰:“闻伏羲治天下无兵,今量尤一庶人,生妖气,找而无功,

战而不克吾之过矣。忽目前五色云从空而下,云中有六玉女持书,出二童曰:“奉九

天玄女圣命,送《遁甲符经》三卷,告以伐之,愿传。此文乃天地福祸是八卦之吉

凶,辨风云之变动,识气候之成败,观日月之盈亏,论阴阳之顺逆,晓星辰之咎,知人情

之胜负，此术乃万变万化之法也。帝乃长脆而受之。帝遂开函,得《阴符经》三

卷。上卷乃神仙炼丹抱一之术,说长生之法;中卷安邦定国,抚安王民之法，下卷论

战伐之事。遁甲者,乃玄女之法。帝得之,而设坛造印、剑、令依此，战蚩尤于涿

鹿之野、尔后厥胜。

赵普在其所撰《烟波钓叟歌》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概括:

轩辕黄帝战蚩尤,涿鹿经年苦未休。偶梦天神授符诀,登坛致祭谨虔修。神龙负图

出洛水,彩风衔书碧云里。因命风后演成文,遁甲奇门从此始。

以上典籍都载明,奇门遁甲源于黄帝战尤之时,由天神传授给黄帝,黄帝命其军师风

后整理成文字。这种行文方式,显然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等一

批托名黄帝的著述相一致,由此,再结合易学中八卦、九宫、河图、洛书、阴阳五

行等易学符号语言产生成熟的时代,两相对照,断定奇门遁甲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恐怕是比较妥当的。

再者,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战争频繁,奇门遁甲正是适应战争中排兵布阵、克敌

制胜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所谓黄帝战蚩尤不下,九天玄女授予《遁甲阴符经》云

云不过是为了神秘其术而己。

正因为它产生于或萌芽于春秋时期,才会在春秋末期我国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子的

兵法著作《孙于兵法》一书出现上述记载。

其次,我认为奇门遁甲的格局,实际上就是排兵布阵的阵法。

有的专家考证,三国时诸葛亮演练的八阵图、八卦阵,实际上就是洛书的九宫格,即

“戴九一，左三右七，四二为肩，八六为足”的一个三阶幻方(见图一)。

这个从一到九，九个数字的排列,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奇数1、9、3、7、占

北、南、东、西四正位,偶数2、4、6、8均占斜位,即西南、东南、西北、东北;

二,不论沿正方位还是沿对角线,每三个数字的和都是十五。

如果按照这种数理格局来配置兵力、演练阵法,显然有几大妙处:

一、每个方向、方位、方面兵力布置均相等,即都是15或15的倍数,比如150,

1500,15000,等等这样没有薄弱环节，敌人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都会遇到几乎

相同的兵力。

二、从一到九的行军路线走的是一条类似横∞字形的宇宙螺旋气场,符合人进入

功能状态后所走的罡步,这种旋气场中心或是罡步的中心,形成一个稳定的隐蔽

地带,便于保护军队指挥机关或主帅不受敌人袭击。这种步法,笔者1991年5月

在成都参加中国首届民族神秘文化研讨会期间,曾亲眼目睹过。当时一位研究

符咒的四川省社科院学者,一旦进入气功态或画符之前,都会身不由己地走出这

种九官八卦阵来。

三、这种从一到九或从九到一的演练兵力的格局，既然是一个幻方、魔方,它

就好似迷魂阵一样,从外边看起来眼花缭乱,九支部队不停地更换方位,使敌人摸

不着头脑,看不见主帅,无懈可击;而在我一方,又可随时选择有利的时间有利的方

位,向敌人发起进攻,或者突围,或者退却。

现代数学工作者,依据九宫八卦这个三级幻方,可以排列出四级幻方、五级幻方、

六级幻方、七级幻方乃至千级、万级的幻方。1992年在安阳召开的周易与会

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位数学工作者背去了用电脑计算打印出的重二、三

十斤的数学幻方图，这些数学幻方,一类是偶数级的,可以叫做偶阵图,一类是奇

数级的,可以叫做奇阵图。如每个方向四个数字相加其和均为59的四级幻方偶

阵图(见图2)和每个方向七个数字相加之和均为175的七级幻方奇阵图(见图3):

春秋战国时期、两汉和三国时期的军事家们,是否能像现代数学工作者在九官八

卦这个三级幻方的基础上排列出这么多复杂的奇阵图、偶阵图,我不敢断定。但

现代数学工作者在此三级幻方基础上能排列组合出成千上万级的幻方、魔方,则

足以证明这个三级幻方的九官八卦图有着很科学很值得研究的数学原理在里边。

古代军事家在九官八卦阵的基础上,根据天时、地利、人和这三种制约战争胜负

的主要因素,逐步完善它发展它，使奇门遁甲从最初只是一种演练部队的阵法,发

展成将天时地利、人和以及某种自然界尚未认识的神秘力量综合在一起以便预

测决策战争的“秘密武器”、“神秘工具”。

这些军事家,可能包括姜子牙、孙武子、孙膑、张良、陈平、诸葛亮、李靖、郭

子仪、赵普、刘伯温等人。由此奇门遁甲逐步成为一种预测方法,所以后来就不

限于军事上使用,也逐渐被民间采用,用于预测疾病、事业、农业、商业等等各类

事物。

(三)诸葛亮借东风的奥秘

在流传至今的众多有关奇门遁甲的著述中,有三部书都标明为“诸葛武侯原著,刘

伯温校订”,这就是《奇门遁甲统宗大全》《奇门秘笈全书》和《诸葛武侯奇门丁

甲大全》。

学者们多数认为这三部书都是后人伪造、托名诸葛亮的。不仅如此,一位研究奇

门遁甲的学者甚至提出诸葛亮根本不懂奇门遁甲,不然,他怎么会在《隆中对》中

建议刘备把根据地建在西蜀这一块按中国地理方位属于坤宫死门的地方呢?中国

历代统治者统一天下,几乎都是从西北开门创业,并始终抓住开休生三生门,而逐步

取得成功的。

这一论点,笔者不敢苟同。

第一《诸葛亮集》中《上先帝书》一文曾载:“臣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

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洛城之分主子将帅多凶少吉。”这证明诸葛亮懂得太乙

术。一般懂太乙术的人,也懂奇门遁甲。如前文所述“天乙在前,太乙在后。”而流

传下来的八阵图,如前所述,正说明诸葛亮懂得奇门遁甲。

第二,为刘备选择西蜀这块根据地,不足以说明诸葛亮不懂奇门遁甲,因为奇门遁

甲只是一种预测的工具,它的应用必须结合实际。诸葛亮出山之时,曹操已经统

一了北方，势力最大,江东已为孙权占据,也有相当实力,只有刘备最弱,尚无立足

之地,而此时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是其薄弱环节,刘备只有选择薄弱环节先觅立足

之地才是上策。况且,按照奇门遁甲中五宫寄坤二官的办法在当时这种客观形势

下,为刘备占领中原统一天下着想也只有先寄于坤二宫,如此,一者符合置之死地

而后生的兵法策略;二者西蜀离西北开门最近,第一步先占领西蜀作为根据地，第

二步就可以就近夺取西北开门之地,从而进军中原了。观诸葛亮在西蜀立稳脚跟

之后,六出祁山,以及他死后姜维九伐中原,都是在力图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只不过

由于种种原因使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理想没有实现罢了。但毕

竟实现了他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第一阶段计划。

第三,奇门遁甲只是一种预测方法,一种思维模式,运用得恰当,可以帮助决策,取

得一定效果,但决不是“万能法宝”,更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因而一个

人掌握了奇门遁甲,并不能保证他一定取得胜利。这是我们对任何学术、任何

技能应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观。

第四,解剖《三国演义》一书中所载诸葛亮借东风一事,可证明诸葛亮是精通奇

门遁甲预测术的。

《三国演义》写赤壁大战中,庞统献连环计,使曹操把战船连在一起,周瑜欲用火

攻。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晚上,月明星稀,曹操在战船上横槊赋诗,踌躇

满志。升帐谓众谋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风雏妙计。铁索连舟,果然渡江如

履平地。”程昱曰:“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

”操大笑曰:“程仲德虽有远虑,却还有见不到处。”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

故笑之?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

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若是

十月小春之时,吾早已提备矣!”(《三国演义》第48回)

可见曹操对天时、地利是做了充分考虑的。周瑜利用庞统向曹操献连环计,起

初认为用火攻不存在问题,但当他站在江南岸山顶上观看曹营水寨时忽然狂风

大作江中波涛拍岸,一阵风过,刮起旗角于周瑜脸上拂过使他猛然醒悟此季节只

有西风、北风没有东风、南风,怎么能用火攻呢?于是突然往后一倒,口吐鲜血,

不省人事。从此卧病在床,发起愁来。诸葛亮前去探望,屏退左右,密书十六个字

日:“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写毕,递与周瑜日:“此都督病源

也。”瑜见了大惊,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所以实情告之。乃笑曰:

“先生已知我病源,将用何药治之?事在危急,望即赐教。”明曰:“亮虽不才,曾遇异

人,传授八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将此句删去了,这

是不应该的)都督若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屏山建一台,名曰七星坛。高九尺,作三

层,用一百二十人,手执旗幡围绕亮于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助都督用兵

何如?”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风,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迟缓。”

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风,至二十二日丙寅风息如何?”瑜闻言大喜,矍然而

起。便传令差五百精壮军士,往南屏山筑坛,拨一百二十人执旗守坛,听候使令。

孔明于是在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上到坛上开

始作法祭风。孔明一日上坛三次,下坛三次,却并不见有东南风。是日看看近夜

,天色晴明,微风不动。一直到将近三更时分,忽听风声响,旗幡转动。周瑜出帐

看时,旗带竟飘西北时间东南风大起待东南风大起之后,诸葛亮早下坛到江边,

乘赵云前来接应的小船离开周瑜营寨,回刘备所在夏口去了。《三国演义》第49

回

这里对诸葛亮利用奇门遁甲借东南风一事写得十分详尽,不仅有具体方法和

细节,而且有具体的年、月、日、时,这样就为我们剖析诸葛亮是否懂奇门遁

甲以及借东风到底只是小说家的虚构还是实有可能,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我不揣浅陋,试着解析一下这个千古之谜。

查万年历,建安十三年为公元208年,年千支为戊子,冬十一月为甲子月,农历二

十日为甲子日,二十一日为乙丑日二十二日为丙寅日。

第一天甲子日无风,第二天乙丑日,从丙子时末开始有风,到丁丑时东南风大

起。我们不妨用时家奇门的方法,测一下这个乙丑日丁丑时的天气状况。

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乙丑,宜在冬至节前后,无论用置闰法定局,或拆补法定局,

按符头甲子,子、午、、酉为上元,则属冬至上元,应用阳遁一局来测算。

丁丑时属甲戌旬,说明甲戌已在地盘二宫值班,因而与地盘二宫对应的天盘天

芮星为值符,人盘死门为值使。到丁丑时,值符天芮星运转到七宫,值使死门

运转到五宫,寄二宫,天辅星运转到九宫,天英星到二宫。现将丁丑时阳遁一局

的奇门格局列在下边:

测天气,以天辅星为风,以天英星为火,二者旺相主风晴。此时天辅星落九宫,

木生火,为我生之宫,为旺相主有东南风。天英星落二宫,火生土,也为我生之

宫,为旺相，主晴天。离九宫又呈现出辛加乙的格局,这叫白虎猖狂,主有大风。

八神盘上的白虎落震宫,也主有东风。总之,综合这几点,不难看出此时会出现

东南风大起的天气。

同时,甲子旬中戌亥空,西北方日干落空亡,为孤地西北方乾位所在六宫又出现

丁加癸、雀投江的凶格,很不利曹操一方。

再者,按阳时利客的原则,丁丑时为阳时,先动者有利,所以周瑜首先发起进攻,

借助东南风,采取火攻,终于取得赤壁大战的胜利。

由此可见,诸葛亮筑七星坛施法术借东风只是个形式,实际上他运用奇门遁甲早

已预测出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起必然要大刮东南风的天气状况。当然,也不排

除,诸葛亮是将数理奇门与法术奇门综合运用，他确信法术奇门也是有效的。

由此,也会明白,所谓草船借箭,也是诸葛亮事先预测出那夜江上必有大雾,所以

才采取这一措施的。只是《三国演义》一书中没有写明具体时间,故而难以

验证。但诸葛亮讲得明白。当他在鲁肃陪同下,用二十只船从曹营“借来”十余

万枝箭时,鲁肃问道:“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雾?”孔明曰“为将而不通

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

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见《三国演义》第46回)

这时,有的读者也许会提出,三国演义》只是历史小说,并非信史。考诸历史,究竟

如何?

查陈寿所撰《三国志》中《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蜀书·诸葛传》和

《昊书·吴主传》《书·周瑜传》等史料,所记赤壁之战的大体时间和主要情节,均

与《三国演义》一致,在《周瑜传》中不仅有黄盖诈降的情节,而且说:“盖放诸船

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明显说明有东南大风相助。只可惜没有具

体月、日、时辰,也没有诸葛亮借东风的细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火烧

战船的时间写得如此具体、详尽,而且与实际天气相符,这说明他一定是有根据的,

并非凭空杜撰。

从以上几点看出,诸葛亮应该是懂奇门遁甲的,并在军事行动中会加以运用。至于

流传至今署名“诸葛武侯原著”的三部有关奇门遁甲的书是否确系他的原著,倒不

一定。我也认为,后人伪托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正史和诸葛亮文集中没有任何记载。

古人如何节俭过日子

李鸿章题对联：“歌德惠化速邮置 尚节俭志絜羔羊”

赵佶《文会图》（局部）

孔府忠恕堂“居家思俭”联

《曾国藩与弟书》片段：“位不期骄，禄不期侈”

“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千百年来，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奠定了中国文化丰厚的节俭传统。在国家治理与国家建设中，在千家万户的家风家训中，这种节俭传统代代传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成由勤俭破由奢”

《群书治要·汉书》云：“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书中给出了答案：“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意思是太平盛世不再的原因有二：一是统治者凭借着自己的私心、喜好来治理国家，二是奢侈盛行而抛弃了仁义。历史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就是过“紧日子”过出来的。

西汉“文景之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提倡节俭，严禁浪费。文帝在位20多年，宫室园林、车马侍从，均无增加。文帝想做一个露台，预算下来，要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便放弃了。景帝也不断减少自己的开支，从不接纳也不许地方送奢侈品，否则以论，并要求各级官吏“务省徭费以便民”。文景二帝常穿粗衣，后宫宫女也不准穿拖地长衣，帷帐不准用贵重的丝织品。皇帝带头节葬，遗诏治丧期间不准影响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不准用贵重的物品陪葬。这样，国家的开支缩减，官僚贵族不敢滥取民财、铺张浪费，人民负担大为减轻，社会上出现了流民还田、人口迅速繁衍的局面。“文景之治”治什么？概括说来，就是治奢、治军、治霸，贵粟积贮，休养生息。

东汉“光武中兴”同样如此。光武帝有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成风等积弊，格外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一方面薄赋敛，实行减税降费。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税制。另一方面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一方面减并机构，在减税的同时，光武帝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另一方面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中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唐代的“贞观之治”正是得益于厉行节俭的警钟常敲，给后世留下了很好的榜样。李世民亲身经历隋朝兴亡之速，反思其原因时，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因而，“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伟者皆令毁之”。

《贞观政要·论俭约》记载了唐太宗的很多故事，其中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大兴土木，都必须要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凿九山，通九江，耗费人力巨大，却没有人抱怨，因为民心所向；秦始皇营建宫室，人民都反对，因为秦始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违背了民心。朕现在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木等都已经准备就绪，但想想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再兴建了。古人曾说：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了有益之事。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李世民牢记“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的教训，锐精为政，崇尚节俭。为节省宫中的费用，一次就释放宫女三千。还禁止地方官进贡奇珍宝物，并严厉禁止厚葬。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整修洛阳的乾元殿，以供日后游乐之用。给事中张玄素极力反对：“陛下当初攻下洛阳时，曾下令烧了此殿，是因为要以炀帝奢侈丧国的事实引以为鉴。现在，十年的时间还没有过去，陛下怎么就忘记了呢？”太宗听了，叹息一声，承认自己考虑不周，停止了工程，并赏给张玄素彩绢二百匹。后来，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太宗还说：“若不是张玄素，朕恐怕要做出违背初衷的事情来了。今后去洛阳，即使露宿野外，朕也不会再做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太宗常说，人君做到居以淡薄，行以从简，示范于国人，就能养成天下人节俭的淳厚风俗。他患有“气病”，不宜居潮湿地方，公卿奏请在高地建一寝宫，被他以“糜费良多”为由拒绝。左右“固请之于再三，竟不许”。他在《帝范》家训中告诫太子李治：“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在唐太宗的倡导、力行“戒奢从俭”下，“茅茨土阶”“恶衣菲食”成为君臣共同信奉的品德，贞观年间出现了一种好风气，戴胄一生所住为旧房，死后无祭祀之所；魏徵家无正堂，死后以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以至于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感叹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不仅如此，过好“紧日子”还成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中理财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管子》一书中的理财思想是：“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荀子·天论》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汉初贾谊的《论积贮疏》中也指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唐代著名理财家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中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宋代辛弃疾在《九议》中指出：“富国之术，不在乎聚敛而在惜费。”

“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经济文化比较繁荣，另一方面对外关系一直表现得较为软弱。然而，有一点不容置疑，宋朝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崇尚节俭，并且生活上使过“紧日子”制度化。

宋代多数皇帝似乎骨子里有一种节俭的天性，有着节俭国用、不敢奢侈的传统。赵匡胤出身于军人家庭，从小家教较严，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甫一建国就开始带头过起了“紧日子”，宫室内一切从简，“皆尚质素”，窗帘用廉价的青布，平日衣服和一般的小吏没有多大差别，宫女太监也只有300余名，后来觉得浪费，又遣散出宫50余人。

宋初不仅对官员的服饰有严格规定，而且皇室对子女也不例外。有一次，永庆公主回宫省亲，赵匡胤发现女儿身上的衣服非常华美，一面绣有贴花，一面镶了翠羽，光鲜靓丽。他很不高兴，对女儿说：“你把这件衣服脱下来，以后也不要再穿这样华丽的衣服了。”永庆公主很不理解，噘着嘴巴说：“我是公主，为什么不能穿？”赵匡胤严肃地说：“正因为你是公主，才不能这么穿。你穿得如此华丽，别人看见了，就会争相效仿。战国时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结果全国上下都跟着学，搞得紫布贵了无数倍。你知道这件衣服要花多少钱吗？如果别人也跟着你学，翠羽就会涨价，大量的翠鸟都会被猎杀。你生在富贵之家，千万不可给这样的坏风气开头。”

在赵匡胤的影响下，此后历代皇帝都将过“紧日子”制度化。宋太宗设立内库以减轻民赋，并声明“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宋哲宗下诏裁减国用：“邦赋之入，盖有常制，若不裁减浮费，量入为出，深虑有误国用大计。”令户相度裁减，条析以闻。宋高宗依样画瓢：“朕以纪纲坏乱之余，悼师旅凋残之极，国用窘而费广，兵力弱而民疲，苟可救时，安避改作。命内外佳人、省台寺监职事官、监司守令、寄居曾任郡守郎官以上，于半月内各述所职及己见的确利害，凡可以省费裕国、强兵息民者，条具以闻。”宋神宗即位后，要求“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以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并叫司马光、腾甫等人商讨裁减国用制度。

宋代的节俭国用形成了制度，其宫廷开销、祭祀支出、赏赐大臣等方面都要求节俭。宋朝的宫廷宴会，据宋史记载，分几个级别，但并不奢侈。头二盏酒是没有菜肴的，第三盏时才提供下酒菜：肉、咸鼓、爆肉、双下驼峰角子、索粉等。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集英殿宴请金国使节的九盏菜肴点心分别是肉、咸鼓、爆肉、双下角子、莲花肉、没饼、骨头、白肉胡饼等，用料很普通。

特别是宋仁宗，其节俭比起其祖更甚，宋代很多笔记留下了具体的事例，读之不得不服。《曲洧旧闻》记载：“仁宗俭德，殆本于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当未明求衣之时，嫔御私易新衣以进，闻其声辄推去之。遇浣濯，随破随补，将遍犹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为笑，不恤也。当时不唯化行六宫，凡命妇入见，皆以盛饰为耻，风动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俭之诏屡挂墙壁，而汰侈不少衰，盖有间也。”

宋人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记载了两件小事，其一是：宋仁宗早朝，面色有些憔悴，大臣问：“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仁宗说：“偶不快。”大臣疑之，以为皇帝昨夜操劳过度了，便“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仁宗笑道：“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说：“何谓也？”仁宗说：“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说：“何不令供之？”仁宗说：“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

另一记载道：“仁宗尝与宫人博，才出钱千，既输却，即提其半走，宫人皆笑曰：‘官家太穷相，又惜不肯尽输。’仁宗曰：‘汝知此钱为谁钱也？此非我钱，乃百姓钱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钱。’”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则载有一事：仁宗“好食糟淮白鱼”，但淮白鱼乃江南特产，开封未见，而依宋朝祖宗旧制，皇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所以皇帝一直“无从可致”。后来，皇后只好问吕夷简的夫人：“相公家在寿州，当有糟淮白鱼吧？”吕夫人回家后给皇后进献了两筐鱼。

不唯仁宗，其他皇帝也大致不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宋高宗吃饭时，习惯多备一副公筷，因为“高宗在德寿，每进膳，必置匙箸两副。食前多品，择其欲食者以别箸取置一器，食之必尽。饭则以别匙减而后食，吴后尝问其故，曰：‘吾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有了公筷，自己吃不完的，可以赏给宫人吃，是对宫人的一种尊重。

南宋隆兴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间，宋孝宗在后殿内阁宴请经筵官胡铨，这次饭局被胡铨记入《经筵玉音问答》中。胡铨说，席上有一道胡椒醋子鱼，宋孝宗告诉他：“子鱼甚佳，朕每日调和一尾，可以吃两日饭。盖此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数日无馁腐之患。”一条鱼吃两天，孝宗的饮食算俭朴了吧。胡铨听后颇为感动，说：“陛下贵极天子，而节俭如此，真尧舜再生。”孝宗又说：“向侍太上时，见太上吃饭，不过吃得一二百钱物。朕于此时固已有节俭之志矣。”

即使如此，宋朝的大臣仍然不断进谏，向皇帝敲警钟。如苏轼进《策别》：“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己，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曾巩上《议经费》：“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勇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提出帝王应该“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耻珠玉之玩”，“少度僧尼，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也”。有了这样的君臣，宋朝政府的“紧日子”过得很有滋味。

到宋徽宗时，这一传统被打破，朝廷大肆征召花石纲，从浙江等地运往开封供观赏的花木和石头，光运费就耗资巨大：“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其结果呢，不仅出现秦桧等生活奢侈的权相，很快又迎来“靖康之耻”。

“从来简俭是家风”

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历史上有很多有识之士都以节俭为荣，以奢侈为耻。他们认识到俭有四利，可以养德、养寿、养神、养气（《鹤林玉露》）。至于具体到家庭，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古代中国家庭更是有着一股久远的过“紧日子”的传统。但凡一个稍有传承的家族或家庭，其家长都明白，持家以俭才能绵延长久，他们不但奉行节俭修身养性以延年益寿的信条，还警惕奢是罪恶的源头，是败家的征兆。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俭与奢直接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官员之家尤其如此。

《史记·鲁世家》载，春秋时期鲁国正卿季文子，出身于三世为相的贵族家庭，掌管国政和兵权30多年，辅佐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君主，可谓位高权重，他一生忠贞守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孟献子的儿子仲孙见他如此节俭，颇为不屑地说：“你身为国家重臣，代表国家形象，却如此寒酸、吝啬，你不怕朝中文武百官笑话吗？实在有损国家形象，影响国家声誉。您何不变一变？于己于民于国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季文子听后淡然一笑，回答道：“我当然也想穿华服、骑良马，可是，我看到老百姓吃粗粮穿破衣的还很多，有的甚至还在挨饿，我不能看着全国百姓衣衫褴褛，粗茶淡饭，而让自己和家人衣着华美，终日酒山肉海，这样做于心不安啊。况且，我只听说国家形象和荣誉是通过臣民的高尚品德和文明举止表现出来的，从没听说过炫富示奢、大讲排场能给国家增光添彩！”孟献子听说这事后，非常生气，将儿子仲孙幽禁了七天以示惩戒。

宋代是官员俸禄最为优厚的朝代，也是冗官现象最为突出的时期，但整体上，宋代士大夫却有一种节俭的风尚和传统。

司马光在洛阳专心编《资治通鉴》十五年，其间，他与文彦博、范纯仁等同道，相约组成“耆英会”“真率会”，每日往来，不过脱粟一饭、清酒数行。相互唱和，亦以俭朴为荣。文彦博有诗曰：“啜菽尽甘颜子陋，食鲜不愧范郎贫。”范纯仁和之曰：“盍簪既屡宜从简，为具虽疏不愧贫。”司马光又和道：“随家所有自可乐，为具更微谁笑贫？”寥寥数语，充分表达了他们兴俭救弊的大志。司马光讲学期间，同样力行节俭，不求奢靡。“公每五日作一暖讲，一杯、一饭、一面、一肉、一菜而已。”（《懒真子》卷第十）回故乡山西夏县祭扫祖坟时，父老乡亲前来迎候献礼，用瓦盆盛粟米饭，瓦罐盛菜羹，他“享之如太牢”。

自称“先生年来穷到骨”的苏轼，特作《节饮食说》：“东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招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日省费以养财。”他告诉家人，从今以后，每顿饭只饮一杯酒，吃一荤菜。若有贵客来访，盛宴招待，也不过三荤，只能少不能多。若是别人请客，也先告诉人家，不要超标。若人家不答应，就干脆不去。他认为这样做好处有三：一可安分养福气，二可宽胃养神气，三可省钱养财气。《鹤林玉露》中记载，苏轼谪居期间，每天用钱不超过一百五十文，每月初一，取钱四千五百文，分装为三十串，挂于屋梁上，早晨用画叉挑一串，藏在钱袋里出门去。给李公择写信中还指出：口腹之欲无穷，平时注意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

苏轼过紧日子，还上升为蔬食养生的理论。他做官做到哪里，就挖野菜挖到哪里。在《菜羹赋并叙》中叙写自己的生活：“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具而可常享。”他在《宋乔全寄贺君》一诗中写道：“狂吟醉舞知无益，粟饭藜羹问养神”，以自己的经验劝别人不要醉生梦死，而要粗茶淡饭以养生。

陆游同样以过“紧日子”为乐，对饮食讲求“粗足”，力求清淡。他主张多吃蔬菜，荤菜尽可能少。这样做的目的，“不为休官须惜费”，而是为了培育良好的家风，“从来简俭是家风”。粗茶淡饭，心中坦然，“但使胸中无愧怍，一餐美敌紫驼峰”。

历代名臣巨宦中不少人留下了家训，大都以伦理道德为主体，以勤俭持家为根本，彰显了辩证的节俭观。如张载就把“戒好鲜衣美食”“戒滥饮狂歌”列为家训“十戒”之中；陆游希望把俭朴家风传之后世，在《放翁家训》中告诫子孙：“上古教民食禽兽，不惟去民害，亦是五谷未如今之多，故以补粮食所不及耳。若穷口腹之欲，每食必丹刀儿，残余之物，犹足饱数人，方盛暑时，未及下箸，多已腐臭，吾甚伤之。今欲除羊彘鸡鹅之类，人畜以食者，姑以供庖，其余川泳云飞之物，一切禁断，庶几少安吾心。凡饮食但当取饱，若稍令精洁，以奉宾燕，犹之可也。彼多珍异夸眩世俗者，此童心儿态，切不可为其所移，戒之戒之！”晚清名臣曾国藩以善治家著称，不仅自己过“紧日子”，一餐只吃一荤，一件衣服穿三十年，而且其家训就倡导过“紧日子”，“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梁启超等大批近代人物都是如此。因而，会过“紧日子”的人基本上与廉洁可以画等号。至于历史上那些世家大族如浙江门、山西王家大院、福建永定客家人、湖南张谷英村等几乎家家都是过“紧日子”的好手，他们明白，要想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唯一的办法就是过好“紧日子”了。

“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

历史表明，千百年来，过“紧日子”的传统无关穷与富，到了困难时期，过“紧日子”更是化解困难的良法。从井冈山到延安时期，的红色基因里面就有“勒紧裤腰带”的传统，、朱德等领导人带头过“紧日子”。常穿打着大补丁的裤子，盖三斤半的旧棉被，晚上睡觉用禾草做枕头；“要想着国家，能节约一点就节约一点”的朱德，人称“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抗战中，根据地一直是以过“紧日子”挺过来的，1943年《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有五点，处处针对过好“紧日子”：（一）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二）除保证给养外，其他经费，概须力行节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停止建筑；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实行粮票制，免去双重粮的浪费；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不追加预算，并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三）集中力量于急要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管理和监督，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四）爱惜民力，节制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力，一匹民畜；（五）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朱德曾写诗道：“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党和国家多次遇到困难时期，每一次都度过来了，而勤俭建国、过紧日子的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

“画栋不久栖，雕梁有坏期；膏粱不久吃，珍馐有断时。”居安思危，新时代同样需要发扬古人过好“紧日子”的传统。（刘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