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钱的历史名人(姓钱的历史名人简介)

徐海东借三千块钱给中央，传为佳话，此人借钱更多，却鲜为人知！

贺龙：抗战时期对中央的经济援助抗战时期，中央红军和八路军在陕北和山西抗战，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然而，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贺龙作为八路军120师的师长，毫不犹豫地向中央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一行动展现了贺龙对党的忠诚和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1935年冬，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全军上下连过冬的棉衣都没有，经济十分困难。在这个关键时刻，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将仅有的三千块大洋奉献给了中央。这一举动传为佳话，甚至有人说，徐海东之后被授予大将，与他的慷慨相助有所关系。贺龙在抗战时期也曾倾囊相助中央。

掀起“”高潮，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贺龙作为八路军120师的师长，亲自担任晋西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的经济工作。为了解决金融问题，贺龙采取了多种办法，然而效果不佳。1940年1月，贺龙决定派遣陈希云和范子瑜到敌占区去筹款。然而，他们的努力只取得了甚微的成果。于是，贺龙派范子瑜前往大青山地区筹集物资，并将筹集到的物资卖到敌占区和国统区，换取急需的资金。范子瑜第一次上大青山就筹措了一批物资，将其变卖后带回了三四十万块银元。

由于延安经济极为困难，军委参谋长和后勤部长叶季壮分别向贺龙发电报，请求帮助。贺龙决定将范子瑜和陈希云带来的钱的三分之二送往延安。陈希云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部队过冬尚未解决棉衣问题，没有足够的资金应对紧急需求。然而，贺龙问他们是需要头还是需要身子，强调支持、支持延安是义不容辞的任务。最终，陈希云和范子瑜连夜派人将钱送往延安，解了中央的燃眉之急。此后，范子瑜又两次上大青山，每次带钱回来后，贺龙都将钱送往延安。而在抗战期间，贺龙给中央送钱的数额远远超过了其他人，达到了三十多万。

然而，具体数字无法统计。这一点在史书上记载不多，鲜为人知。直到几十年后，提及此事时，感叹地说：“对贺老总，主席有一句评价：‘对党忠诚’，从此事来看完全没错儿。”贺龙在抗战时期对中央的经济援助展现了他的忠诚和坚定信念。在困难时刻，贺龙始终坚持支持，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行动也激励着后来的军人，体现了军队对党的忠诚和担当精神。贺龙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即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我们应该坚定信念，支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否能够像贺龙一样坚守信念，为实现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老

今日话题：钱学森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如何？有网友回答称，钱老所开创的超高速风洞技术至今仍是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重要基础，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因此，我国的歼-20和东风系列导弹都得益于此项技术的支持。

钱学森提出的钱学森弹道理论，为我国的导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今，东风快递仍是世界上最具威慑力的导弹之一，令其他国家望而生畏。钱老在1992年曾向国务院建议发展新能源汽车，30年后，我国的比亚迪等企业已经成功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

许多人称赞马斯克的可回收火箭技术，但实际上，钱老在1962年的《星际航行概论》中就已经提出了火箭回收技术的路线图。钱老不仅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他还参与了我国的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火箭等国防科技领域，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

如果说每个领域的领军人物都是将才，那钱老就是帅才。钱老提出的理论体系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我国的发展提供重要指导。这就是为什么钱老被称为战略科学家的原因。

我国传承千年贵族——江南钱氏家族，现代名人辈出

原创 青城历史聊斋 青城历史聊斋 发表于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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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一位伟人与世长辞，他就是钱学森。

这位“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和“两弹一星”元勋，成就影响了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更为可贵的则是他那颗拳拳报国之心。

钱学森的学识与品格，也与他的家族不无关系。事实上，由古至今，钱氏家族人才辈出，群星璀璨。

钱家的千年辉煌，并不在独特的生财之道，也不在一纸家训传久远。而在于钱家子孙世代传承的精神骨气——不拘小利，但求利国利民的大家风范；不谋一家，愿为万世开太平的浩然正气！

传承千年的江南钱氏家族，出了多位两院院士：

钱钟韩，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热物理和自动化专家(钱钟书堂弟)

钱临照，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物理学家、教育家。

钱令希，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工程力学家，

钱逸泰，中国计算力学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的先驱。

钱保功，中国科学院院士，从事催化和固体化学研究。

钱易，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钱穆长女)

钱鸣高，著名采矿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

孟子曾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对于江南钱氏家族而言，这话似乎并不灵验。相反，钱氏家族创造了绵延千年、兴而不衰的奇迹——

世代人才辈出，家族群星璀璨。

“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钱镠生在唐朝末年，在群雄割据的时代，依靠战功，获得中央信任。他拥兵两浙，却未恃宠而骄，而是告诫子孙“永不称帝”。

公元902年，唐朝册封钱镠为越王。5年后，朱温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梁，并册封钱镠为吴越王。这时，手下部将纷纷建议钱镠拒绝封号，出兵讨伐朱温。

钱镠拒绝出兵，在部将面前折箭为誓，保证世代归顺中原，不搞，让百姓免受战乱之苦。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和他的后继者，没有参与各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的战争，而是以“保境安民，发展农商”为基本国策，留心地方治理，着力发展经济，在中国最的历史阶段中创造了一个奇迹——

中原地区群雄纷争，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吴越国却迎来了最好的和平发展时期，江南人民安居乐业，从不受战争影响。

当时，吴越国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财富。以此为起点，长三角地区崛起为中国近千年来最富裕的地区，影响至今。

公元932年，钱镠临终前，告诫儿子钱元瓘说，钱氏子孙要好好守住吴越，忠心侍奉中原王朝，即便是改朝换代，也不能失礼。

不仅如此，钱镠生前常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他屡次教诫子孙，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

这样，吴越国历经三代五王，到钱镠之孙钱弘俶在位时，大宋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很明显。钱弘俶审时度势，遵从祖训，以天下苍生为念，决定纳土归宋。

公元978年，钱弘俶自绑双手入京，将所辖土地、民众悉数献给大宋。大宋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吴越国纳入版图，实现统一。

对此，苏轼曾高度评价钱氏家族治理吴越国的成绩，说“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钱弘俶自愿纳土归宋，也为钱氏家族在宋代赢得了相当的“政治待遇”。钱氏名列百家姓第二，就是这种待遇的具体表现。

更为难得的是，历史车轮滚滚，中国多少皇室贵胄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而以钱镠为始祖的吴越钱氏家族，却能传承千年，长盛不衰，尤其是在近现代以后，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超一流的人才，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家族之一。

历史学家熊月之认为：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往往采取革命的手段，以颠覆性的、非延续性的方式，直接把原来的朝代推翻，因此，皇室集团的人往往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其家族积累的资源一般就此中断，无以为继。比如清朝推翻明朝以后，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朱氏家族就不可能成为社会显赫的一支了。这就是中国传统为什么很少有大的家族代代相传，即古话所谓的“千年土地八百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因为这个客观存在的政治原因，中国历史上不少家族都存在中断现象。

钱氏家族是鲜有的例外，原因之一恰恰在于钱弘俶在改朝换代之际采取了纳土归宋的方式，以统一换取和平。作为回馈，赵宋则采取了保护钱氏家族延续性的措施。

这让钱氏家族在最危险的关头，挺了过来。

另一个原因则是，钱镠做吴越王的时候，把他的33个儿子分派到吴越各地进行统治。他们的子孙成为当地最有实力的家族，随后散处各地，发展成为很大的宗族力量。

钱氏家族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个区域在唐代以后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盛的地方，近代以后则是中国最早接触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

毫无疑问，这个区位环境对于钱氏家族的兴盛，有如大海之于大鱼。

据统计，整个宋代，钱氏家族中，有320多人得中进士。这些钱氏精英虽然在政治上未曾扮演过轰轰烈烈的角色，但他们在学术、文化、医学等领域成果斐然，出现了钱藻、钱惟演等一批名家。

从宋代起，钱氏家族借助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地方第一家族的积累，实现了从政治家族向文化家族的成功转型。

北宋中后期以后，人们膜拜钱氏家族，已经不是因为其当初纳土归宋的义举，而是因为这个家族人才辈出，崛起成为一个显赫的文化世家。

宋人王明清对钱氏家族推崇备至，说：“富贵文物三百年相续，前代所未见也。”

钱氏后人并不以曾经的显贵身份为豪，反而更加注重家族中文采风流的传承。这种文化内核，像血液一样被传承、积淀、浸染，泽被后世。

近代以后，钱氏家族迎来人才大爆炸时代。这个绵延千年的家族，进入前所未有的人才收获期。

特别是在科技和文史两个领域，钱氏家族的人才之盛，放眼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家族能出其右。

以“科技三钱”为代表：“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出自杭州钱氏，“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出自无锡钱氏，“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出自湖州钱氏。

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祖籍杭州，是钱学森的堂侄。因为家里有一群工程师，钱永健自称为“分子工程师”。对于自己的职业，他说：“我注定了要继承家族的血统，似乎生来就要做这样的工作，走这样的道路。”

此外，钱氏家族走出多名两院院士，被认为是出院士最多的家族。

在文史领域，钱氏家族在近现代则走出了钱玄同、钱穆、钱基博、钱钟书、钱仲联等大师级人物。

民间流传一句话，高度概括了近代以来江南钱氏家族人才井喷的情况：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据称，当代国内外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有100多位，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此，无锡钱氏后人钱志仁曾表示无法核实这一数据，但他说，无锡钱家确实出了10位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穆侄子）、钱钟韩（钱钟书堂弟）、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以及江阴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穆长女）、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钱俊瑞。

更令人惊奇的是，钱氏家族走出了很多“父子档”精英，比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钱易父子（女），钱均夫、钱学森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等等。

小家庭内部的人才承续如此自然，人才密度如此之高，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钱氏这个大家族长盛不衰，除了时代与区域的因素，肯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答案其实在钱氏家族的始祖和精神偶像那里，早就写好了。

钱镠在位时，曾作八训，用于教诲子孙后代，后来进一步扩充为遗训，作为钱氏子孙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且严令子孙必须恪守，不得违背：

“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

千百年来，钱镠家训成为钱氏子孙后代行动的准绳。钱氏家族千年不散、人才辈出的文化密码，就藏在一部《钱氏家训》里面。

家训塑造家风，而良好的家风是钱氏家族兴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我们今天也在热议家风，懂得良好家风对于子女成才的重要性，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说和做的关系：在家庭内部推一个能说的当新闻发言人，对着稿子念我们家有多高尚，尽量用上一些好词、大词，提几点希望，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了。

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钱氏家训是根据这个家族的始祖的所作所为，逐步提炼和完善而成，进而作为整个家族行为规范的指导，反过来影响和重塑家族的历史。

也就是说，钱氏家训是人家已经做出来的事实，不是提出来的希望。

家训，落实了才叫家风，写在纸上、停在嘴上，只能叫“家封”，封起来落灰尘而已。

钱氏家训仅600多字，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节。

我们来看看钱氏家训具体如何塑造了这个一流家族的家风历史。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这句话出自钱氏家训的国家篇，很明显，这是教导家族之人要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汲汲于个人私利。

当初钱镠不参与乱世中的争权夺利，不参与扩大领土之争，作为一方雄主，却遏制住自己及后继者称帝的欲望，其实就是不谋一身之利、只谋天下之利的具体实践。到了钱弘俶主动纳土归宋，亦是出于同样考虑：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名位，与天下百姓的安危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江南人迄今感念钱王的恩德，不是没有原因的。

近代以后，仍能看到钱氏族人将这条家训贯彻得十分到位。“科技三钱”的爱国举动，以及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就是最好的注脚。

钱三强和妻子何泽慧，1946年在法国结婚后，一起研究原子核裂变。他们发表的论文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当时很多媒体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然而，当所有人都认定钱三强夫妇将会留在欧洲搞研究，向诺贝尔奖发起冲击的时候，他们却毅然决定回国。

钱三强后来解释了他们回国的动因，令人动容。他说：

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1948年6月，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

同样的选择，几年后在钱学森身上重演。当他决定回国而遭到美国软禁和威胁时，时时以“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表明心迹，历经艰险，义无反顾，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说过，父亲从不会对他讲“你长大要爱国、要报效社会”这类话，但是却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要热爱这个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他不但把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科研事业，而且大额奖金基本都捐了出去，支持国家的科研教育事业。耳濡目染，钱氏子孙都知道如何对待获奖，如何看待名利。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这条家训表明钱氏家族重教育的传统，是历代钱氏族人英才辈出的重要保障。

当被问到“钱家为什么能出这么多名人”时，钱伟长曾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们钱家人喜欢读书，书读多了容易当官，当官的容易出名。”

事实上，爱读书是真，出官员是假，钱家最出人才的领域是文史、科技大师，而不是大官。这得益于钱家的家学渊源，使得家庭教育在每个人成才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国学大师钱基博曾自述，他5岁就跟着长兄钱基成读书，9岁时，已学完《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等经典，而且都能背诵。10岁起，跟着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唐宋八家文选。13岁起，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遍。

试问，这样扎实的家庭教育和基本功，如今有几人能及？

钱基博的儿子钱钟书，童年所受的教育路径基本也是如此。以至于钱家的长辈一度反对将孩子们送去学校，说他们的家庭教育水准已经远超正规学校水平。

钱家子弟，勤读成风。

杨绛在《我们仨》里提过，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很贫困，家里没书可读了，钱钟书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一本新华辞典读了起来。杨绛觉得这也就随便翻翻，没想到钱钟书这一看，就是长达半年多的时间。

在《干校六记》里，杨绛还提到过一个细节，他们老两口走到一个窝棚边上的时候，杨绛问钱钟书，就给咱俩这么一个窝棚住行不行？钱钟书想了想说，没有书。

钱伟长的父亲去世得早，很多乡邻劝钱伟长的母亲，叫儿子早点去做手工，赚钱来补贴家用。但她十分坚定地说：“我就是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书，因为我们钱家的家风和古训是这么要求的，我一定要为我们钱家留下几颗读书的种子。”

曾国藩在谈及对家族未来的希望时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仪之旗帜也。”

钱氏家族的成功，正是源于此——代代有读书种子！

其实，钱氏家族中的贫困子弟，也从不用担心想读书而无书可读。因为从宋始，钱氏家族就形成了族内相互扶携、相互帮助的风气。

这也与钱氏家训的训诫有关，家训中明确要求：

“家富提携宗族，岁饥赈济亲朋。”

为了让族中的贫困子弟有书可读，各地的钱家族人均设立了义田、义庄、祭田，并明文规定其中一部分田产或盈利必须作为教育经费。这种早期的“教育基金”模式，保证了钱氏子孙无论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无锡七房桥的“怀海义庄”就是一个典范，钱穆和侄子钱伟长都是在义庄资助下才得以上学的。

等到钱伟长升入初中，钱穆已担任中小学老师，他秉承祖训，接过抚养、教育钱伟长的重任，包揽了钱伟长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读书费用，以及人生教导责任。

对此，钱伟长晚年在《八十自述》中说，“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

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个家族的厉害，还要看到厉害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有传统家风和制度设计的支撑。

古语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作为曾经雄霸一方的王族，钱氏家族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深宅大院，也未曾留下万贯家财，而是留下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以及修身自重的道德规范。

前面说到钱氏家族之所以经历千年而不衰，和其家训有关，还有一条原因也很关键，则是来源于一条择偶标准。

据记载，钱氏家族中一直流传这样一条择偶标准，那就是“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钱氏家族的子孙在挑选配偶的时候，不要以对方的金钱实力为考量，而重点要看对方的品性，看其是否贤惠和有才能。

和如今的富豪家族不同，现在的名门首先考虑是否门当户对，而他们的择偶标准，大多和财政和经济实力挂钩。所以，当下会经常看到富家公子和名门千金结婚的花边新闻。然而，对于钱氏家族来说，女方的品性和贤能才是最重要的，这里的“淑女”不是指名媛，而是指品德和才能方面出众的女子。

这就难怪为什么钱氏家族的媳妇全都是佼佼者了，比如蒋英、杨绛和何泽慧。

蒋英是钱学森的妻子，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父亲是蒋百里，从小生活在一个军人家庭的蒋英在音乐方面极具天赋。她早年在德国留学，归来之后和钱学森结婚，两人结婚以后感情十分深厚，生出来的子女也很优秀。

值得一提的是，蒋英的表弟是小说家金庸。可见，名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影响的。

说到杨绛，想必没有几个人不了解的，她不仅在文学方面造诣极深，而且对于丈夫钱钟书的帮助也是毋庸置疑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如果不是杨绛陪同丈夫钱钟书一起渡过，又怎么会有钱钟书今日的成就呢？

另一个杰出的媳妇是何泽慧，她是钱三强的夫人，也是出生名门，在读书期间不仅成绩优异，而且曾发现铀核“三”，简直就是中国版的居里夫人。可想而知，钱三强在科研方面的成就，焉知不是其夫人背后的功劳呢？

从钱氏家族独特的择偶标准，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家族兴衰的关键因素，和其家族文化是分不开的，但是其独特的择偶标准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钱家的千年辉煌，并不在独特的生财之道，也不在一纸家训传久远。

而在于钱家子孙世代传承的精神骨气——

不拘小利，但求利国利民的大家风范；不谋一家，愿为万世开太平的浩然正气！